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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关系论文范文

医患关系论文

医患关系论文范文第1篇

1.1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双满意调查法”实施后患者对护士接诊态度、住院环境舒适、产前产后健康教育、沟通交流、服务态度、陪同检查、穿刺技术、巡视病房及时性、满足需求及时性、患者隐私保护、费用合理性、出院指导内容等各项护理工作满意度均明显高于实施前(P<0.01),见表1。

1.2护理人员自身工作满意度“双满意调查法”实施后,护理人员对工作环境、工作压力、绩效考核、薪水分配、人际关系、个人发展机会、职业成就感、工作自主性、科室管理满意度均明显高于实施前(P<0.05),见表2。

1.3护理质量“双满意调查法”实施后,病房管理、健康教育、基础护理、母乳喂养指导、专科护理、技术操作、护理文书、消毒隔离等护理质量明显高于实施前(P<0.01),见表3。

2讨论

一所医院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及生存发展,取决于良好的医患关系。而产科是医院的一个特殊科室,产妇是一个特殊的就医群体,出于对自身及围生儿健康的关心,她们对健康的需求日益增加,因而常对医务人员提出过高的要求。有报道指出,全国医患纠纷中妇产科约占1/3[5]。戴爱秀[6]对本院医患纠纷调查发现,妇产科发生的护患纠纷占全院护理纠纷的29.21%,指出护患纠纷不仅影响医患关系的和谐,对护理人员也会产生较大的心理压力,从而产生职业倦怠感,影响工作积极性。护理人员与患者接触最多,患者对护理人员的满意度取决于护理人员的服务态度、服务意识及服务水平。有研究表明,产科护患纠纷发生原因主要包括护理技术操作水平不高、服务态度不佳、护患沟通不善以及患者或家属本身的因素等[7]。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的高低对护理工作的评价具有可靠性及参考性[8]。“双满意调查法”就是患者满意、医务人员满意,而双方满意的原则是“一切为了患者”“提高医护人员的职业认同感”。

开展双满意调查活动,有助于在了解医患双方需求的同时,尽可能改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从而缓解医患矛盾,提高患者满意度[9]。本研究结果表明,在产科实施双满意调查后,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护理人员对自身工作满意度以及护理质量均较实施前明显提高,表明该护理模式是一种有效提高护理质量并改善护患关系的方法。通过发放双满意调查表,医院及科室能够通过患者的反馈及时掌握护理人员的工作情况及医患关系情况,通过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调查,了解患者对护理人员的需求,对护理工作中存在的缺陷及时进行整改。对表现好尤其是患者点名表扬的护理人员,科室除通报表扬外,还在绩效考核方面予以充分体现,体现“多劳多得,干好多得”的绩效考核原则,并直接与评优、进修、晋职等挂钩,使护理人员个人发展机会增多,获得职业成就感,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主动实施优质护理服务,努力改善工作环境[10],搞好与医生、护理人员及与患者的人际关系,加强与患者的沟通交流,主动提高操作技术水平,从而提高患者满意度。

有研究表明,无论是物质激励还是口头表扬等精神激励,对护理人员都是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激励模式,促使护理人员发挥自身工作潜力,主动改善工作细节,提高科室管理水平,更圆满完成护理工作,从而使护理人员对自身工作满意度提高,患者满意度亦相应提高[11]。而对患者投诉较多的护理人员,除给予通报批评,按照绩效考核规定扣除相应的绩效工资外,还应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查找发生纠纷的原因,寻找更好的途径去解决问题,将消极事件转变为积极结果[12]。若护理人员再犯同样问题时,应取消评优、进修、晋职资格,从而有效督促护理人员严格执行各项护理工作规范,提高护理质量。

医患关系论文范文第2篇

在中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医疗服务是通过自费或者大部分自费获得的,所以对医疗服务的质量就会有着较高的期望和要求,一旦医疗服务不能满足这种期望和要求时,患者就会极为不满。这正是导致医疗纠纷和医患暴力频繁发生的原因之一。同样,这也导致了社会各阶层对医疗服务的不满,中低收入者抱怨“看病难,看病贵”。高收入者也在为花钱也无法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而不满。这些都是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所致。

多年以来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公费医疗长期集中于少数领域,未能惠及普通民众。医疗保险未能达到全民覆盖,以及医疗保险制度的不健全,也是使我国医患矛盾不断加深的重要原因。只有通过完善医疗卫生体制,实现医疗保障体制的全民覆盖,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医疗纠纷,真正缓解逐步恶化的医患关系。在短时间内完全改善医患关系的现状,不太现实,但是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医患关系的长期和谐发展,我们仍然要继续努力。

(一)要加大政府对公立医疗机构的投资,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增加医疗保障体制,尤其是对医疗意外的国家补偿救助机制和医疗意外保险机制,减少患者因病致贫情况的发生。

(二)提高医疗机构的管理效率,聘用专业的医院管理团队,提高医务人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吸引更多的优秀的青年人学习医学,从事临床工作,为国家的医疗社会保障体系储备高素质的医疗人才。

(三)认清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在立法时脱离“大民法”的视线,提供保护医疗行为的裁判机制,如医疗过错达到50%以上时才由医院提供赔偿的机制。

(四)发挥新闻媒体的正面宣传作用,弘扬社会正气和文明的生活方式,崇尚感恩,给予和回报社会。普及医疗卫生和科学文化知识,抵制伪科学,虚假宣传的非法药品广告。

医患关系论文范文第3篇

1.医疗道德建设严重滞后于医院发展,加之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导致医务人员服务意识淡薄,服务能力不足,与患者需求形成强大反差,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医患矛盾。在当前社会发展多元化的趋势下,社会舆论往往因一个小问题而炒得沸沸扬扬。医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社会关注度高,更难以独善其身。医患关系紧张的实质是社会问题在医院的综合反映。一方面,受社会环境和医疗体制的影响,职业道德建设在医院管理中弱化,工作方式方法简单化,空洞的说教比较突出,效果不尽如人意。另一方面,缺乏相应的培训、考核、评估、奖惩等具体举措,难以形成长期有效的机制。目前群众反映比较突出的乱用药、乱检查、乱收费以及过度医疗、开回扣药、收受红包、诊疗不认真、服务态度差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各医院,严重影响了患者利益,已成为医患冲突的爆发点。这些问题成因复杂,但医务人员缺乏道德力量的自我控制和约束,以及监督惩戒制度的缺失,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再次,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民生政策的落实,人民生活条件逐步改善,拥有和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已成为国人的迫切愿望,而目前各级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与群众需求之间还有很大差距,这在基层医院尤为突出。这种状况导致常见病、多发病等一般病人跑到城市大医院就诊,住院等候和漏夜排队挂号已成为影响医患关系的突出问题。这种状况导致患者看病托熟人走后门已司空见惯,极易造成患者和群众对医院和医务人员的负面看法,成为医院和卫生部门行风评议中的硬伤。

2.工作量大、沟通能力差、解释和服务不到位,导致患者对医院和医生心生怨气,一旦发生医疗纠纷或产生误解,极易由一般性医患矛盾上升为难以调和的对抗性冲突。目前,整个医疗行业处于高负荷状态,尤其三级甲等医院更为突出。普遍问题是,人员编制与病床数量不匹配,远远低于实际需求。医生还没上班,病人早已在门诊等候,到了下班时间,还有病人在等待就医,必须加班加点才能看完。病房医生更是辛苦,要么一天做七八台手术,要么七八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做一台复杂手术,超负荷劳动使其身心俱疲,医生成为“最艰苦的行业之一”。在这种状态下,大部分医生没有时间与患者进行充分有效的沟通。另外,少数医务人员服务意识淡漠,沟通能力低下。患者跑几十里甚至几百里路求医问诊,对病因、病理、治疗、预后、饮食起居及注意事项等还没有弄清楚,就被医生几句话或几分钟打发了,患者的心理落差可以想见,难免失望、反感甚至怨恨,极易诱发冲突。患者不但在门诊看病难,住院更是“一床难求”。据河北省省直10家三级公立综合医院统计,2014年病床平均使用率108.85%,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甚至达到155.88%。超负荷运行状况可见一斑。病人往往用市场经济的观点看待和评价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觉得花了钱就应该把病看好,加之对医学科学认识不足,期望值超越实际目标,一旦发生医疗意外或医疗差错,极易采取不理智行为或极端手段,从而导致医患冲突甚至发生暴力伤医事件。

3.法制不健全,管理手段落后,有关部门协调不力,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得不到及时解决,或解决有失公平,是催生医患矛盾升级的症结所在。目前,医疗纠纷或医疗事故一般由医患双方自行调解、依据《医疗事故处理规定》申请卫生行政部门仲裁或通过法律诉讼等渠道解决。据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介绍,医院与患方通过协调自行解决的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约占95%,通过卫生行政部门或其他部门解决的约占2%,通过法律诉讼解决的占3%左右。一般医疗纠纷或医疗事故当事人,不愿通过卫生行政部门或法律渠道解决,主要是对卫生行政部门不信任,打官司费时费力还达不到预期效果,因此大多倾向于协调解决,争议的焦点往往是赔偿的额度。在协调解决过程中,患者家属找、家属亲戚找、工作单位找,托熟人或上级说话等不一而足,医院领导和负责处理纠纷的工作人员身心俱疲。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谁找的次数多、搞得动静大,就多给些补偿,反之就少些,总体上是息事宁人,花钱买平安。这恰恰成为患方不愿意接受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的原因之一,“医闹”现象也应运而生,有的甚至成为一种职业,更增加了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处理的复杂性和难度。

二、处理好医患关系的政策建议

1.充分认识和谐医患关系的重大意义,将其作为长期工作任务来抓。医患关系与医院发展、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休戚相关,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患者和群众往往通过医务人员的一举一动来评价医院和卫生工作,评价党和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单位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担负着更重要的责任。各级政府特别是卫生行政部门,要充分认识和谐医患关系对进一步改善干群关系、增进党和政府同群众血肉联系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和谐医患关系对进一步端正医风、转变作风、促进卫生事业发展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和谐医患关系对保证正常的医疗秩序、提升医疗质量与效率、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重大意义,坚定不移地把医患关系作为医疗工作永恒的主题,把患者需求作为医院的第一要务,创新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从小事和细节入手,创建让患者和人民满意的医院,争做让患者和人民满意的医生。

2.确立和回归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进一步完善财政补偿政策。一是强化政府责任,确保公立医院财政补助政策落实到位。这是保证公立医院公益性质的基础,也是保证医院正常运转、保证职工合理收入、保证医院基本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要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有关公立医院政府补助政策的各项规定,经济条件差暂时没有能力的,也要制定规划,逐步落实。要将此项工作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的工作目标之一,列入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内容。人大要负责追踪问效,督导落实。二是坚持社会效益的根本宗旨,努力实现让患者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的目标。政府要逐步完善医院综合考核内容和指标,将医疗服务能力、患者负担水平、职业道德等作为硬性指标,如减少病人住院天数、提高病床周转率、提高诊断符合率、降低病人死亡率、降低门诊次均费用和出院人均费用,提高病人满意度等。医院不得给科室制定年度经济指标和考核内容,不得把大型医疗设备检查检验费用作为提成或变相以奖金形式发给医生。这要作为一条纪律严格执行。三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医疗信息披露制度。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定期将同级医院的医疗信息,如专科特色、技术专长、专家门诊,特别是各项收费标准、门诊次均费用、出院人均费用或单病种费用等进行公示,鼓励医院之间展开竞争,扩大患者和群众的知情权、选择权,参与医院的管理与监督。

3.全面建立和推进医院分诊制度,合理、科学、有效指导病人就医。高端医疗资源紧缺是目前我国卫生行业的一个基本事实。病人看病愿意找好医院、好医生是人之常情。但如何让病人有序就医,让疑难复杂、危重病人能够到大医院诊疗,一般常见病、多发病病人就地治疗,建立合理、科学、有序的病人分诊机制,使各类病人都能得到及时有效治疗,既是卫生行政部门的重大课题,也是化解医患矛盾的重大举措。一是提升服务能力,发挥县乡医疗机构的作用。要以提高医疗护理技术和临床诊疗能力为主要目标,采取进修、代培、师带徒等多种手段,提升专业技术水平,实现常见病、多发病和危急重症在县域内解决的目标。二是建立城市医院支援农村医院的战略部署。采取大医院专家“下沉”到基层医院传帮带,基层医生“上游”到城市医院学习充电,上下挂钩、互联互动,明确任务、目标和要求,经考核验收合格再进行下一轮培训,努力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卫生均等化目标。三是发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经济杠杆作用。通过宣传引导,鼓励和支持常见病、多发病患者到基层就医,同时在政策上给予扶持,适当加大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医疗保险患者在基层医院看病报销比例,拉开与城市医院看病报销档次,鼓励和支持常见病、多发病患者就近就医,促进病人合理分流,有效利用卫生资源,缓解城市大医院的压力。

医患关系论文范文第4篇

疾病具有社会根源,所以对患者救治的主体与方法应该是复合式的。正如凯博文所说,在导致压迫、无权、剥夺和绝望的关系模式中,最贫穷的人、被污名化的人、遭受系统性歧视的人,遭受人类不幸健康后果的风险最大。而医学干预时常是将社会问题贴上医学或精神医学问题标签的后果,即将某些社会问题转化为健康问题[3]。为此,我们需要在狭义范畴的医患关系之外,从生物—精神—社会的角度寻找问题解决的出路,即解决健康问题的同时,要解决相关的社会问题,应着力于环境、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的改变———医疗只是其中的一环。而为何会考虑选用契约法来调整医患关系呢?其重要理由之一是,当纠纷发生时,裁判者需要从复杂的社会情境中,明确具体的责任主体、最为直接的归责依据、可控的责任范围等。换言之,司法裁判者的裁判不得不忽略疾病的社会根源,不得不满足于形式合理的裁判。而契约法正好能迎合这种需求,因为其将围绕交易的社会背景“关系”全部从法的世界中驱逐,实现了形式上的合理体系。不过,在契约法领域早已开始对此进行反思,认为这种形式上抽象的契约法体系正在丧失其作为解决现实纠纷基准的说服力,有必要将一度被摒弃的“关系”重新纳入契约法之中。

这种反思对于医患关系而言,特别是在将医患关系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畴的呼声兴起时,更为必要与紧迫。由于医学关乎人照顾人的事业,医患二者之间的交换标的是多元的,不仅包括医疗技术、服务、药品、信息、货币,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尊敬、关怀、体谅、慰藉等等情感因素,后者有时是显性的,有时是隐性的,但时常会起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医患关系中的非契约性交换意义重大。在所有类型的社会中,习俗、信仰、身份、权威以及其他为人所能内化的东西,都可以用来规划医患之间有关未来的交换。诚如麦克尼尔理论所揭示的,现实中的交换不只是传统合同法上的个别交易,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其背后隐藏着林林总总的社会关系;进入社会意义上的交换之因素不仅仅是合意,还包括了命令、身份、社会功能、血缘关系、官僚体制、宗教习俗等多重因素。医患关系,可以说是麦克尼尔理论的典型展示。例如,人类早期的医患互动,限于医疗技术本身的缺乏,主要是人与人的友谊、信任与依赖;巫医模式下,人的信仰往往在与疾患对抗中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中世纪,宗教重新勾画了医生的责任,医生不仅是纯粹治疗,还要进一步给患者慰藉和安抚;无论疾病治愈是否有希望,医生都要善待包括濒于临终的患者等等。在这些被称之为医疗父权主义模式下的医患关系中,医生被塑造成患者守护神的角色,受到大众的敬仰与信赖,这种敬仰与信赖对疾病本身的治疗以及良好医患关系的维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见,从医学史的角度观察,医患之间的交换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契约性关系,非契约性交换一直与契约性交换相伴相随。但是,医患间的非契约性交换何以被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呢?可能正如学者恩格尔所认为的,赋予“还原论”唯一地位的历史与文化根结在于当年西方基督教会与科学(含科学的医学研究流派)共同体之间的一个“君子协议”。近代医学初兴之时,基督教会准许解剖人体的前提是“不许对人的精神和行为进行科学化的研究”,因为其认为,人类爱、欲、情、志与生、死、苦、难牵系的情感、意志、幻觉、想像的命题应归于灵魂扣问的范畴,属于神学的领地。这使得医学研究与救治客观上被着眼于躯体的层面。于是,生物医学训练,仅根据病理解释疾病的生物机制,专注于疾病实体,拘泥于疾病的自然过程,追求明确的、可测量的结果,而对疾痛的关注被退化萎缩,甚至是千方百计将医护人员的注意力从疾痛中驱赶出去。医生,只是躯体“在场”“处置”患者的疾病与创伤,仅以技术操作者的身份出租自己的技术与技能,刻意“去主观化、去情感化,追求客观化、符号化、数字化”,而让精神、灵魂则处于一种“离场”状态。

毫无疑问,医学超越科学性的人性特点使得它成为一门不适于还原的学科,而狭义的依赖医疗技术、忽视患者的疾痛、漠视治疗的人性化,正是现代医学的一大败笔。虽然如此,但西方医学文化与西方法治文化霸权地位的确立,使得原本注重身心疗法的中国中医、印度医学等,在西化潮流的冲击下,变得边缘化。而作为关注人外部行为调整、不能支配所有的德性行为的人定法(humanlaw),则正好与上述的生物医学模式相契合,契约法更是如此。事实上,对医生而言,“给患者开处方不难,理解和谅解他们难”的现实,让其更愿意从技术上谈论疾病[7]250。于是,医患间契约性与非契约性交换在法律规范领域展开的博弈,注定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以诉讼方式维系责任的契约性交换胜出。当交换关系被纳入契约法律规范范畴后,人类许多美好的情感交换的支付获取,因为难以界定、量化、考评,无法获得法律的肯定或否定,或仅仅只是一种难以救济的权利宣言。如此一来,原本应充满信赖、友善与温情的医患关系变成了一场理性的算计,非契约性交换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的压缩。

二、医疗商品化

契约性交换本身,作为一种冻结了感情因素的、单纯给与取(gaveandtake)的关系,是一种功能性和计算性的交换关系。这种理性的计算,使“供给和需求”成为“经济人类”的精明智慧。当作为理论上能够被量化、货币化及操作标准化的医疗技术在医患间的交换过程中所占分量日益增大时,理性经济人的思维方式在医疗行业中盛行也就成必然。医疗技术是职业医生战胜家庭主妇、巫医、江湖游医的重要武器,也是其与患者交换的关键砝码。医疗科学在预防及治疗疾病的作用,可以说是20世纪的奇迹之一,它使人类获得健康的机会更多,也使人类对职业医生的依赖越来越强。但不能否认的是,医疗技术的发展,客观上受到经济力量的驱动,其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场争夺地盘的运动,并使得掌握医疗技术的人员获得了医疗行业相当程度的垄断地位。一般而言,强势团体会玩弄权术、争夺交换的操纵权,医疗行业也概莫能外。拥有市场力量的医疗方不只是价格的接受者,还会调整收费标准或项目。虽然医疗被认为不应有利润的动机,但因为无法获得足够的物质支持,所以,即使超过85%的国家医院不是政府的就是非营利性的,利润动机并没有从医疗保健部门完全排除。大多数医生的工作难免会受到利润的驱动,就像药品公司、零售药店和治疗仪器制造商一样[8]186。私人诊所、私立医院更是如此。此外,医疗机构的考核机制也往往存在经济激励。现代医院和医生主要是按项目付费,每增加一个诊次、检查、检验或手术都会增加医疗方的收入。所以,医疗方的行为就像有理性的经济人一样,也就不足为奇。不少国家,将医疗视为服务商品,并进而将医患关系的调整纳入合同法之中。比如,在英国Sidawayvs.BoardofGovernorsofBethlemRoyalHospital案中,Templeman勋爵称“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从起始上是合同关系,医生提供服务,对价使患者所支付的费用。”新西兰等国家更是把患者视为消费者,颁布了健康服务消费者立法[9]。但是,当治疗本身被视为商品时,商品的价值体系,必然会主控现代医疗机构,主导医疗价值取向。医疗方将不得不计算其成本、收益,考虑如何赢取更多的利润,及如何避免亏损甚至破产。医疗方的每一笔付出,都希望得到相应的回报。对患者的精神护理越来越被认为应该纳入医疗费用的范畴,因为为妥善处理患者的精神烦恼,医生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10]。也就是说,医疗经费必须包括适当程度帮助患者处理疾痛经验的费用;对心理—社会性的医疗干预,给医方以适当的补偿,应得到制度支撑。否则,医疗方可能会遵循“以最少的劳动,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这一基本的经济原则,缩短问诊或治疗时间,以便接待更多的患者(当然客观上也存在医生不得不治疗大量患者的情形)。中国的医疗行业本身,在近现代出现了重大转型。晚清时期,西方医学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传统中医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逐渐转为以西医为主的局势。民众接受西医治疗时,也把西方的医术、医药和现代医院的管理方式、规章制度及医学教育等传入中国。但在西方,其医疗体系往往与其宗教传统有关,教会医院更以教义为其精神内核。而西医在中国的盛行,依靠的是其技术疗效,并不以宗教价值内核为精神支柱,也没有有效注入中国社会传统的医学精神[11]。在此背景下,医疗行业的外在形式已从传统转向现代,并面临行业市场化、产业化大潮的冲击。如果以契约法调整医患关系,将会使得理性经济人的思维方式极易在医疗行业中蔚然成风,导致医疗商品化。

三、违约救济虚置化

从契约法的角度观察,违约即承诺未被兑现,所以违约责任的追究主要看承诺者承诺了什么。如果契约中的一方对未来事态的发展能够前瞻,则其往往不会作出将自己置于不利境地的承诺。既然如此,法律要通过经医疗方事先精密“盘算”过的程式以及带有格式合同性质的文书,追究医生的违约责任就绝非易事。尽管在法律理论上,有一系列的规定在修正这种困局,例如诚信原则、契约缔结前的信息告知义务,将虽未约定但具有合同自然属性的条款规定为合同内容等等。但是,所有这些举措能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除了医疗者,没有人能把握好医疗行为恰当的限度与轻重,包括法律专家———立法者与法官在内。无疑,医学领域的问题有其自身的特性。首先,不仅仅是患者,整个社会都在不折不扣地依赖医疗方。医患关系是一个建立在专业高度分化中的供需关系,这意味着其实质上是一个不平等的关系。身体不适的患者对医生的依赖是常人难以想像的,仅仅依靠契约、法律中的形式平等来调整医患关系将难以奏效,甚至会适得其反。一方面,患方受到身体疼痛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恐慌,甚至经济压力带来的种种困扰,而医疗方具有绝对的专业资源优势;另一方面,患者的身体或精神无法估价,如果估价,显然远高于物品和技术的价值。于是,在上述情况下签定的契约,本身符合契约法中乘人之危的构成要件。但是,没有人会为此向法院申请撤销该类合同,因为这是医患契约的天然属性。这一天然属性提醒人们不能用普通的契约法来规范医患关系,否则所谓的违约救济就会显得不合时宜。其次,长期形成的医疗父权主义在法律父权主义模式下,必定会转化为医疗方自我保护的有力盾牌,用以在契约中占据有利位置。如果完全根据古典契约法所设想的,一方责任的根据只能是其自身的约定,有约定就有责任,没有约定就没有责任。那么,医生的专业优势使得其在约定时,会让契约责任的入口变得非常狭小,致使违约责任的承担难以成为可能。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约定有时会演化为用来掩盖强者欺凌弱者的障眼法,弗雷德说对价学说不该存在的判断是有其道理的。同时,医生的专业优势不仅体现在约定阶段,还体现在为医疗纠纷查找因果关系过程中。在复杂的医学专业中,医疗方并不难寻找到“合适”的理由;而且对这个理由是否成立具有重要意义的鉴定,无论如何设计鉴定规则都难以摆脱来自“近亲”关系的干扰———因为专业的问题需要专业的主体来定夺,医学的问题也只有医学人士才有真正的发言权。再者,正如上文已经提及过的,人的身体是其环境的产物,个人、家庭、工作、社会对疾病的发作和加剧会产生循环影响,包括恶性循环。而现在似乎要把社会很多问题归入医学问题,试图在医学技术中寻求解决,即所谓的社会问题医学化。但医疗科技的发展还不足以能够把社会的因果关系抽象出来。因此,不确定的林林总总使因果关系法则变得模糊———这不是因为因果关系本身不确定,而是因为对每一因果关系内含的因素的认识问题,本质上是不确定的。医疗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不确定性是医生和患者共有的经验,医患双方都要学会处理并尊重这一事实。而且,医疗技术自身也是不确定的,据称常规西方医学的疗法有53%是未经证明的[12]。因此,医疗问题很多时候无法演化为简单的公式和刻板的操作。个人与社会,都不要把医生的承诺看作是绝对的,许多违反承诺的事应得到适度容忍,或在预料之中。为此,法律也应该尊重这种不确定性,否则医生会事先对承诺进行技术化处理,让所谓的违约责任虚置化。

四、关系对抗性被强化

“法律”一词的真正意义被认为是“利益的对抗”。作为法律的适用者,法官最终只能选择一种利益而压抑另一种利益[13]。现实生活中,医患间的承诺是不完整的,人们在更多时候应该容忍。但当医患关系被纳入法律范畴后,这种容忍似乎变得不必要,因为人们会而且应该以法律规范为武器,与“恶人”作斗争。为应对诉讼,医患双方都会尽力自我保全,预视对方为“恶人”来提防。其实客观上来讲,契约本身就是医患之间的一场博弈,而法律让双方都握有可能致对方痛苦与不快的有力武器。虽然,法律这一武器时常基于某种理由有意“偏护”患者,如赋予医生的告知义务及设置一定程度的举证倒置或过错推定,但患者仍难以在这场博弈中取胜。因为,医疗方有更有力的武器即专业优势,来应对这场博弈。面对医患契约中遭遇的不信任以及司法诉讼的可能,医治者的角色可能转变成纯粹的技术提供者,甚至患者的对手。疾病关乎身体、自我与社会关系。疾痛是一种生活负担,威胁着人的自信心和控制感。没有任何东西像严重的疾痛那样,能使人专注于自身的感受。患者由于无助、焦躁、脆弱、敏感甚至愤怒,会要求很多。为此,有些患者被视为潘多拉的盒子。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医患关系有时是一个丰盛而辛辣的人性大杂烩。因此在治疗中,医生为人处世与患者个性一样关键。医疗诉讼让医生举步维艰,治疗事故、用药未完全征得同意,甚至医疗进展不佳,医生都可能面临诉讼。为此,有些医生可能会在治疗中做好防卫,注意同行的评价,提防患者的诉讼。这种谨慎还会使得医生按章行事,熟悉各类规范文件,甚至试图一眼就能辨认出“高风险”的患者及家属,然后把他们推荐给其他医生。医疗作为直接照顾人类的事业,应该人道,否则,将难以被信赖。但医生与其他人一样:当被生存状况逼迫时,会变得危险。为维持给予与还回互惠关系的顺畅,法律试图使医患双方在国家法律权威的监督下,实现“给予与回还”义务的履行。但通过法院判决所铸造的“给予与回还”关系,可能使本来应友善的关系演变为敌视的冤家关系。因为“经过详细交涉的契约对在交易的当事人间创造良好的交易关系是个障碍”,其“即使在交涉阶段能够达成合意,深谋远虑而创造出的决定,有时反而带有不理想的交易关系,……这种(详细的)条款的设定表现出双方缺乏信任,想要建立起友情关系的愿望不强烈,将理应相互协助的交易变成了敌对的(斤斤计较的交易)……”因此,对于经过医疗方严防死守的医疗纠纷———这或许正是法律的初衷之一,患者在现实的诉讼中难以获得有利地位。而当出现纠纷而法律途径又难以获得满意救济时,患方往往在体制外寻求“救济”途径,中国出现的“医闹”、“伤医”等事件,就是非常典型的例证。

五、启示

医患关系论文范文第5篇

1.1信息时代诊疗情境中知识和话语权仍然不对称在医学治疗领域中,因为掌握医学专业知识不同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必然导致医方享有绝对的话语权,使得行业遭遇信息化,医疗环境、医患关系的颠覆在所难免。当信息技术介入医疗之后,患者很容易掌握工具、数据、信息和真相,就会产生医生的权威危机或者患者出现挑战权威的可能。因此,当患者知道更多之后,如果医生的说法不能使其信服,医生会面对更多的质疑。

1.2利益关系上兼具互惠性与矛盾性现实中,政府的医卫经费投入不够,“目前我国的医疗开支仅占GDP的4.89%,都不及古巴,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这一现实决定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不够。1978年后,我国医疗政策改变,医院管理和经营机制向市场化转变,医院开始追求社会平均利润甚至超额利润,医院的公益性出现缺失[2]。近年来,医患纠纷型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而且在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纠纷中,患者及其家属越来越多地采取干扰医方的正常工作秩序、贬损医方的声誉等种种非法手段迫使医方答应其不合理利益诉求。

2讨论

2.1培养以患者为中心的人文精神医学与人文本来是浑然一体的。医学起源于哲学,成就于医药,回归于人文。见病见人,见人见病,人有肢体的病痛也有精神的疾苦,在病痛时其精神亦是痛苦的,尊重患者是医学人文之本。从医院层面来讲,医疗机构应以医学人文精神为核心,引导医院的规划与布局、运营及管理,将患者的地位、尊严、价值、权利及自由与发展放在首位加以关怀[3]。在医学史上,无论中外,医院的兴起无不与仁爱、照顾和关怀相关[4]。我国北宋时期文学家苏轼,在疫病流行期间,创办了“安乐病坊”以照顾无家可归的患者;英国在“明天的医生”报告中提出医学教育和实践要加入更多的交叉课程,以达到医学人文与医学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对医务人员方面而言,如何在针对疾病的技术能力和面对患者的人文精神之间保持平衡协调,是现代医务人员必须努力做到的。

2.2引导患者期望值在预防医疗纠纷中的应用通过对患者期望值进行有效引导,尽量缩小患者期望值与医务人员期望值之间的差距,最大限度地预防医疗投诉与纠纷。①引导患者期望值并维持在一个客观实际的合理水平,能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和满意度。②提升医务人员个人素质与服务水平,提升患者病有所医、病有所养的安全感。③注重加强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在考虑个体差异的前提下,充分取得患者和家属的理解与配合。早期及时干预、甄别患者不合理的期望值,将医疗纠纷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2.3开展健康教育,缩小医患知识差距虽然互联网时代,大众获得医疗信息的途径有了捷道,但医学毕竟是一门专业性强的高深学科,面对海量的信息,患者很难甄别良莠,还是期望专业人员的帮助。因此,医务人员应当主动承担起对患者、对社会的责任,采取多种多样的健康教育形式,如科普、专题讲座、版报、健康家园活动等。在宣传过程中,医者要让患者感觉到诚意,缩短彼此距离,积极主动地进行深层次的交流、沟通和有效的协调。

2.4建立独立的、畅通的、合理的诉求渠道医患关系紧张,伤医事件不断涌现,这是不争的事实。医院在增强安保力量方面,似乎不断有新举措出现。对于伤医事件,法律处罚也多是严厉的。可没有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问题的症结关键还是在于患者维权渠道不畅通。由于治疗中各种潜在因素,医患纠纷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有一个独立的、畅通的、合理的诉求渠道,用制度公平和程序公平来保证对纠纷事件的公平处理,也能够很好的处理大部分医患纠纷事件。作者认为可以借鉴韩国的做法,建立专门的第三方机构,如医疗纷争调解仲裁院。

医患关系论文范文第6篇

(一)稿件数量和分布从2006到2012年,总共收集到的样本有164篇。其中2006年21篇,占总量的12.80%,2007年16篇,占总量的9.76%,2008年19篇,占总量的11.59%,2009年23篇,占总量的14.02%,2010年27篇,占总量的16.46%,2011年31篇,占总量的18.90,2012年27篇,占总量的16.46%。由此可见,稿件数量分布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二)事件性质本研究将所报道的事件根据性质分为正面、负面和中性三类,这一分类只针对事件本身,而不涉及媒体在报道中的立场倾向。正面指所报道的事件体现了和谐的医患关系或者有利于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负面指所报道的事件体现了医患矛盾或者不利于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统计结果表明,事件性质为正面的报道为59篇,占总量的35.98%,负面的报道为90篇,占总量的54.88%,中性的为15篇,占总量的9.14%,负面报道明显高于正面报道,两者相差17.9%。我们将每一年所报道的事件的性质做了进一步对比,见图1。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正负面报道比例差波动较大。从2006—2008年,正面报道在数量上高于负面报道,从2009年开始,正面报道数量开始低于负面报道,2009年和2010年的情况尤为突出。从2009年开始,负面报道数量大幅度上升,但正面报道数量没有太大的变化。

(三)报道主题本研究将报道主题分为8类。由表1可知,报道主题主要集中在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医患暴力冲突事件、医方其他负面事件(如医生拿回扣、医院用假药等)、医院/医生正面形象宣传这四个方面。其中“医疗纠纷/医疗事故”这一主题的比例最大,占总量的33.54%。笔者认为,由于医患双方医疗知识和信息的不对称,医患沟通的不及时等问题,最容易造成医患矛盾。在医疗纠纷、医疗事故中患方往往会向媒体求助,因此该主题的报道比较多。正面主题主要集中在医院活动和医院、医生的正面形象宣传。负面主题主要集中在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和院方的其他负面事件。关于医患关系现状评析的报道所占比例最少。

(四)报道版面由表3可知,关于医患关系的报道主要集中在A版,占了总量的52.44%。A版中的新闻大多为要闻,相对于其他版面的新闻更为重要,这也从里一个侧面表明,医患关系已成为当今的社会热点问题。我们将A版所刊登的相关报道按其性质做了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在A版刊登的正面报道有25篇,占正面报道总量的42%,而负面报道有53篇,占负面报道总量的59%,由此可见在A版刊登的报道中,负面报道多于正面报道。

(五)报道体裁由表4可知,报道体裁主要是消息,占了79.88%,深度报道比较少,不到2%,可见《钱江晚报》对医患关系问题的深入挖掘不够。表中的图片新闻,多数为图加简短的说明,因难以归入其他体裁类型,故单独列出。

(六)新闻来源从表5中得知,新闻来源最多的是《钱江晚报》自采,其次是转载和综合,转载新华社的报道排在第三。网络博客文章的引用有4篇。

(七)信息来源本研究将信息来源分为官方、民间、网络和其他四类。官方信息来源主要是指政府、卫生部门、医院,民间信息来源主要是指读者热线电话、读者来稿等等,网络信息来源主要包括网友发帖、微博等等。由表6可知,在《钱江晚报》的信息来源中官方信息占了很大的比例,是民间信息来源的两倍多。民间信息来源较少。其他一类所占比例最大,主要是指未提及信息来源的报道。

(八)语义倾向语义倾向是指不受事件本身的性质影响,而是媒体在报道中的用词、报道方式等等造成的报道倾向。由表7可知,《钱江晚报》有语义倾向的报道比较少,只占总量的12.25%,不到两成。绝大多数都为中性报道。

(九)医疗纠纷、医疗事故中的引用信息方在医疗纠纷、医疗事故中,引用多方提供的信息是客观呈现事实的关键。由表8可看出,《钱江晚报》医疗纠纷类报道中所引用事件涉及双方信息和第三方信息的报道数量最多。其余五项分类报道数量相差很小。

二、分析与讨论

(一)稿件数量分布从研究结果来看,有关医患关系的报道数量除了2007年略有下降,此后一直呈上升趋势。2009年的“黑色六月”将医患矛盾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①“黑色六月”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医患关系的思考,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受到广大关注,不少地方政府相继出台政策措施制止恶性医闹事件,从而增加了医患关系问题的报道量。

(二)所报道的事件性质从所报道的事件性质看,负面报道数量远远大于正面报道,特别是在2009年起,负面报道开始大幅度上升,而正面报道的数量没有太大变化,笔者以为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有以下原因:1.新闻的特性治病救人是天职,因此医生为病人尽心尽力往往不会成为新闻,而病人由于医生失误所受到的伤害却容易成为新闻,而且负面新闻更能引起受众的关注,或者说更具有新闻价值。2.医疗纠纷频发,正面报道呆板单一医疗纠纷特别是含暴力性质的医闹事件越来越多,仅2009年上半年发生的医疗纠纷就达550起,其中暴力性质的医闹事件22起,医患关系问题已经成为受众的关注热点,媒体自然加强了这方面新闻的挖掘和报道。另一方面,正面报道的内容却始终呆板单一,主要是医院活动、医院体制改革、医生所获奖项、医生献血等等,缺乏与时俱进。《钱江晚报》作为一份发行量和影响力都比较大的都市类报纸,具有相当的“设置议程”能力,[3]在医患矛盾尖锐化的背景下,媒体集中报道医患关系的负面新闻,让医患矛盾成为舆论中心议题,易扩大这些负面报道的负面效应。[4]

(三)报道主题本研究将报道主题分为8个方面,《钱江晚报》在各个主题上的报道分布不均,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医患冲突和医方负面报道这些主题占总量的接近一半。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医患冲突、医生受贿等内容容易抓住人们的眼球,激起人们的感情共鸣,具有较大的舆论影响力。而医院/医生正面形象宣传、和谐医患关系宣传、医院活动宣传等主题大多局限于社区义诊、医生献血、专家号网上预约方便受众等,相对于负面主题而言显得单薄无力。这种正负面报道主题上的不平衡直接导致负面报道的舆论影响远远高于正面报道。从各类主题的报道数量看,“医患关系现状评析”所占比例有待提高。笔者认为,现状评析是各种主题当中比较容易把握全局、对舆论进行有效引导的一种报道主题,但是在《钱江晚报》的医患关系报道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小。

(四)所在版面由研究结果可知,医患关系报道的版面集中在A版,一般而言A版的新闻内容多为要闻,相对于其他版更为重要。近年来医患关系一直受到舆论关注,媒体比较重视这类新闻的挖掘,并将之放在重要的版面。进一步分析,笔者发现,同样是有关医患关系的报道,正面报道刊登在A版的数量占总量的42.40%,负面报道刊登在A版的数量却占到58.82%,后者高出将近两成。笔者认为,报道版面直接影响报道的阅读量和影响力。鉴于负面报道的量本来就远高于正面报道,建议《钱江晚报》适当调整正负面报道的版面安排。

(五)报道体裁从报道体裁看,消息类报道占了将近八成,而深度报道和评论不到一成。消息作为一种最常用的新闻体裁主要是以简洁的语言文字传播新近事实,但一般不会详述经过,缺少细节。笔者认为,媒体不只是传播,更肩负着监督和引导的作用。深度报道能够全面地展现事件的过程,剖析事件并揭露隐含在事件背后的东西。评论则是最能够起到舆论引导的一种体裁,记者在尊重客观事实的情况下,对事件进行更多的分析和解读,有助于舆论引导。但是这两种体裁在医患关系报道上所占比例非常少,这是媒体需要加强的部分。

(六)新闻来源从新闻来源看,“本报”占了75%,在医患关系报道中《钱江晚报》注重掌握第一手资料,更能够保证报道的客观真实。在新闻来源中有一项是网络,主要是转载的一些医生博客内的文章。目前不少医院开通了网络平台,并提倡医生下班后在网上解答病人疑问,这对加强医患交流往往起到积极的作用。当然,由于网络信息参差不齐,媒体扩大新闻来源的同时,应加强对转载信息的核实求证。

(七)语义倾向造成医患关系恶化的原因很多,有医疗体制的原因,也有医患沟通不及时以及医生和患者的自身原因。负面事件的不断曝光,造成了受众对医院、医生的刻板印象,个别医生的收取贿赂、不负责任让人对医生整个群体产生怀疑。因此,媒体在报道中特别是报道带有争议的事件时,语义上做到公正客观就显得尤为重要,记者在采写中的立场偏颇容易造成错误的舆论引导。《钱江晚报》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绝大多数是中性报道,具有语义倾向的报道所占比较很少。

(八)医疗纠纷、医疗事故中的信息引用方医疗纠纷、医疗事故报道中引用不同方的信息和观点会直接影响读者对事件的理解。在医疗纠纷中,患者和医生常常意见不一,如果仅仅引用一方观点,舆论就可能偏向这一方,因此在医患关系报道中需要引用多方信息,做到客观公正,除了涉事双方的意见外,最好补充权威机构或专家的观点。从本研究结果看,报道所引用的第三方观点,大多来自卫生主管部门、法院等,而很少有权威的专家和民间观点。此外,报道中只有一方提供信息的数量仍然不少,笔者认为,在采访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当力争采访到至少两方,才能保证报道的公正客观。广州的“八毛门”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记者只听取了患者一方的信息,没有向医院或相关专家核实,闹了个大乌龙,虽然事后当事者赔礼道歉,但是对医院造成的名誉损害已经难以弥补。

三、思考与建议

(一)平衡正负面报道,丰富正面报道主题从研究结果可知,《钱江晚报》所刊登的正面报道数量远少于负面报道,且主题单一,版面位置也处于劣势。笔者认为,在如今医患矛盾尖锐化、医生形象妖魔化的环境下,平衡正负面报道,加强正面报道的挖掘显得尤为重要。当前有关医患关系的正面报道不仅主题单一,而且有软文嫌疑。受众往往关注与其日常生活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主题,因此在正面报道中应该注重那些能让百姓感同身受、易产生情感共鸣的报道。在正面报道中,尽量采用客观中性的语言,避免大篇幅的赞美,否则极易引发读者的逆反心理。

(二)加强深度报道和评论在本研究所收集的研究样本中,深度报道和评论的数量非常少。笔者认为,媒体若要较好地承担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的社会责任,就不能停滞在浅层的消息传播,而应深入挖掘事件的过程和原因,并作出客观深入的评析。比如,医闹事件的背后反映了患者怎样的心理,对于医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医患关系论文范文第7篇

1.1态度诚恳,取得患者对医生的人格信任要在患者面前树立良好形象,尊重患者,遵守医德,从语言和行动上表现出一个良好医者的威望。以善意友爱的语言体现人文关怀,以真诚的态度获得患者和家属信任,建立医患互信[1]。

1.2表现专业权威,在患者面前树立一个良好的职业形象介绍病情有条理,用自信的表情和语言,简明扼要地介绍病情,用语准确,避免措辞不当、用词太专业、思维混乱等情况。

1.3对患者进行评估,为患者提供可以接受的口腔诊疗通过交谈,评估患者对疾病的知晓程度、经济状况、对治疗的承受能力等,不得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哄骗患者进行高价值治疗,避免患者因为经济问题而产生心理不适,引发不满。

1.4遵守医德、尊重患者的知情权与诊疗权遵守职业道德,给患者充分的病情告知,使患者知晓病情,自行选择诊疗方式。鼓励患者参与治疗决策,使患者认可选择的治疗方案和优缺点,不致产生对治疗结果的过高期望。

1.5客观处理患者不满,不足之处积极承担责任当患者有不满表现时,用诚恳的语言进行沟通,力争取得患者理解。对于治疗不足之处,不要隐瞒和躲避,不要推拖责任,向患者分析原因,制订尽可能好的治疗方法来弥补。对于确实因口腔操作和治疗水平造成的问题,要敢于担责,设法通过沟通解决问题。如患者还不理解,积极主动地引导患者正常途径处理,不得躲避、推诿而引发患者更大的不满。

2结果

2组患者投诉和纠纷发生情况比较,2012年组患者432例,发生投诉和纠纷12例,发生率为2.78%;2013年组患者450例,发生投诉和纠纷1例,发生率为0.22%。2组对比,系统的口腔科医患沟通措施制订实施后,投诉和纠纷发生明显减少。说明制订系统的口腔科医患沟通措施,对改善口腔科医患关系,减少投诉和纠纷发生有很好的作用。

3讨论

医患关系论文范文第8篇

临床实习阶段是医学生教育工作中的重要环节,是由医学生向医师转变和过渡的桥梁,这期间病人是最宝贵的学习资源。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和病人对医疗服务要求的提高,使得临床实习资源日趋短缺,也造成了现阶段“实习医生不觉得自己是医生,患者及家属拒绝接受实习医生的服务”的尴尬境地。因此,表面看来,实习医生与患者之间没有出现紧张或恶劣的正面冲突,但今天的“平和安静”,却正是明天“医患纠纷”的隐患。临床带教教师为了保证教学效果,提前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安排好他们与实习医生配合的学习项目,但是最终得到的效果充其量也就是一出“表演”,而非真实的诊疗过程,无法从根本上调动起双方的主动性和相互需求,使得临床实习教学流于形式。医患关系的改善不仅要注重于当前,更应该着眼于今后。从临床实习阶段就应该教育实习医生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树立为病人服务的思想,为其在以后走上实际工作岗位时,能够正确处理好医患关系并真正地贯彻和体现医学医疗“以人为本”的理念打下坚实的基础。

2在临床实习阶段对实习医生进行建立正确医患关系教育的方法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病人的权利和法律意识增强。传统的以医生为中心,只注重疾病本身,而忽视病患的旧生物医学模式已经跟不上时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思想观念转变的步伐,因此,除了指导学生要掌握专业的医学知识外,还应该强化学生的服务意识,对病人要从生理、心理、社会三方面进行诊治,使学生力争做到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为人服务为中心的服务方式。针对这一教学目标和要求,初步尝试了“一站式跟踪服务”的临床带教模式。

2.1从门诊开始教育实习医生树立“患者至亲”“以人为本”的理念让实习医生从门诊开始接触病人。带教教师选择合适的患者,让实习医生协助完成基本的查体项目,并在之后的检查和住院过程中陪同患者及其家属,一方面帮助患者更快捷有效的完成入院程序,同时为实习医生提供了与病人接触和了解的机会,使双方建立需要与被需要的关系,从而顺利过渡到住院后的问诊和查体等环节。当然,需要提前告知实习医师医疗行为是一种以人和人的健康为对象的行为,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必须贯彻“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原则。在临床工作中做到痛病人所痛,帮病人所需,贴近病人,认真仔细对病人进行检查治疗,取得病人信任,让患者放心,倾吐自己的心声。带教教师在指导实习医生学习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患病过程的同时,还应该帮助其进一步了解患者及其家属的思想与态度,如对所患疾病的看法,内心的感受,尤其是对疾病的担心与恐惧感,疾病对生理与心理的影响,病人对医生治疗方案、措施与态度的期望等。

2.2在住院部进一步强化实习医生与患者及其家属的沟通和交流有了门诊的初步接触,进入住院部,开始第二阶段的培训与渗透。避免让实习医生管理超过2名以上的患者,在患者及其家属面前多肯定实习医生的工作,当面给实习医生布置任务,告知家属实习医师是最直接照顾患者病情的医生。进一步教育实习医生应该摒弃“以医为尊”、“重病轻人”、“患者求医”、“医不叩门”的思想,耐心地向患者多解释、多倾听,增加人文关怀与情感交流的投入,交往中要注重沟通的技巧。心理学研究表明“人际关系中,相似的态度、信念、价值具有吸引性”,医生的语言贴近患者生活、适合患者心理,就可取得相似的吸引。语言内容因人而异,根据病人所处的社会阶层、文化程度、习惯与患者关系亲疏等社会属性的不同,运用适当的语言形式和内容。对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村的患者等,尽可能注意医学语言的通俗易懂、简明扼要,而对文化程度较高的则注意语言的条理性和适当的医学术语,能够用数据说话的尽量使用,不可含糊、模棱两可;特别注意减少支配和强加的意识,把治疗方案等选择交给病人(家属),不轻易说“不”,用期望与引导实施医疗行为。

2.3将患者(家属)对实习医生的满意度纳入考核指标针对实习医生作为学生的角色,对其各方面的教育和要求都应该有一个量化的考核指标。将患者及其家属对实习医生的满意度纳入考核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强学生对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重视,使其认识到医患沟通能力的高低与医学知识技能的多少一样,是考评一名医学生合格与否的不可或缺的标准,两者缺一不可,不可分割。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著名的《福岗宣言》指出:“所有医生必须学会交流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缺少共鸣(同情)应该看作与技术不够一样,是无能力的表现”。这种“一站式跟踪服务”的代教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实习医生与患者的疏离关系,强化的双方的需求关系,提高了实习医生的责任感,使其能够切实体会到真实的医疗行为中医患之间的关系。但是与此同时,也增加了实习医生与患者产生摩擦的概率,因此,作为指导教师,应该做到“放手不放眼”,及时发现隐患问题,指导学生正确处理和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