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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论文范文

中美贸易论文

中美贸易论文范文第1篇

1.引力模型的构建在运用贸易引力模型的研究中,庄丽娟、姜元武和刘娜(2007)在分析影响广东农产品出口的因素时考虑了人均GDP、距离以及区域贸易制度安排等,将引力模型做了进一步扩展。鉴于此,本文也构建了引力模型扩展式,将人均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国家经济规模和碳排放值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到引力模型中,得到以下的计量模型。其中,lnEXPijt表示国家i对国家j在第t时期的农产品出口额的自然对数值;α1为常数项,βn(n=1,2…6)表示未知的回归参数;εij随机误差项假设等于0;lnGDPit和lnGDPjt分别表示国家i和国家j在第t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值;lnSAGijt表示国家i和国家j在第t时期的人均收入差值的绝对值的自然对数值;lnDij表示国家i与国家j之间的距离的自然对数值;SGMijt表示国家i和国家j在第t时期的经济规模的相对差异;lnCit则表示国家i在t时期的碳排放量的对数值。

2.数据来源说明与处理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3》、UN-COMTRADE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数据库等,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本文研究的目的,本文的数据年限为1994—2012年。①农产品出口贸易额———EXP。在本文中,农产品出口贸易额包括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额、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额以及中美农产品出口总额,单位为亿美元。由于碳排放对初级农产品的影响最大,所以本文研究的农产品主要为HS海关编码商品分类中的第一类活动物、动物产品和第二类植物产品。②国内生产总值———GDP。由于出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产品潜在的供给能力,进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产品潜在的需求。本文假定出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越大,供给能力越强,出口值就越大;进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越大,需求能力越强,进口值就越大。本文采用的是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单位为亿美元。③人均收入差值的绝对值———SAG。SAG表示两国之间人均收入差值的绝对值,反映出两国要素禀赋之间的差异。SAG值越大,表示两国间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越大,因此两国之间更倾向于产业间贸易;SAG值越小,表示两国间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越小,因此两国之间更倾向于产业内贸易。本文SAG的单位用美元表示。④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D。本文假定贸易双方之间的地理距离越大,贸易成本就越大,贸易量就会越小;反之,地理距离越小,贸易成本就越小,贸易量就越大。本文用中国北京到美国华盛顿的直线距离表示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单位为公里,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所以距离D将不出现在模型里面。其中,C表示碳排放量,单位为万吨;Si表示能源i的消耗量,单位为万吨标准煤;Fi表示单位能源i的消耗所产生的碳排放量,该数据参考林伯强和刘希颖(2007)对原油、原煤、天然气每单位消耗量产生的碳排放量的计算,三者的数据分别为0.5854万吨碳/万吨标准煤、0.7476万吨碳/万吨标准煤和0.4479万吨碳/万吨标准煤。

二、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构建了三个引力模型分别为影响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的引力模型、影响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引力模型和影响中美两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引力模型,采用了1994-2012年的年度数据,进行OLS回归分析。

1.引力模型的实证结果模型1———影响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的引力模型。模型2———影响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引力模型:模型3———影响中美农产品贸易出口总额的引力模型:通过检验排除存在单位根和异方差,实证结果见表:从表中可以看出,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都是显著的,拟合优度都超过了0.97,能较好的解释因变量的变化,D-W检验的结果都非常接近2,模型不存在自相关现象。

中美贸易论文范文第2篇

(一)贸易摩擦是中国崛起的伴生现象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都有了大幅度提高,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仅206亿美元,居世界第32位。35年间,中国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6.4%,几乎每4年翻一番。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取代稳坐60多年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交椅的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国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亚太地区的经济格局,而且在国际经济上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2006年美国是127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是7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仅仅5年之后,两国的地位就互换了,中国成为124个国家的最重要贸易伙伴,而美国的数字减少至76个。2014年前9个月,中国对海外投资额同比增长了22%。投资分布从非洲到拉丁美洲、从美洲到欧洲。2014年全年,中国对海外的直接投资将首次超过外国对中国的投入。中国将在国外拥有大量股本,成为美国越来越强劲的竞争对手,对美国产生了无形的压力。因此,美国采取多种手段延缓中国崛起的步伐。加之,美国当前正处于金融危机之后制造业回归和再工业化的关键时期,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者认为对华巨额贸易逆差是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乏力乃至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重要原因,所以对华实行贸易救济调查等的贸易保护愈演愈烈。据统计,在中国2001年入世之后,美国已经15次把中国告上世贸组织,是该组织其他成员起诉中国次数的两倍还多。在2014年年初仅44天中,美国平均每4天发起一场对华的贸易调查或争端。

(二)中美贸易持续增长,依赖加深中国在过去35年能实现令世界瞩目的迅猛增长,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美国大量进口中国产品。中美两国互为主要贸易伙伴,1981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仅为50亿美元。2013年,中美双边贸易额5590亿美元。在21世纪以来的13年中,中美贸易年均增长17.6%。即使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加剧的情况下,中美贸易也不减反增,中国已经连续10余年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国际贸易增长乏力的情况下,美国对华出口仍增长迅速,这为其创造出许多就业岗位,对降低失业率和经济复苏有着重要意义。

二、中美贸易摩擦成常态,合作互利是主旋律

(一)中国与美国差距依然巨大,美国在世界的优势地位将继续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预测,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14年的GDP将达17.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7.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2019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20%。但是,按人均计算,中美差距仍很大。按IMF数据,假设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人均GDP(购买力平价法)年均增长速度是6%,美国是3%,中国要赶上美国还需52年。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已经持续了一百三十多年,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的产值占世界的份额一直在1/4左右。虽然受经济危机冲击,美国经济增长乏力,但仍居世界强势地位,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软实力、世界一流的科研创新能力,无以伦比。

(二)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存在,呈常态化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上地位的不断强大,以及中美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从维持自身全球霸主地位和全球战略考虑,都将在各个领域打压中国,阻碍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间的贸易摩擦将只会增而不会减,而且必将长期存在。纵观历史发展,经贸关系密切的国家产生摩擦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美欧之间、美日之间等都曾有过贸易摩擦的经历。

(三)与中国合作是解决美国经济脆弱问题的出路欧盟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是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与美国一直有良好的经济关系。但是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使欧盟经历了宏观经济的严冬,失业率一直高企,正处于6年来第三次衰退的边缘,走向停滞和通缩。奥巴马政府为复苏美国经济,提出大力振兴国内制造业,推动出口大幅度增长的再工业化战略,美国产品的出口只能倚重中国正在迅速扩大的市场和强大的购买力。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2013年美国对华出口比2012年增长10.15%,美国对欧盟出口比2012年减少1.22%。“中国需求”能为美国经济和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能实现经济繁荣,创造众多就业岗位,增加收入。中国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需要美国大量的服务产品、高技术、人才和经验,是美国的重要机遇。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3年美国对中国出口1220.2亿美元,增长10.4%,占美国出口总额的7.7%,提升0.6个百分点;美国自中国进口4404.3亿美元,增长3.5%,占美国进口总额的19.4%,提升0.7个百分点。从投资领域看,截至2013年底,中美双向投资累计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美国企业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达到10年来的最高水平,英特尔、百胜餐饮集团等37家标准普尔500指数成份股公司约18%的营业收入来自中国。中国始终稳居美国最大债权国地位,持有美国国债约1.3万亿美元。中国是支持美国经济稳定的重要力量。

三、理性处理贸易摩擦,促进中美贸易持续发展

中美贸易论文范文第3篇

为了方便进行货物的买卖,很多美国人在广州建立洋行,替到中国的美商购销货物,从中收取佣金,佣金率一般为百分之七左右。于是在广州、澳门的洋行逐渐增多。1818年,剌素洋行(SamuelRus-sellandCo.)在广州成立,这家洋行是旗昌洋行的前身,许多的股东与当时美国在广州的最大行柏金斯行交情甚好。剌素洋行得到最有声望的保商潘长耀的担保,同时也与怡和行行商伍秉鉴(Houqua,浩官)、天宝行行商梁经国(Kingqua,经官)、西成行行商黎光远(Pacqua,伯官)建立了贸易关系。1820年,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期,国内有多家企业与银行倒闭,对外商品流通也陷入停滞。贸易状况的恶化导致中美贸易额迅速下降,1819年尚有39艘美国商船来华,但到1820年减少到20艘。[4]3681820年中美贸易总额为555万元,仅是1819年的1/2。商业的萧条使对外贸易缺少足够的银元来采购商品,美国在华的机构也陷入经营的困境中。1824年,在普金斯洋行的帮助下,剌素洋行改组为旗昌洋行。与其他洋行不同,旗昌主要做业务,而没有自己的投资,这样既可以减少风险,又可以避免与委托人之间的竞争。新股东阿米顿(PhillipAmmidon)的加入,为旗昌注入了活力,阿米顿是布朗-艾弗斯公司(Brown&Ives)———普罗维登斯最大的对华贸易商行驻广州的商,他的加入,为旗昌带来了该公司在广州的所有业务。很快,旗昌的业务遍布世界各地。阿米顿还到印度积极招揽输入广州的印度棉布和鸦片的业务,鸦片很快成为旗昌洋行经营的主要商品,到1827年,旗昌已经成为美国在华最大的鸦片走私商。

如果说美国对华贸易有两家商行最引人注目,其一是旗昌洋行,其二就应该是普金斯洋行。这两家洋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旗昌洋行的发展离不开普金斯洋行。普金斯洋行于1792年创办于波士顿,创办者是詹姆斯•威尔科克(JamesWilcock)和托马斯•威尔科克(ThomasWilcock)兄弟,前者后来适逢时机,成为了美国驻广州第三任领事。1806年,普金斯洋行在广州设立分行,主要从事委托代办贸易。威尔科克的侄子约翰•顾盛从16岁就开始到广州在普金斯洋行工作,因精明能干,很快就打开了局面,成为该公司在中国的负责人。从普金斯洋行建立至与旗昌合并,普金斯一直是美国在广州的最大商,中美贸易有一半的业务是由普金斯洋行。在1828年顾盛返美之后,其外甥福布斯家族的汤姆士(ThomasForbes)受命管理普金斯洋行,但汤姆士在1829年溺死在澳门外海,留有遗书,希望将普金斯洋行的业务,交由旗昌掌理。1830年8月,顾盛提议以旗昌洋行为波士顿行号的单一行,并把普金斯并入旗昌,至此,美国在广州的两大最有影响的商行合二为一。之后,旗昌兼并了一些小的行号,成为美国在广州最大的机构,其实力堪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相抗衡。与经营鸦片而出名的旗昌洋行不同,奥利芬洋行因反对鸦片贸易而成为美国在华洋商行中鲜有的经营正当贸易的行号。1828年,做过船货管理员和人的奥利芬在托马斯•史密斯行的基础上组建了同名商行,这家行号逐渐发展成为仅次于旗昌洋行的商行。由于奥利芬在鸦片走私贸易中的坚定立场及对传教工作的支持,使他赢得了行商与本国传教士的尊重。除这三家美国商行外,旗昌洋行的股东之一奥古斯丁•赫尔德后来离开旗昌,另创办了一家以他名字命名的洋行,还有一家美商洋行就是卫特摩洋行。在美商进入广州几十年中,往来的商行几经更替,只有旗昌、奥利芬、赫尔德和卫特摩这几家行号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有些回国投资,比如旗昌行的合伙人之一约翰•默里•福布斯(JohnMur-rayForbes)在1845年撤出中国,回美国兴建中西部横贯铁路,也有的破产倒闭。

在中国开设洋行的商人,或者本人就很有钱财,或是资力雄厚的美国大商行的亲信代表。当时中国没有银行,交易常须一两年时间,因此需准备巨额资金,同时不仅在华外商与其在伦敦、利物浦、纽约、波士顿的往来商行之间,而且在与世界金融中心之间,都必须保持一种高度的信用关系。这样一来,只有有条件的人才能过得了这些关。在中国的美国商人必须是普通商界之上的一个特殊阶级,不仅大洋行的股东和经理如此,他们的助手也是精明强干的。早期来华的美国商人都是些年青人,平均年龄不过三十岁,一个四十岁的人就是老头了。然而在对华贸易的各个发展阶段中,他们都保持着年青人特有激情与怀揣希望的勇气。厄运从来吓不倒他们,他们很早就已经习惯商业盛衰所带来的挑战。对他们来说,这一季度的失败是下一季度赚钱的预兆,连续几年的倒霉使他们相信大利必将到来。他们的这种职业胸怀使他们在大进大出的大宗交易中充满了商业大王的气势。

二、美商与行商的关系

广州一口通商之时,也是行商制度最完善、中外贸易最繁荣之时。行商代表政府行使权利,却没有独立的行政权。行商往往具有双重身份,被称为“官商”,但“官”是象征性的,官位是花银子捐出来的,在政府中没有实际权利,仅代表政府管理贸易,而“商”则是外商在广州经管活动的管理者,国外商品进入中国必须要经过行商监督,缴纳关税后方能在中国销售,同样在中国采购商品也必须经由行商,行商统一采购后从中抽取一部分佣金,然后以行商的名义报关,这批商品就可以出口。既像官员一样的去参与管理,又像商人一样采办,并负责在清政府和商人之间的上通下达,这就使行商与政府、外商之间具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乾隆十九年(1754年),政府更令以后凡外船之船税、贡银、行商与通事之手续费、出口货税、朝廷搜罗之珍品等事,俱由行商一二人负责保证。非属行商团体内之买卖人等参与外国贸易之禁。”[5]91选择与行商的合作是外商在中国长久经营的最好选择。1784年,美商到达广州之时,正值广州行商独揽贸易之际。与行商交好可以保障在华的外商利益,因此聪明的美国商人与行商交往密切,特别是美国在华最大的旗昌洋行与怡和行伍家的关系。1939年入伙旗昌洋行的福布斯先生曾这样说:“行商是一个遵守信用的团体,在交易过程中遵守合约、忠实可靠,慷慨大方的……我从未在任何国家看到有如同在此地一般的诚信无欺之高度的商业道德。”[3]49多数美商与怡和商行的浩官做生意,怡和行的货价较高,但交货时货物的质量都能守信,怡和行在美国的信誉极佳,贴上该行的商标,在美国的售价一般都比其他同类的要高一些。

行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垄断了对外贸易经营权,这就使行商能富甲一方。“金银堆满十三行”就是用来描述十三行的繁荣。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怡和行伍秉鉴就以巨额的财富成为世界少有的富豪。他的投资遍布多个领域、多个国家,其影响力蜚声海外。伍浩官的出名不仅仅是因为他积累的财富,更得益于他的名声。他很愿意与广州口岸夷商中的新锐———美国商人以及港脚商人往来。在与外商的交往中,伍秉鉴非常注重信用,而且慷慨大方,他曾经亲手撕毁了一位美国商人欠他数万银元的借据。美国商人把他看成了行商中最可靠的人,尽管他生意太忙,收费较高,仍乐意同他交易,因为在时间和质量上都有保证。美国在广州的两大商号:普金斯洋行与旗昌洋行,皆与伍秉鉴有着密切的生意往来。而后者与伍家的关系特别亲密,因为它的建立是伍秉鉴一手促成,他给了美国的义子福布斯50万银元,帮助他成为旗昌洋行的合伙人,后来旗昌洋行成为美国最大的在华商,几乎可以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相抗衡。同时,他还投资于美国的铁路,通过福布斯的运作,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同时也使福布斯成为有名的铁路大王。权利与责任、义务是相一致的,行商在财富面前很难中饱私囊,政府对行商的管理制度及通过各种理由对行商的敲诈与勒索,足以让夹杂在中西方贸易之间的具有双重身份的行商腹背受敌而繁华尽去。而这些管理制度会传导到西方商人的身上,对后者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成为行商后就要充当外国商人的“保商”。“外船驶入广东时,凡入口货税及出口货税均须经行商之手,并须由行商保证,是为‘保商制度’。”[5]143旗昌行亨特记载:“洋船或其商如违犯通商章程,均由行商负责。官方认为行商能够并应当管理驻广州商馆的洋人与泊在黄埔的船只。行商有‘保证’他们守法的责任。因此,和每只洋船一样,每一外侨自登岸之时起,必须有其‘保护人’,于是行商便成为‘保商’了。我们的保商是(伍)浩官,当然他还担保了别人。由于这种关系,我们戏称他为我们的‘教父’。”行商要监督与管理外商的商业行为是否合法,如商船挟带了违规的商品或是船员寻衅滋事,行商都要受到牵连而被责罚、取消行商的头衔、弃军甚至有丢掉性命的危险。1728年,英联合公司(UnitedCom-pany)大班弋弗雷(dfrey)未经过总督批准,就与各商人进行自由贸易,之后总督将担保的行商召来,斥责行商办理洋务不善,将保商henqua禁锢。

1817年,美国一艘名为“沃巴什号”的货船停泊于澳门海面,几名中国人冒充买办来找船长,被允许上船后进行了突然袭击,五名美国水手被杀,船上的贵重物品被劫掠一空。事后,船长甘特将事情经过及财物损失情况写成报告交给清政府要求对被害者及船只进行赔偿。由于被捕的嫌疑犯坦言抢劫后被分到的是三包鸦片时,两广总督怀疑“沃巴什号”运载鸦片,所以拒绝做出被劫持财物的赔偿,并向行商谕令:“此事确系全属由于该外国商人运来违禁品鸦片而起,甘特咎由自取,如其它船只不运送鸦片,则彼等将无所疑惧。”[4]317与此同时,行商因美商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须承担连带的责任,伍浩官被罚了160000两白银,其他三位商总被要求募捐一些给公共事业。这次袭击事件迫使行商处于绝望之境,经充分商量后,他们作出决定,“凡任何船只的船长如果不签具私运鸦片、纹银或白银的甘结,一律不予担保。[3]46保商不仅要保证外商在华通商的守法行为,同时还要对他们在华期间的生活行为也要负责监督。为了加强对外国人及外国贸易的管理,清政府多次制定各种章程派发到商馆,由行商宣读给外国人。[6]304所有规章都在行商的监督下严格执行着,特别是有关妇人的条款。1830年,有三名外国女子潜入英国商馆,中国官府威胁要中断贸易,并要惩处保商。这些妇人不得不离开去澳门。清政府之所以对妇人进入广州严格管理,主要还是担心外商在华乐不思蜀,长期定居在广州影响到社会安定,尤其穿着西洋服的女人们走在大街上对于保守的中国人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第二,公行是对外贸易的“吸金器”,但获得这项特权也意味着付出较大代价,首先加入行会,就要付出20万两银子,同时还要因为公益事业,如兴建水利、赈济灾区,行商每年需进贡百数十万元,其中大部分被政府官员贪污。最大的一笔支出是为粤海关每年采购官物所消费的金额,筹措贡品的资金与采购贡品的工作全由行商办理。1814年,清政府因急需六百万两巨款,令广东官吏捐助多半。在上谕未到达广州前,就议定由广东的盐商出资四十万两,其中十六万由盐商负担,二十四万由行商负担。行商潘启官、叶仁官、伍沛官、卢茂官等都捐出了两万至五万不等。难怪有英国人记载“行商破产之一部分原因虽由于骄奢淫逸,无可避免债务之梏桎,然根本原因则在饱受政府大吏之苛敛勒索所致。”[5]147另外,各种货税、规礼、船钞等名目繁多的收费,大大增加了外商进口的成本。“船有‘船钞’,每船征收一千一百七八十两至一千三四百两,货有‘货税’……初有百分三之税,后又有百分四附加于正税外,其后又增至百分六。”

除船钞与货税外,海关勒索更是层出不穷的,“其外洋番船进口,自官礼银起,至书吏、家人、通事、头役止,其规礼、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名色共三十条;又放关出口,书吏等验舱、放关、领牌、押船、贴写、小包等名色共三十八条。名目之多,不胜枚举。而又不分船只大小等次,一律于‘船钞’、‘货税’外完缴。”[5]90资金的来源最终必然转嫁到外商们的身上,途径就是行商利用其垄断地位对商品进行统一定价,外商只能服从,这对崇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外国商人来说是极大的限制。1720年,广州的商人组建了“公行”,专揽茶、丝、及大宗货物,而扇、象牙、刺绣及其他小宗商品由公行以外的散商负责。“中国人正在成立的这种组织是要对他们售给欧洲人的货物,自行规定价格,以便不论是不是卖主,都能从上述货物上得到他们的一部分实际利润。”[7]1381755年,“保商制度”建立后,所有与洋船的交易限定由行商经营,而把那些似乎已逐渐参加贸易的小商人们全都排斥在外。围绕着外国商人的圈子越缩越紧。他们曾经一再抗议并以退出贸易恫吓,但都无济于事,唯一改变的就是清政府在加强对外贸易管理方面又向前进了一步。第三,行商所遭勒索、行商与洋行的债务关系导致公行的连带危机。虽说行商是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也有“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之说,但行商的巨富却隐藏着重重危机。行商除承担税收之外,铺张盛行、国用无度的清政府又以皇帝寿辰、国家战事、河工水利、征剿盗匪等各种名目向行商勒索摊派银两。再加上贪婪的宫廷和官府的榨取,仅1773年到1832年的数十年中,洋行捐款就达400万两之巨。同时,行商自身奢侈的生活也使资金变得更为紧张。此外,广州行商订购茶叶也要现银支付,所以资金周转成为行商经营上的突出问题。18、19世纪广州口岸借贷的年利率高达20%到40%,而当时英国银行的利率水平仅有3%左右。每当贸易季结束时,外商离开广州之时为避免海上风险,都会将一笔闲钱留下来放贷,此后,放债成为外商的一个获利来源,同时也是行商覆灭梦魇的开始。1780年,8家行商中的四家共欠外债380万元,他们原来借贷的实数仅为107万,经利滚利竟然翻出3倍多。政府除将行商颜时瑛、张天球革职充军伊犁外,还命令“所有泰和、裕源两行资财房屋交地方官悉行查明估变,除扣缴应完饷钞外,俱付英人收领,其余银两著落联名俱保商人潘文岩等分作十年清偿。”

这是行商分摊商欠的开始,这种由行商共同承担经营风险的连带互保制度,从此成为官府治理行商的法宝,它实际是保甲制度在洋行经营中的应用。清政府严厉惩罚商欠仅限于对行商,外商对行商的欠款,清政府却没有任何的约束机制。1814年,丽泉行商人潘长耀忿然将拖欠自己货款100万的纽约和费城的商人告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还曾致信美国总统麦迪逊,希望无拘无束的花旗商人在中国能够守信。越洋诉讼非常困难,虽然潘长耀最后胜诉,但到1824年丽泉行倒闭时,被告仍没有偿还欠款。1808年担任总商的同孚行潘有度以10万银两贿赂海关获准退商,并在遗言中告诫儿子:“宁为一只狗,不为洋商首。”到1814年,行商十之八九濒于破产。

三、结语

中美贸易论文范文第4篇

﹙一﹚利用投入产出法测算隐含碳排放量首先从贸易量来看,中美2012年贸易总额已达到4846.73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出口3517.77亿美元,进口1328.96亿美元。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化学品及其有关产品、纺织品、橡胶产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机械及运输设备等行业,其中机械类产品更是占到对美出口总额的46%以上。且中国贸易顺差逐年增长,双边贸易发展极不平衡,中国商品对美国市场依赖性大。基于当前中美贸易现状,本文探讨的重点在于模拟美国征收碳关税对中国的影响,为得出具体的高碳排放行业,需首先计算中国出口商品中的隐含碳排放量。这就是投入产出的基本模型。其中,﹙I−A﹚−1是完全消耗系数矩阵,表示生产部门单位产品时所需消耗的部门全部要素的数量,表示为了满足最终需求所直接和间接带动整个经济体各部门产出的系数,即当最终需求变动一个单位时,总产出将会变动多少个单位。其中,Ci为i部门的隐含碳排放总量,EXi为第部门出口商品额,θi为第i部门出口商品的单位价值完全碳排放系数。接下来可以先计算各部门最终产品的直接碳排放强度矩阵,再根据投入产出表的编制,计算各部门的完全碳排放系数矩阵。此时,设R为单位价值产出的直接碳排放系数矩阵。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1.直接及完全消耗系数。由于中国的投入产出表每五年编制一次,逢0、5年编制投入产出延长表,因此本文使用统计年鉴中2007年和2010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直接及完全消耗系数,2007年前的使用2007年投入产出表数据,之后年度使用更新的2010年投入产出表。2.中美贸易数据。来自《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按章分类,共22类、98章的贸易数据。3.能源统计数据。各行业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消费结构数据以及各行业的各年度产值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4.二氧化碳排放系数。各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根据IPCC﹙IntergovernmentalPanelonCli-mateChange﹚提供的方法通过以下公式计算。NCV为《2013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附录4中提供的一次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CEF为IPCC提供的碳排放系数;COF是碳氧化因子﹙此处取缺省值1﹚;44和12分别是二氧化碳和碳的分子量。对于大部分商品来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主要来自于各种化石燃料的燃烧,因此本文选取主要的八种能源,得到各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计算结果见表1。表2的结果显示,自2002年以来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的隐含碳排放总量逐年递增,且各个行业的隐含碳排放量也呈增长趋势,这与商品出口额的增长是密不可分的。2008年及2009年隐含碳排放量有所下降,原因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使中国出口行业遭受重创,出口额下降,因而出口商品隐含碳排放量随之下降。从结构上看,隐含碳排放量平均值居于前十位的行业依次是: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金属产品制造业,炼焦燃气及石油加工业,采矿业,化学工业,运输仓储邮政、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非金属矿物产品制品业,其他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及皮革产品制造业。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根据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整理的98章进出口贸易数据中,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出口额为零,但是其他行业在生产最终产品时必不可少地需要消耗电力、热力及水资源,在投入产出表中以完全消耗系数表示了对此直接及间接消耗的要素数量,因此不难理解为何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隐含碳排放量一直居高不下。而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及金融业的隐含碳排放量之所以为零,是因为在能源消费数据中,这两个行业并不存在对化石燃料的消耗。由于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重点针对高排放工业制成品征收碳关税﹙栾昊、杨军,2014﹚[12],因此本文在行业选择上排除资源类及服务类相关产品。根据计算结果,隐含碳排放量高的五个工业制成品行业依次是:金属产品制造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其他制造业及机械设备制造业,后文将据此进行情景模拟。

二、运用GTAP模型对美国征收碳关税的情景模拟

﹙一﹚数据处理及模拟方案设定GTAP模型是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设计的多国多部门应用一般均衡模型,在此模型架构中进行政策情景模拟时,可以同时探讨政策调整对各国各部门生产、进出口、GDP、贸易平衡、贸易条件及社会福利水平的变化。因此本文采用最新的GTAPVersion8.1数据库及RUNGTAP3.62软件对美国向中国征收碳关税进行情景模拟。1.区域及行业划分由于GTAP模型要使用上述隐含碳排放量分析结果,本文首先对GTAPVersion8.1数据库中包含的134个地区和57个行业部门进行分类汇总。对地区的分类主要依据地缘政治及其与中国贸易关系的密切程度进行划分,对行业部门的划分与上述隐含碳计算的行业划分保持一致。根据模拟需要,运用GTAPAgg8软件将上述国家和行业部门分别划分为9个区域、17个行业部门。具体分类情况见表3和表4。2.模拟方案设定虽然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提出将对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但具体的关税税率并未明确规定。现有的研究基本假设计税标准为每吨碳10−70美元之间,因此本文选取三档征收标准———20、40、60美元/吨,即模拟征收低/中/高额碳关税的政策影响。关于税率计算采取目前普遍认同的方法,由于GTAP模型中,关税的冲击以百分比来表示,故税率计算结果也采取百分制形式。

﹙二﹚实证模拟结果及分析利用RUNGTAP3.62软件分别对上述三个碳关税征收方案进行情景模拟,并选取Gragg求解方法来提高模拟结果的精确度。在模拟结果的众多变量中,本文主要关注美国对中国征收碳关税后,分别对两国的商品销售价格、国内产出、GDP、社会福利、贸易平衡、贸易条件的变化,以及中国对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出口量的变化,以此得出对各自经济效应的影响。表6列出了不同碳关税征收方案下,中美两国国内商品销售价格及各行业产出的变化率。与对一般商品课税效果相同,在美国对中国高碳排放工业制成品征收碳关税之后,这些部门对美出口会受到限制,导致国内产出量下降,部分产品不得已转为内销,直接造成中国国内市场供给增加,均衡价格下降,范围在0.19%−0.48%之间,随着碳关税税率的提高,国内市场价格下降幅度更大。与中国情况相反,美国由于碳关税的征收导致其国内征税产品均衡价格的上涨,而由于价格上涨带来的超额利润使得其国内厂商生产更多产品用于国内销售。碳关税作为一种附加的额外成本,直接带来出口价格的上涨,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贸易条件恶化,相应地对贸易平衡产生负面的影响,使中国出口企业利润被美国瓜分。通过征税,美国贸易条件得到改善,贸易平衡相应增加,通过碳关税的征收使本国从中获利。但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即使被征收碳关税,机械设备制造业的国内产出依旧小幅增长,原因正如前文分析中美贸易现状时所述,由于该行业占中国对美出口额的46%以上,短期内中国为满足其进口的强依赖性,国内产出因此并未下降。表8显示了美国征收碳关税后对中国GDP及社会福利的影响。显而易见,碳关税的征收对两者均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冲击,国内GDP下降0.30%−0.61%不等,而社会福利也因此减少31.80亿−64.73亿美元。而美国虽然由于国内生产增加等因素的影响,GDP有所增长,但增长幅度十分有限,最高也只有0.07%。但随着碳关税税率的提高,对其社会福利也会造成不利的影响,高额碳关税政策也会导致其国内福利恶化。因此,由模拟结果可见,高额碳关税政策均会造成两国福利的净损失。最后,分析在不同碳关税征收模拟方案下对中国出口量的影响。如表9所示,中国被征收碳关税的行业,出口变化率普遍为负数,即对美出口量下降,且随着税率的提高,出口量下降比例递增,受影响最大的三个行业是化学工业、非金属产品制造业以及其他制造业,下降百分比均维持在两位数。未受明显冲击且保持小幅增长的依然是机械设备制造业,原因此处不再赘述。可见,随着对最大贸易伙伴出口量的下降,中国相关行业无疑会受到极大的冲击,由此会导致贸易转移的出现,正如模拟结果所显示,中国对其他贸易伙伴,如欧盟、东盟、亚洲发达地区的出口量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三、结论及政策启示

综上所述,本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碳关税政策将导致中国高碳排放行业产品的国际均衡市场价格上升,对美出口量下降;同时,该类产品国内供给量增加,销售价格下降。对中国贸易平衡造成显著的负面冲击,贸易条件随之恶化,中国出口商品国际竞争力减弱,GDP减少,社会福利存在净损失。就美国而言,碳关税直接造成其国内销售价格上升,进口量减少,国内生产增加。贸易平衡增加,贸易条件改善但幅度有限,并且随着碳关税税率的逐步提高,也将造成社会福利的净损失。由此可见,碳关税作为一种试图用贸易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政策,总体来说弊大于利。因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争取先动优势,从以下两个方面规避被实施碳关税政策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尝试先行开征国内碳税,倒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由于WTO准则规定,对同一商品不能重复征税,因此我国可以尝试率先征收碳税,这一方面可以减轻中国“碳减排”的国际压力,争取舆论支持;另一方面,可以避免美国双重征税,使碳关税的征收失去法律依据。与此同时,政府以补贴返还的形式将国内征收碳税所得财政收入投入到新兴环保产业,加大对传统产业尤其是高碳排放行业的技术改造,全面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使我国经济向节能、低碳、高效的方向发展,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环境竞争力。

中美贸易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商务谈判经济文化差异

一、引言

谈判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常见、最不可或缺的活动之一,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而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论文百事通说起谈判,我们的脑海中肯定会出现这样的一幅场景:一群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商人在谈判桌前为各自的利益据理为争。但何谓“谈判”?其一般的含义指的是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为了满足各自的需要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双方妥善地解决某一问题而进行的协商。而“商务谈判”指的是谈判双方为实现某种商品的交易,对多种交易条件进行的协商。由于不同地域、民族、社会文化的交往与接触,从而导致了不同国家间的不同谈判方式和风格。因此,在从事商务活动尤其是跨国的商务活动时,必须了解和掌握不同文化间的联系和差异,在进行谈判的准备和组织时,更要明白这些差异对谈判的影响,只有积极地面对这种影响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

二、了解中美商人的特点是商务谈判的必要条件

1.美国客商在从事商务谈判中的特点

美国是我国的一个重要贸易伙伴,他们是我们在日常的国际商务谈判中常见的对手。总体来说,美国人的性格外向,开朗,表现为直率、自信、果断、热情,而且充满幽默感。由于他们大多数是移民,因而使美国人有较顽强的毅力,以及乐观自信,勇于进取的开拓精神。他们乐于吸收新鲜事、新思想、受传统束缚较少,同时他们受犹太民族追求利益的秉性影响,重实际、重功利、以成败论英雄。但由于幅员辽阔,美国人受地域差异的影响,谈判风格迥异。

(1)东部地区商人的特点。东部有13个州,以纽约为中心、经济、金融、贸易一直处于领导地位,东部的居民以犹太人为主,特别是纽约市是他们聚居的地方(有二百余万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在东部的经济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犹太人的势力大,在加上他们的性格使然,在日常的商务谈判中,他们对什么都很苛刻,头脑灵活,具有商人意识,精通业务。在谈判中喜欢和善于讨价还价,而且对合同吹毛求疵,常常会因为各种理由而寻求毁约。

(2)南部地区商人的特点。南部12州土地广阔,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都十分丰富,自然资源主要以石油精炼、石油化工和海洋开发为主。南部人较为保守、随和,他们待人诚恳,直爽无欺;但有些商人较性急,喜怒哀乐形于色,心地好而脾气大;订合同也希望详细明了,但他们重视契约,也重视信用。

(3)西部地区商人的特点。西部是指以加州为中心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相对于美国其他地区来说,西部开发较迟,商业经验也较浅;但西部资源丰富,财力也足,所以要开拓美国的市场,西部是一个上佳的选择。这里的商人生意经验略显生疏,契约订得详细、周全、明确;他们性格直爽,较容易进行商谈。而且他们往往做事亲力亲为,讲究信用,喜欢与人交往;在谈判过程中,能很快拍板做决定,和对手谈判十分认真,且重视契约合同。

2.中国客商在从事商务谈判中的特点

亚洲是世界经济发展和贸易的中心之一。而在亚洲的国家和地区东亚无疑是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这里有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的日本,有在经济改革中最为成功的中国,以及除新加坡以外的亚洲“四小龙”的其他三个地区也在此范围。

(1)大陆地区商人的特点。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华文明。由于中国文化的渊源来自中庸儒学,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在谈判中有他们独特的风格。中国人待人注意礼节,重人情,讲关系,故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中国人吃苦耐劳,具有很强的韧性;谈吐含蓄,不易直接表露真实思想;工作节奏总体不快,比较保守,不轻易冒险;工于心计、足智多谋。在谈判桌上,中国人卓越的才能和独特的谋略,常常令其对手不敢轻视;在大多数时候由老板亲自出面谈判,即使在谈判之初由人或雇员出面,最后也要由老板拍板才能成交。而善于讨价还价是我们在谈判中表现出的又一个特点,这在世界上颇有名。

(2)港台地区商人的特点。港台两地的商人都是谈判中的高手,在谈判过程中,切入谈判主题较快,都是我们强有力的对手。在国际商场上,他们已经树立了独树一帜的风格。总体来说,他们都极重礼仪,喜欢在讨论实际内容前进行礼节性的拜访或送礼,目的在于建立良好的关系。但在实际的谈判中,台湾商人会平静、含蓄地与对方谈,在其间用“逐步紧缩”的方式与对方谈,所谓“逐步紧缩”是指开始大方,而后逐步缩小让步幅度;而香港商人则刚好相反,他们开始时坚持讨价还价,做出小让步,然后视情况增大幅度,这就是香港人在谈判过程中惯用的“逐步升级”的方法。香港人大多数热情好客,讲究礼节,注重身份地位,喜欢讨吉利,而且他们知识丰富,精于讨价还价,故有人称他们兼容了日本人的善于讨价还价,英国人的精明慎重,美国人的讲究效率的特点。

三、为何会存在这种差异且怎么注意

1.分析中美间的文化差异

由于交通工具的进步,生活状况的显著改善,国际活动的日渐增多,国家与国家、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往日益趋于频繁。因此,我们无论是接待外宾来访或是自己出国访问、旅游,亦或者是像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国际商务谈判”,这些都必须建立在我们了解该国的文化传统与习俗上,我们只有在掌握这些的基础上,处理事来才会得心应手,事半功倍。

《庄子?秋水篇》云:“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作为世界三大文化体系之一的中国文化传统就像大海一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一个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都会受到地理和历史的束缚。英语国家的地理特征和历史遗产不同于中国。所以英语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也自然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中国人民。例如在中国,人们见面时常习惯问:“你吃饭了吗?”或者问:“你去哪儿?”以此向对方表示问候之意,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对方是回答“吃了”还是“没吃”,双方都点头而过。这个习惯对于西方人来说,实在难以理解。他们认为,如果你问他吃饭了没有,就是想邀请他去就餐,或吃点东西。若你听到对方回答:“没吃”而又不发出邀请,对方就会认为你在耍弄他。如果你问他去什么地方,他则会认为你干涉他的私事。这就是两个国家由于风俗习惯不同,造成了对事件本质上认知的区别。

又例如,与中国人“再苦也不能苦孩子”的观念不同,美国人信奉的是为自己而活,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生活得更好。因此美国人挣钱的动力是为了享受生活,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质量,至于自己的父母或孩子,则不是自己关心的问题。父母有自己的养老金和社会福利,而孩子18岁就

独立生活了,所以他们挣的钱尽可以放心大胆地花在自己身上。而中国人则不同,他们首先是为自己的身份而奋斗,有了身份后就拼命赚钱,当然挣钱不是为了享受生活,而是为了后人:儿子女儿、甚至孙辈。因为他们存在着这样的心态,自己这一代创业时吃尽了苦,应该让孩子生活得更好些。所以可以用一句话归纳上述中美两国人的区别:“中国人是为他人生活,而美国人是为自己活着。”这主要就是两国文化传统方面存在着差异所致的。

2.不同文化下应注意的谈判礼仪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不仅语言不同,其价值、立场、传统、风格、习惯、经历也有较大的差异。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其独特的言行举止、性格特征、思维和行为方式,以及谈判风格。中国和美国在有些文化及社会差异上是根深蒂固的,这样就迫使我们在进行商务谈判时不但要了解对方国家的传统、文化及习惯,更要懂得尊重和迎合;这样才会有助于商务活动的顺利进行。

美国人的谈判方式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这是由于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早期到达北美的欧洲定居者就自认为“美国是上帝的选国”,“是一块未沾染旧世界罪恶的圣土”,而生活在这块“上帝新选择的土地”上的人是“上帝的选民”。所以美国人拥有着这样的一种信念:即美国过去是,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根据美国人的文化习俗,我认为我们在与他们进行商务谈判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美国人时间观念很强,赴约一定要准时。如果说不能按时到达,应打电话通知对方表示歉意。因为在美国人看来,时间就是金钱,如果不慎占用了他们的时间,就等于你偷了他们的美金。而他们有句谚语就是从中而来——“不可盗窃时间”。

(2)美国人不随便送礼,但却十分讲究包装。这是因为在美国包装和装潢对商品的销路具有重要的影响。给美国人送礼时,注意不要送双数,因为他们认为单数才是吉祥的。

(3)与美国人做生意,“是”和“否”必须清楚。这是一条基本的原则,当无法接受对方提出的条款时,要明白地告诉对方不能接受,而不要含糊其辞,使对方存有希望。

(4)美国人法律观念极强。美国人认为:交易最重要的是经济利益,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最公正、最妥善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法律、依靠合同,而其他的都是靠不住的。

中美文化本质上的相悖,两者间的内在矛盾是产生摩擦的主要原因。而中美在经济利益上的相互补充又将两国吸引在一起,导致双方为文化上的歧义做出妥协。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文化差异同样不是对决的理由;恰恰相反,中国文化经过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洗礼,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因此两国的商人在进行商务谈判时,应尽量做好准备工作,不让文化差异成为我们中美贸易关系长期友好发展的拦路虎。新晨

四、结束语

以上详细分析了中美两国间的文化差异及其对国际商务谈判的影响,这对任何从事跨文化商务活动的人都提了个醒。每个国家间的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当人们在进行跨文化的商务谈判时,我们应克服一切困难,入乡随俗,知已知彼,共同努力创造一个能适应双方的经济文化环境。

总之,由于中美文化与习俗差异的影响,在谈判桌上各自的谈判作风表现出很大的不同。有时谈判桌上的困难甚至完全是由谈判作风的不同而导致的。因此,了解中美谈判作风的差异,有助于我们找到建设性的沟通渠道。发现导致彼此误解或对立的真正原因,并且有效地利用我们在谈判作风方面的某些优势,克服某些方面的弱点,积极驾驭谈判过程,把握谈判的方向和进度,使自己最终赢得谈判的胜利。

参考文献:

[1]邹建华陈腾华:现代商务谈判实务.中山大学出版,2000年

[2]何伶俐:高级商务礼仪指南.企业管理出版社,2003年

[3]周叫兴:商务谈判原理与技巧.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4]王黎:谈判决定成败.学林出版社,2006年

中美贸易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价值链分工;比较优势;贸易战;合作共赢

一、引言

随着国际分工形式的深刻变革,国际贸易形式从成品贸易向中间品贸易发展,全球经贸利益的分配方式也向价值链形式转变。在目前的多边贸易体制下,各国的产业比较优势进一步凸显,经济贸易融合进一步加强。在这场全球融合与调整的变局中,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两国经贸关系的重构与再平衡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

二、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中美贸易关系

1.中美两国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定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美两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产业优势各自凸显,在全球价值链上形成了互利互补的经贸关系,有着共同的经贸利益。从贸易结构来看,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货物贸易顺差国,而美国也是中国最大的服务贸易顺差国。两国间贸易遵循全球产业链分工和资源配置市场化原则,形成了紧密的互补关系。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广泛覆盖基础制造业的各项产品(机电产品、家用电器、文体用品、纺织品等),美国对中国则保持了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出口优势(飞机、汽车、集成电路等),成为彼此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从产业结构来看,作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上的关键节点,中国既是拥有全球最完整工业体系的“世界工厂”,又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优质人力资源,形成了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的基础制造产业。而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总体的中低端位置相比,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和市场营销方面的先发优势,使其具有更强的科技创新实力和服务产业竞争力,并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位置。从消费结构来看,随着中国居民物质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的不断加强,中国市场对美国高科技产品和服务文化产品的需求快速增加。而中国低价优质、门类齐全的商品则提高了美国消费者的实际购买能力,弥补了美国传统制造业外移、高消费低储蓄带来的经济结构缺陷,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美国通货膨胀的压力。由此可见,中美两国高度互补的贸易关系,既是两国互利共赢的基础,更是两国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的强劲驱动力。

2.中美贸易逆差是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必然结果。不可否认,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一直是中美贸易关系的敏感问题。特别是美方统计显示2017年对中国贸易逆差达到再创历史新高的3752亿美元,使得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更加凸显。但对此问题我们亦应客观理性地加以分析。从根本上讲,美中两国间的贸易逆差是国际产业分工和资源全球化配置的必然结果,是由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决定的,而非所谓的单边或人为因素造成的。美中两国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市场规模、要素禀赋、产业优势的显著差异带来两者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垂直位差。美国居于全球产业链中高端,其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总体位于中低端位置,基础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明显,产品供应链完整。中美两国互相进口商品的互补性十分明显,美国对华出口多为资本品和中间品,中国对美出口多为消费品和制成品,两国在双边贸易投资中发挥了各自的比较优势。因此,中美贸易顺差集中在货物贸易领域,而美国则在高端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产品贸易方面均保持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而且,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产业结构升级和贸易结构改善,中美间货物贸易顺差将进一步下降。需要说明的是,中美货物贸易顺差中加工贸易占比高达61%。由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差异,相较于中国在低端加工环节中赚取的低附加值,美国在高端的设计、市场和零部件供应环节获得了巨大的产业和商业利益。另一方面,美元既是世界强势货币也是国际贸易结算的主要货币。美国高消费低储蓄的消费结构使得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成为常态化现象。而大量来自中国优质低价商品满足了美国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对美国目前以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在降低美国消费者的消费成本的同时,对于美国控制通胀水平和完成产业升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对于中美贸易顺差的客观实际情况是,从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角度分析,顺差虽然在中方而获益却是两国共享。值得注意的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美国在其能源和高科技产品出口方面对中国长期采取严格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美两国的贸易逆差。由此可见,中美间的货物贸易顺差是国际分工基础上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的客观结果,既不应以“零和游戏”的规则加以评判,更不应成为两国贸易摩擦甚至是“贸易战”的借口。

三、贸易战:“修昔底德陷阱”

在中美贸易关系上的投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意指新崛起的大国会对现存的霸主国带来威胁和挑战,而后者也必然对此予以回击,两者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爆发冲突甚至是战争。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治和经济政策日趋保守,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中国作为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间贸易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严重影响和冲击。部分西方媒体就此认为中美两国关系进入了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特朗普执政以来,一直将“缩减贸易逆差”视作其“美国优先”原则在贸易政策上的直接体现。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和所谓“战略竞争对手”,在特朗普实施全面贸易保护政策的背景下,两国间贸易关系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系数显著提高。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感,正转化成为更加强硬的单边贸易保护政策和措施。近期美国在贸易保护方面动作频频,包括启动“301条款”、“232调查”和双反调查,征收保护性高额关税、设置进口配额和增加农产品出口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纷纷出台。特别是针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光伏产品、洗衣机、钢铁、铝箔等)征收畸高的惩罚性关税,其中对铝箔产品征收的反补贴税率和反倾销税率的上限分别高达80.97%和106.09%。而最近更是依据所谓“301条款”,以保护知识产权为由,进一步提高相关中国产品的关税,涉及商品金额超过600亿美元,并同时对中国在美投资和并购予以限制,严重损害中国贸易利益。对于中国而言,作为美国在北美地区外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既是美国农产品(大豆、棉花)、高端制造业(汽车、民用飞机)和集成电路等产品的重要出口目的地(见表1),也是美国服务贸易最大出口顺差国,更是美国增长最快的海外市场。2017年双边贸易额突破5800亿美元,而且两国之间在投资和金融领域的合作也在不断加强和深入,双方累计相互投资超过2300亿美元,而且中国也是美国最大债权国,截至2018年1月持有美国国债高达1.17万亿美元。由此可见,两国在众多领域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利益共同体。如果“贸易战”不可避免,中国绝不会坐视自身利益受损,更绝对有足够的反制空间和“以战止战”的筹码。而且,如果两国间的展开持续的所谓“贸易战”,以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市场规模,也有足够的能力奉陪到底。

四、“贸易战”将造成多输的局面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中两国的经济总量、出口货物总量和投资总量分别占全球总量约的40%、25%和30%。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完善的工业体系、低廉的人力成本,加之不断增强的创新能力和庞大的市场规模,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上的配套作用也日益凸显,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国引擎”。因此,中美经贸关系不仅是全球前两大经济贸易体之间的关系,更是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发展的风向标,对全球金融和投资市场的稳定也起到重要作用。鉴于中美双方长期以来形成的互补互利、相互融合的经贸关系以及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可以预见,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战”开始,则不论体现在贸易数据甚至最终体现在对两国GDP增速的影响上,都将是两败俱伤的局面。根据预测,如果美国将中国相关进口产品关税提升至最高上限45%,中国的优势出口产业链将遭受出口下滑的冲击,最大贸易损失可高达1658亿美元。而如果中国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则美国将面临消费者福利降低、宏观成本上升、通胀压力增加、失业人数增加、跨国公司利润减少和GDP降低的损失,总额高达1255亿美元。而两国“贸易战”带来的市场负面预期,已经使得美国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受到严重影响,美股市场两日内市值就减少了1.8万亿美元,如果美中贸易战升级,则未来美国资本市场将受到大的冲击。由此可见,美国如果想以“贸易战”来解决两国贸易逆差问题,带来的多维度损失是无法用简单的贸易数据进行统计的。另一方面,两国之间的“贸易战”不仅有损两国经济,也将对世界贸易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除了影响全球贸易总量和增加国际贸易领域不确定风险之外,也将波及全球金融投资等相关市场,导致全球通胀走高,货币政策收紧,经济增速放缓,进而挫伤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更为严重的是,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系,使世界各国可以遵循相应规则参与全球自由贸易并通过相应机制协商解决贸易争端,是当今国际社会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多边关系的体现。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是对公平贸易原则的背离和对现有国际多边贸易规则的破坏,将对国际多边贸易体系产生一系列连锁的负面效应。由此可见,“贸易战”不仅仅是中美两国的损失,它带来的将是多输的结果。全球将为此付出巨大的政治经济成本。当然,从另一角度解读当前的“贸易战”,中国也正可以以此为契机,变压力为动力,加强我国自主核心科技研发实力,加快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进一步实现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提升。

五、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美贸易关系的再平衡

“贸易战”不是解决贸易争端的正确方法,“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也不符合两国关系发展的客观事实和历史趋势。只有从两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局着眼,在相互理解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和谈判寻求两国在贸易和投资双边关系上的变革之道。同时加强彼此在技术、资源、市场等更多层面的深入广泛合作,进一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做大市场“蛋糕”,才能实现互利共赢的良性发展。

1.扩大市场开放,加强产业合作。在扩大市场开放方面,中美两国有着广泛的协商和合作空间。中国在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提高行业监管水平的基础上,遵循市场规律逐步对美开放金融资本、电信、文化产业和汽车、飞机等制造业市场。继续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改善市场准入条件,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构建开放透明的投资平台,深化两国间的相互投资和产业合作。同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照顾美国利益关切,进一步加强立法和保护力度,进一步促进两国文化技术的传播与交流。另一方面,中国多次强调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美国也应正视并理解中国的和平发展态势,摒弃过时的“冷战思维”,增强两国战略互信,认同中国合理的国际市场地位。在此基础上放宽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对华出口管制,既扩大了市场开放,也有益于降低两国贸易逆差(研究表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放宽将减少两国近35%的贸易逆差)。同时遵循国民待遇原则,对中国赴美投资企业给予相应的公平待遇,保护中国投资者符合美国市场规范的投资和并购行为,共同推动两国贸易和投资领域的自由化、便利化。在产业合作方面,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丰富的海外运营经验,更有人员、技术、设备、资金等方面的突出优势。而近期美国政府提出的“基础设施优先计划”,包括了交通、能源、通讯、电力等多个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总金额达到1万亿美元,并存在巨大的基建资金缺口。未来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既能发挥中国的产业优势,又能降低美国的融资和基建项目成本,实现互利双赢;而中国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和日益提高的居民消费水平,也为美国的高端制造业、文化产业、旅游服务业、理财保险业等优势产业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市场和广泛的合作空间。如果未来中美双方进一步放宽对彼此市场准入和出口贸易的限制,可以预见,两国企业和投资者在许多产业和领域都将有着良好的合作前景。

2.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共建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伴随制成品贸易向“价值链”贸易模式的转变,中间产品贸易将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主流,产品将更具“世界制造”的内涵。全球价值链分工在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的同时,也为国际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全球产业链的加速整合提供了契机和平台,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这种新的国际分工模式下,各国产业结构的依赖性和联动性不断加强,资源整合和要素配置效率不断提高,产业合作的范围和程度不断扩大,全球利益共同体正逐步形成。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国际分工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和世界潮流。对任何国家而言,“逆全球化”思维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将使自己孤立于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之外,进而错失经济全球化的巨大红利。中美两国作为全球价值链上的重要环节,虽然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不同,但同样是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应是参与和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力量。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稳步推进,以新一轮全球化和价值链整合为契机,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同时,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文化的多元融合注入了更大活力。美国也应清醒地认识和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和中美关系发展的潮流大势,摒弃孤立主义和冷战思维,以开放包容的大国态度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在共享全球红利的基础上构建合作共赢的新时期中美贸易关系。六、结语在全球经济高度融合、和平发展红利全球共享的今天,发展、稳定、繁荣的世界市场才有利于实现各国的利益最大化。贸易战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激化矛盾进而损害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应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在优化全球生产要素配置的基础上,通过多边贸易体制实现合作共赢。中美两个经济大国更应具有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魄力和避免“贸易战”的智慧,在尊重彼此利益的基础上加强协商谈判、共同推进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进程,探索并走出一条利在两国、惠及世界的合作共赢之路,才是新时期中美贸易关系的根本平衡之道。

参考文献:

[2]平新乔.产业内贸易理论与中美贸易关系[J]国际经济评论,2005,(5):12-14.

[3]曹明福.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利益分配[D].西安:西北大学学位论文,2017.

[4]李玮.全球价值链理论和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问题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17,(1):22-31.

中美贸易论文范文第7篇

1.1课程结构过于专和窄,即专业主干课方向偏专,专业选修课过窄。

在专业主干课方面,大多数高校专业主干课基本为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实务、跨国经营与投资等课程,专业课程过分偏重于国际贸易领域,国际经济领域的课程偏少;在专业选修课方面,专业选修课的面过窄,选修课程不仅数量少,而且涉及的课程也主要涉及国际贸易领域,缺乏区域性研究课程,也缺乏培养学生语言表达和沟通、人际交往与中外文化风俗知识等方面的课程。学生可以选择的余地小,缩小了学生的知识视角,削弱了该专业毕业生未来的工作适应能力。除此之外,专业主干课与专业选修课之间的内容交叉现象也较严重,大大影响了教学效果。

1.2课程设置“重理论、轻实务”。

过于偏重理论课程,忽视实务课程,一些重要的实务性专业课程开设不足,造成学生知识结构不完善。通过对用人单位实际调查显示,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并能熟练操作业务,在从事进出口业务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尤其对于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应届毕业生来说,良好的专业能力素质不仅能有效缩短与用人单位的“磨合期”,较快进入角色,而且能提高工作的自信心,降低工作压力,真正做到爱岗敬业。目前用人单位普遍反映应届大学毕业生动手能力差,很多人由于业务素质达不到企业的要求而感到工作压力太大、难以适应而频繁“跳槽”换岗。这说明我们的专业课程设置过多注重理论知识教学,而在专业深度开发课程和实战操作课程上还相对薄弱,需要根据社会需求在课程内容、时间安排、教学方式等环节作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高等教育已经由原来的精英教育逐步演变为目前的大众化教育。除了极少数国家重点高校外,其它高校培养的都是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应用型人才,从事的是实践性很强的具体工作,即使有部分学生继续攻读学位,但今后能够真正从事科研工作的人也非常少。然而很多高校忽视这一事实,在确定学生培养目标时,不从学校自身的办学条件、教师队伍结构、学生素质出发,目标贪大、求高,培养方案照抄、照搬重点高校。其结果是课程体系中,理论课程比重过大、实践课程比重小。片面强调专业理论的传授,而忽视专业技能的训练。

1.3课程设置中对创新能力重视不够,培养形式相对单一而缺乏个性,不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形成和创新潜力的发挥。

创造性能力素质培养,在课程设置中主要通过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学习和训练来实现。具体包括专业实习、学年论文、学期大作业、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课外创新实践等。实践教学为学生创造了开放的空间,动态的场景和发展变化的社会背景,是学生掌握课堂知识的重要载体,更是激励和引导学生自主创新的动力和源泉。

通过调查显示,目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职业适应能力、业务拓展能力、知识更新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其中业务拓展能力是核心和关键。要在大学四年学习期间使学生形成上述创新能力,仅靠课堂教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强社会实践,加强实际业务操作训练并从中探索其规律性。这就需要在改革与创新实践教学环节上下功夫,从实践教学目标、教学模式、教学内容、考试方法等环节入手,创造性地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不仅需要有丰富教学经验和科研能力的教授,更需要有实战经验的教练。但实际上很多高校由于建立课外实习基地组织学生到对口外贸企业实习困难比较大,因此在培养计划中千方百计地压缩、减少甚至取消校外实习,有些学校则完全用课堂模拟代替校外实习,而缺乏实战训练,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论-文-网]

2.适应市场需要,重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

2.1调整课程体系,形成符合不同人才培育目标要求的课程结构。

不仅要强调“基本经济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实务”三位一体,而且每一版快中的每门课程均要根据其在专业培养目标中的地位、作用进行整合,强调各门课的相互协调,加强课程内容的有机结合,体现课程之间的主次关系、层次关系及内在联系,以实现课程体系的整体优化。课程体系的优化需要体现在广和深两方面。广的方面,要做到课程涵盖的内容能够满足国际贸易发展对经贸人才的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基本的经济贸易知识,而且要了解外部商业环境和投资环境的相关知识(其中包括相应的法律、政治环境)。比如,可开设“国际贸易文化”、“国际商务环境”等课程。深的方面,要做到不仅使学生能够较为深入地掌握国际经济与贸易理论的由来与演变,跟踪国际经济与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了解国际经济与贸易的最新发展趋势,掌握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律与规则的最新变化,而且要注重针对性的深度的区域研究。如,关于美国这一区域的研究,应了解美国经济、政治,美国文学,美国建筑等。因为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市场中获胜,必须熟悉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情况。

2.2重新设计课程体系,提高实务性专业课课程比重,突出专业特色。

在长期过分强调“厚基础”的培养目标指导下,多数高等院校的实务性专业课开设严重不足。认为学生只要有经济学理论方面的基础,专业课特别是操作性较强的实务课便可有可无,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通过“干中学”就可以厚积薄发,发挥后发优势。殊不知,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高效的企业要求学生能迅速“上手”进入角色,发挥科班毕业生的特长,而根本不会负担毕业生长期适应和在职培训的高额成本。由于目前的课程体系中,财经类各专业所开设的经济学基础课相差寥寥,专业基础课也区别甚微,而惟一能区别学生专业特色的实务性专业课严重不足,必然导致各个专业都没有明显的“专业”特色。其直接后果就是毕业生择业困难,或在工作中由于专业方面的“短腿”

而影响职业发展。因此,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中,除要有完善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和专业基础课程外,还必须有一定数量体现专业特色的实务性专业课程。作为应用性较强的实务课必须紧跟社会经济发展实践和就业形势的需要。就目前国际经济贸易实践发展和外向型企业的人才需求来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必需开设的实务课程有国际贸易实务、外贸英文函电、国际结算、进出口单证实务、进出口报关实务、国际物流、电子商务、国际运输与保险、进出口商品包装、国际商务谈判、商务礼仪等。合理的课程结构应该是经济学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实务性专业课三者之间的比例为1:1:1的关系,而不是过去那种3:2:1的关系。

2.3加大对创新能力素质的培养力度,改变创新能力素质的培养方式,走出课堂,面向社会,开阔视野,对实践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考核方式进行改革创新2.3.1积极改进和完善进出口模拟操作训练,配备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青年教师指导学生模拟训练,让学生在仿真国际贸易环境中体会贸易全过程,促进知识向能力的转化,这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基本前提2.3.2完善并强化国贸专业的专业实习、毕业实习的组织和执行力度,巩固课外专业实习基地,保障学生能按照教学计划进入对口涉外企事业单位实习和训练,通过实习单位指导老师的传、帮、带,积累相应的工作经验,这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实践要求2.3.3科学设置学期大作业、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社会调查等创新实践环节。

配备有丰富教学和科研经验的教师指导学生收集整理文献资料、设计研究方案、掌握研究手段和调研方法,加强学生的多学科理论知识和技能的综合运用能力的训练,这是培养学生独立完成课题研究和启发创新思维的重要环节。

2.3.4细化实践教学环节全过程,做到分段实施,循序渐进。

使教学模拟性实验、专业实战性实践和专业综合性实训三个环节能环环相扣、有机结合,这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保障。

参考文献:

[1]胡俊文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改革与创新研究[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4)。

[2]杨新房。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探讨[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7,(12)。

[3]胡列曲。论全球化及知识经济背景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4,(6)。

[4]王娟涓,朱宇。中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课程之比较[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5)。

本文关键词:课程体系创新能力专业特色

中美贸易论文范文第8篇

1加州圣迭戈哈洛伦温泉区古绿松石矿

加州圣迭戈哈洛伦温泉区古绿松石矿是一个保存极为完好的古绿松石矿,发现了大量包括亚腰石锤在内的开矿工具(图1)[3]。这些石锤的重量从250g到1700g不等,皆由玄武岩制成,超过1000g的占到33%。石锤都是可以装柄的,与在内华达州东南部的盐矿和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的古绿松石矿所用石锤很相像。该矿的开采者可能和亚利桑那西北地区的帕塔扬印第安人属于同一语言文化体系。结合考古证据看,这里的绿松石可能通过贸易方式到达了美洲西南部。加州圣伯拉蒂诺也发现过古绿松石采矿坑,并出土过石质采矿工具。这些矿坑中的绿松石矿脉都很细小,厚度只有4mm。所产绿松石颜色从灰白到深蓝多种,等级较低的显蓝绿色或绿色,还有一些带有黄褐色的铁线。这些特征都曾被用来作为辨别产地的依据。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些较大的带有伴生脉石的绿松石矿石通过观察其脉石的特性还是能大约辨别出产地,但是对于那些没有伴生脉石的史前绿松石珠子,要辨别其原产地还没有可靠的方法。古绿松石采矿遗址对于研究绿松石制品产地具有灯塔作用。依靠考古学的溯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宏观上的视野。

2微量元素分析阶段

在化学微量元素分析阶段,通过大量的实验、测试手段被用来对绿松石制品进行示踪或者对不同矿区的绿松石样品进行鉴别。研究者相信,通过对两方面所获数据的最终比对分析,可发现绿松石产品和已知矿区的一致性,进而判断出绿松石制品的矿源地。19世纪末在美国西部和新墨西哥州的一些地区也发现了史前古绿松石采矿遗址,塞里约斯古矿的唯一性被打破。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以前将大量绿松石制品简单地认定其来源为塞里约斯矿显然是草率的,类型学在绿松石制品的矿源研究上作用并不明显,进而开始了借助于现代仪器和统计、分析方法微观结构的研究。在这个阶段学者们企图寻找一些明确的特征元素来辨认绿松石产源特征,基本手段是通过光谱分析等手段分析微量元素、稀土元素以寻找“指纹特征”,以之作为辨别不同产地的标志。然后通过同类手段分析绿松石制品,获得相应数据并与古矿或现代矿样进行对比判定绿松石矿源所在。这些研究所使用的主要手段如表1所示。1970年Sigleo运用原子发射光谱技术(AES),分析来自25个矿区的80个绿松石样品的11种微量元素组成[4],通过对比同矿区之间的数据和不同矿区之间的数据,并结合对新墨西哥州考古遗址中的8个样品分析,得出各矿区样品微量元素有明显的不同,认为变化的原因是天气因素或矿物过滤所致,然而在寻找具体的微量元素指纹特征时并不十分成功。1975年Sigleo运用中子活化分析技术(INAA)细致地分析了绿松石样品的30种微量元素,并通过与美国西南部24个矿区的绿松石样品相对比,进一步认定亚利桑那斯内克霍霍卡姆遗址的绿松石制品来自加州圣迭戈哈洛伦温泉区喜马拉雅矿点[5]。1982[6]、1983年[7]Ruppert使用电子探针技术分析了绿松石制品和来自南北美洲多个矿区的绿松石样品,其数量高达1400件。

1990年Harbottle对中子活化分析技术在考古学上的应用成果进行了总结[8],其中在“石质和矿物产品”一节中介绍了元素(微量元素和镧系元素)以及某些元素同位素的分析技术,结合相关文献指出在同一矿区内的样品并不具有一致的镧系元素分布,建议今后的研究关注这一点;同时还指出,中子活化分析技术虽然在黑曜石矿源研究上取得了成功,主要原因是黑曜岩的产地较为单一、化学组成简单等,不宜将其扩展到其他矿物制品的产地研究上来。依靠快速的便携式的光谱仪器检测单一特征元素也是有问题的,最好采用多元素组合的模式,即使这种模式也不一定真的能够完全确定产源,但会更加接近事实。美国研究者也分析了许多中美洲的玉器,但来源还是没有搞清楚,说明探源研究需要很长的路要走。Harbottle和Weigand认为绿松石是查科地区古代社会的关键根基[9],颇类似卢林银矿对雅典的重要性。基于这种判断,1977年Harbottle和Weigand运用中子活化分析技术检测绿松石的15种元素成分,在证明中美洲绿松石制品和美国西南部以及墨西哥北部绿松石产源地之间的关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Weigand等人还将塞里约斯矿区的样品和查克遗址的样品送到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文检测,结果显示这两个样品的铜的含量非常接近,但是后来的研究者认为数据还不足以使人们能够全面得出结论[10]。1993年Weigand和Harbottle继续研究这些矿区的样品,分析了超过100个考古遗址的2000多件绿松石制品,每个样品检测了20余种元素成分,并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找到了可进行示踪研究的重要元素。但很大一部分绿松石产地的数据过于分散不能找到独一的指纹特征[11]。

1993年Ericson等介绍了绿松石矿在组成成分上是相当复杂的[12],而且这种研究成果可能比1992年Harbottle和Weigand的认识要早。但在Ericson等人的文章中表示中子活化分析技术或许不能找到理想的指纹特征来判断绿松石产源,这与Weigand之前发表的文章观点有所不同。2003年Kim等人运用粒子诱发X射线荧光技术(PIXE)检测了共50件分别来自亚利桑那州通托贝森科林泰瑞斯墓地和校舍墓地两个遗址出土的绿松石制品的元素组成[13]。结果发现科林泰瑞斯墓地出土绿松石制品在化学元素组成变化幅度较大,指纹元素特征不清晰,Kim认为其来源较为丰富;而校舍墓地化学成分则相对稳定,说明来源单一。Kim并没有进一步追寻这些绿松石制品的产地,但是却发现该批检测样品不全是绿松石。绿松石在美洲原住民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因而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建立起绿松石相关参数的数据库,目的是将中美洲包括镶嵌绿松石面具的文物与产源地联系在一起,为示踪研究提供支撑。亚利桑那州立大学Parsons博士在研究中发现数百件所谓的绿松石样品有一半不是绿松石,所以在研究绿松石制品之前进行宝石属性鉴定十分必要。通过分析绿松石含有的微量元素示踪绿松石制品的产源,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与黑曜石相比绿松石成分组成更加复杂,这使得分析内部有限的微量元素来示踪绿松石产源存在一定的风险。2)绿松石易风化,且会发生置换替代,元素组成变化大。3)受绿松石矿一些化学变化的影响,同一矿区的某一绿松石矿址以及某些矿样存有大量的异样杂质,这就难免会影响微量元素的测定数据。目前,在运用微量元素对绿松石产源进行示踪时,发现同一矿区绿松石样品所含的稀土元素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不同产地的分析数据常发生重叠,无法清晰区分,其示踪效果也都不能使人很满意。但在分析中所用之技术多为无损,适合文物研究。今后,在分析绿松石产源特征时最好采用多种元素组合的模式,这将更能获得接近事实的研究成果。

3同位素示踪阶段

鉴于微量元素示踪绿松石产源的不理想,研究人员开始尝试同位素示踪方法,以期解决既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1994年Young等人运用铅同位素(208Pb/206Pb)对来自美国西南部和新墨西哥州北部7个矿区的26个绿松石样品进行区分[14],认为大量同位素测定不利于绿松石产源示踪,因为绿松石含有杂质,易造成数据分散。尽管这个方法最初给予了很高的期望,但很多样品的产源界限模糊使得结论不够清楚。绿松石为流体二次成矿,雨水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氢和氧原子的同位素组成受纬度降水变化的影响,所以氢氧同位素也被应用在流体成矿的矿物示踪研究中。依此理论,不同矿区的绿松石样品应有独一无二的氢氧同位素特征,鉴于此2002年Fayek首次运用这两种同位素来示踪绿松石产源[15]。Fayek使用离子探针这一相对无创的同位素检测法,获取绿松石样品的δ18O和δD数据,并通过检测,结果显示这些样品来源于美国西南的四个绿松石矿区,这就进一步表明氢氧同位素能用来分析不同区域绿松石的产地特性。绿松石的成矿动力主要有两种:一为上升的岩浆水(深层),一为下降和循环的浅表水(浅层)。而美洲的绿松石矿主要是依靠岩浆产生的热液循环而形成并非浅层地表水,这样会影响氢氧同位素示踪的可信性,但绿松石均含有铜元素,所以在2004年Evans等人用激光烧蚀多接收器质谱来分析亚利桑那、内华达、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和科罗拉多州的绿松石矿样中的铜同位素组成[16],希望借此来达到示踪目的。这批绿松石矿样来自近地表蚀变带上,其铜元素所占的重量比为0.1%到10%不等,分析个别绿松石颗粒,δ65Cu重复性优于0.4‰,且不同样品的δ65Cu值出现明显的变化,可将其作为区分绿松石产源的依据。铜元素是绿松石化学构成的主体元素之一,依靠铜同位素的比值来区分绿松石的产源地,有助于开展中美洲和美国西南部的考古学、文化、贸易研究工作。2005年Hull认为运用微量元素追踪绿松石产地只能部分成功,因为考古遗址中出土的非绿松石常被误认,或者受风化作用,影响微量元素的示踪。鉴于此Hull使用二次离子质谱技术,测定样品的氢和铜的同位素以及样品的铁氢比,以此获得充足的数据进行聚集分析[17]。为了测试该技术,Hull分析了来自美国西南部的3个不同绿松石产区的样品以及4个来自单一矿区蚀变的绿松石样品。通过对这些样品进行电子探针分析,发现原矿绿松石电荷平衡和铁含量之间有一个很强的相关性,蚀变绿松石也与之相同。数据显示绿松石的铁在增加而氢在减少,氧离子代替氢氧根离子以中和多余电荷。红外光谱分析也表明富铁绿松石和富铜绿松石二者之间的OH-含量也是存在明显变动。Hull进一步分析了4个来自新墨西哥卡斯提尔矿富铁蚀变绿松石样品,结果显示伴随着绿松石蚀变而生的粘土矿物,硅含量在上升,铜和磷的含量在下降。相对于δ65Cu值而言所测样品的δD值受这种影响变化剧烈,但铝和铁的含量很少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红外光谱分析显示原生绿松石和蚀变绿松石氢的含量是相对不变的,单纯运用铜和氢的同位素数据在不同原产地之间会有重叠区域,然而结合铜同位素分析和铁氢比将会提供一个有效的示踪技术。2007年Hull改变了分析的范式,选取样品均来自单一绿松石矿的不同区域,期望以此来确定同一矿区内氢和铜的同位素比值的变化[18],结果显示铜的同位素组成在单一矿区内变化幅度有1.5‰,氢的变化幅度为13‰。狭窄的变化幅度,为每个矿址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指纹特征。2008年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Hull和Fayek带领一支国际学术团队开展美洲绿松石示踪研究[19],通过地质学和同位素分析的技术判断美国西南部绿松石矿与考古遗址中所发现的古代绿松石制品之间的关系。并运用新的氢和铜的同位素方法,分析得出查科峡谷居民的绿松石来源于多个矿区,甚至远达内华达州北部。Hull运用二次离子质谱仪测试2H/1H、65Cu/63Cu以及56Fe/1H的比值,开展多重数据示踪绿松石的产地。对来自亚利桑那、内华达、新墨西哥、科罗拉多等地的12个矿区样品进行δCu和δH检测,发现能够将其分为10个数据聚集区,其中来自于塞里约斯大矿区的3个矿点聚集在一起,然后Hull分析了来自美国睡美人绿松石矿区的5个矿点的32个样品,结果显示同一矿区样品的铜和氢的同位素组成是相对均质的(图2)。紧接着分析了查科峡谷遗址和瓜达卢佩遗址的17个绿松石样品,显示13个文物的数据与已知绿松石矿源地的数据相对应,有4个尚未寻找到产地归属,有待于进一步确认。Hull基于美国西部绿松石产源特性以及对普韦布洛宗庙遗址出土的绿松石样品的分析,揭示了这两个地区绿松石贸易关系。

以Fayek和Hull为代表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通过改进二次离子质谱仪,测量直径只有100μm的绿松石样品,获得65Cu和铜63Cu的同位素比值。二次离子质谱仪所测样品基本无损且所用样品体积很小,对于考古学研究来说非常适合。在同位素的示踪方面,亚利桑那大学的Alyson运用了铅和锶同位素研究绿松石的产源,选取二者原因有三:首先,绿松石的形成来自于不同的地质历史的岩石风化作用,在接近地表绿松石的低温风化过程中铅锶同位素不会被明显的分馏,适合充当二次成矿型矿产的示踪剂。其次,绿松石矿石能保存其周围地质环境的铅锶同位素特征,所测定的绿松石铅锶同位素数据还可以作为产地指纹特征。再次,铅锶同位素还有宽泛的物理特性,利用多接收器等离子体质谱仪和热电离质谱仪能够高精密度和高准度地测定铅锶同位素比率。Alyson提出3个研究目标:一、建构一种新的地球化学信息框架,以解决在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的绿松石原产地问题;二、铅锶同位素技术可以应用到考古样品;三、建构古代绿松石贸易之路。Alyson检测了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北部18个矿区的250多个绿松石样品的铅锶同位素,结果表明铅、锶同位素具有独特的地球化学指纹,可以成功地区分具有各种化学和物理特性的绿松石样品。她运用87Sr/86Sr的比值测定了查科峡谷的普韦布洛•波尼托遗址出土的22个绿松石和来自14个现代矿区的绿松石样品的87Sr/86Sr,发现现代矿区绿松石铅锶同位素数据可以以0.710为界划分为两个集团,而22个古代样品分属于这两个集团(图4)[23]。87Sr/86Sr小于0.710的绿松石207Pb/204Pb和208Pb/204Pb数据双变量图见图5。Alyson指出铅和锶同位素能明确地区分不同产源的绿松石,不同产地样品数据变化大于同一产区的数据变化,该方法还能将单体矿从大矿区中区分[24]。Alyson还指出只有开展绿松石浸出试验和岩相检测,才能全面掌握矿体中的同位素变化原因。分析绿松石的浸出分数可以展示同位素变化域对个体样品的整体同位素特征的影响。这些变化可能由以下几个原因引起:1、杂质;2、瞬态非化学计量的释放;3、表层风化;4、长期形成的绿松石来源不同。虽然观察到了变化,但在研究过程中并不影响其观察不同产区同位素的不同特征。所以铅和锶的同位素分析可以显示出绿松石的产源。在这些研究的积淀下,2012年Alyson和Hull分别完成了各自的博士论文。Alyson的博士论文对来自美国南部的17个矿区116件绿松石样品开展了铅锶同位素分析,认定亚利桑那州图森盆地红尾遗址出土的绿松石制品原料来自美国亚利桑那皮马县的银铃山矿区[25]。Hull的博士论文继续利用氢铜同位素对美国西南21处矿区的绿松石样品进行分析,共获得876个检测结果,对查科峡谷9处遗址62件绿松石制品进行分析,确定了其中35个样品的产地,进而开展绿松石生产模式和贸易路线的论述[26]。总结以上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同位素示踪绿松石产源是现阶段较为有效的方法并且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该方法可以避免绿松石复杂的成分引起的弊端,也可以使被检验文物得到保护,较之微量元素、稀土元素以及光谱分析更加有效。国外绿松石同位素示踪检测技术见表2所示。

4总结与展望

通览国外研究之案例,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成功因素:1)美洲地区绿松石示踪的初步成功是基于存在大量已被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有相对确切年代的古代绿松石矿,这些矿源为绿松石示踪研究起到了灯塔作用,以此为出发点去寻找路线必将事半功倍。其研究逻辑为古矿址———出土文物双向衔接研究模式,因两者均有一定年代区间数据使得研究具有针对性,示踪成功率更高,这种研究逻辑一直指导着美国绿松石示踪研究。与之相较,中国则缺少具有确切年代的古绿松石矿遗址,造成研究视角被自然分散,研究逻辑则为现代矿区———出土文物示踪模式,但这种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增加难度,即现代矿区矿点可能并非以往先民所开采之矿区,这就使得研究范围扩大,猜测成分较多,增加了研究难度。2)科研起步早、积累时间长。早在19世纪美国就发现了古绿松石矿遗址并引起人们对其原料去向的猜测。研究者们从1954年开始运用光谱对绿松石样品进行分析,寻找微观指纹信息,这种研究一直没有间断,并获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发现绿松石示踪研究受其隐晶质结构、杂质存在、风化等因素较大程度的影响,而微量元素、稀土元素未能获得满意的示踪结果,这就为开启更精确的研究方法奠定基础。3)选用合适的元素同位素开展示踪,及时的调整检测手段,并借鉴前人成果是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同位素运用于绿松石示踪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寻找单一元素同位素进行试探性研究。其次,开始进行不同元素同位素的组合研究,这样可以更大程度的缩小目标范围,得出相对准确的结果。同位素具有强大的示踪效果,众多学科都有频繁地应用,使用同位素示踪绿松石产源是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的结果。运用同位素组合检测的方法,缩小了重叠,获得良好的结果。4)所测样品数量庞大,仅在Hull博士论文中就对876个样品进行了铜氢同位素测定,Alyson所测的铅锶同位素样品数也达到上百个,而绿松石微量元素所测样品数量更多达至千个,数据积累充足,在一些实验室还建立了数据库,为今后研究提供充实的资料。

反思美国绿松石示踪研究的历史路线,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宝玉石产源探究一直以来就是难题,为了达到目的学者们采用了多种方法,但准确度不十分令人满意,同位素示踪绿松石产源就是在反思研究中的不足中提出并实践的,从现有成果来看还比较令人满意,但目前的工作还有改进和发展的空间,今后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1)绿松石易风化,受到污染,可能会因氢等同位素以及微量元素的变化,从而导致分析误差,所以应建立一整套取样程序。绿松石文物大多受到风化等损坏,需要进行先期尝试实验,对比风化与未风化样品的测试数据,以确定何种同位素或微量元素因污染或风化产生较大误差,进而制定对考古遗址出土绿松石的取样原则。2)孔雀石、硅孔雀石、磷铝石与绿松石外观都很相似,实验前应对样品进行定性检测,防止将其他矿石误认为绿松石。3)同位素在绿松石示踪研究中具有很大优势,但并不万能,具体细节和问题要在实验中去评估,这样会更加科学。以往研究者们在运用微量元素等示踪绿松石产源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和经验,这些相对成熟的方法若互相结合必定起到积极作用。4)针对不同品种、不同产地的宝玉石品种开展同位素示踪研究,需要选择适当的元素同位素进行测定,以检验成功案例的方法是否可以在本研究中得以应用,但不能一味照搬,应从资金、时间以及测试条件多方面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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