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纪录片中主持人的作用范文

《世纪桥杂志》2014年第六期

一、纪录片中主持人的优势作用

采用主持人介入纪录片的叙事在心理学上也有迹可循，“纪录片创新出许多新的元素，‘主持人效果’就是这些元素中最有分量的一种”。[5]纪录片是一种对认知过程的体验，当我们在认识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和所认知的事物过近就很容易厘不清自己和对方之间的关系，恰如意大利新闻工作者卡尔维诺所说，“要把地面上的人看清楚，就要和地面保持距离”。[6]如果说第三人称不容易建立观众的信任感，那么第一人称则过于容易博取观众的信任，从而产生博取同情之嫌。主持人面对镜头以第二人称直呼观众，不缺乏第一人称的亲和力，也不缺乏第三人称的流畅清晰，同时还能用可视的现象来进行阐述。比如《焦点访谈》的《收购季节访棉区》一期中，主持人在观察过程中握住一只茶杯并迅速撒手然后说“还很热”，并接着下判断“他们应该刚走不久”，要比空镜带到茶杯再到走廊，或者解说直接叙述“相关人员刚刚得知消息并迅速撤离”要真实可信得多。其实电视纪录片受到主持人化的影响已经比较深入，观众在收看的时候往往抱着一种好奇的求知的心理，这时一个主持人是很容易做到使纪录片易于接受，轻松氛围，又便于理解的。

二、主持人和纪录片的配合

在中国高校教育的培养下，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的学生自身观念中有许多扔不掉的包袱，比如字正腔圆，责任，道德等等，这导致纪录片采用主持人的效果并没有预期当中那么好。杜宪曾经在《试论电视纪录片主持人的基本能力——兼忆凤凰卫视三部电视纪录片的拍摄》当中说，“在主持这个节目之前，我平时说话和播报新闻配音解说时的用声是不一样的……因为在采访现场为了拉近和被采访者的心理距离，最好用通俗的口语与各种人交流……这时候已经无暇顾及声音问题了”。[7]讲究用声方法是我国主持人最大的特点，但是心里面总要惦记吐字归音，在交流过程中就必然要分神，而对老百姓，一口流利的播音腔恐怕也并未必利于心里好感的建设。主持人最应该是自然的，就如窦文涛所说，“上升到社会责任和道德良心都非常可怕，其实脑子里应该忘掉这些词，越想这些词就越不真实了。还是最本能的良知吧，用第一个念头。第一个念头就是人人内心的良知唤起的，这样的东西最好，最真，最宝贵。”[8]除了主持人口语，成片配音也呈现出和主持人的交流语言同样的效果。我们期待着作品能够创新，采访能够深入，但脱离了全片整体的解说有时却影响着影片的独立性。使用同一播音艺术家的播配，配音者的特点，往往容易使得解说词语产生同一化的弊端。比如由于《动物世界》栏目的深入人心，赵忠祥老师播配任何片子都会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非洲的大草原”——在这一点上，凤凰卫视就很有前瞻性，“凤凰卫视历史题材纪录片的解说词对配音的要求是要“业余”……绝对不能字正腔圆，语气决不能慷慨激昂，不能义愤填膺。”

[8]如果你去认真看《凤凰大视野》，你会发现自己沉浸在那些战争风云的故事当中，完全忽视掉很多影片配音的普通话基本和主持人口播要求相去甚远的。这些沙哑的男低音，有的出自录音专业学生，有的可能是导演专业毕业生，但他们的声音并没有显得和影片格格不入，反而因为配音者本人参与了大量影片制作而更具融合性。我国电视上的主持人不仅要求声音无懈可击，更将形象标准提高到和演员一样，其选拔标准可以从每年播音主持专业艺考大军中略知一二。但一味追求主持人或出镜记者的长相也难免会让观众产生抗拒的心理。观众希望在电视上看到的形象是和自己平行的，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海清会在众多天仙女演员中脱颖而出倍受观众喜爱。

长期出现在电视荧屏上的主持人会逐渐积累固定的观众群，成为明星主持人。明星主持人现象还表现为柴静在《新闻调查》中采访时真情流露蹲下来给孩子擦眼泪被很多人吐槽为作秀，而台风“海燕”来临，央视一名男记者在安慰一个失去亲人的当地居民时亲切的抚摸对方的头发却并没有引起多大关注。有些纪录片为了收视和噱头干脆用明星来当主持人，2013年韩庚出任纪录片《人口贩运（中国）》主持人，2012年藤原纪香出任日本朝日电视台纪录片《西安纪行》主持人……电视越来越像“居高临下的教育、宣传工具”，观众和电视里面的人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离当初陈虻先生对《东方时空》的定位“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已经越走越远了。和电视播出的其他节目不一样，纪录片的观众需要的是向他讲述新闻事件的人，并不是在看演员的表演。在纪录片中过度消费明星效应，观众会将注意力从纪录片的主题偏离到对明星个人的关注，这和纪录片拍摄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在BBC的系列纪录片中有很多倍受观众熟知的主持人，比如主持纪录片《宗教音乐》的演员SimonRussellBeale，专注于探索宇宙和生命奇迹的物理学家兼摇滚青年BrianCox，热衷于研究各国艺术史的艺术评论家AndrewGraham-Dixon，还有作家RichardMiles……他们都因为在各自领域上的成就被导演请来坐镇某一部或某一系列影片，离开主持人这个身份，他们各自都有一条成熟的认知坐标系。观众“在接受信号时，常常会收到潜在的、隐形的文化代码的影响，因此……要把更多地关注投入他的文化层面。而把握这个文化层面的关键之一，应是电视纪录片的主持人所具有的文化层次以及他所表现出的文化底蕴”。

这些主持人他们没有年轻的面孔，却有着雄厚的专业背景，对观众来说也就意味着强烈的信任感——这几乎是国外主持人公认的选择标准，新闻节目主持人也是要做几十年普通记者才有资格去坐演播室，之前那些后天的努力是他们让人产生好感的重要原因，这和看病投医我们喜欢挂专家号是一样的道理，主持人阅历的资深，对观众来说具有天然的信服感。中国电视观众的流失与这点原因也不无关系，中国的主持人因为没有专业，所以和他们播出的稿件之间有着看不见的陌生感，对观众来说，他们的声音也就如过眼云烟，稍纵就逝了吧。在中国的纪录片创作环境下，虽然由于环境限制，使主持人难以在纪录片中发挥作用。但除外在原因之外，我国电视主持人自身现状也存在着很多与纪录片表现之间的矛盾。如果我们能够打破固有思维，跳出对已有的主持人的思维定式，抱着寻找一个好的讲述者和引导者的态度去操作，对纪录片的创新和发展会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作者：崔新悦单位：中国传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