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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群众路线实践路径分析

2019/05/22 阅读:

[摘要]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中国共产党要获取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必须深入贴近群众,正确认识其群体性特征,了解不同群众主体的所思所盼,并能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回应其利益诉求。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时刻铭记群众观点、践行群众路线,通过做好群众工作来赢得民心、稳固政权。换言之,正是由于共产党能真正融入群众、扎根人民,才能不断从中获取前行的巨大伟力。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服务群众;利益诉求;群众工作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稳定中国、发展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不竭力量之源。十九大报告开篇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P1)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要想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必须时刻与群众保持唇齿相依的血肉联系。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并没有傲然以领导者自居,而是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把为人民谋福祉、添福利作为自己的首要使命,不断探寻有效服务群众的方法路径。

一、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了群众的群体特征

自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群体性特征,突出表现为群众主体多元化、利益需求多样化、表达方式差异化。具体来讲,群众主体多元化是社会转型时阶层结构分化重组的结果,而阶层分化必然伴随着群众需求的多样化,这二者又共同导致了不同主体表达方式的差异化。可以说,把握群众的群体性特征,是中国共产党服务人民及做好群众工作的逻辑起点。

(一)群众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群众主体多元化有其自身的生成逻辑及演变过程。就生成逻辑而言,群众主体多元化是社会结构在内生因素推动与外部力量介入这两者共同作用下发生的阶层分化。其中,“内生因素”是指社会成员自发地不断流动,即:横向上表现为从原阶层中分离出来形成新的阶层,纵向上表现为社会地位的升降。“外部力量”是指国家为谋求发展在采取措施或出台政策时客观上产生的溢出效应①加速了社会分层。社会群体的流动既促进了群体分层细密化,也在总体上扩大了中间阶层的规模,从而推动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就演变历程而言,新中国成立至今,在“外部力量”的助推下,中国阶层结构发生了两次重大变迁。一次发生在1956年“一化三改”时期。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后,原来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结构不复存在,而是转变为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另一次发生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最大变量被引入中国,除了推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之外,也深刻改变着我国的社会面貌,即:先前的社会结构趋于瓦解,在提倡效率、肯定个体利益自我实现的前提下,新兴群体不断涌现,社会阶级、阶层、群体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调整、大分化、大重组,社会结构呈现出多样化特征,群众主体也越发趋于多元化。

(二)群众需求呈现多样化特征群众需求多样化是群众主体多元化的必然结果,它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且物质供给不足。因此,广大群众的利益需求较为单一,能够解决温饱、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即可。改革开放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在社会群体日趋多元的情况下,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得以充分释放。譬如,可根据收入不同把群众大致划分为:高等收入、低等收入、中等收入这三类群体。每个群体又具有不同的需求。就高收入群体而言,他们收入较高且资产较多,其首要需求便是国家能不断健全财产方面的法律法规,以保障其资产能平稳增值。在掌握市场主导权后,他们又渴望通过政治参与获得更多政治话语权甚至更大影响力;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他们大都生活在社会底层,其首要需求便是增加可支配收入及未来预期收入,以维持其基本生活、保障自身合法权益;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而言,由于其收入相对稳定,他们虽没有高收入群体那样的庞大资产,但也不会像低收入群体那样窘迫。因此,该群体的利益需求更侧重于能享有良好的教育、完善的社保体系、美丽的生态环境等。他们也是打造“橄榄型”社会的“主力军”。可以看出,随着群体分层的细密化,不同群众主体的需求也愈发多样化。

(三)群众表达方式呈现差异化特征群众主体多元化及利益需求多样化共同导致了其表达方式的差异化。换言之,不同群众主体受社会地位、知识储备、信息渠道等因素的影响,往往会选择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诉求。譬如,高收入群体大都处于社会顶层且掌握较多社会资源,加之信息渠道相对畅通,他们一般选择人大、政府、党委、政协等渠道来表达诉求。由于该群体具备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其需求大都会得到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并给予回应;反之,如若其自身诉求的满足感相对较差,他们便采取转移资产、移民等方式来表达不满。与此形成对比,低收入群体由于社会地位及文化水平偏低、信息获取不及时等因素,其自身需求难以得到准确和有效表达。当这些诉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先前积累的相对剥夺感②便可能引发个体的情感振荡,造成社会心理的不确定性,从而采取极端化的行为借机泄愤,威胁社会安全。就中等收入群体而言,该群体掌握的政治经济资源虽略次于高收入群体,但其自身素养、思维方式、知识储备远高于低收入群体。因此,他们首先会选择向相关部门反映自身诉求。如若得不到预期效果,他们则会另辟蹊径,例如:向媒体发声、借助互联网使之快速传播,经大众传媒渲染放大后引发具有同样诉求群众的支持,形成具有规模效应的社会舆论,以此引发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二、中国共产党恰当处理了群众的利益诉求

“民心就是江山,是最稳固的江山。”[2](P96)“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政治逻辑适用于任何时代。现代社会,阶层分化愈发显现,群众主体多元化引发了其利益需求多样化及表达方式差异化。中国共产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赢得民心,就必须通过自我调适和改进来回应不同阶层的民众诉求,这里所谓的“调适和改进”是指:中国共产党具备回应诉求的条件或能力。譬如:采取多种方式提取和综合不同群体利益诉求的能力、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中调节利益分配的能力、用“四个全面”回应群众新期待新诉求的能力。

(一)用多种方式提取和综合不同的群体诉求中国共产党回应群众诉求,其首要任务是搞清群众诉求“是什么”。为此,党采取多种途径对之进行提取、综合。第一,注重发挥党员的先锋队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执政党,其本身便是广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近年来,党员结构在民族、地域、性别、职业、学历等方面不断优化。这意味着党与群众的联系愈加密切,更易获取不同群众主体的利益诉求。第二,注重发挥人大代表的纽带作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人民群众通过选举人大代表来代替人民间接行使权力。人大代表犹如一条纽带,一头连着人大、一头连着人民,人民的利益诉求通过人大代表得以向权力机关反映。第三,注重发挥互联网科技的时效性作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具有不同身份、地位的人能在同一时空中无障碍地沟通交流。由于互联网具有显著的时效性且传播速度较快,加之我国网民人数不断增加,党愈发注重通过互联网与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网络大V”的“零距离”接触,并设立了网络问政、新闻传媒、投诉热线等平台支持群众表达诉求,等等。通过多种途径广泛、充分、准确地提取各群众主体诉求后对之综合整理,寻求各阶层群众的最大公约数,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的主体需求有的放矢地制定对策,最后出台相关政策予以回应。

(二)在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中调节利益分配中国共产党回应群众诉求,从效率与公平这一微观视角着手来探寻“怎么做”。效率与公平具有一定矛盾性,二者间存在着一个优先性问题。对于以何者优先,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选择。现阶段,“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P12)加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爬坡过坎的关键期,其主要任务仍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在客观上便要求通过提高效率来增大社会资本存量。如果不把社会财富总蛋糕做大,则可能出现部分群众“无蛋糕可分”的情况,从而引发社会治安问题。因此,我国提倡效率优先具有一定现实必然性,坚持效率优先客观上是实现公平的必要前提。但是,提倡效率并非要否定公平的现存意义。如果说坚持效率优先关系着利益诉求实现的可能性及实现程度的大小,那么兼顾公平则决定着它的覆盖范畴,即:能否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兼顾公平既是衡量中国是否把共享式发展落到实处的关键,也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中国,效率与公平二者相互关联、不可分割。只注重效率而忽视公平,则易引发马太效应③从而加速社会两极分化;只注重公平而忽视效率,又易造成低水平的平均主义。面对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张力,中国共产党在鼓励先进分子、调动人民积极性、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不忘社会主义本质,在发展进程中始终关注社会公平,突出表现在更加注重维护中下层群体的利益。例如:打响脱贫攻坚战以完成全面小康的“最后一公里”;进行以“控高、扩中、提低”为主线的居民收入分配改革;加快推进区域和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些措施不仅将阶层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而且还有效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中下层群众的利益诉求,从而有利于助推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用“四个全面”布局回应群众新期待步入新时代,呈现新气象,人民群众也有了新期待新诉求。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全体人民生存问题得以解决。在此基础上,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群众的广泛诉求被充分释放。即:人民既想充分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又想参与经济和社会建设;既想享有生存发展的各种权益,又想行使参与决策的权利;既想填满肚皮、解决温饱,又想增加草皮、实现绿色环保,等等。这一系列新期待新要求,归根到底其实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强烈。为了满足新时代条件下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中国共产党立足时代发展需求,高屋建瓴地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即: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途径和手段,力求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在于“全面”,它以保障民生为主旨,着力解决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不全面、不协调的问题,为人民幸福奠定坚实基础;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在于“深化”,它以共享发展为主旨,通过革除体制机制的弊端为1人民幸福提供发展动力;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法治”,它以保障人民权利为主旨,通过建立良性的社会秩序为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于“从严”,它以密切党群关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主旨,通过严肃党风党纪为人民幸福提供政治依靠。“四个全面”始终以维护人民利益、实现人民诉求为中心,凭借其结构的系统性和严密性破解了民生难题,筑牢了民生基础,从而有效回应了人民诉求。

三、中国共产党务实地做好了群众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如若对这些丰功伟绩进行解密,则应从党群关系的视角去寻求密码。即: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人民,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水乳交融的密切联系,能在准确认知群众观点基础上长期践行群众路线,始终把全心全意服务群众作为工作方向,把紧紧依靠群众视为工作保障,把务实地做好群众工作视为防止国家政权变质、变色的强大武器,因而才能在领导和服务群众中永葆朝气。

(一)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人民,不论何时,各届领导人都始终把站稳人民立场作为根本准则并一以贯之地传承。革命时期,毛泽东曾多次强调要紧紧依靠人民,并把人民群众比作“铜墙铁壁”、“眼睛”和“土地”。在江西瑞金中共苏区时,面对敌强我弱的境况,毛泽东指出:“人民群众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好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3](P139);1943年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时,他指出:“共产党员应该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卫人民,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一样,依靠人民,犹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4](P45);1945年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报告时,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5](P1162)建设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也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其中,邓小平更是把人民提升到“母亲”的高度,他曾指出:“人民是一切的母亲,是对敌斗争一切力量的源泉。”[6](P502)并在南方谈话中把“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三个有利于”标准之一。胡锦涛也是把“以人为本”视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旨意。深化改革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推出了一系列惠民举措并使之落地生根。因此,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贯穿于党史进程中的红色基因,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不可或缺的看家本领。

(二)中国共产党扮演着群众的学生与老师的双重角色群众的积极性与消极性的双重特征决定了共产党既要服务群众也要善于领导群众。具体来讲,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既是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因此,他们是值得尊重、值得信任、值得依靠的对象。与此同时,广大群众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盲目性、从众化、情绪化等消极特征。因此,他们又是需要被教育、被启发、被引导的对象。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人既要做群众的学生,积极服务群众,从中汲取治国理政的伟大智慧;又要当群众的老师,针对其消极性特征进行适当引导,从而达到有效领导群众的效果。一以概之,中国共产党扮演着群众的学生与老师的双重角色。但需要强调的是:做好群众工作并不等于单一的服务和领导群众或将二者简单相加。真正高明的群众工作,应当使服务和领导互为目的和手段。一方面,要以领导为目的、以服务为手段。把领导寓于服务之中,通过服务群众达到领导群众的目的,如果忘记自身的服务员身份,那么领导就会变质,就会成为赤裸裸的统治。另一方面,要以服务为目的、以领导为手段。把服务寄予领导之中,在领导群众的过程中服务群众,如果忘记自身的领导者身份不能及时回应群众诉求,那么服务群众便是一句乏力的空话。中国共产党只有将二者有机融合,在服务与领导群众中倾听群众呼声,通过民族复兴的目标导向及先进理论的说服教育来引导群众诉求的价值取向,调节不同群体间的利益摩擦,权威性地制定规则又模范性地遵守规则,从而凝聚全国各阶层、群体、民族的合力进行社会建设。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成为群众的优秀“学生”和合格“老师”。

(三)中国共产党以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关系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的优良传统。中国近代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依靠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起家的。正是由于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亲密的鱼水关系,中国共产党才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的建设史与改革史也证明:“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7](P421)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只有紧紧团结群众、不断密切党群关系,才能从中获取不竭的发展动力。立足群众观点、践行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能长期执政的根本所在,也是其安身立命的重要法宝。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紧密相联,前者侧重于世界观,后者既涉及世界观,也涵盖认识论与方法论。从世界观的角度来看,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都包含着“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两个一切”共同阐述了“为了谁”及“依靠谁”的问题;而群众路线中的“一来一去”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便是群众观点及“两个一切”的具体化,是在世界观指导下开展群众工作的路径方法;从认识论角度来看,“一来一去”解决的是共产党正确认识“从哪里来”的问题;从方法论角度来看,“一来一去”解决的是共产党“怎样制定和落实”相关决策的问题。如果没有正确世界观的指引,群众路线就会掉入泥泽而迷失方向;反之,没有务实群众路线的推进,群众观点也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世界观与方法论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党群关系的价值依托和行为遵循。中国共产党只有将二者有机融合才能不断贴近群众、深入群众,才能在做好群众工作中赢得民心、赢得未来。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中国共产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团结共进,以奋发图强的精神感召人民、以抓铁有痕的劲头开拓创业、以科学求实的态度回应诉求,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切切实实地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碰得到、摸得着的实惠,让群众工作有干头、有奔头,生活有盼头、有甜头。只有这样才能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R].北京:人民出版社.

[2]黄相怀.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砥砺奋进[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高放.历史的丰碑:从马克思主义到邓小平理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7]论党性修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

作者:张莉 单位:吉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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