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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发展关系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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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人口国情的新变化

这是中国人口国情的一个重大改变,即少子化带来的人口红利已经终结,尽管仍处于低抚养比时期,但已经进入了抚养比提高的时代。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抚养比提高的趋势将会长期持续,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10年至203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670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69.4%下降到60.3%,2050年将减少到7.26亿,占总人口比重降到52.5%(见图5)。人口抚养比在2030年将提高到52,2045年提高到60,届时中国将进入高抚养比时代。第四,老年人口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加速。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78亿人,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19亿人,占总人口的8.87%②。两个统计口径的老年人口分别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增加了4943万和3072万,老龄化水平分别提高了2.93和1.91个百分点。寿命的延长③以及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人口从2010年开始陆续进入老年,中国已经进入了老年人口迅速增长时期,2000年至201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76%,2010-2020年和2020-2030年期间将分别高达3.61%和3.55%。203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将达到3.46亿,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将达到2.35亿。到2050年,这两个统计口径的老年人口将分别增长到4.54亿和3.31亿(见图6)。老年人口迅速增长、少儿人口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这三个变化因素导致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按第一个口径计算,老龄化水平在2020年和2030年分别为16.9%和23.8%,2050年达到32.8%,届时将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见图7),每3个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按照第二个口径计算,2020年和2030年老年人口比重分别为11.7%和16.2%,2040年超过20%,2050年达到24%。老龄化正在变为影响中国人口抚养比提高的关键因素,2030年抚养比的结构将迎来另一个重要变化,即老年抚养比将超过少儿抚养比(见图8)。第五,人口流动活跃,城镇化进程过半。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的流动人口规模达到了2.21亿人①,与2000年相比增加82.6%②。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3年9月发表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36亿人,相当于每6个人中有1人是流动人口③。乡-城流动是流动人口的主流,有将近80%的流动人口是从农村流向城镇。流动人口的大潮,加之城市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的迅猛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城镇人口从2000年的4.58亿增加到2012年的7.12亿,城镇化水平从36.22%提高到52.6%,平均每年提高1.37个百分点。这个速度不仅使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在2011年跨越了50%这个分界线,同时也实现了对世界平均水平的追赶:2000年城镇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同时也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2012年城镇化水平超过世界平均水平(52.55%),并远远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45.45%)④。第六,家庭变迁。家庭变迁是社会变迁的缩影,同时也受到人口变化的直接影响。在社会现代化和人口再生产现代化背景下,我国家庭也呈现多维度的变化,即家庭的小型化、核心化、空巢化和家庭类型的多样化。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家庭户具有以下几个变化趋势:一是家庭户数量继续增长,2010年我国家庭总数为4.02亿户,与2000年相比,家庭户数量增加了5315万户;二是平均家庭户规模缩小,平均规模为3.1人,比2000年减少了0.34人。家庭户主要是分布在2-4人户,在全部家庭户中占68.79%,1人户也占了相当的比例,而6人以上的大家庭户比例非常低(见图9);三是家庭户的代际关系变得更为简单,在全部家庭户中,一代户占34.18%,二代户占47.83%,三代及以上户只占18%;四是有老年人的家庭户数量庞大,有60岁及以上老人的家庭户多达1.23亿户,占全部家庭户的18.3%,该比例高于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其中,单身老人家庭和空巢家庭4013万户,还有315万个家庭户中只有老人与未成年亲属,这两类家庭户占全部有老人家庭户的42.54%。图10显示,其他有1个或2个老人的家庭户占比57.11%,这表明丧偶老人和高龄老人更多的是与其成年子女一起居住。

二、中国人口与发展关系的重大转变

人口是人类个体的集合,人口现象是人类个体行为的聚合。因此,人口变化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意义。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人口转折性的变化将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人口与发展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人口变化更加多样和复杂,人口问题的性质正在改变,人口与发展关系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正在改变,解决人口问题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技术基础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

1.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转变自从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发表以来,关于人口与发展的关系的基本认识一直是基于总量关系,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曾把这种认知推向了一个极端,并且,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口与发展的数量关系矛盾也是国际社会寻求解决全球人口问题的政策焦点。尽管中国的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基础被认为是马克思的“两种再生产理论”,但实际上,其对中国人口与发展关系的解释逻辑是马尔萨斯主义的。当时对于深陷“马尔萨斯均衡陷阱”的中国而言,人口快速增长给发展造成的巨大压力是最主要的人口问题,也是最主要的发展问题。中国政府根据这个基本人口国情制定的计划生育国策是符合历史与发展逻辑的,并且在控制人口增长和促进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短短30年间,把13亿人带进中等收入阶段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时至今日,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在“经济高增长,人口低增长”的格局下,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压力已经基本消除,马尔萨斯的“魔咒”在中国已经被彻底打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78年增长了25倍,翻了4.7番,经济总量从世界的第15位攀升至第2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8倍,翻了4番,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①,人类发展水平也达到了中等发展水平②。与此同时,人口与经济的结构性关系变化得越来越重要。一方面,随着人口红利的终结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少子化、老龄化及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改变等结构性因素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开始显现;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和人口城镇化正在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如果以发达国家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过程的时序关系为标准的话,那么,中国的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过程就是一种“差序结构”,即人口转变及发展过程超前于经济发展。这种时序结构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中国在人口低增长时代的人口经济关系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既拥有解决了人口压力的经济优势,又面临着年龄结构失衡的挑战;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既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又拥有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口城镇化发展的巨大空间。这是目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基本格局。从更长远来看,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发展格局将与发达国家趋同。

2.人口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转变相对于人口与经济的关系而言,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更为复杂。中国不仅经历了人口的快速转变,同时也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在当今中国所发生的社会转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变化,而是一场划时代的整体性、结构性社会变革。在这场涉及十几亿人的命运与福祉的宏大变革中,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体制、价值观念、人口形态、技术基础、文化模式、组织结构等等,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分化与重组、冲突与整合、解构与重塑、解体与再生的过程。人口转变与这些变革之间的互联、互动和互构,不仅促进了社会进步,同时也导致了一些社会问题。第一,高度活跃的人口迁移流动对社会发展与社会管理的挑战。高度活跃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已变成了一股巨大的社会能量,它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改变着社会利益结构和城乡发展格局,也强烈地冲击着现行的社会民生制度安排,并直接影响到社会秩序。中国目前的各项基本社会制度安排仍是建立在城乡分离、地区分隔的户籍制度基础之上,这种制度安排远远不能适应人口迁移流动的需要。在人口流动大潮与现行社会制度安排之间的剧烈冲撞下,形成了许多非正常的社会现象,例如,数以亿计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面临着社会化困境、流动人口家庭的生活分离、一些人口大规模流入地区的社会矛盾、流动人口遇到的制度性歧视或边缘化等等,都对社会发展、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造成了损害。第二,快速发展的城镇化对城乡发展和土地利益关系的挑战。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不仅改变了城乡人口分布的格局,而且也影响到以土地及相关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利益结构;不仅对城市发展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对城乡统筹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土地利益关系,如何处理好农民-市民身份转换中的利益关系,如何处理好城乡发展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防止农村被边缘化,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三,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和人口社会分层加剧对社会福利和社会安全的挑战。在社会转型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使得人口社会分层进一步加剧,社会代际关系比以往也更加紧密更加复杂。老龄社会将是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社会常态,收入分配制度、公共资源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卫生制度、就业和退休制度等都面临着一系列的调整和创新要求,如何积极回应这些要求,如何在国家层面建立一个适应老龄社会需要的民生制度安排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第四,家庭变迁对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利益关系的挑战。人口转变(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彻底改变了中国家庭的人口基础,而工业化、现代化和城镇化也正在深刻影响着家庭的形态、关系和生命历程。家庭的小型化、结构核心化、形式多样化,以及老年空巢家庭普遍化等,都将导致家庭需求与家庭功能的对应结构进一步失衡,进而形成对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巨大需求。第五,在人口变化中,相关的社会利益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人口变化过程,也是社会利益结构变化的过程。人口变化涉及利益结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利益关系,而是包括了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不同个体或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政府利益与民众利益之间的关系、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关系、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的关系,等等。在变化着的社会结构和人口结构中,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分殊和地位变化都会通过各种机制传递到整个社会,聚合成为各种社会需求、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也对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新的要求和新的任务。

三、应对中国人口变化的战略选择:均衡发展

结构变迁是未来二、三十年中国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以结构变迁为动力推动以优化发展质量为核心的新一轮发展,对中国而言既是一次新的重大挑战,也是一次新的重大机遇。在新形势下,如何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再次飞跃,如何使国人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如何使中国以昌盛之国的身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战略的核心目标。从经济发展角度看,抚养比变化趋势的逆转不仅终结了抚养比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时也将提高经济增长的成本,进而加大中国经济减速的风险。劳动力资源变化趋势的逆转不仅会使中国传统的经济比较优势不在,同时也将改变过去长期保持的劳动力供求关系格局。而仅靠劳动和资本驱动的增长难以把一个国家带进高收入阶段。如果继续原来的发展方式,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局面将不可避免。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强国,首先要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高端产业和生产能力,而这一切都必须以强大的人力资本为基础。因此,在中国的未来经济发展战略中,提高人口素质,构建人力资本强国将是必然的战略选择。中国任何方面的发展都与人口紧密相关,人口问题的性质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已不再仅仅是经济发展问题,而是社会发展问题;造成人口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原因。我们不能改变人口变化的客观规律,就要尊重它们;我们不能改变的人口现象,就要把它们作为社会的常态;过去我们强调的是人口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现在我们也应该同样强调社会经济发展要适应人口状况及其变化,这是因为我们对人口自然变动调整的边际已经非常小。由于中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的特殊性,中国基本民生制度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设计必须符合人口变化的要求。中国人口的负增长即将到来,与其相关联的极度少子化、高度老龄化和持续的人口锐减事关中国未来的兴衰,这种人口形态不应该成为我们的政策期待。要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要在当下及未来人口态势下保持和提高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性,首先要做的是转变人口政策的价值取向:从以国为本转变为以民为本;从以数量控制为本转变为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本;从非均衡型的人口发展战略转变为均衡型的人口发展战略。

作者:李建民周保民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人口与发展关系的新格局责任编辑:田老师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