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礼贤的学术网络和汉学研究范文

《德国研究杂志》2015年第三期

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曾是德属青岛殖民区的一名传教士，后任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教授，成为德国学界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19世纪20年代，他作为学者和记者，将大量的中国传统经典文本翻译成德语，并出版了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著作。①在这些活动过程中，卫礼贤接触了大批中国官员和学者，形成了他的中国人际学术网络。卫礼贤的中国学术网络和汉学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青岛时期（1899－1920年）②、北京时期（1922－1924年）、法兰克福时期（1924－1930年）。在不同的时期，卫礼贤的中国学术网络呈现出不同的特点。19世纪初，中国的青岛是德国的殖民地；19世纪20年代，中德两国逐渐成为平等的国家。在工作关系中，卫礼贤的地位由殖民特权走向相对平等。对于中国，他逐渐抛弃了“学术”或“文化霸权”①。本文试图从这一视角，分析卫礼贤的中国学术网络及其对汉学研究带来的影响。

一、青岛时期（18991920年）：在殖民地努力通过建立新工作关系成为“内行人”

卫礼贤的青岛时期有两方面特征。一方面是被租借地的殖民特征深深影响，卫礼贤身处德国殖民强权的社交和知识精英圈子里，享有一系列的特权和隔离政策，同时有仆人侍奉，并且奉行西方至上的理念和基督教的意识形态，②这使他与中国人区别开来。另一方面是卫礼贤不断探索发现中国精英所秉持的高标准的中国道德和哲学方面的传统和文化，这方面的意识显然与殖民社会的政治与社会等级制度背道而驰。从高密的非殖民区到尊孔文社，卫礼贤与那些逃到青岛的前清代官员建立松散的联系，受到了中国道德和哲学的熏陶，而且最终在他的生活方式和作品中都有体现。除了在德国殖民地内经营的人际网络，卫礼贤还建立了多层次的学术工作网络，有的工作建立在外国人和当地语料提供人之间的等级关系之上，有的工作建立在学者间知识交换、不同个体间密切合作的平等的关系之上。在德国殖民区，卫礼贤用自己的影响力为中国学者提供各种条件，并为他们提供资助，反过来，卫礼贤的中国同事则为他提供构建知识和完成工作计划所需要的内部信息。在这种网络中，双方都握有权力和知识。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削弱了殖民关系带来的权力分配不均，但也未能使双方完全平等。其后的一些年，德国殖民政权被取代，殖民区也被接管。在最开始的几年，卫礼贤研究汉学的目标是证明中国的伦理体系（儒学）和西方哲学（康德）、伦理体系（基督教）具有同等价值（和相通之处），并想借助翻译来消除二者之间的鸿沟。卫礼贤认为儒学对西方世界同样有价值。此外，这一时期他大量接触到东西方观念，这使其对二者间联系的理解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因为东西方那时还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③当时，卫礼贤和他的中国翻译兼助手李本靖的工作关系依然深受殖民等级关系的影响，但1900年，卫礼贤开始主动与高密当地的儒学精英建立非正式合作关系，一种新的工作关系在那里开始逐渐成型。后来，卫礼贤受到聘请，这种关系也由非正式转为正式。卫礼贤担任的是高密非租借区一所学校的法定校长，当地的上流人士为其开展活动提供资金支持。除了负责交换邀请函和礼物，这个职位一方面建立了互惠系统，另一方面为他搭建了实地研究的平台。卫礼贤可以在当地语料提供者那里收集信息，这有助于完成他的学术追求，也就是翻译经典。在这样的关系中，人们认识中和现实中在社会关系和知识上的平等才真正初步实现。1901年卫礼贤创办德华神学校，为中国人设置副校长一职，实际上是把设置课程的职责交给了中国人，这些都证明了他观念上在向平等转变。卫礼贤建立的新工作关系一方面包括接受内行人的帮助，比如他在翻译内容艰深的文本时会向通晓道家学说的人寻求帮助，但这些人的名字在其翻译作品中鲜有提及；其他非正式合作包括在他创办的尊孔文社与一批知识分子和前清代官员的联系，1911年以后，这种联系愈益频繁深入。在众多合作项目中，他与辜鸿铭（1857－1928年）的关系至关重要。辜鸿铭是一位在爱丁堡成长、接受教育的中国学者，信仰儒教。他秉持文化保守观念，主张重建君主制，并在东西二元说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辜鸿铭多次探访青岛以及他和卫礼贤之间的频繁通信不仅仅限于交流想法，他想用“中国文化的概要、对鬼神智慧的洞悉、知识运动的奇妙景象以及古时的文学作品”①来震撼和打动卫礼贤。虽然辜鸿铭在财务上要依靠卫礼贤，但在信中依然将自己视为卫礼贤的老师，甚至在伦理道德问题上给予建议，这已经超越了工作关系的界限。

从卫礼贤的角度讲，他对辜鸿铭的想法和解读印象深刻。在他看来，辜鸿铭的讲演“当属最有趣的讲演之类，他举的所有事例均正确无误”②。卫礼贤将辜鸿铭的讲演和其他作品翻译为德文，包括著名的《中国的牛津运动》，对欧洲产生巨大影响。在两人关系的发展过程中，辜鸿铭非常鼓励卫礼贤通过翻译经典来使欧洲了解中国文明。同时，卫礼贤为自己对中欧看法的不同找到了支持依据，也确定自己对“中国精神”这一模糊概念有着与内行人较为接近的把握。在翻译《易经》过程中，从1913年至1920年（由于一战，1914年8月至1917年间中断），卫礼贤与前清代官员、德高望重的儒家学者劳乃宣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工作关系，这种关系超越了那些非正式的工作关系。在卫礼贤看来，他和劳乃宣之间是师生关系，这种关系首先可以作为证明自己是研究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内行人”的机会。二人共同的作品在德国出版，署名卫礼贤。之后，劳乃宣又将作品重新出版。卫礼贤第一次用“我们”这个字眼来描述工作过程，这体现了劳乃宣对于卫礼贤解读和翻译《易经》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劳乃宣倾向于使用“上课”的说法来描述他们间的合作，而没有强调参与了“工作”。卫礼贤写到：“我们做了非常细致的工作。他（劳乃宣）用中文解释文义，我做笔记，然后完成德文翻译，再将之回译成中文，过程中不查阅参考资料，然后由劳乃宣进行比较，看我是否理解到位。接下来是对德文翻译完成风格上的统一，以及讨论细节。最后我还要对翻译进行三到四遍的修订，并给重要的点加注。翻译的质量就这样提上去了。”

①对卫礼贤来说，劳乃宣是令人敬佩的老师，也是为他打开《易经》之门的“大师”。劳乃宣在学术上给卫礼贤的指导，令他着迷：“在他（劳乃宣）的循循善诱下，我在他有些古怪却又熟悉异常的世界里游走，仿佛被他迷住了。”卫礼贤称他们共同的作品为劳乃宣的“遗产”②，他不但在描述劳乃宣本人时不吝溢美之词，对他们工作的描述也是如此：“与这位年长的大师一起工作的几个小时里，我内心有所超升。”卫礼贤的同代人觉得这种合作形式非同寻常。如果把这种评价往好处看，意为这样的合作启发他们重视内行人的知识，卫礼贤的卓越才能也因此体现出来。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G．Jung）这样夸奖他们的合作：“这样的合作理应受到赞扬，因为它使《易经》得以出版，注释也非常优秀。”③但把这种评价往坏处看，就是在质疑卫礼贤作为一个学者的独立性以及他是否有做出客观判断的能力。④在劳乃宣看来，与卫礼贤的合作是一种工作关系，同时也是其完成政治撤退的机会。劳乃宣视自己为“流动难民”⑤，多次谈起过“逃亡”⑥。卫礼贤邀请他留在礼贤书院，劳乃宣把这里当作战争期间的庇护所，他担心共和政府会因为他对1916年复辟运动的支持而对他进行报复。⑦劳乃宣在他的作品中特别强调卫礼贤是尊孔学社的社长，并说卫礼贤是一位研究员，“他读圣人之书、学圣人之道”⑧。在1917年，劳乃宣又着重描述了他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尉（卫）礼贤笃志中国孔孟之道，请求经学。”⑨卫礼贤在青岛时期与辜鸿铭非正式的工作关系及与劳乃宣正式的工作关系标志着平等的新型工作关系的实现，在之后的几个时期里，中德之间平等的政治关系也得以实现。这些平等的工作关系反映了在树立“中国”这一概念过程中的学术互动。“中国”这一概念与儒学、信仰、帝国以及永恒不变的价值观是平级的，是坚不可摧的一块铮铮铁板，也是与西方相对的模式。之后，张君劢从这个意义上出发把卫礼贤说成是一位“透彻了解中国精神”的“儒生”。①这些紧密的合作关系使卫礼贤成为“内行人”，并塑造了他对于中国的概念，并为他成功进入德国学术界铺平了道路。

二、北京时期（19201922年）：利用双重角色扩大学术网络

在北京时期，卫礼贤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学术网络，并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他是德国驻华大使馆的学术顾问，受委托成立东方学社。另一方面，他以一个学者的身份，主动接触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杰出人物。这些杰出人物积极倡导社会改革的理念，呼吁建设一个新的共和国。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广泛吸收了西方政治理念和哲学思想。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这段时间人们内心充斥着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惧。1911年辛亥革命已经打碎了“孔子权威”，卫礼贤感觉“中国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力量可能撤出人类历史的舞台”②。然而，世界大战把欧洲文化推向了类似中国文化这样的危机，使得实现“中西文化融合”成为了可能。卫礼贤不再像青岛时期那样优先传播西方文化，而是意在“混合”中西文化，实现东西方文化中最有价值方面的接触和交流。五四时期的辩论主题不是“是否混合中西文化”，而是“如何混合中西文化”。这深刻影响着卫礼贤，促进了他关于中西文化观念的转变。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杰出人物的相互支持和工作关系反映了这一点。在北京大学，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例如蔡元培、胡适、徐志摩，构成了卫礼贤第一个学术网络。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卫礼贤在北京大学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1920年和1922年，卫礼贤曾多次在北京大学作讲座。1923年11月③，由于德国财政危机，卫礼贤丢掉了在大使馆的工作。时任北京大学德语系主任的杨斌晨曾是卫礼贤的学生，卫礼贤通过他成为了北京大学全职教授，进一步被纳入一个更大的知识分子学术网络。

④卫礼贤第二个重要的学术网络是指东方学会的儒家传统主义者，例如王国维、罗振玉、沈曾植、辜鸿铭，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团结一切社会的建设者。卫礼贤在青岛时期着重思考的新儒家观念，在东方学会的章程中占有主导地位。这个章程反映了帝国及其文化衰落的情况，揭示了中国保持儒家主导地位的必要性。卫礼贤还有第三个学术网络，主要是张君劢，其次是梁启超。卫礼贤和张、梁二人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他们意图打通新儒家思想、（西方）人生哲学以及中西方相关概念。此外，卫礼贤还建立了一些较小的学术网络，例如留德归来的中国学生校友组织，在德留学的中国学生福利协会，中西音乐会“北京的夜晚”。为了阐明卫礼贤在北京时期学术网络的新状态，需要引证两个典型的例子，即卫礼贤和张君劢、蔡元培的关系。张、蔡二人都曾在德国生活过，深受德国哲学和思念观念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和卫礼贤一样，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介人。卫礼贤与张君劢之间的合作是基于良好的个人关系。他们互相交流思想，在写作《德英中哲学词典》的过程中开始产生了工作关系。1922年10月，当卫礼贤和张君劢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二人思想的相似性就已十分明了。张君劢在上海代表哲学和科学界欢迎德国哲学家汉斯•杜里舒（HansDriesch）时，卫礼贤也在现场。对于中德间的关系，张君劢表示反对军事同盟，支持学术联盟。

1923年，杜里舒和高度重视儒学的卫礼贤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同年，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讲座，倡导“科学和玄学之争”大讨论。每两周召开一次字典谈论会，澄清主要的哲学和心理学概念。张君劢曾在德国留学三年，把德国人生哲学定义为“玄学”①。他认为科学并非万能，对“科学万能”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在这次学术争论中，卫礼贤坚决地支持张君劢。1924年7月，卫礼贤在离开中国时高度评价中国的朋友和同事：“我和他（张君劢）成立了由中西学人参加的圆桌会议，我们谈论了现在、未来以及时代需要。”②他认为，以张君劢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心系中国的未来，他们在政治和思想领域的努力将会成功。1930年，张君劢盛赞卫礼贤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学者，促进了“新世界文化”的产生。③卫礼贤和蔡元培之间从严格意义上讲不存在工作关系，但他们二人有着相似的思维方式和共同的目标，即通过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并非仅是如此）发掘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早在1912年，蔡元培担任教育部长期间，曾要求高校开设中国经典古籍的学术研究。对此，卫礼贤十分认同。1907－1911年，蔡元培曾在莱比锡求学，他非常了解德国对中国的看法。蔡元培任职于教育部期间（直到1912年7月2日），他的老师、世界历史学家卡尔•兰普雷克特（KarlLamprecht）委托他派遣中国学者前往德国从事学术研究。蔡元培反对“全盘西化”或者“同化西方”，他主张有选择地接受外来思想、理论、科学，通过“消化”吸收，使之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他反复强调，中国学者不应该简单照搬欧洲的东西，必须在欧洲东西的基础上有新发现；不应该仅仅保护国粹，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发展国粹。此外，蔡元培认为，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促进中西双方互相交流，即把西方文化引进到东方、把东方文化介绍到西方。卫礼贤和蔡元培一方面主张“进一步发展中国传统文化”，“重建固有的精神”①；另一方面强调采用系统的方法调适中西文化，拒绝“简单拼凑”两种文化。卫礼贤明确表示，创造一种新文化需要把中西文化结合起来，但不是只言片语的组合。卫、蔡二人都主张从自己文化背景出发调适中西文化，卫礼贤希望通过一定的重构让德国人理解中国的概念，蔡元培想要从中国人的角度重新阐发自由、民主和平等。在确保中西文化各自独立的基础上，如何弥合二者的差异，这是卫礼贤和蔡元培共同面对的难题。

三、法兰克福时期（1924－1930年）：把中德学术合作作为议题之一

卫礼贤离开中国后，开始了他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工作。作为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卫礼贤充分利用自己的学术网络与中国同事建立了多样的合作方式，创建了一个包括中国同事在内的中国研究所。中德之间的这种学术合作，符合卫礼贤的理念，即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是平等的。卫礼贤认为，人类的新文化需要不断积累，但绝不是某一种文化的转化，而是多种文化不断调适的结果。他不仅从思想上，而且还是从制度上，远离西方所固有的“文化霸权”。当时，研究中国问题的“知识话语权”是由欧洲／德国的学人掌握着的，但卫礼贤一改旧有的观念，对此表示反对。卫礼贤认为，中国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研究对象，不可以简单借助中国人的帮助、而主要运用西方专业知识加以研究，应该把研究中国问题的“知识话语权”交给中国人。由此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是，中国研究所把加强与中国学人的学术合作作为重要议题。北京的相关学术组织认为，为了复兴国粹，必须加强中西文化交流。在卫礼贤看来，之前的欧洲汉学研究缺乏对中国历史的观照，这导致汉学理论存在严重的偏见。因此，要克服这些障碍，汉学研究必须与中国学人合作。卫礼贤强调，理论分析和历史事实密不可分，西方汉学家不能脱离中国学人。②具体而言，卫礼贤在法兰克福中国研究所的学术网络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从中德两国的国际关系上，合作表现为中国政府的代表和中国学人都居于领导地位。合作所需要的资金最初由德国基金会提供，后来受到中国政府的资助，主要用于出版《汉学》（Sinica）杂志。此外，中国研究所的董事会成员中还有中国政府驻外正式代表。第二，邀请一些中国学者前来访问，作讲座，参加研究所的会议。因此，他们可以充分地讨论中国问题。在这方面，卫礼贤主要借助了自己在北京的学术网络。曾前来作讲座的有蔡元培（1925年）、胡适（1926年）、徐志摩（1928年）以及在德国居住的年轻学者。与其他汉学研究所相比，中国学者在这里不仅是教学助理，还是讲座教师。1925年，蔡元培把中国驻汉堡领事、学者俞大维推荐给卫礼贤作中国研究所的成员。1927年6月12－16日，中国学者举办了一次大型的音乐会，激起了德国广大民众的兴趣。第三，卫礼贤在《汉学》杂志上发表中国学者的文章，提高中国的学术影响力。开始，他主要是翻译已经在中国发表的文章。例如，卫礼贤通过介绍梁启超和他的文章，使德国学者认可中国文章的质量。后来，一些原创性的文章也刊登在《汉学》杂志上。这些文章的撰稿人有胡适（1927年）、生活在德国的年轻学者许道临（1928年）、中国音乐专家王光祈（1927年、1928年）和中国研究所的外语助理丁文渊。第四，中国研究所章程明确规定加强中德青少年之间的交流。在具体实施上，主要是扩大中国留学生和德国学生的学术网络。基于此，卫礼贤积极创立中国留德学生会。第五，卫礼贤极力提高中国学人在德国学术界的地位。他高度评价王国维在古代史领域的重要地位，认为王国维的死是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卫礼贤回到德国后，曾帮助蔡元培申请法兰克福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但受到学校教授会的抵制，最终没有成功。第六，卫礼贤始终和中国学人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流。1925年，卫礼贤收到蔡元培的两封来信。第一封信写于7月23日，蔡元培感谢卫礼贤赠送他《新水星》（DerneueMerkur）杂志的复印件，这份杂志上有一篇卫礼贤的文章《中国和力量》。蔡元培感谢卫礼贤对中国的支持和帮助。第二封信写于11月12日，蔡元培感谢卫礼贤邀请他参加会议，并解释了自己不能与会的原因。蔡元培向卫礼贤推荐他的朋友傅斯年和俞大维。此外，卫礼贤曾把自己的著作《中国的精神》赠送给蔡元培。

纵观上述三个时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卫礼贤的中国学术网络是如何影响他的汉学研究。卫礼贤与长期以来受到歧视的中国学人建立了丰富的学术网络，打破了殖民时期遗留的政治与学术研究范式。作为新型的学者，卫礼贤超越了汉学界长期存在的个人主义，把知识生产看作是集体知识收集的过程。在开展学术活动的过程中，卫礼贤逐步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价值，把汉学“知识话语权”①交给了中国学人。当然，这种“知识话语权”只限于学术工作的具体方面。

作者：罗梅君 单位：柏林自由大学 东亚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