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莱尔·科西克的现代性批判思考范文

《求是学刊杂志》2015年第五期

现代性毫无疑问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一个焦点性话题，不夸张地说，在人文学科以及社会科学任何领域，人们都可以发现现代性问题的踪迹。实际上，“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现代性就已经成为‘哲学’讨论的主题”，这一问题吸引了包括黑格尔、马克思、尼采、马克斯•韦伯、霍克海默、阿多诺、米歇尔•福科、于尔根•哈贝马斯等诸多蜚声国际的一流哲学家以及不计其数的学者的高度关注，最终使得现代性研究成为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学术界最受关注的热点。值得关注的是，较之于此前更多地关注现代性的发源地欧洲及美国的现代性研究，近年来国内已有少数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对于现代性有着独特的理论反思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群体。有学者指出：“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独特性在于，他们在阐释马克思思想时所形成的理论视野，以及对社会主义历史命运和发达工业社会进行综合思考时所形成的社会批判视野，构成了特有的深刻的理论内涵。”

因此，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这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领域开启后，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独特的现代性理论成为一个新的课题。其中，捷克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卡莱尔•科西克（1926—2003）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我们的理由如下，首先，从时间上看，卡莱尔•科西克是欧美学术界较早地关注和研究现代性这一国际性的焦点论题的思想家。早在米歇尔•福科标志性学术成果面世的20世纪60年代，科西克已经着力于现代性研究，与此相关的重要文章《我们当前的危机》（1968）、《社会主义与现代人的危机》（1968）、《什么是中欧？》（1969）已经问世，较之于自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聚焦现代性的命运的阿格妮丝•赫勒和费伦茨•费赫尔夫妇、20世纪80年代初才着力于研究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于尔根•哈贝马斯、20世纪80年代末发表《现代性与大屠杀》的齐格蒙特•鲍曼、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现代性的后果》的安东尼•吉登斯以及卡尔-奥托•阿佩尔、保罗•利科、理查•德罗蒂和查尔斯•泰勒等人，其现代性研究起步的时间不可谓不早。不仅如此，对于现代性研究，科西克自始至终都有着某种一以贯之的自觉，正如一位捷克学者所言，“我们可以看到，科西克全部工作的主旨，就是关注人在现代的定位”。

其次，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科西克不仅较早地具备了现代性研究的自觉意识，而且有着独特的“现代性经验”。一方面，科西克亲历了多年的战争和纳粹的占领。纳粹占领期间，在爱国精神的激发下，作为高中生的科西克便参加了左翼团体“先锋”组织，进行了不妥协的抵抗活动，成为其中的排头兵，最后遭到盖世太保的清算而被囚禁在泰雷津（Terezínském）临时集中营。二战结束前夕，虽然科西克因刽子手提前逃离而避免了厄运，但他亲眼目睹了集中营中的难友被纳粹处决。另一方面，对于斯大林主义，科西克有着深刻的了解。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他就写过研究斯大林主义哲学的文章。科西克还当选过捷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其间对斯大林主义有过深入的研究，并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它“建立在对人与事、人与自然、思想与感情、活人与死人的普遍的可操作性的假定之上”的本质。正是这些独特的“现代性经验”以及对于纳粹集中营乃至斯大林主义的深刻认识，使得科西克不但能够洞悉现代社会作为普遍化操控系统的异化本质、现代政治的异化和冰冷的技术理性，还能揭示出莫名的黑暗势力导致的现代人与世界的全面异化、现代性贬损人的物质主义及由此造成的现代人的精神蜕变以及人性边缘化所导致的人的本质的丧失，揭橥作为现代性危机根源的虚无主义和暂存性这一现代形而上学神话的深层机制，并最终指出了克服现代性危机的路径。与许多执着于西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的思想家不同，独特的生存处境和人生经验使得科西克的现代性反思从一开始就有着更为广阔的视野，并由此增加了其现代性批判所具有的非同寻常的理论内蕴及思想深度。

一、现代社会的异化

自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之后，现代社会的异化便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在这方面，科西克有着独到的理论贡献。1．作为普遍化操控系统的现代社会在科西克看来，现代社会的异化并不局限于西方社会，而且也存在于苏东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这两种社会表面上看起来是敌对的：一个由货币和资本组成，另一个则是用警察手段实现的少数官僚的独裁统治；一个强调金子的力量，另一个强调武力的力量；一个是强调自由竞争的市场系统，一个是强调中央计划的管制系统；一个常常被人们称为大众社会、富裕社会和消费社会，显得高效和成功，并因物质的繁荣和视觉的舒适而令人着迷，另一个则是经济落后的和勉强运转的，但却炫耀着其历史使命。尽管如此，在科西克看来，苏东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都是普遍化的操控系统。苏东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采用的是官僚的、原始的警察手段，国家最高政治机构自上而下地发号施令并被严格地执行；而西方资本主义则采用了表面上民主的、精致的与更引人注目的和更令人震惊的方式，用“看不见的手”的自由运作掩盖了其在管理中的铁腕手段。虽然二者手段不同，但都无法掩盖其作为普遍化操控系统的本质。因此，科西克指出：“这两个系统之间的斗争，或一个系统对于另一系统的可能的胜利，仍然跟某个系统的胜利有关，而不是从系统向世界的解放性突破。正如实在不能被让渡给看似真实的东西一样，世界不能被简化为某个系统。”。也就是说，两大系统不论哪一方在争斗中胜出都无法解决现代社会的异化，反而通过争斗遮蔽了异化的现实。

2．异化的现代政治科西克认为，政治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而是一场来自权力场的权力游戏，“政治的性质决定了什么样的政治将被运用以及它将为谁服务”。但在现代社会，政治虽然不是科学但却决定着科学及其结果，因为统治者权力在握并主导一切；它虽然不是诗，但足以在被统治者心中唤起恐惧，在追逐权力者身上唤起隐藏的激情；它虽然不是宗教，但却有偶像般的政治领袖和如高级祭司般的政客。对于现代人而言政治已经成为命运，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现代政治的无所不在的操控系统之中。这种政治不是基于完整充分的公民权利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公民政治权利总体上的匮乏或不足的基础之上，它不仅使一切事物都神秘化并且遮蔽了其自身的本质，也使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的本质变得隐晦，最终导致政治本身的全部意义都成了令人质疑之物。正因为“现代政治以大众操控为特征”，这种政治在某种意义上转换和破坏了我们所持有的关于政治活动的传统理解，从而使得现代政治陷入危机。为了更好地揭橥现代社会的政治异化，科西克特别剖析了“大众”与政治操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大众与政治操控是两个密不可分的概念。人并非生而为大众，而是被政治操控塑造成了大众。只是在那种将社会划分为无名的大多数和操纵者两大类的系统中，人们才成为大众。换句话说，“大众”是被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他们不是作为政治活动的主体，即制定政治思想和决策、负有公民权利和责任的主体存在，而仅仅是作为政治操控的客体存在。正因如此，在一个操控大众的系统中匿名性和不负责任同时盛行。一个大众和操控者的系统是一个普遍化的不负责任的系统。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普遍化的神秘化的系统，这样的系统将向大众灌输大量虚假意识作为其自身存在的前提，并且只有在一种恐惧和歇斯底里的气氛中，政治操控才能得以实现。因此，作为一种技术理性在人类关系领域的表现，政治操控往往人为地培植歇斯底里、恐惧的非理性的气氛。

3．冰冷的“技术理性”普遍化的操控系统的存在是现代社会一个本质特征，而“普遍化的操控系统建立在实在的技术安排之上”，居于其核心的乃是“技术理性”。也就是说，操控系统本身是一种技术理性在人类关系领域的表现。因此，科西克对作为现代的普遍化操控系统核心的“技术理性”进行了深刻批判。他认为，正是“技术理性”将实在视为某种我们可以随意处置的系统，一个具有“臻于完善性和客观化”的系统。现代的普遍化操控系统的运行遵循的是技术理性冰冷的逻辑，“技术理性将实在组织为一个将被征服、被估量、被处置和被超越的客体”。现代社会在将世界还原为发散、将自然还原为一种原材料和能源的源泉、将真理还原为精确性、将人还原为一种与客体相应的主体的基础上，成就了一个将人与自然、活人与死者、思想与情感全都视为被操控对象的普遍化操控系统。质言之，技术理性将包括人在内的一切都转化为可操控的冰冷的物，并使得一切事物都失去其内在的意义。这是人的“物化”与物的“去-物化”，它表征着现代性的深层次危机。

二、现代人的危机

科西克不仅看到了技术理性支配下的作为普遍化的大众操控系统的现代社会的异化，更是揭示了现代人以及现代世界所面临的严重危机。

1．莫名的黑暗势力导致的现代人与世界异化科西克指出，在现代社会无所不在的操控系统中，有一种看不见的“莫名的黑暗势力”，这是“一些危害和损害人的本质和历史的历史性的东西”。这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新的力量，这种力量较之于传统的扬言“可以买下一切”的金子或者扬言“可以斩杀一切”的剑（亦即武力）的力量更为强大，甚至比两者的组合在一起的力量更强大，因为这种看不见的莫名的黑暗势力的发展只以它本身作为其目标。它以越来越大的比例生产自身，并将它接触到的一切转换成类似于自身、与自身相联系的东西。它使一切都符合其自身的行动。也就是说，这种莫名的黑暗势力所遵循的只是自我生产的逻辑。正因如此，受制于这种莫名的黑暗势力的系统都以生产的无限增长为目标。这种莫名的黑暗势力在20世纪演变成一种现代构架，这一构架将原本是独立存在和互相并立的经济、技术和科学融合为一，并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西方资本主义与苏东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之中。如果现代社会始终以追赶和不断超越所有他者为目标的话，这一构架便会持续存在，便会利用“市场经济和国家管理这两者作为其自身的形式……在其间到处流动并繁殖”。正是活跃在西方资本主义与苏东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两大系统背后的莫名的黑暗势力以及存在于这两大系统之中的现代构架使得无限的可臻完善性和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增长成为家常便饭，并为现代人制造出一个越来越大和永无止境的富足的系统。“在各种公开的和隐藏的、自然的和人为的、普通的和不遗余力地扩展的手和杠杆和挂钩的帮助下”，人性也貌似被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莫名的黑暗势力使得实在的所有领域都成为附属品，它将一切实在都改造成某种可计算的和可操控的实在。就像纳粹德国的社会政策一样，这种黑暗势力带有“某种一律化（Gleich⁃schaltung），使一切一致、齐平并消除事物独一无二的特性”的特征，由此使得一切都屈服于操控和改造。它从根本上将宇宙改造成某种能量和原材料的实验。为现代工业社会建构可臻完善的永动机（机械装置）并将其发动的现代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发对其运行着魔，而变成为这种现代的伪主体、这种雄心勃勃的和无所不能的可置换性的某种纯粹的附属品”。在现代工业社会，人蜕变成某种客体——“伪主体”。在莫名的黑暗势力和现代构架的驱动下，系统的本质是破坏性的，最终导致了现代世界和现代人的全面异化。它“不仅对地球进行改造，而且甚至逐渐地将整个宇宙变成一个完美的操作实验室，变成巨大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仓库，被设计成为凡人的舒适服务”；它也异化了人性，使人无视一切神圣的和必需的东西，为了无限增长的目标而屈从于非人化的纯粹的可测性、可比性和可调节性。

2．物质主义挤压下的精神蜕变科西克还揭示了现代性贬损人的物质主义以及由此造成的现代人的精神蜕变。他向人们指出了现代性已经被还原为“物质主义”这一事实，强调物质主义蕴含于现代性的内部结构之中。他写道：“现代性是物质主义的，因为每一个人——唯心主义的支持者及其反对者，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被卷入这一宏大进程，其中自然界被变成原料和物质，变成一个服务于人的看起来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材料和能源的仓库。”在科西克看来，现代性的物质主义将实在贬低为某种用于改造的纯粹的客体的同时也贬损了人。因为在这种改造实在的过程中，精神被还原成某种生产性的、有组织的能力和高效的人工智能，人的精神瓦解成为某种虚构的实在的无灵魂性，成为某种遮蔽了徒有物质繁荣时代的空虚的炫耀——要么成为物质的点缀，要么仅只是炫耀虚假的物质的繁华。这种现代的炼金术所施加于人的改造实是精神的一种堕落，它使精神蜕变为某种没有灵魂的实在，而这在科西克看来恰恰宣告了精神的消失和彻底堕落。与此同时，科西克就现代社会对“精神价值至高无上”的推崇予以了批判。在他看来，现代将“精神价值”提升到第一位或最高的地位，实则是精神的被贬低和被还原到一维。精神是不能被还原为某种价值的。但在现代社会，“价值，意味着一切事物向可互换性的领域的转换”。精神和自然都是不能交换的，一旦精神被打造成最高价值，而自然被亵渎为一个无情地盘剥的原材料和能源的仓库，最终就会为“系统战胜世界”铺平道路。将精神转变为最高价值，将自然转变成某种可计算的和有利可图的价值，意味着对精神和自然的本质的剥夺。科西克强调，当真理、荣誉和意识都作为某个比例、评估、交换和置换的对象而被提升到最高的价值（即精神的价值）的时候，某种致命的转变便会发生，一切都将变得一文不值，因为这种改变剥夺了事物独一无二的本质，在一种空洞的形式中，将一切变为估价的对象从而可以被专横和轻易地连接到那种普遍化操控的运行系统之上。在科西克看来，每一事物都有其独一无二的本质方面，如果人们仅仅把事物当成价值，尤其是交换价值来看的话，就等于剥夺了事物自身的本质。他用了两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之：没有哪一位母亲向对待某种价值一样对待自己的孩子，也没有哪一位信徒像对待最高价值那样跪在上帝面前向上帝祈祷。说到底，一个孩子、一条河流、一座教堂“在其本质上都不是价值，当他们成为价值、被转化为价值程度时，他们便失去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品质”。毫无疑问，崇拜价值的现代也是缺乏尊严的时代、闹剧和幻想的时代，必然会导致事物本质的丧失和人的精神的蜕变。

3．人性边缘化所导致的人的本质的丧失科西克以1938—1939年中欧不复存在的命运为例进一步指出了现代社会人的精神症候和本质的丧失。科西克指出，中欧的灾难既警告了整个欧洲大陆已经失去了中心，也成为人性已经走到了边缘的一个警告标志。在现代，人性变成了一些边缘性的和衍生性的东西。在颠倒和动荡的过程中，人性被边缘之物带离中心，不再生活在与自然和时间、空间和诗歌的和谐之中，从而导致了人的本质的丧失。中心的丧失及随之而来的人的本质的丧失又导致了典型的现代性的精神症候：现代人由统治的欲望、占有的欲望、变得知名的欲望以及总是为人所注目的欲望等各种欲望所驱使，唯独缺少对于真理和正义的欲望；对于那些最重要的东西一无所知，所有可能的关怀和关注都被给予了并不重要的东西，找寻林林总总的使生活更加舒适的方式的任务以象征主义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没有时间理会本质性的和最重要的东西。“在人的生活中，本质性的东西消失了或丧失了，而这种丧失为对于非本质的东西的追求所代替。”由于失去了本质性的东西，现代人是匆忙的和心神不宁的。他从一个地方游荡到另一个地方，匆匆忙忙地追求那种非本质性的东西和不重要之物的累积。带着这种对非本质之物的疯狂的追求，现代人试图关闭和跳过被拒绝的和被遗忘的本质性之物留下的空虚。也正因为人选择了没有实质性的东西，“他便在产品、所有权的堆积，以及在事物、商品、愉悦和信息的无限的、势不可当的、不断完善的生产中看到生命的意义。他将维护增长和确保增长以及短暂之物和非本质之物看成生命的本质”。

三、现代形而上学的迷思

在科西克看来，现代社会的异化以及现代人的危机只是现代性危机的表征，其深层根源乃是“将一切都变成某种操控对象的现代的形而上学”。辩证法是一种力求把握“本来之物”（物自身）并系统地探寻把握人通过实践所创造的实在的批判的思维。但“本来之物”根本就不是某一物件，归根结底，哲学探讨的“本来之物”乃是“人及其在宇宙中的定位”，或者换句话说，“它是历史中为人所揭橥的世界的总体性，以及存在于世界的总体性中的人”。而与之相反的静止地、孤立地、片面地看待人与世界的形而上学往往会忽略一些本质性的东西，忽略对一些重要之物的考虑，忽略了那些无法被忽略的东西。现代形而上学便是如此。

1．现代性的虚无主义科西克指出，现代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体现是虚无主义，而虚无是与真理根本对立的。在科西克看来，现代社会中的普遍化操控系统的本质特征特别地和主要地体现为“不只是虚假意识在人们关于他们自身与世界的假设上的统治地位，而且是一种递减和倒退的区分真理和虚假的能力以及一种兴趣的大量缺乏，或者对区分真理与非真理、善与恶兴趣索然”。因为在一个普遍化的操控系统中，人丧失了区分的能力和区分的需要，也就是说，人丧失了辨别真理与非真理、善与恶的能力，甚至也失去了对辨别本身的需要。普遍化的操控系统是一个冷淡和漠不关心的系统，其中真理与虚假、善与恶混杂在一起。冷漠被提升为一种构成性范畴，意味着真理等同于非真理、善等同于恶、高贵的等同于卑微的，因此，普遍性的水平等同于普遍性的轻蔑。一切都是等值的和同样无价值的，因为一切都丧失了自己的价值和内在意义。正因如此，现代人只考虑那些他所能凭借的实在以实现支配、操控和利用，剩下的全都被还原为无价值、无意义与虚无。这正是虚无主义的典型表征。“在人类的经验世界中建构这些最高价值的无能为力必然导致怀疑主义的最终形式——虚无主义。”换言之，虚无主义乃是现代社会中普遍化操控性的系统合乎逻辑的结果和后果，它直接导致现代人怀疑一切有真正价值和内在意义的东西。现代性的这种虚无主义导致了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漫无止境的、无所不能的主体主义。这是一种尤为值得关注的倒置现象：真正的主体——人，已经变成某种客体，而莫名的黑暗势力和聚合了经济、技术和科学的现代构架则变成了主体。从表面上看，现代人好像已经摆脱了对于中世纪的权威、体制和教条的朝拜并将自己建构成为某种独特的主体，现代人充沛的意志仿佛可以做一切事情。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人只是被莫名的黑暗势力制造的主体，被可臻于完善的机械装置设置的主体，被还原为某种纯粹的附属品，一个不断完善自身的现代消费社会的某种目标。也就是说，现代人是一种虚假的和倒置的伪主体，真正的主体已经与人分离。科西克强调，在现代社会，“当这种咄咄逼人的伪主体的非理性将其逻辑、运动和节奏凌驾于先前的主体——人——之上时，这种广为传布的已经不受束缚的主体主义是一种日常地和大量地形成的倒置”。

2．现代性的暂存性科西克指出，现代形而上学的另一个表现是“暂存性”，由它导致的现代性的危机也是某种时间的危机，因为现代性失去了时间的一个维度，并因此丧失了内容和实质，“它不再是‘当-代’，而是沦为纯粹的暂存性和无常”。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秉持的是一种未来的形而上学，这种对未来的形而上学的信仰贬低当下，剥夺每一个经验个体独一无二的实在的本真意义，将其降格为某种纯粹的暂时性元素和还未形成的一些东西的纯粹的功能。正因如此，现代性成为某种纯粹的分界点，暂存性和临时性通过这一分界点而得以实现。现代形而上学的暂存性在现代人的身上体现为：他们总是过于匆忙，以至于没有时间停下来并专注于全部的当下或者处于实现过程之中的眼前。在这一时间的永久匮乏之中，他们总是在制造某种瓦解的临时性，某种纯粹的暂存性。科西克指出，由于现代性执着于暂存性，从而使得现存的个体的唯一真实的世界的总体性意义的丧失，由此导致了现代社会的一种独特现象：一家人没有时间围绕一张桌子坐在一起而是像邻居那样生活，一个政客忙于一场场竞选而没有时间来思考他的活动的意义。一句话，现代人因为清空当下而空无一物和变得虚无，而被剥夺了其自身意义的真实世界，仅仅在其与未来的虚幻的世界的功能性联系中被接受，这必然导致真实世界与虚幻世界发生矛盾冲突。

四、现代性危机的克服

面对现代性的危机，科西克并不悲观。他辩证地指出，现代性的危机不仅是旧的、过时的、虚假的和低效的东西的崩溃，同时也代表了新的可能性。它有可能成为革命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视其为得以创建某种新的政治，新的社会关系，新的思维方式以及新的政治联盟形式的一个珍贵的历史机遇”。

1．以批判性思维抵抗虚假意识既然现代社会是各种普遍化的、神秘化的大众操控系统，任何批判性的评估都被视为异端和亵渎而加以拒斥，并且将辩证推理甚至是常识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这就需要向马克思的回归，或者说向批判性思维的回归。科西克写道：“马克思的哲学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也就是说，虚假意识批判——和一种批判性思维的方法而诞生的，其唯一的目的便是追求真理（因为真理是革命性的和解放的）。”要克服现代社会的遵循冰冷逻辑的操控系统，就需要通过批判性思维揭露漫无止境的虚假意识。与此同时，科西克倡导用“辩证推理”限定技术理性有效性的范围和界限，并消除其神秘化。在他看来，“辩证推理首先是将技术理性等同于普通的合理性或将技术推理的准确性和合理性抽象化的神秘化的消除。就此而言，辩证推理表现为预示着神秘化和伪具体的毁灭的批判性反思，旨在像其本来的面目那样描绘现实，以复归于它的全部客观的内在含义”，故此凭借辩证推理可以最终刺穿以“向大众灌输大量虚假意识作为其自身存在的前提”的制造神秘化的普遍化操控的系统。

2．以实践消解操控科西克指出，解决现代性的危机需要“一种全新的政治，一个来自于某种看待‘人与历史，自然和时间，存在与真理’的新方法”，“这别一种世界观，别样的政治制度”应“以实践作为其核心原则”。在科西克看来，实践是人类存在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决不只是决定人类存在的某些方面和某些特性，而是在其全部表现中渗透人类存在的本质。实践渗透到人的整体，并在其总体性上决定着人。”操控系统是“拜物教化的实践世界”，是属于“伪具体”（pseudoconcrete）的世界，与属人的“具体总体的世界”截然不同。充斥着神秘化和虚假意识的现代世界在一定意义上正是“伪具体”的世界。因此，科西克提出用革命的-批判的人类实践摧毁伪具体。

3.以辩证法取代形而上学在科西克看来，辩证法即是“伪具体的解构”，通过它可以揭示出历史的创造和人类的实践。同时，辩证法又是一种批判的思维，力求把握“本来之物”（物自身），并系统地把握实在。因此，对于现代人来说，坚持辩证法便意味着探讨“人在现代的定位”，而遵循唯物辩证法，就要求属于本阶级并属于全人类解放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毫无疑问，科西克所提出的辩证法、批判性思维和真正的实践对于解决现代性的危机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在当代的现代性反思的高地上，科西克对现代性本身的内涵和规定性的把握，其现代性批判所具有的丰富理论内蕴和非凡思想深度至今仍能带给人们诸多启示。

作者：管小其 单位：黑龙江大学 文化哲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