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大贯彻群众路线论文范文

一、中共八大前后党对群众路线的探索和发展

（一）系统阐释了党群关系的实质，纠正了党群关系认识中的思想偏差。一是指出党和群众之间是工具和工具使用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的工具。基于这一判断，党的八大对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阐释，指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1]。作为人民群众实现其利益的工具，它必须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为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而奋斗，因此，它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强调党员干部与群众之间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党员干部都是群众的一员，是人民的一部分，必须在人民群众的整体之中，不能忘记自己是阶级的先锋队，是人民的代表。[2]必须防范出现脱离群众和产生“特权阶层”，要防止领导干部权贵化。据此，刘少奇提出要改革工资制度以及一些特殊待遇如配给制度、警卫制度，“使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过分悬殊”[3]。也强调领导干部要减少特供，要警惕滋长官僚主义的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三是指出领袖与群众之间必须保持良性的互动关系。党的八大在反思与总结了苏共斯大林错误的教训后，深刻指出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对党的革命和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党、阶级和人民的宝贵的财富，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爱护领袖本质上要爱护党、阶级和人民的利益，同时强调无产阶级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也必须遵循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

（二）探索相应的制度和措施，保证群众路线的贯彻和实施。八大前后由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的基本建立，党开始从国家层面和党自身层面探索一些制度来为群众路线提供体制机制保障。首先，从国家层面上，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坚持政治协商制度来构建党群关系的平台和载体。在八大前后，等领导人对完善人大代表大会制度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一是要完善人大代表制度，要让人大代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经常去接触人民，了解实际，看看实际工作中有无偏差，另外强调人大代表要参加对政府、公安、司法工作的经常性检查，监督他们的工作；二是完善人大会议制度，允许把所有人大代表的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不管对的、部分对的甚至错的都发表出来，允许唱“对台戏”。对于坚持政治协商制度，1956年初搞调研听取有关部门汇报时就提出“两个万岁”的思想，他说共产党万岁，派也万岁，这也是一种民主。这一思想在《论十大关系》中被概括为共产党和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其次，在党自身层面，通过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来贯彻群众路线。一是提出实行党代会常任制。这样一项制度的确立有利于使党的代表大会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对于实现党内民主以及密切联系群众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制度化意义[5]，另外也有利于“唯一合法的执政党”弥补国家层面群众利益表达制度和机制存在官僚化的弊病，从而有利于党主动的获取民众的信任和执政合法性。二是完善党委会制度，强调集体领导。在强调集体领导的同时也明确必须坚持党委领导下的个人分工负责制，分别执行各级党委会所交付的任务。[6]这项制度将个人与集体相结合，有利于发展党内民主和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三）加强群众对党的监督，反对官僚主义。党取得执政地位后，许多党员干部居功自傲，听不进群众、党外人士的批评和意见，产生了“做官当老爷”官僚主义作风。如何改变党员干部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八大党章强调了对党员和党进行监督，但主要是从党内进行监督，并未强调党外监督。面对党脱离群众、官僚主义滋生的问题，提出要对全党开门整风，通过大鸣大放和大民主的方式来进行整风。他还号召和发动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起来监督党，通过人民民主来对付官僚主义。他指出：“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大民主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7]遗憾的是，由于对国内外形势发生误判，使这种大民主朝着反右斗争扩大化方向发展，造成了群众监督遭受挫折，由此封死了人民监督执政党的渠道。为避免整风运动后群众监督的弱化，邓小平在1958年发表了《共产党要接受监督》，明确提出：党和党员要接受监督，这样会使党员更谨慎些。[8]他着重强调了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地区要扩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和监督，并提出：“让群众出气，让人民群众发表意见，对群众合理的意见就接受，不合理的意见要解释和说服。”[9]综上所述，八大前后党通过群众监督来反对官僚主义，有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训，“让人民监督执政党”是在中国国情下坚持群众路线、解决官僚主义的根本路径，但是，任何监督都需要在一定的制度程序和法律框架内进行，否则很容易走入极端，造成制度和法律空置，社会动乱，民权虚化。

（四）正确协调各种经济关系，注重改善群众生活。党群关系的实质实际上是利益代表问题。八大前后，党提出以苏为鉴，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的命题，开始对中国式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探索，以期更好兼顾群众生活和利益。一是提出要正确把握经济建设的速度和规模。党的八大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发展经济的方针，这一方针体现了经济建设要保持合理的速度和规模，要兼顾群众利益，不能急躁冒进，超越现有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的承受的能力。二是指出要协调好农轻重三者比例与人民群众生活改善之间的关系。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对于劳动者个人来说，轻工业、农业与他们利益关系最大，轻视这两者就是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我们“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样结合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有基础。另一方面，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是为了保卫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主义成果。[10]三是强调正确处理好“骨头”和“肉”的关系，即处理好工业建设和市政设施、生活福利设施建设的比例协调问题。1956年，在谈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指出，要相应安排工业建设和市政设施、生活福利设施建设的比例，避免光注重“骨头”而忽视“肉”，给群众基本生活需要造成困难。八大前后，党对中国式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探索，对于正确协调各种经济关系，兼顾群众生活和利益，巩固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二、历史启示

第一，要在全党进行群众路线的思想教育，进一步突出群众观点。首先，通过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使他们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党与群众的关系以及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自觉的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把服务群众、造福百姓作为最大责任，把执政为民、为民用权作为正确使用权力的基本准则，真正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其次，党员干部要正确处理好“公”与“私”之间的关系，超越狭隘的私利观，自觉的为人民群众谋利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部分党员干部有了趋利化倾向，他们在给党和人民做事时，讨价还价，争名夺利，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予以坚决斗争。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就在于其超越了狭隘的阶级利益的局限，不代表任何一个利益集团，而是真诚的为着广大人民群众而奋斗的党，所以作为先锋队一员，党员干部除了法定的个人利益外，没有特殊的利益，必须在实际工作中自觉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第二，要加强各层面制度建设，构建践行群众路线的制度平台。首先，要进一步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制度等国家的根本和基本政治制度，使各级机关真正能够了解和反映民意、代表人民利益。其次，要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党委会制度等各项党内民主制度，进一步确立党员的主体地位，维护党员的权利，增强党内民主意识，使党员对党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从而使党本身获得生机和活力。再次，要完善民主决策制度，畅通群众参与决策渠道，使决策民主化、程序化。实际上，党的群众路线的实现过程也是一种决策模式。党在这个过程中主动深入群众中去听取民意从而实现更好的决策。第三，要积极拓展群众监督渠道，加强对党的监督。首先，要健全各种层次上对公共权力和党员干部的监督机制，加强派和无党派人士、媒体、群众对党员干部的监督，使掌握公共权力的党员干部置于人民群众有效的监督之下。其次，要利用各种新媒体、新技术来对党员干部进行监督。网络监督已成为群众监督的新手段，它的出现一方面弥补了现存国家监督体制机制滞后性的缺陷，另一方面由于其具有及时曝光公共问题、形成公民合力的优势，使各种公共问题社会化，从而增加了监督的广泛性和实效性。第四，要平衡群众各种利益关系，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坚持和贯彻群众路线的真正方向在于为群众谋利益，群众路线的思想和行动都必须将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否则群众路线将丧失其实践的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多样化造成群众利益需求的日益多元化，如何维护不同层次群众利益，照顾其利益需求的多样化，成为贯彻群众路线的难点。当前，党和国家要合理安排经济建设的速度和规模，正确处理好农业、工业、服务业之间的关系，不可急躁冒进，要经过调查研究，科学论证，综合安排，使经济能够平衡发展，同时能够满足群众各层次的需求，改善人民生活。在现实的经济建设中，党员干部要走近群众，了解不同层次群众的需求，在做某项决策和行动时，要考虑到各层次群众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根据群众的实际情况制定保障民生的有效措施，不断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使群众利益得到真正维护。

作者：叶子全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