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论文范文
盈余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一)样本选择本文数据来自深圳国泰安公司的CSMAR数据库，并且选择2012年作为观测期，对初始样本进行了以下筛选：①剔出了含B股和H股的上市公司，因为这些公司面临境内外双重监管，与其他公司的监管环境有所不同；②剔除金融和保险业上市公司，因为这些公司所处行业特殊；③剔除数据不全和数据明显异常的公司，最终得到2012年样本数据1306个。
(二)变量选择1.被解释变量。本文采用分行业横截面回归计算出来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绝对值(用上年末资产进行平整后)作为盈余管理程度变量。在应计制会计模式下，会计盈余包括经营现金流量和应计利润额两部分，因此理论上盈余管理可以通过操纵经营现金流量和应计利润两条途径来实现。但由于经营现金流量一般与公司销售和收款政策等密切相关，与会计选择的关系不大，所以经营现金流量的可操控性不强，而应计利润项目相对弹性较大，因此盈余管理主要通过调整应计利润来实现。由于操纵各种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最为灵活和常见，数据也较容易取得，因而在实证中多以应计项目作为研究盈余管理的对象。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存续时间较短，缺乏足够的时间序列数据来保证参数估计的有效性，因此本文使用横截面数据和修正的Jones模型(Dechow等，1995)来计算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净资产收益率是判断企业积累获取报酬水平和自有资本的最有代表性与综合性的指标，反映了企业资本运营的综合效益。该指标适应范围较广，通用性很强，不易受行业限制，在国有企业效率综合评价中使用率相当高。对该指标的综合经过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企业盈利能力在同行业中的位置和与同类企业的差异水平。通常认为，净资产收益比率越高，企业通过自有资本获取的运营效益越好，实现收益的能力就越强，对企业债权人和投资人权益的保证度越高。净资产收益率(ROE)=净利润/平均净资产。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TA-NDA其中，TAt是经上年总资产标准化后的总应计利润，NDA是公司i在第t年的经上年总资产标准化后的非可操纵性应计利润额；2.解释变量。货币薪酬激励釆用前三名董事的年度报酬总额的自然对数，用COMP表示。3.控制变量。(1)公司规模(SIZE)。公司规模与政治成本往往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在我国，很多企业与政府存在说不清的关系，公司规模越大，对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就越大，大公司受到社会关注的程度也会越高，相对来说，信息不对称现象较轻，公司经营绩效就越好。(2)资产负债率(DEBT)。债务契约往往是影响企业会计的选择性的重要原因。现在，债务契约的限制已经变得越来越多。通常，资产负债率越高的话，相应的受到的契约限制就会变得越多。因此，我们把资产负债率纳入到研究的控制变量中。我们采用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作为控制变量。(3)成长能力(Grow)=净利润增长率=(当年净利润-上年净利润)/当年净利润。企业成长能力指企业未来发展速度与发展趋势，包括利润、所有者权益的增加和企业规模的扩大。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企业盈利能力、资产规模和市场占有率都反映了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净利润增长率是衡量企业成长能力的一个基本数据，净利润增长幅度较大，则公司经营业绩突出，市场未来竞争的能力较强，相反，如果净利润增加过小或者负增长，则成长力和竞争力都较弱。4.模型设计估计模型采用修正的横截面Jones模型。修正的Jones模型可表述如下：其中：TA为应计总额，等于扣除非经常性项目后的净利润(NI)减去经营活动现金流(CFO)，A-1为年初总资产，ΔREV为营业收入的变动，ΔREC为应收账款的变动，PPE指的是固定资产原值。上述变量除A-1外均用年初总资产调整，消除规模变动的影响。其中α(1/A-1)+β1(ΔREV-ΔREC)+β2PPE+εPPE为非操纵性应计(NDA)，模型的残差项ε可看作是操纵性应计(DA)。考虑到应计总额与经营活动现金流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修正的Jones模型中加入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变动会显著提高模型的解释能力，因此，采用下述模型估计可操纵性应计利润。
二、实证结果
描述性统计。通过整理相关数据，我们得到表2，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代表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操纵性应计利润的最大值为72.79，最小值为-816.29，均值为-0.95，可见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差异很大；高管薪酬对数的最大值为11.24，最小值为2.33，均值为4.84，说明各上市公司高管年薪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净资产收益率的最大值为0.57，最小值为-0.95说明公司绩效差异很大。这与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和增长能力等有关。在表3中我们看到模型一、二薪酬激励的回归系数都为正，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1和2。
三、研究结果及展望
盈余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盈余管理对公司投资支出的影响与管理者的迎合动机有关。管理者出于迎合市场投资者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导致公司股票错误定价。Sloan(1996)［5］通过研究总应计利润的市场定价，发现市场并不能准确识别公司报告盈余的质量。在Sloan(1996)［5］的基础上，Teoh等(1998)［6］、Rangan(1998)［7］研究发现公司在实施股权再融资之前，管理者有动机通过盈余管理制造较高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而投资者因无法识别这种盈余管理行为会高估公司价值引股价上涨。Xie(2001)［8］进一步指出，盈余管理对股价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股权融资公司。Jensen(2004)［9］则分析了股价高估的成本，指出管理者迎合投资者情绪的动机与各种冲突交互作用会引发公司非效率投资。Polk和Sapienza(2009)［3］从迎合渠道对股票错误定价与公司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当盈余管理导致公司股价被市场高估时，资金充裕的公司有动机迎合投资者的乐观情绪进行过度投资。国外另有一些学者从会计信息质量的视角分析盈余管理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如McNichols和Stubben(2008)［10］研究得出盈余管理不仅会影响外部投资者的判断，而且还可能扭曲内部投资决策者所获得的信息，内部投资决策者可能因为对公司评价过度乐观而进行过度投资，或者他们知道真实情况但仍然选择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以期扭转公司业绩。Kedia和Philippon(2009)［11］研究认为管理者为了获取私利进行盈余管理以粉饰公司业绩，并会进行过度投资和雇用更多员工，以使公司看起来更像是业绩良好的公司，从而掩饰其盈余管理行为，他们还认为盈余管理幅度越大，过度投资越严重。需要加以说明的是，McNichols和Stubben(2008)［10］、Kedia和Philippon(2009)［11］都是在投资支出模型中加入反映盈余管理程度的变量来考察公司非效率投资。在Polk和Sapienza(2009)［3］的分析中，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盈余管理指标)被用来反映股票市场错误定价，他们采用这一指标来考察市场时机所导致的非效率投资。从这些学者所作的分析来看，他们都没有从公司投资支出中分离出过度投资。Richardson(2006)［4］通过测度适度投资水平进而得到公司投资不足与过度投资的具体数量，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一种分析公司非效率投资的方法。Richardson(2006)［4］方法直观明了，为我们进一步考察盈余管理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框架。国内学者针对盈余管理如何影响公司投资决策也做了一些研究，如谭跃和夏芳(2011)［12］将盈余管理与投资者情绪结合起来分析两者对股价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两者与公司投资的关系，发现不同时期两者导致的错误定价对投资的影响并不一致。任春燕(2012)［13］认为盈余管理降低了公司会计信息质量，这会加重公司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公司投资效率的降低。刘星和杨亦民(2008)［14］认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高，公司的投资决策权由控股股东掌握，在其他股东很难进行有效监督的情形下，控股股东往往会采取非效率投资以扩大控制权私利。杜建华(2014)［15］则发现，在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情况下，超出现金流权的超额控制权会驱使控股股东做出过度投资决策以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并且两权分离程度越高，过度投资的程度越严重。从上述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外学者多是基于相对分散的公司股权结构背景，从管理者行为视角对盈余管理作用于公司投资决策的机理过程进行探讨。国内虽有学者对控股股东与公司投资决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还没有学者进一步探讨控股股东出于自利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如何导致公司过度投资。
二、研究假说
我国上市公司往往由大股东控制，控股股东居于公司决策的主导地位。在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有效程度较低的情况下，投资者难以识别上市公司的盈余信息质量，控股股东为最大化自身利益有强烈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以获取控制权私利。控股股东的盈余管理不仅会扭曲市场所得到当期公司的真实业绩信息，而且会掩盖公司未来的业绩发展趋势，市场投资者根据操纵后的盈余信息对公司价值进行判断，这会导致投资者对公司前景和公司价值持过度乐观情绪，造成公司价值被高估、股价上涨。当市场对公司及其投资项目的前景评价过分乐观而高估股票价值时，即使公司不存在相应的投资机会，控股股东为了掩饰其盈余管理行为，也会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以迎合投资者的乐观评价，使其投资行为与账面盈余保持一致，从而避免引起监管部门的注意(Kedia和Philippon，2009)［11］。可见，在股权结构集中的情况下，控股股东的盈余管理行为会导致公司过度投资，因此我们在这里提出假说1:H1:公司过度投资与盈余管理呈正相关关系。控股股东属性不同时，其通过盈余管理攫取控制权私利的动机不同，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也会不同。相比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通常处于竞争性行业，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控股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盈余信息更为敏感，因此有强烈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而国有上市公司面临着严格的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其实际控制人进行盈余管理以获取控制权私利的成本和风险相应更高(肖作平和乔晓琴，2014)［16］。进一步地，为了在市场上融资，非国有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其人有可能非常注重短期股价变化，当市场投资者高估公司价值时，非国有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有强烈动机迎合投资者情绪进行过度投资以维持短期股价。而在国有上市公司中，政府作为终极控股股东对公司的行政干预和对管理者薪酬水平的管制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其人迎合市场错误定价进行投资的动机较弱。因此相比国有上市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操纵盈余并迎合投资者进行过度投资的动机更为强烈。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在这里提出假说2:H2:相比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其盈余管理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更为强烈。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程度不同时，通过盈余管理实施利益侵占的动机不同，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也存在差异。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程度代表其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分化程度，随着两权分离程度的提高，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越不一致，实施侵占行为的成本越低，通过操纵盈余影响盈余报告以获取控制权私利的动机越强(Fan和Wong，2002)［17］。因此，相比两权分离程度低的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程度高的控股股东有更强烈的动机操纵盈余。进一步地，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使其较少考虑公司的整体价值，而是更加关注控制性资源的多寡。由于两权分离程度越高的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的动机越强烈(俞红海等，2010)［18］，在盈余管理造成投资者情绪高涨且公司股价被高估的情况下，为获取更多的控制性资源，两权分离程度高的控股股东通过过度投资扩大控制性资产规模的动机更为强烈(赵卿和刘少波，2012)［19］。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在这里提出假说3:H3:相比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度低的上市公司，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度高的上市公司其盈余管理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更为强烈。
三、数据、样本及变量
本文选取了2004～201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由于滞后变量的存在，样本中还包含了2003年的数据。本文对样本数据的筛选方式如下:第一，我们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剔除了金融类公司，因为金融类公司资产负债结构特殊，现金持有量也异常高;第二，剔除统计数据不全、信息披露不及时的公司，同时也剔除总负债大于总资产的公司;第三，鉴于要对上市年限进行对数化处理，样本选取时还剔除了当年上市的新公司。在进行以上处理后，我们按照样本分布剔除了1%之前和99%之后的公司，最后一共得到15245个样本观测值。我们借鉴Richardson(2006)［4］的研究成果对公司新增投资适度水平进行估计，然后分离出过度投资的样本。具体地，我们运用TobinQ值代替Richardson的模型中代表公司增长机会的V/P以衡量公司的潜在投资机会，并加入控制变量上市年限(Age)、杠杆(Leverage)、公司规模(Size)、现金(Cash)和股票收益率(StockReturns)对公司的年度适度投资水平进行估计。通过这一方法得到的正的残差ε表示公司过度投资的程度，记为XINV，过度投资样本观测值5833个。控股股东或其人通过在不同会计期间转移利润来操纵公司披露的盈余信息，本文运用修正的Jones模型(Dechow等，1995)［20］得到可操控性应计利润(DA)，以此度量控股股东盈余管理行为。表1中对本文所使用的变量进行了定义，其中，主营业务收入变化(ΔREV)、应收账款变化(ΔREC)、固定资产原值(PPE)在修正的Jones模型中用于估计出正常的非可操控性应计利润(NDA)，自由现金流(FCF)为经营活动现金流减除公司投资支出后的余额。实证检验中所用到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其中过度投资(XINV)的均值(0．055)大于其中位数(0．030)，可操控性应计利润(DA)的中位数(0．019)、自由现金流(FCF)的中位数(0．030)均大于0，说明过度投资的公司大部分都进行了正向盈余管理，并且这些公司经营现金流在满足投资支出后都有一定的自由现金流。
四、实证检验结果
本文考察控股股东盈余管理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实证检验所采用的基本模型如下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XINV为过度投资，XINV值越大则过度投资越严重。可操控性应计利润(DA)为解释变量，自由现金流(FCF)则为控制变量。根据理论，自由现金流越多，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越严重。表3的第一列给出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盈余管理(DA)与公司过度投资(XINV)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自由现金流(FCF)与过度投资也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与本文的假说1是一致的，这表明在股权结构集中的中国上市公司中，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资本市场投资者对于公司及其项目的前景和价值会越乐观，控股股东越是有动力迎合市场评价进行更大规模的过度投资。表3的第二列与第三列显示了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的回归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国有公司还是非国有公司，其盈余管理(DA)都与过度投资(XINV)呈正相关关系。但值得关注的是，非国有公司的盈余管理(DA)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而国有公司的盈余管理(DA)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非国有公司的盈余管理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更加强烈。我们在模型(1)中加入DA和公司控股股东属性(ControlF)的交乘项，以便进一步考察控股股东属性是否对盈余管理和过度投资的关系产生影响。ControlF为控股股东属性的虚拟变量，当控股股东属性为非国有时设为1，控股股东属性为国有时设为0。表3第四列显示了回归结果，交乘项(DA#ControlF)与过度投资(XINV)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与表3第二、三列的结果相互印证，表明相对于国有公司，非国有公司实施盈余管理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更为强烈，这与本文假说2一致。为了考察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程度是否会对盈余管理和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造成影响，在表4中我们首先将样本分成两权分离和两权未分离两个子样本，控股股东控制权与所有权的比值ControlK表示两权分离度，ControlK=1表示两权未分离，ControlK＞1时为两权分离。表4第一、二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两权未分离样本的盈余管理(DA)系数并不显著，而两权分离样本的盈余管理(DA)系数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进一步地，我们将两权分离子样本以ControlK的平均数为界划分成为两权分离度低和两权分离度高两个子样本，第三、四列的结果显示，两权未分离度低的盈余管理(DA)系数并不显著，而两权分离度高的盈余管理(DA)系数显著。表4中的结果表明，相对于两权分离度较低的公司，两权分离度较高的公司盈余管理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更强烈，这与本文假说3相一致。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运用Richard-son(2006)［4］方法估计公司适度投资水平时，也将衡量投资机会的变量Q替换为销售收入增长率SalesGrowth，通过这种方法得到过度投资量XINV并带入模型(1)中，检验结果表明盈余管理依然对公司过度投资产生正向影响，并且，在加入控股股东特征变量后所得到的结果也与前述结果保持一致。
五、结论与讨论
盈余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一、盈余管理的方式及其影响
1.生产操控对于生产型企业来说，根据财务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对外披露的财务报表中对于产品成本的计算采用的是完全成本法，这为企业进行生产操控创造了机会。一定时期内，产品负担的固定费用是一定的，企业往往可以在生产能力范围内通过扩大生产来减少单位产品负担的固定费用，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在利润表上则表现为同等销售量水平下销售成本的降低，利润的提高。企业进行生产操控造成管理层为了存货而生产，短期利润的增长是以库存商品的不断积压为代价的。库存产品的增加，保管人员需求增加，仓库的空间、条件等也需进一步完善，带来产品保管成本的增加。此外，随着时间推移，大量积压的产品，可能面临陈旧过时被市场淘汰的风险，其可变形净值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为了存货而生产的行为是一种极大的短视行为，于企业的长期经营是极为不利的。
2.酌量性费用操控管理层通过控制酌量性费用控制企业的支出同样可以达到盈余操纵的目的。酌量性费用是管理者可以通过主观决策决定其支出时间、数额大小的费用支出。属于酌量性费用的有企业的研发支出、广告费、职工的培训费等。通常的操纵手法是减少此类费用的支出。此类费用的减少短期来看对企业并没有很大影响，但长期来看，广告费的削减影响企业的知名度、企业品牌形象的树立和企业产品的销售市场；人员培训费的减少影响企业员工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升，影响企业整体的长足发展；而研发费用的减少，降低了企业开发新产品的能力，不能跟上市场需求的变换，无法抢占市场先机，对新市场的开发缺少敏感度，使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极易受到排挤。
3.非经常性损益操控企业中非经常损益所占比重一般较小，但通过对非经常性损益的操控可以使企业实现扭亏为盈甚至微利，这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尤为重要，上市公司的命运很可能就在一盈一亏之间被彻底改变。企业的非经常性损益主要包括税收补贴，税收返还，利用资产重组获得的收益以及处置企业内部资产的资本利得等。有的企业为了扭亏，甚至和当地政府协商请求税收补贴，非经常性损益对于企业盈余管理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对非经常性损益的调整虽然可以缓解企业短期的燃眉之急，但不可经常使用。如果经常使用此类操纵手法，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会对企业的形象、信用、持续经营等大打折扣，缺少了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企业将很难在市场中长期立足。
4.关联方交易很多公司和公司之间存在复杂的联系，正是由于关系的复杂，很难理清其中的头绪，这就为企业进行关联方交易提供了便利。利用关联方交易进行盈余管理在上市公司中较为普遍。可以通过高价收购上市公司商品，低价转让母公司的材料；母公司将收益性较高的资产委托给上市公司经营，上市公司将不良资产委托给母公司经营等方式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和盈利能力以提高上市公司的资本市场融资能力。利用关联方交易进行盈余管理可以很好的进行企业之间的利益输送和转移，但这种交易的存在打破了以公平为基础的市场交易原则，使企业的会计信息严重失真，带来一系列的市场负效应，使有限的经济资源流向低能低效的行业、企业和部门，影响整个市场的稳定有序发展
二、减少不正当盈余管理的对策分析
盈余管理对企业来说是客观存在的，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只能采取措施控制企业盈余管理在合理范围内。
1.优化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减少不正当盈余管理的前提。为此应该做到一是董事会规模要适当，董事会规模不宜过大也不宜过小，过大会增加监管成本，影响监管效率；过小则会影响监督作用的发挥。二是公司股权配置要合理，避免股权过于集中带来的“一股独大”。同时要加强和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防止管理层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良好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有助于从根本上减少盈余管理行为的发生。
2.完善有关准则制度财务会计准则虽然对企业的会计处理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规定的还不够完善和具体，使企业有了钻准则的空子和打擦边球的机会。另外，随着市场的发展，新的问题不断涌现，旧的准则有可能已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发展需求，所以相关制度规定也应与时俱进，在发展中不断完善，针对具体的经济问题规定更加严格的限制，逐渐缩小企业进行不正当盈余管理的空间。
3.加强监管力度监管部门的监管对企业的盈余管理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监管部门在监管过程中不能只流于形式而应加强细节的监管，对于查出的企业不合理盈余操纵行为严惩不贷，加大处罚力度，真正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维持整个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
4.发挥审计的作用被称为“经济警察”的注册会计师有着较强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的经验，对企业财务报表中的盈余操纵有着较高的敏感度和识别能力，尤其对于企业的应计活动盈余管理能够很好的识别，通过注册会计师对企业财务报表的审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企业的应计活动盈余管理，减少企业管理层对公司利润进行的人为不合理操纵。但同时也要防止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的独立性缺失行为，使经审计的财务信息的质量真正得以提高和被会计信息使用者所信赖。
5.普及财会知识，发挥投资者对披露信息的监督作用投资者作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在对公司对外披露的财务信息需求的基础上，对披露的财务信息进行简要的分析，能够起到公众监督的作用。但作为投资者的普通大众往往缺乏必要的财务专业知识，不能对获取的信息进行有效地分析，对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的识别能力极为有限，无法充分发挥对会计信息的外部监督作用。为此，有关部门可以通过组织财会知识公开讲堂、建立财会知识普及网等方式逐步提高公众的财务专业水平，提高对信息的分析处理能力，进而对企业的不合理盈余管理活动起到监督抑制作用。
作者：李瑞红单位：河北大学
第二篇
一、实际上，企业的管理者选择盈余管理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以往的研究表明，常见的原因
1.首次公开发行IPO企业并没有一个已定的市场价格。那么IPO企业的市价通常是投资者通过企业提供的财务报表等信息判断的，这样管理者为了获得一个好的IPO发行价就会有通过盈余管理操作财务报表的动机。此外，在IPO审批制的国家中，通常会对企业首次公开发行的前三年的利润情况有所要求，那么为了企业顺利上市，管理者也有盈余管理的动机。
2.传递信息的需要在有效市场中，投资者在评价比较盈余时，会看透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如果盈余管理手段可以向投资者提供关于公司内幕更多的信息，那么盈余管理手段可以提高财务报告的信息含量。
二、通过以往的研究会发现，公司的管理者盈余管理的通常操作手段
1.利用应计项目操纵利润(1)改变收入的确认时间点。这是一种常见的盈余管理手法，即收入的确认本应该符合权责发生制，可是管理者根据不同的需要可能会提前或者推迟确认企业的收入，这就会相应的增加或者减少企业当期的利润，这种盈余管理主要是通过会计政策的运用实现的。(2)改变费用的确认时点。可以进行盈余管理的会计操作方法除了改变收入的确认时点还有改变费用的确认时点。常见的方法是提前或延后确认费用支出。大比例的进行资产的减值准备计提以及通过会计政策变更将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改变为加速折旧法等手段进行费用的提前确认。或者将费用化支出资本化来延迟确认费用。
2.企业管理中通过真实手段盈余管理(1)通过价格折扣促销短期的提高企业销售收入。企业通常会通过更加诱人的价格折扣、更宽松的收款信用期等手段进行促销，进而加速了产品的销售收入确认时间，使得企业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的销售收入，以往研究表明，企业的管理者通常会在财年的一段固定时间内进行这种短期限时促销活动，这种行为会产生额外的销售量以及将下一财年的销售量加速到当前财年，从长期来看这种行为对企业时有害的，奖励企业当期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增加生产成本，但是短期内会增加企业销售收入。(2)通过过度生产而报告更低的产品销售成本。为了提高报告利润，企业的管理者还会通过过度生产达到规模经济效益从而降低单位产品的销售成本，一旦每单位的固定成本的减少没有通过每单位边际成本的增加进行补偿，那么总的单位生产成本就会降低。这样短期内企业的报告利润会增加，但是同一时期企业的销售量并没有随着生产量而增加，这样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会低于正常的销售生产水平。(3)通过降低随意性支出提高报告利润。随意性费用支出包括研发费用、广告费用和维护费用等。这些费用通常会在同一时期发生，因此，企业能通过减少报告费用支出来增加收益，特别是通过降低随意性费用支出。这种情况通常会发生在当这些费用不会产生立即的收入和利润的情况下。如果企业的管理者通过降低随意性支出来满足盈余目的，那么，通常情况下财报上会显示出非正常低的随意性费用支出。
三、结论
我们既要看到盈余管理好的一面又要看到盈余管理不好的一面。我们要看到盈余管理有好的一面，管理者与企业的所有者订立的契约有时候并不能完全合理有效，因此，在适度的空间内应该允许管理者通过盈余管理体现自身的价值。当管理者的行为带有过多的机会主义成分时，盈余管理才是有弊无利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在有效市场中，盈余管理是可以作为一种向市场传递内部信息，表明公司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盈余管理坏的一面，从契约角度看，这可能是由于管理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由于管理者不完全相信有效市场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市场并不能辨认和惩罚管理者可能的操纵利润行为，结果就是过度的盈余管理手段被管理者利用。当然，进行盈余管理这种行为的好坏不是一概而定的，而是取决于如何利用它，会计人员可以通过增加透明度来减少坏的盈余管理的方法的使用。
作者：翟玲玲吴璇张丹尼单位：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第三篇
1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和具体方式
（1）应计利润管理。在会计报告中，主要有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这两种确认基础。权责发生制不管款项是否收付而以权利的形成和责任的发生作为会计项目确认的依据。与之不同的是收付实现制，不管理其权利或者责任是否已经发生而以款项的实际收付作为会计项目确认的依据。会计理论界普遍将权责发生制作为确认的基础，因为权责发生制可以将费用与收入的配比问题较好的解决，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待摊项目和应计项目，企业可以通过提前确认费用和递延确认收入来调整利润。应计项目的确认因企业经营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将会有更大的灵活性，所以公司管理人员通过应计利润来产生盈余管理行为的可能性大大增强。（2）利用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会计政策，是管理人员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中所采用的会计处理方法。管理人员通过使用不同的会计政策，对企业净收益产生长期的影响，进而来对会计盈余的水平产生不同影响，因此会计政策是管理人员进行长期盈余管理的一种好手段。会计估计，是指企业对结果不是肯确定的交易而做出的判断。比如对残余价值、坏账等的估计，其中就有折旧估计变更。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会计处理不一样。对使用中的固定资产折旧方法进行变更，一般采用的是追溯调整法，把累计影响数计入变更当年的净损益中，这样就会对企业变更当年的盈余产生很大的影响。而对于公司的会计估计变更，既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也不用计算当年的累积影响数。一些结果显示，一些财务状况不好的企业变更其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是为了私人利益等而进行了盈余管理，而实际上经营状况并没有真实改变。
2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现状分析
2.1会计准则虽然各国的会计准则为了遏制盈余管理都在不断进行着完善，但是我们看到的盈余管理仍在变换着不同花样出现。盈余管理实际上是无法根本消除的，这与会计准则改善并没有直接关系。不管是什么原因，会计准则都有着不完善性，主包括在以下几个方面：（1）会计准则对于一个经济业务却制定了不止一种的会计政策。（2）不合理性始终存在于其制定过程中。（3）制定的准则并不能第一时间就得到实践。由于这一缺陷，使企业在准则外会计事项的确认和计量方面有很大的弹性。
2.2政府监管政府监管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首要目标是保护投资者利益。对信息的监管是证券监管的核心，而会计信息监管又是信息监管的重中之重。因为没有完备的法律，有效得执法，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在监管下依然时有发生。现在我国上市公司监管的问题主要有监督法律不完备和监督没有完全到位。
3盈余管理的建议
3.1完善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第一，建立健全的独立董事机构。公司的董事对管理层具有制衡作用，可以防止公司的管理层滥用职权的行为；同时，独立董事可以通过参与董事会的相关工作，发现公司在生产经营中的不合理部分，阻止公司违规违法行为的发生，保证公司的稳定正常发展。第二，加强监事会的独立性。加强监事会的独立性，可以保证监事会的单独监事职权，对企业运作进行及时适当的监控，阻止不合理现象的发生。第三，建立健全的审计委员会制度。建立健全的审计委员会制度，既可以判断企业监控者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又可以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惊醒实时监控。
3.2完善上市公司的外部相关制度由理论部分的分析可以得知：正是会计准则体系的不完善不合理部分才给了公司盈余管理的空间。所以，应该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同时结合国外的经验，增加我国相关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制定程序的公开透明化，广泛征求多方面的建议和意见，提高会计准则体系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4结论
盈余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会计准则的选择空间比较大，这是产生盈余管理的最主要条件。在我国，由于特殊的国情，产生盈余管理的现象不仅仅是会计准则这一因素，还有政府监督和审计市场等多方面的因素。在我国的上市企业中存在盈余管理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我国的证券市场建立的比较晚，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国企效益日渐下滑的情况下建立的，也正是在这时，很多国企进行了改制，建立了股份制企业，有很多的上市公司都是由原来的国企合并而成，在这种大背景下，上市公司很容易产生盈余管理的现象。我国的证券市场虽然发展的极为迅速，但是仍然很弱小，由于起步较西方国家晚，发展时间就很短，很多与证券市场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还不够完善，这些是盈余管理问题在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必然因素。
二、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存在的问题
1.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缺陷为盈余管理提供了温床。虽然我国的会计准则在完善的过程中尽量遏制出现盈余管理，但是盈余管理现象依然屡禁不止，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无论会计准则怎样的完善，盈余管理的现象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的。由于我国独特的经济背景，会计准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漏洞和缺陷，它的不完善性主要有两个方面：1.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不完善，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的种类、经营方式和经营范围也在呈现多样化的发展，同时，社会以及金融等多方面的外部环境也在逐渐复杂化，这就使得会计事项变得日益丰富，而且社会上企业种类又丰富繁多。2.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模糊性，众所周知，会计理论在现实诸多问题中根本无所用处，会计信息的取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会计人的主观判断，因此，只要存在着主观因素，就势必会存在盈余管理的问题，企业的管理层就利用两者之间的模糊性来选择对自身有益的会计政策来获取利益，从而进行盈余管理的操纵。
2.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我国的上市公司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我国的很多上市公司是从原有的国有企业转变而来的，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存在这国有股份独大的问题，这种现象就使得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形同虚设。2.企业内部股权的过于集中使得最大的股东完全支配了董事会，而且，很多国有控股的企业，由于国有控制权的不明确性，使得国有股权成了摆设，实际上这就造成了企业内部管理人成了企业的实际控制者。
3.监管制度的不完善。监管制度的不完善也可以导致盈余管理问题的出现，首先，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失真，掌握上市公司财务真实性的重要环节就是注册会计师的审计，会计师审计的意见就相当于上市企业的检验单。可是，由于国内审计市场的激烈竞争和需求不强导致了国内很多的会计事务专业性不强，从而使得会计师不恪守职业操守，在利润的操纵下会不管不顾，甚至出现协同作假的现象，这种行为客观上帮助了企业的盈余管理操纵。其次，相对于西方的上市公司来说，我国的上市公司外部环境比较恶劣，但是上市公司受到的监管却比较宽松。有很多的上市公司在受到多次的保留意见，却没有被处罚，而且很多公司在收到保留意见后就立即换掉了会计事务所，根本不出具任何理由。诸如此类问题，都要及时的解决，要从法律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规定，禁止上市公司打擦边球。
4.证监会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和处罚力度不够。我国的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处罚存在着很突出的问题：首先是监管模式比较消极，总是在上市公司出现问题之后进行监管，有的甚至需要媒体进行曝光才组建相关的调查人员进行追查。其次是处罚的时效性太差，有很多上市公司在出现问题后很多年才得到相应地处罚，这就会极大地削弱处罚力度，对公司的惩罚效果也不尽如人意，而且在处罚的过程中，证监会往往只是对公司进行处罚，而不对责任人进行处罚，并且处罚力度较低，相对于盈余管理所获得的收益是非常渺小的。
5.财务信息使用者对上市公司信息的识别能力不足。对于一些上市公司的小股东来说，他们对专业知识的了解和信息的获得都是缺乏的，所以，他们是盈余管理的主要受害群体。国内很多的证券分析师由于利益的趋势，不仅不会引动正确投资，反而利用自己的信息资源来误导投资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托”。
三、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问题的治理
针对上述出现的问题，我们提出了如下的治理意见，希望能对我国解决证券市场的弊端有一定的作用。
1.加强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的建设。首先是要减少会计准则的漏洞，在制定会计准则的时候，应该尽量减少可供企业利用选择的空间，对于企业的费用和利润要有明确的规范，在最大程度上减少盈余管理的可能，因为，企业的管理者正是利用相关法律和会计政策之间的模糊不清来进行盈余管理的。其次是要完善信息披露政策，完善信息披露能够提高信息的透明性和公开性，也能从根本上约束企业的管理者，就我国证券市场目前的现状来看，应该主要加强那些容易被操纵的报表项目。
2.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也能有效防止盈余管理的滥用，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首先是完善股东大会，在证券市场中大股东利用虚假的信息侵害小股东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严重地影响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所以，要及时地对股东大会进行制度完善。其次是构建合理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股权的高度集中会影响信息的真实，如果信息不真实势必产生盈余管理问题。因此，完善股权结构，弥补公司制度缺陷，对公司内部的各方利益进行制衡是必要的。
3.强化外部监督。新的的法律法规和证券政策虽然对盈余管理问题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证券市场是复杂多变的，所以，要不断提高会计师对盈余管理问题的识别能力。首先，改革上市公司对会计事务所的聘用制度，运用第三方的力量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管；其次，对于上市公司的审计计划和工作要由经验丰富和专业知识扎实的会计师完成；最后，对那些营私舞弊的会计师要追究其经济后果和法律责任。
4.加大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督和惩罚力度。加大惩罚力度可以采取以下三方面的措施：首先，完善《公司法》、《注册会计师法》、《证券法》，对审计造假的加大惩罚力度，其次，完善诉讼体制，对因信息失真而导致决策失误的，应当向注册会计师起诉；最后，证监会应该对上市公司变更会计事物所进行监管，对不合理的行为要提出处罚。
5.提高财务信息使用者对上市公司信息的识别能力。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手段花样繁多，而且具有极高的隐秘性，信息的使用不能只是简单地相信公司自己所的信息，更要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掌握一定专业知识和能力，加强自己的风险意识，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对上市公司的信息进行挖掘，这样才能保证自身的利益不受侵害。
四、总结
盈余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第一，从筹资的动机来看，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筹资，尤其是公司第一次发行股票时，在《公司法》中就明确的要求企业必须在三年内连续的盈利方能申请上市，因而企业为了上市，就会加强盈余管理和财务包装，从而“合法合规”的取得上市的资格，并通过对企业盈余报表的粉饰，为企业股票价格的提升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例如，上市公司在准备配股时，证监会要求公司在最近三年内的净资产收益必须每年高于10%，而为能源、基础设施或者原材料生产企业则能低于9%，而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很多上市公司就会通过盈余管理对净资产收益率进行调整，从而达到满足配股标准的需要。第二，从避税的动机来看，很多公司之前所以加强盈余管理，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避税，究其根源，主要是当前我国税法体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加上我国出台了诸多优惠政策，加强公司在会计政策和方法选用时的灵活性较大，往往利用其对应纳税额进行调低，最终取得照顾性税率的指标，从而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第三，为了更好地获得政策成本，这是因为一些企业在会计数据上面临着严格的管控，若财务成果与一定界限存在偏差，此时其就会对政策严厉的限制，对其生产经营正常的开展带来影响。所谓很多企业为了降低政策成本，往往会想方设法的将报告盈余降低，并以非垄断的形象展示出来。第四，为了更好地规避债务契约对其带来的约束。这是因为债权人和企业之间往往会签订债务契约，从而达到预防企业利用债权人的资产获利而对债权人的利益带来损害，因此，主要包括了很多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相关条款，不仅不能过度的发放股利，而且对超额贷款也坚决否定，甚至提出不能给亏损的企业贷款，因而很多企业就不可能轻易地违反这些约定，若企业所处的债务状况可能导致违法债务契约，企业就会对报告利润调整并增加，进而在降低违约风险的同时达到提高自身信贷级别的目的。
二、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产生的原因
（一）公司组织结构缺陷形成
上市公司的管理体制上，主要以两权分离为主，实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也导致矛盾突出状况。首先，一些公司的董事会自行决定公司的管理层人选，如总经理人选，甚至有可能出现一个人既是董事会成员又是管理层人员，这样，董事会就失去了对管理层的监督职能，使得公司在组织结构上存在缺陷。其次，就是某一股东占有大量股权，有可能对董事会人选的选择进行垄断，进而达到控制董事会的目的，从而为了自身利益忽视其他股东的利益，掌握控制权影响公司的发展方向，这就是所谓的股权配比不合理，权力集中导致言论独大的现象。再次，在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中，鉴于股东可以选出董事会而监事会也是由股东选出，所以两者缺少直接的限制权和决定权，并且在相关法律中赋予监事会的权力有限，这就使得监事会并不能很好地制约董事会，因而造成了监事会名存实亡的情况出现。此外，由于我国没有一个权威公认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使得我国部分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存在缺陷，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再加上现今很多企业对内部控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以及部分人员素质等原因，使得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降低。正是上述矛盾的存在为盈余管理提供基础。
（二）制度缺失引发盈余管理
在制度上对于上市公司的管理通常只能从我国的《公司法》《证券法》中寻找依据，其中对于成立上市公司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包括上市公司上市的资格，特别处理，配股以及停牌等都提出了相关要求。其中，按照《证券法》中的相关规定，公司想要上市的要求之一就是必须在近三年内达到连续营利，在公司无法达到要求为了上市即使是明知资格不够依旧不肯罢休，财务虚报，报告作假的现象层出不穷，为盈余管理提供了条件。其次就是公司成功上市，为了使公司壮大，将要面对着配股，增发新股，发行债券，募集资金等局面，而这些都需要公司有较高的盈利能力支撑的，所以上市公司为提高公司盈利水平也是绞尽脑汁。再者就是公司上市以后，如果出现三年连续利润入不敷出的情况，上市公司将会采取盈余管理措施保住其地位。
（三）相关的证券会计管理规定不符合企业发展的要求
必须实施盈余管理我国的会计准则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以及《会计准则》的制定适用于某一类型企业，并不是用于某一个固定企业的具体细则，因此，需要会计人员在执行的过程中自己选择适用于自身企业的会计准则，会计估计等，并且企业发展的状况是复杂多变的，而会计准则的规定却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和局限性并没有随之改变，所以目前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传统的会计准则无法完全避免盈余管理。统观企业发展的实际，可以看出公司动机不纯、管理上的以权谋私行为以及债权人的干预等也都成为公司实施盈余管理的重要因素。
三、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治理对策
盈余管理的存在仅仅是企业的一种侥幸心理，虽然盈余管理能够使得企业在短期内获利，但是对于公司的经济没有提升与拉动作用，不利于其长期发展。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参杂在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制度管理、经济业务等各个方面。
（一）规范会计行为
对于治理盈余管理来说实际上策略、手段都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基于笔者的看法，首先，在思想高度上面提升观念，落实思想教育，开展课程培训，保证相关财务人员准确理解一些会计理论在实际运用过程中所造成的经济后果和经济影响，以及涉及自身的责任，使得财务人员能够正确的划定盈余管理与财务造假的界限，真正的做到对企业内外相关信息使用者提供真实可靠的财务信息。其次，就是对于会计规范进行严格管理，减少现有会计规范中可供财务人员选择的会计程序和会计方法，明晰不够具体的规定，增强规范的可操作性。同时及时进行补充修订和进一步完善会计规范、管理，使其符合企业发展的步伐。
（二）加强监督管理
之所以出现盈余管理，究其原因就在于上市公司与证券监管部门双方的相互较量所致，实际上双方的较量是一种循环的过程，所以说加强盈余管理就要在监督管理上下功夫。1.制定新的股票发行标准。当前，我国证监会对于股票上市，配股的相关政策，依赖单一指标，同时像净资产收益率指标不是一个很容易就能获得验证的数据。这就增加了上市公司对盈余管理进行操纵的可能性。所以应该利用多个指标建立一个能够综合全面反应公司能力的标准。例如，不仅将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对配股资格认定的唯一评价指标，可以同时加入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等等。同时，针对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企业实施建立不同的多个参数的标准，以达到更确切的反映企业能力的目的。所以极其需要一个相对健全的标准。但是这个标准的建立也必须明确社会责任，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建立在社会责任基础上的指标才能更加准确地反映出公司的发展潜力、责任归属，而这些仅仅利用单一标准是无法准确衡量的。2.变更上市交易准则要求。我国对于公司上市有明确的要求。其中对于暂停上市或者终止上市的规定是非常严苛的，假如终止上市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其面临的将是盈余管理，尽管对公司实施终止上市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手段，但是其催生的盈余管理弊端颇多。就实施终止行为对公司来说确实是有失偏颇，首先就是其在发展的起步阶段遇到阻碍无法前进是可以理解，但是这种阻碍未必是永久的。再者就是每个公司的实际状况是不相同的，有的或许是暂时的处于亏损状态，但是未必就没有前景，所以在实施终止之前应该做的就是要对于公司的潜力、盈亏状况做一番考察，防止片面性。
（三）会计行业信息公开，要有理有据，管理措施要符合现实需要
会计准则对于盈余管理所起到的实际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首先，基于我国对于会计准则的探讨，可以发现出于经济提升的原因政府以及学者都在会计准则上面下足了功夫。当前我国为了保障企业的经济运行，顺利募集资金，实现与国际接轨的步伐，我国的会计准则也逐渐趋向国际化。此时的会计核算标准将使企业的权力更加集中，实际进行会计操作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弄虚作假、虚报资产的现象，那么盈余管理是无法规避的。其次，就是企业的发展是存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层次的，发展是动态的。但是会计规范是认为制定一段时间内静止不变的，所以即使会计准则制定的时候看似非常完美在实际的运用中也会出现漏洞。因此，面对不断发展的企业规模，成果仅仅将管理的希望放在会计准则上面是远远不够的，更加需要的是积极强化数据、资料、报告的公开性，强调会计师的职业理念，促使其判断能力进步，当然对于问题人员、事件必须坚决惩戒。1.强化会计数据、资料、报告的公开工作。要建立健全的会计准则体系，当前情况下应立足于更多的公司信息公开，说出他们的各自的观点，以及态度同时做出各自行为对报表数据的影响的评估。那么就能够有充分的理由来证明其内的各种信息计算的正确性。财务报表因而能够反映更多的情况，附注的作用只是对一些大家熟知的信息情况做简单的阐释，目的是在某个层面对上市公司的盈余进行规范制约，进一步对某些内容进行公开，就能以这种形式来保证竞争的公正性。2.进一步加强注册会计师职业精神、提升判断能力。目前，从我国的审计行业的现状来看，由于一些公司在治理结构上的缺陷，使得董事会不能有效地限制管理层，从而使得管理层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有相当大的话语权，甚至掌握支付费用的多少，是否继续聘用等相关影响审计工作的的权力，严重影响了审计的独立性因素。因此，我们应当完善、规范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和更换体制。把委托人和被审计单位区分开来，在面对上市公司时，可以由董事会聘用并且支付审计费用，避免审计受限于管理层，同时也可以采用公开企业更换审计单位的原因，以增加审计独立性。我国的注册会计师人才紧缺，原因是通过注册会计师认证的人数少之又少，综合注册会计师行业人才情况来看，大多数的从业者能力仅限于理论阶段，没有太多的实践经验，不能很好的判别、解决在审计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不合理的盈余管理问题。自从我国对现行的注会考试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以后，将整个注册流程分为两个阶段分别进行测验，参加完专业技能考试并成绩合格和进行综合性的能力测验，只有两者均达到要求才能进行从业资格的认定。因此，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参考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制度一经全面实施，使得我国注册会计师，不仅从数量上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在质量上也有了质的飞跃，同时对我国审计工作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加大审计人员后续教育，增强审计独立性，完善审计制度就是对上市公司盈余的遏制这一观点，也就有了现实的意义。3.强化责任追究体制。应当加大对相关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严格执行相关规定，追究违规人员的相关责任，杜绝盈余管理在这方面违规操作的因素。就目前来看，不仅要从法律规章制度入手，加大相关法律建设的力度，对违规者，实行高压零容忍态度，实行一票否决制，一旦发现违规立即停业整顿，同时还要进行金钱上的处罚。
（四）从制度上对公司的体制进行改革，建立健全监督机制
盈余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在任职的第一年，市场还不确定新任CEO的能力，因此当期的企业业绩会影响外界对其的能力评价。为了建立较高的市场评价，CEO在任期的初期有强烈的动机报告较好的业绩。从组织内部提拔的继任CEO，由于对CEO的任职要求要高于其以前较低职位的要求，市场仍然不会以过去的表现评价他们的能力。从外部聘任的CEO，由于企业管理机制的不同，市场也不会将过往的业绩作为评价其能力的标准。因而，无论是内部提升还是外部聘任，对新任的CEO的能力的评价都来自于当期的业绩（Hermalin等，2012）。为了得到市场的认可，在任期的第一年，CEO可能有强烈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改善公司的业绩。但是如果CEO知道自己具有较高的能力，未来可以使企业有较高的盈余，还会进行盈余管理么？Axelson和Bond（2009）认为，在CEO任期的前期，能力较高的CEO也会产生“逆向选择”。因为在其任期的初期，即使是市场的原因导致了企业业绩较差，市场也会认为是其能力不足导致的，而且他们整个职业生涯都要承受这种能力低的评价。因此即使能力较高的CEO也会进行盈余管理。在此基础上提出第二个假设：假设2：CEO在任期的前期，盈余管理程度较高。在任期结束后CEO就不能再拥有“在职消费”等隐性收入。盈余能够影响最后一年的薪酬和与薪酬相关的奖金，这被称为“视野问题”（Murphy和Zimmerman，1993）。因此在任期的最后一年，CEO有动机夸大盈余。首先，CEO在任期的最后一年进行了盈余管理，市场很难在其离开之前发现。其次，对任期较长的CEO来说，董事会的监管也没有以前严格，也为CEO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机会。因此，在离任前CEO对声望的关心程度下降，相反他们更希望通过报告较高的业绩来获得短期利益，通过盈余提高薪酬来对自己进行补偿，盈余管理的动机大大地增强了。基于此提出第三个假设：假设3：CEO在任期的最后一年，盈余管理程度较高。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04—2011年间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借鉴前人的研究做法，利用以下标准对样本进行筛选：（1）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2）剔除ST和ST*公司；（3）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4）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于使用的主要连续变量，按1%和99%水平进行Winsorize处理。经以上处理得到1497个公司7581个非平衡样本数据。CEO任期为截至当年的在任时间。根据Kuang（2010）的任期计算方法，为使任期为整数，采用在任不满6个月的不计入任期，超过6个月的以整年计算方法计算。
（二）模型构建1.盈余管理模型。利用修正的横截面Jones模型估计盈余管理程度，即以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衡量盈余管理程度，使用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t年度i公司的总应计利润（Totalaccutal,TAi,t）进行同行业回归分析：其中,被解释变量|DA|为盈余管理程度；解释变量为CEO任期（CEOT：截止到t年CEO任职时间），Early（任期的第一年：CEO任期的第一年为1，其他为0），Leave（任期的最后一年：CEO离职前一年为1，其他为0）；根据相关文献的研究设置了不同层面的控制变量：公司特征变量Size（公司规模：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ev（偿债能力：资产负债率）、Roa（盈利能力：总资产净利率）、Growth（成长能力：销售增长率）公司治理指标Own（CEO是否持股：CEO持有股份为1，否则为0）Indep（董事会独立性：独立董事的个数）；并控制了Year（年度）和Industry（行业）变量。
三、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对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发现：公司的盈余管理的绝对值均值是0.0749，但最大值是0.4317，DA值的差别较大，说明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盈余管理行为。上市公司的CEO平均任期为3.44年，任期最长的为19年，说明CEO平均任期较短，现有企业CEO的离职比较频繁。Own均值是0.3023，说明上市公司中CEO持股的人数并不多。独立董事会的规模均值是9.39个，即独立董事的个数比较多，独立性相对较好。对样本数据进行相关系数分析，发现CEO任期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任期第一年的虚拟变量Early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说明CEO为了建立声誉而不得加大盈余管理程度；离任前一年的虚拟变量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表明离任的前一年CEO不再考虑声誉影响，为了短期利益进行盈余管理。对于控制变量而言，公司成长能力、资产负债率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独立董事会的规模与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虽然解释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是系数都很小，可以认为解释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二)回归结果分析模型1是任期CEOT与盈余管理进行回归：任期CEOT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任期越长，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越低，验证了假设1。随着任期的增长，CEO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不愿冒着风险进行盈余管理。模型2是对任期的第一年（Early）和任期的最后一年（Leave）与盈余管理进行回归：Early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在CEO任期的第一年的盈余管理程度大，验证了假设2。CEO在其任期的第一年，为了建立良好的声誉，进行较大程度的盈余管理改善公司的业绩状况以获得良好的市场评价。Leave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在CEO任期的最后一年盈余管理程度大，验证了假设3。CEO在其任期的最后一年，已经不再关心声誉，只关心离职前的收入，通常利用盈余管理提高公司业绩进而提高业绩相关的薪酬，获得短期收益。控制变量中，Own与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说明CEO持股可以降低盈余管理程度。Roa、Growth和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说明企业的盈利能力、成长能力越强，CEO越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即业绩越好的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可能就越大，业绩被修饰的可能性也越大。Lev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说明负债越高的企业，越可能进行盈余管理来改善自己的盈余状况。而公司规模（Size）、独立董事规模（Indep）与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可能是由于企业规模大、独立董事会个数多，公司的治理结构完善，独立董事起到了一定的监管作用，盈余管理程度低，和先前的研究结论越一致。
盈余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会计信息具有预测公司盈利能力以及经营状况的作用，多数文献均一致证明了会计信息在债务契约建立中的重要性。因此，在银行贷款决策中，公司财务报表中的一些主要指标是其作出贷款决策的重要依据。目前，在银行是否能够识别贷款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方面学术界并未形成统一的结论。杨杨和刘慧凤(2011)选取2007－2009年1308个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银行进行贷款决策时能够区分不同盈余的持续性;但蒋东升(2012)［5］以2001－201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得出，应计盈余管理与长期贷款显著正相关，银行并未有效识别贷款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特别处理公司在股权融资方面受到限制，获取银行借款对于公司摆脱退市风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其为建立债务契约具有更大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同时，我国会计准则给予公司的一些可选政策以及现实经营中的灵活性为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留下了可能性。在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下，控制权性质是影响公司债务契约建立的重要因素。多数研究表明控制权性质对公司获取银行借款具有重大的影响。孙铮、李增泉、王景斌(2006)［6］运用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发现公有企业的会计信息在债务契约中的作用要低于私有企业;张敦力和李四海(2012)［2］基于社会嵌入性理论的视角认为，国有上市公司主要依靠政府影响力的介入获取银行借款，银行很有可能做出非理性贷款决策。这意味着银行在做出贷款决策时将更关注非国有公司的会计信息。特别处理上市公司本身经营状况困难，而银行比较关注非国有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又缺乏对盈余管理行为的识别能力，这无疑加大了非国有上市公司为获取银行借款而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因此，不同控制权性质的特别处理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对其债务契约建立的影响是不同的。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特别处理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影响了其债务契约的建立，但在控制权的影响下，非国有特别处理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对其债务契约的建立影响更大。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考虑到2006年新会计准则出台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文中以2007－2012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特别处理公司为研究样本，并根据以下原则进行了筛选:(1)为保持样本的同质性，剔除金融行业样本;(2)为了保持样本不同年份之间的可比性，剔除在所选年度内已退市并不再公布年度报告的样本。最终的样本量为201个。文中所使用的控制权性质数据通过公司年报数据手工整理取得，相关公司的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最终样本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二)主要指标文中结合控制权性质探讨特别处理公司的会计选择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对其建立债务契约的影响，因此选用获取贷款可能性Loan、盈余管理Em(主要包括会计选择盈余管理以及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控制权性质Pri作为主要指标。为清除量纲的影响，贷款可能性指标用特别处理公司期初和期末长短期贷款(包括长期借款、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将要到期的长期借款)的差额除以公司期初的总资产来衡量。若指标大于0，说明公司债务契约建立成功;反之，若指标小于或者是等于0，则说明公司资金充足或者是债务契约建立失败，这与孙铮、李增泉、王景斌(2006)的研究一致。研究盈余管理的多数文献只关注到了会计选择盈余管理，而对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关注较少。由于规划交易的风险度较小，中期报告必须通过审计的特别处理公司为降低风险很可能选择后者，因此有必要考察两种盈余管理行为。在计算会计选择盈余管理方面，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修正的琼斯模型对于估计会计选择盈余管理效果较好，故文中借鉴陆建桥(1999)［7］的扩展琼斯模型，对样本进行分年度回归。需要指出的是，采用证监会的行业分类时，发现样本中制造业比例达到了55%，且其他行业较为分散不符合大样本的数量要求，因而在计算中并未分行业带入数据。在计算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方面，Roychowdhury(2006)认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包括基于销售、生产以及酌量性费用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活动，且这些真实的盈余管理活动都与销售收入有着线性关系，因此文中借鉴方红星、金玉娜(2011)的研究，分别计算基于经营现金流量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Dcfo)、基于生产成本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Dprod)以及基于酌量性费用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Ddisexp)，并最终利用公式Dremi，t=|Dprodi，t－Dcfoi，t－Ddisexpi，t|得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Drem)。在研究控制权性质方面，多数文献都是以最终控制人为判断依据的，但是往往公司第一大股东对公司各项经营权具有实质的控制权，因此文中通过查阅上市公司报表，将第一大控股股东为国家或者国有法人的特别处理公司定义为国有，而将其余定义为非国有。样本中，国有特别处理公司占总体样本的64.15%，体现了我国上市公司仍以国有为主体的现状。文中以Pri表示控制权性质，当为国有时取1，否则取0。围绕贷款可能性、盈余管理程度、控制权性质这三项主要指标，可以绘制出如下关系图(见图1)。
(三)研究模型文中借鉴张敦力与李四海(2012)的研究，选取公司规模(Size)、成长力(Growth)、经营活动现金流(Cfo)、速动比例(Quick)、可抵押资(stru)等作为控制变量的同时，加入盈余管理程度(Em)以及控制权性质(Pri)因素(各变表3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特别处理公司的成长性十分不稳定，其建立债务契约时，银行相应的风险较大，因此研究其盈余管理行为对债务契约建立的影响以及后果是十分必要的;Pri平均值大于0.5说明样本中国有公司占据多数;从盈余管理行为看，国有与非国有特别处理公司在会计选择以及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中差异较大，说明控制权性质影响了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不同控制权的特别处理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与其债务契约建立的相关性分析为初步验证盈余管理行为对债务契约建立的影响，对模型中的变量采用pearson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表4检验结果显示:第一，获取的贷款与控制权性质之间成正相关关系，说明国有特别处理公司获取了更多的贷款，控制权对债务契约的建立具有一定影响;第二，特别处理公司的会计选择盈余管理行为都与获取的贷款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且非国有特别处理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与其债务契约建立的相关性更大，同时只有非国有特别处理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与其获取的贷款成正相关关系，这些都初步验证了假设。
(二)多元回归结果分析根据模型，检验特别处理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对债务契约建立的影响时，由于一年内不同特别处理公司各指标之间的差异较大，通过对数据进行Hausman检验后，采用截面加权的GLS估计模型对数据进行回归。同时，在进行双尾检验时，数据容忍度(vif)均值小于10说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表5回归结果显示:第一，Pri系数为0.15557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与获取贷款指标正相关，充分说明了控制权性质对特别处理公司债务契约建立的影响，特别处理国有公司相对于非国有公司来说更容易成功建立债务契约。第二，从控制权性质与盈余管理的四个乘积项回归系数来看，在会计选择盈余管理方面，整体上特别处理公司的会计选择盈余管理行为都与债务契约的建立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ri×Da的系数0.51188要明显小于(1－Pri)×Da的系数1.31575，充分说明了特别处理非国有公司的会计选择盈余管理对债务契约的影响更大;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面，Pri×Drem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相反(1－Pri)×Drem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获取贷款指标成正相关关系，进一步说明了特别处理非国有公司正向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对其贷款契约建立的积极作用;就会计选择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来说，特别处理公司的会计选择盈余管理对其债务契约建立的帮助作用更加显著。综上所述，我国特别处理公司债务契约的建立受控制权性质因素影响较大，国有特别处理公司凭借政府的隐形担保较易建立债务契约;正向的盈余管理行为帮助了特别处理公司债务契约的建立，其中会计选择盈余管理具有更强的效果，正向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只有在非国有特别处理公司债务契约建立中起到了帮助作用。
(三)进一步分析及稳健性检验以上只是从整体债务契约方面考察了特别处理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在实际债务契约建立的过程中，盈余管理行为也会对债务契约中借款的期限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文中以公司获取长期借款(包括资产负债表上列示的长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与短期借款的增加额为基础，计算成功获取贷款的次数，当增加额为正数时表示贷款获取成功。当短期贷款获取成功次数较多时，归类为获取贷款主要由短期借款构成，否则归类为主要由长期贷款构成。将样本公司分为两类进行检验，其中，第一类公司获取的贷款主要由短期借款构成，第二类公司则主要由长期借款构成，相关检验结果分别对应表6中的短期贷款组和长期贷款组。表6显示，公司规模和成长性对特别处理公司获取长期贷款、短期贷款都具有正向的影响，所不同的是自有现金率前的系数由长期贷款时显著的负相关变为短期贷款时的正相关，说明在短期贷款中，银行更加关注特别处理公司的现金还款能力。从观测数量看，短期贷款组的公司数远远超过长期贷款组，说明风险较低的短期借款请求较易获得通过。从Pri系数看，国有特别处理公司获取了较多的银行借款，这与前述得出的控制权性质影响了特别处理公司进行银行借款的结论相同。在考察不同控制权性质的特别处理公司控制权性质对其债务契约建立的影响时，非国有特别处理公司会计选择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均与获取的贷款成正向关系，且在长期贷款时与获取的贷款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国有特别处理公司只有在长期贷款时会计选择盈余管理与获取贷款显著正相关。这充分说明非国有特别处理公司正向的盈余管理行为对其债务契约的建立有帮助作用，与前述论证结果一致，因此结论具有稳健性。以上实证证明了在不同控制权性质的影响下两种特别处理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对其债务契约建立的影响作用。但是，非国有特殊处理公司较大盈余管理程度获取的银行借款是否对公司后续业绩不利?为此，有必要考察所获取的贷款对两类控制权性质特别处理公司业绩的影响。本文将公司的总资产报酬率(Roa)作为被解释变量，将控制权性质以及不同控制权性质下获取的贷款和盈余管理作为解释变量，将公司规模及速动比率、行业、年份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在获取贷款的当年，所获贷款与两类控制权性质的公司业绩都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将贷款滞后两期时，只有非国有特别处理公司的业绩与获取的贷款之间仍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表明依靠盈余管理获取的贷款对特别处理非国有公司业绩的好转起了正向的作用，尤其对于非国有特别处理公司摆脱困境具有更大的积极意义。
四、结论
盈余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管理层是否进行盈余管理发生在前,股东监督与否发生在后。因盈余管理的隐蔽性,股东只知道管理层战略类型的概率分布而不知道其真实的类型,事后无法准确观察出管理层是否进行了盈余管理。为此,股东决策目标变为给定自己的类型和别人的类型依存战略的情况下,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据此,建立股东与管理层的效用博弈模型。其基本假设如下:(1)企业施行管理层股权激励;(2)管理层有两种选择,进行盈余管理和不进行盈余管理;股东也有两种选择,监督与不监督;(3)管理层不以股东效用最大化为目标会受到一定惩罚;(4)管理层和股东分别做出同质性假设,即假定管理层内部和股东内部不存在利益冲突的。
在矩阵中,π为股东未来可以获得的收益,w为管理层领取的固定报酬,为管理层未来可以获得的股权激励期望价值(为管理层对基准年度进行盈余管理的股权激励价值,为管理层不对基准年度进行盈余管理的股权激励价值,假设,θ为管理层在进行盈余管理受到的股东惩罚成本,这种处罚可能是不再发放股权激励、减少股权激励数量、降职、解聘,甚至被追究法律责任。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直接的经济利益损失(如降薪以及对股权激励授予的影响)和间接的利益损失(声誉信用损失),本文为简化处理,θ代表股东发现盈余管理后,管理层对股东作出的补偿。c为股东监督管理层所需付出的成本,c1进行盈余管理时管理层所付出的成本,c2为管理层不进行盈余管理所付出的成本,假设c1<c2)。
根据博弈理论,在这个博弈中不存在纯策略的纳什均衡,分析情况如下:(1)当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时,只有股东进行监督管理比不进行监督管理效用更大,股东才会进行监督,效用函数为:(2)当管理层不进行盈余管理时,股东进行监督将产生监督管理成本,股东不进行监督管理效用更大,效用函数为:(3)当股东进行监督管理时,只有管理层不进行盈余管理效比进行盈余管理监理效用更大,管理层才不会进行盈余管理,效用函数为:(4)当股东不进行监督管理时,管理层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牟取私利的动机就会强烈,管理层将进行盈余管理,效用函数为:如此循环下去,没有一个组合构成纯策略的纳什均衡(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但是考虑股东和管理层随机选取不同策略的概率分布,则该博弈存在一个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即:股东选择监督概率要使管理层选择以股东效用最大化不进行盈余管理为目标和以自身效用最大化进行盈余管理为目标的期望效用相等,同样地,管理层选择以股东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概率p*要使股东选择进行监督的期望效用与选择不进行监督的期望效用相等。对上述效用函数求导并化简,得到管理层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为:存在条件中的经济学含义为: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获得的股权激励期望收益,比盈余管理发现后管理层遭受的处罚损失小,且股东进行监督并发现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时获得的期望补偿超过其实施监督所付出的期望成本时,股东将以λ*的概率选择进行监督,管理层则以p*的概率选择进行盈余管理。所以,从以上式得出的结论就是必须降低股东的监督成本,提高盈余管理发现后的对管理层的惩罚成本。
二、相关建议
对我国公司而言,因监督成本过高以及惩罚成本过低,上述贝叶斯纳什均衡解只是理论上存在,实际上却不存在。为此建议如下:
1、制定合理的股权激励方案。在会计准则方面,会计准则作为一种规范和特殊协议,不可能穷尽经营活动现实中的所有情形,其给予管理层一定职业判断空间。为此,管理层可能有意识地滥用会计职业判断的规则,有意识编造或隐匿会计方法选择、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的理由或证据,进行盈余管理。此外,管理层也可以利用股权转让等方式,增加企业的当期投资收益,以便顺利达到行权条件。为此,股东在制定方案时,在设置基准年度、行权条件等财务数据时,应充分考虑与正常经营活动无关因素,重新调整相关财务数据以确保考核行权的公允性。
2、降低股东的监督成本。加强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健全规范信息披露制度的机制。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等相关规定,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完善修订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以构建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设计科学的内部机构,确保权力相互制衡。同时,对信息披露制度的机制,应要求管理层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善性,以提高股东发现盈余管理的概率并降低监督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