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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形成缘由的多维思考范文

时间:2022-08-23 11:49:27

群众路线形成缘由的多维思考

一、内在规定: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打破旧社会的革命往往不是这一阶级有意识的整体行为,而是需要少数先进分子对这一阶级以及其他各被压迫阶级的唤醒和领导,由此,正如无产阶级是整个社会革命中的先锋一样,无产阶级的革命也由其先锋队所引导,这一先锋队便是无产阶级政党和少数革命的领袖[7]。这是因为,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8]413。列宁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政党和作为政党领袖的职业革命家团体的作用,把无产阶级的领导转变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实践的操作层面,形成了“领袖(个人与班子)、政党、阶级、人民群众”的政治结构,其动态关系表现为:“掌握了真理的领袖人物、职业革命家———组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政党)———通过群众路线的方式,发动、教育广大的人民群众从事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9]。在这一动态关系中,“群众路线”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决定着我党动员群众的具体成效。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成立的,实际运行机制遵循了领袖、政党与群众的动态逻辑,顺利实现了从最初的知识分子为主的小团体向阶级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的转变。同时,它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10],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6]809。我党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对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早在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就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不是空谈主义者……乃是时时刻刻要站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努力工作的党”[11]1。二大还提出了一系列为工人、农民谋利益的政策主张,要求“制定关于工人和农人以及妇女的法律”的主张,包括关于改良工人待遇,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他卫生设备,工厂保险,保护女工、童工、失业工人等;对农民,主张废除重税,规定全国的土地税则,规定限制田租率;主张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主张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这些主张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宣示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体的鲜明政治立场。在革命战争年代,虽然军事工作是我党的中心工作,但是,在领导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中,我党非常重视群众的利益问题,强调要关心群众生活。1934年,在总结根据地工作经验时,指出,“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5]136。1943年11月,在《为中直军直生产展览会的题词》中指出,“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12]。正因为在工作中注意到群众的生活问题,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我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性质,赢得了工人、农民群众的支持,使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客观要求:敌强我弱的残酷斗争环境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8]11任何一种理论的形成,都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取决于客观现实的需要。群众路线,作为我党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其形成与所处的客观历史环境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也适应了我党在现实环境的客观需要。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国家无主权、民族无独立,内部无民主,工人阶级的力量还很弱小,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这就是当时我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国情。在建党初期,我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还很弱小。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其自身面临着群众基础不足的问题,所以中共二大提出“要‘到群众中去’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去”[11]162。大革命高潮时期我党最多发展到近6万人,在大革命失败后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这时我党还没有自己领导的军队,在国内没有自己的合法地位,无法通过合法的、公开的正常渠道开展活动。而此时,国民党的力量大大超过我党。1927年12月,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统治地位,1928年陆续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组织,在全国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1927年4月国民党党员约100万,1937年达到165万,而1937年时中共党员仅为4万,1929年国民党军队总人数在200万以上,共产党仅有少量的工农红军,武器装备根本无法和国民党相比。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必须联合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核心任务,就是如何唤起民众,凝聚社会,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全民族的核心力量,其实质也就是如何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13]。大革命失败后我党更加认识到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重要性,开始把重心转向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上作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逐步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就是要深入到广阔的、分散的农村,组织和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以长期积蓄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最后实现对城市的包围,夺取革命的胜利。所以,这就要求我党在领导武装斗争的同时,必须把群众工作摆在重要位置。1929年12月,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在为古田会议起草的决议中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的任务”[5]86。同时,红军的战术原则要求必须走群众路线。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红军形成了自己特色的作战基本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依托根据地作战,实行战略退却和诱敌深入的方针,集中兵力实行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这要求红军必须要有民众的支持,特别是要与农民群众形成良好的关系,才能够很好地实施自己的战略战术,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所以,早在1927年底,就规定部队除了打仗之外,还把做群众工作作为重要任务。1928年4月,要求部队必须执行三大纪律,这对于密切军民关系起了很大作用。

三、历史自觉:辛亥革命的教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经验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然而,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参加过辛亥革命或接受这次革命的洗礼,辛亥革命给中国共产党人以深刻教训。早在1919年,就认为,“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14];1925年,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中指出,辛亥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中共的组织和内容是极其简单,作战的队伍是极其孤弱。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有组织的工农群众”[4]25。1926年夏,在其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说,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在于“完全未得三万万二千万之农民来帮助和拥护”[15]。1927年3月,在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后,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5]16。可见,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发动群众,特别是没有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这一认识是对辛亥革命教训的正确总结,对群众路线的确立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另一方面,总结建党以来革命斗争的经验,我党开始把群众观点转化为具体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初步形成了群众路线。由于大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力量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据中共六大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鉴于残酷的现实环境,中共六大确立了争取群众的总路线,把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作为我党的中心工作。1928—1934年间,在《井冈山的斗争》、《反对本本主义》、《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著作中,对党群关系、如何做好群众工作作了总结。1929年9月,在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筹款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16]。这些文件中首次明确使用“群众路线”的概念,表明我党已经在实际工作中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经过建党以来20多年的艰苦奋斗,特别是总结正反两个方面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全面地论述了群众路线,正式确立了群众路线在我党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党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和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提出为人民服务和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是党的出发点。七大新修订的党章充分体现了群众路线思想,并将群众路线的要求体现在党员的义务和支部的任务中。刘少奇在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系统地阐述了群众路线。因此,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基于辛亥革命教训和党成立以来领导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这充分体现了我党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具有高度的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

四、文化土壤: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

政党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产生的,其必然反映着这个国家和地区文化生态的特点。当今世界各国政党,无不受本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文化的传承会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持续的影响,政党的成员也不例外。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而建立起来的,其所处的环境是在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东方大国。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17]。作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不仅继承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而且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族化和大众化,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可上溯至先秦时期。周公旦提出从民情中知天命和“敬天保民”的思想;《尚书•五子之歌》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后来,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并将其上升为“政在得民”的施政理念,为后世所称赞。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法家代表人物管子认为,“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这一思想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汲取,作为科学发展的核心。西汉时期,对民本思想更是推崇。汉初贾谊明确提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夫民,万古之本也”的民本思想;董仲舒提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辩证地阐述了君与民的关系,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民本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础。近代社会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本身有很多的局限性,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这与群众路线有质的区别。但是,民本思想有很多可取之处,如重视民众的历史地位和力量、重视民族的生存权和物质利益、重视民众的监督作用[18]。中国共产党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将其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也正因为群众路线有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文化土壤”,使得群众路线在理论与实践上体现了中国风格,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能够得到全党的认同并在实际工作中长期坚持。从另一个角度看,正因为我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坚持了群众路线的传统和作风,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作者:方涛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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