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电经济研究论文范文

邮电经济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西藏;近代经济史;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藏学领域中关于西藏经济史的研究逐渐兴起，而西藏近代经济史是西藏经济史研究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我国西藏地区，社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并逐渐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如近代邮政的产生，近代化工业的创办、藏币的铸造、近代商人阶层的出现等。学界对西藏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将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有关西藏近代经济史的汉文资料展开系统的归纳和总结。

一、西藏近代经济史的通论研究

(一)研究专著

陈崇凯所著《西藏地方经济史》，该书第五篇主要从农牧业、社会经济制度、交通邮电、商贸、金融财政以及现代工业等行业的发展状况对清朝时期的西藏社会经济进行了论述;并对近代西藏亚东开关以后，西藏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进行了专题讨论。陈崇凯主要围绕货币、茶叶以及英印商品这三个方面对晚清时期西藏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展开论述，并对卢比入侵西藏地区所产生的影响做了探究，而对于晚清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即沉重的乌拉差役和苛捐杂税、佛教的盛行、频繁的战乱及动荡的时局、外国经济势力的巧取豪夺。书中第六篇对民国时期西藏地区的农牧业、手工业和采矿业、商贸、金融财政、交通邮政等做了系统的研究，而对于民国时期西藏社会经济半殖民地化主要从外商在藏的特权、英印当局操纵西藏进出口贸易和对西藏原料的掠夺以及西藏商业的半殖民地化展开论述。多杰才旦与江村罗布主编的《西藏经济简史》是一部关于西藏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专著，该书第一章就解放前的西藏经济史进行了梳理论述;书中第一章主要撰稿人吴健礼对西藏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过程中存在的特点做了总结，即“新兴的封建领主以政教结合的形式出现在社会上、保留了较多的奴隶制残余、扼杀了卫藏地区的自耕农经济和土地的自由买卖”［1］，并对封建农奴制的形成发展、经营方式、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等进行了论述;到了近代以后，西方势力逐渐入侵我国西藏地区，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对西藏地区进行侵略，政治上表现为设立政治侵略机构、培植亲帝分子等，经济上表现为索要赔款、勾结农奴主控制西藏经济进而掠夺原料、倾销商品。喜饶尼玛与王维强等合编的《西藏通史》(清代卷)对清时期西藏地区的农牧业、手工业、商贸、西藏地方经济改革以及西藏地区经济的半殖民地做了系统的论述总结。周伟洲等合编的《西藏通史》(民国卷)，下卷对民国时西藏地区农牧、工商、商贸行业发展状况以及西藏封建社会下的农奴制经济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民国藏事通鉴》一书中，郭卿友通过对民国时期的西藏农牧、工矿、商贸、邮电、货币金融、财税以及西藏近代新式工业等行业发展状况的论述，对民国时期有关藏区经济概貌进行了系统的论述。黄万纶编写的《西藏经济概论》，该书第三、四章分别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经济侵略以及就西藏解放前的社会经济制度进行了系统性的论述。陈庆英与高淑芬合编的《西藏通史》，该书第七编第六章对清时期西藏地区的手工商业等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

(二)研究论文

在《论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社会与经济》一文中，苏发祥对民国时期西藏地区的农牧业、手工业、商贸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西藏所推行的有关近代工业、差税、借贷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做了充分的肯定，指出“虽然这些经济方面的改革尝试，并未动摇或打破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但却改革当中孕育了西藏现代化工业的萌芽”［2］。但文章多就民国时期的西藏封建农牧制度进行着论述，所涉及的经济内容相对较少。在《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社会经济研究》一文中，周伟洲通过对民国时期西藏地方农业与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包括邮政交通、货币等)、西藏地方与英印的贸易发展状况系统的梳理论述，指出民国时期的西藏的社会经济状况同清时期相比，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并未产生多大的变化;周伟洲通过对西藏与英印贸易的分析，指出“民国时期藏印贸易呈增长的态势，以及西藏地方半殖民地化经济程度的加深，……它严重削弱了中国内地与西藏地方在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紧密经济联系，而且西藏经济很大程度上逐渐依附于英国，甚至在政治上严重损害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传统汉藏之间的亲密关系，更加危及到中国在西藏地区的主权。”［3］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对西藏近代经济史的通论性研究尚少，这主要是由于文献及调查资料的缺乏等使然。深入研究西藏近代经济的发展状况，通过与现代西藏地方经济发展状况相比照，从中可以产生许多有益的启迪。

二、近代西藏经济史专题研究

(一)西藏近代手工业及工业研究

在《谈西藏民主改革前的手工业行会》一文中，李坚尚对民主改革前的西藏手工业行会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通过对西藏手工业行会职能的梳理等探究，李坚尚指出“就西藏手工业行会组织本质而言，……它是西藏封建政府赖以统治和剥削工匠的工具，而不是维护西藏手工业者利益的组织”［4］。在《西藏传统手工业五金工匠的历史、行会组织及其社会地位》一文中，扎嘎对西藏传统手工业当中的铸造金、银、铜、铁的历史渊源，手工业行会组织构成及其职能，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对西藏传统手工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究;扎嘎通过对安多、康区、卫藏三大地区的调查发现:“只在卫藏地区存在歧视铁匠等手工业者的现象，而安多、康区与此恰恰相反”［5］，扎嘎对卫藏地区存在的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探究。在《民主改革前西藏阿里地区的手工业以及“贱民”问题———主要以普兰、札达两县为例》一文中，通过对民主改革前西藏阿里地区手工业一般状况所进行的系统性研究，刘复生指出“阿里地区的手工业不仅工具简陋、而且匠户较少，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甚至被称为‘贱民’”［6］;并对造成阿里地区手工业长期落后的原因进行了探究。在《清代西藏矿业史初探》一文中，房建昌认为“藏传佛教势力认为采矿会破坏风水，得罪地神，导致天灾人祸;矿业情报十分闭塞，无人研究西藏的矿业开发史;……西藏近代科技文化落后。”［7］是造成西藏近代矿业落后的主要原因，并对西藏地区金、银、盐等矿产资源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社会变迁与西藏早期现代化工业探赜》一文中，毛光远通过三个部分对近代西藏工业进行了系统的概述，即近代西藏工业产生的背景，生产状况以及近代西藏工业的特点暨历史作用。在《晚清时期西藏近代工业的萌芽与反思》一文中，李国政通过对西藏近代工业产生背景;张荫棠、联豫改革以及十三世达赖喇嘛新政的研究，对晚清时期所产生的西藏近代工业发展进行了论述。综上所述，学界对西藏近代手工业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某一具体地区的社会调查而得出，对于西藏近代手工业整体行业的发展状况等则研究较少，而且对于西藏近代工业的研究，虽然有学者已经涉足其间，也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尚未形成专题性研究。

(二)西藏近代邮政研究

就西藏近代邮政体系何时产生这一问题，有学者做了一定研究，在《有关近代西藏邮政的论著简介》一文中，房建昌认为“……近代邮政体系的建立，则是从十三世达赖开始的，”［8］并对国外学界有关西藏近代邮政研究进行了梳理。在《清末西藏邮政开办始末》一文，刘武坤指出“中国海关在西藏开办邮政，是在英国第二次侵略西藏之后”［9］，并对清末西藏邮政的产生、发展及消亡的全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在《西藏亚东关兼办邮政略考》一文中，刘武坤对西藏亚东关兼办西藏地方邮政做了专门的论述。在《西藏邮政杂考》一文中，王珏将西藏的邮运发展分为三个时期来进行论述，即清季驿传时期、清朝设局时期、民国年间西藏自办邮务时期;并对西藏地区吐蕃王朝至明朝时期的西藏驿传做了简要梳理。在《清末至民国时期的西藏邮政》一文中，吕平对清末至民初时期以及国民政府成立后的西藏邮政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在《论近代中国藏区邮电事业的发展》一文中，王川等对晚清在藏官员改革、十三世达赖喇嘛新政以及国民政府为西藏发展邮电发展所推行的措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对西藏近代邮电事业的发展做了详细论述。在《蒙藏委员会与西藏交通、邮政事业之开发》一文中，李勇军等以蒙藏委员会为研究中心，对国民政府在西藏交通和邮政事业建设当中所推行的措施以及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西藏邮政传播的历史形态与传播功能分析》一文中，卞丽敏认为“外族入侵的压力、晚清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近代化改革”［10］对于西藏邮政现代化进程起了促进的作用，其文亦对西藏近代邮政的产生及其发展状况做了系统的介绍。综上所述，西藏近代邮政是在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背景之下产生的，其在产生之初就充当着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西藏地区的工具，但是西藏近代邮政的产生与发展，亦加强了祖国内地同西藏地区的联系，对维护边疆稳定，促进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三)西藏近代货币研究

肖怀远所著的《西藏地方货币史》是一部关于西藏地方货币的专门性研究著作，该书对我国西藏地方货币的变化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论述。在《半殖民地时期的西藏地方货币》一文中，在谈及印度卢比之所以能够入侵我国西藏地区的原因时，肖怀远认为与“英印度政府固有的经济侵略政策、印度政府的贸易逆差、商品进出口结构的差异、市面上银钱较少”［11］不无关系，全文通过印度卢比的入侵、清末的改革、藏币的铸造以及和平解放前在藏流通的主要货币(包括藏币、外币和内地货币)等对近代的西藏地方货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论述。肖怀远对西藏地方货币本位制的变化进行了专门性的论述。在《关于藏币问题》一文中，宋赞良对藏币的产生、发展和解决做了详细的考察论述，并对辛亥革命后西藏地方政府所发行的纸币、币材的来源、破币的处理等问题做了研究。在《西藏铜币发展史简述》一文中，作者将西藏铜币分为初次制造阶段、规范化的制造阶段和电力制造三个阶段，通过这三个阶段对西藏铜币发展展开系统的研究。在《卢比侵淫康藏及其影响》一文中，陈一石对印度卢比入侵藏区的经过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并对卢比在康藏地区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清末中英在西藏的货币之争》一文，周永红从印度卢比入侵西藏、川铸藏元与印度卢比的竞争、贸易之争三个方面对清末中英在西藏货币上的较量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人民币在西藏地方取代藏币的历史考察》一文中，宋月红指出“在西藏解放前，西藏地区主要流通有藏币、内地铸币和国外货币，其中外币尤以卢比和尼泊尔银币为代表。”［12］美朗宗贞等在《近现代西藏货币流通与金融管理制度研究》一文中从藏币的产生、卢比的入侵、川铸藏元等对近代西藏货币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金普军、毛正伟对清末民初时期的西藏地方币制改革的措施和历史作用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综上所述，学界对于西藏近代史上的藏币研究，可谓成果颇丰。近代西藏货币，不仅仅充当着“商品交易媒介”的角色，更有一丝“国家主权象征”的意味在其中。藏币的产生和发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帝国主义对西藏的经济侵略，维护了中央政府在西藏的主权。

(四)西藏近代商贸研究

在《从商业外贸看英国侵藏后西藏地方经济半殖民化》一文中，陈崇凯通过商贸领域当中的外商在藏的特权、英印输藏的货物、印度卢比的入侵、英印对西藏原料的掠夺这四个方面的梳理和论述，对西藏半殖民地化经济特点进行了论述探究。在《近代中国西藏亚东口岸开关通商后的对外商业贸易研究》一文中，美朗宗贞对亚东开关以后的商品贸易情况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分析，指出“在藏印贸易当中，英国向西藏地区出售工业制成品和武器军火，而从西藏收购羊毛等工业原料产品”［17］，这种“剪刀差”的贸易模式使得西藏地方社会经济呈现出半殖民地化的特征。在《近代西藏亚东与印度的贸易往来》一文中，陈继东通过对亚东商路之上印藏贸易情况的论述分析，借此来探究当时西藏与印度贸易往来贸易发展状况。在亚东关开关的近二十年间，从未征收过任何关税，在这二十年当中，我国西藏地区究竟损失了多少关税不得而知，在《亚东关为什么不征税》一文中，刘武坤在这方面做了专门性的探究。在《解放前后西藏商品经济发展之比较》一文中，格桑塔杰从社会制度、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及社会环境这四个角度对西藏商品经济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民国时期内地与西藏的边茶贸易———以档案史料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曹必宏通过对民国时期内地与西藏边茶贸易的梳理，指出边茶贸易对维系祖国内地与西藏地方关系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近代西藏商品贸易与市场网络述论》一文中，康欣平对近代西藏地区内部以及西藏同祖国内地的贸易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对近代西藏的市场网络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即近代西藏市场网络运行效率低下、输出原料而输入的确是工业制成品、三大领主及其人控制着近代西藏市场网络中的商品流通和交易，近代后期西藏市场网络运行的最终控制者为外国商人及其机构。才项卓玛与尼玛仓觉通过近代西藏商品贸易结构及进出口的分析论述了英国对西藏的经济侵略。综上所述，在西藏近代的对外商贸当中，由于西藏近代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再加上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利用其先进的工业经济对我国西藏地区的经济侵略，使得西藏在对外贸易当中处于劣势地位，西藏地方社会经济逐渐呈现半殖民地化的特点。

(五)西藏近代商人研究及西藏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其它方面

在《论西藏近代商人阶层的形成》一文中，当谈及西藏近代商人阶层出现的原因时，美郎宗贞认为“其与西藏社会内部封建庄园制经济长期孕育和变动的结果有着密切的联系”［13］。围绕西藏近代巨商“邦达昌”，学界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美郎宗贞对邦达昌的研究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14］在《邦达昌的崛起及与西藏和内地的关系》一文中，刘淼主要从地理、历史、自然以及自身的因素这四个方面对邦达昌的崛起进行了梳理分析。在《西藏巨商邦达昌的兴衰与功过》一文中，张忠对邦达昌家族的兴衰发展轨迹进行了详细的勾勒，张忠指出“在全民族抗日期间，邦达昌所执行的以商抗战有力的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15］在《近代西藏社会及寺院经济探析》一文中，曾静对西藏社会寺院经济进行了论述探究，并且对寺院经济的收入结构、寺院经济的历史作用进行了分析论述。张世明《清代西藏社会经济的产业结构》、苏发祥《论清朝治理西藏地方的经济政策》这些论文虽然都涉及清代时期西藏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但并没有深入地展开对清时期西藏农业经济的研究。在《联豫在西藏推行近代化改革的历史作用及评价》一文中，许广智对驻藏大臣联豫在西藏地区所推行的军事、文教、经济方面的改革及改革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做了梳理探究，并对联豫在西藏所推行的一系列近代化改革做出了积极的评价。在《张荫棠筹藏时期的经济思想》一文中，康欣平指出张荫棠是系统提出西藏近代化改革的第一人，其做为清末西藏新政的开拓者，他的新政在西藏近代史上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历史作用，并将张荫棠筹藏时期的经济思想概括为:“振兴实业，对外商战，创办西藏银行及进行币制改革”［16］三部分。在《略论近代西藏留学生与西藏近代化》一文中，张凯峰对近代西藏留学生在西藏工矿业、邮政事业建设当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探究。周本加通过对寺院经济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寺院经济的历史作用的研究，对民主改革前的寺院经济做了探究。

结语

对西藏近代经济史的研究，目前学界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不仅仅表现在已公开发表众多的高水平论文，就是对于省域经济史或行业经济史的专著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西藏近代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宽，正由传统的农牧业、手工业、商贸研究逐渐向西藏近代经济史当中的金融货币、邮政通讯等新兴的领域扩展。西藏近代经济史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对西藏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可以丰富和拓展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对西藏近代经济史宽领域、多角度的研究，能够让我们对近代西藏经济状况乃至西藏社会状况逐渐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和认识。在学界研究取得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在近代西藏经济研究当中所存在的问题:一是目前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主要以文献阅读法为主。历史学的研究基础是对文献资料的收集与整理，这在西藏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当中也被广泛的运用。上述研究多采用单纯的史学方法，而现今学科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历史学的研究通过与民族学、社会学甚至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结合，通过对详实数据的定性与定量分析，努力实现论点的科学化。以历史学研究方法为基础，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对西藏近代经济史相关内容进行系统的梳理分析，才能更好的帮助我们认识西藏近代经济史。二是研究领域尚需拓宽。目前国内有关西藏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既有从农牧业、手工业、商贸等传统领域的研究，又有从邮政通讯、货币金融等新兴领域的研究，但对于西藏近代工业产生与发展等的研究，虽有一些文章涉及到，也有些学者也在这一方面做了一定的探究，但是学界目前尚未形成专门性的研究。三是应当深度挖掘史料。历史学研究的基础是史料，对现有史料的深度挖掘乃至充分运用，才能对历史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并通过与现代西藏地方经济相比对，得出一些有益的启迪。目前国内藏学领域研究多采用汉文史料，对于藏文史料以及英语等其他语言史料的运用相对匮乏，应当加强对现有的史料挖掘以及多语言史料的运用，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史学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多杰才旦．西藏经济简史［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p20－21

［2］苏发祥．论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社会与经济［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p152－158

［3］周伟洲．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社会经济研究［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p1－16．

［4］李坚尚．谈西藏民主改革前的手工业行会［J］．民族研究，1991年第5期，p33－36

［5］扎嘎．西藏传统手工业五金工匠的历史、行会组织及其社会地位［J］．中国藏学，1992年第S1期，p89－99

［6］刘复生．民主改革前西藏阿里地区的手工业以及“贱民”问题———主要以普兰、札达两县为例［J］．西藏研究，2008年第4期，p29－33

［7］房建昌．清代西藏矿业史初探［J］．中国藏学，1993年第3期，p141－155

［8］房建昌．有关近代西藏邮政的论著简介［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89年第2期，p44－47

［9］刘武坤．清末西藏邮政开办始末［J］．西藏研究，2000年第4期，p48－54

［10］卞丽敏．西藏邮政传播的历史形态与传播功能分析［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p85－89

［11］肖怀远．半殖民地时期的西藏地方货币［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p53－65

［12］宋月红．人民币在西藏地方取代藏币的历史考察［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p126－133

［13］美朗宗贞．论西藏近代商人阶层的形成［J］．中国藏学，2009年第4期，p3－8

［14］美朗宗贞．“邦达昌”在康定设立商号后的第二次复兴［J］．西藏研究，2007年第4期，p8－16．“邦达昌”家族名称及有关问题研究［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p39－42．从“流浪商人”到噶厦政府的“商上”———邦达•尼江考［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p50－55

［15］张忠．西藏巨商邦达昌的兴衰与功过［J］．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p163－172

［16］康欣平．张荫棠筹藏时期的经济思想［J］．西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p137－141

邮电经济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可视化；汉语言专业；人才培养；研究综述

可视化一般又被称为信息可视化，其本质就是将研究文献所包含的内在信息经过转化从而达到直观、可视化的效果。从具体的操作技术层面而言，就是利用计算机自带的图像处理功能，将隐含在海量文献中的庞大复杂的数据信息通过筛选转换，变为直观可视的动态图像。通过将信息可视化之后，可以比较清楚地知道相关专业领域中的研究现状、进展及动态，获得比较详实的前沿信息。[1]同时，由于可视化分析的结果多以“图＋表”的形式呈现，直观、简单的操作步骤以及功能强大的模块，在客观、直观之余，能更具表现力地分析研究进展。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中文学科的主要专业之一，基本上在各大高校都普遍开设，其人才培养定位是培养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在新闻文艺出版部门、科研机构和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文学评论、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以及文化、宣传方面的实际工作的汉语言文学专门人才。通过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可视化分析，可以以他者的视角呈现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优化路径，对于中文类专业乃至传统的人文社科专业的创新人才培养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作用。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数据是文本研究的基础，选择合适有效的研究数据是可视化分析的立论前提。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是衡量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研究情况的重要标准和现实参照，这其中既包括公开出版的学术论著，也包括已经刊发的期刊论文等，而学术期刊论文更因其周期短、内容新、更新快、获取易和专业性强等诸多特点，在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促进学术研究交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选用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期刊学术论文为主体进行分析，有助于在整体上了解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研究状况，并据此预测未来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发展方向和改革趋势。作为我国目前文献来源最全、覆盖面最广的中文数据资料库，中国知网涵盖学术文献、外文文献、学位论文、报纸、会议、年鉴、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是专业研究的权威文献数据来源。因此，文章选择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数据来源文献库，截止2018年6月16日，笔者设定“汉语言”并“人才培养”为检索主题或题名条件，共检索精准匹配学术文献377篇。据此，笔者随后运用多种文献计量工具，以数量统计等定量分析方法为基础，通过定性分析研究性规律为意旨，就文献资料的检索、搜集、鉴别、整理、分析，形成事实科学认识。文章通过对汉语言专业人才培养的既有研究现状进行深度挖掘和可视化分析，试图直观探讨不同研究范畴间的内在联系，进而科学有效地预测未来研究趋势和突破点，为深化基于协同创新视野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优化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资料和理论支撑。

二、既有研究可视化分析

（一）研究时间分布情况学术文献的时间分布变化是探求特定研究主题学术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在对既有文献的学术历程进行历史的、全方位的统计计量基础之上，分析相关研究主题的文献时间分布，有助于客观评价研究现状，并对未来走向进行科学预测和判断。[2]具体到汉语言专业人才培养研究文献而言，其时间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基于上述数据来源分布图可以看出，现有研究起步较晚，主要集中在2002年以后，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但总体学术界关注热度不够，年均文献量只有23.65篇，有待深化，需要学界持续关注，在科学总结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经验的基础上，推动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实践双向深化。

（二）研究层次分布情况研究层次分布主要是旨在反映现有研究的重点关注范畴和指向领域，一定程度上界定了既有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具体到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研究文献，其研究层次状况如下图2所示。从样本文献的研究层次来看，主要分为八大类，其占比情况如下：基础研究类（社科）以74.65%的占比位居首位，其研究文献主要是通过分析现象和揭示内在规律，以获取相关理论、知识和方法。[3]其次是关于行业指导（社科）类的，占比11.83%，这类研究主要是以推进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在各领域的具体化建构为方向，进行的一些探索性研究。接下来主要是高等教育层面的探讨，共有20篇文献占比5.63%。剩下的基础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社科）、职业指导（社科）、工程技术（自科）和大众文化等五类共计占比7.88%，检索可得文献28篇。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既有研究主要是立足我国当前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实践，从教育教学经验或借鉴理论工具等视角出发，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和问题等作出了探讨，为人才培养实践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支撑，但实证研究、比较研究，尤其是从高等教育层级作出的系统探讨不够，缺乏深度和力度。

（三）文献作者及机构分布情况研究文献作者分布情况，可以数据化分析研究者对汉语言专业人才培养主题的研究过程和趋势，科学的计量分析有助于了解和把握研究动态。研究作者机构分布特点，有助于得到各个机构的论文产出量，进而分析相关领域的研究重点和团体。从图3的研究不难发现，发文量最多的是新疆财经大学何奎5篇，其次是宁德师范学院的何海菊和昌吉学院的李艳玲都是各3篇，其他的作者都是最多2篇，总体没有高产作者，且持续关注时间不长。具体到研究机构的产出情况来看，基本上都是高校为主，其他科研院所关注较少，如图4所见。发表文献排名第一的是长春大学、大庆师范学院、徐州工程学院、延安大学和新疆财经大学各是5篇，其次是昌吉学院、安康学院、南华大学和陕西理工学院各4篇，产出3篇以上的有16个高等学校，其中不乏湖南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等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优势高校。

（四）学科及基金分布情况从可视化分析的学科分布图（图5）可见，已有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研究文献主要分布在中国知网收录的16个学科类别之中，文献量最多的毫无疑问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共计264篇，占比60.41%；学科论文量第二位的是高等教育学科，刊发文献122篇，占比27.92%；排在第三位的主要是中国文学学科和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类，各有文献13篇和11篇，分别占比2.97%和2.52%；余下的12个学科类别所发文献基本在5篇以下，占比不到1%。由此可见，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研究需要多学科共同参与，但既有研究还亟待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方可达成人才培养体系优化的改革目的。另外，从基金分布情况来看，总体获得资助来源的不多，只有8项，其中国家基金资助的占比一半，有4项；其他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湖南省教委科研基金、江苏省青蓝工程基金和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各1项，具体可见图6。

（五）文献来源分布情况文献来源分布情况分析是深度透视现有研究动态和发展格局的重要的指标信息之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一学科领域的现有研究水平和特点，有助于为后续研究者提供更有价值的规律判断。[5]从大数据分析结果来看，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研究的核心期刊文章（包括SCI来源期刊、EI来源期刊和CSSCI等）仅有37篇，占比9.81%，其中CSSCI核心期刊和SCI来源期刊只有19篇，占比5.04%。因而，总体高质量文献来源占比权重不大，但两种来源在共时性的变化中趋势基本一致，符合总文献的变化规律。具体而言，从图7可以看出，论文文献来源分布较广，其中刊发文献最多的是《才智》，有8篇；排名前10的刊物累计发表相关文献47篇，总占比12.47%，只有1种CSSCI来源期刊《黑龙江高教研究》发表相关文献7篇。大量研究成果主要是发表在一般性的学术刊物上，文献来源质量评价总体一般，高质量、有影响力的成果不多。

（六）关键词分布及共现聚类情况关键词是表达文献主题内容的实质性词语，是体现文献区分度的标识性词语。科学计量分析作为文献发表必备要素之一的关键词，是大数据背景下深度把握专家学者在既定领域关注热点和研究重点的重要标尺。[6]从图8的可视化分析图中可以直观显示，通过对全部现有文献量的统计发现，出现40次以上的高频词汇有4个，其中“汉语言文学专业”和“汉语言文学”分别以110次、81次的总标引数位居前两位；“人才培养”“应用型人才”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关键词出现频次分别都在59次、42次和26次以上，说明当前汉语言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重点关注的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力求通过理论研究达到人才优化的目的。 如上所言，通过对研究文献关键词的词频高低进行统计分析，有助于掌握和追踪某一特定领域的研究热点，但是仅仅通过词频排序，无法分析研究热点的关联情况和演进逻辑。因此研究者们采用了共现分析的技术来进一步挖掘这些高频词，进而揭示它们的关联和特征所隐含的寓意。[7]具体来说，圆点大小代表高频关键词词频，词频越高，则圆点越大。节点之间的联系表示两个关键词之间的关系，连线越粗，表示共现次数越多，则联系越紧密。如图9所见，“汉语言文学”“地方高校”是聚类中心点，所有节点由此引出，表明相关研究都是围绕这些核心展开，对整个高频关键词网络起到了核心节点作用。同时，它们与“人才培养”“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等是这一领域较为重要的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具有比较强的联系，既印证了关键词的分布特别，也表明这一领域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三、余论探讨

综上所言，文本研究的重要指向有两点，一在于“过去”，二是在于“未来”。对过去的窥探也是为了未来的发展，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研究，做出主体性的归纳判断，也是力图在进一步对研究趋势的把握上，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改革提供一点参考。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爆炸式发展、海量资源的指数式递增和大数据价值的日益显现，研究趋势预测就是其中之一。所谓研究趋势预测就是通过对影响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以及在上文对研究热点、研究前沿进行了梳理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双一流”背景下，汉语言文学专业自身发展以及相关的国家政策，预测随着时间向前推移未来可能出现的发展态势。[8]据此，可以预期的是，未来我国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改革和研究将集中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特色化研究。当前，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是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具体路径，而聚焦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核心要旨，也是希望通过分层和分类的建设思路，鼓励高校的“差别化发展”。据统计，截至2017年5月31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2914所，[9]其中设置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大约有2000余所。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以及各高校自身办学历史的不同，同样的其人才培养定位自然不尽相同，这种不同具体就体现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而形成不同的自身特色。但是，到目前为止的研究更大程度上是区别于办学特色研究，对类似具体到汉语言文学的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特色研究和实践的涉猎还是非常少的，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进一步深入推进，也将是未来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改革的重要课题。当然，通过基于可视化分析技术的汉语言专业人才培养的深入分析，我们同时也发现：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既有研究取得了不斐的成绩，但上述的梳理分析，也凸显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1.现有研究文献总体趋势呈现递增之势，并且研究领域相对聚焦，集中在“地方高校”和“人才培养”两大方向，这与当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改革基本趋同，但现有研究基础依然偏弱，不论是在研究数量，还是在研究质量上明显不足，理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落后于改革实践的。2.现有研究形成了以新疆财经大学何奎老师等为代表的核心学术团队，且大多以师范类高校为主，研究者多为中文系负责人或者学校教务部门的工作人员，相关管理经验丰富，但缺乏相关专门研究人员的深度介入，这也是导致研究深度不够和缺乏高质量基金支撑的制约瓶颈之一。3.尽管汉语言专业人才改革仅在新世纪之后才正式如火如荼地深入展开，但改革势头迅猛，已经具备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迫切需要在具体研究层面系统开展多学科综合交叉，逐步拓展研究方向，通过系统深入研究，将既有改革经验总结提炼上升到理论层面，以加大对全国实践层面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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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玉娟，杨海丽，孟潇，张微.基于计量可视化分析的科技政策研究现状[A].2017年北京科学情报学会年会———“科技情报发展助力科技创新建设”论坛论文集[C].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7.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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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曾秀娥.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的可视化分析[D].南昌：南昌大学，2018，49-54.

邮电经济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根据《2006年中国铁路运输市场研究报告研究报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以及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交通运输企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各种运输方式发展迅猛。铁路交通运输虽然运量逐年增长，但市场份额却逐年下降，铁路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尤其是在交通运输部门中，铁路运输的发展呈现滞后状态。这种状况与“铁路是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部门，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骨干”的地位不相适应，有些地区的线路甚至无法支撑运输需求的巨大压力，铁路运输发展滞后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明显存在。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共同规律是，当一个国家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时，铁路对于经济增长往往具有先导性的带动作用。德国和美国是发达国家的后来者，它们之所以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后来居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当时对作为社会先行资本的铁路进行高投入，从而带动和支持了其它产业的大幅度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综上所述，分析当前铁路建设存在的问题，研究制定铁路行业的发展战略，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时代课题。本论文所探讨的铁路运输行业的发展战略，即是基于此而做出的一份努力。

（二）论文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思路

就我国而言，国家铁路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否则就会严重制约国民经济的发展进程。由于铁路运输是基础产业，关系到国计民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在改革实施之前必须要有方向明确、思路清晰的发展战略的指引，才会使改革向预定目标顺利推进。因此论文的主要内容即是围绕“铁路运输行业制定发展战略的基本前提和战略方案如何拟定和设计”而展开，也就是说要从理论和方法上论证为铁路运输行业制定的发展战略是在吸取国外铁路变革经验的基础上，适合中国铁路自己的国情和路情的。

论文的研究思路如下，首先是对我国交通运输行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归结其原因，提出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加快铁路运输现代化进程的观点；然后指出铁路交通运输行业制定发展战略的基本前提。最后在借鉴国外铁路运输改革实践和成果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对国家铁路运输行业发展战略方案的设计。

二、我国铁路交通运输行业存在问题分析

中国铁路运输行业已有127年的历史。与计算机、通讯、生物等高新技术行业相比，它是个传统行业。进入21世纪，世界铁路交通运输行业正由传统行业向现代行业转变。世界发达国家铁路较高的起点上，以全新的方式，用较短的时间，完成了由传统行业向现代行业的升级，使铁路这个传统行业展现了全新的面貌。中国铁路交通运输行业建设起步并不晚，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还存在很多问题。

（一）我国铁路交通运输行业现状

改革开放以前，国家铁路实行“政企合一”的计划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与国家宏观计划经济的整体基础相适应，也与铁路当时自身经营的环境与条件相适应。当时我国经济技术落后，资金资源严重短缺，不可能优先发展资金和技术密集度要求较高的航空和公路运输，适合中国国情、运价低廉的铁路运输因而长期处于垄断优势地位，没有面临生存竞争方面的任何挑战。

进入新时期之后，国家经济运行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铁路运输行业随之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运能短缺上。运能短缺一方面是铁路物质基础相当薄弱的基本情况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是不断扩大的对客货运输的巨大需求。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铁路运能短缺的问题不可避免。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增速，铁路运能短缺的严重后果一览无余。全社会爆发出来的巨大货运需求压向铁路，国民经济发展急需的石油、棉花、粮食、煤炭、磷矿石等重要原材料运输严重受阻，影响东部地区电力供应缺口加大，迫使不少工厂半停产运行。因铁路发展不足制约国民经济的发展，使铁路素有“瓶颈”之称，国家因此而损失巨大。

同时，对局部区域铁路客运列车而言，一方面有些落后地区根本就没有开通铁路交通运输，如湖北恩施州；另一方面普遍超员严重，特别是在重大节假日。客运的全面紧张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铁路运输行业存在运能短缺问题的原因分析

铁路交通运输的运能短缺问题除运力基础与运输需求矛盾的原因之外，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这主要是：

1、就认识根源而言，关键在于现代交通运输意识的普遍薄弱。人们并未真正理解现代经济发展交通运输先行这种根本道理,为保障宏观经济高效率、高效益运行所必需的交通富裕度的观念薄弱,甚至视超常紧张为正常。现代交通运输意识的缺乏，根植于我国长期的小农经济及计划经济环境之中。环境封闭、交通不便与运输需求被抑制的长期存在，使人们很难超越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去观察和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大生产、大流通必然面对的诸多问题。

2、就经济根源而言，关键在于不发达经济的长期存在。百事待举而资金严重短缺，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基本矛盾之一。人们在拮据的经济条件下，很自然地会选择将资金投向周期短、见效快、效益高的加工工业及其他产业，而对虽然社会收益广泛，影响久远，但周期长、收益慢、直接效益低的铁路等基础产业，则往往被置于忽视地位，从而忽视“社会成本”与“直接生产成本”间的协调均衡。而这一协调均衡，又恰恰是欠发达国家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整体财力有限，所以需要一个较长时期来改变铁路的现状。

三、铁路交通运输行业发展战略的基本前提

经过近十几年市场经济导向改革，铁路交通运输行业所依存的经济环境和基础，已发生了深刻变革，面对新世纪的新形势，铁路运输行业制定发展战略必须注意两个基本前提。

（一）将铁路交通运输行业放在优先考虑的战略位置

行业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应该采取不同的战略发展模式。行业生命周期分为开始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铁路是夕阳产业，已处于行业发展的衰退期，其实无论从我国铁路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考察、还是从西方铁路复苏的国际比较考察、抑或是从交通运输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察，铁路都是需要大发展的重要交通运输方式，它正处于行业的成熟发展期。从我国铁路运能短缺这一基本事实判断，铁路运输行业处在行业的成长期，应加大发展力度，以尽快发挥其应有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另外，从节约资源兼顾环境保护的角度考察，公路和航空运输耗费石油巨大，土地资源日益锐减。相反，我国可转化为电能的煤炭和水利资源丰富，因此，占地较少、对环境影响甚微的铁路运输，特别是电气化铁路和城市轨道运输，应成为我国交通运输体系发展的战略重点。世界铁路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崛起，正处于行业的成熟发展期；而我国的铁路运输行业现处于行业的成长上升期，由此决定了制定的行业发展战略应保证其优先得到发展。

（二）依行业市场化趋势制定行业发展战略规划

在我国铁路运输行业市场化的表现在于：①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铁路货物运输需求主体单一的格局己不复存在。多元化的市场经济主体决定了多元化的运输需求主体，瞬息万变的市场行情产生了灵活多样的运输需求，使铁路运输的经营环境向市场化转变；②同一时期，铁路运输生产正常运行所必备的各种生产要素，如钢材、水泥、木材和柴油等，在国民经济市场化的总格局中，也日益市场化，使铁路运输生产的供给主要求助于市场，推动其经营成本随市场价格波动而升降；③铁路运输市场化的另一个推动因素是交通运输市场的激烈竞争，铁路运输行业开始留意研究公路、水路、管道和航空运输的动态和规律，从以前的市场垄断走向市场竞争。

以上情况说明，铁路运输生产的投入和产出两大领域，均已受到市场机制的制约和支配：铁路运输在交通运输市场上已不再处于以前的绝对垄断地位。随着时间的延续，铁路运输向深度市场化方向的发展趋势己不可避免。对铁路行业而言,就是要根据市场需求,提供其适合公众需求的特有的产品和服务,制定其行业发展战略。

四、铁路交通运输行业发展战略方案设计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要达到10万公里，主要繁忙干线实现客货分线，复线率和电化率均达到50%，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主要技术装备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在分析基本前提和借鉴国外铁路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从我国的国情和路情出发，铁路运输行业的发展战略方案可作如下描绘和勾勒。

（一）铁路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战略步骤选择

1、实现运输主业和辅业的分离

根据2005年底铁道部的统计数据，中国铁路现在职工人数有228.41万，其中运输主业职工152.68万人，非运输主业职工队伍较庞大,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铁路行业所没有的现象。铁路办社会，大而全，势必制约铁路运输主业的发展。铁路系统中的社会公共部门，如公检法、医院和学校等社会性、事业性单位应剥离出铁路系统，这些单位可以说都与铁路运输没有直接关系，长期“捆绑”在一起将导致运输主业专业优势不突出，竞争能力低下。

另外还应剥离铁路系统中的辅助产业，即工业、建筑、工程、通信和物资五大公司和若干勘测设计院，还与国家邮电网并存的铁路通信网等。机务段、车辆段、车务段和工务段等运输主业中的“多种经营”也应被剔除。这些部门或多经产业虽说与铁路运输相关，但由于没有实行分账独立核算，产业属性不同，容易导致职责不清，扯皮推委。

2、对铁路运输行业进行规范股份制改造

股份制是一百多年来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资产组织形式，既可以迅速聚集社会资本，又可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铁路行业在完成主辅业分离的前提下，选择业内的优质资产，即盈利能力强、管理效率高的资产，结合主干线、客运专线和城际客运铁路等项目建设，寻求境内外投资者，进行股份制改造，可实现企业持续快速发展。

3、通过上市融资

实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是拓宽融资渠道，解决铁路建设资金主要依赖于铁路建设基金的收取与国家开发银行的长期借贷而成的长期性的极度短缺问题。其它渠道资金的进入为铁路加快建设速度和更大程度扩展规模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帮助铁路部门引进新的经营管理理念、建立新机制。而其他渠道资金的筹集主要是通过公司上市来解决的。

相比客运而言，货运业务彼此独立性较强，更容易把市场前景较好的优良资产单独剥离出去进行公司化改制；而且，货运的国际市场开放程度高，可以更好地吸收地方政府、社会和国际投资。因此，应按照先货运后客运的次序推动股份制改造成功的企业上市融资。

（二）铁路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战略措施选择

1、积极通过多种方式筹集建设基金

在我国,制约铁路交通运输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是资金问题。美国铁路建设之所以能在1887年一年中铺轨2万多公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拥有发达完善的资本市场，可以迅速吸收国内外的投资资金。我国的资本市场虽不发达，但却具备了吸收投资的有利条件。首先，我国大陆性地理特征条件，决定了铁路还远未达到发展的极限且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其次，集装箱、冷冻冷藏、行包快运等具有高附加值的货运业务正在成为铁路新的经济增长点，经过商业性开发、建设和经营之后必将达到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在筹集资金的过程中，除了在国内外金融市场上进行股本融资这一方式外，可以选择的方式还有直接债务融资、利用国际贷款以及融资租赁等。

2、明确政府的角色定位，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现代企业规范制改革

在“政企分开”的基础上，还需要对铁路运输行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建立有效激励、严格约束、责权利相统一的法人治理机构。对于具备一定市场生存能力的改制企业，可以直接改制为国有股占49%以下，民营资本持股51%以上的非国有法人控股的法人实体；那些暂时生存能力还比较弱的改制企业，可保持国有股占51%至75%的国有法人的控股地位，但仍应强调产权明晰、独立核算、面向市场、自负盈亏；实在无力经营的可以选择破产清算或者出售。铁路的政府主管部门的职能因而转向宏观管理和行业管理，不再干预铁路运输企业具体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当前的主要任务应是：落实铁路运输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完善资产经营责任制；实现政企分开、社企分开、事企分开和减员增效，组建客运公司及专业货运公司，为实现运输专业化打下良好基础。

3、积极推进铁路行业技术引进开发，提高行业服务质量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产业进步的最终驱动力是科学技术，包括与之相适宜的管理技术，员工和资金都因科学技术的光明前景而重新优化组合，以实现更高水平的产业生产力。这种技术效应是不可阻挡也无法回避的时代潮流，可谓顺之者盛，逆之者衰。我国铁路系统经过近年来的技术引进和自主开发，铁路技术的开发应用呈现出加速追赶的趋势。当前的工作重点是高速铁路系统技术开发及建设；铁路行车安全技术保障系统开发；重型优质钢轨及新型轨枕制造；编组站自动化、装卸作业机械化及货场设备制造；铁路客货运信息系统开发等。

为顺利实现铁路运输行业的战略目标，铁路运输系统干部和职工必须转变工作是完成国家运输任务的思想，树立铁路运输行业具有服务性特别强、同时竞争性也特别强的观念，此外还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演练来更新自己的服务知识和技能。为此需要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对现有的铁路系统干部和职工进行全新的思想动员和教育培训，使之在新的工作环境下各司其职，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4、注重和其他运输行业的协调配合，创建交通运输大领域的“共赢”格局

在我国五大运输行业之间不仅存在着资源和市场的竞争，而且还存在着因各自优劣势相异而需要协调配合的实际可能。因此就可能会出现两种结局：恶性竞争与良性竞争。恶性竞争是不突出和强化自己的运输专业优势，不讲究服务的质量和方式，而是拼命压低运输价格，大打价格战，最后落得个共败共伤的结局，既浪费了经济资源，又造成了社会效益的损失；良性竞争与此刚好相反，五大运输行业坚守各自的目标市场，运输价格不下降或略微上扬，在运输服务的质量和方式上下足功夫，靠服务和技术创新来赢得市场，这样的竞争方式不仅合理配置了经济资源，而且创造了越来越大的社会效益。

预计随着市场发育得越来越完善，市场机制作用的越来越普遍和深入，交通运输领域的行业结构将趋向发达完善，通过且只能通过良性竞争而必然形成“共赢”格局。届时，处于独立市场竞争主体地位的铁路运输行业将呈现在世人面前，为国民经济建设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结论

铁路运输行业的发展战略问题既是一个严肃的实践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因为通过中国铁路建设与发展的历史回顾和中外铁路行业的对比分析，很容易得出铁路运输行业物质基础薄弱的结论，发现存在着运能短缺的问题.而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问题的关键是：铁路运输行业如何在技术飞速进步、行业竞争激烈的时代条件下确定自己的发展战略以及如何实现自己的发展战略。

铁路运输行业的发展战略研究是个内涵丰富、政策性和实践都很强的课题。囿于篇幅和资料的限制和作者的学识水平，论文只是粗线条地对铁路运输行业的发展战略作了整体上的勾画和描述，还远远没有深入、细致和全面地揭示事物本身所蕴含的特征和规律，因此论文的不足和缺陷在所难免，在此恳请各位专家、同行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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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经济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以中国电信产业发展和管制改革为背景,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试图找出中国电信产业制度变迁的驱动因素,并建立相应的模型,以探讨中国电信产业制度变迁的路径和驱动。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对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研究制度变迁的原因、过程和路径。诺斯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1]。在对制度变迁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一方面制度变迁的理论假设来源于对经验事实的观察,另一方面经验和事实也是对制度变迁理论的一种检验。

在电信领域,近30年来电信管制改革的快速发展,使很多的学者将电信管制改革作为制度比较和制度变迁研究的考察对象。如BrianLevy等人[2]以英国、牙买加、智利、阿根廷、菲律宾等国电信产业为背景,对一国关键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对管制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特别分析了一国的制度禀赋对私有化和管制改革绩效的影响。

中国电信业在过去的20年中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截止到2005年11月底电话用户总数达7.38亿户,其中固定电话用户数达到了3.5亿户,移动电话用户数达到了3.88亿户[3],中国的电信网络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网。在中国电信业持续、稳定、高速的发展过程中,制度变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的电信产业自1990年代初以来,经历了引入竞争、监管体制改革、市场结构重组等变革。当我们以制度变迁为视角,考量这一变革的时候,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中国电信产业制度变迁的路径是什么,变迁的驱动力是什么?改革效果如何?存在的问题又是什么[4]?本文以中国电信产业发展和管制改革为背景,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实证研究,找出影响中国电信产业管制制度变迁的因素,并建立相应的模型,以深入解释这种制度变迁。

1研究方法

1.1模型的提出

近年来,制度经济学家提出了制度变迁的多种模型和假说,其中包括经济增长推动说、利益格局调整说、技术决定论、制度变迁自我循环累积论、技术与制度互动论、制度变迁二元并存论[5]、制度变迁三阶段论[6]、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说[7]、制度变迁多元并存、渐进转换说[8]、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等。虽然这些模型通常是在特定的背景下提出的,存在着较强的背景依赖性,但仍可从中提取出一些共识。段文斌等[9]将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归结为:①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②技术的变化;③其他制度的变迁;④社会科学的进步与扩散。本文在对中国电信产业改革进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10],提出了如图1所示的电信产业制度变迁诱致模型假设树,并围绕这些基本假设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为探讨中国电信产业改革的驱动和路径奠定了基础。

1.2样本

本文在设计调查问卷和测量项目时,主要是根据对现有文献的综述和本文对管制制度变迁的案例和理论分析,以及对部分电信专家、信息产业部和各省电信管理局官员、电信企业中高级管理者的访谈而设计的,然后通过小样本测试来修订问卷。我们先在北京市发放30份问卷,其后在北京、锦州、河南等地以当面调查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共发放问卷300份,共获得有效问卷223份。本次调研的对象主要为电信企业中高级管理者、信息产业部和各省电信管理局官员和电信领域专家学者。

1.3变量的定义和测度

在本次研究中,针对影响电信产业制度变迁的因素,从市场机会和新的收入流、技术变化与进步、制度环境、制度扩散与学习因素和其他社会因素5个维度设计了14个相关的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变量的定义和基本的假定如表1所示。

2分析与检验

2.1均值分析

首先从均值排序中(见表2)可以观察对管制变迁各诱致因素影响程度的一般性看法。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加入WTO的影响、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垄断、社会舆论推动作用、借鉴了别国的经验,其均值分别为3.64,3.58,3.49,3.37,3.36。而H9“我国的电信体制改革借鉴了我国其他行业的经验”这一测度的均值低于3,为2.99,被认为这一假设不成立,因此去除。

2.2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来构造变量和检验模型。因子分析的目的是用少量因子代替多个原始变量在做因子分析前,需要用KMO(Kaiser-Meyer-Olkin)对样本进行测度,来检验数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KMO越接近于1,越适合做因子分析。KMO过小,不适合做因子分析。KMO在0.9之上,非常适合;KMO在0.8~0.9,很适合;KMO在0.7~0.8,适合;KMO在0.6~0.7,不太适合;KMO在0.5~0.6,很勉强;KMO在0.5以下,不适合[11]。

本文对分别测度市场机会和新的收入流、技术变化与进步、制度环境、制度扩散与学习因素、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等影响管制制度变迁的14个变量(代码为H1至H14),应用SPSS软件进行了因子分析。经过统计检验KMO值为0.722(>0.7),并且检验值BTS为0.000,说明观测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在因子分析中,同一构面中,某一变量的因子负荷值越大(通常为0.5以上)说明收敛效度越高,其对该因子的解释力就越强。通过因子分析,本文发现,假设H9、H10和H11三个变量对各个因子的收敛程度和解释程度都较低,因此将其剔除。因子分析的最终结果见表3。

3模型修正

通过应用SPSS软件包进行因子分析得到的模型与最初的概念模型有一定的变化。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五类因子分别为F1为H2;F2为H1、H3、H4、H5;F3为H6;F4为H7、H8、H9;F5为H12、H13,调整后的变量定义见表4。从调整的范围来看,基本属于微调。即将市场机会和新的收入流,以及技术变化与进步这两类影响因素调整为租的扩散和市场机会(技术性因素)两类因子。其基本解释是:租的扩散主要由是打破市场垄断所导致的;市场需求扩张、产业结构变化、技术进步和新的替代业务出现等则带来新的市场机会。改进后的模型如图2所示。

4中国电信业管制制度变迁模型解释

4.1租的存在及其自发的扩散动能,产生了强烈的打破垄断的力量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电信需求快速发展和国家对电信发展实行倾斜政策下(如允许电信企业向用户收取初装费),电信行业产生了高额利润。而电信行业的垄断经营阻止了租的扩散,造成了行业和部门之间的巨大差距,引发了打破垄断的强烈要求。联通公司的成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新的利益集团”(由邮电部以外的几个与电信业务相关的部委联合构成),为了分得邮电部的高额垄断利润而进行的“寻租”活动的结果,但这种不同利益集团间为争夺利润而进行的博弈确实导致了竞争的产生和效率的改进。联通成立后,又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如原有的交叉补贴政策依然阻止了租的进一步扩散,换句话说交叉补贴政策不能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相当的程度上维持了原有的垄断,因此就产生了进一步的改革要求,政企分开和企业重组成为后续的改革措施。

4.2技术性因素推动管制制度变迁

在该模型中技术性因素主要包括技术进步、市场规模扩张和产业链的发展,它们导致网络型产业经济特征的演化,从而诱发网络型产业管制制度的变迁,为制度变迁提供可能和基础(见表5)。可以说它们是制度变迁的条件之一,是重要的诱发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说,管制制度的变迁是市场和技术发展的必然。技术性因素诱致管制制度变迁的方式和路径是技术性因素的改变会影响到产业的经济特征,如改变了生产成本结构和利润流结构,从而影响到产业结构、利益格局以及被管制企业、消费者和管制者之间的博弈行为,最后影响到管制政策(见图3)。

首先以技术进步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总体通信技术水平处于模拟通信阶段;长途传输主要以架空铜缆明线为主,而电话交换技术主要采用人工交换和步进制交换技术。受传输技术和交换技术的限制,庞大的网络投资和昂贵的交换设备使电信行业产生了巨大的沉淀成本。这种成本特征和需求规模作用的结果就是当时的电信行业具有强自然垄断性质。随着远程通信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光纤、通讯卫星、计算机等大容量传送途径的开发,减少了电信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使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大大加快,传输速率和传输带宽也大大提高,在技术上、传送成本上减少了进入壁垒。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和需求不断增长,以及由此内生的制度演化,改变了传统管制成本与收益,自然垄断的边界总体趋于缩小,要求政府放松对产业管制。放松管制的实质是确认哪个企业具有经济优势,是一个包括试错过程(BdrgandTschirhart,1995)的替代管制的机制。即使在存在自然垄断环节和业务的产业,也需要调整政府管制的思路和方法,管制者必须根据自然垄断产业的动态变化特征,对已经发生变化的产业取消或放松管制,或者调整管制的具体方法。这要求政府必须了解甚至把握技术进步对有关产业的影响及其对政府管制所提出的新挑战,如三网融合的技术发展①,已经在部分国家带来了管制的融合;未来下一代网络的发展,也要求管制的适应化发展,部分国家和欧盟等国际组织已经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

其次,市场需求的变化(可能是技术进步使然,如技术进步使电信服务的内容、形式和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增值电信服务的内容不断增加,这进一步拓展了市场需求;也可能是简单的变化,如人口、偏好或收入水平的变化,导致需求的大幅度变化)也可能改变特定产业的某些经济特征,如改变其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特征,从而使管制政策随之调整。如各类电信需求的快速发展和形成较大的规模,使得以利用范围经济性的综合业务经营变得不再重要,从而使分业经营的管制政策具有经济意义,变得可行。再如,需求方规模经济性问题的出现,使不对称管制成为网络型产业鼓励市场进入和培育竞争者的重要政策手段。

4.3制度环境决定了管制制度变迁的发生、发展和方向

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它是一个社会中所有制度安排的总和[9],它们确立了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础。特定的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是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在制度的演绎过程中,两者互为前提与条件,互相促动,共同构成了特定的制度安排的内涵和特征。

在此,制度环境因素是指社会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环境,它们是网络型产业管制制度变迁的制约性因素(如不同的立法基础和行政基础,将形成不同的管制目标、管制政策和方法手段),它会影响管制制度变迁的进程,对管制制度的变迁起促进或妨碍作用。并且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也必然存在着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的互动,这也是制度进化的局部和整体性的互动。

杨瑞龙教授认为,在我国“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12]。案例分析和本实证分析都表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了电信管制制度的变迁。从我国电信改革发展的情况看,国家宏观经济体制对其产生了决定性和方向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反垄断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因为垄断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被称为发展的障碍。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被认为是消除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现在,随着政府改革的深入发展,其下一步目标是要把经济管理职能主要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上来。而随着政府加快转换职能将使电信业的制度环境大大改善,从而进一步推动电信业管制治理的发展,并且这一发展趋势已在近两年的电信管制时间中开始显露。2004年1月7日,在信息产业部全国信息产业工作会议上,信息产业部王旭东部长,做了题为《转变政府职能创造良好环境促进信息产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报告。报告指出,政府管理工作的立足点应放到创造环境上来,“后退一步”、“站高一步”,引导企业健康发展,使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各行业发挥示范带动作用[12]。

4.4制度扩散与学习性因素影响管制制度变迁的途径

制度扩散与学习性因素是指世界性的管制制度改革趋势和经验,它们也是影响网络型产业管制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即中国的网络型产业管制制度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受发达国家管制制度改革和发展的影响。

CovadongaMeseguer[13]在“私有化扩散在产业和拉丁美洲国家:学习的作用是什么?”一文中,以产业和拉丁美洲为背景,研究了私有化浪潮中学习的作用。其研究结论是,学习和模仿,而不是国际压力是推动私有化浪潮的重要因素。

从中国电信改革的发展来看,在1994年中国电信业进行的初始改革,主要借鉴了英国一体化改革的思路,即对原有的电信垄断企业不做拆分,在保持其纵向一体化的经营模式下,逐步引入新的竞争者,希望构建“双寡头垄断”的格局。在成效不显著或可能较慢的情况下,1999年,中国电信业改革转而借鉴了美国分割式改革的经验,对原有垄断企业按业务进行拆分,中国电信被一分为四。2001年,再次对中国电信进行拆分,按地域分为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在中国电信业的改革中,借鉴和学习的因素是显著的。并且,借鉴和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改革的方法和路径。

当然在学习和借鉴按别国经验时,必须考虑制度环境制度安排的影响。正如诺斯(1990)所指出的,既然制度对经济绩效如此重要,那为什么其他国家不能学习和采用在经济绩效较好的国家运用的最佳的制度呢?这里问题是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如果本土的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改变,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正式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是借鉴来的制度可能既无法实施又难以奏效。换句话说,制度环境是影响制度扩散和学习的主要因素。即借鉴来的可行的新制度不能与现有的制度环境相对抗,不能违背目前的制度环境。

4.5社会因素对我国管制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

打破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等传统的具有网络特征的非竞争性领域的行业垄断一直全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在电信产业打破垄断和引入竞争的改革中,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舆论和媒体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社会民间组织在推动电信改革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我国于1984年12月成立了中国消费者协会,其分会组织遍布全国各省、市、地县。1989年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成立。1999年9月16日全国电信用户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的成立为维护电信用户的正当权益,向政府反映用户建议和意见,处理解决用户和电信企业纠纷等发挥积极的作用。

2001年5月23日,中国邮电企业管理协会正式更名为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从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直接管辖的机构,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独立法人的社会中介组织。它每年召开年会,研讨通信领域的发展与改革问题,对推动管制改革有积极的作用。

5结论

以中国电信业管制制度变迁模型为基础,本文对中国电信业制度变迁的影响方式和路径给出以下几点结论:

(1)制度变迁是一个有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双方相互作用、共同推进的过程。人们之所以会推进制度变迁是因为可以从中获益。只有当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制度变迁才有可能发生。因此,租的扩散是改革的诱致性因素。当然,人类的经济计算不是制度变迁的唯一动力,它还要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便是制度环境对电信改革的影响。

(2)中国电信业的改革是在市场规模快速扩张的条件下实现的。市场需求爆发式的增长为改革提供了诱因,即消费者要求市场能够提供更多高质低价的服务。与此同时,市场的扩大也为引入更多的竞争者和企业重组提供了条件。

(3)技术进步,如移动通信的快速发展,为引入竞争和企业重组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4)中国电信业的改革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框架的决定性影响,这是电信改革最重要的驱动性因素。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成为基础设施产业改革发展的主要手段,而近年来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向是通过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之相对应,中国电信业改革的总体思路是通过引入竞争和企业重组,形成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对电信企业改革的基本战略是通过上市等途径使运营商的资本结构多元化以提高运营效率。

(5)中国电信业的改革是在加入WTO的背景下进行的。在加入WTO的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外部力量推动中国电信产业在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上逐步与国际接轨。

(6)在初步形成的竞争市场上,各国有电信公司市场势力的不均衡及其博弈互动也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因素。

(7)我国过去20年电信技术发展主要源于技术引进,在技术引进的同时,也引入了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同时也了解了国外电信市场改革和管制发展动态。这些都成为我国电信产业改革与发展的借鉴。特别是WTO的一些规则,使得中国电信改革明确了方向。从前面的案例分析中可以看到,制度学习在中国电信产业的改革途径选择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8)社会舆论给了相关政府部门和电信企业以改革的压力,推进了改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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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经济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日本加入WTO后,电信产业规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并积累了成功经验。当前,我国电信产业的改革和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研究和借鉴日本电信产业规制改革的经验,对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电信产业规制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应尽快出台电信法,建立新型独立的电信产业规制机构,引入信息产业基金和建立普遍服务基金,适当地运用不对称规制和综合运用技术、经济、法律等多重手段加强互联互通的监管。

在经济发展和信息化的推动下,日本的电信产业发展迅猛,拥有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电信市场和世界电信业排名第一的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TT)。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电信产业是发展最好的,这与其电信规制改革所取得的进展密不可分。日本电信业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发展,不仅强化了其国内竞争态势、增强了其国际竞争力,而且保护了日本消费者利益。通过法律、经济、技术等多种手段和方法,其日本电信产业规制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当前,我国电信产业的改革和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研究和借鉴日本电信产业规制改革的经验,对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电信产业规制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日本电信业规制主要特征

纵观日本电信规制改革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政府垄断和严格管制阶段、民营化和开放市场阶段、重组NTT和放松市场管制阶段以及现代的日本电信规制阶段。日本电信规制改革的每一步都是伴随着法律的改进而进行的,日本政府始终本着壮大民族电信企业、增强电信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通过引入新的不对称管制政策、建立电信争端解决委员会、发展批发电信服务、确保普遍服务的提供等一系列的规制改革措施,奠定了日本作为世界电信强国之一的规制基础。日本电信产业规制的主要特征有:

(一)分类管制

日本在电信管制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对电信运营商根据其是否拥有通信设施进行分类管制,自己建有通信设施提供电信业务的经营者为第一类电信运营商;其他的运营商是第二类电信运营商。

在电信运营商市场准入管制政策上,日本政府对第一类电信运营商采取了许可制度,而对第二类电信运营商则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登记和通报制),从而有效地避免了非效率的市场进入。同时,随着电信技术的进步和电信与计算机、CATV技术的融合,以往的电信业务分类变得越来越模糊,新的分类越来越难以建立。这种分类规制的优点是避免了按电信业务进行分类管制所带来的矛盾,比美国按基本业务、高级业务对运营商进行分类管制更具有前瞻性。一些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等均采取了日本的管制模式。当然,任何一种模式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日本管制模式的不足之处表现在:(1)这种分类管制排除了第一类电信运营商通过租用其他第一类电信运营商的网络经营业务的可能,对新进入者不能不说是一种拓展市场的障碍;(2)无论新老运营商,只要属于第一类的运营商,在市场进入、退出和资费上都采用相同的管制,不利于竞争者的成长。但遗憾的是日本政府虽然在法律上避免了按电信业务分类带来的缺陷,但在事实上仍执行了按电信业务分类开放市场的政策,使改革应有的效果打了折扣。

(二)建立以NTT为主导和多家运营商相互竞争的市场结构

日本电信规制最终是以防止竞争非效率为宗旨的。日本电信业在引入竞争后,NTT作为特殊的公司在《NTT法》的约束下运行,但政府通过规制制度的设计从侧面来保护NTT的主导运营商的地位和利益,使NTT开展有效率的经营。这种制度的设计直到1997年日本签订WTO基础电信协议承诺开放市场之后才被打破。正因为日本的这种制度设计才造就了世界上最强的电信企业NTT。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日本政府也通过不对称规制和相关的资费管制,寻求新老运营商间利益的平衡,使新的电信运营商也得到快速发展,日本电信运营商从1995年到2001年间就净增了1170家。这种以NTT为主导和多家运营商相互竞争的市场结构关系可以轻易的避免日本电信业出现恶性竞争和过度竞争。

(三)电信运营商预选系统(“MYLINE”)

在没有引入电信运营商预选系统之前,电信用户要想选用NTT以外的电信运营商的话,必须先拨打运营商进入识别码才能接受该运营商提供的服务,这样使用起来比较麻烦,也不利于促进运营商间的公平竞争。到2001年5月,正式引入了电信运营商预选系统。只要你在该系统中注册了你所选择的电话公司,就能自动地去选择你已注册的运营商。即使你注册了A运营商,你仍然可以通过先拨打你想选择的其它运营商的接入识别码以选择该运营商提供的服务。并且如果你的电话装有一个特殊功能装置(LCR)①的话,你的电话将会自动的选择费用最低的电话公司,即使你注册了另一家运营商。该措施的优点表现在:(1)有利于运营商间公平、良性的竞争;(2)实现消费者福利的最大化;(3)降低了政府对互联互通管制的难度,管制成本在长期来看是下降的。

(四)资费规制

日本电信资费规制的法律是《电信事业法》,对不同类型的运营商施行不同的管制政策。1998年以前,第一类运营商的资费设定必须得到邮政省的许可才能实施。1998年5月修改电信事业法之后,对电信资费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对第一类运营商引入了新的资费体系:(1)改许可制为通报制。当制定或修正电信服务用户资费时,第一类电信运营商变更其资费之前应事先通报邮电省,且应在新资费生效前一星期让消费大众知道。运营商通报邮电省的项目包括:新资费计划、实施日期、资费变更的理由以及应用范围及期限(若有限制时)。(2)保留邮政省命令改变资费的权利。当遇到以下情况时,邮政省有权命令运营商改变资费:如资费的计算方法不适当也不清楚;资费设定对某些特别群体有不公平的优待或歧视的现象;现行的资费设定可能引起运营商间不正当的竞争并且被认为是极为不合理、损害用户利益的。(3)引入收集意见和建议的机制。终端用户和竞争供应商可以就服务收费、服务条件或其他的事项向邮政省提出意见和建议。(4)引入价格上限管制。为了保证消费者利益,促进电信服务供应商在本地市场上就电话、IS-DN和出租指定线路及通信设施规定标准的收费指数,实行价格上限管制,引入了“资费指数”的管制方法。通过这一系列的资费改革,日本电信资费得到了大幅度的降低。

(五)电信事业争端解决委员会

随着电信规制的放松和竞争的加剧,电信运营商间互联互通的争端在不断增加,便出现了快速有效的解决这些争端的强烈需要,最终在2001年6月,通过了建立电信事业争端解决委员会的法案。2001年11月30日,日本电信事业争端解决委员会正式成立,该委员会是一个独立于总务省(掌管许可和批准权)的部门,由5位委员组成,委员们由总务省任命并经参众两院同意,秘书处对委员会负责并协助委员会实施行动。该委员会的运作包括:(1)协调和仲裁。(2)咨询和报告。总务省在作出管理决定时,该委员提供咨询并阐述事态向总务省呈送报告。(3)建议。该委员会根据解决争端而获得的信息可向总务省提出建立新的竞争规则的建议。该委员会的成立有利于缓解政府、运营商和消费者三者两两间的矛盾和冲突,维护竞争秩序;更有利于电信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六)电信风险事业基金

1998年5月,日本建立了电信风险事业基金,基金来自公共和私人两个部门,主要目的是为新进入者提供资金帮助、提升公共服务、并充分利用私人资金资源。为了向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提供资金支持,当时日本的电信改进组织(TelecommunicationAdvancementOrganizationinJapan即TAO)向该基金投资了10亿日圆,帮助该基金为进行领先技术的创新研究和开发的企业提供风险资金,为通信广播事业的高度化提供财力支撑。但是获得该基金资助的企业必须具备如下条件之一:(1)企业必须是新建立的;(2)从建立到现在5年内拥有10亿日圆左右的资本(第一类电信运营商则必须拥有15亿日圆左右的资本)。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之一,新的企业才能获得来自这项资金的投资,且每个企业的投资的上限是2亿日圆或不超过总资本的30%。通过该基金的实施,日本迅速地培养了较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促进经营效率的提高。

(七)普遍服务规制

早在1994年日本就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小组,研究多媒体时代普遍服务的费率问题,并于1996年提出了终期报告。报告提出了在多媒体时代用普遍服务基金制度支撑普遍服务。终期报告将普遍服务分为两大类:多媒体接入服务和多媒体服务。前者涵盖了宽带网业务和网络功能服务。接入业务由电话运营商提供,其它普遍服务和多媒体业务分类包括多项应用服务,如远程医疗、远程教育,许多地区已将这些列入地区信息计划中。传统的做法是:政府的各个部门提出他们的信息计划与其它部门竞争,他们向地方政府展示他们的总体计划。地方政府如果获得成功,中央政府会肯定其做法,并减低税收,给予低息贷款以建设电信基础设施。在2002年3月,总务省(MPHPT)向电信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引入普遍服务基金的内阁法案,适用该项法案的电信服务范围包括固定电话、公用电话和紧急消息。通过对不经济的业务的交叉补贴来实施,通过获利领域来补偿不获利的领域,以保证亏损的部分能够获得补贴。该基金机制在2002年6月有效实施。

二、对我国电信规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当前,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电信产业正在下大力进行规制改革,上述日本电信产业规制改革的情况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借鉴。下面结合我国国情,对我国电信产业规制改革提出以下设想和建议。

(一)电信法须尽快谨慎出台

如上所述,日本每一步电信改革都是依据法律进行,并根据时展、技术进步和WTO的规则及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先后对其法律作过多次修改和完善,为电信成功改革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相比之下,我国的电信发展长期以来都是在一些所谓的“条例”、“规定”、“办法”等指导和约束下进行,缺乏法律的有效性,目前已日渐暴露其缺陷。例如,中国联通在发展初期,其赖以生存的资金来源是一种叫做“中中外”的融资方式,即联通的一个分公司和一个国外的投资方(一般也是电信公司)组建一个合资企业,该合资企业(主要是外方)建网和购买设备,然后再租给联通公司。这种“中中外”是中国联通赖以跟中国电信竞争的主要融资策略。然而,在1998年下半年,信息产业部却命令,禁止中国联通同国外投资者继续签订“中中外”模式的建设合同,原因是违反“外国公司不能直接投资中国电信业”的政策。虽然以后信息产业部采取了一些补偿措施,但是,却不得不引起人们对法律的思考。诸多学者认为在当今情势下,应尽快出台一部电信法。笔者也认为,电信法的出台刻不容缓,但鉴于我国刚刚加入WTO,对WTO的法制观念还不太适应;加之国际风云变幻,技术日新月异,“三网融合”迫在眉睫以及机构改革必须齐头并进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致使我国的立法工作面临巨大的挑战。所以,我们又必须认真地研究中国国情,充分地借鉴国际上其它国家法律的经验与教训,谨慎地、具有前瞻性地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电信法。否则,仓促出台电信法也将影响我国电信产业的健康发展,贻害无穷。

(二)建立新型、独立的电信产业规制机构,并将规制制度的设计与行业监管职能进行分离

由于信息技术高速发展,有线电视网、互联网、电话通信网的融合,使建立新的管制机构和设立其新的管制职能成为必要。融合后的新机构要将电信、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及计算机业务统一纳入监管范围,实行统一监管。日本的总务省就将有线电视网、固定电话网和互联网以及广播电视和移动通信统一纳入其管制之下,对号码资源和频谱资源等实行统一的分配和管理,大大提高了监管的效率,促进了信息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我们认为,目前我国也有必要建立起新型、独立的电信产业规制机构,如同某些学者所建议的,可以把它叫做信息通信监管委员会,并通过法律予以授权,保证其足够的权威性。需要强调的是,必须将规制制度的设计与行业监管职能进行分离。正如乔治·施蒂格勒(GeorgeStigler)的俘获理论所说明的那样,规制职能与行业监管职能的分离有利于消除企业对管制机构的俘获。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日本)在完成私有化(或民营化)后,也相应地对规制制度的设计和行业监管职能进行分离,以加强他们对电信行业的监管。从而一方面使规制制度的设计者能够超脱于监管机构和运营企业的利益,从国家利益和公众福利的角度来制订电信政策,保证公平和有效竞争;另一方面使规制机构能专心制订合适的规制来贯彻电信产业政策,提供自由化及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消费者利益和保护网络安全,合理分配与管理通信资源,保证普遍服务等。此外,还应当建立起对信息通信监管委员会进行监督的机制,即必须将其置于人大及社会的监督之下,接受司法部门的独立审查。对非常事件、重大决策要举行公开的特别听证会,公平、公开和公正地运作,并且要将这些监督、审查行为制度化、定期化和公开化。(三)引入信息产业基金和建立普遍服务基金

按照正在讨论中的《产业投资基金试点管理办法》的定义,产业投资基金是指直接投资于产业,特别是主要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和提供经营管理服务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目前我国正在筹备的产业基金有由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支持筹备发起的内地最大的房地产业基金,这一基金预计今年完成。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渠道,在电信产业发展中(特别是加入WTO后)引入信息产业基金,有利于改善我国电信产业过于单一和集中的融资结构,弥补我国电信产业投资资金的不足,同时也有利于引入新的电信运营商,促进竞争,增强我国电信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日本在1998年就引入了电信风险事业基金以募集资金支持其电信产业的发展。但是,电信产业基金只是一种有效的融资方式,它比较适用于发达地区电信产业的发展,而当我们向农村和边远地区提供电信服务时,便应设立普遍服务基金,这也是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解决其落后地区和边远地区发展电信产业困难的有效方式。一方面,WTO透明度原则要求必须将企业内部交叉补贴的“暗补”转变为企业外部的“明补”;另一方面,我国电信市场竞争格局的形成和竞争程度的加剧,“零利润”或者“负利润”的投资就会出现市场的“盲区”,出现电信服务的真空地带。所有这些都迫切需要建立通过向电信企业征收税收和国家财政拨款形成的普遍服务基金,以弥补市场的“失灵”。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也包括日本在内,都是采用普遍服务基金制度,并且认为对普遍服务提供者给予适当的补偿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模式,其可操作性也相对较强。在我国当前电信产业发展不平衡和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建立普遍服务基金制度有利于我国电信产业普遍服务的提供。

(四)适当地运用不对称规制

不对称规制政策是一项旨在保护新进入的弱小竞争者的有效政策,许多率先进行电信改革的国家广泛采用了这一政策(包括日本)。我国电信业改革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运用,包括分拆主导运营商的市场、限制其经营范围、强制其无条件或有条件地与新运营商互联互通,给予新进入者资费优惠等等。但因缺乏整体、系统的设计和法律效力,效果很不理想,出现了诸如价格战、联而不通、通而不畅等一系列不正常现象。加之中国电信南北分拆后其一家独大的情况已一去不返,而且随着我国WTO基础电信协议的逐步兑现,新的市场进入者主要是外商投资企业,继续不对称规制的模式不利于我国电信产业的发展,因此要求废除不对称规制、建立对称规制的呼声日渐高涨。但是,鉴于我国目前电信产业的现状,适当的不对称规制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首先,尽管不对称规制有这样那样的负面效应,但在中国电信产业从垄断走向竞争的改革过程中,它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尽管电信运营商之间的价格战在全国各地有燃起之势,但是价格战的根源并不是“不对称规制”。以移动通信市场为例,中国联通能够凭借资费上的优势吸引大量的新用户,但是在移动通信市场上,中国移动依然占据着70%的市场份额。中国移动要主动燃起价格战,其损失要高于中国联通,这恰恰是不对称规制给中国联通带来的好处,否则,中国联通将很难在价格战中生存下去。再次,在固定通信市场上,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在各自的地盘上仍占据着绝对的支配地位,双方融入对方区域竞争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电信规制从“不对称规制”转向“对称规制”将是一个有序的渐进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最后,虽然不对称规制仅仅是电信市场改革初期的一项政策,但是只有在市场已经开放、竞争局面走向成熟的情况下,它才能被对称规制所取代。总而言之,在我国目前市场还不完全开放、竞争还不充分、各种机制还未完善的情况下,适当地运用不对称规制,是有利于我国电信产业的发展的。

(五)综合运用技术、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加强互联互通监管

前几年,因为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存在的互补性,互联互通问题并不十分严重。但是,随着中国电信的南北分拆、电信改革的不断深化,互联互通逐渐成为我国“监管心中永远的痛”,砍断电缆、联而不通、通而不畅之类的怪现象屡见不鲜、屡禁不止,严重地阻碍着我国电信产业的健康发展,极大地损害了我国消费者利益。其中首要的问题是网间资费结算的标准过低,损害了电信运营商主动互联互通的积极性,从而采取“小灵通”甚至比“小灵通”还要“灵通”的招数;其次,法律的苍白无力甚至缺位,导致了运营商之间互联互通极大的“随意性”和对肇事者过分的纵容;再次,缺乏对互联互通设置人为阻碍进行监控的技术手段。因此,要改变我国目前互联互通现状,必须将技术的、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结合起来综合运用,才能全面加强对其的监管力度。在这方面,一是要从法律的高度明确运营商之间互联互通所应尽的义务以及违法的严重后果,并建立有效的处罚机制,加大对肇事者的处罚力度;二是要以经济杠杆调节为主,建立以成本为基础的公正、合理、公平的互联互通结算体系,调整网间结算标准,理顺结算关系,变互联互通的“被动”为“主动”;三是要建设网间通信质量监控系统、加强网间质量的监测,增强监管部门的调查取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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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经济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

工资福利关系人们的生活水平与质量，然综观新中国工资福利制度研究，多从经济学视角出发探讨现实相关问题，而关于新中国初期工资福利制度专题研究十分有限，且主要集中在供给制及分配制度等几方面，缺乏对这一阶段工资福利制度建设的整体关注，特别是福利制度研究尤为缺乏。此外，资料搜集整理、区域性及比较研究等方面亦存在不足,需要积极转换视角、加强学科之间融合、不断扩大研究内容，以推动这一问题研究的发展与深入。

关键词：

工资福利；工资福利制度；新中国初期；制度改革

新中国初期历经数次工资制度调整与改革，其中1956年工资制度改革初步建立起我国按劳分配为原则的社会主义工资制度。但1958年后在“左”倾错误影响下，新工资制度许多合理方面逐渐被否定，初建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一度遭到冲击与破坏。“”结束后，国家以改革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为目标着手工资领域的改革探索。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分别对国营企业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进行根本改革，重新确立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当今工资福利问题亦是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综观新中国工资福利制度建设，虽一度中断，但又有一脉相承性。本文即对新中国工资福利制度研究作一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反思不足，以期对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与拓展有所裨益。

一、工资福利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工资福利制度经历了一系列改革与调整：20世纪50年代进行了两次全国性工资改革，1985年国家又对工资制度进行了第三次全国性改革。有关工资问题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以来这两个阶段。

（一）20世纪50年代至1978年

20世纪50年代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时期，经过反复探索与实践，社会主义各项制度初具雏形，其中工资福利制度即是这一时期改革重要内容，围绕这一改革实践，相关研究活动也颇为繁荣。首先，一批苏联译著陆续翻译出版。这一时期，很多国家机构和科研院所都设有编译部门进行有组织的编译工作。例如，中央燃料工业部编译室译《苏联电业的劳动工资计划》（谢利越斯托夫著，燃料工业出版社，1951年）；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译《苏联国民经济工资计划》（布列也夫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53年）；铁道部翻译处译《修建工程的工资组织》（米金著，人民铁道出版社，1953年）；化学工业设计院翻译科译《化学工业的技术定额、劳动组织和工资组织》（波戈斯金著，重工业出版社，1956年）等。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所译论著有以下特点：

1.翻译活动具有组织性与计划性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燃料工业部、化学工业设计院等社会组织、国家机关及高等院校很多都成立了专门的翻译科室进行与工作相关的翻译活动。中华全国总工会即成立了俄文翻译室编译了一系列苏联关于工资的著作，如《苏联工业中的工资及群众生产工作》（马基连科、戈列金著，工人出版社，1950年），《工资问题》（苏联工会工作者手册，工人出版社，1953年），《苏联工会群众生产与工资工作教程》（瓦•维•库良普科讲授，工人出版社，1954年），《苏联工业中的工资及其形式》等。

2.翻译内容涉及领域颇广

这主要包括对苏联工资制度概况、工资法规、工资理论常识以及邮电、建筑、化工各行业中诸多与工资工作相关问题的介绍。如《苏联工业中的工资及其形式》一书介绍了苏联工业中的工资形式及其历史发展，其任务之一即“阐明目前苏联工业中工人、领导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的工资形式与制度”[1]前言。《苏联电业的劳动工资计划》一书则以介绍苏联电力工业的劳动工资计划与劳动工资制度为主[2]前言。

3.翻译活动直接服务于现实工资改革实践

首先，新中国初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中诸多改革都以苏联为模本，其中工资福利制度改革总体上亦是效仿了苏联模式，这从以上译著即可窥见一斑。从时间上来看，这些译著翻译于第一次与第二次全国工资改革期间。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批译著为当时我国各部门工资福利制度改革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参考与指导作用，如《苏联电业的劳动工资计划》中所言：“新民主义的工资工作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的工作，我们需要虚心地学习苏联关于工资工作的先进经验与研究我国燃料工业的具体条件，才能逐渐做好我国燃料工业的工资工作。”“凡从事企业管理、技术工作、工资工作以及工会工作的同志们，都需要认真学习与仔细研究这一门新的学问”[2]前言。通过这些译著亦可略窥当时工资改革中的一些问题。

其次，随着国内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推进，有关改革理论与现实问题探讨、工作经验总结的论著不断涌现。例如，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资部编、工人出版社出版的《目前各地工资调整的情况及其主要经验》（1951年），《加强工会工资工作》（1955年），《群众工资工作》（1955年），《工会工资工作经验》（1957年）；中南工资改革委员会总办公室编《怎样作工资工作》（中南工人出版社，1952年）；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南局城工部编《当前劳动工资问题》；国家统计局刊印的内部研究统计资料《关于全国工业职工工资问题》（1956年6月25日印发），《职工工资改革后的市场动态》（1956年9月6日印发）等。此外，“”期间也有一些探讨工资问题的论著，不再一一列举。这批论著主要集中在我国工资制度改革与调整最为频繁的20世纪50年代，多为单位组织编著。从论著内容上来看，既有法令法规等资料汇编，又有工资相关问题理论研究；既有部门工作经验总结，又有改革中现实问题探讨。如《当前劳动工资问题》指出：“将全区一年来有关工资工作方面的指示、言论及部分基层单位的经验和总结，综合汇集，以供各个企业及有关领导机关和全体的工资工作者的参考、研究，以推进和提高全区的劳动工资工作，还是非常必要的。材料的选择大体包括三类，一是关于劳动工资计划的，一是关于计件工资的，再一类是关于奖励制度的，因为这都是目前厂矿迫切需要加强与推行的工作。这就是我们汇编这个小册子的主要意义。”[3]编者的话又如《加强工会工资工作》将1954年12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会工资工作会议主要文件汇编成书，供工会各级组织和工会工资工作干部工作和学习参考[4]编者的话，其内容主要为长春、沈阳、绥化、北京等地工矿企业工资工作经验总结。这批论著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许多部门工资改革开展与实施的情况，是研究那一时期工资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

再者，一些与工资制度改革相关的调查报告及学术论文陆续发表，但其关注焦点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问题。围绕着这一问题，学术界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部分学者赞成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如胡绳《从供给制说起》（《学术月刊》1958年第11期）、许刚《关于改行部分工资制和部分供给制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1958年第12期）等一批文章高度赞扬供给制，在肯定供给制具有优越性的前提下，主张可以将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但最终要取消工资制与按劳分配；另一部分学者则持相反意见，如凡兵《关于供给制的意义和按劳分配问题———与何畏同志商榷》（《经济研究》1959年第3期）、何培《不是倒退而是前进》（《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7日第7版）等，其中何培在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一文中即肯定废除供给制的正确性，认为供给制不适应新的经济情况，改供给制为工资制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这一争论主要反映了“”时期，初建的按劳分配为原则的社会主义工资制度所受到的冲击，具有较为浓厚的政治性色彩。此外，除以上对供给制的论争，也有少量关于工资制度评论及部门工作经验总结类文章，如刘毅《评“工业企业工资的理论与实践”》（《劳动》1956年第1期）、地方国营泸州市印刷厂《我们厂是怎样进行工资改革的》（《劳动》1956年第9期）、余实《怎样搜集与整理劳动工资综合统计资料》（《统计工作》1958年第5期）等。进入六七十年代，受“”的影响，各项研究工作进展缓慢。

（二）1978年至今工资福利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进行了第三次全国工资制度改革，随后又进行了一系列国企改革，相关研究也随之复兴。

第一，西方工资福利制度研究兴起。与新中国初期不同，这一时期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前苏联，而是关注整个欧美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工资福利制度的介绍与比较研究。例如，刘有锦、劳保忠等编《外国工资概况》（劳动出版社，1982年）；张仲福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工资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宋详瑞编《各国公职人员工资福利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袁守启著《中国与外国劳动工资社会保险制度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等。这类研究论著颇多，不过论及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初期工资福利制度的极少，只散见于部分序言或章节中。如宋详瑞一书有“中国工资制度”一章，其中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工资制度、工资管理体制、职工福利事业的历史沿革以及工资制度主要原则、定级与晋级基本依据等内容。又如袁守启一书中国部分“中国工资制度”一章涉及了工资制度发展历史，其余所论主要是改革开放后工资制度问题。

第二，一些工资福利文件资料汇编出版。例如：冶金工业部劳动工资司编、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工资福利文件选编》，前三册收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工资福利工作的主要文件，每册一个专题，分别为工资奖励部分、劳保福利部分、工资标准部分，先后于1980年、1981年在其系统内部出版发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均按专题立卷，设有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①，收集整理了包括劳动关系、劳动力就业与组织管理、劳动保护、职工工资、职工保险与福利等方面文件资料。又如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编《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一书有人数统计、职工工资、劳保福利、劳动生产率、生活水平等几部分，其中“人数”一章有职工人数、城镇个体劳工者人数等统计资料，“职工工资”一章有职工工资总额、职工平均工资两节，“劳保福利”一章有劳保福利费用、离休退休退职职工人数、职工福利设施等内容。不过本书虽收录了部分新中国初期工资福利资料，但仍以改革开放后统计资料为主体。此外，另有大量改革开放后现行工资福利法规文件选编，在此不再赘述。

第三，以经济学视角探讨工资福利理论及相关现实问题的论著大量涌现。工资福利是经济学领域重要研究内容之一，有关其理论及各类专题研究成果颇多。例如，悦光昭《劳动工资改革问题研究》（劳动人事出版社，1988年）；解书森、陈冰著《中国工资改革研究》（重庆出版社，1989年）；杨时旺主编《工资理论与工资改革》（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陈红霞《社会福利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高启杰《福利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张军《中国的工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其中如杨时旺一书分别介绍了工资制度与按劳分配规律；劳动差别和工资差别；计量劳动的社会尺度；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最低工资标准；工资标准与地区因素；超额劳动与奖金；劳动报酬同企业经营成果相结合；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工资水平；我国工资改革的迫切性；对我国工资制度模式的探讨等内容。此外，许多硕、博学位论文也以现行工资福利制度为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如林原《经济转型期中国最低工资制度研究》（北京交通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李姗姗《中国工资调整指数研究》（辽宁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宋晓舒《我国现阶段国有企业工资制度研究》（吉林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等。

第四，有关工资福利制度史的研究论著陆续出版发行。关于新中国工资福利制度史研究笔者从以下两方面简要论述：

（1）侧重工资福利制度改革变迁研究

此类论著主要以新中国工资分配制度变迁为研究对象，或以时间为线索，或以某一特定群体、工资问题为对象按专题展开，从不同视角梳理了新中国以来我国历次工资改革与调整的历史脉络。如《新中国工资史稿》一书以时间为序，分别介绍了解放前我国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工资制度建立；“”时期的工资工作；调整时期的工资工作；十年动乱期间的工资工作；改革开放后工资发展及全面改革等[5]。《三十五年职工工资发展概述》则以专题展开，分别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30余年职工工资水平的增长变化；职工工资制度的沿革；职工升级制度的演变；奖励、计件工资制的起伏发展；津贴制度的起伏发展等[6]。此外，又如严忠勤主编《当代中国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徐颂陶、刘嘉林等编著《中国工资制度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李唯一《中国工资制度》（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陈少平主编《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变革》（中国人事出版社，1992年）等。

（2）有关工资福利制度史专题研究

此类专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侧重供给制研究。例如，曹尔阶《关于低工资供给制分配方式和总需求膨胀的初步研究》（《经济研究》1988年第10期）；罗平汉《供给制探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邓智旺《供给制实施始末》（《党史纵横》2004年第12期）；杨奎松《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等。相对大多学者在供给制向等级工资制转变问题上完全持肯定态度不同，杨奎松通过数据分析，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过程中长期注意坚持在其内部实行尽可能平等的分配体制，受当时环境及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而形成了战争期间带有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但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并未能把这种相对而言可以体现其平等理念的分配制度坚持下去，而逐渐转向了以森严的等级制为标志的职务等级工资分配制度。此外，侯桂红《人民政府时期专区专署制度研究1949—1966年：以河北省为例》一文虽以新中国初期专区专署制度为研究对象，但其中也论及专区干部的薪酬、工资与福利问题，如包括：包干供给制和职务等级工资制，专区干部的工资薪酬与福利保障，以及制度的弊端等[7]。而方夕旺一文以新中国初期上海市党政人员为个案，分别从供给制实施始末、上海市的推行情况、供给制党政干部构成及其生活状况、供给制优点与不足四个方面对这一时期供给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8]。

其二，侧重新公私合营企业改造研究。例如，张忠民《20世纪50年代上海新公私合营企业的工资改革》（《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5期）；陶丽《建国初期上海私营企业年奖制度改革研究1949—1955年》（上海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郭竹静《建国初期上海申新纺织企业的恢复发展与社会主义改造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等。其中，陶丽一文以1949—1955年上海私营工商企业年奖制度改革为研究主题，着重阐述了年奖制度改革实施过程中酝酿试行、积极推进至最后改革完成三个阶段的递进和嬗变，并对各个阶段政策变化、具体实施重点、难点及相应推进措施，以及改革的实际成效、经验和启示作了梳理与归纳。郭竹静一文通过个案研究一窥上海地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貌。其中第二章“一五时期”申新企业改革与改进中论及生产技术改革、工时改革以及工资改革；第四章阐述了合营以后，申新企业发生的改变，包括生产水平的提高、工人福利的提高和劳动条件的改善、工资改革、合营后的进一步改造等内容。又如张忠民一文以1956年上海新合营企业推行的工资改革为主题，论述了改革中领导组织形式，工资水平与工资增长指标，新工资等级、变相工资、计件工资、保留工资诸问题。

其三，侧重新中国分配制度及福利制度研究。关于新中国初期分配制度研究主要集中在“”时期分配制度问题上。例如：邓智旺《初期分配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周彪《分配制度的形成———以江苏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6期）；吴志军《一九五八年：变动中的分配制度———以徐水共产主义试点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4期）；辛逸《简论大公社的分配制度》（《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3期）等。此外，武力、温锐《新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及绩效分析》一文将新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和政策的演变历程划分为1949—1978年、1978—2006年两个阶段，分别论述其特点，从而提出：新中国收入分配变化的轨迹经历了一个由旧中国收入水平极低、分配极不平等到通过革命手段达到过度平均，然后又由这种过度平均通过改革走向拉开收入差距的“否定之否定”过程[9]。又如，李金莲《新中国成立后的育婴福利政策与乳妇命运》（《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马连禄《人民解放军福利工作的历史回顾》（《军事历史》1992年第2期）以某一群体为切入点探讨了新中国初期的福利问题。此外，另有一些如教师、公务员等某一社会群体研究中很多亦会涉及工资福利相关问题。例如：徐彬《1956年一级教授评定之研究》论述了1956年在知识分子政策调整与工资改革时代背景下一级教授评定的标准、实施、构成分析，及评定过程中出现的人事纠纷等问题[10]。李燕《上海市公务人员工资及生活状况考察1930—1956年》一文从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公务人员一系列工资制度或政策入手，在考察不同阶段物价水平的基础上，揭示这一时期上海市公务人员生活状况及其变化情况[11]。

二、综观目前工资福利制度的研究

虽取得诸多成果，但更多关注的是当今现实问题，而关于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工资福利制度的专题研究十分有限，且主要集中在供给制及分配制度等几个方面，缺乏对这一阶段工资福利制度建设的整体关注。具体而言，这一时期工资福利研究有如下不足：

（一）对新中国初期工资福利制度整体关注不足

目前新中国工资福利研究，多为经济学领域所研究之对象，更多关注的是改革开放后相关现实问题，对新中国初期工资福利制度研究虽取得一些成果，但整体关注不够，研究内容的广度与深度仍待加强。改革开放后，虽然出现多部工资分配制度变迁论著，但侧重整体脉络梳理，所论内容十分简略，且新中国初期工资制度部分只是作为其中的章节予以介绍，篇幅有限。如《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变革》第一编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各时期工资制度；第二编介绍奖励制度、津贴补贴制度和地区工资类别制度；第三编介绍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军队转业人员等几类人员的工资处理办法。虽论及新中国初期工资制度改革，但其内容更多是对相关法规文件的梳理。又如《中国工资制度改革》主要是对改革开放后工资分配制度的探讨。此外，专题研究方面亦十分有限，且主要集中在供给制及分配制度等几个方面。这与新中国初期工资福利制度建设在中国当代史上所应有的地位相比极不相称。综观新中国初期历次工资制度改革与调整可以归结为一个自上而下推行由“多元”逐步趋向“统一”的过程，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我国工资制度改革的特征。改革涉及工业、农林、商贸、卫生、教育等各行各业，可谓纵横交错，所面临的局面极为复杂。在工资改革过程中，面对如何革除旧中国混乱不合理的工资制度，改革解放区沿袭下来的供给制（包干制），以及如何贯彻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发挥工资经济杠杆与激励作用，并兼顾效率与公平，实施劳资两利的工资制度，避免平均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国家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与实践，为当今我国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又如1956年工资制度改革初步建立起我国按劳分配为原则的社会主义工资制度。但1958年后在“左”的影响下，这种初建的分配制度原则受到冲击，并一度遭到破坏。而此次改革恰恰成为社会主义工资制度发展的转折期，在新中国工资制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与意义。然以往研究对此关注极少，其改革的动因、改革方案的制定、改革的实施、改革效果与经验、改革后职工生活状况、保留工资等遗留问题的处理，以及初建的按劳分配为原则的工资制度又如何受到冲击等问题都有待学界关注与探究。

（二）新中国初期福利制度史学研究的缺失

综观新中国福利制度研究，多为经济学、社会学领域探讨现实福利保障问题的论著。除前文所述，另有许多学位论文聚焦于此，如陈昱阳《中国农村老龄人口经济供养与福利制度研究》（西南财经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焦亚波《社会福利社会化背景下的上海养老机构发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万国威《社会福利转型下的福利多元建构：兴文县留守儿童的实证研究》（南开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丁学娜《职业福利补充功能的定位———基于中国企业职业福利转型视角的研究》（南京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等。相比之下，史学领域对新中国初期福利制度的专题研究极少，相关研究多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一个方面论及。例如，《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以养老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社会救助制度、女性社会保障制度等专题展开，其中第8章论述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变迁与评估，介绍了福利制度的沿革、传统福利制度的基本框架与评估、福利制度改革及其评估等内容，其中也论及新中国初期福利问题[12]。《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介绍了“计划体制下”与“改革中”不同时期的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社会救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优抚保障制度等情况，其中第6章“计划体制下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简述了改革开放前我国民政福利及职工福利的一些情况[13]。又如《中国军人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一书其中第二编第6章“计划经济时期军人保障制度”介绍了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军人生活保障及军人优抚和退役安置等问题[14]。但总体而言所论新中国福利制度大多较简略，尚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新中国初期福利制度研究的缺失，究其原因，其一与我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起步较晚有关①；其二新中国初期，人们更为关注的是与其基本生活紧密相连的工资问题，社会主义福利制度建设仍处在摸索阶段；其三工资与福利密切相关，特别是新中国初期各项制度初创阶段，工资改革与调整的内容颇广，往往亦包含了社会福利部分。但新中国初期福利制度建设是中国福利制度史上重要一环，这一时期国家为改善民众生活做了大量社会福利保障工作，颁布了诸多有关福利制度政策法规，这些都为今后福利制度建设打下了基础。因此，只有理清这一时期福利制度，才能完整表述中国现代福利制度的发展脉络，亦能为当今深化福利制度改革有所借鉴。

（三）资料搜集整理滞后

历史研究贵在资料的占有，有了丰富、翔实、系统的史料，才可能开展相应研究。然而当前新中国初期工资福利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明显不足。一是历史档案方面开发利用不高，且地方性的档案整理远远不够。1978年后，虽然相关工资福利文件资料汇编陆续整理印行或出版，但主要是现实指导性工资福利法律法规性资料，而涉及新中国初期工资福利档案整理出版乏善可陈，与史学研究所需存在很大差距，诸如《工资福利文件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等成规模成系统的档案整理工作还极少，虽然有部分档案馆在期刊、网站等刊发少量的相关馆藏档案，但却显得极其零散和不系统。更值得注意的是，就目前档案开发整理而言主要针对中央政府出台的相关文件，而地方档案资料开发利用率极为有限。如河北省档案馆保存着较为完整的新中国成立后河北省党政机关如工业、农业、商业等宝贵档案文献，仅河北省人事厅工资福利处、劳动局工资改革委员会等部门科室1949至1958年间档案200余卷，包括各市县、专区及部门在历次工资改革调整中工作简报、法规草案、相关信函、统计资料、工作总结等，较为完整地记录了新中国初期河北省历次工资改革变迁历程。又如商业厅主管下的中国畜产公司河北省公司（1949—1956年）、河北省百货公司（1950—1966年）、河北省纺织品公司（1950—1967年）、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商业局医药公司（1951—1957年）等新中国初期近20家公司档案卷宗也保存诸多职工工资待遇及福利相关资料。此外，河北省所属县市档案馆也有部分工资福利档案资料。这批宝贵的档案史料都有待学界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二是口述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亟待展开。口述史是中国当代史研究中除档案资料之外的另一重要史料，是档案史料的有益补充。近年来越来越多包括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的学者积极投入于此，做了大量口述访谈和整理工作，并取得了众多成果。就当代社会口述史研究对象而言，涉及颇广，包括、抗美援朝、根治海河运动、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革开放等。但遗憾的是新中国初期工资福利领域的口述史成果极少。此外，工资福利制度建设本就是国家、地方与民众间的多方互动，改革方案的制定、推行及新制度的确立无不是国家、地方、民众之间利益相互冲突、彼此协调，直至统一的过程。而口述史能更好地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审视民众在国家制度推行中的心态与所处地位，以及其对制度变革与完善的反作用，将口述史与档案等文字史料相结合方能真实全面地展现工资福利制度建设的全貌及制度推行过程中国家、地方与民众三方互动关系。

（四）区域性与比较研究不足

新中国初期工资福利制度建设总体而言是一个由旧中国混乱状态逐步实现系统统一的过程，两次全国工资改革，其中第一次按大区先后推行，期间对供给制也进行了调整，实行大包干、小包干，最终取消供给制，全部实行薪金制，之后1956年又在此基础上在全国推行第二次工资改革，建立了全国统一、规范的社会主义工资制度。虽然历次工资改革调整在各地实施中所遇问题多种多样，但整体制度建设与推行基本一致，故此又具有很强的共性特征，通过一省一地工资福利制度的分析，以点带面，映射全局，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整个制度建设的梗概。然而，目前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教师、店员等特殊群体工资福利问题，而地域性工资福利改革研究极少。比如河北省地处京畿之地，在国家各项制度的推行建设中，往往具有示范作用，其改革中各项措施的推行、所遇困境与应对、所取得经验与教训等都具有较强的典型性。此外，对比研究方法是史学研究较为常用方法之一，事物自身特质也总是在与其他事物的参照对比中才能得以显示出来。新中国初期国家历次工资改革在各地区推行中存在较强共通性，但也存在着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以及不同行业群体之间如工资标准、工资增长指标分配等问题上的利益冲突，只有通过不同地区、不同群体阶层之间横向比较以及同一群体阶层不同时期的纵向比较才能真实反映出制度变迁对社会民众的影响，从而反观制度本身，得出更全面的认识及客观的结论。

（五）研究方法单一，学科交叉研究不足

历史学的发展既源于内在的动力，又得益于学科之间的借鉴。工资福利制度与经济、政治、文化诸多领域密切关联，综合各方面考虑，才能真实勾勒出这一制度酝酿、推行、建立的全过程。特别是对新中国初期工资福利制度的研究尤应注意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一是工资福利问题与人们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二是新中国初期仅短短数年内历经数次全国范围的制度改革与调整，所涉范围之广，所用时间之短，可谓一场改革风暴，而制度推行中国家与民众的互动亦尤为明显。故此，如社会学理论的借鉴，统计学方法的运用就显得格外必要。然以往研究多从或历史学，或经济学单一视角出发，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成果极少，这就造成新中国工资制度史研究中缺乏理论深度，多侧重脉络梳理的弊端，限制了其研究的深入与拓展。如国家上层如何将这一制度一步步推行并不断予以调整从而最终确立，而民众对国家制度的推行又有怎样的回应及其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与地位等问题，都缺乏深入探讨。故此，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工资福利制度的运行机制、发展演进进程、制度基础及模式选择以新的视角进行剖析和透视，才能多层面揭示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工资福利制度建立发展的历史进程。

三、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要推动新中国初期工资福利制度研究走向深入，需要着重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加强资料建设，特别是采用高校与地方档案馆合作等多种方式，形成省、市、县多位一体的开发体系，若能将这批不涉密的档案成规模系统整理出版必将推动当代工资福利制度史研究的深入。与此同时加强民间文本资料的搜集整理，特别是口述史的抢救，因参与或目睹过新中国初期历史变迁的当事人或记忆衰退或一批批故去，如不加以抢救性搜集，若干年后某些历史阶段或事件恐将无口述史可作。

第二，加强区域工资福利制度改革比较研究，只有通过区域性工资福利制度研究的积累，以点及面，才能带动这一时期工资福利制度整体研究的深化。

第三，积极转换视角，进行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如吸纳经济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进行史料的分析解读，既拓展了研究领域，又深化了史学研究。

第四，史学研究与现实问题互为表里，新中国初期工资福利制度改革与当今工资福利制度具有一脉相承性，特别是工资福利制度是当今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议题，也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焦点之一，故此新中国初期工资福利制度史学研究应关注现实问题的解决，如改革中国家、地方与民众互动等诸问题的探讨，既可丰富这一时期工资福利制度的史学研究，亦对当今全面深化改革及民众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有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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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吴亦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邮电经济研究论文范文第7篇

本文发表在《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

90年代初，世界银行派代表团对中国统计体系进行考察之后，发表了一篇考察报告：《转换中的中国统计体系》。报告认为，中国统计体系虽然进行了深入的改革，但其在基本概念、调查范围、调查方法等方面仍存在着很大缺陷:基本概念仍深深扎根于传统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调查范围仍主要限于物质生产领域，调查方法仍以传统的全面行政报表为主；中国价格体制虽然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但仍保留着传统价格体制的许多本质特征，许多产品的价格仍然处于政府控制之中。这些情况导致中国官方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数据的低估和速度的高估。1994年，世行发表了一篇专题报告：《中国人均GNP》。它以上述考察报告为依据，对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向上调整。世行公布的1993-1997年的中国人均GNP数据是在其调整后的中国1992年GDP（注1）总量数据和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率数据基础上计算出来的。因此，世行公布的中国1992-1997年人均GNP数据远大于中国官方人均GNP（注2）的美元折算数。本文阐述世行关于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的调整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官方GDP数据的调整

世界银行对中国官方GDP数据的调整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致性调整、范围调整和估价调整，综合调整比率为34.3%。其中一致性调整和范围调整是关于统计体系的不完善所做的调整，估价调整是关于价格体制的影响所做的调整。

世行关于中国官方GDP数据的调整情况简要概括在表1中：

表1：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官方GDP数据的调整

调整项目调整幅度对GDP的影响(%)

自产自用的粮食上调20%+0.8

存货增加下调1/3-1.6

福利服务10%企业劳动力从事福利服务+1.6

亏损补贴补贴视作政府最终支出+0.8

一致性调整合计+1.6

粮食产出上调10%+0.9

蔬菜产出上调30%+2.3

农村工业产出上调10-15%+0.6

农村服务业产出上调50-60%+6.5

住房服务支出上调40%+1.5

范围调整合计11.7

住房服务179.8%1.5

全部其他行业-12.1%-43.0%16.6

估价调整合计18.3%18.3

总计34.3

注：1、农村工业包括农村煤炭开采业、纺织业、消费品制造业和其他工业

2、农村服务业包括人文服务业、原材料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

3、全部其他行业包括粮食作物种植业、其他作物种植业、煤炭开采业、纺织业、消费品制造业、其他工业、人文服务业、原材料供应业、其他服务业

（一）一致性调整

从表1可以看出，世行关于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的一致性调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自产自用的粮食

世行认为,中国统计体系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估价农民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粮食。它假定对这部分粮食进行一致性估价将使其价值增加20%,这种调整使GDP上升0.8%。

2、存货增加

世行认为，中国对不能销售或不能按计算产出时所采用的价格销售的产出存货增加的计算存在严重的不一致性。它认为，一般来说，如果这些存货结转另一年，并最终被废弃或按大打折扣的价格销售，中国没有对GDP中的存货增加做相应的调整。因此，存货增加大于采用一致性估价所应有的价值量。世行因此将中国的存货增加调低1/3，导致GDP下降1.6%。

3、福利服务

世行认为,中国企业改革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将目前企业对职工提供的诸如住房、医疗等福利性服务市场化。这种改革的结果将导致GDP上升。世行假定有10%的劳动力从事相应的服务,并假定这些服务转向市场化。通过投入产出计算,这种假定使GDP上升1.6%。

4、企业亏损补贴

中国统计规定,企业亏损补贴作为GDP的负项。世行认为,在许多情况下,企业亏损是政府价格政策的结果。从经济观点来看,这种补贴是对以优惠价格提供货物和服务的补偿,统计上应当处理为政府的货物和服务购买和政府对相应接受者的分配,即不应当作为GDP的负项,而应当作为正项包括在政府最终支出中。世行对这种处理方法进行了调整，结果使政府支出增加7%,导致GDP上升0.8%。

综合上述结果,世行将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上调了1.6%。

（二）范围调整

从表1可以看出，世行关于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的范围调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粮食

世行认为,中国的耕地面积被低估了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与卫星测量的耕地面积相比）；同时，样本产量可能被高估了,综合两方面因素,将中国的粮食产出调高10%，导致GDP上升0.9%

2、蔬菜

世行认为,中国蔬菜产出价值的计算没有反映单位面积的蔬菜实物产量随时间和收获周期而变化以及市场力量正在鼓励蔬菜的非旺季生产(此时价格较高)情况,同时,蔬菜耕地面积的测算也是不准确的。考虑以上各方面因素,世行将中国的蔬菜产出价值调高30%,导致GDP上升2.3%。

3、农村工业

世行认为,村及村以下工业的产出被低估,因为相应企业通常没有完整的财务报表和不属于国家统计局直接管理的统计调查系统。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和一定程度的偷漏税情况影响到产出的低估。某些迅速增长的农村工业,如建筑材料工业,高价格和高利润鼓励了产出的低估。利润低的行业,如煤炭开采业,也有低报的刺激,因为煤炭的自由市场价格较高。另外,世行也指出,为了夸大地方官员的政绩,农村工业也出现了高估产出的现象。综合上述因素,世行将中国农村工业产出调高10－15%，导致GDP上升0.6%。

4、农村服务业

世行认为,农村服务业,例如农村卡车和拖拉机运输服务业发展的非常迅速，但是中国没有一套系统的测算方案;农村服务业统计基本上没有包括临时生活和工作在城市的农村人从事的服务活动，例如大量的个体维修店的修理人员、小贩、餐馆老板、理发师和家庭佣人,等等。考虑上述因素,世行将农村服务业产出调高50%-60%，导致GDP上升6.5%。

5、居民住房服务

世行认为,中国居民住房服务既存在范围方面的低估，也存在价格方面的低估。从范围方面讲，城市和农村住房服务统计都不完整。中国的住房服务价值是通过住房面积、造价和折旧率等资料推算出来的，但住房面积资料不完整，城市住房面积调查资料没有包括居住在城市里的农村居民住房面积，农村住房面积调查范围的不完整性更加突出。世行假定国家统计调查网络覆盖了中国所有住房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进而把中国的住房服务价值调高40%,导致GDP上升1.5%。

综合上述结果,世行将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上调了11.7%。

（三）估价调整

世行认为,由于扭曲的价格体制和生产率方面的差异,中国工业的土地和资本回报率远高于其他行业，消费品制造业的回报率最高,服务业和煤炭行业的回报率最低,农业的回报率也比较低，中国进一步的价格改革将改变行业的营利状况。世行试图将各行业的土地和资本回报率调整到全国的平均水平。由于纺织行业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很重要,世行在估价调整过程中,保持该行业的价格不变，将住房和其他房地产业的价格提高,纺织业以外的消费者制造业的价格降低。世行利用1987年投入产出表对GDP进行了调整,结果使GDP上调18.3%。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调整结果,世行将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上调了34.3%。

二、世界银行关于中国GDP数据调整存在的问题

世行关于中国GDP数据的调整是建立在它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统计体系和价格体制的了解和判断基础上的。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统计体系和价格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进步。就统计体系来说，随着国民经济核算制度的改革，基本概念和基本框架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向国民经济核算最新国际标准--联合国1993年SNA的转换；统计调查范围已经由传统的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到非物质生产领域；全面行政报表的统计调查方法已经被以普查为基础，抽样调查为主体的调查方法体系所取代；开展了多项普查，包括农业普查、工业普查、第三产业普查、基本单位普查，等等；许多专业统计采用了抽样调查方法，例如农产品产量调查、农村和城市住户调查、价格调查，等等。这一系列统计改革，使中国统计体系得到不断完善。就价格体制来说，中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改革，目前，市场价格已经成为中国价格体系的主体。

具体说来，世行关于中国GDP数据的调整至少存在以下若干方面问题：

（一）一致性调整问题

1、农民自产自用粮食的估价

中国农业统计规定，农民自产自用粮食的价值，按出售的综合平均价格计算，这种综合平均价格综合了国家收购价格与市场价格两种因素。近些年来，中国粮食连续获得丰收，为了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国家的粮食收购价格已经高于，而不是低于市场价格，因此，上述综合平均价格不会低于市场价格。世行关于中国统计体系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估价农民自产自用的粮食的判断，已经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2、存货增加

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只考虑生产不考虑市场需求和赢利情况。这些企业生产出来的部分产品可能销售不了，只能被废弃或按大打折扣的价格处理。因此，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世行把中国的存货增加调低三分之一，可能是不过分的。但是，自从党的十四大把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定为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需求和赢利状况已经逐步成为企业生产决策的主要考虑。因此，企业生产的产品被废弃或按打折扣的价格处理的情况明显减少。所以，世行的调整比率不再适合中国目前的存货产品销售的实际情况。

3、福利服务

近些年来，中国进行的一系列企业制度改革，正在推动企业的福利性服务逐步走向市场化，企业从事福利性服务人员的比例正在逐步下降。因此，至少对于中国目前的企业情况来说，世行假定企业有10%的劳动力从事福利性服务的比例太高了，相应地对GDP的调整比例也就不合适了。

（二）范围调整问题

1、粮食

中国官方统计的耕地面积数据确实低于卫星测量数据，但是，卫星测量出来的耕地面积包括25度以上的坡地、河滩地、轮休地、沟渠和田间道路等等。这些地不能视同正常的耕地。所以，中国官方的耕地面积数据与实际耕地面积之间的差距不像世行估计的那么大。另外，除了农业统计包括粮食产量调查外，农村住户调查还编制农村住户农业生产情况表和农村住户粮食收支平衡表，分别反映农村住户粮食生产情况和年初粮食结存、年内粮食收入、年内粮食支出、年末粮食结存情况。这些不同类型调查能够对粮食产量统计起到校对作用。根据以上情况，中国的粮食产出数据与实际情况应当是比较吻合的，世行将其调高10%，必将导致GDP数据的高估。

2、牧业

世行断定中国统计数据低估了农业产出，事实上，中国的经常性农业统计还存在高估的成分。全国农业普查结果表明，1996年统计年报中的肉类产量高估了22%，猪、牛、羊存栏头数分别高估了20.7%，、21.1%和21.8%。因此农业总产出和农业增加值被高估了。针对这种情况，GDP应当相应地向下调整。这是世行所没有料到的。

3、农村工业

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结果表明：由农业部乡镇企业管理部门统计的农村工业总产值数据高估了18000亿元（1995年），占全部农村工业总产值的40%。显然，与世行的判断恰好相反，农村工业产出应当向下调整，而不应当向上调整。

4、农村服务业

世行关于中国农村服务业统计不完善的判断和数据调整对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统计状况来说，是不过分的。但是，中国在1993至1995年开展了首次第三产业普查，对包括农村服务业在内的全部服务行业进行了全面调查，同时，根据普查资料对GDP历史数据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表2：第三产业普查关于服务业增加值和GDP数据的调整比率(%)

年度GDP第三产业运输邮电通信业商业非物质服务业

19781.04.40.00.09.3

19801.15.20.00.09.6

19855.120.60.052.211.9

19865.321.20.058.112.4

19875.823.00.062.313.2

19886.123.40.065.110.7

19895.720.30.066.78.8

19904.817.22.767.68.5

19917.124.710.467.613.9

19929.333.19.588.721.7

199310.032.011.773.424.8

注：本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4》和《中国统计年鉴，1995》计算。

事实上，这种调整已经大大超过世行对农村服务业的调整。例如，世行对农村服务业数据的调整导致1992年GDP数据上升6.5%,而第三产业普查之后，中国对同年GDP数据的上调比例达9.3%。因此世行对中国农村服务业统计的判断和数据调整已经不再适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三）估价调整问题

90年代初以来，中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的目标模式，价格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严重扭曲的价格结构得到明显改善。例如，从1990年到1997年，世行认为土地和资本回报率最低的服务业和煤炭工业价格分别上涨了222%和206%，而属于土地和资本回报率最高的消费品制造业的食品工业和纺织工业价格仅分别上涨96.8%和60.3%。特别重要的是，目前，市场机制在中国货物和服务价格形成中已经起了主导作用。货物的价格基本上由市场决定，除部分服务业，如居民福利性住房服务业仍偏离市场价格外，绝大多数服务业的价格也由市场决定。即使那些偏离市场价格的服务业也正在迅速向市场价格过渡。例如，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住房服务将市场化，福利性住房服务不久将不复存在。

另外，有关部门在对33种具有代表性的商品进行国内外价格比较时发现，1998年11月，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有22种，占69%，其中包括小麦、玉米、大豆、豆油等农产品，硫酸、盐酸、尿素等化工产品，汽油、柴油等能源产品，铝锭、生铁等冶金产品，等等。

总之，在中国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规模和价格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如果世行仍然依据1987年投入产出表对各行业进行价格方面的调整，也势必导致GDP数据的高估。

注1：由于中国官方GDP和GNP数据差距不大，世界银行在计算中国官方人均GNP时是以中国官方GDP数据，而不是以GNP数据为基础。由于同样的原因，本文对GDP和GNP不加区别。

注2：中国官方人均GNP是按人民币计算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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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世界银行文件：《转换中的中国统计体系》，国家统计局内部翻译件。

3.国家统计局1998年制定：《国家统计报表制度》。

4.国家统计局1998年制定：《农村住户调查方案》。

5.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4,1995，1997，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1995、1997和1998年出版。

邮电经济研究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税收优惠政策；中小企业；问题；建议

1中小企业在我国的重要地位

我国中小企业数量众多，且遍布各个行业，是最具活力的主体。首先，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重要渠道，带来了很多就业岗位，具有明显的吸纳就业能力。其次，中小企业是创新的重要源泉，在资金、技术等方面都无法抗衡大企业的情况下，中小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必须创新自己的产品，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近年来，中小企业的申请专利数量不断上升。最后，中小企业能够推动市场繁荣。只有众多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而不是某家企业独大，市场才能健康发展下去。无论是中小企业之间的竞争，还是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之间的竞争，都可以推动市场向多样化方向发展，激发市场活力。

2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

2.1内部问题

①规模小。从我国对中小企业的界定就可以看出，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小，市场准入门槛低，与大型企业相比竞争力不足，抵抗风险能力较弱。②内部管理不完善。大部分中小企业还没有形成科学的管理体系，管理模式粗放，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员工的成就感不强，这也是中小企业人才流失的原因，没有人才参与管理，企业更难以形成可科学的治理结构，如此恶性循环，不利于中小企业的长远发展。③经营成本高。经营成本上涨一直是困扰中小企业的难题，能源价格的上涨，如天然气、煤炭涨价，会使得上游企业生产的材料价格水涨船高，而这些成本上涨会转移给下游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来获得原材料及其他生产资料。除此之外，人力成本也在不断上涨，企业培养人才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中小企业经营成本的上升会压缩企业的盈利空间，甚至会导致中小企业亏损、破产。

2.2外部问题

①融资难。现阶段，大部分的中小企业选择的融资渠道为银行贷款，但是通过贷款能够获得的资金较少，不能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中小企业之所以一直受融资难困扰，首先，中小企业数量众多，而银行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贷款是有限的。因此，每个中小企业获得的贷款数量极少。其次，不少中小企业账务处理混乱，财务透明度差，因为信息不对称，银行贷款给中小企业的风险较高，影响银行贷款给中小企业的积极性。最后，中小企业的资产少，缺少抵押物，想仅仅依靠自身的信用获得银行贷款比较困难。而且，相比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更高，更容易破产，若中小企业无法按期还款，银行将不得不承担坏账，因此，银行更偏向于给大型企业贷款。部分中小企业即使获得了贷款，银行一旦发现企业经营出现问题，还款能力下降，会加快催收或者要求中小企业提供担保，这对出现问题的中小企业来说无疑是沉重负担，更难继续经营。②税费负担重。北大国家研究院研究结果显示，中小企业几近一半以上的利润都被税费侵占。我国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较重，除了税收以外，还有较多的社会保险费、行政性收费、教育费附加等。据估算，通常交10元的税，就要交5～6元的费。另外，很多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中小企业提供的产品同质化较严重，缺乏核心竞争力，不仅议价能力低，而且容易被替代，税收负担不易于转嫁。同时，很多中小企业在无法获得银行贷款时，转而走向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利率过高，超过银行同期贷款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使企业享受不到“利息免税”的优惠。种种原因致使中小企业税费负担较重，长此以往，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

3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针对中小企业税负较重的问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表1列举了对中小企业有重要影响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在疫情发生之后，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很多企业无法复产复工，在这种形势下，为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国家进一步加大了扶持力度。2020年2月至12月末，政府对中小微企业给予了更多的单位免征，免除基本养老、工伤、失业3项社保单位缴费。中小企业在防范疫情过程中发放给个人的实物，如药品、口罩等防护用品免征个人所得税。2020年1月至12月末，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为扩大生产规模，购置新机器设备所发生的支出，可在当期作为费用一次性扣除，并且，企业还可以向税务机关申请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

4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效果

4.1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情况

国家或企业的税收负担的真实情况可以通过税收负担水平来反映，本文从国家和企业2个层面来分析税收负担水平。以宏观税收负担率作为衡量国家税收负担的衡量指标，以企业所得税负担率、企业流转税负担率、综合税收负担率作为衡量企业税收负担的衡量指标。从宏观税收负担角度看：小口径：宏观税收负担率=税收收入/GDP中口径：宏观税收负担率=公共财政收入/GDP大口径：宏观税收负担率=政府收入/GDP从微观税收负担角度看：所得税负担：企业所得税负担率=实际缴纳的所得税/利润总额流转税负担：企业流转税负担率=应税流转税额/货物或劳务的销售收入综合税收负担率：综合税收负担率=实际缴纳的各种税费总额/营业收入①宏观税收负担状况。通过国家统计局获取2018-2020年税收收入、财政收入、GDP等相关数据，计算得出2018年小口径税负为17.01%，中口径税负为20.74%；2019年小口径税负为17.01%，中口径税负为19.95%；2020年小口径税负为5.19%，中口径税负为18.00%。从这3年的数据变化可以看出，小口径税负呈连年下降趋势，中口径税负亦然。二者的下降与我国对中小企业减税降费政策是密不可分的，可以充分说明我国的减税降费政策有效落地，让中小企业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通过计算连续3年的小口径税负与中口径税负之差，可以看到每年的差额在3%左右浮动，这说明在政府收入中“费挤税”的问题仍然存在，非税收入仍然占比较大，今后需要进一步降费，完善财税体系。②中小企业税收负担状况。通过对中小企业的财务报表数据进行分析，得出2018-2020年所得税负担率在17%上下浮动，且呈连年下降趋势。综合税收负担率在20%上下浮动，且呈连年下降趋势。中小企业3年来得到的税收优惠力度不断加大。

4.2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效果

2018-2020年，中小企业的综合税收负担逐年下降，虽然降幅不大，但这表明减税降费政策是有效果的，能够减轻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让中小企业享受到税收优惠。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近3年来，20%左右的综合税收负担一直大于17%左右的小口径税负，这表明综合税收负担对中小企业来说一直较重，还应进一步减轻中小企业的税负。另外，政府的一些行政性收费增加了中小企业的非税支出，挤压企业利润。因此，减税降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小企业的利润有所增加。随着国家对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企业缴税减少，从而可以将更多的资金投入生产，增强了企业的盈利能力，也有利于企业未来的发展。特别是2020年，为保证疫情之后中小企业能够迅速复工复产，国家出台了很多阶段性减免政策，提高了中小企业盈利能力。总体来说，税收优惠政策对中小企业发展是有利的，能够起到振奋信心的作用，但并不能说有了税收优惠政策中小企业就一定能够盈利。所以一方面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财税优惠力度；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也不能过度依赖财税政策的扶持，要苦练内功，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

5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建议

我国的财税优惠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效果明显。很多中小企业的税负压力大大减轻，盈利能力增强，激发了中小企业的活力。为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5.1政府层面

5.1.1促进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和制度的落实近年来，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从国家到地方都出台了很多税收优惠政策，增加扶持资金，缩减税费。但政策不落地便无法发挥作用，因此，应把政策落实放在首位，提升自身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对于不同的中小企业财税扶持政策，要在部门间划分好职责，各司其职，避免中小企业求助无门，杜绝“踢皮球”现象。同时，提升财税人员的服务意识，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让政策真正能够走入中小企业，提升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获得率，保障税收优惠政策和制度能够落实。总之，要促进财税政策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对接，将政策落到实处，从而推动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5.1.2采用多种手段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面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第一，可以从金融机构入手，对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给予税收优惠，鼓励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放贷。第二，激发企业和个人向中小企业投资的热情，例如，对于企业和个人的投资所得，可以减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从而引导更多的企业和个人向中小企业投资。第三，用好财政贴息政策，对通过风险评估的中小企业可以在贷款时给予财政贴息。第四，建立贷款担保风险补偿基金。由于中小企业风险较高，导致信用担保机构不愿意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因此，政府部门要重视贷款担保风险补偿基金的建设，当符合扶持条件的中小企业出现资金周转困难时，可以向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的机构进行一定比例的补偿。

5.2企业层面

5.2.1重视企业人才的培养人才是中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优秀人才、科技创新人才的缺乏是很多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是亟需解决的难题。这一难题不仅困扰着东部的众多中小企业，中西部中小企业更甚。因此，培养人才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首先，可以和当地高校形成校企合作，通过成为高校实践基地、实习基地等方式，吸引高校学生就业。其次，可以与培训机构进行合作，聘请专业的培训人员对员工进行培训，例如，新员工入职时提供培训，完善新员工的理论知识，同时，通过培训师的教学，提升新员工的动手实操能力。对老员工进行定期培训，使老员工更新技术，精益求精，进而实现技能创新。最后，建立完善有效的激励制度，解决人才短缺问题。人才流失是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畅通晋升渠道，构建合理的激励制度，保障技术人员的生活需求，同时，给予他们足够的人文关怀，进而让人才留在企业。5.2.2充分利用税收政策进行合理规划如果中小企业的综合税收负担较高，那么企业的利润将受影响，不利于中小企业的持续发展。中小企业的税负水平不仅与国家的税收政策有关，也与自身的税收规划有关。因此，企业要提前做好税收筹划，合理降低税费支出。特别是对于一些创业初期或规模较小的企业，本身资金不充足，利用税收筹划节约开支，可以缓解资金紧张，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企业摆脱资金短缺困境。如果中小企业的会计人员不具备税收筹划的能力，企业可以向会计师事务所或者税务咨询公司寻求帮助，这些专业机构虽然会收取费用，但是可以提供专业化的税收筹划方案，避免企业会计人员因税法知识的欠缺而无法有效减轻税负，甚至设计的避税方案不合法。作为企业的管理者或会计人员，要积极参加税务部门举办的培训及宣讲会，紧跟税收政策的变化，要主动学习其调整的内容。国家一直比较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因此，针对中小企业的财税优惠政策繁多，而且针对当年中小企业的发展形势，还会一些阶段性政策。因此，中小企业要根据自身的经营特点，并结合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合理进行纳税筹划。例如，在纳税人身份的选择上，一些中小企业既可以选择成为小微企业纳税人，也可以选择成为小规模纳税人，具体选择哪种纳税人身份，要根据企业具体情况决定。如果成为小微企业纳税人，那么企业可以享受税率优惠政策。如果成为小规模纳税人，在缴纳增值税时可以享受低税率。具体选择哪种身份，要根据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决定。另外，中小企业在选择按季度或者按月申报时，也应充分考虑自身每月的营业额，如果营业额起伏较大，要避免个别月份营业额过少，远远达不到起征点，造成优惠额度被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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