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贡献：党史人物群体范文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也与各地党组织和共产党人带领本地区人民的浴血奋战分不开，其中陕籍党史人物群体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贡献尤为突出。而学术界对陕籍党史人物的研究仅限于个体的研究，缺乏对陕籍党史人物群体的研究。因此，探讨陕籍党史人物群体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作用，能够深化中共党史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中国革命胜利的规律，对于“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1］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具有重要的价值。陕籍党史人物群体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创立了西北地区最早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点燃了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燎原之火

后，陕西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读书的知识分子如魏野畴、李子洲、刘天章、王尚德等人，在大学毕业后，纷纷回到陕西，建立革命组织，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为陕西和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国许多地方都建立了党组织，陕西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在陕西建立党团组织。1922年8月，渭南人王尚德在武汉中华大学毕业后，接受董必武、陈潭秋的指示，回到家乡发展党团组织，并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小组，发展张宗逊、程养谦、武维化、何思杰、姚俊明、郭士斌、薛应麟、姚明学、姚志哲等为团员。1924年5月30日，团中央派武止戈到赤水视察工作，在赤水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支部干事会，它是陕西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团支部，王尚德任书记，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赤水特别支部，直属团中央领导。1924年6月，武止戈来到西安，同魏野畴等陕西进步知识分子一起建立了青年团西安支部。此后，关中、陕南、陕北地区都建立了团支部，为陕西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准备了条件。1925年，中共中央为加强对北方地区革命斗争和党组织的领导，在北京成立了由任书记的中共北方区委，陕北地区党组织划归北方区委管辖。同时，在河南组建了中共豫陕区委，领导河南、陕西地区党的工作。1925年9、10月间，中共北方区委派安存真，中共豫陕区委委托共青团中央派往陕西开展工作的吴化之到西安建立党组织，并在10月成立了中共西安特别支部。1925年11月，中共豫陕区委又派黄平万到西安，并在1926年初建立了中共西安地方执委会，黄平万为书记，魏野畴、吴化之、雷晋笙等为委员，领导西安、渭北和陕东等地党的工作。此后，关中、陕南、陕北地区的党组织普遍建立，有力地推动了陕西及西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推动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区委。1927年3月14日至17日，中共陕甘区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中山学院（今西安高中附近）正式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耿炳光、魏野畴、李子洲、曹趾仁、田伯英、易厚庵、闫揆要、何挺杰、张性初、贾怀庚、刘炎、黄平万、吴化之、梁益堂等15人。会议传达了中央对陕西和西北地区工作的指示，制定了区委“目前工作计划”，提出了“工作集中，人才集中”的原则，即将党的工作和党员的力量，“先集中在陕西，渐及甘肃；在陕西先集中于关中，渐及陕北、陕南，在陕北先集中绥德，渐及榆林、延安。”［2］会议选举了中共陕甘区委的领导机构：耿炳光任中共陕甘区委书记，组织工作由李子洲负责，宣传工作由魏野畴负责。中共陕甘区委的成立，把陕甘地区的革命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1927年7月11日，中共陕西省委成立，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活动范围包括陕西全省和宁夏银川以南、甘肃兰州以东的地区。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中共陕西省委在1931年到1933年间，在陕甘地区发动和领导了大大小小几十次武装起义和革命兵变，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杜鸿范、张东胶、杜润芝等领导的1932年甘肃靖远兵变；高鹏飞、苏杰儒、高胜勇等领导的1932年西华池兵变；领导的1932年甘肃两当兵变；李华峰、周凯、周志学等领导的1932年平凉蒿店兵变。”［3］这些起义和兵变打击了陕甘地区的反动统治，促使了陕甘地区人民的觉醒，有力地推动了陕甘地区乃至西北地区革命运动的开展。

二、创建了多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提供了落脚点和出发点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在陕甘边和陕北领导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和革命兵变，均以失败而告终；主要原因是起义部队没有建立根据地，没有农民的支持和配合，力量薄弱。刘志丹、谢子长、等逐步认识到要把马克思主义同陕西和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走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经过长期艰苦的武装斗争，创建了渭北革命根据地、陕南游击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及由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展而成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等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渭北革命根据地是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创建的以三原县心字区、武字区为中心的西北地区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从1931年5月开始，黄子文、黄子祥、等在以三原心字区、武字区为中心的渭北地区，建立党组织和武装力量，开展革命斗争，建立根据地。1933年8月根据地失守，红四团撤离三原心字区、武字区，北上转移至照金。陕南游击根据地是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1932年4月开始，由中共陕南特委和红二十九军创建的以西乡县马儿岩为中心的400多平方公里的游击区，1933年4月“马儿岩”事变发生，根据地丧失，但红二十九军余部仍在当地坚持斗争。［4］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由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时间从1930年夏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陕甘边界开展兵运工作，发动游击战争起，经历了照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南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两个发展时期。陕北革命根据地是中共陕北特委先后在中共陕西省委、中共河北省委、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领导下，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贺晋年等带领红二十七军创建的根据地，时间从1928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成立起，历时8年多。西北革命根据地是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随着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亟需对陕甘边和陕北的革命斗争进行统一领导指挥。“

1935年2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安定县（今子长县）的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建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群工作。”［3］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副主席高岗。党中央长征到陕北后，西北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1937年2月，西北根据地改制为陕甘宁特区、陕甘宁边区。除了上述陕西共产党人领导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创建了以商洛为中心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创建了以陕北为中心的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中原局书记兼军区政委郑位三率北路突围部队同陕南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一起创建了豫鄂陕革命根据地；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在鄂北、陕南、豫西地区创建了豫陕鄂革命根据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之多，当居全国首位；每一块革命根据地，都浸染着陕西共产党人和陕西人民为中国革命胜利而奋斗的鲜血。刘志丹、谢子长、领导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10多块根据地中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规模较大的一块革命根据地。西北根据地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有着特殊的极为重要的作用，它的建立和发展，“打开了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大好局面，动摇了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反动统治。配合和支援了各路红军的战略转移，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大西北作了必要的准备”，［5］成为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在谈到西北根据地时，指出：“没有陕北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6］中国革命在遭受严重挫折后，从西北革命根据地出发，14年后取得了全国胜利。再者，陕西共产党人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创建了多支武装力量，指挥多个中国革命重大战役取得胜利

陕西党史人物群体中，有廖乾五、何挺颖、刘志丹、谢子长等一大批为中国革命英勇献身的军事家，有李达、张宗逊、阎红彦等63位战绩显赫的开国将军。他们先后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等正规红军和为数众多的游击队等地方武装，是中国革命重大战役的主要指挥者和参加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红二十六军是中共陕西省委和陕甘边特委领导创建的革命武装。红二十六军的前身为陕甘游击队，我党在陕甘地区领导建立的第一支武装力量是1931年9月刘志丹在南梁建立的陕甘边境游击队，后同阎红彦率领的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副总指挥刘志丹。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塬锦章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4月，、刘林圃领导了两当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任政委；5月，谢子长、焦维炽等领导的甘肃靖远起义中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四支队，总指挥谢子长，靖远起义失败后，谢子长等在靖远水泉堡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10月下旬，隶属陕西省委领导的中共陇东军特委举行的甘肃蒿店兵变中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队长李华锋，政委李艮。1932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向中共中央汇报陕甘游击队的情况，申请在陕西组建正式红军，并得到中央批准；同年12月，在宜君县转角镇（今属旬邑县），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不设军部，只成立红二团。军政治委员杜衡兼团政治委员，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为参谋处长，刘志丹任政治处处长，杨重远任团参谋处长，刘约三为经理处长，杨琪任团管理处长。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1928年4月，中共陕北特别委员会成立后，着手在陕北地区建立革命武装。1932年3月，成立了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的第一支游击武装———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4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10月，西北先锋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支队长高朗亭；1933年5月，九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在第一支队建立后，又建立了第二到第十五共14个陕北游击支队。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各游击队和各个地区游击战争的统一领导，1934年7月，中共陕北特委在15支陕北游击支队的基础上，成立了由谢子长任总指挥的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同年9月，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撤销，建立陕北红军第一、二、三团。1935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指示，陕北特委将红军第一、二、三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为政委，朱子休任参谋长。

在陕南游击根据地创建了红二十九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南特委在陕南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精神，中共陕南特委从1932年春即开始红军游击队的组建工作。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后，帮助陕南特委组建了1000多人的川陕边区游击队。1933年1月6日，中共陕南特委作出关于《扩大西乡城固边新苏区，创造红二十九军的决议》，并将川陕边区游击队更名为红二十九军游击支队；2月13日，红二十九军正式成立，红四方面军任命陈浅伦为军长，中共陕西省委任命李艮为政委，共2000余人。1935年9月16日，程子华、徐海东率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同陕甘、陕北红军胜利会师。9月18日，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同红二十五军在延川永坪镇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由徐海东担任，政委由程子华担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由刘志丹担任，高岗任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除创建正规红军外，陕西共产党人还创建了多支地方武装力量。在1928年渭华起义中成立了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在创建渭北根据地的斗争中，成立了渭北游击队，曾任第二游击队政委。1933年3月，中共陕甘边特委以照金游击队和旬邑游击队为基础，在照金组建了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张秀山先后任政委。红二十五军在商洛、安康组织农民武装建立了鄂陕第三路、第四路、第五路、第六路、第七路、第九路等六个游击师和蔡玉窑游击队、茅坪游击队，后合并组成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陕西共产党人在各地都建立了众多的地方武装力量，配合主力部队作战。陕西共产党人不仅创建了正规红军和地方武装等多支武装力量，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中国革命重大战役的主要指挥者和参加者。北伐期间，廖乾五先后参与指挥平江、汀泗桥、贺胜桥及收复武汉等战斗。何挺颖在1927年9月参加了领导的秋收起义，三湾改编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一师一团三营党代表，参与指挥了黄洋界保卫战、龙源口战役等保卫•82•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5年，刘志丹在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时，参与指挥了劳山战役；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刘志丹曾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等职，1936年2月，率红二十八军参加东征战役。解放战争时期，率领党中央转战陕北，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同司令员一起指挥西北野战军取得了保卫陕北解放区的胜利。开国上将李达参加了长征，1936年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抗战中，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后兼太行军区司令员，参与创建晋冀豫、冀南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抗战胜利后，任中原军区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兼特种兵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协助、邓小平率部进军大别山，参与组织指挥渡江战役和进军西南。开国上将阎红彦在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3纵队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加邯郸、陇海路、定陶、鲁西南等战役，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1948年参加郑州战役、淮海战役等战斗，全歼国民党黄维兵团；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战役。开国上将张宗逊参加了领导的秋收起义，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军长、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吕梁军区司令员、晋北野战军司令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员、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参与指挥了宜川瓦子街、西府、陇东、扶眉、兰州等战役。张达志、孔从洲、赵启民、崔田民、闫揆要、王世泰、王兆相、沈启贤、贺晋年、范明、李赤然、何振亚、郭炳坤、高朗亭、高维嵩、慕生忠、牛化东等开国将军也都率军驰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前线，为中国革命胜利立下了不朽的战功。

四、创建了农村根据地的革命政权，积累了局部执政的经验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进行中国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建立巩固的政权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领导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始终把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放在重要地位。从1932年4月至1934年11月，陕甘边根据地的政权组织先后成立过4次，第一次是1932年4月上旬，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原新庄子山神庙场畔召开千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选举成立了寺村原72个村革命委员会；第二次是1933年4月5日，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选举产生了由贫苦农民代表周冬至为主席、为副主席的边区新的革命委员会；第三次是照金根据地失守转战南梁后，1934年2月25日，由中共红四十二师党委主持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再次选举成立了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任主席；第四次是1934年11月4日至6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边区革委会根据特委7月决议精神，在南梁荔园堡主持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任主席。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建立的同时，陕北根据地也建立了十几个县的革命政权，1935年1月25日，陕北苏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赤源县白庙岔召开，正式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马明方任主席，霍维德、崔田民任副主席。陕西共产党人勇于探索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在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廉政建设、正确处理军事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方面都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围绕工农当家做主，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根据地建立的苏维埃政府一般由主席及若干委员组成，并设有军事指挥、财政、经济、交通、土地、粮食、内务、劳工、文化教育等部、委、局；政府工作人员由工农兵代表大会从贫苦农民中选举产生，妇女也参加了政权，使劳动人民获得了政治上的翻身解放，实现了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当地群众高兴地唱着：“从前妇女锅台转，只有男州没女县；自从建立苏维埃，天下事情管一半”。政府还十分重视廉政建设。在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时，边区政府法令规定，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10元以上者一律执行死刑。正确处理军事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开展土地革命，努力发展生产，使经济建设成为军事斗争的有力保障。加强党的建设，使党的领导成为根据地发展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在陕西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实践，培养了如、高岗、马文瑞、阎红彦、杨森、杨琪、张秀山、张达志、王世泰、崔田民、贺晋年、张策、郭洪涛、张邦英、龚逢春、刘景范、蔡子伟、高朗亭、李赤然、王兆相等一大批领导干部，成为新中国政权建设的中坚骨干。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实践的重要时期，陕籍共产党人积极参加陕甘宁边区各级苏维埃政权建设。

1937年9月，在陕甘宁边区政府9人主席团中，有陕西共产党人郭洪涛、马明方、高岗3人。在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民主选举产生的边区政府委员会15位委员中，陕西有9人，他们是王世泰、曹力如、刘景范、阎红彦、霍维德、马锡五、王兆相、贺晋年、乔钟灵；高岗、张邦英被选为参议会正副议长。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组成人员，高岗当选为边区参议会议长，谢觉哉和开明绅士安文钦为副议长；林伯渠任边区政府主席，开明绅士李鼎铭任副主席。李鼎铭提出了精兵简政的议案。陕西共产党人在担任陕甘宁边区陕北地区的县级政权领导人时，为陕甘宁边区地方政权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曾为中共佳县县委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中共靖边县委书记惠中权积极兴办供销合作事业，在1943年1月召开的西北高干会上被表彰为模范县委书记，亲自为他题词：“实事求是，不尚空谈”。陕西共产党人以其“追求理想的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爱国为民的忠诚精神，团结奋斗的合作精神”，［7］勤政、为民、廉政、务实、创新的工作作风，为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积累了局部执政的经验，“对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执政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产生了积极影响。”

作者：万生更 李娇萍 姚米佳 王剑华 单位：陕西学前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