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党合作的新民主主义论文范文

一、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多党合作的历史进程

（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多党合作成熟的阶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广泛深入开展与其他党派的合作，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各党派形成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局面。由于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集团是被迫抗日的，虽然在抗战初期，表现出一定的抗日积极性，但其亡共之心不死，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集团就采取了溶共、防共、反共、限共的方针，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为了反对国民党集团的妥协投降，坚持抗战到底，共产党在国统区加强团结各派，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共同开展斗争。如：在一届二次参政会上共产党和各派的参政员联合提出了《关于持久抗战案》和《加强国民外交案》；在一届四次参政会上又共同提出了《动员全国力量，反对妥协投降，扩大反日运动，肃清抗战营垒中暗藏日系余孽及一切妥协投降案》；并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施宪政。各派和共产党一道，反对国民党，呼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推动了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正是由于共产党与各派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共同斗争，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粉碎了国民党的反共妥协投降活动，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民主政权中，共产党与民主人士合作共事，进行了成功的尝试。其主要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政权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从而保证各抗日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和民主人士能够参政议政；二是共产党在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与民主人士密切合作，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他们有职有权，尽职尽责；三是创造了有关重大问题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讨论协商的形式。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多党合作实践得到了广泛深入的发展，不仅在国统区与各派形成了密切合作的关系，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在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政权中与民主人士合作共事也获得了成功，从而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刘少奇等党的领导人对于多党合作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深刻论述，这标志着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理论已经成熟系统化。其主要观点有：

1.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进一步论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必要性。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12]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可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

2.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合作中如何实现领导权的策略。刘少奇指出“：无产阶级在目前革命阶段中，应以中国革命唯一领导者的资格，率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叛变，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使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去。所以无产阶级在目前阶段中，不应充当资产阶级的帮手，而要建立自己的独立领导”。则进一步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代表的进步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代表的中间势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的顽固势力。而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党实现领导权的关键，因此我们党与代表中间势力的党派和民主人士合作时，必须做到：“我们有充足的力量”，“尊重他们的利益”，“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

3.强调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合作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指出“：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是说有相对的自由权。”[17]“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作战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18]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的，第一位的，虽然各阶级各党派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但这是第二位的，次要的，必须正确认识处理民族矛盾的关系。所以，他进一步指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19]“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

4.阐明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民主人士合作中的具体方针。为了保证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和民主人士友好相处，指出：“在一切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那种独断专行，把同盟者置之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必须善于照顾全局，善于照顾多数，并善于和同盟者一道工作。”[21]“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的对，我们应当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的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力。”[22]就是说共产党与其他党派、民主人士在合作中必须采取平等待人，民主协商的方针。

5.提出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长期合作的思想。指出：“有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23]“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

（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发展多党合作的阶段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在实践中继续向前发展。为了反对国民党集团的内战与独裁，共产党积极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同各派的合作关系。在1946年1月召开的政协会议上，共产党与各派、民主人士亲密合作，共同斗争。会议所通过的一系列决议否定了国民党和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否定了国民党集团的内战政策，肯定了各党派的平等地位和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有利于和平民主。由于国民党集团悍然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国范围的内战，光明与黑暗这两种前途，两个命运展开了一场大决战。内战爆发后，各派积极支持和推动国统区人民群众的爱国民主运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集团的反动独裁统治。随着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各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由于国民党集团长期以来顽固坚持，摧残派，惨杀民主人士，使得各派的发展历经艰难曲折。他们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共产党合作共事，才能有光明的前途。因此，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指日可待时，各派纷纷以本党的名义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为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会议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明确规定了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各派则公开宣布接受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新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式形成，开创了多党合作的新局面。、等中共领导人总结解放战争时期多党合作的实践经验，在理论上又做出了新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提出了“政协路线”。总结了中共在1946年旧政协会议上团结联合各派爱国民主人士与国民党顽固坚持统治的斗争经验指出：“只有政协的路线才是康庄大道。”它的内容是：“党派协商、共同纲领、联合政府”。它的特点是：“一个就是共产党不一定要在数量上占多数，而争取其他民主人士与我们合作。任何一个大党不应以绝对多数去压倒人家，而要容纳各方，以自己的主张取得胜利。第二个特点就是要各方协商，一致协议，取得共同纲领，以作为施政的方针。”

2.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中如何实现领导权的策略。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

3.为了使多党合作关系能够长期保持，必须反对中国共产党和派内部存在的错误倾向。随着解放战争形势胜利发展，在对待派问题上，共产党内部出现“左”的和右的倾向，及时告诫全党：“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认真和适当的批评和斗争，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对他们的错误或缺点采取迁就态度，是不对的。对他们采取关门态度或敷衍态度，也是不对的。”“全党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认真的检讨和正确的认识，必须反对右的迁就主义和‘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两种倾向，而采取完全正确的态度。”对于派中存在着走“中间道路”，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国的幻想，他也进行了批评教育：“中国每一个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合作，而不致拆伙，就是要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动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派之间的合作更加广泛和密切，多党合作的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并创立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合作形式，确立了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派是参政党，一道担负起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历史使命。这既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划清了界限，也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有所区别，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党体制。

二、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多党合作的经验启示

回顾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多党合作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五点经验启示。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正确处理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共产党人在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争取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要“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32]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无产阶级运动同历史上的其它运动是不同的，它不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而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也就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在争取自身解放的事业中，一定要尽可能地争取和联合其它派，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理论为无产阶级政党和其它民主政党的联合，提供了基本原则和理论基础。列宁总结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多党合作思想，把它提高到“政治斗争策略”的高度。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发展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他在《俄国社会抗议书》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决不应该把其他阶级和政党看作‘反动的一帮’，恰巧相反，它应该参加整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应该支持进步阶级和进步政党去反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党，应该支持一切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应该成为一切被压迫的民族或种族的保护者”。他还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要善于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尽可能地争取大量的、哪怕是暂时的同盟者。他指出：“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这个真理“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一样适用的”。列宁还指出，多党合作理论在各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存在统一模式，因此，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要寻找适合本国特点的具体道路。“要善于把共产主义共同的和基本的原则应用到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上去，应用到向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上去，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我们应该善于研究、探求和揣测这种特点”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的多党合作思想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以一系列的新论述、新观点、新论断把马列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在近代中国，阶级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即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其人数而言，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是不一样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人数虽少，但国民党集团以它为基础，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动政治势力。无产阶级人数不多，经济地位低下，但革命最坚决、最彻底，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共产党，逐步成为一股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强大革命势力。在这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之外，是人数众多的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农民、受剥削的经济地位以及与工人阶级的天然关系，使它成为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导致了它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小资产阶级则具有天生的动摇性和散漫性。阶级的局限性，加上国民党政权对它们的压制，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强大统一的政党，它们要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得到其它政党的支持，必须在国共两大党之间作出选择。共产党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清楚地认识到，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也必须争取联合派，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而且和派的联合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因为派的政治纲领主要是反帝爱国和要求民主，与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纲领基本一致，这就为双方建立合作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因此，派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党的对立中选择了共产党，同共产党建立了合作关系，并逐步形成了多党合作的格局。派的这一选择，是近代中国的国情决定的，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派必定要走的历史道路。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三）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中必须占据领导核心地位这是因为：虽然在党派合作中各党派是独立的，具有自己的独立政治纲领，其地位也是平等的，各党不应互相干预内部事务。但是，历史证明，共产党在多党合作中必须掌握领导权，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由于一切党派合作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坚持共产党在党派合作中的的领导权，就能坚持合作的正确大方向，就能引导参加合作的各党派不断进步，不断向人民大众的立场靠拢。反之，如果共产党放弃或丧失了在党派合作中的领导地位，党派合作就可能走到违背人民大众利益的方向上去，并且将最终党派合作关系的破裂。因此，坚持共产党在多党合作中的领导地位，是巩固和发展多党合作的根本保证。当然，坚持共产党在多党合作中的领导权，并不是要党包办一切，相反，要放手让其他党派进行工作，这样其他的政党才能有事可做，并在工作中发展和提高自己。

（四）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在多党合作中的领导权必须制定正确的方针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获得的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要实现在多党合作中的领导权，就必须制定正确的方针和策略。由于中国革命的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党必须从具体的实际情况出发，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策略方针。在与派的合作中，共产党的领导主要靠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争取和团结各派，采取平等待人，民主协商的方针，尊重照顾他们的利益，同时对他们在思想上出现的错误倾向进行必要的政治教育。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与民主人士密切合作，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他们在工作中有职有权，尽职尽责，有关重大问题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认真讨论协商，倾听他们的意见，学习他们的长处，从而保证多党合作关系健康地向前发展。在特定的环境中，比如：在大敌当前，开展民族战争的形势下，共产党甚至可以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集团结成暂时的联盟。但是，由于国民党集团企图消灭共产党是其反动本质决定的，所以，共产党必须在统一战线中保持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对于国民党集团要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既要防止只斗争不联合“左”的错误，导致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危害抗日战争，又要防止只联合不斗争右的错误，导致党丧失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使革命遭到失败。为此，党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在与国民党集团开展斗争时要注意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从而有力地保障了抗战到底，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正是由于共产党联合团结了一切可以联合团结的党派，制定和贯彻了一系列正确的策略方针，在多党合作中牢牢地掌握着领导权，使革命力量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不断发展壮大，组织起调动起千千万万、浩浩荡荡的人民群众，最终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五）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时期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社会主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表示要继续保持共产党与各派的合作关系。他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他还明确提出了多党合作的八字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进一步确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党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所面临实现四个现代化艰巨任务，但如果没有一个联合各派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邓小平一再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包括各派在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他多次肯定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我国各派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光荣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作了重要的贡献”，“在今后的建设中，我们党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派和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合作”。他还把多党合作八字方针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项制度以合作、参与、协商为基本精神，以团结、民主、和谐为本质属性，具有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等重要功能，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资源，形成统一意志。这项制度坚持尊重多数与照顾少数的统一，坚持广泛民主与集中领导的统一，有利于进一步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政治体制，畅通和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得到更好的保障，社会各方面的愿望和要求得到更充分的反映和实现，各政党之间形成民主团结、生动活泼的良好政治关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在实践和理论上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一个比一个更加辉煌的成就。

作者：戴安林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