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的消费影响范文

摘要：

基于1998-2013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发现：人口抚养负担与居民消费率存在U型关系，被抚养人口比例下降并非一定促进居民增加消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通过财政支出、养老保险覆盖率和持久收入三种渠道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消费惯性强、养老保险覆盖窄和居民收入水平低是近些年居民消费低迷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人口年龄结构；居民消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快速转变，近乎无限的劳动供给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必要条件，年均GDP增长率甚至达到了9.8%，创造了“中国奇迹”。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我国却出现了居民储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不断下降的现象。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正引起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关注。我国低迷的居民消费是否受抚养负担变化的显著影响？社会抚养负担减轻是否一定有利于居民增加消费？抚养比变化依靠哪些经济机制影响居民消费？在我国人口问题逐渐突出的背景下，这些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对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按照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是否存在显著影响可将文献分为两类：一类研究认为确实存在显著影响，例如：袁志刚和宋铮利用数值模拟方法推断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大幅下降的原因[1]；王金营等发现人口抚养负担加剧会降低居民未来的消费水平[2]。还有一类研究认为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影响并不显著，例如：李文星等发现老年人口抚养系数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不是中国目前消费率低的原因[3]；Horioka对中国省际数据分析后也发现抚养系数变化未对居民消费、储蓄行为产生影响[4]。上述研究从各自视角对居民消费问题进行了解读，值得我们借鉴。但这些研究还存在以下几点问题：第一，很多文献认为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是不变的，缺乏对人口———消费问题的动态考察，忽略了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影响，这也是上述文献中结论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第二，忽视了少儿、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研究。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有两个主要贡献：1.发现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率存在显著的动态影响，社会抚养负担与居民消费率呈U型关系。2.根据我国实际人口数据发现，消费惯性强、社会保障制度仍不完善和收入水平偏低是近些年居民消费低迷的主要原因。

二、实证分析模型建立

为研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迁对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利用生命周期理论设置人口因素变量为核心变量，包含少儿抚养比（Yd）、老年抚养比（Od）和总抚养比（Td）；对居民消费有影响的其他变量设为控制变量X，包括持久收入（Perin）和暂时收入（Temin）变量、人均GDP增长率（Pgdpr）、养老保险覆盖率（Pensc）和财政支出变量（Expen）。此外，鉴于消费习惯易带来内生性[5]，本文引入两期滞后变量，回归模型如下①。本文分析的对象是1998-2013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480个平衡面板数据。居民消费率按居民消费支出占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抚养比按《中国统计年鉴》定义计算；养老保险覆盖数据根据各地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年末参保人数与分地区年末人口数做比值衡量；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数据借鉴汪伟做法对居民收入按H-P滤波法分解得出[6]；财政支出变量利用分地区科教文卫支出占GDP比例计算。

三、模型结果与分析

（一）回归结果本文从一般框架出发，逐步剔除缺乏显著性的变量，最后结果见下表。另外，鉴于表中模型（2）的人口因素影响系数缺乏显著性，对经济问题解释能力较低，本文以2005年为节点，将总样本划分为两个子样本。分别利用模型（3）和模型（5）、模型（4）和模型（6）考察1998-2005年及2006-2013年少儿、老年抚养比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二）对回归结果的经济分析很多学者都曾关注居民消费的惯性问题，但大部分研究只讨论一期滞后的影响，而本文回归发现消费的两期滞后仍然满足1%的显著性，说明本文样本期内我国居民的消费习惯比以往估计的更强。模型（1）中持久收入增加1%，居民消费显著下降0.042%；暂时收入增加1%，居民消费显著提高0.363%。这说明暂时性收入增加对居民消费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持久收入的增加并未带来消费的上涨，且其对消费的影响程度也不及暂时收入。这看似与经济理论不符，但考虑到实际的人口结构背景后却可以发现其合理之处。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使我国少儿人口数量从1982-2013年下降近60%，子女数量的降低使父母更注重下一代人力资本的培养，抚养成本的不断攀升使子女的教育费用变为家庭储蓄的第一动机。理性家庭将持久收入按固定比例进行存储，存在预防性储蓄行为，这必然会挤压当前其他家庭成员的消费支出，个体消费欲望只能靠暂时性收入来缓解。

模型（1）中总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为1%显著的-0.056，说明样本期内社会抚养负担加剧对居民消费不利。模型（3）、（4）中，少儿抚养比为从满足1%显著性水平的-0.091上升到不显著的0.024，说明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负向影响正在转变，随少儿抚养比下降，家庭抚养负担减轻，居民消费支出不断上升。模型（5）、（6）中，老年抚养比为从满足1%显著性水平的-0.077上升到0.171，说明老年抚养负担加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正逐渐由负转正。从少儿、老年抚养比的弹性系数变化可以看出，社会抚养负担加剧对居民消费可能具有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影响。为考察这种非线性关系是否存在，本文构建包含Td平方项的检验方程进行估计，结果为：在上述模型中，各系数P值均小于0.01，残差检验和工具变量检验均通过，说明总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存在统计意义上的U型关系。当Td等于0.469时，社会抚养负担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达到谷底，对应不利于消费的最差人口年龄结构。联系我国1998-2013年的实际数据可以发现，江西、广西、海南、云南和宁夏等五省区的总抚养比长时间在本文计算的波谷附近徘徊，其对应的居民消费水平也远低于平均值，说明上述结果较为可靠。

另外，为研究少儿抚养比变化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的经济机制，本文引入财政支出与少儿抚养比的交互项后发现，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即科教文卫支出增加1%，少儿抚养负担对居民消费的负效应减小0.073，财政支出占比等于0.017时，这种影响达到拐点。若财政支出比例较低，则少儿人口数量与居民消费负相关，对应U型曲线左侧；反之若高于0.017，则二者正相关，对应U型曲线右侧；类似的，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受养老保险覆盖率决定，若覆盖率低于0.357的门槛值，老年人口数量与居民消费负相关；持久收入水平同时决定少儿、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只有高于8.753的对数收入门槛值时，社会抚养负担加重才能保证居民有增加消费的能力。结合我国实际数据可以发现，直到2011年，我国居民养老保险覆盖率才达到本文计算的门槛值，说明养老保障水平低是十几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一个原因。从持久收入的角度看，2013年我国居民持久收入的对数值为8.584，仍低于本文的拐点，说明居民收入水平低是消费率偏低的另一个原因。

四、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居民消费存在显著影响，但社会抚养负担减轻并非一定促进居民增加消费，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存在非线性影响。构建包含总抚养比平方项的模型后发现，这种影响随社会抚养负担的逐渐加剧满足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结构，存在对居民消费不利的最差人口年龄结构。同时，为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居民消费的经济机制，本文利用人口变量与控制变量的交互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少儿抚养比通过财政预算中科教文卫支出水平影响居民消费；老年抚养比通过养老保险覆盖率影响居民消费；总抚养比通过持久收入水平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综合来看，当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特征位于U型曲线左侧，人口抚养负担的加剧将进一步挤压居民消费支出。因此，增加财政预算支出、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和增加居民收入对减轻家庭负担、促进居民消费和增加社会福利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外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焦点都集中于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静态影响或线性关系证明上，注重实证分析而缺少数理研究，人口———消费问题的非线性理论分析将是本文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参考文献：

[1]袁志刚,宋铮.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制度与最优储蓄率[J].经济研究,2000（11）：24-32.

[2]王金营,付秀彬.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中国消费函数计量分析———兼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J].人口研究,2006（1）：29-36.

[3]李文星,徐长生,艾春荣.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1989-2004[J].经济研究,2008（7）：118-129.

[4]Horioka,C.Y.,Wan,J..TheDeterminantsofHouse-holdSavinginChina：ADynamicPanelAnalysisofProvincialData[J].JournalofMoney,CreditandBanking,2007（8）：2077-2096.

[5]李魁，钟水映.劳动力抚养负担与居民消费率———基于人口红利期的动态面板实证研究[J].经济评论，2010（6）：105-112.

[6]汪伟.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研究———基于中国1952-2006年的数据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8（2）：105-125.

作者：宋琪 马树才 付云鹏 单位：辽宁大学 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