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在传播医疗保健中的作用范文

一、近代早期英国人对疾病和保健的认识

②平衡论与传统中医理论中“实则泻之，虚则补之”的原理基本一致。平衡论者主张的有规律的、温和的平衡生活方式，与传统中医的六经辩证论和八纲辩证论法③的理念相通。其次，环境论。近代英国人认为环境对健康非常重要，外部环境会影响健康。人生病和死亡，主要是因为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或从事不健康的职业。拥挤、空气不流通是城市瘟疫的温床。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生活在沼泽地区的人容易得疟疾，主要是因为吸入了从土地排出的有害气体。同样，制陶工人容易得肺病，生产铅的工人容易瘫痪，这都是因为工作环境不好，工人吸入了有害气体所致。甚至到19世纪，人们仍认为空气是瘟疫传播的主要途径。人们相信只有充分流动的空气和快速流动的水，才有可能保证人体的健康需要。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是健康的前提。所以，保健养生的最好办法，是生活在空气流通和没有污染的环境中。居住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不如居住在人烟稀少的农村。长期以来，英国上流社会的人和富人喜欢在郊区或农村居住，也许正是基于此观点。

再次，魔鬼论。英国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在一个对异端极度仇视的国度里，特别是在新旧教斗争激烈的近代，掌握一定医学知识的教会人士往往把信仰和疾病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想要健康就要虔诚，巫术和异教会导致疾病。信徒们普遍认为，疾病可能是被巫师诅咒或撒旦(恶魔)附体所致。巫术、迷信和对魔鬼的信仰虽然在17世纪逐渐衰退，但其影响长期存在，特别是在缺医少药的地区和贫困阶层中。18世纪，约翰•卫斯理⑤认为精神失常是典型的恶魔附体所致。乔治三世的精神失常也有人认为是魔鬼作怪。甚至到19世纪，英国还流行把咳嗽的孩子从驴子下面传过去，认为这样可以驱邪治病。⑥把疾病和死亡归于魔鬼，用魔法对抗疾病，在下层和农村比较流行。最后，原罪论。在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国家里，圣经的作用毋庸訾议。许多有关医疗保健的知识都来源于圣经和宗教读本。信仰原罪论的人认为，人的身体状况下降、疾病、痛苦和死亡都应归于原罪，是亚当和夏娃把疾病和死亡带到世界，上帝为了惩罚他们的不服从，让人类生病。圣经警告妇女会在痛苦中生孩子，这是肉欲罪的后果。17世纪，清教徒相信末日即将到来，世界很快会腐败老化，大量的瘟疫、流行病、灾难、饥荒和战争被视为是即将到来的末日的标志。疾病是死亡的警告。

⑦疾病被宗教信徒认为是上帝的手，上帝用疾病折磨异教徒。如旧约中上帝把瘟疫投向埃及人，鼠疫开始流行，这是一种惩罚，是一种神圣的愤怒，是对坏人改邪归正的提醒。那么，虔诚的人为什么会生病呢?那是上帝的警告。上帝用疾病提醒虔诚的教徒，以避免更大的精神和道德痛苦。例如，如果人被蜜蜂蜇，可用蜂蜜缓和病痛，证明了神圣上帝的提醒。上帝让人的肉体轻微痛苦，可以避免更大的精神痛苦，避免更多更危险的罪恶。⑧这样，疾病成为上帝向人们展示他意愿的一种方式。相信疾病有神圣的意义，并没有超越它还有自然原因和医疗的观念。⑨在缺医少药的年代，或许这是人们对无法治愈疾病的一种无奈;对无能医疗的一种解释;对万能上帝的一种寄托;对健康和生命的一种希冀。更多的人还是希望健康长寿;希望有万灵药，药到病除;希望有好医生，帮助他们解除病痛;希望强身健体。

二、书籍在传播医疗保健知识方面的作用

近代英国人对疾病的认识仍处于传统和迷信阶段。医疗条件差，医生数量有限，家庭是保健和治病的重要场所。那么，人们是如何获得医疗保健知识的?从塞缪尔•佩皮斯(SamuelPepys)和清教徒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Baxter)的信件和日记中，学者们发现，人们的健康医疗知识主要是通过口述的方式传播。“几乎是以母亲的奶的方式获得，也通过教堂的传教，读圣经和其他宗教作品获得。”①16、17世纪由于印刷术的发展，书籍在帮助人们解决医疗困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在落后的医疗条件下，大量书籍提倡自诊自疗、人人都是医生的理念。早期的书籍主要以防病治病为主，大多是宣传天然植物疗法的书籍，也有根据治疗经验总结医疗保健方法的书籍，还有以家庭医生或自助医疗的形式出现的家庭保健手册，以及介绍欧洲水疗的书籍。②例如，英国第一部印刷出版的医疗保健书《察尿》(1525年在伦敦印刷出版)的作者罗伯特•莱德曼认为，可以通过观察尿的颜色来判断身体健康与否。《察尿》不仅教人们如何通过尿的颜色判断是否得病，书后还附有一些针对不同颜色尿的植物药方，人们可以根据书中的方法自己诊断、预防和治疗。③16世纪这本书再版了11次，说明此类书籍非常受欢迎，其为落后地区和阶层提供了基本医疗知识。

第二，最早的一批图书中，有相当多是满足贫民健康需要的，为无能力看病的人提供了方便，为解决社会问题发挥了作用。例如，1539年罗伯特•莱德曼出版了《穷人的宝典》，其中包括大量家庭处方，主要是植物药。比如，把老树根放入白酒里浸泡然后饮用，可防治脾病。④1536年罗伯特•威尔在伦敦印刷了托马斯•毛顿的《健康必备，人人必读》⑤，到1580年，再版至少20次。他还印刷了《健康镜子———贫民的宝典》(1550年?)、约翰•德•威哥的《保健方法》(1552年?)等廉价的有关医疗保健的书。⑥由于识字率和经济能力的限制，贫民不一定自己会读此类保健书籍，通常是由那些担当乡村医生职责的乡绅和有识之士等，帮助贫民诊疗，或将医疗保健知识传播给贫民。

第三，针对看病难、看病贵等现象，有的书籍抨击传统的医疗制度和医生利用专业知识欺骗患者、开高价药的行为，为推动医疗改革摇旗呐喊。最著名的是英格兰植物药学家尼古拉斯•卡尔皮坡，他于1652年出版的《英格兰医生》，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1653年出版的《完整的植物》，成为最畅销的植物药书之一。民众不仅喜欢他的书，更喜欢他的理念。他将拉丁文的药翻译成日常英文，认为医药是公共财富，不是商业秘密，反对医生利用民众对医学的无知乱开高价药，欺骗病患。他的书很快被带到了新大陆，并受到极大欢迎。这本书从17世纪一直再版到现代，其对英国医疗制度改革的作用有多大不清楚，但在唤醒民众、揭露丑恶、推广植物药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向医疗体制的腐败敲响了警钟。

第四，书籍在促进英国人水疗养生，推动浴场改进设施和提高服务水平，提升巴斯等浴场水疗养生价值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例如，1562年威廉•特纳的《论水的用途》出版，激发了人们对水疗的热情。玛丽女王统治时期⑦，特纳因宗教原因来到意大利和德国，考察了许多浴场。在书中，他对德国的浴场做了详尽的介绍，并对英国浴场的排水系统和管理提出了改造建议。此后几年，巴斯按照他的建议，改进了排水系统，隔离了洗浴室，将麻疯病洗浴室与普通浴室隔开。浴场不仅是富人的乐园，也吸引了大批贫民。从1609年贝勒特(Bellott)救济院为需要水疗的贫民提供住处，使得贫民也有机会喝矿泉水、洗药浴，大量流民和乞丐涌向巴斯等温泉浴场，直到19世纪，人们还在指责地方救济官将流民送往温泉胜地是推卸救济责任。上流社会是社会时尚的风向标，引领大众的保健养生潮流。在书籍和宣传的影响下，1574、1613、1615、1634和1663年皇室不断到访巴斯，不仅提高了巴斯的声誉和吸引力，也引领了英国社会各阶层对水疗的推崇。1688年6月，詹姆斯二世的妻子玛丽洗过温泉9个月后，诞下“老篡位者”①;1688、1692、1702和1703年，安妮公主(1702年后成为女王)频繁到访巴斯，使巴斯成为18世纪最著名的时尚旅游胜地;②1707年，威廉•奥利弗的《论巴斯水的实用》出版，该书详解了饮水和洗浴能治疗的疾病，对水疗保健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③人们对水疗浴场的热情一直持续到19世纪。1800年，威廉•桑德斯出版《论化学史和矿泉水的医疗作用和水养生及冷热水洗澡》，继续鼓吹水疗养生的功效。第五，书籍在向富人和有产阶层鼓吹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提供养生保健专业上的指导方面发挥了作用。18、19世纪英国出版了大量关于养生的书籍。④如，约翰•罗伯顿的《论医疗政策和饮食养生》(1809年)、皇家医学会成员阿黛尔(Adair)的《论饮食和养生》(伦敦，1812年)。阿黛尔在前言中谈道:“健康、满足是世上最大祝福，有权、有势、有钱的名流们得到的健康和满足相对较少，如果不注意使用，就会损坏或完全失去。”⑤他说:“人们因欲望和激情不注意健康，在自我觉醒前，沉醉于自我满足的快乐。因为这些不明智的满足常常失去健康，任何金钱、技术和勤奋都不能恢复。”

⑥作者凭50多年的从医经验，见证了无数个案例，写书的目的是想警告那些还拥有健康的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过分贪婪权力、金钱和荣誉。⑦第六，书籍在帮助新大陆居民解决健康问题方面也曾发挥作用。近代早期英国出版的很多书籍传到新大陆，满足了美国人民对医疗保健知识的需求。美国出现大量指导健康和治疗的书，多数是模仿巴肯的《家庭医药》。出版商再版时都会强调“根据美国的气候和病症修订”。尼古拉•卡尔皮坡的《英国医生》和《完全植物药》等书也在美国再版。《英格兰医生》是最成功的非宗教英语读本，受到极大的欢迎，也激励了其他人参与这个领域的写作。19世纪以前，美国有关医疗保健的书籍主要是英国此类书籍的翻版，19世纪后，本土作家兴起。1807年，在费城出版了詹姆斯•艾威尔的《农民和水手的医疗伙伴》⑧;1822年出版了塞缪尔•托马斯的《健康新指南》⑨;1830年出版了约翰•冈斯的《贫民的朋友》瑏瑠，其代替了艾威尔和巴肯的畅销书成为最畅销的健康指南;1842年和1850年，分别出版了约翰•贝尔的《论养生和长寿》和《论水疗———水养生》等。总之，这个时期防病治病的书籍充斥着市场。同时，新的传播保健知识的途径出现，包括年历、报纸、广告、期刊、传单、海报、表演展示等。每一种印刷发明很快被用来回答无尽的医疗保健知识，书籍无疑是最受欢迎的方式之一。这些书籍对自己诊疗和养生起到一定推动和引领的作用，但也不能过高评价，因为书籍宣传的作用毕竟有限，就像今天禁烟的宣传一样，不良的生活方式很难通过宣传和说教而彻底改变。

三、医疗书籍大量出版和广受欢迎的原因

(一)人们自我健康管理是医疗书籍受欢迎的重要原因近代早期英格兰专业医生较少，专业的医疗机构更少。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几乎都在伦敦。1600年，伦敦有约50名医生、100名外科医生、100名药剂师及250名“非正规”的从业者(不包括接生婆和护士)。大城镇医疗人员储备相对较好。1550－1600年，诺里奇有约100名医务从业人员。瑏瑡当时，英格兰人口约400万，医生人数显然不能满足人口对医疗的需要，即使加上非正规医务人员(如有剃须刀可以放血的理发师、有钉掌的工具可以拔牙的铁匠)，也难以满足需求。英国正规医生多数集中在伦敦等大城市，居住在偏远地区或是英格兰西北地区的居民，无论贫富生病时都很难找到受过正规教育的医生。因此，自己掌握一些医疗保健知识十分有必要。

(二)贫民的医疗救助刺激了医疗书籍的出版16世纪以后，英格兰阶级分化加剧，农民中一部分人上升，成为富裕地主，生活水平提高，对健的需求和关注度也提高。这部分人有钱、有时间、有能力注重保健和养生。同时，英格兰农民中大部分人地位下降，贫困人口明显增加。有一部分人因病致贫，既没能力去看医生，也没能力请医生。特别是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后，救济机构减少，这些人的困境引起社会上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因此，这个时期为贫民出版了大量自助医疗书籍，如《贫民宝典》。虽然当时全国的识字率不高①，但贫民是医疗书籍的间接受益人。这些书为解决贫困和流民问题，发挥了间接作用。因此，贫民看病难、看病贵是这个时期医疗书籍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三)印刷术的发展为获得医学书籍提供了便利印刷术的发展推动了社会需求，也为满足社会需求提供了条件。此前，医学书都是手抄本。印刷使出版书籍的成本明显降低，人们有可能通过印刷的书籍了解医疗保健知识。草药书中多数都有手绘植物插图，便于人们直观地认识植物药。16世纪大量植物药书的出现给传统医疗理念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人文主义者对植物科学的关注，事实上是对人的关怀。人人都会生病，人人需要健康，草药物美价廉，容易得到。因此，市场需求是医疗保健书籍大量出版的前提。例如，有一本植物药书在1525年到1560年间重印了至少15次。②因此，印刷术的发展为医疗书籍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四)规范植物药名推动了药物书籍的出版传播随着新大陆的开辟，很多新植物传入英格兰。在给新植物命名时，为了区分，有些植物甚至用几个形容词修饰，名称显得过长;还有的情况是两种植物使用一个词，如无毒无害的“海胆”(echinus)和阻碍船运行的“鲫鱼”(remora)或“鮣鱼”(echi-neis)，在音译时容易混成一个;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一种植物有多个名字，如Ireos原来是鸢尾属植物Iris。③这样就给医生带来不少麻烦。因此，需要植物药学家修正旧药名，为新药命名。这也是这个时期出版大量植物药书籍的原因之一。

(五)职业教育的需要此前采药和医生的工作是分开的，采药是体力劳动，又脏又累，医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有文化的人，是脑力劳动者，采药都由助手完成。16世纪，医生经常因不认识他们开的药而受到批评。罗伯特•伯顿引用16世纪植物学家医生莱恩哈特•福西斯(LeonhartFuchs)的话:“甚至许多老妪或村姑都比华而不实的医生更了解常用草药。”④医生们为了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开始积极主动认识和采集草药，并开始在园中自己种植，这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渐渐形成尊重植物研究的风气。植物药也吸引了王公贵族的注意，纷纷赞助植物园，植物药学家成为他们的医生。⑤例如，爱德华六世的护国公萨莫塞特公爵，早在16世纪40年代就曾赞助威廉•特纳;伊丽莎白女王信任的塞西尔，曾雇用外科医生和植物学家约翰•杰拉德做他的园丁。当医学院的学生开始走进植物园学习时，书籍也是学生们学习的重要途径。家庭植物园兴起，植物学家可以直接观察植物，著书立说。这样，16、17世纪有关植物药的书籍大量出版发行。

综上所述，传统西医与传统中医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源自古典哲学和生产生活实践，都强调平衡中庸的生活理念。所以，汉语语境下的“西医”表述是不准确的。近代英国由于医疗条件差，医生人数有限，不是所有人都满意地或有能力将身体交给专业医生和合法机构，人们一直在尝试自己管理自己的健康，书籍在传播医疗保健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近代英国也出现看病难、看病贵，医生为了利益开高价药的现象。虽然现代医学水平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这个曾经困扰近代英国人的难题，似乎并没有完全解决，仍然困扰着各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存在一部分社会群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医疗技术可以解决许多疑难杂症，但无法解决体制和制度上的问题，医改任重道远。

作者：尹虹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