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知识与公共危机现代化研究范文

《理论与改革杂志》2016年第三期

［摘要］

在公共危机治理方面，现有的研究存在不系统、不深入等不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深入理解危机的本质。公共危机是社会价值遭到破坏或者不同价值之间冲突的结果。地方性知识及其所蕴含的价值长期以来受到贬抑，这会导致无效治理现象的增加；导致社会资源分配的体制性倾斜，加剧两极分化；造成不同群体之间的误解、隔阂及冲突；造成危机治理方式的单调及薄弱。地方性知识不仅是一类知识，同时也内涵着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视角。加强对它的研究，并将其提升到与科学知识同等的地位，能够为危机治理提供充盈的知识基础，进一步消除不平等，拓宽共识，有利于社会矛盾的调解及社会协商的开展，从根源上减少公共危机的发生。

［关键词］

地方性知识；公共危机；平等；科学知识；体制性偏斜

一、问题的缘起：公共危机治理现代化需要地方性知识

我国已进入公共危机高发期，自然灾害、传染性疾病、食品安全问题、群体性事件等各种突发事件高发频发易发，风险社会俨然已经到来。如何有效应对各种公共危机，成为考验公共管理者能力和智慧的重要课题，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学术界经过多年的探讨，得出了一些结论。然而，目前中国公共危机管理研究存在诸多缺陷，主要表现在：一是研究结论呈现碎片化形态，不系统、不全面，没有深度，也没有高度；二是这些研究结论只能提供一些应对突发事件的技术性指导，缺乏战略层面的解释力和应对力；三是提出的都是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的具体应对措施，鲜见超越行业或部门的系统性应对方案；四是许多研究都停留在技术和操作层面，很少有上升到知识文化层面的，具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特征，致使许多研究成果像培训技术工人的教材，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成果；五是大多数研究所提出的建议都着眼于事后应对，在事前预防方面的建议都是诸如应急物资的需求种类、存放地点选择、应急预案制定等十分具体的问题，学术研究酷似实践部门的操作规程，连系统性都不具备，更不用说理论性了。这些方面的研究并不是不需要，也不是不重要，问题是我们的研究绝不应局限于此，而应站在战略高度进行思考，深入基础理论进行论证，着眼于大局和普遍现象及其根本原因，让研究结论及其对策建议能够穿越时空的限制，经得起实践的经久检验。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研究局面，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在通常情况下，我们把危机理解为超出系统正常运行之外的意外事件，理解为小概率事件，仅仅在“事件”层面来理解，认为危机就是“出事儿”，危机管理就是“把事情摆平”。因为事情各个不同，因此就形成了危机管理的碎片化局面，无法形成系统的提纲挈领式的危机治理方案。从根本上讲，是因为没有深入到价值层面，将危机理解为系统价值的被破坏或者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所产生的后果。离开价值谈危机管理，无异于在不够尺寸的衣服上以打补丁的方式来弥补衣服的缺陷，而我们需要做的是设计出尺寸合适又可以批量生产的衣服。二是在所有被漠视的价值中，最严重的莫过于对中国本土文化及其价值的漠视。国内学界对危机管理的研究，从概念、范式、逻辑、思维方式等，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西方危机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并不是不好，也不是要拒绝西方的研究成果，而是我们并没有考虑到这种理论产生的文化背景和思想基础，也没有认真地考察其与中国文化和社会基础的契合度，就是盲目的“拿来主义”，从而导致危机管理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差距。“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是美国克利福德?吉尔兹明确提出来的，概念的主要含义也是由他阐发的。吉尔兹通过“深度描写”的显微研究法研究了与英美文化相平行的其他文化中人们的语言和行为，理解他们的信仰，感悟他们的世界。通过这样的研究，吉尔兹界定了他所认为的文化及其分析方法：“我以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我所追求的是析解（Explication），即分析解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2］（P5）析解不是重塑，而是通过研究当时所使用的概念和符号，理解各方面的实际背景，并以此来理解和研究当地文化。吉尔兹提出的“地方性知识”既有具体的内涵，也具有方法论上的革命意义，它向我们昭示了一种与普遍主义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的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析问题的方式。

二、问题的核心：地方性知识与公共危机之间的关联

公共危机的根源是多种多样的，有社会经济政治等多种原因。然而，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地方性知识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是导致无效治理现象大量出现以及公共危机多发易发的重要原因。地方性知识的缺位与公共危机的发生之间的关系，概括地说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地方性知识的贬抑，影响了知识体系的完整性，造成公共危机预防和治理能力的缺陷。科学知识和地方性知识都是人类知识的有机组成部分，前者揭示的是普遍性现象和普适性规律，拥有这类知识，会让人类拥抱理性，具有灵性，摆脱愚昧之见，摆脱宿命观，激励人们奋发有为、挖掘潜能，积极地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互动。同时，地方性知识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知识类型，而且是更接近人类之“根”的知识，它接近生活，让人们的生活更具厚实感和安全感，是人类建立精神家园，找寻精神寄托的重要资材。地方性知识的缺乏会造成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稀释化、空洞化及平面化，给人类意义世界的构建带来困难。因此，我们不应该用优劣、好坏、先进与落后等标签来区别科学知识与地方性知识，而要从功能的角度看待二者的区别，将二者看作是具有不同效用的两种知识。除了在构建人类意义坐标方面的不同功能外，在公共危机的预防与治理方面，科学知识与地方性知识也是各有所长，科学知识着眼于共性的普遍规律的发现及应用；地方性知识着眼于传统经验的继承和总结。曾有学者介绍我国西南地区的侗族、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所沿用的古老而有效的水土流失治理办法：在陡坡地段预留一米到三米宽的水平浅草带，以此来降低山坡径流速度，用以截留顺坡下泄的水土，从而达到治理水土流失的效果。这一办法除了防止水土流失外，还可以形成小片牧场，用来放养家畜家禽；而且还构成了天然防火带，使森林、农田和村庄免于火灾的威胁［3］。这样一种传统而简单的做法，功能多样，效果持续而稳定，在防治水土流失方面的功效不比任何高精尖的防水防洪工程逊色。可见，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相比，深藏于普通民众之中的地方性知识，有着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而且可能更为管用。

第二，当持有不同知识的社会群体对某一风险的认知不一致时，通常会引发社会冲突。比如，2014年3月30日，广东省茂名市大量民众打着“PX项目滚出茂名”的标语进行游行，抗议政府建设PX（芳烃）项目，引起社会广泛关注，PX也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与此类事件性质相类似的还有不少，这些抗议活动均导源于民众认为在建或即将建设的化工项目有可能威胁到其安全和利益，他们通过游行示威、网络媒体等手段扩大影响，让事态向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在广东茂名反对PX项目游行示威的当天凌晨，就有人将百度百科中的PX词条由“低毒”改为“剧毒”，使反对活动更加理直气壮。清华大学化工系的学生发现词条被改后，遂将PX“剧毒”改为“低毒”；但后来又被改为“剧毒”，如此反复，五天内词条修改多达35次。虽然《人民日报》以“捍卫科学是一种担当”为题高度评价了清华学子捍卫词条的科学精神，但也不得不承认，在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不同的背景下，“从转基因食品到环境安全，现代社会，很多社会矛盾都与专业性的科学问题产生了关联”［6］。作为专业人士，清华化工系的学生捍卫科学的精神值得敬服。然而，他们的职责应该限于对PX的毒性作出专业判，而不应该涉及这种判断的社会后果，因为这超出了科学的范围。现代社会，专家学者与社会公众对风险持不同理解并产生冲突对抗的事件比比皆是，谁是谁非，却不能一味地站在专家学者的立场上，仅仅以科学知识衡量一切。美国斯蒂芬?布雷耶在研究风险规制问题时指出，在风险规制问题上，社会大众、规制机构、专家学者之间通常会有不同的认识和偏好，比如，危险废弃物场地、工业空气污染、臭氧层破坏、下水道的工业污染、核事故产生的辐射、杀虫剂、汽车尾气、X射线辐射、温室效应等多个项目中，公众和环保署分别给予这些项目的风险评级就很不相同，“公众对安全优先次序的排序，与这些专家的见解大相径庭。规制机构的优先次序和议程设定，并非由环境专家审慎创设，其最直接反映的可能是公众的排序、政治、历史或偶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7］（P27）。社会各方对风险的认识不一致，或者导源于利益分歧，或者导源于认知分歧，不管是哪一种，都应该客观看待、理性处理，切不可“唯专家意见马首是瞻”，并以此作为护身符，来压制和反对民众的呼声和意愿。“无论是在一个企业、一个社区还是一个社会中，技术精英有他们的价值和位置，但是对于这种价值和位置，应该将其限制于常人所能适应的范围……技术精英可以成为时代探索的先锋，但不应成为社会的绝对主人翁”［8］（P17）。只有多方协作，共议大计，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

第三，对地方性知识的贬抑，会直接引发某些社会冲突。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会说“这个人有知识”、“那个人没知识”。事实上，我们通常说的“有知识”指的是拥有正规教育所传授的知识；而“没知识”指的是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然而，即使是通常所说的没有知识的“文盲”，他们也有自己的认知体系，拥有自认为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易言之，被我们称为“文盲”的人并非没有知识，而是他们拥有的知识不被社会承认为知识。这类被主流知识体系排除在外的知识，就属于地方性知识。正规教育所传授的主流知识，可以大致等同于科学知识。尽管很多地方性知识不被科学知识所认同，但这丝毫不影响它对人们思想和生活的巨大影响。而且，由于地方性知识是在民间社会内生出来的土生土长的知识，其根基之牢固、影响之深入、普覆之广涵、生命力之强盛，都是科学知识所不能比的。因此，尽管科学知识在公权力的财政、舆论、体制等全方位的支持下持续不断地向民间社会灌输，这种大水猛灌式的传播及其对地方性知识的贬抑在中国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在西方已持续了好几百年，地方性知识还是强劲地在民间社会传递着，或口耳相传、或耳濡目染、或榜样示范、或经验启发，等等。地方性知识不仅传递着自己的知识，而且塑造着人们对这种知识的情感和意志。正因为这样，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就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其间充满了斗争甚至血腥。第四，对科学知识的推崇及对地方性知识的贬抑，是造成人类社会两极分化及其相关冲突的重要根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10］（P98－99）。

一个国家的资源分配及其与此相关联的一系列政策，都在有意无意地将社会分裂为两大阵营。第一个阵营中的人是“为国家干事”，他们依赖国家资源生存，持有传自于西方的国家话语系统。干国家的事、吃国家的饭、说国家的话，是这类人的主要特征。“说国家的话”不仅为这类人的职业及生存所必需，而且也是他们身份、地位、尊严之所系，离开这套话语系统，他们所拥有的资源都将失去理论依据。第二个阵营中的人，则是干自己的事，持有习自于日常生活的话语系统。干自己的事、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是这类人的主要特征。由于其话语系统并不能为他们带来社会资源，因此这类人对自己话语体系的认同度并不高，经常自觉不自觉地学习国家话语，以此来获得资源并得到更多认同，甚至跳跃到第一个阵营中去。这两个阵营并不是截然分隔的，通过接受教育、赚取金钱、获得权力等方式，都可以从第二个阵营跨越到第一个阵营，相反，由于种种原因，第一个阵营中的人也可能落到第二个阵营之中。现代化为打通人类的这两个阵营提供了诸多方式，比如，民主选举、教育普及、共同富裕、竞争上岗……但现代化过程也在无意地加固着这两个阵营的区别，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偏向性分配。这种偏向的严重程度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综上所述，对地方性知识的忽视和压制，使得很多领域的矛盾和风险凸显，这是造成脆弱性增加及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然而，我们也不可以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拥抱地方性知识而放弃科学知识，地方性知识也会引发公共危机。有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习惯、传统、民俗具有极强的负面性，如艾滋病的起源，最为流行、接受最广的还是“猎人理论”，该理论认为，非洲人有将黑猩猩作为食物的生活习惯，在猎杀黑猩猩的过程中，病毒经血液传给了人类［13］。再比如埃博拉病毒，有证据表明，这种病死率异常高的病毒最先在动物中流行，然后传染给人类，传播途径是食物链。由此可见，有些地方性的习俗是极不健康的，甚至是致命的。我们阐发地方性知识这个概念，就是希望开发利用其积极正面的功能，预防抵制其负面影响，对科学知识一家独大所形成的消极后果进行纠偏，让它们在构建人类幸福和谐生活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研究结论

在人类思想理论发展的历史上，始终有一对相互对立又互相依存的理论范式：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普遍主义认为人类文化具有共通性和普覆性，具备普遍规律，可以大范围推广；特殊主义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的内在结构和特殊的价值体系，有各自的禁忌图腾，有基于经验、理解、领悟、判断、鉴别等之上的特有的默会知识体系。这两种知识类型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对立，而是强调重点的不同，普遍主义也认可每一种知识的特殊结构及其价值原则，特殊主义也承认知识具有可推广性，只是认为可推广的部分并不是知识结构中最重要的部分。比较而言，普遍主义带有扩张性，具有自我表现的冲动；特殊主义通常不是自我表现出来的，而是在对抗普遍主义扩张的过程中呈现的。当然，不管是侧重于普遍主义知识观，还是侧重于特殊主义知识观，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我们以古代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和近代科学技术的普及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最先成型于秦汉时期。李泽厚曾说，秦汉思想统一的必要性出于统一的施政要求，正是出于这一需要，儒家思想日益融合其他三家，占据主干地位。当然，此时居于主干地位的儒家并非原始儒家，原始儒家所主张的“忠孝”，是出于氏族贵族个体成员的伦理感情和巩固宗法纽带的需要而提出的，是建立在血缘观念和心理基础上的。而用来统合其他思想的被改造的儒家所主张的“忠孝”，则是着眼于统一帝国和专制君主的需要，服从于皇家统治的政治目标，是纯功利性质的。

不管怎样，“正如秦汉在事功、疆域和物质文明上为统一国家和中华民族奠定了稳固基础一样，秦汉思想在构成中国的文化心理结构方面起了几乎同样的作用”［14］（P135－176）。出于政治统治的功利性需要，从汉代开始，被“独尊”的儒术不断被统治阶级所推广，持续不断地向社会渗透，并以其自身的文化能力不断同化外来文化，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研究17世纪英格兰科学技术的兴起时指出，“在表达自己的动机时，在预测可能的反对意见时，在面对实际的责难时，科学家便到清教教义中寻找动力、核准和权威……这些世俗活动和科学成就反映了上帝的辉煌，增进了人性之善……清教主义把禁欲的活力灌输给了那些当时尚不能自我满足的活动。它是如此地重新定义了神学的和世俗的事务之间的关系，以致把科学推到了社会价值的前列”［15］（P124－128）。这和很多人通常所说的近代科学技术是在挑战宗教权威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观点大相径庭。科学技术的兴起不但没有向当时掌握了人们意志和情感的宗教力量公开叫板，而且还在研究目的、动机、表达术语等方面竭力向宗教靠拢，以获得宗教的认同并由此获得当时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接受。由此可见，不管是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还是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都是因应了时代需要而成长起来的，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与社会主导力量巩固自身地位的需要相契合的结果。然而，任何一种思想文化，当它从公众认同发展到公权力支持从而上升为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时，它就成为不证自明且无需证明的观点，具有了与其实际功用并不匹配的不容挑战的优势地位，具备了自我维护与排除异己的实力。“在今天，自然科学知识的形态几乎已经成为知识的标准形态。至于个人的经验、常识等，则根本上更是为科学所不屑一顾”［16］（P310）。“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结论”、“科学的态度”、“科学的说法”、“科学的理解”、“科学的判断”、“科学的逻辑”、“科学的手段”、“科学的观念”……这些日常用语，体现了科学主义价值观强大的统治力。应当强调，我们批判的并不是科学知识本身，而是对科学知识的迷信以及由此产生的整个国家发展的体制性偏斜。我们提倡的地方性知识，是一种知识，但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全方位看待问题和研究问题的思路及视角，毋宁说，正是为了消解对科学知识的迷信，为了提倡自下而上地看待问题、“接地气”地研究问题的视角，才需要与“科学知识”相对应的“地方性知识”这个概念。通过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及重要性的阐发，让人类知识更加全面、更加饱满，让人们不要因为与某一种特定知识的关系远近而影响到其社会地位的高低，进一步消解人类不平等的根源，以从根源上减少公共领域的危机。

当今社会，平等、交流、融合已成为时代主题。平等的实现需要很多社会经济政治因素，话语权的平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话语权平等包括国际上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平等，也包括国内科学知识与地方性知识的平等，而前一个方面更多的是后一个方面在国际范围的延伸。目前很多学者只研究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问题，却从不提我们社会中科学知识与地方性知识的地位差别，这种研究大有舍本逐末之嫌。“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17］。只有让不同类型的知识及其所代表的话语权之间实现真正的平等，才能发挥多种知识的优点从而给各类危机的预防提供充盈的思想源泉，弥补一种知识作用于某一个领域所产生的缺陷，为不同阶层的真正平等提供可靠的文化基础，让每一个拥有不同知识的人、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都能在社会网络中找到自己的尊严，拓宽社会协商的文化基础，为社会矛盾的调解打通思想和语言的障碍，让和谐社会建设成为人人有份、人人有为、人人有位的千秋伟业。

参考文献：

［1］［美］法伊尔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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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张海柱．知识与政治：公共决策中的专家政治与公众参与［J］．浙江社会科学，2013，（4）．

作者:罗国亮 单位:山西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站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