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先秦医学源流的初步探讨范文

摘要：先秦时代距今超过了两千年，这一阶段我国从原始社会逐渐过渡到奴隶社会。医药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阶段已初具雏形并流传至今且不断发展。本文按照时间顺序对先秦医学的发展进行简单探讨。并将其分为奴隶社会初期、中期和晚期三个时期，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巫医不分、医学的发展独立和分科、医学制度的形成。本文从历代文献出发，结合考古实例进行分析，探究医学发展早期源流，以作为中医学历史的简单填充。

关键词：先秦；医学史；文献；药材；医疗制度

1引言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夏商周统称的先秦时期由于年代较远，出土文物相对较少，实物记载很少。先秦时期是我国文化的伊始阶段，研究这段时期的医学历史有很大学术意义，一定程度上填补空白。本文针对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中医学进行研究，从现有的资料出发，包括考古文物以及历代文献，探索先秦时期的医学发展源流。此脉络包括了奴隶社会初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重要阶段[1]，每一时期都分别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本文就以此为线索依次进行简单阐述。

2巫医不分的奴隶社会初期

传说远古时期，百姓经常有人受毒害得病死亡，寿命很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诞生了最初的中医。《史记》有言，“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纲鉴易知录》也提到：“古时民有疾，未知药石，神农氏始草木之滋，察其寒、温、平、热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义，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文书上以疗民众，而医道自此始矣”。虽然是传说，神农尝百草可以认为是中医的开始，通过直接吃来治疗疾病。距今4000年的夏朝是我国的奴隶社会的初期阶段，在这一时期，没发现实物考古，断代也不是很清晰，只能从后期文献看来判定[2]。这一时期我国的医学知识处于医巫不分的原始阶段，古人常以祝祷为主或兼用一些药物来为人消灾治病，这类人统称为巫医。其名首见于《逸周书•大聚》：“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公羊传•隐公四年》载：“巫者，事鬼神，祷解以治病请福者也”。巫者除了祭祀外，一部分职责就是治病。此时医生是对掌握了部分医疗知识和疾病治疗技术的巫师的称呼[3]。《广雅•释诂四》：“毉，巫也。”毉，同医，王念孙疏证：“巫与医皆所以除疾，故医字或从巫作毉”。这个时期，医生作为巫师的一个分支，已经逐渐形成，但是没有独立出来。《国语•楚语下》有：“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月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的记载。在远古人们心中，无论是男巫“觋”，还是女巫“巫”，必须由民众中品行好、智能高、才学渊、威望高的人担当。《论语》中有“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的记载，在这一时期，对人们对巫医已有了一定的要求，即对从医的资格有了初步要求。

3病例和汤剂出现的奴隶社会中期

距今3000多年的商朝是奴隶社会的中期，也是奴隶社会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有了实物的考古发现。不仅出现了最初的病例，汤剂和早期的分科也出现了，医学得到进一步发展。

3.1出现了医学的原始病例和分类

在殷墟出土的骨卜辞中有关于疾病的记载，其中病例就有500余条，体现了商代整体的医疗面貌[4]，可以列举如下：最简单的涉及询问有病无病的：贞“妇好有病，唯有它？”是贞问妇好是否有病的事情。卜辞中“……病民（萌）？”、“王役（疫）民（萌）？”等记载。是询问的发病的。问病情的记载如：“贞有病羌，其死？”。“丙午卜，贞：……有病？不死？”问疾病痊愈的如：“辛丑卜，贞：病起？亡亦起？”是指病情有所起色。一则关于蜀（人名）病变的贞问记录：“甲申卜，贞：蜀祸风有病？旬又二日乙未，蜀允祸风有病。百日又七旬又六日，庚寅，蜀亦有病。……丙申，死。”这是一例少数的叙、命、验辞都具备的较为完整的卜辞。记录了从贞问蜀是否有病到得病以及死亡的经过，共计195d，是一条十分完整的病例。大量的记载也表明当时中医出现了疾病的分类，如：“甲辰卜，出贞：王疾首无延。”是关于头疼症的记载。“贞：王其疾目？贞：王弗疾目。”是关于眼科疾病的记载。不完全统计，商代人民已对耳口牙舌，喉鼻腹足，趾产妇儿等各科病症有了分类，多达30余种。虽未见有对各类疾病的专门治疗方案，但可以认为是早期科室认识的形成阶段。

3.2早期汤剂的出现

商代我国的医药学史上明确的出现了汤药，它的出现具有里程碑式意义。这一剂型我们至今还在应用。汤者，荡也。最早见于皇甫谧在《甲乙经》序文中说“伊尹为汤药”，说伊尹精于本草药性，自创汤液，煮汤本来是对食物的烹饪方法。伊尹身为厨师，根据食物、药物对治疗疾病的协同作用，从“医食同源”的角度，发明了汤剂。敦煌卷子陶弘景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提到伊尹撰写的《汤液经法》三卷，为方三百六十首。“上品上药，为服食补益方者，一百二十首；中品中药，为疗疾祛邪之方，亦一百二十首；下品毒药，为杀虫辟邪痈疽等方，亦一百二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也。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汤液经》为我国九部医经之一，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中药方剂学，也直接证明汤剂和药方的出现，以及医学彻底分科，改变了商代以前人们用生药吞服治病的原始方法，中医方剂学自此建立起来。

3.3植物入药，早期方子的实物论证

商代实物药材的考古发现可以认为是方子形成的重要证据，考古学家1973年在河北藁城台西村的晚商遗址中发现有植物种子30余枚，据考证分别是药用的桃仁和李仁[5]。“桃”字虽未见于甲骨文却来源已久，在我国已有三千多年的栽培史。关于“桃仁”，《神农本草经》说其“主安血、血闭、症瘕、邪气、杀小虫。”郁李仁果味酸而甘可生食，种仁则专供药用。这一药物也首见汉代的《神农本草经》，谓其：“酸平无毒，治大腹水肿，面目四肢浮肿，利小便水道”。由于桃仁食之可致腹泻，故这批出土物在作种子与食用方面的可能性小，其作为药用的价值可能性极大，综合考证后，专家鉴定其为药用的桃仁和郁李仁。遗址中不仅发现了作为药物的实物证据，桃仁和郁李仁两味不同的药物，一起出土，疗效上有一定相似之处，这无疑反映了方子的形成，通过药物搭配来协同治病。不宜食用的桃仁也入药，可见人们已经有了甄别意识，体现了当时药材的多样性和较高的医疗水平。

4医药制度的完善的奴隶社会晚期

周朝是奴隶社会的晚期，这一时期植物药材大量出现，动物用药、矿物用药不断涌现。《山海经》、《诗经》中有动植物、矿物等入药100多种，使用方法上也作了精细划分[6]《山海经》中的食用治病，包括了植物（草荔）、动物（鸟髯）、和矿物（浆）等不同的药材，也有佩戴疗法等，治疗方式上从单纯的食用拓展到多种方式的双管齐下。同时《诗经》中的动植物药用价值也逐渐被人们所认识[7]。另外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成就是医疗管理制度的完整建立，标志着中医医疗体系的彻底形成。周朝建立了相关医政机构，设立了专门负责国家医疗卫生的行政官职—医师，确定了医疗管理制度[8]。《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医师者，掌医之政令”，“凡邦之有疾病者、庀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医师是医生的管理者，掌管国家医事政令，负责掌管医药以供专职医生使用，并且组织派遣不同分科的医生从事医疗活动，把专门的医官划分为疾医、食医、疡医和兽医四类，医学分科得到明确的确认，甚至扩展到了兽医。周代医政机构设有士、府、史、徒辅助医师工作。士负责疾病治疗，地位最高；府负责保存医药医具；史用来整理保存医书医案；徒则是用来差遣劳役、看护病人以及制药等。医政机构的建立，说明当时的医、巫彻底分开，医生从机构上独立出来了[9]。周朝相应制定了一套严格医事考核制度，《周礼》：“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人们在年尾对专职医生进行考察，通过考核又将医生分为上等、次等、又次一等和下等等四类。从医学分科到医政机构，乃至考核制度的形成，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10]。中医学从奴隶社会早期萌芽阶段开始，发展到此时，完成了药材-医生-制度的全方位体系的建立。

5总结

本文通过对文献和考古实证的探究和分析，将先秦时代的医学历史进行简单梳理。奴隶社会对医学的探索从药材，治病方式到制度是一步步不断加深，周时期彻底的建立起来完整的中医体系。这为我国后来医学事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是我国先秦人们的智慧所在，也是医学史的一个重要部分。

参考文献

[1]李经纬.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2]沈晋贤.医巫同源研究[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2）：197~201.

[3]马力.医巫同源与分离[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6）：51~54.

[4]石开玉.甲骨文中的耳鼻喉科医学文化[J].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18（6）：595~598.

[5]贺佳君.诗经中的药物与治疗学思想[J].江苏中医，1991（7）：39.

[6]车少佳.国风中的药草意象及其功用[J].新余学院学报，2015（8）：95~98.

[7]相鲁闽.山海经及其对先秦医学的影响[J].河南中医，2012（2）：204.

[8]王蕾.先秦巫医文化研究[D].青岛：青岛大学，2016：6.

[9]杜石然，范楚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46~47.

[10]张大庆.医学史[M].2003（9）：12~17.

作者：孙菲菲；杨小明 单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