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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生死观

2019/09/11 阅读: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时期;李大钊;生死观

李大钊身处特殊的历史时期和政治环境之中,既接受过中国传统儒学教育又接受过日本新式教育。在封建主义、自由民主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多重影响下,李大钊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价值体系。由于见证了处于战争威胁下人民群众被压迫、被剥削、甚至被任意杀害的场景,李大钊也因而更加关注生命价值问题。自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来,李大钊的生死观呈现出明显的为革命服务的趋向,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革命生死观。

一、李大钊革命生死观的基本内涵

(一)生死:物质世界的自然现象立足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李大钊革命生死观的一个显著特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成为李大钊对生命本源认识的理论基础。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李大钊对于生命本源和生死本质问题展开深入思考,提出生与死都是物质世界的自然现象这一论断。受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的影响,李大钊在探索生与死的本质时提出:“死与生同是全生命的一部,生死相间,才成无始无终的大生命,大生命就是大自然,死同生一样是大自然中的自然的现象。”[1]200他把人的生命归结为整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认为人的生与死是自然规律作用于人类生命的一种表现形式。包括人类在内的一代又一代生命的死生继替,才使得自然世界规律的存续。李大钊在观察中发现,人们对于生与死这两种自然现象的态度大相径庭———人们大多庆祝生而惧怕死。不同于以往封建世界观对死亡做出的玄幻解释,李大钊试图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深入挖掘人们对死亡产生恐惧的客观原因。他认为,死亡之所以令人惧怕,是因为人们物理属性上的“惰性”和依赖心理所致。有自我意识且能在社会中正常存活的人们都体会得到生的滋味,但死亡对于每个活的个体来说都是未知的领域。当人们面对不可知的死亡时,他们会依恋他们熟悉的生存状态:依恋家人、依恋朋友、依恋所有活的个体才能够体会到的精神和物质的享受。人们若能克服了这些依赖心理,亦能够克服对死亡的恐惧。李大钊不仅将生命的本源归结于物质世界,而且将人们对待生命所产生的“乐生恶死”的态度也归结为人们物理属性上的“惰性”使然。这样一来,李大钊就为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实际中科学对待生死问题、克服死亡恐惧提供了可行方法———摆脱“惰性”和依赖心理。李大钊革命生死观的辩证唯物理论基础的确立,使他所思考的生命本源问题和人的怕死情结得到了合理解释。

(二)生命的最高价值在于为革命牺牲19世纪初期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混战动荡的黑暗时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由分析自杀现象入手,李大钊进一步探讨生死选择中的价值问题,提出生命的最高价值在于为革命牺牲。1.主体享有处决自身生命的自由在自杀问题上,李大钊首先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剥离开来。他认为,自杀“是智慧的结果,故独行于人类社会,其他动物社会则少有此”[2]158。同时,他经调查研究发现,自杀是随着文明的进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现象,且有随文明进步而增加的趋势。这说明自杀作为人类特有的行为,是人类意识主观能动性的产物,是物种进化发展的结果。李大钊认为,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存在的自杀现象,作为社会的人的一种特有行为,应该得到客观的承认。在评价自杀现象时,李大钊将引发自杀的缘由和自杀带来的影响同自杀本身剥离开来,明确指出了自杀本身并无壮烈或是罪恶可言。“有人说自杀是壮烈的行为,他们又有什么壮烈?有人说自杀是罪恶的行为,他们又有什么罪恶?”[3]257“什么壮烈啦、罪恶啦,我们都不能拿来奖励或诽谤人家处决自己生命的举动。”[3]257在李大钊看来,“我们应该承认一个人为免自己或他人的迷惑麻烦,有处决自己生命的自由”[3]257。至于旁观者,不必去评判这样的行为是壮烈还是罪恶。面对出现的自杀现象,李大钊并没有站在伦理道德的高度对自杀者进行热情的称赞或无情的诋毁。他以明确而客观的立场提出,任何生命的主体都享有自身生命的处决权。2.个体生死选择中的价值实现明确对自杀的客观立场之后,李大钊开始深入研究自杀发生的深层原因,并探究主体生死选择中包含的价值追求问题。

李大钊认为,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其生死选择始终与社会政治环境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关系。身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李大钊,在对这一互动关系的考察中认识到,生命的最高价值在于为革命牺牲。李大钊认为个体生死选择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革命战争年代的社会政治环境对个体的生死选择存在直接影响。在对自杀问题的分析中李大钊提到:“自杀是任意的死,不是由于意外变故或疾病的死,同时又不是自然的行为,必有有力的原因,驱他为此。”[2]157他认为,“自杀是一个社会的事实,是一种必须以他种现象解释的现象,如环绕着自杀者的物理的、人种的、社会的、心理的种种影响”[2]157,因而自杀又不是全然任意的行为。主体不会出自自我的任意无缘无故选择自杀,必定有复杂的外界因素的影响和压迫。李大钊在1919年12月1日发表于《新潮》第二卷第2号上的文章《青年厌世自杀问题》,深入分析了影响自杀的人种因素、生理与年龄因素、婚姻因素等多种原因,也深入分析了自杀的动机、方法和场所。李大钊认为:“社会制度若是没有经济上的不平,不会发生因穷饿而自杀的人。社会制度若是不迫人犯罪,不会发生因愧悔而自杀的人。若是婚姻制度没有弊病,不会发生因失恋殉情而自杀的人。若是家庭制度有解放个性的精神,不会发生因家庭不和而自杀的人。若是学校制度、教育制度没有缺陷,不会发生因考试落第、或因课业过劳患神经病而自杀的青年。若是政治制度明良,不会有因愤世,或因不能自由执行职务而自杀的人。”[1]120即在自杀增加的社会里,社会的经济制度、婚姻制度、教育制度、政治制度等必然存在相应的缺陷。李大钊由此得出结论:不同种类自杀现象的深层共同原因,即社会制度的缺陷。1922年1月30日李大钊发表在《学艺》第三卷第8号的文章《论自杀》,对自杀问题做了系统的研究和论述,其中最核心的观点是指出自杀问题的本质是政治问题。二是革命战争年代中个体生死选择对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李大钊对青年的自杀问题尤为关注。他一方面指出,在中国社会黑暗到了极点之时“青年自杀的流行,是青年觉醒的第一步”[1]123;另一方面也指出,“自杀实有救济的必要”[2]174。针对有自杀倾向的人,他指出“要想他抛弃了‘厌世的人生观’,建立一个‘新的人生观’非先使他个人品性的力量健强不可”[1]120。对自杀行为和厌世心理进行救助的主要目的是将他们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变革现存社会制度。李大钊提出:“我不愿青年为旧生活的逃避者,而愿青年为旧生活的反抗者!不愿青年为新生活的绝灭者,而愿青年为新生活的创造者!”[1]123他反对盲目冲动下的自杀,或拿自杀做逃避和向社会发声的手段。他鼓励青年组成团体,学习和传播科学的主义,为反抗黑暗势力和旧生活而革命,共同创造出一个自由解放的新社会来。总之,在李大钊看来,自杀现象的多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政治存在问题。减缓自杀的多发趋势,根本的是要改革社会的政治,甚至要进行社会革命。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开展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为革命牺牲则成为个体生命的最高价值。

二、李大钊的革命生死观与其革命实践的统一

(一)革命生死观在社会交往中的体现李大钊的革命生死观在分析个体对生死的态度问题时提出,人们大多存在依恋熟悉事物的心理。人们面对死亡时的依恋心理会使人想尽一切方法、不顾一切后果去挽回生命,这恰恰是威胁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是革命者必须要摒弃的。“赤裸裸的人生,总不要有所依恋,总不要穿上惰性的衣裳”[1]200,真正的革命者要做好为革命事业而牺牲一切的准备。这一认识体现在李大钊社会生活和实践活动的方方面面。一是李大钊和其他坚定的革命者一样,在处理革命和家庭的关系时,始终把革命工作放在首位。1924年,李大钊的工作因国共合作的开展而变得更加繁忙。一天,他的小女儿钟华突然患病。正在忙着开会的他,听到这一消息后和来人说:“哦,我们这还有事。你告诉她妈,开完会我就回去。你先去吧!”[4]92。等到李大钊凌晨一两点忙完工作,找来医生,却已经迟了,她的小女儿钟华永远地离开了。对此李星华回忆到:“小钟华死后,父亲很悲痛。埋葬了小钟华以后,父亲又投入了紧张的战斗生活。”[4]94在前往苏联之际,“父亲在信中还对母亲说:现在,我的工作极忙,今后再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而焦急,应当振作起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我这次出国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钟华的死确使我很伤心,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闲心想念她了”[4]99。由于肩负重要的革命使命,李大钊很难与家人团聚。他深爱着他的家人,却从未依恋家庭的温暖,而是始终把革命工作、把人民的解放事业放在首位。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李大钊的妻儿早就适应了他为了革命“抛弃”家庭的状况,也逐渐理解和支持他对革命事业的执着付出。二是李大钊也积极通过发表文章,向社会宣传革命的生死观。除了在《每周评论》《学艺》《新生活》《新潮》等刊物上直接就自杀、生死选择等问题发表文章展开论述外,李大钊也多次间接地表达自己在生死选择问题上的价值倾向。1924年3月30日发表的《列宁不死》一文中,李大钊称颂列宁为“献身于世界革命的一个仁勇的战士”[2]375。在表达对列宁同志的崇敬与悼念的同时,也间接表达出了他在生命价值问题上的态度: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人生。李大钊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广泛地接触到了革命党人、学生群体以及工人群众,他的革命生死观也在与人交往过程中得到了更为切实的展现,并影响到了更加广泛的社会群体。

(二)为革命“赴死”李大钊从少年时代就表现出了浓厚的爱国热忱,在目睹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后,立志要寻找救国的出路。他发表文章揭露军阀官僚的丑恶行径、抨击旧礼教。他在十月革命后较早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宣传俄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他倡导国民外交,领导五四爱国运动,反对北洋政府在外交中的卖国行径。他组织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为党组织培养干部。他积极促成国共两党的合作,担负起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共同推进讨伐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就是在推进国共合作和组织工人斗争的过程中,李大钊被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阀势力和国民党中叛变国民革命的势力联合杀害了。在此过程中,李大钊展现了自己对待生与死的鲜明态度,展现了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伟大的人生目标与高尚的价值追求。王芳田是在哈尔滨开店的一个生意人,他曾与李大钊有过短暂的接触。1924年,李大钊由北京出发去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途中以及回程路上都曾在王芳田的店中秘密落脚数日。回程时,王芳田听说李大钊要回到北京,急忙劝阻,并拿出早就想给他看的一张《盛京日报》,登有北京反动军阀卫戍司令王怀庆签署的对李大钊的通缉令。李大钊看后冷笑一声说:“哼!这算个啥,反动家伙与革命者就是这样,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那个革命者不被通缉,这些玩意儿没什么了不得。”①面对王芳田的继续劝阻,他说:“干革命就是要消灭他们,这些豹狼岂肯善罢甘休。不回北京,中国革命怎么能走俄国的道路……”②旋即又回北京去了。这一方面说明了李大钊革命的决心,另一方面表明了李大钊不惧任何危险、甚至死亡的革命精神。相对于对革命的忠贞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生死于李大钊而言已不再重要。1926年3月,在北伐到了最终准备阶段之际,段祺瑞政府发布逮捕李大钊等的通缉令。在这种形式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李大钊率国共两党的党部机关迁入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内。其他许多中共党员同志调离北京,国民党的领导人徐谦、顾孟余、陈友仁等也相继南下离开北京。这时,李大钊实际上担起了国共两党的领导重任。据李葆华回忆,当年4月“国民军准备撤出北京时,国民军一位旅长曾到父亲住所,恳切要求保护父亲出京,到他的部队暂避一时,父亲坚决不肯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这位旅长只好很惋惜地走了”[5]。到了1927年3月,疯狂的奉系军阀已经开始大肆逮捕进步人士、对迁入苏联大使馆西院旧兵营内的党部机关加紧监视,逮捕了一批李大钊身边的工作人 员。

在这样危险的处境之下,很多人劝李大钊暂时离开北京,他都谢绝了。奉调去上海的刘清扬请他同行,他却说:“你是党调走的,我担负北方区的工作任务,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6]夫人赵纫兰劝他离开北京,他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这里的工作是怎样的重要……”[7]李大钊坚定选择留在革命形势最危险的北京的原因:一是出于一名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二是出于对自己工作岗位的坚守;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可以说在逮捕到来之前,李大钊是可以选择离开北京以求生的,可他选择了为革命坚决地“赴死”。这是愿为伟大的民主革命奉献生命的牺牲精神,这就是李大钊先生在生死观上的价值选择。面对死亡,他早就做好了准备。革命的形势要求他不能逃避,为了维持他一直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他选择了死在革命的道路上。革命已经到了紧要关头,保命的逃跑不能挽救革命、反而会断送革命。他以慷慨的“赴死”证实了革命的必然之势,证实了只有继续革命、只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是中国革命的最终出路。他的精神聚集起了为革命保留的最后的火种,并在中国大地上燃起了星星之火,最终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在求生与“赴死”之间,李大钊展示了他革命的人生观和价值追求。李大钊的革命生死观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的产物。李大钊对待生死、生命最高价值等问题的理论,既是他个人革命生死观的基本内容,又代表着早期共产党人为了革命事业不惜牺牲一切的革命精神。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对当代社会思想文化建设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大钊.李大钊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李大钊.李大钊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李大钊.李大钊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5]李葆华.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N].人民日报,1979-10-29(3).

[6]《李大钊年谱》编写组.李大钊年谱[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240.

[7]何宗禹.李大钊的故事[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8:233.

作者:孙东霞 单位: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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