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微文明建设的政治体制诉求范文

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你们的劳动的产品能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到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无利可图的时候，就让你们饿死”。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根深蒂固的基本矛盾下“资本”的唯利是图、消费主义盛行，导致人际关系的功利性与贪婪性，不可能形成自然资源节制消费的社会氛围，更不可能提供承担生态修复责任的道德条件。再次，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不仅诱发了本国的严重生态环境问题，而且凭借先发优势并由此而获得的国际话语权，通过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促使资源消耗性与环境污染性产业的国际转移从而引发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160多年前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警示人们必须关注人类环境的恶化、资源的浪费和生态责任的不公平转移。资本主义先发国家首先迎来了近代科技革命并引发了工业革命，在根本上缘于它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一步强化了科技的工具理性，弱化了科技对于人类的价值理性，以至资本主义最先周遭了经济发展的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与低效益即所谓“三高一低”。事实上，在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自然界早就开始报复了他们:资源短缺、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等，业已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与特征。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当下依然大量存在，较之于自由竞争阶段，只不过是手段更加隐蔽、方式更加多样而已。缘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肆跨国界掠夺，马克思、恩格斯断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一定会在时间维度上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的渐次全球化。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马克思、恩格斯阐发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思想，充分预示了生态环境问题的世界性意义: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生态环境问题已经远远超越了国界的限制。“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并指出，“资本主义的工业已经使自己相对地摆脱了本身所需求原料的产地的地方局限性。纺织工业所加工的原料大部分是进口的。西班牙的铁矿石在英国和德国加工;西班牙和南美的铜矿石在英国加工。每个煤矿区都把燃料供给远在国外的逐年扩大的工业地区。在欧洲的全部沿海地方，蒸气机都用英国的、有的地方用德国的和比利时的煤来发动”。从美国拒绝签订《京都议定书》到哥本哈根会议上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行径，都表明以先发强国为代表的当代资本主义对待生态问题的制度本性即实质上推行的是与其在历史上所标榜的政治、经济殖民统治相一致的“生态殖民主义”与“生态帝国主义”。当前，世界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降低本国的生态环境成本，倚仗其国际强势话语权，利用世界后发国家的经济困境及对技术溢出、资本溢出的渴求，对后发国家与地区展开“垃圾战”，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将污染物运往发展中国家，使这些国家成为资本主义先发国家有毒有害废弃物的垃圾站。同时，资本主义先发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立法相对滞后的状况以及迫切实现工业化的愿望，将“粗放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结果导致了这些国家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环境的恶化。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类的自然生态问题的制度性归因，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论证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与社会历史观的有机统一，建立与完善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揭示社会主义社会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其生态文明思想既有别于古代社会以人对自然的依附、适从、无为为主要内涵的生态文化观念，又不同于近代工业文明社会的以人对自然的占有、支配、豪夺为利益取向的生态文化理念，而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根本旨趣，并引领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社会。正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把关于建立与自然的协调关系与可持续性发展的思考作为“关于共产主义建设论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根本落后性，其社会制度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框架内得到根本的超越与解决，而必须实现社会制度的更迭即以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方能得以根本性的超越与解决。

社会矛盾运动决定了社会的生产目的、生产方式、生产手段和生产途径。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条件下，其社会主要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更好地为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的有机统一，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合理的社会制度前提与条件。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级文明形态，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换言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进化、协同发展，必须在根本上构建以社会生态化为价值取向的社会制度即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体现“人的尺度”与“自然界的尺度”的有机统一，以此彰显国家主导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制度优势。马克思认为，“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原因在于，“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框框的社会可以在这方面更大大地向前迈进。这个社会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生产者，他们懂得整个工业生产的科学基础，而且其中每一个人都从头到尾地实际阅历过整整一系列生产部门，所以这样的社会将创造新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绰绰有余地超出那样从较远的地方运输原料或燃料所花费的劳动”。在人类社会实现了“完全的变革”之后，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也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也就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种影响”。社会主义本质内涵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彻底解决生态问题的制度路径。1992年邓小平为了进一步廓清社会主义的本质，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本质界定诠释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居于平等地位，享有同等权利。事实业已证明，我国建构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国家意志并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与普遍的大众接受。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阐发的由两大“提升”到两大“和解”，最终实现两大“和谐”即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界“和谐”的生态文明思想，表明了解决生态问题在制度上必须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指出，“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着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两个“和解”目的就是实现两大“和谐”。

人类本身的和解是指人与人(社会)的和解即确立先进的社会制度，只有通过人同社会的和解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所以，“只有一个有计划地从事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生产一般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对立，“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因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悔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由实现两大“提升”到两大“和解”从而实现人类的真正解放并进而实现两大“和谐”，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原则，即科学原则和价值原则也即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

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地担当起带领全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以坚定的政治信念和科学的执政纲领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具有指导思想、执政核心理念、组织动员等方面的政治优势，而这些优势为我国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政治保障。首先，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协调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很好地诠释了我们党对于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诉求。中国共产党重视马克思主义发展学说的中国化，并结合当下世情、国情、民情和党情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理论进行不懈探索，从而形成了我们党符合时代条件的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观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锐意进取，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观念、路径和模式。始终坚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精髓，并结合对中国基本国情、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的深入考量，不断丰富和创新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化，体现了我们党既坚持一脉相承又恪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与实践胆识。自1993年制定《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到党的十五大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科教兴国战略，党的十七大阐发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内含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框架，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再到纪念建党90周年的“七一”讲话，党中央强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刻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些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对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高度负责的执政党，是积极协调人与自然生态关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领导力量。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并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不仅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而且为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提供了世界观与方法论。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同等的战略高度，全面部署，整体推进。

其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体现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价值取向。宗旨意识对执政党的要求是全面而具体的，原因在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具体而全面的，主要包括经济权益、政治权益、社会权益、文化权益和生态权益等，而随着前四者的逐步实现和完善，生态权益显得尤为至关重要，且成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落脚点与归宿。同志在今年7月23日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明确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变革的战略任务，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应当看到，环境破坏、生态危害是对人民群众最大的生态利益侵害。2006年2月，国务院在《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20多年来集中出现，呈现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危害群众健康，影响社会稳定和环境安全。”无产阶级政党除了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包括生态环境利益)，丝毫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我们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其根本宗旨、政治纲领和坚定信念决定了其政治理想就是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执政行为就是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执政目的就是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为现实目标，努力保障全体人民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社会权益和生态权益，凸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说服力和吸引力。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坚持体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包括生态环境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而实现我们党的经济社会发展观在发展目的与发展手段、发展价值取向与发展路径选择等方面的辩证统一，体现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实现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利益的核心价值取向。

再次，突出的政治组织动员能力彰显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独特优势。中国共产党是具有突出的政治组织与政治动员优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已被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所证实。正是由于我们党具有指导思想的先进性和执政理念的人民性，极具权威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拥有政治动员体制和政治组织能力的优势，可以随时把握时机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与政治组织，充分发掘和调动蕴藏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建设生态文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广大人民群众自觉接受与认可生态文明理念并自愿地以全新的姿态全身心投入这一宏伟事业中。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事业中所具有突出的政治组织与政治动员优势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对于人民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感召力、政治纲领对于人民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吸引力和政治组织对于人民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凝聚力。中国共产党具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并为之实现而不懈奋斗，通过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不断体现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不断伸张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竭力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福祉，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包括生态环境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确保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通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施“三步走”的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实践成就的不断取得，我们党不断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吸引力。中国共产党完善的组织机构和世界大党的光辉形象，彰显了党对于领导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凝聚力。最新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1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260．2万名，党的基层组织总数为402．7万个。党中央高度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和改进党的领导，通过壮大党员队伍、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和完善党员教育管理体系，各级党组织进一步抓好党员队伍建设，不断增强了党员队伍生机与活力，努力使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充分发挥在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根据十七大作出的战略决策，全党开展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后来又对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党组织”进行战略部署，目前正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不断巩固和拓展学习实践活动成果，不断增强执政党组织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领导能力。自党的十七大以来，我们党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权力的合法行使，调动了人民保护生态、爱护环境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增强了党和国家致力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不竭动力。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领导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感召力、吸引力和凝聚力，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国家意志行为并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与实际认可。

作为国家意志行为的生态文明建设只有获得广泛的社会主义道德认同，才能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潜移默化的实际行动与自觉自律的责任使命。我国具有构建生态文明道德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实际上，我国历来重视社会主义文明道德体系建设，其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道德思想。首先，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为生态文明道德体系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还有相当距离，但它仍然是实现生态文明社会的必由之路，要建构生态文明道德规范体系，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共赢，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生态文明提供必要的道德体系支撑。生态文明所蕴涵的实际上是一种公平理念，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当代人之间的公平、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等。而这种公平理念的践行，除了制度的约束，其实社会主义道德的规范与要求，显得尤为重要而不可或缺。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谈到社会道德建设与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时鲜明地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结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

这一经典论述告诉我们，作为上层建筑的道德意识决定于社会的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总是受制于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夯实了基础，有利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道德规范的确立。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为生态文明道德建设提供了适宜的“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所以人民群众既是社会主义道德价值的创造主体，又是道德价值的实现主体。因而随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道德体系建设，人们能够自觉地摒弃唯利是图、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生产模式、生活模式和消费模式，同时对涉及生态的伦理观念、道德意识和行为规范进行自我反省和调整，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维持发展与生态之间的和谐状态，保证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共赢。由是观之，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在全社会形成适度、节制、复活的生产模式、生活模式和消费模式，显然契合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和逻辑关联。事实证明，在中国，建构生态文明已经成为社会道德共识并成为实际的道德规范，倡导自然承载与自然修复的生态道德观念已然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蔚为壮观。

其次，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文明道德思想。实际上，我国一贯重视社会主义文明道德体系建设并形成了较全面的社会主义文明道德体系。由于道德建设之于实践活动的相对滞后性，作为规范、制约人与自然关系的行为准则，生态文明道德或环境文明道德也明显滞后于生态文明实践。尽管我国有的道德规范没有明确提出生态文明道德，但我国现有的道德体系中却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诸如“节约资源、文明生产、绿色生活、生态消费”的生态文明道德思想，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有利于规范人们的生态理念、生产活动、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职责、家庭责任，不断规范着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生活习惯。以大力弘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作为原则要求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增强了意识:社会主义保证了生态文明道德建设的政治方向，爱国主义激发了生态文明道德建设的不竭动力，集体主义强化了生态文明道德建设的责任意识。以集体主义、理想信念、责任意识为标志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正成为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妥善处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或集体之间关系，成为促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新世纪以来，我国颁布实施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06年同志明确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与此同时，按照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的基本要求，全社会各行各业、社区、公共场所、学校等都建立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行为准则，使生态文明理念体现在行业规范、市民公约、学生守则等基本社会规范中，用以规范和倡导社会生态环境行为。由此看来，只有社会主义制度及其道德体系建设才能实现社会公平，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以至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国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明确的生态价值导向的感召力和约束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道德体系正逐步落地生根、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绿色生活、生态消费逐步成为大众的普遍道德规范，倡导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群体生存的生态理念，又不损害其他物种繁衍生存的绿色生活方式，正逐渐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总之，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合理的社会制度构建，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社会制度优越性。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具有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等诸方面的政治制度优势。只要我们充分张扬社会主义独有的政治制度优势，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念就一定能够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建设就一定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

作者：胡长生单位：中共江西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