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农业户籍人口的身份认同范文

〔摘要〕

基于2011年的中国社会调查数据，对城市中农业户籍人口的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层面的科教文卫支出占GDP的比重、城市主观排斥，以及个人层面上的基本情况、乡土记忆、城市体验、未来期望等因素，对城市中农业户籍人口的城乡身份认同均具有显著影响。根据模型结果，本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城市化;市民化;身份认同;多层次模型

一、引言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就要求在城市化研究中，除了探讨物质形态、国家制度和相关政策以外，必须强调对人的关注。从人的角度来看，城市化是由农民身份转变为市民身份的过程。中国的户籍制度区分了城乡居民身份，其中农业户口指在农村生活、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然而，在大规模城市化的进程中，城镇中出现了大量的农业户籍人口。这部分人群虽然已经脱离了农村生产生活环境，但其市民化过程却遇到重重阻碍，导致其身份界定与个人实际活动相分离［1］，因此城乡融合进程依旧任重道远。一般而言，城乡融入或社会融合包括经济、文化、制度、心理、身份等多个维度，且各维度之间具有不同的次序和阶段差异，其中心理和身份层面的认同与融合是城乡融合的最高层次与核心环节。在其它维度条件满足的情况下，若个体无法实现心理和身份认同，则说明城乡社会融合尚未能完全实现［2－8］。本研究试图从城市中农业户籍人口自身的视角出发，探究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归属，以及影响其身份认同的宏观与微观因素。

二、文献综述

1．身份认同的内涵及相关理论“身份认同”概念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身份”，二是“认同”。“身份”泛指人们的出身背景及社会地位。身份对于人们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所附属的权利、义务以及可以获得的资源存在差异。“认同”的概念最早起源于心理学领域。在社会学领域，泰弗尔(Tajfel)提出了“认同”的经典定义，认为社会认同是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9－11］。关于身份认同的理论有许多流派，其中最常被引用的是社会认同理论。该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由泰弗尔(Tajfel)和特纳(Turner)等人提出［9］。该理论认为，自我的认同意识产生于群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即只有通过群体意识的参照才能产生对群体的评价和自我认同［12－13］。除了社会认同理论之外，还有学者引入了角色理论、族群认同理论、社会距离等理论来进行身份认同研究［12，14－16］。

2．农业户籍人口在城市中的身份认同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由户籍制度导致的身份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本地”和“外地”、“农民”与“市民”、“体制内”和“体制外”［1］。根据社会认同理论，群体间的矛盾冲突和歧视现象来源于人们追求积极、满意的社会认同［9］。当群体成员因缺乏改善自身条件和获得资源的途径而沦为弱势群体时，他们会出于个人自尊和自我保护的需要，通过各种途径离开自己所处的群体，以获得强势群体的身份［17］。而强势群体为保护自身的优势资源，将采取限制中低阶层群体流动的策略。群体之间的矛盾由此产生。在中国城市化的现实情境中，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农业户籍人口处于弱势地位，因而为了改变身份地位而进入城市。与此同时，城市利用户籍限制农业户籍人口的制度性身份，减少或剥离在其城市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支持，以限制弱势群体的上升通道。这使得进入城市的部分农业户籍人口虽然摆脱了对农村身份的心理认同，却无法实现城市身份的制度性认同。制度身份与心理认同的分离导致个体完整的身份认同无法实现，从而形成了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边际人认同［12］，并产生了身份认同的双向偏离危机［18］。

3．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近年来，通过问卷调查、个案访谈、田野调查、跟踪观察等方法，对城市中农业户籍人口的身份认同的研究日益增多，其中多数研究均采用问卷调查法。王春光等学者针对流动人口的城乡身份认同进行了研究［12，20－22］。还有少数学者并不强调流动人口的身份矛盾，而是更关注本地与外地之间的身份问题［8］。此外，部分研究更加关注特定群体，如农民工、高学历流动人口以及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问题［2，4，7，10，23－26］。有研究发现，尽管农业户籍人口进入了城市，但只有少数农民认为自己是城市人，而近半数获得城市户口的人认为自己仍是农村人，并且对其生活水平做出负面评价［26－27］。由此可见，只有实现户籍身份和心理身份的统一，才可以说农民真正实现了市民化。上述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大部分研究反针对特定区域或城市，而在全国范围内探讨城市中农业户籍人口身份认同问题的实证研究较为欠缺，导致研究结论缺乏可比性和普遍意义;第二，既有的问卷调查在样本选择方面存在随意性较大、样本数量较少的问题，使得研究的信度存疑;第三，既有的研究大多探讨了微观层面的个体因素对身份认同的影响，而普遍忽略了宏观城市或区域层面的因素对身份认同可能产生的影响。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2011年中国社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考虑到全国性样本的区域间差异，采用多层次模型分析宏观和微观因素对城市中农业户籍人口的身份认同可能产生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覆盖了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乡区域，共包括128个县(区)，有效样本共计7036个。调查严格遵守分层多阶段抽样的步骤，以确保问卷设计的合理性、样本选择的规范性、数据质量的可靠性和分析结果的代表性。

2．变量选取(1)因变量:城乡身份认同状况首先筛选出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且居住在非农村地区的样本。随后依据问卷中“就您目前的生活状况来看，您认为自己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一题的答案，判断城市中农业户籍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在去掉回答“不清楚”或数据缺失的少量样本后，得到身份认同明确的样本1261个，该二分类变量便构成了本研究的因变量。其中，23．63%的受访者认同自己的城市身份(回归中赋值为1)，而高达76．37%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仍是农村人(回归中赋值为0)。(2)自变量:城乡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身份认同是一个动态、整体的过程［19，22］，应避免对当前状态的静态描绘。因此，本研究在选取自变量时，主要基于社会记忆和情境理论以及城乡社会融合的理论框架，以动态视角进行个人层面“过去—现在—未来”的全过程分析。社会记忆理论和情境理论认为，个人的身份认同是社会记忆和时空情境相互作用的结果［20，22，28］。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记忆包括进城前的农村乡土记忆、家庭背景、外出动机以及城市生活的各方面体验。根据情境理论，生活场所的变更对个人和群体的认知将产生长久的影响。因此，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情境中，农业户籍人口的身份认知无疑受到了农村背景和城市环境的双重影响。在城市体验方面，本研究引入了城乡社会融合的研究框架，并结合问卷调查内容，将该群体的城市融合分为经济融合、社交融合、制度融合等维度来考察。此外，还借鉴了一些学者对未来的身份归属意识的探讨［10，12，21，26］。本研究根据上述“基本情况—乡土记忆—城市体验—未来期望”的变量选取框架，最终选取了14个个体层面的自变量，如表1所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个体行为既受到自身特征的影响，也受到其所处环境的影响［29］。考虑到宏观层面的因素也可能会影响到个体的身份认同，本研究以样本所在的82个地级单元作为空间尺度，引入了2010年各城市的人均GDP、城乡收入比和科教文卫支出占GDP比重等宏观层次变量，以反映各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城乡差距和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此外，根据社会认同理论，“我”群的自我认同与“他”群的群体意识密切关联，而城市居民作为本研究中的“他”群，对农业户籍人口构成了隐形的社会排斥。研究表明，这种社会排斥对外来人口的本地身份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应作为宏观层面的变量进行分析［8］。因此，本研究筛选出问卷中的城市户籍居民，以其对农村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就业、买房和子女上学行为的态度，来计算出农业户籍人口在城市中受到的社会排斥。

3．计量模型本研究的因变量，即身份认同状况为分类变量，应采取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但由于绝大多数调查数据来源于不同城市(不同组别)，且同组内个体的相似性要高于不同组之间个体的相似性，即样本误差具有相关性，因此，如果回归分析忽略了数据样本的组间差异，将会违背残差独立、随机的假设，可能导致有偏估计［30］。考虑到传统logistic模型无法处理嵌套数据问题，首先需要建立元模型(nullmodel)，检验因变量的总变异有多少是由于组间差异造成的，继而探讨建构多层多分类logistic模型的必要性。元模型是最简化的多层模型，在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均没有解释变量，仅包括截距均值γ00和组水平上截距的随机变量u0。

四、计量结果分析

本研究构建的多层logistic模型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解释变量分为微观层面的自变量Xm和宏观层面的自变量Xn两部分。微观层面的统计模型与传统logistic模型的形式相同，而多层模型认为，各地级行政单元的回归截距β0具有显著差异，应以β0作为宏观层次的因变量，探究宏观层次解释变量回归系数β0n的方向与显著性。此外，γ00是平均截距，u0为各城市截距与平均截距的随机离差;γm0是各地级行政单元估计得出的平均斜率，为固定变量，而um为随机变量［30］。分析可知，只有年龄、拥有的社会保障数量、房屋性质这三个自变量在不同城市间的差异显著，因此将其纳入随机变量um，以反映不同情境下微观层面解释变量的差异化影响，而其余自变量则不纳入um，选择固定斜率。计量回归的结果如表3所示。

1．城市宏观层面 第一，科教文卫支出占GDP的比重与农业户籍人群的城市身份认同呈显著正相关，即基础公共服务的支出比重越大，城市中农业户籍人口就越倾向于认同城市身份。第二，城市居民对于农村务工人员在城市中的就业、住房、子女教育问题的主观排斥与农业户籍人口的城市身份认同呈显著的正相关，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体现了城乡心理之间的激烈冲突。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地位高的强势群体由于对有限资源的竞争而排斥低层次群体的向上流动，以消除其对于自身的威胁［9］。此外，也有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主观排斥并不能被农业户籍人口明显感知，大部分人认为自己受到的排斥主要来自制度和政策［32］。因此，市民主观排斥对农业户籍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并不直接，这种正相关关系也许与流动人口政策的开放程度有关。第三，城乡收入比在0．1的水平下显著，虽然未达到最佳显著水平，但其系数为负，表明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农业户籍人口的城市身份认同。

2．个体微观层面第一，基本情况。年龄较大、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农业户籍人口更加倾向于认同城市身份，受正式教育年数的增加也具有一定正向影响。居住在中心城区或者边缘城区的人，比住在城乡结合部之外地区的人对城市身份认同的概率更大。住在农村社区转变而来的城市社区，或者城中村社区的居民对农村身份认同的概率更高。第二，乡土记忆。模型中有关农村务农经历的乡土记忆对于农业户籍人口的城市身份认同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物质生活的迁移并不一定同时伴随着认同系统的迁移［26］。与没有农业经历的人群相比，曾有过务农经历或是家里有人正在务农的人群无疑对农村有着更深的感情，其农民身份定位是初始的、明确的自我认同，存在路径依赖。另外，与工作或学习、拆迁或搬家相关的进城动机对农业户籍人口的城市身份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三，城市体验。在本研究中，拥有自有房屋的人群认同城市身份的概率更高。在制度融合方面，城市为农村流动人口等农业户籍人口开放的社会保障项目越多，越有助于该群体的城市身份认同。第四，未来期望。取得成功的原因在0．1的水平上显著，可见成功取决于自身努力等内因的群体，其跨越农业户籍身份、认同城市身份的概率更大。

五、政策建议

在本研究的样本中，72．3%的农业户籍人口在城市中认为自己仍然是农村人，约五分之一的农业户籍人口却跨越了户籍障碍而认为自己是城市人。根据社会认同理论，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地位较低的群体为了自尊和更加积极的社会认同而脱离现有的身份，希望通过社会流动加入地位较高的群体中。这种制度身份与主观身份的矛盾冲突对农民和城市社会来说都是有害无益的［21］。身份认同虽然是最高层面的城乡融合，但它的实现并不必然表示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方面融合的实现，反之亦然［7］。若制度和政策层面的配套缺位长期存在，市民化过程中的身份认同将难以实现，进而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制度身份市民化户籍代表了人们的制度性身份，而主观身份认同代表了自我感知的身份［22］。“市民化”的广义内涵不仅包括客观的市民身份和社会权利，还包括主观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7］。因此，应设计出一套规范、合理的落户制度，提出满足农业户籍人口合理落户条件的阶段目标，使其拥有积极的期盼和提升身份认同的充足动力，以有效避免在城乡文化冲击之中的无所适从和边缘化危机。

2．增加基础性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投入由多水平Logistic回归结果可知，科教文卫支出占GDP比重越大、拥有的社会保障数量越多，农业户籍人口认同城市身份的概率越高。户籍所体现的价值正是源于依附其上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研究表明，“农转非”群体户籍的改变未能带来该群体对市民身份的心理认同，他们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与普通市民相比仍存在相对剥夺感，无法完全融入城市生活［26－27，33］。因此，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必须是政策关注的重点。只有缩小制度身份内外在资源配置之间的差距，才能淡化群体的身份认同边界，进而缓解社会冲突［1］。

3．提供规范且低廉的住房研究表明，拥有自有房屋的人群认同城市身份的概率较大。流动人口由于收入偏低、缺乏城市住房保障而选择租住于环境恶劣、设施陈旧的城中村，这加剧了包括身份认同偏差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政府在推行城中村改造项目的过程中并没有充分考虑到流动人口的居住需求，只要流动人口仍拥有寻找低廉住房的需求，新的城中村便会卷土重来。因此，应考虑将流动人口的住房纳入住房保障体系，探索为该群体提供规范及廉价住房的多样化途径。

4．增强城市包容性，减少社会排斥除了减少上述政策性的排斥之外，还应当引导城市居民的包容心态，减少社会主观心理排斥。城市居民对农业户籍人口的主观心理排斥是一种隐形社会排斥，政策、制度、法律等显性因素的放开可能加剧城市居民的主观排斥，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应当引导市民和城市中农业户籍人口之间的彼此理解，培育共同价值观，促进城乡文化的融合。

作者：吴凌燕 秦波 张延吉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