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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政治认同建构的红色记忆途径

2018/10/17 阅读:

[摘要]在青年政治认同培育和建构的过程中,出现了红色记忆式微与消解的现实困境。红色记忆式微使青年群体对“我们为什么是我们”、“我们属于什么组织”等政治身份溯源和定位问题模糊,给青年政治认同的形塑造成了较大的挑战。基于这种现实,必须借助红色记忆以培育和建构青年政治认同。红色历史的本体存在、集体记忆的认同区分功能内在支撑着政治合法性与政治认同培育的逻辑可能。这就需要我们在现实中通过符号唤醒记忆以激发政治认知,借助话语沟通记忆以增进政治情感,最终在场域复归记忆中达致青年形塑政治认同的目标。

[关键词]红色记忆;青年;政治认同

青年群体作为社会发展、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其政治认同关乎国运兴衰与政治稳定。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青年政治认同的程度可作为政治民心向背的“晴雨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亟须进一步培育和建构当代青年的政治认同。以往的政治认同研究大多从宏观的维度探究制度建构、教育建构、文化建构等方式。如今,主体定位的心理或记忆等独特建构方式因其针对性和隐秘性的特点而备受重视。基于此,笔者选取红色记忆这一维度,分析红色记忆在青年政治认同中的重要建构意义,进而在实践上探讨红色记忆建构青年政治认同的对策进路,对于强化青年群体政治认同、传承红色基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红色记忆式微:当代青年政治认同的现实挑战

作为共同体政治存续的大众心理基础,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对其所属的政治组织及其权威所采取的认可、接受和皈依的归属意识和自觉状态。“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人们在一定社会中生活,总要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如把自己看成某一政党的党员、某一阶级的成员、某一政治过程的参与者或某一政治信念的追求者等等,并自觉地以组织及过程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1]政治认同即着眼于我属于“哪种团体”、“哪个政治组织”、“我的组织与他的组织有何区别”等问题的政治隶属感及由此衍生出的行为自觉。青年群体是最少保守思想、最具社会活跃度的群体,其政治认同状况是影响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当代青年群体的政治认同状况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如“选择政治”、“生活方式政治”、“新政治”等。无论如何定义,当代青年群体的政治认同总体上呈现积极的状态,对党和国家的认同度高,有正确的政治价值观;但是,也存在对政治制度、政治价值等不了解,政治参与冷漠的情况。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察:第一,政治价值认同中存在迷惘性。政治价值理念是政治体系的内在之魂,影响着政治体系的结构和运行,决定了社会政治运行的稳定性。正如阿尔蒙德所言:“一个稳定的和有效率的民主政府,不光依靠政府结构和政治结构:它依靠人民所具有的对政治过程的取向——即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持民主系统,否则这种系统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渺茫的。”[2]古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政治价值理念,今天转型期中国则有“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虽然青年群体的政治敏感性强,但却较缺乏政治理论素养,部分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不深刻,甚至不正确。第二,政治规范认同中存在自我中心的倾向。政治规范主要包括法律法规、政策、政治制度等一系列协调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的准则。政治规范认同主要是对国家的政策制度、法律规范的支持、认可和遵从。青年大多数能遵守政治规范,部分青年对医疗、教育、养老制度有更多期待,强调满足自身的利益诉求,从“个人中心”而不是站在“集体利益”、“国家发展”层面进行整体性的思考。第三,政治参与中的冷漠性。政治认同不仅体现为心理归属感,还应延伸到实践中的政治参与行为。虽然青年群体注重关注具体的热点政治事件,但在需要自身参与其中的政治活动如选举活动中部分青年出现了盲从被动的现象,只是在形式上参与而没有真正发挥政治参与作用,政治参与效能感偏低。这是一种认知与行为偏差现象。另外,根据已有的调研,青年群体在网络上虽然热衷评价热点事件,但在线下的政治自我却是冷漠的。“在其政治沟通的过程中,不再以单纯的意见表达为唯一目的,同时也包含有利益诉求达成的考量。”[3]他们更关心涉及个人利益的政治热点和决策部署。青年群体政治认同中存在的上述现象是如何产生的?社会公正、个体利益、多元价值等都会导致青年群体的政治认同问题。一些社会不公正现象使得青年群体对政治产生不满,并进而产生抵触甚至是反叛情绪;青年群体对利益的追求以及政治满足其利益需求的程度同样影响着该群体的政治认同;价值观多元和文化多样交锋的当今社会,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冲击着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这就容易导致青年政治价值认同中的迷惘性。同时,还有一种重要的被忽视的因素影响着青年政治认同,那便是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是集体记忆的一种类型,是指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对党的红色历史的记忆建构与意象体现。当代青年群体的红色记忆由于代际递减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冲击而不断式微。首先是青年群体作为红色历史非亲历者的记忆代际递减。当代青年群体作为红色历史的非亲历者,对于红色历史的记忆大多源于学校教育,虽然传承了一定的历史认知、情感体悟与价值基因,但因其时空场域的极大差异而难以获得亲历者般的深刻情感体验与坚定的价值追求。因此,青年群体的红色记忆自然呈现代际递减和渐趋消解的特点。其次是历史虚无主义对青年红色记忆的冲击。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西方资本操纵下的以曲解和诋毁国史党史为目标的错误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打着重新了解历史、解密档案的旗号,满足了青年群体的猎奇心理。另外,历史虚无主义利用碎片化的材料拼凑成所谓的研究成果,形成快餐式的阅读材料,迎合了当代青年的阅读习惯。当代青年群体以“90后”为主,对革命史和建国初期的建设史较为模糊,历史虚无主义抓住了青年群体的这一特点。由于青年群体的价值观还不成熟,容易被加工渲染过的材料所迷惑,从而形成红色记忆的偏差。因此,当代青年群体的红色记忆不断呈现式微与消解的趋势。当代青年群体中的红色记忆式微,其直接后果便是青年的政治认同问题。其一,红色记忆式微导致青年群体政治自我定位模糊。政治认同的主体——人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存在物,其对自我的定位总是以自身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为参照系。当代青年群体的红色记忆式微意味着其对“我们之所以是我们”、“我们属于什么组织”、“我们与他们的区别”等自我拷问与自我定位的问题产生模糊认识,尤其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同一体身份产生模糊认识。红色记忆诉说了中华民族力同心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历史。以抗日战争为例,在抗战中全国上下形成了同仇敌忾的同心抗战局面,民族成员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不断凸显出来。抗战记忆中蕴含的民族共同体身份记忆是当代青年政治认同的重要支撑。因此,当代青年的红色记忆式微导致难以产生明确的共同体身份定位,更难以形成与共同体身份息息相关的政治身份定位。其二,红色记忆式微导致青年政治评价缺乏历时性与客观性。政治评价不仅有共时性的横向比较评价,也有历史性的纵向分析评价。政治认同是评价基础上的情感皈依。青年群体的红色记忆式微必然导致其缺乏纵向的历史分析评价,从而对当前的政治体系与政治格局缺乏深刻的认识,对党和政府的各项决策缺乏历史性认知。例如,部分青年将贪污腐败问题归咎于我国的政治制度,从而呈现出盲目赞扬西方制度的情况,这是一种偏颇的横向评价与利益评价,而缺少纵向历史客观性评价的表现。红色记忆内蕴着中华民族的红色奋斗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史诠释着其成为执政党的历史合法性,也是中国国际政治地位的历史确证。红色记忆式微导致青年的政治评价以利益和现实为主导,而忽视历史性与客观性。因此,红色记忆式微是当代青年政治认同的现实挑战。没有共享的红色记忆,对红色历史认知不清,必然就难以形成对当前政治格局、政治体制的清晰认识,这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表现。

二、红色记忆培育青年政治认同的逻辑认同

在本质上就是区分他者与我者,而划分他者与我者的关键则是共同体共有源流的叙事结构,即集体记忆。红色记忆作为集体记忆的一种类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对红色历史的记忆建构与意象展现。红色记忆作为集体记忆的一种类型,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奋斗史的遗产。红色记忆的存在赋予了当下人民以民族和政治边界。尤其是对当代青年而言,红色记忆的存在为其政治认同的培育提供了逻辑可能,主要体现在红色历史本体的诠释逻辑和集体记忆功能的表征逻辑。

1.红色历史本体的诠释逻辑探究红色记忆的政治认同培育逻辑必须回归到红色记忆的本体对象——红色历史中去。红色历史的本体存在对当代青年政治认同的培育意义就是历史的诠释过程。从红色历史到政治认同培育就是从“真实历史”到“效果历史”的合理诠释逻辑。历史意义的生成总是与诠释活动相一致。这种历史诠释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红色历史意义的生成不会自发地由未经证实的历史资料和实在论意义上的客观历史自发地展演出来,而总是在研究者的解释活动中和个体的阅读活动中产生,因而必然包含研究者或个体的主观情感和“前见”知识。“历史和哲学不只是各种书本中所提供给人们的偶然消遣或一种可能的工作和生计的最初的文化产品,而是此在的方式、在其自身中可行的道路……即在这些道路上,它拥有自己。”[4]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必然会基于自身的“前见”而对历史意义作出诠释。另一方面,历史存在的意义是根据其特征来理解实际性的“此在”。根据历史来理解此在就意味着将呈现在眼前的历史情节、历史符号等赋予意义。因此,以当下社会为需求框架,对红色历史进行诠释,帮助青年群体确立“我之为我”的定位,从而达致对政治认同的情感皈依。红色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族独立、富强的奋斗史。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满腔热情投入到改造中国社会、拯救中华民族的实际斗争中。第一次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环境中继续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党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开辟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全国土地革命的燎原星火,实现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伟大转折。长征顺利转移后,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推动了全国性抗战的爆发。在抗日战争时期,党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以英勇的抗战实践赢得了人民的信任。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并依靠人民的力量,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段辉煌红色历史的本体存在诠释着: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是不可设想的。历史同样诠释着,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的最优道路。从另一个角度看,红色历史蕴藏的价值精神是诠释政治认同的重要资源。红色历史蕴藏的精神和价值理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是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政治认同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例如,红船建党史中蕴含的立党为公、敢为人先的精神,井冈山斗争史中蕴藏的坚定执着、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精神,苏区建设史中形成的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的精神,伟大长征史中生发的坚定理想、不怕艰险的精神,延安抗战建设史中形成的为人民服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等,这些精神在战争年代是激发人们革命热情、提高党的凝聚力的精神支撑。当今,对红色历史蕴含的价值理念进行诠释有利于青年认识到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是党的先进性成就了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有助于增强青年对政党的认同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认同。因此,厚重的红色历史是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源泉和不竭动力,同时也诠释着其培育政治认同的合理逻辑。

2.集体记忆功能的表征逻辑自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以来,关于记忆的研究突破了原有的心理框架而转向社会或文化框架。在哈布瓦赫之前,许多学者谈论过“集体记忆”的相关概念。涂尔干提出过“集体意识”、“集体欢腾”的概念。他把社会看成是一个同一体,其秩序的维持依赖于集体意识。但是涂尔干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当常规行为成为一个时代的秩序时,在这种平淡无奇的时期里,又是什么把人们整合在了一起的呢?”[5]哈布瓦赫回答了涂尔干的问题,日常生活中的空白是由集体记忆来填充的,集体记忆使单调的常规生活充满了新鲜与活力,并强调集体记忆是对个体主义和生理主义的记忆的扬弃与发展,是对集体共享过去的记忆建构。他认为:“只有把记忆定位在相应的群体思想中,我们才能理解发生在个体思想中的每一段记忆。”[6]因此,每一个群体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正是由于集体记忆的存在,才保证了集体的特性和连续性。甚至可以说,集体记忆的存在关系到共同体的持久与稳定。“集体记忆是共同体道德和知识框架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集体记忆,共同体可能不会持久,一个真正的共同体是‘记忆的共同体’,一个不会忘记过去的共同体。”[7]认同与区分是集体记忆的基本功能。这是由记忆的选择建构性与私有属性决定的。第一,集体记忆是选择与建构的结果。共同体通过对历史信息的选择性遗忘与结构性重组,使记忆内容得到选择性输入与保存。选择性记忆与选择性遗忘是集体记忆形成的必然环节。记忆的材料部分被拾起,部分被重组,部分被丢弃,这一过程中排斥与主流叙事不一致的记忆内容,适应和接纳与主流叙事一致的记忆内容。被选择的部分生成同一性认同的记忆支撑,被遗弃的部分则形成差异性区分的记忆标志。另外,集体记忆的选择与建构形成的意义系统为群体成员的认同提供了价值导向。集体记忆是选择与建构起来的一套带有情感认知的系统,它不仅诉说着群体共享的过去,也在共享和传播一套群体的价值观和情感取向。这一套共享的价值观和情感取向作用于群体的认同,影响群体成员的认同指向与认同程度。因此,集体记忆不仅取决于亲历者的回忆和传承书写,还取决于当代的意识筛选、想象重构和媒介重现。记忆选择与建构的自然结果便是主体对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即记忆的认同与区分功能。第二,记忆从本质上看是具有私有属性的。个体记忆因大脑基质的存在而具有私有属性,集体记忆虽没有一个共同的大脑,但作为某一群体共享的记忆也是一个群体专属的记忆,这种专属记忆使群体对“我们是谁”、“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我们如何形成今天的我们”等问题提供了事实支撑和情感回答,从而规定了群体的边界以及获得群体资格的条件。群体边界的规定内蕴着自我包容与他者斥异。在共同体中,具有共同集体记忆的群体形成共享的情感链接,在这种情感链接里,形成与共同体成员的包容。而对共同体之外的成员则会呈现他者斥异。集体记忆中内生的包容与斥异的张力则构成了集体记忆认同与区分功能的力量源泉。红色记忆作为集体记忆的一种类型,其必然具有认同与区分的功能。中华民族共享的红色记忆,其选择、建构和私有属性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标记了出来。青年群体的红色记忆含量无论多少,都蕴含着记忆的认同我们与区分他们的功能。红色记忆激发的情感可以成为政治认同的一种配置性资源来发挥作用。红色记忆通过自我解释、自我寻根而澄明自身的主体性。在自我澄明的主体性中,个体找到了与他者的差异性感知,并进而界定出自身的政治归属与政治认同。“记忆对待原始素材的不同态度和方式不能不受到生活现实的束缚和制约,而现实本身就意味着一定的立场、一种裁决,以及对潜意识领域的驯化。”[8]从红色记忆到政治认同,就是记忆的立场、裁决与意识驯化之展现。因此,集体记忆认同与区分的功能指向并表征了红色记忆培育青年政治认同的合理逻辑。

三、红色记忆与当代青年政治认同建构的进路选择

对红色记忆的研究不应停留于“是什么”的概念解释,更应该是“如何记忆”与“记忆何为”的现实考量。寻找红色记忆再生的介质,选择建构青年政治认同的进路就是对“如何记忆”与“记忆何为”的现实回答。以红色记忆建构青年政治认同,必须首先明晰青年群体的政治认同心理演化机制。青年群体政治认同的形成是起始于政治认知、经由政治情感再到政治认同的过程。以红色记忆构建青年群体的政治认同要遵循主体心理演化机制,进而借助符号、话语和场域三种记忆媒介复活红色记忆,建构政治认同。

1.符号唤醒记忆与激发政治认知符号是记忆固着、流传的结晶点。卡西尔认为,人不是什么理性的动物,也不是什么政治动物,而是“符号的动物”,“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9]在卡西尔看来,理性固然是人的独特性质,但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言,理性是很不充分的名称。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才能找到“通向文化之路”。卡西尔的论述提醒我们,符号是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没有符号,人就无法表达思想,也无法交流。对于记忆而言,红色符号不仅是记忆的承载,也是红色史实发生的形态学证据。符号作为支撑对象的标志物和携带意义的感知载体,索绪尔、皮尔斯和巴尔特等符号学大师都对其涵义进行过诠释。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从哲学的角度分析符号与真实世界的关系,他把符号看成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能指是“声音-形象”,所指是意义概念,无论能指还是所指,都是符号结构内部的存在。皮尔斯跳出了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的区分,把符号的可感知部分称为“再现体”,相当于索绪尔的能指。法国文学符号学的创始人罗兰•巴尔特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框架内对大众文化进行符号学分析,他用记号一词指谓符号,并称这个词可用一系列接近和类似的词替换,诸如信号、指号、肖像、象征、譬喻等都是记号的替换词。但无论如何界定,任何符号都包含着外在的被符指者与内在的意义两层内容。符号的唤醒与建构就是在可感知符号与意义之间建立联系,并且这种“符号表意,必然是无限衍义”。[10]通过不断强化这种无限衍义,符号才能发挥出其唤醒记忆进而激发政治认知的功能。当代青年群体的红色记忆不断遭遇消解与遗忘,通过符号唤醒他们的红色记忆,有利于青年群体进行自我心理定位,在有意无意间重温历史,感悟政治选择与政治发展,从而激发他们的政治认知。例如,当青年看到红军军装、红军军旗以及不同时期的政治标语口号等政治符号时,会不由自主地在脑海里产生当时的历史场景。这种历史场景的记忆性再现不仅是我们存续红色历史记忆的方式,更是激发青年群体政治认知的重要手段。符号的意旨唤起了群体成员重温旧事的心理感知和情绪体验,激发群体成员基本的政治认知。因此,当前我们仍然需要运用红色符号进行记忆唤醒与认同建构。首先,需要对红色符号进行筛选与重组。红色符号包含有文字符号、声音符号、象征符号等多种类型。文字符号是最基本的以文字形式呈现的符号类型,主要是指标语口号等;声音符号是指器物或身体发出的声音形成的政治符号,主要包括歌曲等;象征符号是指以领袖像章、旗帜徽章、纪念物等表达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其次,需要对符号进行建构与再输出。符号的筛选与重组是基于红色符号本身而进行的,当前青年群体作为亚文化的引领者自身也创造出了许多具有现代特色的符号。以青年群体创作的红色革命年画表情包为例,以“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为主题的红色海报,配以“认真看书学习,弄懂马克思主义”、“走,一起去建设社会主义”等潮流文字的红色表情包,将纯粹政治化的图像符号变成青年喜闻乐见的表情包图片,迅速在青年群体中传播开来。同时,在这种图像符号的传播与互动中也唤醒了青年红色记忆,提高了群体成员的政治认知。因此,通过符号唤醒青年的红色记忆,激发其政治认知,必须进行符合青年亚文化接受逻辑的符号建构与再输出。

2.话语沟通记忆与增进政治情感红色记忆链接政治认同,不仅需要符号唤醒记忆以激发政治认知,还需要青年群体沟通记忆以增进政治情感。话语是支持记忆沟通、激活体验乃至构建政治认同的一个根本要素。韦尔策相信“沟通”在集体记忆呈现中的作用,他认为,群体在沟通中进行共同的对话回忆实践,不仅仅是将过去的经历和事件现实化并传承下去的过程,而且它还是一种重复性的集体实践,正是这种实践把这个对话群体定义为一个有着自己特殊历史的集体。在红色记忆传承与传播的过程中,真正影响记忆传承的是传承过程中累积起来的情感,而不是那些具体的知识。容易得到传承的内容往往更多的是记忆蕴含的情感和气氛,具体到记忆发生的环境场合等要素则容易被忽略。记忆传承的过程是在形形色色的叙事性的和生动的话语沟通中进行的。青年群体通过话语沟通记忆产生对红色历史与当代政治的体悟,从而增进他们的政治情感。红色记忆在青年群体中弱化与消解的事实使得我们必须通过话语沟通不断再生红色记忆。基于对青年主体性和话语表达的重视,必须让渡话语权利,并给予适度的引导,使青年在运用话语权利的过程中进行红色记忆沟通,从而更深刻地了解党在曲折的奋斗中形成的红色历史和红色文化。但是,作为红色历史非亲历者的当代青年,如何能够主动地进行记忆的话语沟通呢?这就需要进行话语体系的转换与话语环境的打造。首先,话语体系需从“政治逻辑”向“生活逻辑”转化。作为红色历史非亲历者的青年群体要形成共享的红色记忆,以政治话语宣传灌输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红色记忆要在青年群体中再生就必须转变话语逻辑。鼓励青年用最易接受的生活话语交流红色历史知识,这样有利于青年主动重温红色历史,进而沟通红色记忆。其次,话语体系需从注重“官方适用”向关注“青年偏好”拓展。当代青年群体喜欢使用互联网并创造了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红色记忆要进入青年话语体系需避免过于强调“官方适用”,而应该适应青年偏好,与青年话语体系相契合。第三,打造话语沟通的氛围和契机。青年群体不会主动去沟通非亲历的红色历史与红色文化,除非他们处于一个特定的契机之下。因此,构建青年群体红色记忆话语沟通的氛围和契机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话语契机可以在党的重要节日纪念、中华民族独立富强之路的关键转折纪念、红色英雄人物诞辰逝世纪念之际构造。

3.场域复归记忆与形塑政治认同价值记忆是红色记忆系统内蕴的以价值研判为核心的记忆。相对于符号记忆与情节记忆,价值记忆通过直接作用于青年价值观而对青年产生主体规训的作用。红色记忆不仅诠释着党的奋斗历史,叙述着我们共同的起源,还指示了我们共同的价值追求。价值记忆是最重要的记忆构成,是红色记忆发挥出青年政治认同形塑功能的重要抓手。青年群体的活跃性、敏感性特点决定了内化价值记忆不能仅仅靠红色记忆本身的携带蔓延,而需要以更加自然的方式进行。打造“记忆之场”就是更为自然的内化价值记忆的方式。记忆之场是承载着象征化的历史现实之场域。皮埃尔诺拉首创了“记忆之场”的概念,旨在揭示随着历史与当下的张力逐渐拉大,建构一种连接历史与当下的“可触可感”的交叉关系即记忆之场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没有记忆场所,记忆就可能被历史裹挟而去。他把记忆之场描述为“殿堂:是一个圆圈切入不可确定的尘世(空间或时间,空间与时间),圆圈里面一切都很重要,都在象征,都在意指”。[11]诺拉的记忆之场是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叠合,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以价值记忆发挥青年政治认同形塑功能的可操作性而言,记忆之场包括显性的物理空间和隐性的仪式场域。所以,打造记忆之场可从两方面着手:首先,打造物理空间的记忆场域。物理空间的记忆场域是红色记忆最易凝结、最易存储的场域。这种类型的场域以博物馆、纪念馆、档案馆或遗址为代表。通过这些纪念场所的打造,使青年群体进入价值凸显的空间,实现锚定到具化的转向。锚定与具化是莫斯科维奇的社会表征理论概念,锚定就是将事物规约化和世俗化,使其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具化则是锚定的延伸,是将内隐的价值意义集体化和客观化,使其成为可感的实存过程。“记忆之场”的打造很好地实现了红色价值精神的锚定、具化与传播。

以我国已有的纪念场馆为例,如延安革命纪念馆、抗日战争纪念馆等,青年群体一走进这类红色记忆场域,就开始了穿越时间障碍,获得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我在场”的感觉,从而开启了重建记忆共同体的过程。他们在这类场域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与红色历史的情感链接,这种情感链接使历史的价值记忆获得了新生,群体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获得一种历史连续感和认同感。因此,物理空间的记忆之场发挥了良好的青年价值观塑造与政治认同建构功能。其次,要打造隐性的仪式场域。红色记忆要发挥青年群体政治认同的建构功能应注重仪式场域的作用,以仪式承载记忆,以仪式形塑认同。康纳顿强调仪式对维持共享记忆的意义,他认为,有关过去的意象和知识是通过程式化的、不断重复的、陈规化的仪式性操演来维系和传承的,以仪式的“高度程式化和固定性,暗示对过去的延续”,同时,“公开声称要纪念这样的延续”。[12]青年群体相对于其他群体更喜欢仪式化的集体活动。他们追求丰富的情感体验和生动多元的生活方式,这就决定了仪式场域在青年政治认同中可以发挥较好的“情感在场”和“认同复现”的作用。打造仪式场域主题要坚持突出红色价值记忆,让青年群体进入一种“在场”的体验中。青年群体在这样的仪式场域中既可以追求个体的感官体验,同时又实现了红色价值记忆的内化,有助于形塑其政治认同。总之,在当前的青年政治认同建构中,必须重拾共享的红色记忆,使他们对红色历史产生深厚的感情。青年群体中的红色记忆复活意味着其对蕴藏当前政治来源与奥秘的红色历史有清晰深厚的认识,有助于其产生政治认知、政治情感,进而形成稳定的政治认同。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501.

[2][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译者:徐湘林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443.

[3]郑建君.青年政治认同与国家稳定的关系: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作用——基于3323份有效数据的实证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5).

[4][德]海德格尔.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M].译者:何卫平.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78.

[5]涂尔干文集,第1卷[M].译者:渠东,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导言(11).

[6][法]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译者:毕然,郭金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93.

[8]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42.

[9][德]卡西尔.人论[M].译者:甘阳.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46.

[10]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101.

[11][法]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译者:黄艳红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31.

[12][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译者:纳日碧力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54.

作者:潘丽文 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青年政治认同建构的红色记忆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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