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对体育文化的影响范文

1制约国际影响力的要素

国际影响力实质上是一国实力在国际社会上运用而产生的结果，其大小显然受到施动国运用自身实力谋求国际影响的主观意愿和外部要素的制约。中国政府和中国体育界显然不缺乏扩大对外影响力的愿望，所以本文主要探讨制约国际影响力的国际要素。当前主流的国际政治理论中有三种：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温和建构主义［5］。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在国际体系中对体系单位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体系结构，即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在结构现实主义者沃尔兹看来，权力分配就是指主要单位之间的物质权力分配，亦即大国之间硬实力的分配。新自由主义认为，在国际体系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国际制度就成为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对国家行为影响最大的体系要素就是国际制度。国际制度是“连贯一致并相互关联的（正式或非正式）成套规则。这些规则规定行为角色，限定行为活动，并影响期望的形成。”［6］国际制度是制约国家行为的重大变量，甚至是决定性变量，尤其是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中。温和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中对国家行为影响最关键的因素是国际文化。其代表人物温特（AlexanderWendt）认为：“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有目的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共有观念建构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7］文化就是“社会共有知识”，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场景中通过互动产生的共同观念，是社会成员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文化建构着身份和认同，身份和认同界定着行为体的利益，利益决定着行为体的行为。简而言之，文化不仅是行为者行为的原因，而且建构了行为者。综上所述，在国际社会中，国家行为主要受到物质权力结构、国际制度、国际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因此，一国要扩大自身对他国行为的影响，提高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应从国家实力、国际制度和国际文化三个方面入手。

2提升体育国际影响力的途径

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提升一国体育国际影响力的途径有体育实力、体育国际制度和体育国际文化。

2．1体育实力

这里的实力主要指硬实力。实力与影响力密切相关，实力是影响力的基础。一国实力的强弱及其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直接影响着该国国际影响力的大小。就体育而言，一国体育实力一般来自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社会体育领域。例如美国是举世公认的体育强国，强大的竞技体育、充满活力的体育产业和不断创新的职业体育共同构筑了美国强大的体育实力，对外投射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在竞技体育领域，美国长期处于霸主地位。从第1届奥运会到第30届奥运会，无论从金牌排名到奖牌总数，美国长期独占鳌头。美国的奥运金牌以及竞技体育水平所散发出的影响力成为美国体育实力和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美国也是世界上体育产业最发达的国家，产业规模庞大，经营模式成熟，包括职业比赛、休闲、健身、器械制造、媒体传播、娱乐时尚等众多行业。据统计，美国体育产业2010年的总产值高达4410亿美元，接近GDP的3％，是汽车产业的2倍、影视产业的7倍［8］。美国的职业篮球、橄榄球、棒球和冰球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体育用品行业拥有耐克和锐步等世界知名品牌。“在媒体的鼓吹和引导下，‘乔丹’这个名字的影响已经超出了性别、年龄、国界而成为一种大众化的时尚性消费文化的代表。”［9］这种体育大众时尚文化对世界各地的人特别是青少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美国的健身业市场规模大，占美国整个体育产业的三分之一左右，整体经营水平和组织化程度高。美国人有健身消费的意识和习惯，也有经济水平和时间的保证，这造就了全球最大的体育健身娱乐市场［8］。此外，美国还有基础雄厚的社会体育。总之，强大的体育实力使美国被视为现代、科技、进步的表率，其体育发展模式、体制和观念成为一些国家效仿追随的榜样。

2．2体育国际制度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加深，国际制度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国际制度成为行为体扩大国际影响力的有效途径。“如果一个国家能塑造国际规则并使之与本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相一致，其行为在别国的眼中就更具合法性。如果一个国家借助机构和规则来鼓励别的国家按照它所喜欢的方式来行事或者自制，那么它就用不着太多昂贵的胡萝卜和大棒。”［10］借助国际制度，可以将一国意志上升为集体意志，增强一国行为的合法性，获得更多国际认同和支持；借助国际制度，行为体影响和控制他国行为和意愿的能力放大了。在国际体育领域里，体育国际化的发展使国际体育制度在协调国际体育关系，影响各国体育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增强。历史上和现存的体育强国在国际体育领域的影响力无不体现在国际制度上。法国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强大影响与顾拜旦等法国人对奥林匹克制度的创设不无关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和竞技体育发源、发展于欧美西方世界，西方人设计并控制着现代国际竞技体育的规则、组织和机制。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欧美发达国家占据着主导地位，历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都由欧洲和美国人担任，60％以上的国际体育组织领导人来自欧洲，60％以上的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在欧洲举办［11］。

2．3体育国际文化

体育文化是人类在体育运动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总和，包括体育观念、体育意识、体育思想、体育制度以及运动形式等［12］。当今占主流的国际体育文化是西方体育文化，它建构着世界体育的标准、规范以及体育领域国家间的身份、认同和行为，其典型代表就是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文化全球化始终是建立在‘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所形成的实体体育项目之中，尤其是内涵的‘工具理性’‘科学精神’等思想内涵并没有走出‘文化挟制’的阴影，它总是‘强制着’我们‘自愿’走入一种体育文化的认同之中，而这正是以西方文化秩序、价值标准作为基本点。”［13］奥林匹克运动代表了强势的西方体育文化，成为现代全球体育的标准和模式，规范、整合着世界各地的民族体育文化。欧美国家凭借着这种优势，获得了空前的影响力。与之相反的是，非西方的民族体育文化面临着严重冲击，要么被迫进行转型，要么被同化。中国武术在北京奥运会上未被纳入正式比赛项目，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不符合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标准。

3对策和建议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构建、提升一国的体育国际影响力可以从体育实力、体育国际制度和体育文化三个途径入手。结合中国体育实际，提升中国体育国际影响力需要促进中国体育均衡发展，全面提升体育实力；需要积极参与和创设体育国际制度；需要丰富与适应国际体育文化、观念。由于国内对第一个方面的研究论述较多［14］，笔者主要就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3．1积极参与和创设国际体育制度

目前中国在国际体育制度方面的影响较小，与中国的政治地位和体育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已严重影响到中国在国际体育领域的作用和体育总体目标的实现。要改变这种局面，可以采取以下举措：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中国体育界应改变观念，从国家外交大局和体育强国建设的高度重新认识体育国际制度的重要性。当前，中国对待国际体育制度的态度应是积极参与，大力提高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应在国际体育改革和发展问题上、在国际体育规则和章程的制定和修改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应积极承办、举办以及参加国际重大体育赛事和体育活动，加强与不同国际体育组织的联系，扩大中国体育的国际影响力。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和重要体育组织中的代表数量和地位应有所突破；应全面提升在亚洲地区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应进一步强化在优势项目体育组织中的影响力；对于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体育项目，如龙舟、风筝等，应积极创设国际规则和组织，加强在国际上的宣传和推广。魏纪中先生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中国人要对世界体育有所贡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培养更多的国际体育事务人才，使他们走进各种国际体育组织，并在这些组织中对国际体育事务发挥影响［15］。针对现状，中国应加强和完善现有的体育外事人才培养制度，选择有条件的体育院校开设相关专业，培养基础人才；建立高级培训机构轮训现任人才；在人才选拔上，应打破部门和身份局限，设立人才标准，拓宽人才渠道，除了选拔优秀和知名的体育运动员、教练和裁判外，还应从社会上广纳贤才。

3．2丰富与适应国际体育文化和观念

现代国际体育文化的西化和单一化带来了一系列弊病。推动世界体育文化的多元化是世界体育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建设体育强国的强烈需要。中国拥有丰富独特的民族体育文化，有能力和责任为世界体育文化的多元化做出贡献。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具有深厚的人文内涵，应该成为现代奥林匹克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此，中国应加大对外体育文化交流，积极同国外体育文化展开多渠道、全方位的交流和互动，在跨文化交流和对话中获得国际认同；中国应整合对外传播的机制与渠道，提高对外传播实力，加大体育文化对外传播的力度，增强中国体育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面对西方强势体育文化的挤压和挑战，中国应整合民族体育文化，培育民族体育文化的共性，坚持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一方面，要发掘体育文化“内核”，坚持本民族体育文化的特色和个性，保持本民族体育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要推动民族体育文化的时代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借鉴和吸收其他优秀体育文化的养分，推动民族体育文化的现代转型，适应现代人对体育文化的需求。对于国家而言，塑造良好的身份和国家形象，有助于劝服他国接受和追随本国政策，增强本国的国际影响力。体育强国是中国自身对国际体育领域未来身份的设定；相应地，中国应根据这个身份，约束自我行为，主动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积极促使国际体育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成为国际体育领域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中国体育国际形象在国际上有正面的部分，也有负面的部分。对于由于国际偏见和误解造成的负面形象，应综合运用外交、国际公关、民间交流以及媒体等多种手段加大对外传播，提高中国体育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针对中国体育存在的不足，应加强改革，提升中国体育综合实力，积极建构良好的国际体育形象。

本文作者：陈世阳、闫旭峰单位：北京体育大学思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