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环境论文范文
资源环境论文范文第1篇
1．评价指标体系及量化方法评价指标体系选取采用文献分析法和专家访谈法。首先通过文献分析法对文献中使用过的各一级指标、二级指标进行归类整合并进行统计，按照引用频率进行排序，然后采用专家访谈法对各指标进行筛选，以确定最终指标。在评价指标的文献分析过程中，根据国内外经典评价指标体系制定备选指标，国外参考了Litvak和Banting(1968)提出的“冷热国比较法”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Otto教授(1992)的矿业投资环境评价体系、全球第一家矿业咨询公司BehreDolbear(2014)的石油投资环境评价体系和费雷泽研究所(FraserInstitute，2013)的矿业投资环境评价体系，国内参考了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的研究成果(吴荣庆，2001)《拉丁美洲若干国家和地区矿业投资环境分析和比较研究报告》、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2007)编制的《世界油气投资环境指南》、国土资源部每年的《2013年全球矿业投资环境评价》中的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将相似指标归类合并的方式制定完成备选指标体系后，以CNKI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总库和万方外文文献数据库为文献搜索目标，以油气投资环境为关键词进行了检索，遴选了具有一级评价指标的相关文献46篇，统计各备选指标引用频率后，按照各备选指标引用频率排序将备选指标以问卷的形式发给专家进行第一轮遴选(共聘请专家9名)，然后以专家访谈形式进行第二轮遴选，根据专家访谈意见最终确定将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法律法规及政策、油气资源开发潜力、基础环境6个指标作为评价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通过同样的遴选方式确定了6个一级指标的21个二级评价指标，评价指标体系及数据量化方法见表1。
2．基于SE-DEA的油气投资环境潜力评价模型数据包络分析(dataenvelopmentanalysis，DEA)是在“相对效率评价”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Charnes及Cooper等人(1978)给出了第一个DEA模型C2R后，DEA得到了广泛的应用。C2R模型在计算效率值时往往多个决策单元都是DEA有效(效率值为1)，而对满足DEA有效的决策单元之间就无法再进行比较，为此Andersen和Petersen(1993)提出了SE-DEA模型(superefficiencyDEA)，在对决策单元进行评价时将被评价的决策单元排除在决策单元的集合之外，满足DEA有效的决策单元的生产前沿面发生了推移，而DEA无效的决策单元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有效解决了DEA有效的决策单元效率值无法比较的问题。在对油气投资环境评价时，传统的SE-DEA模型存在一些不足:(1)油气投资环境评价中产出性指标无法量化。油气投资环境的主要指标如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可以作为投入性指标，产出取决于我国对被评价国家整体的投资效率、投资水平、投资充分程度等多种不确定因素，对投资环境评价时产出的多少是无法量化的。(2)效率值的概念不适用于油气投资环境评价。计算投入产出效率值对于评价具体投资项目是合适的，但当评价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时以该国家的投资环境潜力作为评价结果应更为合理。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将传统DEA模型的产出变量处理为虚拟产出变量，假定所有决策单元的产出均为相同的虚拟产出值，即假设具有不同投入性指标的油气投资环境具有相同的一个虚拟产出，使用SE-DEA模型进行求解。当求出的被评价决策单元效率值θk＜1时，非DEA有效，说明在比被评价决策单元更少的投入下能够获得同样的产出，这时被评价决策单元所具备的投资环境条件对于所假定的虚拟产出而言是冗余的;换言之，若被评价决策单元的投资效率达到最佳，那么这个被评价决策单元所具备的投资环境条件能够产生比假定的虚拟产出更多的产出，因此，这个被评价决策单元所具备的投资环境条件潜力更大。θk值越小说明被评价决策单元所具备的投资环境条件对于所假定的虚拟产出而言冗余越大，在所有被评价决策单元投资效率都能达到最佳的假设条件下，被评价决策单元所具备的投资环境条件潜力越大。当θk≥1时，被评价决策单元所具备的投资环境条件对于所假定的虚拟产出而言不存在冗余，被评价决策单元的投资效率已能达到DEA有效的相对较好水平。在等同的假定虚拟产出条件下，θk值越大，被评价决策单元的投资效率越高，其投资环境条件的潜力越小。在所有被评价决策单元投资效率都能达到最佳的假设条件下，θk值可以作为投资环境潜力的一个衡量变量。式(2)与式(1)中的相关变量和公式相同。式(2)中的ρk值为投资环境潜力大小，通过对产出变量进行虚拟处理后，可将传统SE-DEA模型改进为油气投资环境潜力测度线性规划模型，其合理性和适用性大大增强。本文将使用改进的SE-DEA模型对中东、南美、非洲地区28个主要油气产国的油气投资环境潜力进行测度和分析。
3．样本及相关数据说明我国油气海外投资的五大主要合作区包括中东、南美、非洲、中亚和亚太地区，根据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中东、非洲、南美三大地区进行研究，在三大地区中以油气产量进行排序，本文选取了三大地区内的28个国家进行研究。BP公司2014年的《世界能源统计》显示，中东地区主要油气生产国家有巴林、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叙利亚、阿联酋、也门，以2012年为例，中东地区的原油日产量为2848．4万桶，天然气年产量为5455亿立方米，而这10个国家之外的其他中东国家原油日产量仅为18．3万桶，天然气年产量仅为26亿立方米。南美地区主要油气生产国家有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特立尼达多巴哥、委内瑞拉，以2012年为例，南美地区的原油日产量为727．4万桶，天然气年产量为1743亿立方米，而这7个国家之外的其他南美国家原油日产量仅为14万桶，天然气年产量仅为29亿立方米。非洲地区主要油气生产国家有阿尔及利亚、安哥拉、乍得、刚果(布)、埃及、赤道几内亚、加蓬、利比亚、尼日利亚、苏丹、南苏丹、突尼斯，以2012年为例，非洲地区的原油日产量为934．9万桶，天然气年产量为2163亿立方米，而这12个国家之外的其他非洲国家原油日产量仅为23．3万桶，天然气年产量仅为185亿立方米。由于南苏丹于2011年从苏丹独立，本文将两个国家数据合并进行评价。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使用2003～2012年数据进行研究，其中“教育水平”、“交通便利程度”、“电力供应”指标中部分国家部分年份数据尚未或缺失，我们根据已有年份数据采用回归拟合的方法进行了数据补齐，“气候”指标采用1990～2009年平均值，由于这4个指标的变化幅度较小，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
二、实证结果分析
1．主要油气生产国家油气投资潜力测度利用油气资源投资环境潜力线性规划测度模型(2)，使用MATLABR2013b平台，计算可得2003～2012年三大地区28个主要油气生产国家的油气投资环境潜力，见表2、表3、表4、表5。三大地区油气投资环境整体潜力呈现波动趋势(图1)，2003～2005年快速增长趋势明显，2006～2010年出现缓慢下滑，2010年后整体潜力水平呈现缓解趋势。各地区油气投资环境潜力波动幅度有所差别，中东地区波动幅度较小，但近年来下滑趋势并未得到缓解，非洲地区在2006年后出现缓慢下降趋势，南美地区2008年后出现了剧烈波动。2003～2005年，各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政治形势稳定，油气勘探水平不断提升，油气投资环境潜力呈现快速上升趋势;而2006年后，国际政治环境不断恶化是导致油气投资环境潜力下滑的最主要原因，这段时期油气投资潜力与政治稳定性指标的Pearson相关系数值为0．784，而与战争风险指标的相关系数值为0．758。由于2007年之后金融危机的爆发，发展中国家较多的南美地区受到较大影响，导致2008年后油气投资潜力波动较大，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不断消退，南美地区油气投资潜力呈现复苏态势，而近年来不断恶化的中东和非洲政治局势导致中东和非洲地区油气投资环境潜力持续下跌。中东地区油气投资潜力巨大，整体处于较高水平，2003～2012年中东整体潜力值(表2)均高于南美和非洲地区，这源于中东地区巨大的资源优势和良好的经济基础。其中，阿曼处于较高水平，科威特、也门、卡塔尔、沙特、伊朗、伊拉克处于第二梯队，而巴林和叙利亚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明显(图2)。卡塔尔、沙特、伊拉克油气投资环境潜力呈现平稳上升的趋势，其中伊拉克在战后恢复迅速，其油气投资环境潜力上升最快。伊朗和叙利亚由于不断恶化的政治局势和长期积弱的社会经济环境，其油气投资环境潜力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南美地区油气投资环境潜力呈现均衡化趋势，潜力差距不断缩小(图3)。其中，巴西经济增长迅速，油气投资环境潜力呈现较好增长趋势;哥伦比亚优越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是其投资环境潜力较高的保障;秘鲁油气资源较为贫乏，处于南美地区落后水平，但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基础环境得到改善，因此油气投资环境潜力表现出了持续增长的势头。厄瓜多尔、阿根廷、委内瑞拉油气投资环境潜力呈现出了不断下降的趋势。厄瓜多尔经济增长较缓慢，投资政策表现不佳;阿根廷油气储量小，油气产量不断下滑，资源劣势明显;委内瑞拉是资源强国，油气储量丰富，但油气产量出现不断下滑趋势，同时投资政策表现不佳，导致投资风险有所增强。非洲地区油气投资环境潜力分化明显(图4)，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尼日利亚、埃及、安哥拉、加蓬、刚果(布)属于第一梯队，而赤道几内亚、突尼斯、苏丹、乍得属于第二梯队。阿尔及利亚表现持续稳定，位居第一;利比亚恶化的政治和经济局势导致2009年之后的投资环境潜力下降;加蓬和刚果(布)在油气储量、油气产量、经济环境指标方面发展缓慢，明显落后于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安哥拉、埃及等国家，因此油气投资环境潜力出现了相对下滑;赤道几内亚、突尼斯、苏丹和乍得在非洲地区属于油气相对贫乏的国家，同时经济落后、政治不稳定、种族局势复杂等因素都是导致其油气投资环境潜力居后的原因。
2．油气投资环境潜力差异的变动趋势分析在油气资源投资环境潜力值(表3、表4、表5)的基础上，本文利用Theil指数理论对油气资源投资环境潜力差异进行测度。Theil指数由Theil和Henri(1967，1972)提出并完善，最初用于研究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程度，Theil指数基于广义熵的理论可以进行不同空间不同尺度的差异分解，同时可以测度组间和组内对差异水平的贡献度。根据Theil指数的构建方法，投资环境潜力的Theil指数计算公式可表示。其中，TWR表示地区内投资环境潜力的差异，TBR表示地区间投资环境潜力的差异。通过Theil指数将2003～2012年各国家投资环境潜力以地区内和地区间进行差异性测度，计算结果见表6。根据表6可以绘制整体差异变动趋势图5和各地区内差异变动趋势图6。从图5可以看出:(1)油气资源投资环境潜力的差异主要来自地区内差异，而地区间差异所占比重较小。地区之间的油气资源投资环境潜力存在差异，中东地区明显高于南美和非洲地区，但地区内国家间的差异性更加巨大。(2)地区内总差异、地区间总差异表现出较稳定的变动趋势。各种因素对于油气资源投资环境的影响在各地区未表现出较大差异性，如金融危机、政治环境恶化等因素未导致较大的地区间差异。非洲地区内部差异最大，南美和中东地区内部差异较低，同时地区内部差异表现出较为复杂的变动趋势(图6)，各种影响因素对地区内部差异影响显著。中东地区在2009年后差异逐渐扩大，主要是由于中东政治局势恶化趋势明显;南美地区呈现差异不断缩小的趋势，油气资源投资环境潜力不断趋于均衡，这是由于南美地区各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迅速，政治稳定，各项指标差距不断缩小;非洲地区发展极不均衡，整体较为落后，这是导致地区内部油气投资环境潜力差异巨大的原因，2004～2008年差异不断增大，这是两极分化形成的阶段，2008～2012年差异则呈现不断缩小的态势，这主要源于两个梯队内部差异的不断缩小，这与图4的结果是一致的。
三、结论及建议
资源环境论文范文第2篇
全国沙漠和沙漠化土地面积约为262.2万km2，占国土面积的27.3%；其中99.6%分布在中国西部420个县镇。现正在以每年2460km2的速度扩展。已有向东部漫延的趋势。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40亿元，相当西北5个省1999年度财政收入的7.5倍；间接损失2700亿元。沙尘暴已殃及首都北京，不可忽视。
2解决荒漠的出路
①尊重自然规律，让其自然恢复。对与成矿条件优越：岩浆作用、火山作用、植被不甚发充的贫困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可优先考虑。对于环境破坏严重，不好治理的矿区、矿田，可以留下来等待技术过关时再行开发利用。②储量丰富，国民经济建设中及需的矿产资源可优先考虑开发利用。③地质工作程度低，成矿条件好，潜力巨大（特别在覆盖层下）的地区，可以先进行地质勘查找矿，分层次、分批次进行开采利用。④开采运输条件好，采矿成本低，解决当地经济发展的地区可优先开发矿产资源。
3新的非金属矿产资源开发研究
①玄武岩：连续玄武岩纤维是前苏联经过30年的研究发明的高科技纤维。它是以自然的火山岩为原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将其破碎后加入熔窑中，在1450～1500℃熔融，通过铂铑合金拉丝漏板制成的连续纤维，它的综合性能好，其它纤维难以比拟，被广泛的用于消防、环保、航空航天、军工、汽车船舶制造、工程塑料、建筑等领域，堪称是21世纪无污染的“绿色工业材料和新材料”。②珍珠岩：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建筑物的不断增高，对一种轻、保温、隔热、防火的无机材料要求越来越强，这就是膨胀珍珠岩。珍珠岩在1200℃条件下体积迅速膨胀数倍～30倍。具有容重轻（40～250千克/米3）导热系数小（0.03×4.1868千焦耳/米·时·℃～0.06×4.1868千焦耳/米·时·℃），使用温度范围广（-250℃～+800℃）的特点是一种物美价廉，产地广的一种新型无机建筑材料。
4几点建议
资源环境论文范文第3篇
（一）人口膨胀加剧资源消耗速度近几年，北京市常住人口仍保持较快增长的趋势。2013年常住人口达到2114.8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802.7万人,分别比2012年增加45.5万人和28.9万人，增速分别为2.2%和3.7%。外来人口的增加已经成为北京人口膨胀的主要原因。人口规模持续快速增长，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首都带来能耗、资源、交通等方面的巨大压力。从能耗看，2013年北京每天消耗2.6亿度电、2707.7万立方米天然气、3.1万吨成品油和1000万立方米水，与2009年相比，分别增加0.6亿度电、707.7万立方米天然气、0.8万吨成品油；从排放看，2013年北京每天产生生活垃圾1.84万吨、排放污水425.5万立方米，与2009年相比，分别增长0.04万吨生活垃圾、51.5万立方米污水。从出行情况看，2013年，每天仅公共交通客运量就达2204.9万人次，与2009年相比，每天增加400万人次。初步测算，常住人口每增加1人，平均会带来大约2.6次的出行。目前，北京常住人口规模的快速膨胀，特别是中心城区人口过度聚集的状况仍在延续，而新城疏解中心城区人口的作用并不明显。
（二）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加重城市承载力北京作为资源输入型的特大城市，自然资源匮乏，98%的能源靠外地调入。近年来，虽然在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上做了一些有益探索，但是，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严重等城市顽疾仍然大量存在，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1.垃圾处理出现缺口。2013年，全市生活垃圾清运量671.7万吨，比2012年增长3.6%。全市有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24座，垃圾无害化日处理能力2.1万吨。根据2011年北京市环保支出项目调查结果：全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已填容量占设计容量的58.5%；生活垃圾焚烧场实际处理能力为1955吨/日，超过设计处理能力1835吨/日。市环保局公告指出，未来两三年内，北神树等7座垃圾填埋场均将填满封场，而目前新的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压力巨大，全市或将出现近万吨处理能力的缺口。2.水资源短缺与浪费矛盾加剧。一方面，北京属于资源性严重缺水城市，目前又处于历史上最大枯水期。北京的供水结构，已由2000年前的以降水和外来水等新水为主，转变为目前的以地下水为主。水资源的严重短缺，不仅对经济产业发展的硬约束不断增强，而且也造成地下水超采日趋严重。2013年末北京平原地区的地下水平均埋深24.5米，比1980年末下降18.1米，储量相应减少92.5亿立方米。地下水位持续下降的同时，地下水环境污染也随之加剧。由于缺乏河道稀释用水，全市特别是中心城区的河道水体污染问题十分严重，水环境质量十分堪忧。另一方面，生活用水浪费明显。2014年5月份，北京开始实施阶梯水价。在此之前，居民用水一直实行统一价格，对价格不敏感。同时，节水技术创新和节水设施开发不足，节水政策法规不够完善，节水宣传力度不够，导致生活领域用水浪费明显。3.环境污染情况严重。2013年，全市PM2.5为89.5微克/立方米，未达到国家二级标准，距离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PM2.5年均浓度安全值（10微克/立方米）差距更大。2013年，北京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不足全年一半，五级和六级重污染天数累计占比高达15.9%。能源结构低端是造成大气污染的重要原因。目前北京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比重仍然偏高，清洁能源比重偏低，对大气环境质量产生直接影响。2012年，煤炭在北京终端能源消费中占比15.6%，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8个百分点，比OECD国家高12.1个百分点；而从国外的情况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首都煤炭使用率极低或基本没有煤炭消费。
二、缓解首都人口资源环境矛盾的对策建议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城镇化正处于质量与速度并重发展的新阶段，加强城市化管理和人口服务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北京作为一个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限、人口高度聚集膨胀、日益被“城市病”困扰的特大城市，必须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准确把握首都市情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稳妥推进人口规模调控。
（一）多层面做好人口压力的疏解1.创新人口发展调控体制，统筹人口服务管理。加强人口发展和调控综合决策体系建设。成立由国家有关部委、驻京部队和市政府有关部门组成的首都人口发展协调机构，负责统筹人口的综合管理与服务，督促检查人口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形成更为健全的首都人口工作体系。建立科学的人口规模调控指标体系和人口调控责任制。目前北京市委市政府已将调控人口规模的目标纳入市委市政府对区县党委、政府的绩效考核内容，还需加快建立重大政策、重大项目和公共资源配置的人口评估机制。建立北京市与中央部委、军队进京落户工作协商机制，研究制定统一的进京落户标准和审批办法。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居住证制度，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2.调整北京城市功能，疏解人口分布压力。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切实按照城市战略定位，加快产业布局优化。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继续深化落实、调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对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要求的产业进行疏解调整，对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产业进行合理引导。促进北京各功能区之间以及北京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提升整个首都经济圈的产业竞争力，有效缓解交通拥堵问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多手段治理环境问题1.增强公众环保参与意识。控制PM2.5，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相关部门应抓住时机，采用多种形式适时宣传。例如通过各种媒体制作形式多样的电视节目、宣传片、公益广告、漫画等；让公众参与到治理大气污染的行动中，如不燃放烟花爆竹、不随意街边烧纸、减少餐饮油烟、出行时尽量拼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2.做好收集运输过程中的垃圾分类。建议相关部门做好餐厨垃圾的分类工作，特别是要做好收集运输过程中的垃圾分类，确保垃圾进入生活垃圾处理厂时已经处于分类状态，建立从源头分类、储运到终端处理较为完善的垃圾分类管理体系。同时，还应注重提高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建议相关部门出台政策，鼓励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在此基础上优先采用综合处理、垃圾焚烧和餐厨垃圾资源化技术，降低垃圾填埋处理量。3.引导研发向节能环保项目倾斜。一方面加大政府引导，增强企业对科技节能环保项目投入的积极性，特别是把部分科技力量投在节能减排上，从前期减少污染发生；另一方面加强周边地区联动，对服务对象在周边地区、享受不了北京优惠政策的节能环保企业给予关注和支持。
资源环境论文范文第4篇
城镇化加速发展在获得资源环境巨大支撑和保障的同时，对资源环境本身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初期，城镇化发展速度越快，资源消耗量越大，环境破坏程度越严重．当城镇化发展到稳定阶段(城镇化率70%左右)以后，国家和社会将拥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到资源有效利用和环境治理中，城镇化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大大减弱，它们之间关系将出现拐点，相关程度将大大降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各种资源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对环境的承载力提出更高要求，而快速城镇化造成的资源短缺和各种环境问题约束了城镇化的进程，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1)城镇化的快速进程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大为增加，土地资源却相对有限，开发利用存在土地供需矛盾、集约利用率低、侵占农用地及土地质量下降等问题;(2)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用水保障程度不断降低，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加重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3)单位城镇化水平所消耗的能源随着城镇化的建设越来越多，而且在节能减排紧迫形势条件下能源短缺危机将增大;(4)城镇化的进程伴随着产业结构偏低、技术含量低、高能耗、高排放等问题带来的结构性和布局性污染，导致了城市环境质量日益恶化．减少资源环境对城镇化的约束，有利于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顺利推进．
2模型建立和数据处理
2．1模型建立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生产函数模型如下:为了计量资源的限制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Nordhaus(1992)在理论上假设在长期资源的数量不受限制，单位劳动力平均资源量不变，即能源、土地、水资源和环境污染的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一致，上述假设也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上述假设下，分别计算劳动增长率为n时的能源、土地、水资源和环境污染的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增长率。
2．2数据来源文中1985—2012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山东统计年鉴2013》、《辉煌山东60年》、《山东省国土年鉴》、山东省情网．产出Y换算成2000年的可比价格;能源数量R采用一次能源生产总量;土地数量T的计算是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和建成区面积之和;水资源数量W采用用水总量;环境污染量P由SO2排放量代替;劳动L采用年底就业人数;资本K依照永续盘存法Kt=It+(1－δ)Kt－1计算，其中It使用每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及投资指数，换算成2000年的可比价格(1990年以前假设指数不变)，K2000以张军等计算的2000年资本存量为基础计算，并通过推算定折旧率δ为7%．
3山东省城镇化进程中资源环境“尾效”计算与分析
3．1山东省城镇化进程中资源环境“尾效”计算用1985—2012年数据对(2)式进行回归，得到各系数的取值:α=0．13，β=0．01，γ=0．15，θ=0.41，η=0.46．劳动的增长率n根据公式a×(1+n)t=b计算得出，其中a代表起始年的年底就业人数，b代表截止年的年底就业人数，t代表经过的年数．通过计算可得1985—2012年27年间劳动的增长率为2.29%，1985—2002年17年间劳动的增长率为2．62%，2003—2012年10年间劳动的增长率为1．55%．根据山东省公布的城镇化率数据，计算各个时段山东省城镇化进程中的尾效．通过计算可得1985—2012年城镇化对单位劳动力平均GDP产出的弹性值λ为13．10%，1985—2002年λ为12．10%，2003—2012年λ为18.77%．计算1985—2012年，1985—2002年，2003—2012年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能源、土地、水资源、环境污染尾效和城镇化尾效(见表1)．从计算结果来看，1985—2012年山东省城镇化的速度因能源、土地、水资源的消耗以及环境污染每年降低20．46%，分时段来看1985—2002年每年降低34．02%，2003—2012年每年增长1．20%．
3．2山东省城镇化进程中“尾效”分析从前文可知，1985—2012年山东省城镇化的进程因能源、土地、水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每年分别降低0．14%、2．96%、8．21%、9．15%，综合起来山东省的城镇化进程受到资源环境的约束每年降低20.46%．刘耀彬(2007)［9］对中国1979—2005年的数据计算得到的结果是能源、土地和水资源消耗对城市化进程的尾效分别为10．61%、0．36%、19．14%，对城市化进程的总尾效为30．10%．相比较而言，山东省在1985年以来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受资源环境的约束相对于全国水平较低［17］，其中受水资源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环境污染和土地的约束;在1985—2002年期间城镇化进程受资源环境的约束较大，达到34．02%，其中受水资源的约束城镇化进程每年降低24．11%;近10年来资源环境对山东省城镇化进程的约束作用减小，表现为资源环境的消耗在总体上促进了山东省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3.2.1环境污染对城镇化的约束环境污染对城镇化的约束体现在原有大城市不合理的工业企业布局和结构及新兴小城镇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保护两方面．2012年山东省单位GDP废水、SO2、烟(粉)尘、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分别为9．58t/万元、34．97t/亿元、13．90t/亿元、0．37t/万元，从低到高分列31个省市自治区第6、14、11、10位．从山东省内部来看，2012年单位GDP各污染物排放量基本均呈中西高东低的格局，因此，山东省现行的城镇化发展道路与环境友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相比尚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3.2.2土地对城镇化的约束山东城镇化进程中土地的约束作用体现在供需矛盾、集约利用水平低、质量下降等方面［19］．首先，2012年山东省人均农用地约1194m2，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4;从山东内部来看，2012年人均农用地呈东北高西南低的格局，土地的供需矛盾突出．其次，2000—2012年山东省单位GDP地耗从18．85km2/亿元逐年下降至3．14km2/亿元，土地的集约利用程度有所提高;但2012年与其他沿海省份相比，山东省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低，单位GDP地耗高于江苏省的1．97km2/亿元，浙江省的3．04km2/亿元和广东省的3．15km2/亿元;从山东内部来看，2012年单位GDP地耗呈西高东低的格局，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尚处在较低水平．此外，森林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水污染严重、耕地污染和退化4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山东省土地质量的降低．
3.2.3水资源对城镇化的约束水资源的约束作用主要体现在供需矛盾和水污染两方面．2012年山东省人均水资源量为283．9m3，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2．99%;单位GDP水耗为44．35m3/万元，为全国水平的41．63%．近年来山东省水资源的利用状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从尾效计算结果也可看出，合理利用水资源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镇化进程，水资源的供需矛盾逐步得到了解决．从山东省内部来看，2012年人均水资源总量分布格局可以形容为沿河海地区水平较高，这是由不同区域的地理特点决定的，但是单位GDP水耗呈明显的西高东低的格局，与城镇化率东高西低的格局相对应，说明生产性水资源的分布导致的供需矛盾是约束城镇化发展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的水污染，导致可用淡水资源减少，有限的地表水环境容量不能负担快速城镇化发展的模式．2012年山东省河流劣V类水质占28．8%，比值仍旧过高．
3.2.4能源对城镇化的约束分析以石油和煤炭为主的能源构成促进了工业化的进程，同时对环境造成了污染，即能源的约束作用主要体现在供需矛盾和环境污染两方面．首先，山东省石油、煤炭储量分别占全国10．59%、3．43%，2012年生产总值占全国9．69%，低于能源储量比值;从2000—2012年，山东省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所消耗的能源为1770．20万吨标准煤，可供消费的能源总量和一次能源消费量均上涨了两倍，能源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具有有限性，相比消费量的增长终将受到约束．其次，能源生产中产生的大量污染物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风能、水能等清洁能源的利用和能源生产设备的更新将是降低能源环境污染的主要手段．从山东省内部来看，2012年万元GDP能耗呈西高东低的格局．
4结论与对策
资源环境的约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道路进程中面临的约束之一．能源、土地、水资源和环境污染的约束导致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进程产生了尾效，山东省的城镇化进程因此每年降低20．46%．集约节约资源，打造良好人居环境，解除资源环境的约束作用，是实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有效途径之一．为了引导资源环境系统和人口经济社会系统的协调，降低资源环境的约束作用，可从以下几方面对推进新型城镇化道路进行优化．
(1)树立生态文明理念，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以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城镇化，推行资源集约节约的城镇化之路，推进因地制宜的区域差异城镇化道路、因时制宜的城镇化资源替代战略．以人文资源替代自然资源，以可更新资源替代耗竭性资源，以丰富的资源替代稀缺资源，以洁净型资源替代污染性资源，推进人地关系和谐的资源节约型城镇化道路．
(2)坚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生态型城镇，建立城镇化相应的资源环境安全预警机制，完善城镇化相应的资源开发利用政策法规，健全城镇化相应的资源环境绿色管理体系．淘汰工业生产中高耗能的工艺和设备，支持节能低耗技术的研发和相关产业的建设，发展生态农业，引导绿色消费，推进环境友好型、生产清洁型和消费低碳型城镇化道路．
(3)完善科技体制改革，加强节约型城乡建设的区域集成和技术综合运用，完备以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技术支撑体系，以低碳技术构建城镇化低碳经济网络，以循环技术疏通城镇化生态价值流，以科技创新搭建城镇化服务平台，推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城镇化道路．
(4)调控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和速度，根据不同城镇发展条件和阶段制定人地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差异化发展战略，完善城镇体系的建设，避免不合理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发挥核心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城乡环境统筹规划和整治，着眼城乡生态系统源头保护和综合治理，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推进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资源环境论文范文第5篇
(一)资源环境约束下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界定图1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当只有期望产出时，根据产出最大化原理，生产可能性边界是凸向原点的，而当考虑资源环境约束时，生产可能性边界应由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共同构成。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环境污染物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倒U型”关系，因此，假设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构成的生产边界用函数g=f(b)所示，其中g表示期望产出，b表示非期望产出①，则该生产边界具有以下特征:(1)当且仅当b=0时，g=f(0)=0。在资源环境约束下，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是相伴共生的，即期望产出的产生伴随着非期望产出。(2)g''''=f''''(b)0，期望产出对非期望产出是单调不减的。非期望产出的产生归因于资源投入和环境破坏，而不计资源约束和环境质量的“高投入”型生产能够提高“好产出”的总量，这也符合希望“好产出”越多越好的经济学基本假定。
(二)改善绿色经济效率的理论机制如图1所示，假设在初期，经济总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为曲线g=f(b)，某经济体由于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等原因，生产水平处于A点(期望产出水平为g0，非期望产出为b0)。该经济体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在现有生产要素投入和生产技术条件下，通过改善管理效率、生产技术或排污技术就可使生产规模扩大到A1和A2之间的任一点B上，实现微观技术效率的提高。宏观经济体内部各企业提高微观经济效率的同时，也改善了总体的市场环境，使初期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推移到曲线g=fn(b)，促使企业微观技术效率得到进一步改善，从而实现总体市场运行效率的不断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微观技术效率的改善点B的位置决定了该经济体的发展模式。若B点接近于A2点，表明经济发展以尽可能提高经济总量为主，不顾资源约束和环境质量的改善，而若B点接近于A1点，则表明经济是在保证总量稳定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对资源和环境的依赖性。但对微观企业而言，资源和环境的依赖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它们在改善微观效率时往往倾向于A2点。在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期望产出尽可能高而非期望产出尽可能少，因此，政府实施有效的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是必要的。通过环境管制使非期望产出控制在b2水平，企业就会面对经济增长和实现减排目标的“双重”压力，在保持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条件下，促使其生产技术和排污技术得到改善，也实现了宏观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当生产可能性边界达到曲线g=fn(b)时，通过进一步实施环境管制，控制非期望产出在b4水平，使生产水平由B点提高到C点，从而实现宏观资源配置效率的持续提高。于是，一个经济体在技术条件不变时，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提高绿色经济效率取决于微观技术效率、市场运行效率和宏观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其增长路径是由A点向C点的移动。
二、绿色经济效率的测算方法和区域特征
(一)绿色经济效率的测算方法其中，EFFCH测度了从t期到t+1期地区i对生产前沿面的追赶程度。TECH测度了生产前沿从t期到t+1期的移动情况，衡量相邻两期的生产技术变化程度，代表了生产过程中技术进步或创新的程度。GMI大于1的部分，即为该地区从t期到t+1期的绿色经济效率增长率。选取除港澳台及西藏以外的30个省(或自治区、直辖市)作为生产决策单元，以2000—2010年省际年度数据为样本数据，数据资料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投入产出变量如下:1)将资本存量、劳动人口和资源消耗作为投入要素。劳动人口数等于当年和上年年末就业人数的平均。资源消耗量等于折算成标准煤后的能源消耗总量②。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以2000年为基期，初始资本存量的计算、折旧率的估计以及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的计算均借鉴张军等的做法［26］③。2)将地区生产总值作为期望产出，以2000年为基期用各地区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3)将各地区工业废气④、废水、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作为污染物，利用熵值法得到污染综合指标，作为非期望产出。
(二)绿色经济效率的区域特征表1给出了2000—2010年两种情形下经济效率的平均增长率。情形I是考虑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经济效率增长率，即绿色经济效率增长率，全国平均水平为3．47%;而情形II是未考虑资源环境约束的经济效率增长率，全国平均水平为2．5%，与郑京海和胡鞍钢的计算结果［27］类似。显然，情形I的增长率高于情形II，表明资源环境管制对改善经济效率有积极作用。表2给出了2000—2010年各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平均增长率及各项分解。在样本期间内，全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改善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这与董敏杰等的结论［23］一致。从东中西各地区来看，绿色经济效率增长率东部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且东部地区的增长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从效率增长的各项来源看，技术进步也是提高各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源泉。
三、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演化模式
(一)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相关性空间计量经济学中一般采用Moran指数判断某一属性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其表达式为:表3给出2000—2010年全国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相关Moran指数及其检验P值。计算时权重矩阵采用简单的二元相关矩阵，若两省市相邻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①由表3可知，绿色经济效率在区域间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而且相关程度有随时间递增的趋势。受梯度发展模式和空间战略的影响，各地区经济效率通过“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产生空间联系［13］，而要素、环境污染物也具有很强的空间关联性［28］，因此，在资源环境约束下，各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具有空间正相关性。
(二)模型设定收敛性分析有助于研究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演化模式。经济学上的收敛分析一般采用β收敛或σ收敛，前者针对的是总产出增量，后者则是针对总产出存量。本文研究提高绿色经济效率的问题，因此采用β收敛分析绿色经济效率增长率的演变情况。结合样本数据的特点，采用空间面板的滞后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面板的误差固定效应模型。β收敛分为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绝对β收敛假设经济体初始禀赋仅存在资本水平差异，各地区在收敛后具有相同的稳态条件，即，若存在绝对β收敛，落后地区有追赶发达地区的趋势。空间绝对β收敛的检验模型为:式中，α为常数项，gi，T为地区i从初期到T期的年均绿色经济效率增长率，β是收敛系数，若β显著为负，则表示存在空间绝对β收敛，绿色经济效率低的地区会追赶绿色经济效率高的地区。条件β收敛认为经济体存在初始禀赋和社会经济特征的差异，因此各地区在收敛后的稳态也不同，它们会向各自的稳态收敛。空间条件β收敛的具体表述为:式中，α为常数项，gi．t为地区i从t－1到t期的年均绿色经济效率增长率，β是收敛系数，若β显著为负，则表示存在空间条件β收敛，各地区绿色经济效率会趋向于各自的稳定值。另外，为检验资源环境约束下改善绿色经济效率的理论机制的实际效果，设定模型(6)和模型(7)中的控制变量Dj为:1)反映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SCALE)和技术改进状况(R＆D)的变量，分别由人均GDP和各地区专利授权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2)反映市场运行环境的变量，由经济开放度()和产业结构(HEAVY)作为变量，其中经济开放度用各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产业结构用第二产业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度表示;3)反映宏观环境政策(WRZL)的变量，由各地区污染治理投资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所需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①。
(三)估计结果采用Elhorst提供的空间计量模块分地区估计模型(4)—(7)，估计结果见表4和表5。本文还将空间模型与OLS模型、普通面板模型进行了对比，发现空间模型的拟合优度和似然比均优于OLS模型和普通面板模型，说明样本数据更适合于空间模型。由表4和表5可知，在资源环境约束下，无论是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空间相关系数ρ/φ都显著为正，说明绿色经济效率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呈现局部集聚特征，这也进一步说明了缺乏考虑空间相关因素的固定效应模型是不可靠的。由于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两类模型对参数的估计较一致，因此下面结合两个模型进行分析。由表4可知，全国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绝对β收敛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存在显著的空间绝对收敛，绿色经济效率低的地区会追赶绿色经济效率高的地区，最终会趋向于稳定状态。而东、中、西三大地区内部的β系数也显著为负，说明在各个区域内绿色经济效率存在俱乐部收敛的现象，这与林伯强和黄光晓对区域碳排放的收敛性研究得出的结论［30］一致。由表5可知，空间条件收敛系数β在全国及各地区均显著为负，表明绿色经济效率存在空间条件β收敛，各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存在各自的稳定水平，且收敛于相应的稳态。与吴军的研究［16］相比，考虑空间关联后，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收敛系数绝对值变大，而西部地区变小，表明空间关联性促使效率形成集聚，加快了东部和中部地区收敛速度。在控制变量上:1)全国范围内，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创新的系数均显著为正，验证了微观技术效率改善绿色经济效率这一机制的存在。经济增长仍能拉动绿色经济效率不断提升，微观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对提高效率具有正向作用，研发创新带来的技术变革是每个地区提高微观效率的源泉，尤其对中部地区而言，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2)市场开放程度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而产业结构系数显著为负，部分验证了改善市场运行效率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机制。根据回归结果，全国范围内第二产业比重每降低1个百分点，绿色经济效率增长率将提高0．4个百分点，但在中西部地区，加大第二产业的比重对提高绿色经济效率却有一定的拉动作用，可能原因是中西部地区经济水平整体较低，第二产业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3)污染治理系数在全国范围内为负，但不显著，说明政府采取的环境管制措施没能达到预期的改善效果，陈玉桥也得出了类似结论［9］。宏观资源配置效率对绿色经济效率没有起到预期作用，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各省历年来的污染治理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都较低(小于0．5%)，且相邻年份变动较大，环境管制的实施具有一定的政策应对性，即，加强环境管制则增加污染治理投资，放松环境管制则降低污染治理投资;另一方面，传统观念认为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而且环境污染对微观主体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因此企业在污染治理、节能减排方面往往处于被动地位，缺乏积极主动性。这就使得环境治理缺乏持续性、连贯性，未能达到预期改善绿色经济效率的效果。
四、结论
资源环境论文范文第6篇
（一）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化起步较晚，但是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十分惊人。1978～2013年，中国城镇化水平由17.92%提高到53.73%，城镇人口由17245万人增长到73111万人，35年间城镇人口增加了55866万人。城镇人口的不断增长，必然会将生存发展的需求转化为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引发一系列失调问题，城市的生态系统逐渐超出负荷，由此产生的城市生产、生活垃圾、工业“三废”排放量剧增给原本就脆弱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带来巨大的压力。例如，上海已出现标志气候恶化的“五岛”效应；北京人口密度颇大，高层住宅过多，城市上空空气流动受阻，产生热岛效应，严重影响了环境质量。此，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是导致资源环境承载力超载的一大因素。
（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资源环境承载力呈现出超载的现象，与我国之前所采取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很大的关系。首先，割裂了城市系统内物质流动网络关系。在传统工业时代，城市经济发展模式是线性的，这种发展模式以资源的大量开采与消耗为前提，各产业之间少有联系，资源利用率较低，并且各环节产生大量的“废弃物”进入自然环境。同时，工业文明推行生产第一和高消费战略，形成“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污染”的发展范式，我国很多城市在工业化进程中都采用了这种范式。传统线性经济发展模式割裂了城市系统内部产业生态系统，造成了物质流动的单向性，其后果就是资源的严重浪费以及生产、生活垃圾的大量产生。其次，城市规模盲目扩大。城市规模适当合理，才能体现城市综合效益。但是，我国很多地区盲目追求城市规模的扩大，忽视了当地资源环境承载力，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如，地方政府决策失误，满足投资商的不合理要求，在河流上游布局污染工业，给当地环境带来严重污染；大规模建设工业园，盲目求大，既造成了土地资源和资金的浪费，而且由于工业园过于分散，不利于工业“三废”的处理，造成了环境污染。
（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当前，我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大多数法律法规都是政策性的，缺乏配套的实施细则，不足以成为执法部门执法的依据。这就使得很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人或单位，因缺乏具体的量刑标准使得他们逃脱了法律的惩罚，因而无法有效地遏制破坏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另外，一些从事环境保护的执法人员素质较低，是从其他管理部门和技术岗位上调过来的，难以胜任专业性的环境管理工作。
二、新型城镇化中提高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对策
（一）科学推进城镇化建设城镇化是长期性的过程，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中不能急于求成，盲目扩大城市规模，应当与当地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协调。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逐步提高，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得到了明显的发展，这为城镇化建设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及向非农业转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一般倾向于大中型城市，据估算，到2020年，我国需要转移的农村人口将会超过2亿，仅仅依靠大中型城市来吸纳这部分人口是不现实的，会给当地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带来严峻的考验。因此，我国的城镇化必须走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
（二）制订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城镇化发展战略由于以往所采用的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给资源环境承载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在今后的城镇化建设中必须摒弃这种发展模式，取而代之的将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战略。首先，需要改变城市物质流动的单向性，建立城市内物质流动的循环网络，促进城市工业生产由线性经济走向循环经济，提高资源使用的生态效率，减少污染的产生；其次，进一步完善城市交通体系，这是缓解城市交通压力，节约能源，降低汽车尾气排放量及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重要举措；再次，采用城市经济发展的效益模式。以往我国城镇化建设一直坚持的是效率模式，这种模式以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为导向，以GDP增长率作为衡量的标准，忽视了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以及环境的破坏，因此，必须尽快摒弃城市经济发展的效率模式，采取效益模式，追求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资源环境论文范文第7篇
马克思主义法律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只不过是经济关系的记载和表述，是直接将经济关系翻译为法律原则。这是一种经济法律观。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更要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才是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其实，并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自然资源环境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为相对于经济来说，自然资源环境更为基础，它是经济基础的基础，对经济基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自然资源环境是体，经济是用，经济只不过是对自然资源环境的占有、开发、转化和利用。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自然资源环境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没有自然资源环境作基础，经济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发展经济就犹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人们应深刻地认识到自然资源环境这一终极基础对于上层建筑包括法律等的决定作用，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念变革为自然资源环境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经济法律观，片面地强调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它把自然资源环境简化为经济，把经济视为唯一尺度，目中无它。只有具有经济价值的自然资源环境才值得考虑，舍此，都是毫无经济价值的东西而不屑一顾。如此势利地看待自然资源环境，具有极大的盲目性和短视性，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无价值的自然资源环境，自然资源环境并非人们认为其没有经济价值就真的没有经济价值，也并非它们在当下没有经济价值就永远没有经济价值。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歧视破坏了自然资源环境的整体性和和谐性，破坏了生态系统，使其不能内在平衡、生生不息。这种经济观貌似经济其实很不经济，是竭泽而渔、釜底抽薪，严重地损毁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根源。
由于现代经济主要是市场经济，所以现代经济法律观主要是市场经济法律观。市场经济是一种逐利经济，它追逐利润的极大化，极大化的普遍方式常常是对自然资源环境只索取不保护，或者采取排污等方式把成本转嫁给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经济使人更加见钱眼开、利令智昏，更加无视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在优胜劣汰的铁律下，不进则退，它迫使人们永不知足、永不停歇地去开辟市场、创造市场，商品不断地更新换代，有的是“换汤不换药”，导致物事频仍，快速折旧，未尽其用，如电子产品等就是如此。这不仅很不经济，而且严重地危害自然资源环境，既浪费自然资源环境，又污染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经济是一种效率经济，它使人大干快上、急功近利、甚至揠苗助长。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越了自然资源环境的自然进程，超过了自然资源环境的承载程度和修复能力，直接导致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对立和矛盾。这种经济效率导致自然资源环境的衰退、枯竭，看似效率实乃速朽。市场经济是一种科技经济，与农业经济、手工业经济和简单商品经济等相比，它最具科技含量，也最有威力征服和改造自然资源环境，它对自然资源环境的影响和破坏前所未有，自然力量已不敌科技力量。严格说来，自然资源环境的破坏就是从工业革命、科技进步开始的。
这种无视、破坏自然资源环境的经济观，与生态观是严重对立的，不但很不经济，而且从根本上侵蚀了经济的基础，使经济发展不但不可持续，而且前功尽弃。必须实现从经济观向生态观的变革。生态观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提供了持续的源泉。目前，人们不仅认为“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而且认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随着人们的世界观从经济观向生态观的变革，相应地也要从经济法律观向生态法律观变革，对法律制度不仅甚至主要不是经济分析和效率追求，而是生态评价和生态预防，为此需要对法律制度进行全面和重大的变革，让法律制度生态化，用清新空气驱逐法律身上的铜臭气味。不是经济观而是生态观才是科学的法律世界观。
二、从见人不见物到见人亦见物
马克思主义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关系时见物不见人。①但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其道而行之，不仅在分析经济关系时，甚至在分析一切问题时都见人不见物，以为只有这样才能抓住问题的根本、人的根本，才是深刻入理。但任何极端都是片面的，真理往往在两极中间，分析问题的真确方法是见人亦见物。因为人是一种物质性存在，根本就没有无物之人和无物之人与人的关系，人的独立平等、权利自由等都建立在物的基础之上。物之如何直接决定着人之如何，物之不存，人将焉附？物之不见，焉能见人？不见物，就不能见人。由于见人不见物，目中无物，人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无物的世界，只剩孤零零、光秃秃的人，不依于物的人；人是万物之主宰，自然资源环境只是人所主宰的对象；一切为了人，为了人，高山低头，河水让路，人定胜天。但“物极必反”，人怎样对待物，反过来物就怎样对待人。人们没有把自然资源环境放在眼里，自然资源环境又怎么可能把人融入其中？人不尊重和保护自然资源环境，自然资源环境又怎么可能尊重和保护人？可以说，目前自然资源环境的破坏以及它对人类的报复，正是源于长期以来的见人不见物、对自然资源环境的极端漠视。
要尊重和保护自然资源环境，就必须实现从见人不见物到见人亦见物的重大变革。物是人之所依，物是人与人之间的牵线人和黏合剂，人与人的关系，几乎都是以物为媒介的社会关系，在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如此，几乎没有无物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随着物的丰富发展而丰富发展的，由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物不同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这直接导致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同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后者之物远比前者之物丰富复杂，从而决定了后者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远比前者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丰富复杂。要认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能就人论人，而应透过物去看人，以物度人。物是人类认识自己的一个基本视角，一面镜子，见物以见人，这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物不是一般的物，而是自然资源环境，自然资源环境是人类的栖身家园、衣食父母、生存基础和发展前提。自然资源环境的上述性质决定了，一切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都是在自然资源环境中得丧变更的，立足其中才有客观真实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类根本不可能无视自然资源环境，充其量只是对它熟视无睹。无视、破坏自然资源环境，人类就会迷失家园而无家可归，就会无处安身立命，就不能生存发展。自然资源环境不是一般的物，它不仅是先决性、客观性的存在，而且是拟人化、意志化的存在，因此人们不能像对待一般的物那样对待自然资源环境。人怎样对待自然资源环境，反过来自然资源环境就怎样对待人，这种反作用力使得理性的人不敢慢待自然资源环境。自然资源环境是人类认识自己和检讨自己的一面镜子，人怎样对待自然资源环境是人性、人的德性的试金石，自然资源环境演化史构成了人类的道德谱系。自然资源环境教育了人，教育人类必须善待自然资源环境，善待自然资源环境正是善待人类自己。人们正是在不断改善对自然资源环境的态度和关系上不断地发展完善自己的，如从“天人相参”到“天人相斥”，再到“天人相睦”，最后实现“天人合一”。①在这些演进过程中，人才真正成之为人。见人亦见物，才能实现自然资源环境法的最终目标———天人合一。
三、从部门法到基础法
自然资源环境法作为一个部门法的出现，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在我国直到不久前才刚刚将其忝列为十六门核心课中的最后一门，这还得益于我国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为我国的“五大建设”之一的基本国策。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自然资源环境法仅仅是一个法律部门，并且是一个新兴的、一直处于边缘状态、只是随着自然资源环境问题严重起来才日益受到重视的一个法律部门。这是对自然资源环境法的极大误解。其实，自然资源环境法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部门，它还孕育着、体现为一套与传统法律部门及其所构成的法律体系大有不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调整原则，集中地说就是生态观。哲学的意义在于其普遍性，法哲学的意义在于其普适性，自然资源环境法哲学的意义在于它为其他法律部门及其法律体系提供了值得广泛借鉴和普遍遵循的生态观。生态观体现了人类对自身所面临的自然资源环境困境的理性反思、时代精神和必由之路。生态观已成为当代人最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一，也应是当代法律部门及其法律体系最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一。正因为自然资源环境法为其他法律部门及其法律体系提供了生态观，为其他法律部门及其法律体系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许多法律部门及其法律体系的共同基础，所以自然资源环境法已由部门法升华为基础法。
资源环境论文范文第8篇
(一)助推湖南生态文明建设的资源优势形势喜人湖南山清水秀、水资源比较丰富，森林覆盖率高达57.34%，14个市州空气质量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这是湖南生态文明建设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主要污染物减排成效明显，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约束性指标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和氮氧化物排放量，重点流域区域污染防治取得重大突破。目前，长株潭、环长株潭城市群等各个市州“两型社会”建设已经进入纵深推进阶段。国家批准湘南地区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大湘西地区31个县(市)列入国家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长江经济带的开发建设已经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将成为今后很长时间内我国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区域。湘东6个县(市)列入国家罗霄山片区扶贫开发规划，初步探索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融资规划“四规合一”。近年来，湖南围绕“天蓝、地绿、水净”，以治土、治水、治气为重点，建立全省环境质量平台和重度污染应急机制，对环境空气质量进行实时监测，大力实施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氮氧化物减排、重点湖库水环境保护、农村环境集中整治等十大环保工程。湘江流域综合治理和湘江水污染整治取得实质性进展，湘江风光带长株潭段建设顺利完成。加快清洁低碳推广技术的项目建设，组织实施了300个重点项目，建立绿色信贷机制，科技创新和清洁生产能力不断提升。长沙获得“全球绿色城市”，株洲市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二)助推湖南生态文明建设优化经济发展的作用逐步显现湖南经济产业链条长，市场潜力发展空间大，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的条件比较成熟，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势头，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加大。近年来，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增长较快，产业结构合理优化，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日趋合理，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9%。2013年湖南呈现经济运行企稳回升、经济结构调整稳中有进，经济发展质量稳中向好，民生保障持续改善。［1］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已成为湖南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柱产业。统计表明，湖南文化、旅游产业已成为千亿产业，2013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增长15%，占GDP的比重约5．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8%。从2008年起，湖南省经济总量连续六年、工业增加值连续四年进入全国十强。［2］随着两型社会建设发展水平的提高，湖南各地推行效能革命，先后淘汰了一批落后的产能和设备，着力打造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版。全省新增2个部级自然保护区、8处国家湿地公园、6处省级森林公园，全省森林旅游产业增长31%。
(三)助推湖南生态文明建设专业人才洼地逐渐形成湖南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潜力大，人才资源储备量较大，劳动力素质较高，一批国内乃至国际具有较大影响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军人才日益增多，生态文明建设的专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高端人才、复合型人才逐渐增多，人才结构逐渐合理优化，增强了湖南生态文明建设科学持续发展的竞争力。目前，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和湖南农业大学等高等院校，均成立了生态学、生命科学二级学院，设立了林学、生态学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对于湖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株潭城市群形成了门类较全、初具规模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才梯次队伍，集中了全省70%以上的高等院校，聚集了全省90%的科研人员，全省80%的高层次人才。这无疑为湖南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助推湖南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创新步伐明显加大湖南颁布实施《湘江保护条例》、《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条例》、《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保护条例》等20多部法规规章，出台了16个两型标准、23个节能减排标准和43项两型地方标准，探索形成了两型标准体系。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机制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机制改革，《2013年湖南省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和企业名单》，引导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和转型升级。推广绿色建筑机制改革，出台《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湖南《关于开展城市绿荫行动的通知》，规划2年内7成县市道路建成林荫路。完成了《湖南省水功能区划》修订工作，强化水资源保护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绿色湖南”建设全面铺开，26个省直涉绿部门相继推出十大绿色行动、十大环保行动、十大低碳技术等。探索建立一套全新的两型社会综合评价统计指标体系，目前长沙县和长沙市望城区建立了绿色政绩考核体系。推行绿色采购改革，《湖南两型产品政府采购目录》，引导和推动湖南省两型社会建设。上述政策措施为湖南生态文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
二、湖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的措施，全省环境质量得到较大的改善，生态环境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可以说，生态环境建设问题仍然是制约湖南两型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
(一)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产业发展衔接不够湖南城乡经济发展基础仍然薄弱，经济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支柱产业比重大，新兴产业规模偏小，单位GDP能耗较高。人均经济发展水平低，加快经济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粗放型的发展方式难以支撑环境资源承载力。2013年，全省人均GDP为36763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8%，在全国处于第19位，排在中部地区第2位。［3］二元分割的城乡体制加剧了城市与农村在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的差距。长期以来，湖南形成了以重化工型、资源加工型、投资主导型为特征的经济结构，全省大中型企业中60%分布在重化工领域，规模以上工业中重化工业增加值超过60%，产业结构处于U型微笑曲线的底端。［4］目前，湖南对林业产业资源管理缺乏长期的林业生态战略规划，即只有对林业3－5年经济效益进行了估算，而缺少对林业长时段综合生态效益进行充分评估。林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尽合理，林业的综合效益有待提高，林业生产低效利用明显。
(二)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保护压力加大湖南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十二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将保持在10%左右的增长速度，治理环境和减排任务十分艰巨。［5］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的任务十分繁重，湖南省还有2000多万亩的石漠化地和200多万亩重金属污染地需要治理，900多万亩坡耕地需要退耕还林。由于城市土地资源非常有限，不少城市建设缺乏科学系统的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忽视当地的历史文脉和民俗风情。一些新建的城市公共建筑、商业场所、住宅小区缺乏适量的公共绿地和必要的地下停车场，行人过道被车辆挤占，城市居民缺乏绿色安全。一些老城区商业中心地段高楼林立，交通拥挤，缺乏地方特色。一些地方过分追求硬质景观建设，却忽视对乡土植物的种植和推广，导致城市建设缺乏地域景观特色。不少老城区原有的自然生态景观和历史文物风貌特色遭到严重破坏。
(三)生态文明建设与湖南能源资源储存量约束日趋紧张湖南自身能源资源禀赋不足，能源消耗总体较高、能源供需缺口较大、节能减排形势严峻。人多地少、水资源紧张问题日益突出，部分地区盲目开发、过度开发等，导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或者超过极限。湖南在资源约束方面人均资源占有水平较低、生态能源紧缺，人均占有土地面积0．32公顷，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4%。淡水资源虽然相对丰富，但也存在水量减少、水质变差、水灾增多等问题，区域性、季节性缺水问题凸显。有的风景区生态旅游服务功能布局不合理，旅游服务配套设施未能跟上，干扰和破坏了风景区地域景观和生态环境保护。在环境约束方面，湖南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有限。水土流失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19%以上，超过26%的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面源污染和重金属污染。湘江流域集中了湖南60%的人口、70%的经济总量，承载了60%以上的污染。比如，株洲化工厂重金属污染程度深，面源污染广，污染治理的任务艰巨。
(四)生态文明建设与法律制度保障不足对于惩治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法律措施，有的规定过于原则性，缺乏可操作性，有的立法滞后，脱离实际情况，造成司法不力，有的立法缺位，成为不法犯罪分子寻求法律保护的“港湾”。环境保护、林业执法部门对破坏生态环境和环境污染的行为存有渎职行为，个别执法人员甚至与不法分子相互勾结。选择性执法有时成为有关职能部门的常态。生态环境保护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不够畅通，部分行政执法机关往往对不法分子的犯罪行为降格处理，以罚代刑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城市规划部门因利益驱动，随意变更、修改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有的人为扩大公共建筑物和商业住宅楼的容积率，有的将本应种植园林植物的公共园林面积变成房地产开发商的商业用地。有的园林管理单位随意砍伐城市道路风景林、公园植物等，引发了城市“热岛效应”和硬质景观。司法机关对破坏生态环境的惩治力度亟需加大。林业生态补贴及生态建设基金制度保障尚未真正落实到位。
(五)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衔接配套措施亟待加强生态文化管理的体制机制不够畅通、科学化程度不高，管理体系不完善，管理手段落后，综合决策机制不健全。现行的环保体制导致地方环保部门的监督能力不强，环保监督效果不明显。部分两型社会建设示范区的体制机制仍需理顺，特别是在项目申报、政策支持、资金扶助、经济指标统计等方面也面临诸多具体困难。有的地方对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本质内涵、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功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体系和制度建构等缺乏系统思考和科学论证。有的地方对生态文明示范教育基地的项目设计存在主观臆断，随意决策等问题，有的地方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策略缺乏充分论证。有的地方对自然生态景观与历史人文景观缺乏前瞻性研究和实证调研，因而采取的措施不力，破坏了整个地域景观的文化特征。公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淡薄，缺乏对生态文明的准确把握，社会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动性不够，积极性不高。
三、湖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路径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需要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共同参与。湖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弘扬生态文化，统筹城乡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打造天蓝、地绿、水净、宜居的绿色湖南。
(一)以弘扬生态文化为主题，营造生态文明建设良好氛围弘扬生态文化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前提。当前，就是要充分利用各种传播手段，广泛宣传和讲解生态知识、生态理念，深化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的认识和理解，弘扬生态伦理道德，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在党政机关、学校、社区等单位广泛开展生态文明创建活动，打造以政府为主，社区、学校、企业、社会团体、大众传媒共同参与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网络格局，把生态环保、低碳消费的理念落实到每一个人，增强全民生态正义感和生态伦理责任感，使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政府和企业要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切实担负起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责任，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减少污染物排放，实现资源配置与利用的代际公平和永续发展。
(二)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为重点，提升“绿色湖南”绿化美化水平要严格划定重点开发区、优化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保护红线，管好国有林和生态公益林，开展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加强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和候鸟保护，巩固和扩大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成果，重点建设好3处国际重要湿地、10处部级湿地自然保护区、32处国家湿地公园和18处省级重要湿地。［6］重点加强以湘江为核心的水资源保护与治理，实现对涉重企业、行业和重点区域的规范化管理。把林业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尽快构建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相适应的采伐管理新机制，保护好林地和林业。统筹考虑湿地环境保护与陆源污染防治，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积极构建绿色交通体系、推广绿色建筑、建设低碳社区，多建湿地、公园，努力打造生态文明城市示范带。深入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保护好林草植被和河湖、湿地，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着力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环境综合整治，严格取水许可监督管理、入河排污口管理、水资源规划编制等管理措施，实施更加严格的机动车尾气、工业废气排放标准。推进湘江风光带建设，把湘江风光带建设成为具有明显的生态良性循环特征、城乡一体化的生态经济发展走廊。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开展农业面源污染和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建设秀美村庄。
(三)以促进转型升级为主线，构建生态产业体系要大力推进过剩产能化解，优先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强化节能、土地、环保、安全等指标约束，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新上项目。以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为主攻方向，抓好工业园区建设，壮大绿色产业，改造提升食品加工、现代化工、机械制造、电子信息等传统优势产业，培育发展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生物技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推动金融、物流、旅游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逐步形成支撑和带动经济发展的生态经济产业体系。大力推广清洁能源与清洁生产，对传统产业进行生态化改造，加快形成节约环保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长株潭周边城市要围绕产业布局特点，加快实施工业对接和配套，湘南地区要进一步加大珠三角相关产业转移力度，打造电子信息、纺织服装等产业新洼地。大力推广十大清洁低碳技术，强化绿色发展，将环境容量作为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将环境标准作为企业市场准入的重要条件，将环境管理作为推动湖南绿色转型的重要手段。深入挖掘湖南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森林旅游、民族风情文化体验游、红色旅游、历史文化旅游、康疗养生和农业休闲旅游等生态旅游产品，大力发展旅游、物流、会展等绿色服务业。大湘西地区在保护本地生态资源环境不被破坏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林产品加工、特色工艺品、绿色食品等产业，促进旅游与民族文化、民族体育、山区农业等相关产业和行业的深度融合。推行节约、环保、高效的生产方式，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化建设。
(四)以健全制度体系为根本，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一是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强两型改革试验相关规划，推进各专项规划、详细规划的编制完善，完善城乡环境同治、交通互联、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心城区绿地系统规划等专项规划。加快洞庭湖保护立法步伐，落实《洞庭湖部级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规划》，在全省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保护和管理，着力抓好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田还湖等生态修复工程，提高森林碳汇功能。制定完善两型社会在土地利用、产业发展、城乡统筹、生态建设、简政放权等重点领域的配套政策，加大对两型产品、技术、产业、标准等发展和推广的引导支持力度。二是建立健全经济政策体系。综合运用财税、价格等经济杠杆，充分发挥市场在生态环境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体现生态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推进荒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扩大森林、湖泊和湿地面积。加快水利建设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提高气象、地质、地震灾害防御能力，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推动财政政策的生态化调整，改革环保收费与环境价格政策。三是建立健全科学评价体系。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改变过去唯GDP论的主要考核指标，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将机关事业单位节能考核纳入机关事务目标管理考核的重要内容。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的全过程节约管理，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