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次养老服务模式构建创新范文

摘要：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养老问题已经成为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如何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根据80/20原理，主张构建“社区为服务平台、家庭为协助补充的老龄群体内部的自主互助居家养老模式”，以满足80%老龄群体的养老需求。而国家机构兜底保障满足20%失能、特困等特殊老龄群体养老需求的多层次养老服务模式，为完善国家养老模式，缓解国家养老压力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帮助。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自主互助养老；80/20原理

当前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世界性的发展趋势，从国际通用的老龄化标准来看，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到了该国家和地区人口总数的10%，或者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到了该国家和地区人口总数的7%，就意味着该国家或地区人口整体处于老龄化阶段。由国家统计局数据得知，2018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49亿人占总人口的17.9%，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66亿人，占总人口的11.9%（如图1所示），已经远远超过国际通用老龄化标准。更为严峻的是，由于我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其老龄化进程处于加速状态。据预测，2050年人口老龄化将到达顶峰，65周岁以上人口将较2018年翻1倍，达到4.8亿[1]，如此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现象衍生了诸多社会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激增的养老服务需求与有效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同时，老年人抚养比这一指标也进一步证实了养老服务需求与有效供给不足之间的巨大缺口，老年人抚养比是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中老年部分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用以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由下页图2得知，我国2009—2018年老年人抚养比呈加速度激增，每年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的老年人抚养越来越多。那如何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实现老龄群体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正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当前我国养老模式所处的困境

根据《人口科学辞典》，我国老人分为三个阶段：低龄老年人口（60~69岁）、中龄老年人口（70~79岁）、高龄老年人口（80岁以上）[2]；同一年龄段老人按区域可分为：城镇老人、农村老人，按经济状况可分为有养老保障和经济状况差的老人，按子女情况或居住情况又可分为独居老人、空巢老人和子女同居老人，按失能与否又可分为自理老人、失能老人，不同层次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不同。当前我国的主要养老模式是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国家机构养老，这三种模式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老年人对养老服务多样化需求的提升，分别呈现不同的优劣变化。首先，家庭养老。由于根深蒂固的“养儿防老”观念以及传统的“孝道文化”“落叶归根”的影响，家庭养老在我国处于主导地位。据调查，90%的老年人希望在自己家里安度晚年[3]，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生活照料、康复理疗、文化娱乐等专业服务。然而，家庭养老在当前的“少子化”“城镇化”及西方文化等影响下呈现出其历史的局限性和脆弱性，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4-2-1”的家庭模式让成年子女不堪重负，陪伴父母时间减少，西方文化影响也使得老年人和子女都希望独立自由，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改进提升，没有机构和社区的协助，家庭养老将逐步呈现弱化的趋势，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尽管如此，我国家庭养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会处于主导模式。其次，机构养老。机构养老也称社会养老，将老人集中起来由专业专职人员为老人提供饮食起居、日常护理、文化娱乐活动甚至有提供专门的医疗服务等综合性服务机构。选择机构养老，老人既可以得到细致专业的生活照顾和医疗护理，又可以因同龄人集体生活而排解孤单寂寞满足老人的精神情感需求。然而，机构养老对老人而言需要重新适应环境、构建人际关系，缺少来自家人的情感慰藉。据调查，仅有11.7%的老年人愿意选择机构养老[3]。另外，我国的机构养老的各项资源和管理措施不够完善，投资巨大却盈利困难，随着老龄化程度加剧，社会养老服务供需不平衡造成入住成本高，低收入老龄群体难以长期支撑。

此外，国家监管不力、专业人才匮乏、服务良莠不齐等也导致经营过程中时有纠纷发生。因此，尽管机构养老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现在，无论是从我国机构养老的供需现状还是从老年人的情感需求看，机构养老都很难在短时间内成为我国养老的主要模式。最后，社区养老。社区养老是近年新兴的由社区建立支持家庭养老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有效兼顾了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其基本做法是：城市各社区建立养老服务中心，老人住在自己家里，由社区专业护理员为社区居家养老的老人提供上门服务、照顾护理、由子女将老人送到托老所性质的养老服务中心接受托老服务。社区养老将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最佳结合点集中在社区。然而，社区养老模式目前也尚处于探索期，各项服务职能和服务设施还不完善，服务缺少多样化无法满足老龄群体多样的服务需求，服务人员的专业化和责任心不强，甚至很多社区的托老服务仅限于提供餐饮、安全保障以及简单的娱乐设施，对于资金不足或老人数量少的社区则无法提供社区养老服务。因此，社区养老如果没有制度的监管、政策的支持、资金的注入、方法的革新，其后续发展也将举步维艰。党的报告中明确，当前我国主要养老模式为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4]。然而，三种模式中，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因资金支持不足、专业养老服务人员欠缺等问题在短期内很难有大幅提升，家庭养老又呈现弱化现象。面对日益激增缺口巨大的养老服务需求，发改委已于2019年2月发文《全面放开我国养老市场，大力引入外资企业》，但对于真正实现我国养老服务市场供需平衡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多层级养老服务模式

2016年《社会体制蓝皮书》显示，我国失能半失能老人占老年人口的18.3%，则我国能自理的老龄人口占81.7%，由此主张根据80/20原理，构建“社区为服务平台、家庭为协助补充的老龄群体内部的自主互助居家养老模式”，以满足80%老龄群体的养老需求，而国家机构兜底保障满足20%失能、特困等特殊老龄群体养老需求的多层次养老服务模式。首先，倡导老龄群体追求“无龄化”生活方式。随着生活质量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均寿命不断增长，老人的精神面貌以及身体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很多人到达退休年龄（我国法定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女性55岁）依然具有劳动能力，并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我国实际退休年龄只有54岁，远低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例如，发达国家普遍执行65岁以上的退休年龄，有的甚至达到70岁（以色列），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60~65岁之间的退休年龄[5]。此外，我国人均接受教育年限延长，实际人均工作时间在很大程度上被压缩了，这对于劳动力资源匮乏的今天来说是一种严重的人力资源浪费。要改变这种现象，国家就应该改变仅以年龄为依据进行工作能力判断的社会意识，倡导“无龄化”生活方式，鼓励老人发挥余热继续为社会做贡献。而推行“无龄化”生活方式，首先要摒弃传统不良意识，比如退休了就是“只享福不干活了”，歧视退休还继续工作的老龄群体，改变对“老年人”的不良刻板印象，消除固有的老人就是需求他人帮助的弱势群体的观念，尊重每一位愿意继续工作的老龄群体；其次，也要清楚认识到人体老化是必然趋势，劳动者的健康状况、体力及工作意愿必然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巨大的差异变化，老年人继续工作的岗位一定要适合老人的身体条件，国家有必要对有工作意愿的老人提供培训计划，令其掌握新技能和方法能够从事更适合自己身体条件的工作岗位[5]，也要完善雇佣和就业环境确保老年人获得合适的就业机会。“无龄化”生活方式是一举多得的措施，从老龄群体层面能提高其经济水平，拓展其社交范围，丰富其精神生活，实现其继续发挥能力“老有所为”的需求。比如，77岁从事绘画事业的摩西奶奶，74岁开创褚橙种植的褚时健；再如，在欧美等国随处可见白发公务人员、空乘人员、道路安全引导员、博物馆讲解员等；从国家和社会层面则可缓解因人口急剧老化引起的劳动力匮乏，以及当前国家养老基金缺口大等问题。“无龄化”生活方式适用于生活能自理的低龄和中龄有继续工作意愿的老人。其次，推广老龄群体自主互助养老模式。总理在2018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互助式养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老龄群体内部的互助养老是短期时间内易于实现、可操作性强、投入成本低的养老模式。然而在国外发展如火如荼的“抱团养老”和“时间银行”，在我国的推广却由于经济问题、诚信问题等原因水土不服、处处碰壁。经分析欧美国家“抱团互助”养老成功的案例发现，“抱团互助”养老的群体首先要经济独立生活自理，其次具有相同的兴趣爱好和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倡导的是“陪伴不看护”[6~7]。由此，要在我国成功地推行老龄群体内的“抱团互助”养老，当前最切实可行的做法是：首先在城市社区内、农村邻里或兄弟姐妹等相熟人员之间寻求志趣、生活习惯、经济条件相近的老人结成养老小组，再到养老团体，进而到整个社区。

“抱团互助”不仅可减轻了社会的养老压力，实现居家自主养老，还可以使老人在互助过程中互相接触、深入交流，会潜移默化对彼此产生需要和被需要的感觉，会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其结果是互助养老生活的进一步和谐有序。“抱团互助”养老适合城乡有经济保障、生活自理的相熟的中低龄老人群体。如果说“抱团互助”养老更适合熟悉的兴趣相投的老龄群体，那“时间银行”则类似陌生老人之间养老服务的交易，所不同的是服务的提供者和接受者均为具有年龄层次差异的老龄群体，交易模式是一方付出养老服务收获未来被服务时间的支配权以及参与养老服务的荣誉感和存在感，服务接受方则收获的是免费的养老服务满足其生活和精神需求。“时间银行”所进行的时间交换服务不是以即时性时间补偿为目标，而是以当他们步入老龄阶段、遇到生活困难之时的延迟性时间补偿或者以获取更加实在的物质补偿为目标。因此，这种交换模式以更理性的方式衡量时间的社会价值，打破了以往养老服务需求方因“需求依赖”而处在弱势地位的局面，使其获得应有的尊重和理解，同时参与“时间银行”的服务提供方可以尽早体验高龄人群的服务需求和心理，为自己进入高龄阶段好做心理准备。“时间银行”养老模式还可以通过养老服务的互助交换打破陌生人的交流坚冰，培育社会的诚信体系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向上。“时间银行”模式适用于具有服务意识，具有不同养老服务需求以及年龄层差异的老龄群体。如前文所述，我国当前的“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所构建的养老体系并不牢靠，至少在未来很长一段的时间内无法覆盖所有的老龄群体，而“自助者多助”，老龄群体内部的自主互助养老至少能解决80%以上的养老需求，是缓解我国当前养老压力投入成本低而又行之有效的模式。然而，无论是倡导老龄群体追求“无龄化”生活方式，还是推广老龄群体自主互助养老模式都离不开“社区作为服务平台，家庭为协助补充”的重要作用。在这两种模式中，社区不再是养老服务的主体，而是转变为为老龄群体提供就业信息、培训信息以及互助对象匹配和监管的服务平台、信息平台，家庭也转变为为老龄群体提供必不可少的精神慰藉的协助补充。当然，这一切的有序进行也脱离不了国家的政策支持、制度监管、资金引入，以及对无法继续工作、参与互助养老的高龄、失能、特困的老龄群体通过机构养老服务进行兜底保障。

参考文献：

[1]廖生武，谭碧慧，李文源，陈保安.广州市城乡老年人医养服务模式探析与策略研究[J].中国全科医学，2019，(2)：188-193.

[2]吴忠观.人口科学辞典[K].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25-26.

[3]穆光宗.社区居家养老的思考[J].中国国情国力，2016，(8)：13-14.

[4]报告如何为“养老”绘就蓝图[EB/OL].人民政协网，2017-10-22.

[5]杨琳琳.福利国家延迟退休的模式与镜鉴[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39-56.

[6]欧旭理，胡文根.中国互助养老典型模式及创新探讨[J].求索，2017，(11)：14-131.

[7]吴志成.德国“多代居”空间环境建设及其借鉴启示[J].老龄科学研究，2015，(6)：66-72.

作者：宋静 单位：广州航海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