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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论文范文

资本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资本积累理论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危机的爆发有了全球性、普遍性等特征,回到马克思主义,有必要重新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

1在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资本主义萌芽

通过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逐步确立。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能对资本主义的尖锐矛盾起到暂时缓和的作用,然而更多的是对整个社会资源财富的极大浪费和对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极大破坏。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资本主义历经的大规模、普遍性的经济危机有:第一,15世纪末到18世纪下半叶是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也就是商业资本主义时期。在此时期,商人的资本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尚未经历普遍的经济危机,但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为这场危机埋下了种子。第二,从18世纪下半叶到70年代,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英、法等国相继发生工业革命,机器大工业代替了工厂手工业,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另一方面,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端,也是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发源地。自1788年英国棉纺织业危机以来,1825年,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一般经济危机爆发。“自此,周期性的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常态,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相继爆发了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第三,从70年代到70年代末,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历了相当时期的、以危机和萧条为特征的经济运行状态,其中1913年危机的爆发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都直接或间接的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动因。第四,1970年代后,资本主义逐渐开始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等新兴技术的推动下,第三次工业革命蓬勃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也出现了新的特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迅速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市场国家,从金融部门到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性后果。一般来讲,盲目的竞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批发商业和货币信用的危机、主要消费品的过剩、资本主义再生产所需正常比例关系遭到破坏、生产的跳跃式发展、进出口的过剩等等都可能是引发经济危机的具体动因。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此外,经济危机的根源最终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是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以追求剩余价值为根本目的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却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资本积累最初促进并不断维系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即使是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也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消亡。因此,用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来进一步认识经济危机的根源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有重要意义。

2资本积累理论具有非常完整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资本积累一般规律。马克思指出,“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具体而言,剩余价值为资本积累提供了理论来源,但资本家利用无酬劳动者创造剩余价值,从而扩大自己的资本规模,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和治理。这就无情的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性和经济危机爆发隐藏在其中的根源与奥秘。第一,从资本积累的目的来看,资本积累使资本主义不断扩张,这是引发经济危机的基本动因。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追求增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特征,资本积累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动力。剩余价值瓜分给资本家之后,资本主义在原有规模上的简单再生产,不能满足资本家追求无限剩余价值的目的。他们利用部分免费占用的剩余价值将其转化为资本,另外一部分用于个人消费,比如扩大工厂购买更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使生产可以在原有规模的基础上扩大和重复,不断完成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目标。由此可知,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特点是扩大再生产。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通过少数个别资本的结合又会形成更大规模的资本集中,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能够得到更进一步地发展。然而,由于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和资本主义的利益、竞争本性,就使得建立在竞争和信用杠杆基础上的资本集中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在盲目竞争、生产过剩、买卖脱节、信用关系破裂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危机的可能性。第二,从资本积累的影响来看,资本积累使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占有两极分化,是引发经济危机的主要动因。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所谓的平等关系是只体现在流通领域形式上的等价交换。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真实关系不在流通领域,而隐藏在生产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的过程当中,二者之间“本质上是不平等的,是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因此,随着资本的积累和生产规模的扩大,资本家便会想方设法的维持这种劳资关系的长期性,对工人的压迫、统治和剥削程度也在加深。第三,从资本积累的过程来看,资本积累促进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是引发经济危机的直接动因。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社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使得商品生产需要更大的消费市场,在资本主义社会财富严重两极分化的情况下,会有供求失衡、生产相对过剩的现象发生。此外,为了追求更高的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资本家们正在尽最大努力提高技术和生产力,加强企业管理,使得单个企业内部保持着有组织性与纪律性的生产,而在市场规律支配下的整个社会生产却表现出肆意竞争的无政府状态,这就造成了整个市场经济的结构失衡与混乱。当基本矛盾尖锐化时,这将直接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的不断积累在一定程度上会不断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同时,也可以说,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表现之一是经济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所说的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如果公有制代替私有制,资本主义就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成为必然的结果,这也是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已有学者提出经济危机的发生,不只出现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根据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实,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去探索和研究经济危机的相关理论,从而有效地避免和弱化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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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雷声.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及其现实性[J].山东社会科学.2017(01).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2篇

韦伯的社会变迁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理性化,在韦伯看来,人类历史的演进和社会变迁揭示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行为有非理性走向理性,但是理性化的过程并非渐进或连续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西方社会的经济理性化并不是一个自行延续的过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也非直接地通过内在的一般理性化从资本主义早期形成发展而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人的态度和气质方面需要有急剧突破和飞跃,韦伯认为完成这一态度和气质领域内的突破和飞跃的主要动因是经过改革的宗教意识。具体地说,这一栋因就是欧洲宗教改革中崛起的加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等基督教的新教教义的逻辑和心理的眼里所产生的“世俗禁欲主义精神”。

西方发展了资本主义,不仅数量上颇为可观,而且还发展了在其它各地从未出现过的类型、形式和方向。这就是(在形式上的)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理性的工业组织只与固定的市场相协调,而不是和政治的、或非理性的投资赢利活动相适应;所有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之所以获得了重要意义,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与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联系着(即使通常所谓的商业化、可转让证券的发展、投机的理性化、交换等等一类东西也是与之联系着的)。

经济生活整体上的显著特征可以说是经济理性主义。在技术和经济组织领域的这种理性主义的进程,无疑决定了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理想的一个重要部分。合乎理性的组织劳动,以求为人类提供物质产品,毫无疑问是他们毕生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资本主义在西方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不仅为西方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发展过程,改写了西方甚至是世界的历史。在一部世界文化史中,即便是从经济的角度看,我们的中心问题,归根结底,也不是资本主义活动发展本身,中心的问题毋宁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或从文化史来说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特点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的起源问题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并不是一回事。

韦伯指出:初看上去,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其理智性在今天从根本上依赖于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然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它依赖着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另一方面,这些科学的和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又在其实际经济应用中从资本主义利益中获得重要的刺激;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曾经受到经济考虑的鼓励,这些考虑在西方曾对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甚为有利,而这一鼓励是从社会结构的特性中衍生出来的,当然,并非社会结构的所有方面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方面中具有无庸置疑的重要性的是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那么这种法律从何而来?韦伯分析如在其它情况下一样,资本主义利益毫无疑问也曾反过来有助于为理性的法律方面,在试图做出这种说明时,我们首先考虑了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的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

一种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这种经济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所欲达的经济成功,这与农民追求勉强糊口的生存是截然相反的,与行会师傅以及冒险家式的资本主义的那种享受特权的传统主义也是截然相反的,因为这种传统主义趋向与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投机活动来追求经济成功。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从资本主义强调个人主义这一角度可以说完全是非理性的,但它却一直是,并且至今仍然是资本主义文化最有特征的因素之一)。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包含着各式各样东西构成的一个完整世界。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出理性思想的这一特殊具体的形式到底是谁的精神产品,韦伯指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其实这也是韦伯在这部著作中所要论证的观点。

韦伯同时还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也并不是宗教改革的产物。其实,在宗教改革之前,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某些重要形式业已存在了,这有力的证明了以上的观点。其实韦伯只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更进一步的说,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方面可以从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释。在这本着作中韦伯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加尔文教的分析来说明这一点。

韦伯认为:加尔文主义在社会组织方面的无可置疑的优越性能够与这样一种斩断个人和尘世的千丝万缕联系的倾向有关系,这种关系源于基督教胞爱在加尔文信仰所导致的个人内心孤独重压下所采取的特殊形式,教义就是如此的,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的,被选召的基督徒在尘界中唯一的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地服从上帝的圣诚,从而增加上帝的荣耀,与此宗旨相吻合,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会成就,因为上帝的意旨是要根据他的圣诫来组织社会生活。因而在尘世中基督徒的社会活动完全是为“增加上帝的荣耀”。为社会的尘世生活服务的职业中的劳动,也含有这一特性。在加尔文教中,这成为了他们伦理系统中的一个鲜明的特点。胞爱只能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存在,而不是为肉体服务的,那么这种友爱首先只能表现在完成自然所给予人们的日常工作中;渐渐地,完成这一工作开始具有了一种客观的、非人格化的特性:只是为我们社会的理性化组织的利益服务。这便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天职观”。

同时,韦伯还指出,作为基督教的主要特性的禁欲主义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理性化的发展。这种禁欲主义是不同于以前任何一种禁欲主义的,清教徒的禁欲主义是一种入世的禁欲主义。禁欲主义在西方的最高形式里便有一种明确的理性特征。禁欲主义使得教徒的修行生活发展成为一套合乎理性的行为的有系统的方法,目的是克服“自然状态”,使人摆脱非理性的冲动的影响,摆脱对外界和自然的依赖。清教徒就象所有理性的类型的禁欲主义一样,力求使人能够坚持并按照他的经常性动机行事,而不依赖感情冲动,这种禁欲主义的目的是使人可能过一种机敏、明智的生活: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自发的冲动性享乐,最重要的方法是使教徒的行为有秩序。

禁欲主义如何深入个人的思想之中?如何确定自己受到恩宠呢?况且只有在证明具有与自然人生活方式明显相异的特殊行为之后,才有可能取得这种恩宠,由此产生出对于个人的推动力,激励个人有条有理的监督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获得恩宠,并因此而把禁欲主义注入其行为之中。但是,这种禁欲主义行为意味着人的整个一生必须与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而且这种禁欲主义再也不是一种不堪承受的负担,而是每一个确信拯救的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与自然生活不同的圣徒们的宗教生活再也不是离开尘世的修道院里度过,而是在尘世及其各种机构里度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种在现世中(但又是为了来世的缘故)将行为理性化,正是禁欲主义新教的职业观引起的结果。

在私有财产的生产方面,禁欲主义谴责欺诈和冲动性的贪婪。被斥之为贪婪、拜金主义等等的是为个人目的而追求财富的行为。因为财富本身就是一种诱惑,但在这里禁欲主义是那种“总是在追求善却又总是在创造恶的力量”,这里邪恶是指对财产的占有和占有的诱惑力。因为,禁欲主义,为了与《圣经•旧约》保持一致,为了与善行的伦理评价相近似,严厉的斥责把追求财富作为自身目的的行为;但是,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获得的劳动果实,那么财富的获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更为重要的是:在一项世俗的职业重要殚精竭虑,持之不懈,有条不紊的劳动,这样一种宗教观念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

当着消费的限制与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

基于上述理论,韦伯认为新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必定成为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普遍的发展。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杠杆。”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3篇

虽然国内学者对学术资本主义的存在有争议,然而更多的学者认为学术资本主义的存在已成事实。国内相关研究主要解读了学术资本主义理论,分析了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传统文化、治理结构、学术研究、教师和学生等的影响,从理性认识学术资本主义和建设创业型大学两个层面分析了应对策略,认为学术资本主义有利于推动高校之间的联盟和资源共享,增加数字资源的使用频率。

[关键词]

学术资本主义;创业型大学;本土化;综述

作为高校与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产物,学术资本主义意味着学术能成为一种资本,学者可以利用学术创造经济、社会价值。学术资本主义影响了大学的传统理念和治理结构,引发了大学的系统变革。尽管学术界对学术资本主义不乏争议,然而更多的学者认为学术资本主义的不但存在,而且已开始蔓延。利用中国知网(CNKI)以“学术资本主义”为篇名或关键词检索。截至2015年6月,CNKI共收录相关文献88篇,其中学位论文5篇(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4篇)。从发表时间来看,主要集中在近5年,2007年2篇,2009年和2010年各5篇,2011年16篇,2012年13篇,2013年和2014各19篇,2015年8篇。从研究机构和作者来看,排前三的机构分别是:华中科技大学(8篇),武汉大学(6篇),东南大学(5篇)。发文较多的作者有东南大学张静宁(5篇),武汉大学殷朝晖(3篇)和华中科技大学丁亚金(3篇)。从发表期刊来看,主要集中在教育类期刊,核心期刊比例高达51%,其中《江苏高教》占8篇,《高教探索》占7篇。本文将从3个方面就国内学者对学术资本主义的研究进行梳理。

一、学术资本主义的由来和内涵

(一)“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的由来美国学者斯劳特和莱斯利的《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1997年)一书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4国公立高校为例,首次系统阐述了“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成因、理论依据和结果等,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的经典文献。斯劳特等人将“院校及教师为确保外部资金的市场行为及类似市场行为”界定为学术资本主义[1]。根据这一概念,高校专利的获得及转让和使用、联合办学、校企合作、捐赠基金等均属于学术资本主义范畴。随后,斯劳特和雷兹又出版了《学术资本主义与新经济:市场、政府和高等教育》(2004年),重点关注市场导向的大学行为和大学能力提升的内在关系。目前国内学者关于学术资本主义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斯劳特等人的学术资本主义理论为理论基础,有的学者还针斯劳特《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一书的内容进行了全面解读(潘发勤,2009;李木州,2011;肖绍聪,2012;唐俭欣,2013)。学术资本主义的产生既有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也有自身发展的内部要求。斯特劳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从经济全球化和政府政策的角度分析学术资本主义的产生原因。朱丰良(2012)博士论文对斯特劳的学术资本主义理论进行了批判和重构,认为学术资本主义产生的首要原因不是政府削减了高等教育经费,而是由于知识的指数型增长导致资源需求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2]。

(二)学术资本主义的内涵国内对学术资本主义的内涵理解不同,褒贬不一。除了认为是一种理论外,也有学者认为是一种管理模式、一种理念或一种现象等。如王正青(2009)认为“学术资本主义是一种市场导向的知识生产与转化方式,是一种基于专业化理念的大学组织与管理模式,是一个影响大学及其成员身份定位的文化系统”[3]。易红郡(2010)认为“学术资本主义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理念”,已经成为大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4]。也有学者强烈批判了学术资本主义,如李涛(2011)把学术资本主义比喻为“一场被资本意淫的政治狂欢”,阻碍了学术创新,导致文化也成为一种伪学术制造的时尚工业[5]。陈志利(2011)认为“学术资本主义是学术与资本畸形的婚前体验”,偏离了“人的发展”的目的,脱离了大学的本真[6]。

二、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的影响

相对于学术资本主义内涵的论争,关于学术资本主义会给大学带来什么影响的话题更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

(一)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传统文化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大学不是企业,学术资本主义的市场化冲击了大学文化传统,影响了大学的学术至上、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如杨东平(2014)《大学之道》一书,分析了学术资本主义的市场导向伤害了大学自由,影响了大学的学术生态[7]。余小茅(2011)从一个人文学者的角度呼吁要理性面对学术资本主义的扩张,捍卫大学精神,坚守学术的高贵品质[8]。王英杰(2012)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和大学行政化的叠加造成了大学文化传统和价值的失落[9]。叶晖(2012)从知识论的视角对学术资本主义进行了解读,认为“应用研究不能代替基础研究,职业训练不能代替通识教育,科学专利不能代替公共传播”,学术资本主义是对大学核心使命的冲突[10]。董志霞(2013)分析了学术资本主义对“学术至上”、“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传统理念的侵袭[11]。也有学者持不同态度,认为学术资本主义与大学传统并不矛盾,如李宁(2014)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加速了知识更新和成果转化,进入市场并不意味着放弃传统的学术信念,学术资本主义是消融象牙塔与社会之间壁垒的积极形式之一[12]。

(二)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治理结构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大学应该走出象牙塔,有责任利用知识为社会服务。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的治理结构提出了新要求,使高校更加紧密地适应知识经济的变革。如温正胞(2011)认为“创业与创业精神正在成为大学价值体系的新元素”,学术资本主义引发了大学组织结构的变革,越来越多的大学在向创业型大学转型[13]。丁亚金(2012)认为面对学术资本主义,大学应分享治理权,构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大学治理模式[14]。谢艳娟(2014)认为学术资本主义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扩大了大学治理结构的“市场”主体,推动内部治理矛盾转移到外部治理矛盾,拉动着治理权力向治理结构顶层和基层延伸[15]。学术资本主义不仅打破了校内学科专业发展的平衡状态。同时,高校之间也容易热门专业重复设置,缺少特色。徐斯雄(2011)通过对近5年高校的专业设置数据的统计指出:“学术资本主义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高校专业设置的趋同,还削弱了基础理论的研究,弱化了大学的人文教育。”[16]

(三)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学术研究的影响无论是学校层面出于办学经费的考虑,还是因为教师个人经济收入的驱动,市场化对学术研究领域都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对整个学校的学术发展都有影响。刘爱生(2012)认为面对“求是”或“求利”,中国大学的学术研究一边倒地偏向“求利”[17]。易红郡(2010)认为,在学术资本主义背景下,“不仅大学优先关注的研究领域发生了改变,学术研究的操作方式、主导价值观,乃至其核心理念都发生了变化”[18]。唐晓玲(2009)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科研的发展格局、科研活动的组织与管理以及科研人员的身份定位都产生了影响”[19]。张静宁(2013)介绍了美国学界把学术资本主义纳入教师学术评价体系的争议,认为中国需要接纳市场对学术的引导,减轻政府对科研的强势管理[20]。

(四)学术资本主义对教师和学生的影响学术资本主义直接造成了教师的收入差距,从而间接改变了其角色、地位和价值观。钱志刚(2013)认为学术资本主义使大学教师角色从学者转变为创业者。参与学术资本主义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提高了教师的地位,教师的价值观也从知识导向转向了市场导向,导致了不同学科、任务和资质的教师群体的分化[21]。张静宁(2014)基于建构主义分析,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并没有危及教师的学术身份,其赋予了学术身份全新的内容,教师能在新的情境中做出判断并积极应对[22]。孙冬梅(2010)认为高校教师“正逐渐摆脱以‘学术研究’价值观,转向以‘学术研究’价值观为主导,同时关注社会服务、经济发展、社会关系等多方面的‘多元化’价值体系”[23]。学术资本主义对学生的入学机会、师生关系和就业创业等也产生了影响。张萍(2013)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增加了学生的入学和留学机会,转变了学生的角色和师生关系,提供了更多创业和研发机会[24]。王艳(2014)认为学术资本主义使学生从单纯的学习者变为核心顾客,师生关系也转变为“师徒”关系,影响了大学生的就业[25]。龚雪(2012)结合问卷调查,认为学术资本主义作为市场化的知识生产模式对我国研究生教育中的师生关系产生了影响[26]。殷朝晖(2014)分析了学术资本主义视域下的美国研究生创业生态系统,认为学术资本主义转变了美国研究生的角色,为其创业营造了良好的内外部环境[27]。

三、学术资本主义的应对策略

尽管存在争议,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已成为一种趋势,应以中立的态度理性认识,通过政策导向平衡市场与大学的关系,避免大学过于商业化。

(一)理性认识学术资本主义钱志刚(2013)认为,学术资本主义视域下的大学不可能完全生活在象牙塔内,但也不能成为纯粹追逐利益的机构。“学术资本主义的目的是在促进知识转化服务社会的同时更好地反哺大学自身,不能以手段代替目的”[28]。张维红(2011)认为学术资本主义的争论归根结底是大学价值是否中立问题。学术资本主义是大学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无奈选择,或许能成为解决目前中国高校经费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29]。不同于西方大学,中国大学尚未形成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大学传统,却深受“官本位”传统文化影响,又要直接面对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冲突,面临的挑战更大。王凌峰(2014)认为,中美学术资本主义现象相同,但原因却有很大不同。中国大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过于行政化,不完善的考核机制对人文学科和基础研究带来的负面影响远高于市场冲击[30]。

(二)建设创业型大学面对学术资本主义的新语境,大学应如何通过变革寻找平衡点。“创业型大学”是与“学术资本主义”紧密联系的另一个核心概念。一些学者提出了建设创业型大学的变革之路。如温正胞(2009)认为创业型大学已成为大学新范式,“以学术资本主义为内在动力的创业型大学以其独特的组织特性,宣告了大学与社会新型关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31]。苏晓华(2011)认为创业型大学的诞生和发展是部分大学适应生存环境的结果,并分析了市场化生存模式[32]。刘叶(2011)认为建立学术导向的欧洲创业型大学模式应成为中国大学的理性选择[33]。建设创业型大学不限于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也可以尝试。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学校开始建设创业型大学或成立创业学院,如福州大学、内蒙古大学、浙江农林科技大学、义务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等。2013年10月,浙江农林大学承办了一次全国性的关于创业型大学建设的高峰论坛。教育部马陆亭、浙江大学邹晓东、浙江农林大学宣勇和付八军等专家学者在会上讨论了学术创业的问题,肯定了创业对学术的价值,认为创业是激活高校学术的心脏。厦门大学邬大光认为创业型大学现象本身就是一种理念和精神,也是一种制度和机制,还是一种文化和生态,更是一种可操作的行为[34]。不同国家的创业型大学具有不同的特征,创业型大学的本土化研究和建设刚起步,任重而道远。

四、研究的启示和展望

国内学者对学术资本主义研究涵盖了国外相关理论的解读、学术资本主义的具体影响后果和应对策略3个方面,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对后续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现有研究的启示1.研究视角: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的借鉴和批判并存不管把学术资本主义作为理念、现象还是模式,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已经存在或成为必然趋势,对学术资本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价值判断和立场选择上。学者们主要借鉴斯特劳的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研究框架,对学术资本主义进行丰富和拓展研究。我国学者对学术资本主义经典理论的研究已经从照搬转为批判性反思。朱丰良(2015)系统梳理了“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知识生产模式理论”、“企业型大学思想”、“高等教育商业化思想”、和“创业型大学理论”5大学术资本主义研究流派的主要观点,站在更高的角度认识学术资本主义,拓宽了学术资本主义的研究视角[35]。2.研究内容:学术资本主义的本土化思考不足国内学者对学术资本主义的研究以介绍西方理论,借鉴西方国家大学变革为主,重介绍轻比较。也有学者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分析了学术资本主义和行政化对当前高校的双层影响,不断反思中国学术资本主义现象的深层原因。总体而言,结合中国实际对学术资本主义进行深入研究的甚少,国内学者更多的是在默认学术资本主义存在的前提下,开始把研究焦点转向寻找大学在新时代的变革之路,如创业型大学的研究和实践成为近两年的研究热门。3.研究方法:定性思辨分析为主,实证研究不足国内学者对学术资本主义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对宏观问题定性分析的层面上,以理论思辨为主,缺乏实证研究。目前尚未有关于教师和学生微观层面的调查研究,也没有学校中观层面的案例调查。

(二)研究展望在学术资本主义问题上,迫切需要加强中国的本土化研究。诸如以下问题中国高校学术资本主义的具体影响有哪些?面对创业成功率低的客观事实,中国学术资本主义的风险又由谁承担?除了增加市场创收,还有没其他途径解决中国高校的资金不足问题?中国高校的去行政化道路坎坷,高校如何立足国情,从自身建设出发积极应对学术资本主义带来的挑战和机会?建设创业型大学是高校的必然选择吗?学术资本主义本身无对错,不同的利益会有不同的立场,重要的是如何把握其内在影响机理,利用其为高校自身和社会发展服务。尽管中国高校主要由政府财政拨款,然而办学资金紧缺问题也很普遍。高校不能只依赖政府,应该自谋出路。除了建设创业型大学,学术资本主义可以迫使高校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未来高校之间的联盟和资源共享将是必然趋势。数字化的学习资源以其便利性和经济性,必会成为高校的重要选择,进而还会带来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重大变革,这些都有待后续研究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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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4篇

同志、同志和李长春同志的讲话表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把好政治关是我们党对思想文化战线的基本要求,也是对社会科学论文出版发表工作的基本要求。社会科学论文具有政治性,因此要求我们把好政治关。但体现在论文主题上的政治性问题大家都警惕性比较高,政治性问题也多能被发现。而分散在论文中隐匿的或非直接点题的政治性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也就更容易造成政治性问题。目前我们对这种隐匿性问题的研究讨论恰恰是最不够的。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复杂变化,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任务十分繁重,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任务十分繁重。在这样的形势下,处理好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政治性问题更加重要,因此我们应该对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各种形式的政治性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并谨慎把握。

二、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政治性问题及其分析

(一)有关主旨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资本主义国家做一些介绍,包括它的文化、条例规定等,这时可能会出现无意识地对资本主义整体制度的褒扬倾向。社会科学论文中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一项条例或规定可以提出参考借鉴的意见或建议,但参考借鉴意见或建议不能等同于对资本主义整体社会制度的褒扬,这时的话语、用词要特别注意掌握分寸。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应该有鲜明的主旋律立场,应该多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正面宣传,应该传递正能量,应该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应该体现我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办刊宗旨。因此,社会科学论文的主旨应该是歌颂党、歌颂人民的,应该是歌颂社会主义的,对资本主义整体制度应该是否定的。对此,编辑人员要懂得“讲政治”,要学会“讲政治”,要有正确的信仰,要有政治责任感。

(二)有关引用中央领导人讲话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进行引用,甚至是使用引号的引用。引用时有的出现与原话或原文不完全相符的情形,这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因为这不但是有关尊重的问题,而且涉及意思表达的准确性、完整性问题。通常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仔细推敲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词一句都有深刻的含义,甚至贯穿了政治思想、政治方针和政策,引用有误就可能引起原意的改变,造成误解或被敌对势力所利用。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和发表,一定要确保其引用的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字字准确无误,这就对写作者提出了做事要特别认真的要求,编辑人员也要养成做事认真、一丝不苟的好作风。

(三)有关政治口径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政治上的重大问题的说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不一致。例如有一篇论文使用了“统治时期”的说法。大家都知道,我国是人民民主政权,不存在个人统治。“统治时期”的说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不一致,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而造成不好的影响。对待此类问题,要做到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一致,除去主观意愿以外,写作者以及编辑人员还要不断地加强政治学习,多读书看报,了解、掌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这样才能保持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一致。

(四)有关台湾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些涉及台湾,把台湾无意识地划到国际或国外范畴。有的在按国外、国内分标题讨论问题时,误在国外标题下讨论台湾。有的在提到国际问题时,错误地包括台湾。例如谈到国际交流时,包括了与台湾大学的交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有些社会科学论文在进行文献综述的时候,把文献分为国内、国外文献分述,这时若含有外文文献,很容易就把台湾作者的外文文献划到国外文献中。通过对社会科学论文的不断总结,本文建议对这个问题,可以回避国内、国外的划分方法,代之以采取中文文献、外文文献的划分方法。这样可以确保划分无误,也不会影响学术研究与表达。台湾问题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的党和国家一直坚持反对台独的立场,因此社会科学论文涉及台湾时应做到表述严谨,这就需要写作者及编辑人员加深对台湾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时刻绷紧这根弦。

(五)有关传统文化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论文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但说法上却仍然停留在过去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对孔子持批判否定的态度等。社会科学论文应该受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约束,必须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要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我们应该坚持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这样做不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且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态度,符合历史潮流的态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态度。因此,写作者及编辑人员要知道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及思想,要知道应该歌颂什么、应该反对什么,通过“三贴近”提高自己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水平。

(六)有关网络材料的使用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论文使用非我国官方网站下载的资料,甚至包括涉及国家边界的地图。由于这些资料或地图不够准确,有时会使论文出现严重的政治性问题。使用资料时,最好选择我国的公开出版物或政府有关部门的官方网站,这样才能做到资料翔实可靠。因此编辑人员对论文的重点,包括关键的语句或图表,要做重点的核对,有疑问时要向作者问明出处,要有不厌其烦的精神,同时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编辑业务水平。

三、结语

习在2013年3月17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一往无前,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市场经济失业经济危机两极分化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来自于现实,同时又应该能解释和服务于现实。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释现实,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存在着不少令人困惑的地方。论文百事通其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像其它任何理论一样都是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列宁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只是总的指导原理”,“因此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的理论问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鐾于此,笔者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和观点谈点个人的认识。

1.价值理论:是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还是坚持以知识、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生产要素价值多元论?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指出了“剥夺剥夺者”的合理性。于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被政治经济学教材看作科学的不可动摇的价值理论,甚至把劳动价值一元论作为衡量其它价值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彻底否定生产要素价值论。有人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得出“两个必然”的理论依据,似乎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就否定了“两个必然”。那么,是不是有了劳动价值论才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才有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不是的。劳动价值论只是用于解释两大阶级对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原因的一种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要遵照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所以,不必担心不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就会产生否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情况。

其次,马克思是不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者?不是的。他除了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外,还认为管理、科学等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起着积极作用。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当然就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孰是说不仅工人的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家、经理的管理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还认为,随着生产社会化不断提高,商品从直接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的共同产品。在“总体工人”剩余价值生产中,“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进一步说明了不仅工人和资本家创造价值,知识、技术等也在创造价值。这是马克思清楚表明的观点。

第三,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生产要素价值论者,但每个人所强调的重点不同。马克思则特别强调劳动,而把管理、科学技术等放在次要地位上,更把物的因素看作不创造价值的不变资本。但任何人却不能以此作为彻底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理由。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主张用知识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法国的加罗迪也在《抉择》中强调技术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主张抛弃劳动价值论,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这些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现象也间接说明,在创造价值的各生产要素中,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变化,劳动已不起决定作用,而让位于科学、技术等。特别是我们已承认的知识经济的出现,更说明了这种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是以资本、劳动为核心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以知识、科技等为核心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在落后国家人们的劳动小时比发达国家多得多的情况下,为什么创造价值的能力却比发达国家小得多呢?用人们所熟知的劳动价值论是解释不清的。同样,单用知识或科技价值来解释也是不行的。因此,用知识或科技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是不科学的,正确的做法是坚持以知识、科技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取代以资本、劳动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

2.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人口规律?

现有的教材普遍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失业(相对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这样的观点显然与现实完全不符。我国不是也存在着大量失业人员吗?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例证,具有普遍性。马克思说:“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的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为“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侣此,首先下面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即马克思关于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人口规律的观点,应该理解为是市场经济的一般人口规律;其次,马克思不可能预测到现实的社会主义还存在市场经济;第三,由于我们现在才搞市场经济,失业现象相对于历史上的英国来说只能是“未来的景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此,失业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与社会制度无关,资本主义存在,社会主义也存在。这种分析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分析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

3.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认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表现为,在资产阶级这一极是财富的积累,涌现出掌握着巨大资本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同时,在无产阶级这一极,则是失业和贫困的积累,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也就是说贫富两极分化。这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大家都认为邓小平正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消除两极分化”本身意味着,邓小平承认在我们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之前,客观上存在着“两极分化”,否则也就用不着消除了。其实,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体现着市场经济必然产生“两极分化”的道理。客观的发展逻辑是:市场经济发展导致两极分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起生产集中和生产的社会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两极分化和生产力发展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也可以说,“两极分化”是最终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手段和条件,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新晨

4.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正常生理现象?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还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影响?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6篇

一、《论粮食税》一文对于当时俄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粮食税的提出符合当时俄国的历史背景

在俄国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在1918至1920年处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为了更好的、最大限度的把当时有限的工业资源和农产品,集中到国家手中用于国防,以用于御外和安内,列宁领导的联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在农村实行了余粮收集制。由国家收集农民的一切剩余粮食,以供应军队和工人需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然在保证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和保障国内战争胜利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余粮征集制也保证了军队和工人的粮食供应,但是余粮收集制不实行工农业产品之间的等价交换,实际上打击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战争结束后,这种制度成为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为此,1921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和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列宁在同年4月21日就撰写了《论粮食税》一文,是标志着由余粮收集制向粮食税政策的转变的纲领性文件,非常符合当时俄国经济社会的实际需求,对于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巩固工农联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粮食税有助于俄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粮食税的提出更好的维护了农民的利益,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使得农民开始关心经济,农民全心全意致力于生产,工农联盟更加巩固。粮食税对于俄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对提高俄国经济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论粮食税》很多经济政策对俄国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比如,要用一切办法坚决发展流转即贸易自由,商品交换。实行粮食税后带来的贸易自由,商品交换等问题,只有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才能解决。因此,“要用一切办法来发展流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实行租让制。它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为反对小私有者的自发势力而和资本主义缔结的一种合同,是资本主义大生产向社会主义大生产过渡的一种形式。这一政策执行得恰当而谨慎,可以帮助改进生产状况,改善工农生活。代购代销。国家把资本家当作商人吸引过来,由他们推销国家货物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这就让资本主义人才为建设俄国经济所用。由于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很快理顺了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大大调动了在国家资本主义范围内小生产者和其他所有者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俄国的国民经济在短短的四年间得到全面恢复。1925-1926年,粮食产量增长到4.96亿普特;比1921-1922年增长53%;占农户23%的贫农户被免了税,1923年农业提供的国民收入占1/4;农村工业品消费由6亿卢布增加到7.4亿卢布;国民经济计划全面完成。

二、资本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物质阶段

列宁并不是绝对排斥资本主义,相反他还明确提出了可以而且应当向资本家学习的问题。他指出,在经济方面,我们应当大胆承认,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而且应当向资本家学习。列宁还建议按省、县、乡、村为单位,分别计算私人资本、合作社和国营经济的利润,把私人资本在经济上取得成绩看作我们对之付出的“学费”,从而向资本家学习组织生产,经营的本领。

(一)建立国家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提供物质基础

列宁针对一些人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截然对立起来,拒绝利用任何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左的错误,提出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他指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将极其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实行社会主义,必须具备两方面的物质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等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所谓政治条件,就是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指出。无产阶级若不在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也是无从设想的,这也是一个起码的常识。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实行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条件。建立国家资本主义能更好地提高俄国经济发展水平,为社会主义提供更好的物质基础。

(二)资本社会的某些方面可以活跃社会主义经济

比如,列宁提出国家可以把资本家当作商人吸引过来,由他们来推销国家货物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这实际上就是大胆任用富有经商经验的人充任国营商业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购销人员。再如列宁认为可以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给企业资本家,这实际上就是把一部分企业或资源在一定期限内租赁给资本家经营。像这样的方法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完全是可以采用的。

三、《论粮食税》对我国在迈向社会主义进程中有很重要借鉴的作用

(一)我国成功借鉴、运用了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过渡、建设有利的方面

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从苏维埃俄国的实际出发提出来的,它有效地指导了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却不仅仅局限于苏维埃俄国,而是对所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社会发展都具有连续性与继承性。我们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进程中对资本主义有很多借鉴,某些方面还是暂时保留。比如,我们在1953~1956年的过渡时期,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采取统购包销、加工订货、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成功地实行了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方针,吸引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国投资,同中国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进行经济合作,建立了许多中外合资、合作或外商独资企业。这些中外合营企业也属于国家资本主义性质。而市场经济,既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鉴学习的东西和机会。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都曾经采取过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为主的经济政策,都取得过成功也都出现过问题,实践证明单一的任何一种经济政策都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所有问题,本文回顾了这两种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证明了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是促进经济发展需要采取的合理经济政策。

自英国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3月9日完成了他的经济学着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之后,“自由主义经济”就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为经济运行的金科玉律。他们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地调节供需之间的平衡,市场就是万能的上帝,而政府的角色只应是资本主义的“守夜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经济法则之下,经济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急剧增加。马克思当年曾经这样感叹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之上的,放任自由的经济必然会因其个体生产者的短视而盲目无限制地扩大生产规模。因此在资本主义早期经济蓬勃发展之时,放任自由的经济发展自身所具有的缺陷也就不时的暴露出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就是这种缺陷的真实写照。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危机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困扰着资本主义世界,不仅表现在危机爆发的周期越来越短,而且所产生的破坏性也越来越大。每当经济危机到来之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停顿,经济滑坡,工人失业,各种矛盾极端尖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处在一片风雨飘摇之中。

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中,1929~1933年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危机。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是之前历次危机所从未有过的,而且,其延续时间也异常持久。以美国为例,由危机时的最低点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所需的时间,煤、生铁、钢等都长达四十多个月。因此,1929-1933年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世界经济危机。此外这次危机还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信用,货币制度的崩溃。到1933年,美国银行共倒闭11730家,企业倒闭252000家。这场空前剧烈的经济危机,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失灵。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从此受到了冷落,市场万能论的声音日渐式微。于是,提出通过加强“国家干预”来刺激经济和保持“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1936年12月凯恩斯了发表他的着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书中他说道,政府不应只是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而应该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他提出了国家应该积极的干预经济,主张政府应通过调节需求来达到充分就业。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大政府开支,增加货币供应,实行赤字预算来刺激国民经济活动,以增加国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应该说,这种主张基本上是符合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实际情况的,1933年。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正是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经济生活中加大了国家干预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才逐渐克服了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使生产得以逐渐恢复。战后,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对经济进行了国家干预,还通过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制度,缓解了日益紧张的劳资冲突,并且降低了失业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前困扰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也没有再次爆发,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以美国为例,战后美国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50年代为4.0%,60年代为5.0%。1970年与1950年相比,工业生产增加了1.24倍,其增长速度明显地高于美国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速度。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945的3552亿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5037亿美元,人均收入达1883美元。60年代美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渡过了“繁荣的十年”,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9741亿美元,人均收入增长了37.5%,达到了2579美元。

在度过了20年的平稳发展之后,国家干预的弊端也逐渐显露了出来。1973年12月至1975年4月,美国再次发生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这次危机中,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3.8%,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7.8%,全国失业人口达850万。1975年上半年危机渡过高潮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出现了相对停滞的趋势,但同时又出现了通货膨胀的情况。西方经济学界把这种现象称为“滞胀”。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胀”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根本原因在于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干预的情况下,不断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大多数国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另外,国家不断推行反危机的政策和措施,结果使得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过剩的生产力和过时的机器设备不能够被有效淘汰,所以生产的潜力不能被充分释放。另外,国家的干预也使得企业自主性降低,企业的生产动能不足,组织和管理效率低下。而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对当时的“滞涨”是无能无力的,因为根据凯恩斯理论,失业和通货膨胀是不能并存的,但当时的情况却是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一起发生,凯恩斯主义理论陷入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又重新抬头,曾经一度被忽视的市场作用又被重新提起。不过西方经济学家也认识到,单纯靠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是绝对不可能处理好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必须要将国家干预的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微观调节有机的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长期平稳地运行。因此,一种试图糅合这两种经济思想优点的经济理论——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开始被后来的美国总统所采用,并作为指导国家经济运行的主要经济政策,逐渐使美国经济从“滞涨”的泥潭中摆脱出来,并在20世纪的90年代步入高速发展的阶段,自1991~2001年,创造了经济连续增长10年,年增长率达3.5%的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可见,市场不是万能的,但缺失了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又是不行的。国家干预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完全靠国家干预的弊端也是十分严重的。当前,我国正在致力于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并不表明有效的国家干预就该在经济领域中完全撤出,必须要将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既要发挥我们国家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微观调节作用。并且广泛吸取国外优秀的经济研究理论成果,走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我国经济产生大的波动,保持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运行,创造出惠及全国人民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最终实现我们目前正致力于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蓝图。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剧作家,也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的悲剧作品揭示了人文主义理想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冷酷客观现实产生的剧烈冲突。他弘扬人文主义精神,倡导人性的解放和自由,反对一切形式的封建桎梏,谴责资本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中国现代剧作家曹禺在他的创作生涯中,深受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他将反封建与个性解放作为自己作品的主题,将对人性的探索和关怀贯穿于每一部作品中,并且以莎士比亚式的诗化语言,抒发着人文主义的理想。

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代表着那个时代的进步思潮。人文主义的世界观跟中世纪的意识形态,首先跟天主教会是根本对立的。人文主义者宣称:生活的主要目的不是像教会所教导的那样,为人准备来世的生活,而是对此地人间作合理而正确的安排。如果说教会教导人们把一切思想专注于对上帝的了解,那么人文主义者就主张,人们所主要关心的应该是人的本身。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代表作家,也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的戏剧深刻地、多层次地、多视角地描写了他的时代,关注着各个阶层的人们,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生活的最充分的艺术上的反映。人文主义精神是莎士比亚高举的旗帜,他不仅揭露了垂死的封建制度的丧绝人性,同时也暴露出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恶习。在作品中,莎士比亚肯定人生,赞美人生,主张人有争取幸福美满生活的权利。他倡导人性的解放和自由,反对一切形式的封建桎梏,谴责资本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妇女的解放和女性有权追求爱情幸福的肯定,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人文主义精神的光辉体现。莎士比亚笔下流光溢彩的女性形象,都不再是中世纪文学里的玩偶,而是有着独立的人格和鲜明的个性的大写的人。在他的悲剧作品中,莎士比亚更是张扬人文主义思想,歌颂人文主义理想,展示人文主义的理想同黑暗现实的冲突和斗争,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李尔在暴风雨中对社会罪恶的控诉,哈姆雷特在生死问题上的独白,泰门对资本主义社会黄金罪恶的谴责,这些著名诗章都是作者人文主义思想的精彩表达。

曹禺被誉为“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话剧艺术的天幕上升起的一颗璀璨耀目的明星”,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开拓者和杰出代表。在创作生涯中,曹禺不仅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广泛吸取了西方戏剧的精髓。早在读中学时,他便开始接触西方戏剧,到了清华求学期间,他更是系统地学习了西方戏剧的发展史,从古希腊悲剧到现代的易卜生、奥尼尔,从莎士比亚到契诃夫、高尔基,他流连于世界艺术的长廊里。曹禺曾说,外国剧作家对他的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第二个就是莎士比亚。曹禺不仅用诗一样的语言翻译了莎剧名篇《罗密欧与朱丽叶》,同时也学习、借鉴了莎士比亚戏剧的诗化语言和莎剧生动的故事情节及复杂、丰满的人物刻画。更为重要的是,贯穿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文主义精神,成为影响曹禺戏剧观的重要因素。曹禺的戏剧深刻集中地表现了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主题,有力地冲击了封建主义与黑暗社会,成为五四新文学领域的一座高峰,这与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对其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五四时代精神在新文学领域的表现就是涌现出反封建与个性解放两大基本主题,这也是莎士比亚戏剧的两大基本主题。据罗昌智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资料》介绍,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的几乎所有作家都为此歌唱过。“左联”时期,左翼“剧联”领导下的剧作家已把创作重点移到工人、农民的阶级斗争与抗日斗争内容上去,这当然是戏剧文学的一种新发展,但反封建与个性解放这个反映时代、社会要求的重要主题,在戏剧方面还未产生一部代表作。1934年曹禺发表《雷雨》,在这一领域异军突起,此后,《北京人》等又深化了反封建主题。正是由于《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一部接一部反封建、倡导个性解放、富于人文主义情怀的剧作的问世,曹禺才赢得了“中国的莎士比亚”的美誉。

人文主义理想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冷酷客观现实产生的剧烈冲突是莎士比亚悲剧的主题。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二个时期(1601--1608)是他戏剧创作的高峰期,也是他的思想和艺术成熟与深化的阶段,他的四大悲剧全都诞生于这一时期。此时正是伊丽莎白女王逝世和詹姆斯一世统治的初期,英国社会各种矛盾开始激化。王权与资产阶级间的联盟开始解体,资产阶级与君主专制的矛盾开始尖锐化,资产阶级革命开始酝酿。在宗教方面,清教徒认为伊丽莎白女王的宗教改革并不彻底,认为英国的教会是反基督的,对此内心强烈不满,而伊丽莎白则一心维持当时的英国教会,迫害清教徒。詹姆斯一世即位后,一方面继续迫害清教徒,维持教会的封建特权,另一方面,则强调所谓“君权神授”,认为自己是国家与人民的最高及绝对的统治者,要求教会、国会和政府都必须听命于他,这就加剧了王权与资产阶级和国会的矛盾。此外,农村圈地运动的加速,使农民生活日益贫困,这也加剧了王权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莎士比亚看清楚了理想与现实的鸿沟,他接触到的英国社会现实越来越残酷,人世间种种邪恶令他震惊:统治阶级倒行逆施,社会恶势力横行,人民备受压迫,罪恶得不到惩治,正义得不到伸张。这一时期的莎士比亚在作品中表现得最具批判性,反封建与反资本主义使得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意义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在《哈姆雷特》里,年轻的主人公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是一个有理想、有魄力、好思索的人文主义青年,他诚实、坦率、追求高尚的道德与美好的情操,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然而残酷的现实将他的理想王国击个粉碎,使他从平静、和谐的美好世界中惊醒,他不得不面对丑陋的现实。当他因为父亲的死亡回到丹麦王宫时,发现宫廷已变成了“监狱”,整个丹麦王国都变成了监狱。在这座监狱里,是非颠倒、善恶不分,谋杀者高居王位之上,阴谋家、野心家飞黄腾达,纯洁的友谊受到嘲讽,神圣的爱情遭到背叛。按别林斯基的说法,哈姆雷特看到了“关于生活的理想和生活本身完全不是一回事……信心曾经是哈姆雷特的生命,而现在这个信心却被毁弃,或者至少在他身上大大地动摇起来——原因何在呢?——原因在于他所看到的世界和人并不是如他所向往的那样,而所看到的只是它们实际的本来面目……”由此可见,哈姆雷特的悲剧和痛苦,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而是莎士比亚所代表的整整一代人文主义者的悲剧和痛苦,是人文主义的理想与“颠倒混乱的时代”之间的冲突。

《李尔王》则是通过另一则家庭悲剧,向读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伪善的人伦关系。在《雅典的泰门》一剧中,莎士比亚更是一语道破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金钱的本质”及其对人类社会的腐蚀。在这两部剧中,莎士比亚为我们展示了人文主义理想与黑暗现实的剧烈冲突。

生活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曹禺,不仅仅目睹,而且亲身经历了许多残酷的社会现实。带给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如一串串肥皂泡荡漾在眼前,一根现实的铁钉便轻轻地逐个点破”。在《雷雨》和《北京人》里,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主人公将封建家庭比作囚禁人性的“牢狱”,连空气都“满是罪恶”,仿佛哈姆雷特的话又在耳边响起:“世界是一所很大的牢狱,里面有许多监房、因室、地牢。”(《哈姆雷特》二幕二场)曹禺的悲剧都是他那个时代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大多取自“五四”至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中国社会与家庭中的人和事。他的代表作《雷雨》,完全是中国封建大家庭的一个缩影。《雷雨》讲述的故事,尽管发生在24小时之内,但却是浓缩了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更应该指出的是,《雷雨》不仅仅是一部“暴露大家庭罪恶”的家庭悲剧,而是通过都市社会上层人物和底层人物周鲁两家错综复杂的纠葛,以及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问的矛盾斗争,揭露了封建资产阶级的罪恶本性及其不可避免的分崩离析的命运。《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无一不是作者以人文主义的情怀,用现实主义的笔触,对封建社会的血腥罪恶的控诉。

受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曹禺不仅仅关注社会问题,更将笔触深入到人性的深处,揭示出人性的复杂,展现人性的方方面面。同莎士比亚一样,曹禺在处理戏剧冲突时,往往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或是表现人物与人物之间心灵的交锋,或是刻画人物自我内在的矛盾。一切外在的冲突、争辩与日常生活场景,都是为了酝酿、激发与表现内心冲突。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作者对人性的关怀,对人的本能需求所给予的深切的同情和理解。人性的毁灭及由此产生的张力与震撼,普通人在个人与社会、梦幻与现实、本能与理性、情欲与礼教、过去与现在的不断冲撞中,荡涤了人性中的粗鄙与丑陋,呈现出一种纯粹与洁净的美,实现了人性的升华,这些都成为曹禺作品的主题,也是他悲剧主人公的魅力所在。比如在《雷雨》中,我们之所以感到繁漪是最“雷雨”的一个人物,是因为她心灵深处的扭曲与压抑最为极端。她有着火一样的热情,有着年轻女人正常的欲望与性情,有着人的丰富的感情世界。然而她却不得不在那个“牢狱”般的封建家庭中伴着“阎王”生活,一举一动都要听话,“给孩子们作出服从的榜样”。十八年的压制和抑郁使她变得乖戾和阴鸷可怖,也将她胸中的欲望积压成火山。在即将窒息的时刻,她以乱伦的行为进行决绝的反抗。曹禺是这样评价繁漪的:“在遭遇这样不幸的女人里,繁漪自然是值得赞美的。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虽然依旧落在火坑里,热情烧疯了她的心,然而不是更值得人的怜悯与尊重么?这总比阉鸡似的男子们为着凡庸的生活怯懦地度着一天一天的日子更值得人佩服吧。”尽管莎士比亚和曹禺都没有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在他们的作品中,读者和观众都能深切地感到他们对女性的同情和崇敬,以及对女性命运的关怀。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抨击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体系,揭露这种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与压迫。掩上曹禺的剧本,我们的眼前依然浮出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女性形象,诸如繁漪、侍萍、四凤、陈白露、翠喜、小东西、金子、愫方、瑞珏、鸣风等等,她们的命运,牵动着作者的心,也打动着读者的心。

作为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从未在悲剧中表现出悲观和妥协,他总是以诗人的情怀,以诗一般的语言,表述着自己不屈的斗志,弘扬着人文主义的理想。哈姆雷特作为人文主义者的象征,是决不会向黑暗势力低头的。他的痛苦与忧郁,完全是来自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爱与憎:他爱世界是锦绣河山,憎它变成了一个蔓草丛生的荒园,变成了一所大监狱:他爱人类是“宇宙之华,万物之灵”,憎人类被作践成粪土,成畜生;他爱人世间的真、善、美,憎恶荒淫、邪恶、残杀、背叛、势利、假仁假义、卑鄙下流等一切假、恶、丑的行为。在他思考生死存亡的问题时,他的独自表达了他最强烈的抗议:“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打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哈姆雷特》三幕一场)这实际上是莎士比亚为人类的尊严受屈辱而鸣不平,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做人情操。崇高的理想与责任感,使哈姆雷特必须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最终他果敢地施行了一系列的复仇计划,刺杀妖王,铲除恶臣,把国事托付给他志同道合的密友,表现了人文主义者所特有的机智勇敢、镇定缜密以及超人的智慧。尽管结局是玉石俱焚,哈姆雷特悲壮地牺牲了自己,但“他在斗争中使人道、正义、理想发出了不灭的光辉”。在戏剧的结尾,莎士比亚用了他所有剧本里最堂皇、最热闹的场面——奏军乐、鸣炮,向哈姆雷特致以军人般的敬意。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莎士比亚的诗剧和曹禺的诗体化了的戏剧之间,在艺术形式上,存在着一种启发和借鉴的关系”。曹禺在他的剧作中,同样以诗情画意的语言,展示了人文主义的理想。在《日出》中,曹禺运用富于诗意的象征,表现自己对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必将到来的信心。在该剧的结尾,虽然陈白露感叹“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但“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太阳不属于黑暗的资产阶级,而是属于象征光明未来的工人阶级。最后舞台上传来的是砸夯的工人们渐唱渐近的歌声:“日出啊东来呀,满天(地)大红(来吧)……”方达生望着东方升起的太阳,听着工人们的歌声,狂喜地说:“太阳就在外面,太阳就在他们身上。”虽然作者对太阳怎样才能驱除黑暗、新的天地怎样才能建立还比较迷惘,但他对光辉灿烂的明天抱有乐观的憧憬。

曹禺在《雷雨》序中曾这样说:“周冲是这烦躁多事的夏天里的一个春梦。在《雷雨》郁热的氛围里,他是个不调和的谐音,有了他,才衬出《雷雨》的明暗。”而周冲也正是曹禺人文主义理想的化身。他向四凤描绘的那个深藏在心底的幻想世界,实际上就是人文主义者的理想世界:“……在无边的海上……哦,有一条轻得像海燕似的小帆船,在海风吹得紧,海上的空气闻得出有点腥,有点咸的时候,白色的帆张得满满的,像一只鹰的翅膀贴在海面上飞,飞,向着天边飞。那时天边上只淡淡地浮着两三片白云,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可以飞,飞到一个真正干净、快乐的地方,那里没有争执,没有虚伪,没有不平等,没有……”(《雷雨》第三幕)虽然这一篇诗一般的话语显得天真幼稚,这美丽的幻想在强大的黑暗现实面前显得那么虚妄,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理想,人类才有别于兽类,人性的光辉才能闪烁在天地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