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国际政治的追随理论范文

一、核心概念的厘定

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一方面认同昆西•赖特的观点，即从国家政策行为的角度看，“追随”与“制衡”是相互对立的；另一方面，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制衡”行为比“追随”更为普遍，因为“追随”是加入强者一方，而“制衡”是与实力相对弱小的一方结盟。沃尔特又指出，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导致国家将安全诉求放置于权力获取之前，也就是说，追求权力只是手段而已，而安全才是终极目的。这无疑引起对“追随”理论更为激烈的讨论。施韦勒认为，在“制衡威胁”的角度考察“追随”行为，可理解为“追随”是与威胁方结盟。但有时国家采取“追随”政策，不一定是因为受到威胁，而是为了获取额外利益。在这场理论争论中，卷入的各方基本上都探讨了“追随”的内涵，但恰恰在基本概念的理解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各理论流派的学者从自己建构理论的需要出发，对“追随”给出了不同的界定。由于概念界定上的歧见，导致所讨论的虽然是同一个名词，但指代的却是不同的对象。然而，学术争论也使我们从“权力”“威胁”“利益”的角度对“追随”行为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在考察诸多学者对“追随”认识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追随”是“和强者一方结成政治或军事上的同盟，或在冲突中加入强国一方的行为与政策”。

二、何种国家会采取“追随”政策

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者们从各自的理论假设出发，对何种国家会采取追随强者的政策提出不同的解释，可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首先，在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下，对于弱小的国家而言，保障国家的生存与安全与获取利益和增加权力相比更为重要，所以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家会选择追随强国以保障安全。斯蒂芬•沃尔特从“制衡威胁”的角度出发，认为如弱国选择加入防御性同盟，其国力不足以加强该同盟的力量，进而不会对战争结果的变化产生任何影响。所以，相较“制衡”，弱小的国家会更倾向选择“追随”的国家政策，哪怕“追随”有时也存在较大风险，但威胁的压力使弱国不得不选择站在体系中实力强大的主导国身后。在现实环境下，“非常虚弱的国家无法通过自身的能力来确保安全。无论有何风险，它们的安危可能主要系于追随强者”。审视自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形成以来至今的国际关系历史，施罗德指出，如果从国家行为的角度分析，“制衡”并不比“追随”常见，大多数国家依然选择执行“追随”的国家政策。他进而强调，尽管采取“追随”政策的国家有可能会失去部分独立性，但是其意图是追随强国以实现其安全诉求或者获取利益。几百年的国际关系史证明了，与制衡相比，国家更倾向于追随，特别是对于中小国家而言。与施罗德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制衡与追随不同，罗斯坦是从能力的角度考察追随行为的。他认为，国家无论大小，功能上基本是类似的，但国家能力存在差别，特别是大国与小国间。弱小的国家相对实力较差，在对国家利益的界定方面，往往不如大国宽泛，显得相对保守，首要任务是保障安全，至于采取何种手段并不是弱小国家所关注的。其次，从获取利益的角度看，修正主义国家中的机会主义者也可能采取“追随强国”的政策。

施韦勒从国家层面探究了身份不同的国家结盟行为的特点后，将国家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维护现状国家（狮子型国家），第二种是对现状不满的国家，即修正主义国家（狼型国家）。维护现状国家的核心利益是保卫现行国际秩序，而修正主义国家的核心利益在于改变现状，构建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秩序，而国家安全似乎并不是修正主义国家追求的首要目标。在修正主义国家中，有一类机会主义者，施韦勒将这些国家比作“豺型”国家，这些国家对现状不满意，又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所以经常追随一个更加强大的修正主义大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摆脱领他们不满的各种外界约束与枷锁，并分享强大修正主义大国带来的胜利果实。豺型国家经常采取追随旨在改变现行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大国或大国结成的同盟。而这些修正主义大国也坚定的认为，一旦成功，他们会事事顺利，会有更多的追随者出现。拿破仑就曾经说过，我的权威建立在我国创造的辉煌之上，然而我国创造的辉煌来自于我们一次次在战场上的胜利，一旦我们无法继续在战争中取胜增加我们的荣耀，那我们的权力也将逐渐消失。战争中的征服使其他国家对我们言听计从并惧怕我们，他们为了享有安全，分享利益才纷纷而至，一旦我们在战场上失败，这些追随者们马上就会离开我们”。同样，希特勒也曾狂妄地宣称“：我们必须继续战斗，因为这些战斗无疑会导致更为辉煌的胜利。此后，通向征服世界的道路将是确定无疑。”所有这些大国为了攫取额外利益，不惜使本国的生存陷于危险之中。施韦勒指出，每一个狂妄的世界征服者所持的信念是一样的，都坚信其他国家将随波逐流、见利忘义。

三、“追随强国”的动因

国家采取“追随强国”政策有其内在机理和动力机制，主要包含以下几点。一方面，采取“追随”政策，是身处险境的国家在本国安全与生存面临威胁时做出的决定。斯蒂芬•沃尔特认为，国家追随强国其内在动力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是避免本国成为被攻击的对象，维护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国家任务。国家可以与具有威胁性的国家结成同盟，以使这样强国的注意力转向其他国家而不是自己国家，通过这种方式是保护本国安全。其次是国家的牟利动机。在冲突中追随强者，那在强者胜利后可自然而然的分享强国的战利品以增加本国获益。基于对以上两种动力机制的解读，沃尔特对“追随”的含义增加了新的内涵，比如“对强国亦步亦趋，可能牵扯到两者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弱国对强国不得不进行让步并加强了这种不对等”；“跟随强国是对压力的一种接受”；进而可得出“追随强国意味着不得不对支配性国家的不法行为容忍或者默许”的结论。

罗斯坦指出，由于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竞争压力，体系中的每个国家为了保证生存与安全，需要做出艰难的抉择和权衡。国家都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国家，要面对各种机遇与挑战，一国的生存与福祉就系于它们如何灵活而明智地应对挑战、抓住机遇。体系中的国家，由于在能力上的巨大差异，它们对自身国家利益的界定以及执行使命的能力也大为不同，从而引发的国家行为不是千篇一律。大国在面对他国权力的急剧增长或权力企图时，出于荣誉或安全的考虑，有意愿也有能力去制衡强者，遏止其权力的膨胀，挫败其霸权觊觎。然而，辉煌与荣耀是相对弱小的国家难以承受的，同时也是奢侈的，弱小国家的利益并不在于此，它们没有必要挑战强大国家的利益，而能够跟随在强国身后，避免本国成为其他强国攻击或侵略的对象才是他们更重要的利益，也唯有此才可保证他们的生存与安全。和强国结为同盟，使弱小国家的生存压力减轻，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些小国实力有限，在危机面前，由于缺乏足够的实力保证本国安全和挑战强权，在目标和手段之间经常摇摆，难以取舍，迫在眉睫的灾难使他们选择追随强权。另一方面，出于提升本国地位、获取利益、趁机扩大影响力的动机，国家也可能采取追随政策。施韦勒指出，国家行为而不仅由威胁的性质决定，也取决于他们所认定的利益。对自身利益的界定不同，其联盟行为也大异其趣。施韦勒认为，一个国家采取追随强国的政策，其动机存在差异，尽管有的国家是为了制衡威胁，但国家利益是国家行动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对“利益”认知的差异，决定其结盟时的行为特点。如果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考虑，“追随”的成本要低于“制衡”，“制衡”只是国家不得已的行为，除非面临严重威胁，大部分国家都会采取“追随”政策，其成本低，并且相对容易获益。

加塞克和格莱奇指出，国家采取结盟战略，其首要意图获取某种利益，其实，国际社会中很少有国家仅为维持秩序而自愿、主动和他国结为同盟。因为，国家选择“制衡”的目的主要是希望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国家选择“追随”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扩展未得利益。尽管无政府的国际环境的确会对国家的同盟选择产生一定的约束力，迫使所有国家都得严肃的考虑这一问题：今日的盟友可能成为明天的敌人，因而权力分布是重要的。然而，决定国家行为的重要的因素是利益。从上面的观点可看出，两个原因暗含的寓意是，国家总被实力所吸引。一个国家的力量越是强大，并且有效对其实力进行展示，其他国家就越愿意追随此国，甚至与此国结为盟友。在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下，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就曾表示，“我相信我国的盟友会追随强国，在遏制苏联的过程中，美国应该清楚的向盟友表示出我国并不缺乏强大的实力和意愿，如果盟友认为我们在这方面是缺乏的，他们可能会转身而去。”里根认为：“如若我国在美洲不能有效保护自己的利益，就休想在踏出获取胜利，我们的荣耀将失去，同盟链条也将断裂。”综上所述，谋取权力和获得利益，均是国家采取“追随”政策的意图，中小国家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大多会采取追随强国的政策，尽管不能否认，也有某些国家处于降低风险，保障安全也会采取同样政策。制衡的代价对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家来说是高昂的，所以追随强国，分享胜利的收益是大多是此类国家的政策选择。

四、“追随”的方式

施韦勒认为，由于国家采取“追随”政策的内在原因不同，因而追随行为也存在不同特点和类型。第一是豺狼式的追随，施韦勒将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国家比作豺狼，将强大的修正主义国家比作狮子，狮子吸引豺狼就像强大的修正主义国家吸引机会主义国家一样。这些豺狼型国家的目标是为了获取利益。追随强大的国家，使它们在不比付出高昂成本的前提下，分享胜利获得的收益。除了分享胜利果实，“豺狼式的修正主义国家并不一定对狮子型国家心存善意，可能它们是为了防止自己被狮子欺压而采取追随政策”。二战时意大利追随德国，其意图就在此，不仅能够免受德国攻击，从德国获得的好处也可使其获得的力量抵抗其他国家的攻击的力量。第二是一拥而上式的追随，一拥而上式的追随经常出现在战争即将结束时，不少国家发现战胜者和战败者似乎已可以断定，随即开始一哄而上追随胜利者。其实，一拥而上式的追随与第一种豺狼式追随有相似之处，区别仅在于，它是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发生的。这更突出了国家追随的意图是为了获取额外利益。当然，这些采取一拥而上追随的国家，也担心如果没有站在胜利者一方，战争结束后会受到惩罚，在多次战争中，这种一拥而上追随的现象屡见不鲜。最后一种是，赶未来浪潮式的追随：“相对弱小的国家追随强者，是因为这些国家笃信强者的力量，并认为这些强者代表‘未来的浪潮’。”引起这种追随的原因，大国是因为“领袖的力量，其巨大的感染力、号召力使相对弱小的国家受到吸引；特别是在比如战前宣传、思想动员时，领袖魅力的优势会明显的体现出来”。“赶未来浪潮”的追随还体现在其国家领导与民众享受一种“与强者为伍的感觉”。

五、结语

本文旨在对现实主义同盟理论中的追随理论进行解读与分析。国家为什么追随强国、追随强国的原因是什么、追随强国的方式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文章对不同学者的观点进行归纳与比较，认为采取“追随”政策，是身处险境的国家在本国安全与生存面临威胁时做出的决定。另一方面，出于提升本国地位、获取利益、趁机扩大影响力的动机，国家也可能采取追随政策。由于国家采取“追随”政策的内在原因不同，因而追随行为也存在不同特点和类型，主要有豺狼式的追随、一拥而上式的追随和赶未来浪潮式的追随。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民主化浪潮的袭来，新自由主义制度主义的理论似乎更加有说服力，国家间是否应通过国际机制下的合作来解决彼此间的冲突与矛盾，而不是诉诸于传统国际政治中的制衡与追随来实现国家利益？这是21世纪各国政策制定者需要格外关注的重要议题。

21世纪以来，亚太在美国地缘战略中的重要性呈现上升趋势，但由于各国利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美国构建的亚太安全机制仍将以双边同盟关系为核心和基轴不变。美国传统的双边同盟体系（即所谓的“旧金山体系”，由五对正式双边军事同盟以及新加坡等准同盟关系构成）在亚太安全结构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事实上，由于美国忽视亚太各国的历史背景和民主模式，以军事同盟为基础，强行推广西方价值观和标准，已经越来越不符合时展的潮流。与此相比，中国提出新安全观，以和平、发展为目标，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以政治对话和磋商为途径解决安全问题，反映了本地区现实和安全状况的大潮流、大趋势，在亚太安全结构发展中必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本文作者：岳小颖单位：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