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建设中的政府治理文化范文

摘要:

从“政府管理”转变为“政府治理”，是新时期政府在法治的框架内，与多元市场主体协同治理社会，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新模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府治理文化，是以整合权力、保障权利为规范的治理准则，以崇尚法治、协商合作为沟通的治理理念，以政府主导、多元主体为有限的治理范围，以运作透明、信息公开为开放的治理范式构成的有机整体。构建政府治理文化对于国家法治建设而言，是建设法治文化的突破口、建设法治政府的支撑力，更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助推器。现阶段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在此背景下，通过实施权力清单制度，健全协商沟通机制，支持发展社会组织，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有助于全面构建政府治理文化，以政府治理文化引领现代政府治理体系的建设，促进和保障法治国家总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

政府治理文化;法治建设;沟通;多元主体;信息公开

法治是贯穿于社会运行始终的综合性系统工程，而一国的法治建设于外部显现为制度规则体系之中，于内部发自社会文化土壤的培育。中国的政制、国情和文化，都成为了构建法治社会的中国因素，因此，对于中国社会的法治，文化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文化体现着其所在社会的长期积淀与持久发展，而法治文化作为人类先进文化，是经过长期的历史进程所形成的支配社会主体实践活动、为社会民众所普遍认可的、相对稳定的制度规则、法律价值、行为范式与思维理念的总和。法治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形成与培养，是法治价值观被整个社会所接受与认可的过程，而基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的人治传统文化，这一过程需要依靠先进文化群体的先导引领，依赖政府自上而下的逐步推行，因而中国社会的法治文化首先是政府的法治文化，需要以建设政府治理文化为先导，它既是现代政府建设的必需品，也体现出政府治理的法治水平，更是法治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支撑。

一、政府治理文化的构成要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社会治理”，由原先的“管理”向现在的“治理”转变，并不仅是词汇上的简单演变，更蕴含着治国理念的重大变革。在中国几千年君主专制的历史浸润下，政府一直以来扮演着全能管理者的角色，对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管理细致入微。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社会生态呈现出了多样性与复杂性，此时以政府为单一管理主体的传统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新要求，治理模式及其相应的文化则应运而生。治理，指的是在集权逐渐弱化、区域界线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及普遍存在制度分散化的情况下，行政管理中横向和制度内部纵向的联系，［1］它体现的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化，是现代公共治理与服务过程中对政府行为的理性定位与科学回归。因此，政府治理是新时期政府在法治的框架内，与多元市场主体协同治理社会，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新模式，是由政府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运作方式与过程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府治理文化，更是治理的灵魂，它是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有效治理过程中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文化，既是内化于心的意识、观念及价值取向，也是外化于行的实践准则和行为方式。政府治理文化既是融入在治理主体及其行为过程中的价值理念及法治追求，也是由规范政府行为的准则制度、约束行为主体的治理范围、以及治理主体的行为范式所构成的有机整体。

第一，政府治理文化是以整合权力、保障权利为规范的治理准则。从管理到治理，简单地说就是一种政府权力的下放，它将原本政府对社会的包办式管理转变为政府与社会组织、个人等多个主体的协同治理，在利益多元化的今天，社会治理更强调运用法治思维，使各方行使权力不得越界。哈耶克就明确指出:“政府的强制权力只能在事先由法律规定的那些情况下，并按照预先知道的方式被行使。”［2］因此，政府治理文化首先应当为政府行为制定好相应的规范准则，政府治理主体应当在法律规则的框架之内，以法律为其治理行为的基本准则，即政府治理文化首先应当是整合规制政府权力、重视保障公民权利的文化。政府部门必须依法履行行政职责，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基本原则，任何行政部门和公务人员都不享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所谓的权力清单制度，就要厘清政府的权力，将其放置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并对其进行整合，详细规定行政权力应该被用来干什么，在哪个范围内运行才是合理合法的制度，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民众的合法权益。

第二，政府治理文化是以崇尚法治、协商合作为沟通的治理理念。传统政治体制下，政府管理社会，大多依赖于强制性的国家权力手段，控制社会，维持社会基本秩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应的“政府统治文化”，是以“人治”为其基本的价值导向，政府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主要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根深蒂固的影响，即便在市场经济影响下的现代中国政府中的政治权力的行使，依然有着人格性特征，权力与个别领导者紧密依附与相随。在这种价值导向下，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控制与被控制，政府永远是高高在上的领导者、管理者、命令者，社会民众对于良好政府的希望往往集中于个别官员身上，却忽视了政府本身应当赖以建立的形式合理性法律基础。因此，现代政府治理文化，应当实现由权力至上向法律至上的转向，法治理念应当成为政府治理文化的基本价值追求与精神要义，在法治的范围内，以法律为基本衡量工具，政府与民众实现良好的沟通与协作。将法治作为政府治理的核心理念，即要求政府治理的全过程依赖于明确的宪法与基本法律规定，政府整体行为和公务人员的个体行为都是依法办事，按法行政。法治，是一种以确定规则制度为基础的治国方式，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在人类历史上，法治第一次能够使得人们在具有共同价值观基础上形成的体系，把人们团结起来”。［3］政府治理，是社会公共行政领域，它尤其需要社会各阶层、各种利益的平衡与制约，而政府的各项政策规定又容易受到不同阶层民众的各种争议，因此现代治理就需要依靠一种确定的规范的法律规则体系，依赖于法治的基本准则和对话程序，让法治成为政府与社会民众、社会各阶层之间对话沟通、交流协作的有效工具，成为贯穿政府治理始终的价值理念。

第三，政府治理文化是以政府主导、多元主体为有限的治理范围。“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主体制定国家治理目标、路径和战略，运行国家治理体系，领导和组织社会成员是贯彻实施国家治理要求、驾驭和引领国家治理过程，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素养和本领的结合。”因此一般来说，治理主体素养和本领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治理能力水平的高低。在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下，政府是唯一的管理主体，“全能型”政府的管理模式，无所不能，无处不在，事无巨细，大包大揽，同时社会及其民众则是被其以“家长”角色管理的对象。由此带来的弊端:其一，政府对市场经济与公民生活过程的过多参与，反而成为社会经济有机运行的制约，掣肘公民社会的自然生长，同时也造成政府治理效率的低下;其二，政府的全能型定位，使得政府权力不加限制地渗入社会各个方面，容易损害公民合法权益，造成社会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升级，关系对立，不利于良好稳定社会秩序的形成。因此，面对当下社会转型时期的多元格局与复杂矛盾，单一的政府力量无法也不适宜成为社会治理的唯一途径，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的逐渐成长，它们走上舞台，与现代政府一起参与政府治理，成为新的治理力量。因此新型的政府治理中更强调有限而又有效的政府导向与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主体的有机结合。

第四，政府治理文化是以运作透明、信息公开为开放的治理范式。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进步与发展，一个有生命力和活力的系统，就必须与外界进行信息、能量及物质等要素的互换。政府治理系统要保持运行的活力与效率，也必然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其工作过程中的程序与涉及的信息，除了国家机密部分以外，都应当向社会公众公开展示。特别是20世纪以来，随着行政自由裁量比重的提升，知情权被越来越视为一项重要的法律权利，因此行政程序控制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国家规范行政权的主要手段，特别是政府运作过程的透明、政府信息的公开，被公认为是信息时代良好政府的重要指标之一。［4］因此，政府治理文化中体现出的，应当是一种运作透明、信息公开的行为范式。首先，政府治理要保持开放心态，这让政府及其公务人员能够认真倾听民众的声音，考虑民众的诉求，从而接纳社会中的新观点、新思想，真正以民众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次，政府治理要保证决策制定的过程与命令执行的过程全透明全公平;最后，“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信息垄断与封闭恰恰容易滋生腐败，政府治理需要依法将各方面的公共信息予以公开，从而提高政府公信力，得到民众的支持，政府治理才能进入良性循环。

二、政府治理文化的价值性分析

政府治理文化是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形成的关于制度文明、价值理念及行动范式的有机结合的文化现象与治理状态，在现如今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新形势下，加强政府治理文化建设，县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第一，政府治理文化是建设法治文化的突破口。在中国社会要培育法治文化，让法治文化扎根于社会土壤，并在民众生活中得到广泛遵循，“人”的因素是关键。法治建设是一个综合运转的社会系统工程，法治文化建设更是贯穿其始终。无论是法治文化以人的日常行为生成原型，还是法治文化为人的交往互动提供样本，都离不开“人”的要素。因此，只有具备了较高法律意识水平的社会主体，才能为法治的形成准备主体要件，社会法治文化的形成才成为可能。而在广泛的社会公众之中，政府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对于营造良好的法治文化氛围有着较强的示范导向和积极的引领作用。因此，构建政府治理文化，实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依法行政、有限治理，是整个国家的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突破口，是培育社会法治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法治文化建设贯穿法律运行的立法、执法、守法的各个环节，为何作为执法环节的政府治理成为建设法治文化的突破口，首当其冲呢?究其原因在于，公职人员执行法律和实施治理，相比于立法机关的制定法律，更具有经常性;相比于司法机关的审批裁定的消极防御性，政府治理行为则更具有积极主动性;而相比于普通社会民众，行政人员的守法或违法行为则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和辐射力量。“公民遵守法律义务的实现程度深受官员是否坚持法律的内在道德这一点所影响，官员对公民正常遵从法律的期望取决于官员只根据自己所公开宣布的规则行动的承诺。”［5］由此可见，如果日常积极活动的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不能有效地约束自身权力、依法行政，法治文化自然难以生成。因此，要建设法治文化，必先构建政府治理文化。

第二，政府治理文化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支撑力。从西方法治发展进程来看，启蒙运动之后，法治针对的重点从先前的所有公民守法，转移至规制掌握行政权力的政府。虽然政府是治理社会的一种必要的存在，但是必须要用法治来严格约束其权力行使，以防止政府权力不至于扩大成为吞噬公民权利的“利维坦”，因此，纵观西方法治理论的发展史，从洛克的有限政府理论，到亚当·斯密的守夜人国家，再到当代诺奇克的最低限度国家，从英国的议会主权实践到美国的分权制衡政治实践，无一不是以法治作为规范政府权力的有效利器。既然法治是现代公共行政的重要依托，法治政府的推进则势在必行。而建设法治政府，除了基本的法律制度建设以外，还包括文化建设。法治政府既是一种制度体系，也是一种思想理念，更是一种文化环境。［6］如果说制度体系是法治政府构建的基础，那么文化建设则是法治政府重要的精神支撑和内在驱动，加强政府治理文化建设更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应有之义。因此，只有坚持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双轮驱动”，重视政府治理文化的培养，才能促进依法行政向纵深发展，才能推进法治政府的全面建设。首先，政府治理文化是建立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法治政府首先必须是守法政府，它应当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这是实现法治政府的基础，而政府治理是以整合权力，保障权利为基本依据和准则，在政府治理文化的引领下，政府行使公权力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明确权力范围，不得随意越界。其次，政府治理文化是建立法治政府的重要依托。法治政府是以人为本，接受监督的政府，它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社会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法治政府的全面推进，需要处理好社会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规范与约束政府行政行为的同时，满足社会公民日益提高的参与意识与民主诉求。而现代政府治理文化，则一改的“官管民，民怨官”的传统模式，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业、团体、公众等处于平等的协作伙伴关系，以法治为其沟通的桥梁和衡量的工具，引领政府行为真正走向法治性、现代性和公共性。最后，政府治理文化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精神引领。法治政府是能够成功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社会的政府，因此要通过培育政府治理文化，让法治精神渗透到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之中。

第三，政府治理文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助推器。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从早期起步阶段迈进了新的历史时期，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浪潮有力地冲击并挑战现有的国家运行体制，社会大转型推动着国家治理的转型和现代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扬弃国家统治与政府管理的传统概念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国家治理”这一现代国家所特有的概念，它凸显了社会治理者向社会所有者负责，强调社会多种力量的合作治理，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同样重视增进公共利益。因此，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拥有着集中行政权力的政府机关，作为最为主要的治理主体，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直接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而政府治理文化的培养则成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首先，政府治理文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民主化。政府治理文化以约束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为规范基础，在此基础之上的人民是国家政权的真正享有者，公民获得参与决策、监督的合法渠道以及对于治理者的问责权。其次，政府治理文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法治化。政府治理文化以崇尚法治为其价值追求和核心理念，在这种价值引领下，无论是国家政权的所有者、管理者，还是利益相关者，只要是相关国家治理的行为，都必须纳入法治轨道，公共权力运行的规则和程序都应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以法治代替人治。再次，政府治理文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文明化，政府治理文化改变了传统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对抗对立关系，运用法治在行政机关与社会民众之前架起沟通对话、平等协商的桥梁，这种治理范式拓展至整个国家治理模式中，带来的是“更少的强制，更多的同意”“更多的对话协商沟通合作，更少的独断专行”“更多的激发权能，更少的排斥和歧视”，将国家治理统一于社会服务之中，让现代治理模式更加文明和谐。最后，政府治理文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化。政府治理文化中的政府是有限政府，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政府决策和运行，在这样的文化辐射下，政府治理效率提高，同时各种治理主体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并且随着其各自专业化与职业化程度的不断提升，政府机关的治理范围不用面面俱到，更多的是发挥导向功能与协调作用，从而推动国家治理的科学化。

三、构建政府治理文化的路径选择

在社会转型的新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成为现代政府建设的总目标。适应时代的进步，超越传统的模式，全面深化改革、培育政府治理文化乃是构建政府治理体系的关键途径。

第一，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为构建政府治理文化打下制度根基。构建政府治理文化，需要有坚实稳固的法律制度作为培育的基础和生长的土壤，而对行政权力无论是取得还是运行，都需要有效的约束，这是政府治理中最首要亦是最重要的规则。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中对行政机关权力进行规制的法律法规主要集中在宪法、地方政府组织法、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中，从表面上看，对行政权能的法律规定似乎已经非常完善了，但实际上却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一，对行政权力的行使者规定过于笼统，往往只是指明了一个总的行政机关，如“行政许可实施机关”，但在具体实行中的具体事项，究竟交由哪个具体部门来行使，却无从知晓;其二，对行政权力的行使程序缺乏明确，特别是具体到某个行政机关的行为程序，有的可以在法律法规中找到，有的却很模糊，甚至没有具体细化规定，导致各个行政程序间无法衔接统一;其三，对行政权力的法律规定过于分散，不仅行政部门并不完全知晓自己的权限范围，也不指导其他部门的权限，而且社会民众也没有能力知晓如此庞大分散的法律法规，给实际的操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由此可见，培育政府治理文化，首先需要完善的行政法律制度体系，同时更需要将已有的法律法规落实到实际行政行为过程中去，而现实法律规则中，对行政权能的规定却不清晰、不明确。不仅社会公众难以把握，而且相关部门也不好操作，需要进一步认真梳理、科学归类和做出更具有操作性的细化，在这种情况下，权力清单制度应运而生。［7］所谓权力清单制度，就是政府及其部门在对其所行使的公共权力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依法界定每个部门、每个岗位的职责与权限，然后将职权目录、实施主体、相关法律依据、具体办理流程等以清单方式进行列举和图解，并公之于众。它是将政府各部门的具体权限进行详细的列举，明确政府该管和不该管的事务和领域，是对现有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权力进一步的细化与分类，便于公民向行政机关申请的同时，也更好地促进政府部门依法行政，恪守“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基本原则。通过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以实现对于行政权力的控制与规范，其一，通过细化和梳理法律规定，明确行政机关的具体权能范围，让政府权力更清晰，便于促进行政主体在权力范围内有义务有责任地去行使职权，而在权力范围之外，则不能行使，该管的不能出现监管缺位，不该管的也绝不能越权行为，从根本和源头上限制约束政府权力，保障公民利益。其二，通过对具体权力的行使附以具体的流程、程序，规定好行政主体在行使其职权时必须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限等，最大限度地防止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滥用、乱用手中权力，让行政程序具有了引导和控制功能，从程序上和过程中实现对行政权力的控制，将行政权力的行使约束在设计好的流程图中，极大地保护公民的利益。因此，我国应重视权力清单制度的建立，制定出台《权力清单条例》，全面规范权力清单制度，运用法制手段为权力清单制度保驾护航，从而为政府治理文化的培育提供最基本的规则基础。

第二，健全协商沟通机制，为构建政府治理文化疏通对话障碍。经历了法律虚无主义之后，我国在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基本法制方针下，高度重视法律制度和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这在法制不健全的改革开放当初，是确为必要的。然而未来面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全面建设，从“法制”到“法治”的转换，仅仅依靠形式上严谨与完备的法律制度，是无法实现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30多年改革开放对社会的影响带来了观念、利益及社会结构的多元化，这已然成为现阶段甚至是今后中国社会长期发展的重要底色。由此带来社会治理中的很多场合下，多种主体的利益诉求彼此纠缠不清。社会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公私领域相互转化、融合、重叠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由此产生了公私领域之间的模糊地带也随之不断变化消长。［8］因此，传统政府行为所追求的控制效果往往变得无法实行，更无法实现，如果采用强力压制手段，反而会增加民怨，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在这一背景下，政府治理过程中政府、企业、社会团体、民众等等主体之间通过协商沟通的方式来平衡利益，解决纠纷，疏通政府主体与其相对人之间的对话障碍，成为现代政府治理文化中的新特点。构建政府———公民之间的互动平台和对话通道，政府治理需要尝试三重转型:其一，从固定的解决方案转变为各方的利益平衡，在复杂的矛盾纠纷中，法律永远不可能预先给出一个设定好的清晰的圆满的解决方案，因此要求政府公职人员在处理的过程中，以法律的规定为基本框架，所有合法的利益都应当得到倾听和尊重，实现基本的平衡。其二，提供的解决方案从重视实质性转变为侧重程序性，各方利益得到平衡的前提是大家都能充分地表达，因此，建立新型的民主平台，在行政程序中让各方充分表达自身的诉求，保证办事程序的公开与透明。其三，政府的角色从纠纷的决定者转变为问题的参与者，行政机关应当尝试改变其一贯的“决定、命令”的行为方式，在了解背景及民众利益诉求后，尝试将自己作为问题本身的当事人，考虑及完善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公权力的行使需要进行有效的约束，需要保持其惯有的谦抑性，但同时私权利也不应一味高呼“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而是应当找寻公私利益兼容并蓄的良好机制，在构建现代政治治理文化中，为政府与民众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协商途径，把握对话合作的适当尺度，疏通制度障碍。

第三，积极发展社会自治组织，为构建政府治理文化扩展治理主体。社会转型时期，多领域、多层次的社会治理难题纷纷出现，同时伴随着各种秩序需求的增长，例如电子商务交易的规制、食品药品安全的管理等等，这些问题如果单独依靠政府部门的行政力量，往往是无法应付和处理好的。因此，现代政府治理文化中，政府不再是治理的全部依靠，政府成为治理的引领和导向，而要依托各种社会自治组织的发展与壮大，通过“积极培育成熟的市场和社会自治，合乎时宜地实现政府抽身或转身，厘定政府有效边界”。［9］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将民间组织定义为社会组织，十七大报告中再一次确认，并把社会组织放到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高度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社会组织是指依法注册登记，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发挥服务、沟通、协调、监督、维权、自律等作用的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及中介组织。发展社会自治组织，一方面既要坚持政府主导方向，另一方面又要大力扶持多元主体发挥自治功能，推动传统管理逐渐转向现代社会治理的目标。因此，当前培育现代政府治理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即是将政府治理放入社会公共管理网络之中，行政机关调控与社会组织自治互动，政府治理力量与社会调节力量互补，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事务和社会组织有能力解决的事项交给社会组织承担，并通过社会组织扩大公民理性参与政治，合理表达利益诉求，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实现政府治理文化中主体的多元建构。

第四，健全完善政务公开制度，为构建政府治理文化提供有效监督。随着现代公民对于政府行为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要求的逐渐强烈，政府信息的公开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只有实现政府掌握和形成的信息公开，以公开为常态，以个别涉及国家安全、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不公开为例外，约束政府权力，才能实现政府与公民良性沟通，及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重要保障。强化政府信息公开，首先保障公民的充分知晓，充分参与，这是政府理性行为的基础，信息的不对称往往容易造成不合理甚至违法决策的形成;其次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更容易定纷止争，公开而明确的行为与决策过程，更容易防止私利的产生;最后只有透明的政府，才能让黑暗的违法行为被发现，才能让法律予以阻止并产生威慑力量。因此，现代政府治理文化必定是透明公开，有效监督的行政文化。近年来，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离建立完备的透明和公开的机制还是有相当的距离，需要进一步的成熟与完善。首先，应当在公开渠道上应坚持步步为营，即从政府主动公开，公民申请公开，到具体案件处理中的理由说明，再到审计机构的审查和新闻媒体的监督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其次在公开环节上应当保证特殊情况外的所有过程和结果都实现充分的透明，尤其是重大和突发事件在公布时间和公布内容上，切忌选择性、剪裁式公开;最后，在公开方式上进行完善和创新，一方面完善传统的公开方式，另一方面创新互联网这一便利且个性化的选择方式，将“互联网+”的概念运用在政府治理之中，开拓“互联网+政务”的新渠道，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兴网络平台，采用更加灵活的公布形式，结合网络平台的良好互动，接受民众监督，听取民众诉求，迈出新时期政务公开的创新一步。

四、结语

总之，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当今社会复杂治理的需要，现代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治理都对政府行为提出了从管理向治理转换的新要求，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府治理文化，应当是控制行政权力的法治文化，是对话协作的沟通文化，是协同共治的多元文化，是信息公开的透明文化。深入推进现代政府建设，既要以制度建设为保障，更须重视培育与制度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文化，以政府治理文化引领现代政府治理体系的建设，从而保证建设法治国家总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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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璟 单位：江苏开放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