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医学院的内迁建设范文

摘要：抗战时期福建省立医学院内迁沙县办学，在艰难的环境下，师生在教学科研、抗日救亡、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适应福建省情和抗战大局的需要，政府对医学教育的重视，师生的艰苦创业是福医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福医内迁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全民族抗战，推动了闽西北医卫、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为福建现代医卫事业、医学高等教育以及医学科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其内迁时创造的文化精神启示我们办大学要有精神支撑，大学要立足为地方社会服务，大学师生应当坚守责任和使命等。

关键词：福建省立医学院；抗日战争；医学教育；内迁

学术界对抗战时期高等医学教育的研究，关注的重点多为西迁川、渝、陕的医学院校，对于处于边缘地界的医学院校只字不提，或寥寥数笔。1937年7月诞生的福建省立医学专科学校（以下简称福医）是战时创建的四所公立医学院校之一。闽海沦陷后，学校及附属省立医院被迫于1938年6月至1946年1月内迁沙县办学。与迁川的12所医学院校一迁再迁、协作办学、部分中途停办等情况不同，福医一次迁定，独立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僻处东南一隅的福医何以建设发展？其办学有哪些特点？其创建发展又有何重要意义？文章对此进行考察。

一、抗战时期福建省立医学院的内迁建设历史及特点

（一）福医内迁建设历程学校迁沙县后，校址设在城内废弃的东岳庙和关帝庙内，粗加修理后即行迁入上课，以弥补迁移时被延误的课程。时庙堂房屋“几无可利用之处”，以后经过改造、修缮、收购、增建，范围逐渐扩大，实验室暂借省立科学馆。据福医致福建省政府的迁校报告显示：教职员实到41人，学生实到93人，图书1523册，仪器370余件，财产损失17400元。［1］同年9月，附属省立医院部分人员、设备也搬迁沙县，与县医院合并，设8个科室。内迁后，由于路途险阻，人才极不易罗织，但侯宗濂校长抓住抗战军兴北方文化精英南移的契机，延聘了一批知名的教授、专家，到1941年，教师由创校时7人增加到47人，其中教授、副教授18人，均龄27岁至40岁。这些教师大多数毕业于国内外著名大学，理论学养深厚，教学、科研和临床经验丰富，精通外语，为学校发展奠定了厚实的根基。1939年8月，省政府为“促进高深医药学的研究及医药专门人材的培养”，将学校升格为“福建省立医学院”。鉴于福建医卫的现实以及师资的学缘背景，学校采用德日派大众化短学制办学模式，以班为单位，医专学制五年，学院学制六年。随着师生人数增多，沙县校区不到9亩的面积已不敷使用。1940年冬，省政府在永安黄山岭兴建分校，面积240余亩。1941年8月首期在建工程大部分遭敌机炸毁，该年秋季招收的新生暂借三元政干团作为临时校舍，次年1月新校舍修建完成，随即迁入。1943年2月永安分院迁入沙县福高校址，至此，学生学习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在教师们的辛勤耕耘下，福医扩大了办学规模。首先，组织结构日臻完善。1941年修订的《福建省立医学院组织大纲》调整了机构，在教学方面，设基础科、普通科、解剖病理科、生理药理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卫生科8个教室，并设附属医院等三个附设机构。学校采用“教授治校”的成例，设立13个特种委员会。其次，学科专业发展壮大。建校前三年只设医科专业，1940年8月招收高级医业职业班和药学专修科，1941年8月增设高级药职班和乡村医师训练班。至此，学校形成了医学本科班、医职班、药职班、医师训练班四种医学教育模式。第三，学生人数不断增加。1937年首届招生40名，到1945年8月达542名，沙县期间毕业4个医学本科班共102人。由于抗战道路受阻、经济困难等因，省内著名中学的学生无法报考省外大学，东南各省学生亦不便去西南大后方，致使学校有较充裕、优质的生源。第四，附属医院颇具规模。1940年学校在沙县另设附属医院（原附属医院迁建独立），医院集中了一批医术精湛的专家和教授，如陈礼杰、董天崙、蹇先器等，充分保证了医院实习教学水平和医疗质量。医院建立了一整套先进的管理制度，即医护人员岗位责任制、各部门工作要求、住院管理等。到1944年全院员工81名，病床45张，极大地方便了病人就诊。第五，图书设备与仪器较为完备。学校历经艰险从香港、上海、北平购置药品、仪设和图书。至1940年末，仪器设备已达到部颁标准，总价值40余万元，在国内医学院校中“算是数一数二的了”。1940年1月设立图书馆，至1943年共有中外文藏书4313册，总价值13800元。［2］

（二）艰难时期创造出一套特色的战时医学教育模式1.重视教学保证较高的培养质量。福医虽然办学条件艰苦，但始终没有放松对教学质量的监督，无论在课程设置、教学、考试、管理等方面都严格要求，保证了学生的培养质量。其课程的设置、教材的选用、实验及临症时数均照部颁标准，在此基础上依抗战实际和社会需求精密编配，如新增化学防毒、法医学等实用新课，增加了战时救护、预防医学等与抗战相关的课程时数。学校重视基础课程的教学，三分之一时间讲授原理，三分之二用于实验实习，为后期医学专业学习、研究、应用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教材除外文使用原文课本外，其他大多由本校教师自编，采用国语纲要，但所有术语、译名则兼用拉丁文、德文、英文标注分释。学生必修英文和德文，选修日语，外语课平均每学期108学时，其中英文占了总课时的6.2%。学校的教学方法力求理论简明，讲演时多用图表、幻灯、标本、模型指示，要求学生少做笔记而静听，只记重要事项，不需完全笔录。学校确立“理论与实习并重”的施教原则，千方百计地从基础到临床为学生创造较好的实习实验条件，重点培养学生的观察分析、动手实践的能力。学生考试除临时考试、学期考试外，还增加随堂5分钟测验以重平时考核。学生需经实习各科主任详细提问和严格鉴定实习报告合格后方准毕业。学校实行严格的导师制以培养学生做人为医之精神，每班5至10人为一组，设1名导师，由各科专任教师担任，指导学生活动，记录、评价每生的思想、性情、健康、服务等操行，促进学生的发展。2.注重开展与地方实际紧密结合的医学科学研究。福医自成立之日起就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并确定主攻方向为“注重福建省人体之研究，探求福建地方流行病之原因，讲求扑灭及根治之有效方法。”［3］为此，教师针对福建的地方性疾病、福建人营养状况、土产药物等30多个方面开展研究。经过努力，教师们总结并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和统计数据，部分成果达到国内一流的学术水准。到建校6周年时，已完成各类研究项目37项，出版专著或编著11部、翻译著作8部、讲义9本。为了使师生的学术成果有发表的平台，也使医药科学的发展也能配合抗战的进程，学校出版了《闽医院刊》《闽医译林》《新生命》杂志。在教师的影响下，学生中也形成了“自由中研究学术的风气”，学生自治会成立了生理学会、生物化学会等10多个研究团体。其研究活动有三个特点值得推崇：一是主动热忱。全校学生绝大多数都加入学会，有的甚至一人参加了5个。二是师生配合紧密。各学会由该科教员担任指导，举办讲演，开展辩论会，共同研究问题。三是研究具体问题。如生化学会调查沙县居民膳食状况，翻译《生物化学》；寄生虫学会调查本省疟疾及丝虫病流行问题等。师生将教学理论和地方实际相结合开展科研工作，促进了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3.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福医师生除了夙兴夜寐埋头书业和研究学术外，还认识到医学配合抗战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并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中去。例如，厦门沦陷后，林建神、姚明珠等13位同学主动请缨奔赴沿海莆田、仙游等地救助民众。以福医为首的沙县艺术团联合其他6所学校发动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学校兵役宣传队寒暑假活跃在沙县城乡，以生动的故事、慷慨的演讲、豪迈的歌声鼓舞壮丁踊跃出征。师生还积极响应抗战献金运动、征募寒衣运动、筹集征属优待金运动、伤兵之友运动等，用点滴力量支援抗战。福医师生多次以公开通电、致信的方式宣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信心和决心。侯宗濓曾率全体师生发表讨汪通电曰：“汪逆兆铭，背党叛国，罪岂容诛……愿戳力邦家，灭彼倭寇，翦除逆贼，以正国典，还我河山！”［4］学生自治会也致信沦陷区青年同学，抨击汉奸卖国求荣，为虎作伥的行为，号召同学们“发挥五四之精神，阐扬先烈之遗训，歼彼敌逆，还我国光!”［5］师生及附属医院医护人员充分发挥专业专长以救护配合救亡，成为战时一支重要的救护力量。例如，1939年9月22日沙县遭空袭，救护队于敌机肆虐后迅速奔赴被炸地点施救，之后沙县政府专门致函感谢救护队敏捷、高效的战绩。师生战地救死扶伤，既锻炼了紧急救护的能力，也在战火销烟中坚定了抗敌决心。4.注重服务社会民生。除了抗日救亡运动外，福医师生还不遗余力地在沙县开展卫生宣传，防治地方疾病，兼办社会教育，以社会服务支援抗战。学校每年春秋两季举办抗疟运动宣传周，四季举行公共卫生运动，向民众宣传疟疾、鼠疫等疫病防治常识，帮助清理住房、疏通沟渠、扑灭蝇鼠、改良厕所、注射疫苗等。学校《民众之友》周刊、《医报》日刊，以通俗的文字和漫画编写医药卫生常识、习俗改良等，遍贴街衢。福医抗建实验民众学校，向民众开展识字教育、卫生教育，教授兵役法、防空防毒常识等。学校中山室专门出版民众读物，办理各种训练班，设置问字处，开放书报阅览室，教授战时技能等。民校将社会教育与抗战救国紧密结合，增强了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间接动员了民众抗战。

二、抗战时期福建省立医学院内迁建设的历史动因

（一）福建省情和抗战大局的应对是福医创建和发展根本原因医学教育关乎民族强弱和国家盛衰，在外敌入侵、缺医少药、疫病肆虐的战争年代，其承担历史任务的特殊性与超越性就更加明显。如果说福医是为了应对疫病，改善国民卫生以及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知识分子为了收复医学教育失地而生，那么，其发展壮大就应与抗战的特殊需要相关。就省情而言，战时福建伤亡人数高达17786人［6］，福建在兵员征召和航校、军校招生时，因体检不合格被剔退者又遥领各省，而福建医事人员的匮乏使得救护和防疫工作举步维艰。据统计，1938年全省注册的西医师约300人，每4万人中仅有1名，如何救伤，如何防控疾疫，如何增强体质以应抗战，实为刻不容缓，因此，1940年后学校新增设的专业均与此密切相关。为了实施医卫人才总动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支持医学教育。1940年颁布的《军政部征集各医药学院校军医志愿生暂行办法》指出，每年向公立医药院校招收60名18至25岁男性军医志愿生，合格者每月发给学习补助费。1942年航空委员会亦颁布办法，每年招收50名男性医学毕业生担任空军军医，合格者给予全部学习费用。这些法规对福医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该校就有黄文澜、王祖鑑等志愿生获得奖助金，人年均5000元。可以说，正是中华民族的抗战决定了福医的发展必然循着实现民族自救、民族解放的道路前行。

（二）国民政府对医学教育的重视是福医发展壮大的重要保障1941年国民政府推行公医制度，为了培植公医医生，中央和地方政府无论在法规政策，还是在财政经济上均给予医学教育一定的发展空间，如设立公立医校，补助私立院校，支持医学师资进修等，《公医学生待遇暂行办法》还规定免除公医学生的一切学杂费。公医制度的推行加速了福医专业的发展，也保证了生源的充裕和稳定，以后新增的专业和短期训练班（学制2至4年，毕业后由政府分配），有效地促进了战时医卫人才的培养，也提高了学校的整体教育水平。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着力提高待遇以稳定本已竭蹶的医学师资队伍，例如1938年颁布《资助医学教师薪给暂行办法》，1940年教育部每月特补学术研究费，福医也自1941年起依教师薪俸的40%发给补助费。省政府内迁永安后，制定了建设“新福建”计划，并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对医学教育“也着实下了最大决心”，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仍不断增给福医经费以充实设备、提高工资、另设附属医院，例如，1939年学校临时费和经常费分别比1938年增加了84.7%和86.7%。［7］为了使学生安心向学，省政府在创校之初就规定医学生免费入学，每月补助膳食津贴，学校还订立《公费学额办法》《学生工读办法》，资助品学兼优的清寒学生。1943年颁布的《福建省立医学院农学院公费生待遇暂行办法》，将公费生名额增加到80%以上，到1944年福医各类公费生已达90%，共249人。［8］学校对沦陷区困难学生和侨生给予甲种公费生待遇，免收学宿杂费，品业甲等者免于偿还助贷金，徐瑞萸、曹洪霖等人均享受了免偿待遇。

（三）师生的艰苦创业是福医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内迁时，学校百废待兴，到抗战后期物价飞涨，一些师生陷入无法生活的窘境。然而，在生死存亡的国难当头，师生怀着教育救国、医学强国的大任，精诚团结，艰苦奋斗，心理学教授李为曾说：“本院同仁过去在日益艰难的环境之中不屈不挠，认真教学，孜孜研究，其不畏艰难，自强不息的精神实令人钦佩。我们深信这种精神，无论将来遇到任何困难，也必能积极发挥，克服一切障碍，以贯彻我们的意志，成就我们的专业。”［9］

三、抗战时期福建省立医学院内迁建设的历史贡献和启示

战时福医确立以“发展而成为改善国民卫生的先锋，全国的尤其是东南医药界的柱石”为办学目标，在迁建中排除万难，并徐图发展，该校的发展壮大无论是对抗战，还是对福建医卫事业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当时创造的许多教育教学理念、文化精神等仍具有承启当下的价值。

（一）福医内迁建设的历史贡献1.有力地支持了全民族的抗战。抗战以来，前线和后方均需大量的医卫人员，仅各类军队医院就需要2万余人，而当时军医中科班出身的仅11.76%，司药人员3.51%［10］，这无论在质和量上均无法满足救护工作的需求。为了应对急需，全国各类医校均扩大招生，福医也于1939年开始扩招，1940年医学本科就招收了63人，占全国30所公立医校的19.9%［11］，福医学生人数的增加，使国民政府军医署、中国红十字会在闽征用的医卫人才也随之增多，多一名医生就可多救护一名战士。据1947年统计，福医21%的毕业生投身于军事医疗机关，如林建神、吴崇和等人。不仅如此，抗战末期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中，报名应征的师生占学校总人数的48%（163人），最后有25名师生如愿参加青年军的医卫工作。前述，福医师生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活动，使福医融入到了全民族的抗日大潮中，为抗战的最终胜利贡献了力量。2.福医培养的人才为福建现代医卫事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到1949年，福医共毕业278名学生，在读学生290人，这与近代福建教会医学校零星培养的人才相比有了巨大的飞跃。福医毕业生67%被分配到了本省公共医疗卫生机构，成为福建医学领域的先锋力量，为福建现代医卫事业、医学高等教育以及医学科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些历经抗战洗礼的学子，深知医学对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意义，促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砥砺奋进，许多优秀学子后来成长为医学名家和杰出人才，他们和80多年来福医培养的10余万学子一道共同为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发展闽医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福医的一部分师生还为台湾光复重建、抗美援朝贡献了力量。福医培养的一批进步青年和优秀共产党员如孟琇焘、姚明珠、薛介民、林建神等，他们积极领导抗日救亡活动和解放战争“第二条战线”的运动，推动了民族民主革命事业的发展，多名同志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3.福医内迁推动了闽西北医卫、文化和社会的发展福医与省内外11所内迁闽西北的高校一样，不仅是“谋员生教学的安全，但同时也有开发内地繁荣内地的抱负”。［12］附属医院优质的医疗服务有效地提高了闽西北的医疗水平，也吸引了大量军民前来就诊，仅1940年门诊量就达37252人次，日均出诊量100多人次。［13］福医内迁使闽西北医学生从无到有，至1941年，沙县、永安、南平、三明等地医学生已有19人，1943年至1945年毕生业中就蒋亭镕、魏承忠等7人留在闽西北工作。福医在沙县开展社会服务，不仅促进了当地公卫事业的发展，也使民众树立了文明观念和对新医的信任。福医兼办的社会教育，“不仅输送给了民众簇新的战时文化食粮，也唤起了民众政治意识的觉醒，推动了闽北文化的发展。”［14］

（二）福医内迁建设的当代启示1.办大学要有一种精神。福医沙县办学得以克服万难、发展壮大，依靠的是精神的支撑。这就是爱国爱校、艰苦创业、团结一致、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就是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就是崇尚科学、严谨治学的学术精神，这些精神品格和学术传统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融入了福建医科大学的传统之中。80年来，福医师生正是接续秉持了这些精神，在传播知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服务社会中不断追求卓越，“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续谱了闽医之源的华彩篇章。2.大学要立足为地方社会服务。福医自觉地把教学科研活动与地方社会紧密结合，达到了推动了福建医卫事业发展以及自身发展的双重效应。今天，福建医科大学为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医卫人才支撑，传播文明卫生理念，提供医药科技服务等，都是很好地秉承了战时学校为地方社会服务的优良传统。3.大学师生应当坚守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战时福医师生安贫乐道、乐观向上，教师认真教学科研，学生勤奋刻苦学习。侯宗濂曾说：“我们的共同目的在救众生，我们的重大使命在完成‘富强康乐’之国家。”［15］学校今天的办学环境与战时已截然不同，但培养具有科学精神、人文素养和专业素质，富有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医学人才的教育目标始终不变。面对市场经济潮流及多元文化的冲击，师生应学习先辈校友济世救民、振兴中华的担当精神，坚定医学初心，牢记医学使命，增强为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奉献社会，服务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参考文献：

［1］福建省立医学院财产直接损失报告表［A］.福建省立医学院、福建省政府、教育部关于抗战期间直接间接损失调查表、报告表，1940，福建省档案馆藏，0071-001-000268：80.

［2］专科以上学校概况调查表［A］.福建省立医学院、福建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关于学校概况调查表、文化界动态等的文件，福建省档案馆藏，1944，071-001-000195：28.

［3］侯宗濓.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创办之意义及其经过与将来［J］.闽政月刊，1937（2）：22-23.

［4］本院学生自治会讨汪通电［G］.福建省立医学院青年节纪念特刊，1940：18.

［5］本院学生自治会为青年节与游击区青年同学一封信［G］.福建省立医学院青年节纪念特刊，1940：19.

［6］福建省档案馆编.中国抗日战争全景录•闽台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103.

［7］三年来的本院概况统计［J］.闽医院刊，1941（1）：32.

［8］各级学校学生人数调查表［A］.福建省立医学院、福建省教育厅、教育部关于公费生、公费生付食费特别补助费的文件和学生名册、学生人数统计，福建省档案馆藏，1943，档案号：0071-001-000381：15.

［9］李为.院庆四年［A］.福建省立医学院四周年纪念特刊，1941：8.

［10］张建.抗战中的军医教育［J］.军医杂志，1942（1）：8.

［11］芳渊.推行公医制度与训练各级干部人才［J］.社会卫生，1945（7）：3.

［12］志坚.协大与邵武［J］.协大周刊，1938（6）：26.

［13］省农院、省医学院、省军人监狱、乡镇警察所、城区学校调查表［A］.沙县档案馆藏，1940，档案号：26-1-3.83：4.

［14］晓林.迈进中的福建省立医学院——光芒初露的南海明星的诞生［N］.南方日报，1939-10-13（4）.

［15］侯宗濂.共同努力完成我们的使命［J］.闽医院刊，1941（1）：2.

作者：兰雪花 单位:福建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