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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新民主主义论文

2015/03/25 阅读:

一、马克思主义的阅读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最广泛的动员民众参与到革命斗争的行列中来,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主要目标,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动的接受者,他们的情感和主观意愿也参与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进程中,甚至改变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阅读者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有两种方式:一是书写者在书写的过程中考虑到阅读者的社会心理和认知能力主动进行有针对性地书写;另一种就是读者自身在阅读中会进行解读和挑选,甚至会主动填补话语的空白。对中国大多数读者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著作是晦涩难懂的,不仅理论内在的逻辑性和学理性由于文本的不完整并没有在读者面前展现出来,而且由另外一种语言和文化逐字翻译过来的术语和语句对当时的大部分读者来说是陌生甚至是莫名奇妙的,比如“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形而上学”等概念很难使读者产生共鸣,而带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做派”的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具体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拥有更大的读者群体。在读者的阅读中,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一切之问题的学说和方案”。这种解读与当时读者的社会心态有关。新文化运动从文学出发,立足思想改造,然而知识青年在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被激发出来的试图通过个体解放、社会运动从而改造社会的努力在社会实践中并未获得多大的效果,鲁迅在《伤逝》中让子君悲惨的死去表明个体对社会反抗的无力,即便是一些“工读组织”、“新村运动”等组织理想社会的群体实验也都以失败而告终,面对现实出路何在?“我从此觉悟,……改造社会要用激进的激烈的方法,钻进社会里去,从根本上谋全体之改造。(施存统)”这种心态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阅读群体的普遍社会心理背景。读者迫切期望能在文本中找到直接具体的行动方案,而不是进行冷静理性的学术研究。文本的遗漏和观点的差异性在这种阅读中被忽略掉了,对文本解读的多样化也被统一行动的呼声所淹没,马克思主义主张用阶级斗争和武装革命的方式推翻旧的政权,从而成为了最进步、最革命也是最彻底的拯救中国的方案。受到阅读水平和环境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被简化成了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直接被读者所接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往往以某种具体的形式呈现,“马列主义的方法,实质上是批判的与革命的,它在思想上就是要具体地认识现实世界,深刻地熟知发展规律,正确地定出方针政策,切实地进行改造工作”、“以批评与革命为实质内容的马列主义的方法”(黎平《思想方法上的革命》),“革命的科学的方法就是辩证法”、(王子野《马克思的治学方法》)、“将尊重现实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最通俗的立场”(社论《奖励自由研究》)等等,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简易版不仅使得马克思主义不再深奥难懂,而且使得它具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性,能够直接融入到具体的革命和生活之中,提供一个现实可行的立场和方法,如阶级分析的方法也成为了当时最有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许多人在分析社会现实问题和自我批评与剖析中,会采用阶级分析的工具,并将问题的实质归结为阶级性的根源,在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在反思工作和生活作风上存在的问题时,最为深刻的便是将一些不良的生活和工作作风最终归结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本性。

二、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活动,传播方式以组织传播为主。中国共产党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后,就开始有组织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出版印刷马克思主义刊物,开办各种讲座和学堂,1938年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这是我党创建的第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理论的比较正规的学校。这种以组织传播为主的传播方式保证了传播活动即使在最为困难和危险的环境下都能得以持续进行,同时也使得传播者的身份开始一元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再是个体知识分子的自发行为,而成为了政党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公开出版的印刷物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媒介。瞿秋白1923年从苏联回国之后就重办《新青年》杂志,并将它作为共产党的理论季刊,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一文中,瞿秋白公开宣布《新青年》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具有鲜明确定的阶级性、党性、革命性。之后,中国共产党还相继创办了《共产党》、《向导》、《前锋》、《中国青年》等理论刊物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在这些刊物中,不仅有季刊、月刊和周刊等区分,还有不同的针对性,如《学习月报》是针对领导干部的中级刊物,《中国青年》针对的是青年群体。1941年《解放日报》创刊,这是中国共产党出版的第一个大型日报刊物。这些报刊杂志以普通大众作为阅读对象,一方面针砭时弊,揭露社会现实矛盾;一方面介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动员群众身体力行参与革命改造社会,同时还充分地借用文艺作品小说、诗歌等形式用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来感染大众。除了报刊杂志之外,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通俗读物也得以发行,比如艾思奇于1936年出版发行的《大众哲学》一书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在解放前就再版了32次之多,许多知识青年和学生都是在读了这本书后走上革命的道路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借助于公开出版媒介这一主要传播途径得到广泛的传播,而且通过政论时评、学术文章和文学作品等不同的形式使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得到了多元的呈现。唯物史观在时评中揭露现实矛盾中所体现出来的力度和深度使得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得到充分的体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政论文章中的鼓动性和针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得到充分的体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知识的普及和介绍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得到充分的体现。此外,一些现实主义文艺作品的创作使得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沁入人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和农民替代了知识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最大的受众群体,这也使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远比学术研究要复杂得多,大众化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最重要命题和任务。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描述了最初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农村所遇到的障碍。“澎湃最初的尝试是令人沮丧的。……当澎湃回答,现在是地主向受剥削的佃户还债的时候了,开始没有人相信……。”

对于农民来说,不仅“剥削”、“解放”、“锁链”等话语是陌生的,而且衣冠楚楚的形象也是拒人千里之外的。不过,澎湃很快适应了这种形势,他不仅换了装束,调整了说话方式,像一个变戏法的人和魔术师那样带去了留声机和木偶戏逗他们开心,而且尽量尊重农民的传统,包括不冒犯农民的神灵,这渐渐使得农民们开始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并且在海丰地区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苏维埃政权。澎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从事农民运动最为成功的一个革命者。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形象的大众化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尽管在书中通篇都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而是以“新哲学”、“大众哲学”而代之,但是它用通俗活泼的语言,生动贴切的事例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抽象的哲学概念和日常的生活柴米油盐结合起来了,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沁入到现实世界和传统社会中,因果律转换成了“无风不起浪”,孙悟空的七十二变被用来生动地说明事物现象和本质的关系……正是这种话语形式的转换,使得《大众哲学》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为成功的马克思主义的读本,它在1949年之前就被再版了32次,连同志都极力盛赞和推荐这本通俗读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并不限于在哲学领域,而且更多地借助了文学和艺术的形式。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从“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基本观点出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创作必须服务于革命斗争的实践,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现实斗争”,“改造世界观”,“学习马列主义”来“歌颂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用群众习见常闻的语言,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人民大众革命斗争的现实生活,来歌颂革命和群众、打击敌人。这种马克思主义文艺创作模式在革命时期发挥了重要的革命动员功能,使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诗歌、小说、散文、绘画等形式都被充分地调用,这些作品构建出的激情的生活、火热的革命、乐观向上的精神构成了革命生活的主基调,至今都能激发现代人的热情和向往。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特点

从大众传播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期的传播是最为成功的,它不仅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权威,而且确立了它在政治斗争中的政治权威,并且还成为了无数青年志士弃小我而图大家的人生信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之所以能成为典范,除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理论魅力的显现之外,对它的成功传播也功不可没。它在大众传播方面做到的几个统一,仍然能对我们今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有所启迪。马克思主义话语主题和社会历史背景的统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所处的时代主题是革命与战争,构成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结构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斗争”等,它直接回答了中国应该怎样革命的问题,与当时整个中国革命的时代主题和国际背景相统一、相呼应。今天和平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而全球化、一体化是世界性浪潮,面对这样的浪潮,马克思主义就不能还是拘泥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理论,而是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去分析这种浪潮的特点、预见它的趋势并分析它的限度,这种主题的介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是非常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写、传播和社会实践的统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书写还是传播都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即唤起民众的斗争意识,为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而战斗。这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为革命的合理性辩护,并指导着具体的革命策略的制定。如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于制定革命的路线:应该团结谁、打倒谁是非常有效的。而革命实践的成功则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正确的印证。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实现了知行信的统一。正如这个时期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可和信仰能够直接转化成革命的行动。无论是书写者、阅读者和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都不是只停留在文本和书斋中的探讨,而是身体力行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实践马克思主义,从而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人们在革命根据地无差别的集体生活中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平等,在无私忘我的革命斗争中表达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

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保持了理性和情感诚实的统一。在民族危亡之际,相比其它学院派的“纯正”科学和“无厉害关系”的学术探讨,“马克思主义”却能将理性的诚实和民族的情感有效地结合起来,能将“科学的理论”直接运用到革命实践之中,解决国家和民族的危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除了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和民族救亡的情感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素能够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动力。在国民党统治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书写甚至能导致生命的危险。这种传播境遇使得马克思主义的书写和传播即便存在着某种误读和偏执,但却是建立在理性和情感的诚实基础之上的,这种理性和情感的真实性增加了马克思主义的可信度,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知识层面的内涵和情感层面内涵的统一。

作者:易如单位:华东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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