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智库的理论前景与现实走向范文

《德国研究杂志》2015年第三期

从不同政治权力主体获取合法性的需求角度来看，或至少从保障其政治议题来源的科学性逻辑向度来看，当下政治生活对理论知识或者学术话语的社会动员与科学佐证的辅助功能需求绝不是在减少，而是在日益增加。可以确定地说，整个世界处于信息爆炸、数据膨胀的全新时代。事实上，决策者缺乏的并不是足够的信息存量规模，而是可靠、科学和权威知识的系统整合与理性解读。智库作为连接学术话语与政治议题之间的桥梁与中介，以偏好政策的理论研究为关注中心，而活动轨迹又相对独立于正式政治领域，因此其在政治生活不同圈层的沟通传导作用便凸显出来。而在环境政治领域，专业聚焦环境议题的智库或者说绿色智库在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是否彰显了特殊的效用，是值得深入探讨和思考的问题。作为绿党最早进入国家政治生活并影响深远的德国，绿色智库与环境政策演变之间发生了不少奇妙的“化学反应”。本文主要以德国绿色智库为例，分析与解读绿色智库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国家的环境政治轨迹，从而反思与探讨其现实困境与未来走向。

一、绿色智库：基本概念与内部分类

智库是一个外来词汇，在英文中为ThinkTank，即思想库，德文则是Denkfab－rik，即思想工厂。作为为决策者提供政治思想资源的智囊组织，智库事实上早已出现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不过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才逐渐开始得到重视。然而到目前为止，智库实际上依然还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概念，没有明确的定义。较早涉及智库研究领域的黛安•斯通（DianeStone）等认为，“智库是以政策为导向，为政府部门提供信息产品与服务的相对自治的机构与组织”①。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中心主任詹姆斯•麦克甘（JamesMcGann）认为，智库是以公共政策的研究、评估、解读为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以建议、引导国内国际层面的相关政策议题为现实的目标定位，通过多样化的思想传播渠道发挥对决策者与民众的影响与教育，最终改变政策形成轨迹的研究组织或机构。②由此可见，作为智库，与政府之间平行或相对独立的关系以及非营利性是其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根本特质。一般而言，智库通过具有针对性的政治议题的学术研究与策略分析，在当代政治生活中成为连接知识与权力、沟通理论与政策的有效社会组织与思想动员渠道。智库的这种“渠道”或者“桥梁”功能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解读：一方面，其以科学完备的知识储备与缜密细致的学理论证把科学话语与现实问题紧密融合，而在另一方面又将这种知识与现实的具体结合通过广泛的群众动员、社会舆论塑造以及对权力中心主体全方位的政治游说等媒介进一步升级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议题。简而言之，智库把具有现实穿透力的知识储备整合为政治思想资源，从而参与、贯穿甚至影响了政治议题的确定、塑造，以及最终化解掉几乎完整的政治活动，它实际上成为了政府这部核心机器不可或缺的外部“扩展设备”。

当然，全部政治生活进一步分化与生成次级环境政治生活领域后，智库的研究重点也相应地在具体专业领域内纵深延长与拓展。一些全面关注多样性社会议题的综合性智库，尤其是那些自身偏好或以环境议题为研究兴趣、定位于推进环境领域政治进步或政策问题解决进程的智库，或是那些具有环境议题研究传统、以环境议题研究见长的智库，逐步独立化并逐渐成长为专业化研究环境议题的智库。与此同时，环境政治话语影响力的持续走强也催生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专业环境议题智库，这些环境智库提供专门针对环境议题的建议咨询，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整个世界环境政策的具体走向。不能忽视的是，有部分综合性智库虽然没有进一步专业化为环境智库，却因提出改变人类发展路向的环境议题而备受瞩目，深刻影响与改变了环境政治发展的进程，也应该纳入到环境智库的总体框架。在这方面，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是因《增长的极限》报告而为人所知的罗马俱乐部。罗马俱乐部原本是以广泛的社会问题为研究重点的综合性智库，议题涉及关系整个人类未来的社会、经济、环境等多个领域。而《增长的极限》的对重构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完全颠覆了整个世界对环境问题的传统认知，也彻底改变了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与生态环境领域之间的相对格局与互动关系。从这个角度而言，罗马俱乐部毋庸置疑是智库成功影响环境议题的经典案例。尽管这些智库走向环境领域的具体动因与路径各有不同，但是根据其内部同质性的意识形态色彩，我们可以将其共同命名为———“绿色智库”。在国内学术界，郇庆治教授最早提出并对绿色智库（绿库）的一般规定性或者特点进行了讨论与阐释，他认为：“‘绿库’是指一个较为制度化的实体机构，通过一种综合性的内容涉指对生态环境难题的理解与应对提出独创性的科学见解和政策建议。”①实际上，我们可以根据智库的这种一般规定性对绿色智库的基本特质做大致界定：所谓绿色智库，就是那些以环境等相关议题为重点研究领域却又相对独立于政府环境部门，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技术进行环境议题分析，以影响、推动与形成环境政策为研究价值导向与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的制度化信息咨询或政策研究机构。显而易见的是，绿色智库内在地汇合了理性主义的智库决策方式与环境议题的绿色意识形态两种不同的“基因”：来自智库的理性主义成分使绿色智库作为外在于政府的自治性政策咨询与理论研究机构，最大化地使环境理论与环境现实之间互相契合，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符合其理性选择标准的、“接地气”的解决方案；而在另一方面，由于继承了关照生态与环境的价值取向，绿色智库拥有“绿色血液”，始终保持对环境议题的强烈关注。从控制碳排放到能源转型，从绿色经济到环保税收与立法，绿色智库基本涉足了环境政策的每个细节和方面。然而具体内观，绿色智库也在政治立场、组织结构、议题扩散以及最终对政策影响或结果转化等环节或指标向度上存在着差别，这可以用哲学化的话语表达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运行模式完全相同的绿色智库。麦克甘通过对不同智库的研究，设计了较为缜密的智库分类体系，即依据其机构组织形式、研究人员构成以及研究侧重的不同大致归结为四种基本模式：学术型智库、项目型智库、倡议型智库以及政党智库①。根据他的观察，任何智库都是这四种模式中的某一种或多种混合的变体。我们可以把这四种模式基本分型移植到对绿色智库的考察与诠释中。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更清晰地表现不同类型绿色智库的特质，我们可以把四种分型进一步简化为两个相对平行的次级系统。其中一个系统包括学术型绿色智库和项目型绿色智库，或者可以称之为“亲学术性绿色智库”，明显具有强烈的学院派特点，它们更多地以学术机构或研究中心的形式存在，研究人员主要为具备高水平知识的环境理论精英（相关领域的教授、博士等），重视与强调严谨的环境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并尽力保持其研究的客观中立性，研究成果以研究报告、学术文章或者著作的形式呈现，其影响力的发挥也更多地遵从自下而上的自主化路径，即更多依赖理论专家的学术兴趣与意志。另一个系统里则包含了具有同质性特点的倡议型绿色智库与绿党智库，可以称之为“亲政策性绿库”。它们具有非常明显的政策指向性或偏好，研究逻辑更多地是从影响和形成环境议题或者政策出发，而人员构成也更为复杂，既包括环境领域的科研人员，但更多的是绿党成员或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研究成果以具体的环境政策建议为主，而其实际影响力则与其和政治权力之间的距离和紧密程度相关。通过以上对绿色智库的内涵界定与类型区分，我们实际上可以对绿色智库有了基本的认知与把握。不过，依然有必要澄清以下两个比较容易被忽略或误解的问题：首先，绿色智库一般是独立于政府的非营利性专业环境政策研究机构或者组织，但是在实际上，绿色智库所保持的相对独立性并不意味、也不等同于没有意识形态性。这在本质上就和导致腐败滋生的权力寻租现象十分类似，虽然绿色智库是非营利性机构，但出于维持生存与运行的需要，首先必须获取稳定的资助与经费来源，这也就注定了绿色智库的具体政策偏向无法完全摆脱资助方的影响或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讲，绿色智库也会潜在地带有左、中、右的意识形态区别，在本质上根源于环境政治及其理论自身所带有的意识形态性。例如德国绿党处于德国政治谱系的中左阵营，德国绿党智库作为绿党的智囊团，其研究必然要为政党的政治意识形态服务。其次，两类绿色智库的政策影响路径与影响效果之间是一种复杂博弈的结果，政策偏好程度并不与影响结果呈完全正相关的关系，亲学术性绿色智库的影响力不一定弱于亲政策性绿色智库。也即是说，虽然与亲政策性智库相比，学术型绿色智库的影响路径并不易于被决策者直接采纳，但是环境议题本身具有极易唤起大众情感共鸣的特点，如果学术型绿色智库的环境提议具有足够理论穿透力，或者说，如果能够充分地感染、教育和动员社会大众，将通过自下而上的路向起到撼动环境政策的巨大效果。

二、不同类型绿色智库的运行方式与影响路径比较：以德国案例为中心

事实上，德国在环境与政治政策的结合方面一直保持国际先行者与领导者的姿态。特别是德国绿党在1998年的大选中与社会实现了超越意识形态的“红绿”联盟，共同入主联邦议院并实现联合执政，更是将这种环境政策的比较优势充分彰显。即使在2005年大选之后，绿党选举失利沦为在野党，绿色政治的传统印记却深刻保留在了德国政治生活中，并潜在影响和引导整个世界的环境政策走向。对绿色智库与德国环境政治互动关系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与解答为何德国能在国际环境政策竞赛中领跑。因此，笔者尝试借助目标定位、组织结构、资助来源、政策侧重与影响策略等几个变量，分别以德国的绿党智库与学术型绿色智库———柏林自由大学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为例，尽可能全面地描述与勾勒德国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绿色智库在运行方式的特点及其对环境政策影响的具体实现过程。首先，就两种绿色智库的目标定位而言，绿党基金会实质上作为绿党的政策理念传播机构，虽然相对独立于政治体系，但是仍然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而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作为高校科研机构，定位则倾向于具有独立性科研特质的政策研究组织。具体而言，德国绿党是世界上较早成立的绿党，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国家层级大选取得成功的绿党，其被公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为成功，同时也是影响最大的绿党。可以确定的是，德国绿党从议题选择、学术佐证到社会动员，直到最终应用执行，在一定程度上都离不开绿党自身智库的理论塑造与思想支持。德国绿党的智库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HeinrichBllStiftung）是挂靠在德国绿党旗下独立合法的政治基金会①，成立于1987年9月19日。作为德国绿党的智库，基金会基本的目标定位是通过政治教育与影响促进国内外的生态民主决策和社会政治参与。基金会建立在生态、民主、团结和非暴力这四个基本政治价值原则之上，重点关注与推进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欧洲的能源、外交与安全政策、德国的绿色新政等相关议题与领域的理论与政策研究。

不同于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绿党基金会，柏林自由大学的环境政策研究中心（ForschungszentrumfürUmweltpolitik，简称FFU）则试图将环境政治领域的学术研究走向与实际的环境政策融合。它是德国绿色智库的另一种模式———学术型绿色智库的典型代表。始建于1986年的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依托于政治与社会科学系的一个二级研究机构———奥托•苏尔政治科学研究所（Otto－Suhr－InstitutfürPolitikwissenschaft），这是德国领先的政治学研究所之一②，因此继承了自由大学在政治学科的传统优势，目前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已经成为世界上在国际环境政策比较研究和可持续能源政策领域领先的研究中心之一。其二，就两种不同绿色智库的组织结构而言，绿党基金会的人员主要由党内的知识精英组成，而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的成员构成则主要为环境政治学领域的专家学者，研究独立且议题更为多样。德国的政党基金会的一个重要特质是成员与党员制度化有密切关系①。因此从绿党基金会成员的主要结构看，绿党智库大多数成员也是联盟’90／绿党的党员，当然也包含一些认同基金会价值的政府官员、大学教授或者研究所研究员以及环境非政府组织成员。基金会的核心机构，也即最高决策机构是代表大会，每半年在柏林举行。代表大会由基金会内的49名精英代表构成，这些代表在提名的基础上由全体成员直接选举产生，任期为四年。为彰显基金会对男女平等的重视，基金会设置男女主席各一位。代表大会还选举产生由9名常务委员构成的监督委员会，其职责是负责监督基金会的运行与资金使用状况。绿党基金会作为学术机构的表现是其特别设立了绿色学术专家委员会（GrüneAkademie），负责评审学术奖学金与参与生态议题、性别平等等跨学科的多种课题研究②。这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更多领域的学者参与基金会研究，扩大了智库的知识与智力资源储备，也拓宽了研究议题的领域。不过总体而言，绿党基金会的议题选择仍然与绿党的政治诉求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而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由初创时仅有的寥寥几名研究者发展到现在已经拥有40多名从事环境政治学领域专职研究学者、30多位荣誉或兼职教授的较为壮大的科研机构，并实现了研究路径的进一步优化与再次转换。欧美两种研究范式的碰撞与融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视野。属于传统优势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研究更加强调先驱性市场在生态现代化国家，在具体环境政策扩散过程中的先导性地位及作用。而一些崭新的研究领域———绿色经济、环境政策的跨国比较、气候能源政策等更具实证意义的议题越来越多地纳入到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框架下。因此研究议题更为广泛，涉及全面的环境政治议题。其三，就两种智库的资助来源而言，绿党基金会的资助来源主要依靠官方财政预算，而以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代表的学术型智库的资金支持获得渠道则更加多元。一般而言，德国智库的资助来源主要都依赖于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对于“准政治化”的政党型智库来说，这种特质就表现得尤为显著。根据德国法律规定，政党智库可以根据在议会所占席位比例获得一定的财政预算作为经费支持。绿党目前是德国的第五大党，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每年大概能够分配到4900万欧元的公共财政预算①。来自政府的资助占基金会所获资助的90％以上②，因而毋庸置疑成为其最大的资助保障。不仅如此，基金会依然拥有其他资助渠道，比如，一些认同基金会绿色政治价值的大型企业捐助，以及不少支持绿党事业与绿色理论研究的公民个体通过私人捐助的方式支持基金会的发展，也成为其非常重要的资金来源。

而与高校的其他组织机构一样，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的资金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教育资金，国家财政成为中心维持正常研究的财务保证。但是正如多丽丝•菲舍尔所言，尽管学术型智库也是受政府资金资助的，但是“它们都希望在研究方面具有独立性”③。因此，相对于绿党智库而言，作为学术型绿色智库的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希望获得更加多元的资助方式，以尽可能保持学术研究的客观中立性。鉴于此，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同时承担着多层次的科学研究课题项目，特别是部分学者承担了多种合同型的研究课题。比如，包括联邦政府自然保护局（BFN）、欧盟委员会等部门在内的传统的政府部门的合同研究项目。同时还有不少学者获得企业、基金会或者个人的研究项目资助，比如德国国际合作公司（GIZ）、大众汽车公司等知名企业也对研究中心的相关研究项目进行资助。不仅如此，近些年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的资助来源也日趋国际化，在研项目中有不少是在丹麦、捷克、奥地利和日本等国环境部和企业的资助下进行，在一定程度上也凸显并提升了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的国际水准。其四，如何把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向政策转化对于绿色智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实质上，智库的影响力发挥策略大致相似，都是在献策提案的“上传”、学界争论的“对话”以及公众动员的“下达”等三个层面或向度上，通过组合运用达成的。具体来看，不同类型的绿色智库在不同影响策略的具体选择与组合运用上，根据自身环境和在政策影响谱系的实际位置会有所不同。绿党智库作为政党型智库，与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有着得天独厚的位置优势。因此绿党智库最为有效的影响策略就是“上传式”建言献策。总体而言，国家的未来环境保护规划与发展趋向对德国绿党的政治主张及其智库的研究取向会产生最直接的引导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实际上成为论证与检验绿党改革提议提案的科学实验场。目前，基金会特别关注经济的绿色转型研究，尤其是关键产业的可持续转型计划。一方面，近些年来，为了配合绿党的竞选策略，基金会特别注重对绿党所主张的“绿色新政”议题领域的论证研究。而在另一方面，基金会主推的重大研究项目成果也通过绿党议员直接向议会推介，这种直接、高效的影响方式是绿党智库得天独厚的优势。对大众的宣传教育也是绿党智库尝试全面发挥影响力的重要路径。它一方面，策划与组织在生态民主、国际关系、性别民主等广泛领域的交流活动和发行出版物，为方便民众了解研究成果，把最新研究成果通过多样化的媒介与平台向社会展示与开放。自1992年起，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向社会每年公开研究报告，基金会支持下发行的出版物基本都能够从官方网站获取电子版本。作为政党智库，还特别重视与媒体之间的关系，通过多种媒介发挥智库的影响力。基金会不仅通过传统的纸质媒体，比如德国《明镜》周刊等平台宣传、刊布观点，还借助当代互联网快捷传播的优势，定期将学术会议、座谈会实况整理上传到国际视频网站以及各类社交门户网站以供大众查阅。虽然基金会的学术对话并不是其优势路径，但是基金会也尝试对于重点关注的环境教育、可持续发展和民主决策议题研究制定了学术远景规划，并应用多样化的影响方式，比如通过定期举办环境领域学术会议、微型研讨会等形式与环境学界的前沿直接对话。与此同时，它还特别鼓励和支持高水平人才参与智库重点支持领域的环境政策研究，并提供奖学金项目与国际调研机会。在关注和推动德国的政策之外，基金会试图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通过举办国际研讨会、跨国性的科研项目合作等形式在国际层面发挥影响力。不仅如此，基金会还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办事处，尤其在亚洲设立了北京办事处。①伯尔基金会专门成立了国际交流促进基金会，定向服务于与其他国家研究机构的合作伙伴关系，特别是服务和促进在如生态民主、国际性别民主（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平等）等议题方面的合作。相比于政党型绿色智库能将其研究成果与政党和政府环境政策便利对接的条件而言，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与政党和政府的关系则不尽相同，因此其必须采用更多媒介或方式影响和参与政府决策。具体地说，即必须非常注意矫正理论研究政策应用的目标与轨道，确定理论研究的特色，并保证研究成果与政府环境政策趋向的实时动态的对接。定期的研究报告是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智慧的理论凝聚成果，也是作为高校内部绿色智库议题建议的学术话语呈现形式。自1986年到2014年间，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的相关研究报告或学术文章达160多篇②。和其他绿色智库相比，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的区别在于其不仅负责面向环境政策的科研和咨政工作，同时也承担着环境理论领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人才培养任务。联邦政府提供丰厚的奖学金支持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培养具备环境政治学专业知识的高级知识分子与学术专家，为100多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开设英、德语双语的国际环境理论课程。而且，研究中心还在本科、硕士和博士不同层次面向整个大学开设环境和能源政策通识性课程。通过高校内部的教学体系，培养现代人才的环境意识，充分发挥环境课程的教育影响力。另一方面，精英学者也通过个人在政府环保部门或其他部门的兼职，寻求建设性的政策转化效果。中心主任耶内克曾在2000年到2007年间担任政府环境专家委员会副主席。

2007年之后，新任主任接替耶内克继续担任环境顾问委员会成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研究中心对德国环境政策影响的有效性与连续性。此外，环境政策研究中心更为追求学术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影响，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开展常态化的对话交流。事实上，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与欧洲、亚洲和美洲的众多高校、科研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它近期尤为重视同亚洲地区高校智库之间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学术对话与交流。比如，自2013年在亥姆霍兹研究联合会能源转型项目框架下，与日本部分高校的研究所每年举办德日能源转型论坛；在左翼党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的资助下，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合作举办“多学科视野下的环境挑战再阐释”中德研讨会等，发挥了重要的国际影响。需要指出的是，两种智库虽然在以上层面的特点不尽相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德国环境议题的探讨、评估以及政策的最终制定、实施与监管的过程。比如，绿党本身就是反核、环保的议题倡导者，绿党基金会不遗余力地推动能源转型研究，在绿党与社民党主政时期，德国积极利用再生能源，成为代表可再生能源利用和发达节能科技的先行国家，它们以政策为导向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也收获了自身政治影响。其标志性事件是被写入了1998－2002年的社民党与绿党“红绿联盟”的《联合执政协议》①。柏林自由大学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也凭借对生态现代化的研究跻身国际领先的知名环境政策特色研究中心，从此被称为生态现代化理论创立者的柏林学派，学术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三、绿色智库的发展趋向与前景评价

通过本文对两个具代表性的德国绿色智库的具体考察可以发现，德国绿色智库所采用的影响策略显然从根本上取决于其与政治权力主体的实际距离。这在根本上也与绿色智库的角色定位问题紧密相关。在郇庆治教授看来，“绿库的目标取向与涉指内容，决定了它横跨于学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多重角色地位。”②不难理解，绿色智库存在价值的实现依赖于理论研究向政策转换过程的完成。这就使绿色智库的影响路径基本上遵循了两条互相平行的动态线路：一方面，为了更易于实现自身的影响和定位，绿色智库的议题制定与理论探讨必须更加趋近于权力中心所认同的生态价值，比如环境政策研究中心所倡导的生态现代化理论获政府肯定，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在于借助鼓励和支持在环境技术创新和生态市场发展的投入，能够为政府在国际上赢得生态先行和领导性地位提供便利。这样一来，绿色智库的议题实际上被政府意志所绑架，在理论上也就很难实现一种完全有效的环境政策议题，从而也没有可能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从生产方式转型层面提供一种彻底和根本性的革新或者替代性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从实际的影响力或者功能发挥路径角度来看，不论是通过学术层面的对话，还是通过环境教育和社会动员，往往都没有直接通过官方或半官方渠道的交流而更容易对政府政策施加影响。因此，德国绿色智库往往借助于通过精英谋求体制内政治职位，形成话语影响力，从而将理论成果上升为国家政策。可以说，绿党智库和高校环境政策研究中心都试图通过这种“向上”的路径使研究成果获得合法性，这不得不说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景象。绿色智库作为新社会运动的成果，本应该作为市民社会的补充性要素在国家与市场之间起弥合、沟通与协调的作用，但在实际上却没能有效发挥继续动员大众“自下而上”推动、影响和制定政策的功能。德国这两种类型的绿色智库都将筹码过多地压在通过精英成员获得实际政治地位来实现政治影响上，其负面效应则是难以保证环境政策的连续性。就这个层面而言，德国绿党智库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在1998年到2005年绿党由于与社民党组成了红绿联合政府，绿色智库的影响力得到增强；而绿党在2005年大选中失利成为在野党，绿色智库对环境政策的影响力也大为削弱。不过即便如此，德国绿色智库依然在国际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榜样作用或者说成为一种现实版本的绿色智库发展范式。

当下我国政府对智库推动科学决策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功能特别关注。在这种情境下，我国绿色智库也在不断涌现，似乎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不过，绿色智库的发展不仅要追求规模增量，更迫切的任务是要提升和优化政策影响力。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德国智库的影响力渠道依赖“向上”路径的问题在我国绿色智库中也普遍存在，并且表现得更为明显。对政府渠道的路径依赖使“在学界研究、政府政策与社会公众之间缺乏一种必要的张力或互动，而这本来是‘绿库’扮演的最基本性功能之一。”①全方位疏通影响渠道，对于提升我国绿色智库的影响力而言非常重要，具体而言，最实际和重要的问题是要把咨政建言、学术对话、群众动员三个路向或基本功能全面协调地发挥起来。或许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绿色智库将对我们的环境政策与大众环保意识的培育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

作者：申森 单位：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