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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体系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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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党至今,我党的反腐败制度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不断完善毛泽东抓反腐败重在教育。

一是思想教育。七届一中全会就在党章中确立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执纪方针;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谆谆告诫:我们的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不愧英雄的称号;但在和平环境下,可能有的人会经不住“糖衣炮弹”的袭击。他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他先后树立了“南京路上好八连”、雷锋、大庆等一批先进榜样,号召全党自觉用革命精神的纯洁性去抵御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1950年、1957年组织开展的党内大规模“整风”,整肃的就是骄傲自满情绪,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命令主义。毛泽东对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论述得最多、最深刻,践行得最认真。他明确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二是事实教育。1932年,中央苏区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贪污了打土豪时所得的财物。毛泽东对此明确表态:“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谢步升成为党内第一个被枪决的腐败分子。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娼妓、赌毒等污泥浊水,毛泽东组织全党用一夜的时间就清除了这些可能让党员干部滋生腐败的环境;他依靠群众和发动群众,掀起了多次围剿贪污腐化的“人民战争”,使“懒,馋,占,贪,变”成为当时干部腐败最惧怕的特征。在毛泽东时代,干部和工人农民在一起劳动是一种思想光荣,不敢见群众的干部是没有的;在毛泽东时代,雷锋的“螺丝钉”精神、行行出状元的全民平等意识,使我们党拥有了不可替代和不可动摇的至上权威;在毛泽东时代,人民群众不仅敢于监督干部,还会用雪亮的眼睛自觉维护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扶贫济困、见义勇为成为一种社会时尚。正是由于毛泽东持续不断坚持开展反腐败教育,党员领导干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了非常朴素的政治清明。邓小平抓反腐败重在“两手抓”。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改革开放中反腐败的总设计师。“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邓小平反腐败理论最鲜明的特色。1982年4月,邓小平提出:“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要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政策,一手就是打击经济犯罪活动。”1986年1月,他又提出“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著名论断。1989年6月,他再次提出:“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思想政治工作。”1992年1月,他进一步将反腐败概括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是邓小平理论和他的反腐败思想体系中最精辟、最富有内涵、最具指导性的制度建设。邓小平不止一次的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他深刻阐述了其中的道理:“如果听任消极腐败现象蔓延,即使经济建设这一手搞得相当有成绩,也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那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无从谈起。”邓小平深刻认识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建设的必要性,严肃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抓得不够”;反腐败要坚持深入持久的斗争,“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政策就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就干多久。”江泽民抓反腐败重在制度建设。在毛泽东反腐败教育和邓小平“两手抓”思想的奠基下,江泽民开始从政治的高度着力推进反腐败的制度保障。在1993年8月举行的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江泽民明确提出了反腐败斗争必须遵循的六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突出工作重点,重点在党政领导机关、司法部门、行政执法部门、经济管理部门;坚持从领导干部抓起,首先从高级干部抓起,包括领导干部身边的工作人员;严格依法办案,对违法违纪案件,要一查到底;不搞群众运动,不搞人人过关,鼓励和支持群众举报;坚持惩治腐败与弘扬正气相结合。江泽民将反腐败视为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经济搞不好会垮台。经济搞上去了,如果腐败现象泛滥,贪污贿赂横行,严重脱离群众,也会垮台”;腐败现象的蔓延不仅严重破坏党和群众的联系,而且“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颠覆我们的借口。”江泽民多次语重心长的叮咛:“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是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和党生死存亡的一个根本政治问题。”“党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保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坚决批评和纠正各种脱离群众的错误。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

胡锦涛抓反腐败重在法制保障。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注重反腐败的法制保障。2003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颁布实施;2004年《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试行)》颁布实施;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颁布实施,并明确提出了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十六字方针;2006年《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规定》颁布实施;2007年《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党内监督条例》和《党纪处分条例》也分别颁布实施。据不完全统计,十六大至十七大期间,仅中纪委、监察部就制定规范性文件160多个,同相关部门共同颁布文件1000多个。法制建设的保障使反腐败在制度上实现了六个方面的重要转变:对反腐倡廉要靠法制的认识由中央倡导向全党形成共识发生了重要转变;法规工作目标由单项零散的规划向成龙配套的制度体系建设发生了重要转变;法规工作重心由侧重惩治向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发生了重要转变;法规工作方法由被动应急向主动应对发生了重要转变;法规工作内容由侧重制定新法向立、改、废、释并举发生了重要转变;法规工作局面由主要依靠纪检监察机关抓向全党动手抓发生了重要转变。由于反腐败的法制化推进,至十八大前夕,我国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法律和制度建设体系。

习近平抓反腐败重在猛药去疴。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上任仅一年,便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魄力,刚性规定了对腐败的“零容忍”。2013年被党内外一致誉为是“禁令之年”。中纪委、监察部《2013中国反腐报告》中有这样一组数字:中央管理的干部有32人被查,其中有18名省部级官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172532件,结案173186件,处分182038人,分别比2012年增长11.2%、12.7%、13.3%;接受信访举报1950374件(次),举报量比2012年增长49.2%;其中网络举报386913件(次),占总数的19.8%。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万起,处理3万多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7600多人。2013年反腐败成效之所以如此显著,必须承认源于中央“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刮骨疗毒,源于中央勇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壮士断腕,源于中央惩治腐败言行必果的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以笔者收集到的16部“禁令”为例:自2012年12月4日中央出台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后,中央和相关部门又相继出台了《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进一步加强学员管理的规定》《关于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的通知》《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关于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严格控制党政机关举办文艺晚会的通知》《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关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的通知》《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关于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的通知》《关于严格规范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严禁报刊违规发行的通知》《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关于务实节俭做好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

一年内推出如此多的禁令,且矛头直指领导干部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具体事宜,不可谓中央的问责力度不大,不可谓公务人员的压力不高,不可谓干部“官不聊生”的心态不浓。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陈妙林透露:全国680多家五星级酒店,2013年就有50多家主动申请“降星”,这是业内从来没有过的“自贬”事件。2013年全国三星级以上酒店的平均入住率仅为53%,低于2012年23个百分点;全国上市的白酒企业股票市值蒸发竟高达2650亿元。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的规定之细,且对违纪行为一直采取的高压态势,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党内严重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二、新时期,我党反腐败突出顶层设计、节点推进

中国共产党自身成长的历史就是自身反腐败的历史。十八大之后的反腐败举措、反腐败成果和百姓对反腐败的拥赞足以证明:反腐败的战略规划、顶层设计、节点打击、刚性执行确实击中了腐败分子的要害,抓住了反腐败的根本,为今后我党彻底整肃党内腐败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

(一)强化政治意识:不坚决反腐败“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就向全党发出“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的警示;“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习近平没有对腐败问题回避,没有对党风问题粉饰,更没有提什么“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而是旗帜鲜明地表明反腐败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强化政治意识、遵守政治纪律已成为当前官员搞腐败还是反腐败的分水岭与试金石,成为干部是否政治清明、行为清白的政治标尺。强化政治意识,实际约束的就是领导干部的公共权力。在中纪委十八届三次会议上,习近平十数遍阐述领导干部公共权力的使用问题:“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如果人民公仆不为公共的利益,民众的利益做事,而是为了一己之私,那么腐败就成为必然。”“把‘公’字放在私的后面,是官员的基本抄手,就可以堂堂正正的做人做事。”“作风问题都与公私问题有联系,都与公款、公权有关系。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要让每一个干部牢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这是警钟长鸣的警告:“如果任由这些问题蔓延开来,那就有可能发生毛泽东同志形象比喻的霸王别姬了”;这是态度鲜明的要求:“从自己做起,从现在改起,端正行为,自觉把党性修养正一正、把党员义务理一理、把党纪国法紧一紧。”

(二)突出顶层设计:致力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邓小平早在1992年就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时间过去了22年,我们几代人探索的这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到了定型的关键时刻。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是从战略谋划的角度、顶层设计的高度,规划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5个领域、330多项需要的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想探索却都没能解决的问题,有的国家甚至因此发生了政权颠覆。我党执政后的探索虽然也很曲折,但积累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执政基础。大力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在索契冬奥会记者采访会上,习近平用通俗形象的观点阐述了改革的艰难与决心:“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的内涵就是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国家层面“真正带电的高压线”。如何提升反腐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习近平要求:“反复发生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普遍发生的问题要从体制机制上找原因。”正是这样的顶层设计,党内第一部“立法法”《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出台了,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实施了,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对权力运行的强化制约和监督开始践行了。山西省率先出台了《关于党政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部分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明确规定党政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干部人事、财务、工程建设、行政审批、物资采购工作,给主要领导行使权力套上了“制度的笼子”。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顶层设计,注定载入党的制度建设史册。

(三)创新体制机制:致力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模式。习近平强调: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纠风之难,难在“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对此,中纪委十八届三次全会浓墨重彩地提出:“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担负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一个时间节点一个时间节点地抓,坚决纠正“四风”;严厉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发现问题、及时查处、形成震慑;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使领导干部“不想腐”;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使领导干部“不能腐”;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使领导干部“不敢腐”。以“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担负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为例,以往的实践始终有两个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一是纪检监察部门的孤军作战问题;二是同级纪委对“一把手”的有效监督问题。在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会上,习近平明确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各级党委(党组)特别是主要领导必须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严重失职的意识,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要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这实际上启动的就是“全党合力”抓反腐败的模式: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具体化、标准化、制度化;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有体制和机制上的保障和突破;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在深度和广度上取信于民。以中央巡视工作运行机制上的三个“不固定”为例:巡视组长不固定,组长不再是“铁帽子”,而是中央一次一授权;巡视对象不固定,巡视过程中必须还要“下沉一级”;巡视组与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定,纪检监察机关随时派员全程参与。中央对巡视组的工作要求也是刚性的:“对重大问题应该发现而没有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问题没有客观如实地报告就是渎职。如果疏于职守,都要严肃按规定追究责任。”针对一些被揭露查处的大案要案,实际上已存在多年却迟迟未能发现的问题、针对有的干部刚刚提拔上来,或者刚刚经过考核考察就发现有重大问题的问题,中纪委明确规定实行“一案双查”责任制:对出现的违纪问题有失职渎职情节甚至故意掩盖、袒护的,既要追究当事人责任,又要倒查相关领导人的责任。可以说,十八大之后的反腐败斗争,是一种立体式的、全方位的反腐败构架,是绝不让腐败分子有立足之地、藏身之地、侥幸之地、再生之地的全方位围剿。以“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为例,解决的就是原有体制上可能出现的压案不报和瞒案不查的“一把手”政绩观问题:按原来的习惯性程序,地方纪委如发现本地重大案件线索或者查办重大腐败案件必须先向同级党委报告,在得到主要领导同意后才能进行初核或查处。现在实行的案件线索处置和查办办法是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进行报告,遏制的就是地方党委对查处腐败案件的干扰,使任何人不能轻易放弃对案件的查办。

(四)强化刚性管理:对腐败问题实施有效的节点打击。十八大之后的反腐败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只要查出官员有腐败行为,便会毫不犹豫地绳之以党纪国法,让腐败分子们丢官、丢财、丢人、丢自由;二是对可能发生的腐败问题,实施有效节点预防。纵观一年来16部“禁令”: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严肃查处党员领导干部到私人会所活动的剑指都十分明确,是非常具体的带电的高压线。2014年,中央在反腐败工作上又明确提出重点抓好7个方面:健全领导干部带头改进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机制;积极稳妥推进公车制度改革,解决“车轮上的铺张”这一难题;继续解决好领导干部多占办公用房问题;抓好“三公”经费、会议费等预算管理,从源头上斩断不良作风的资金链;治理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培训中心、疗养院等问题,防止这些机构成为不正之风的法外之地;继续整治“会所中的歪风”,防止其成为奢靡腐败的温床;加强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等规范,坚决堵住铺张浪费的漏洞和后门。正是如此错综复杂的反腐败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才严正警告:全党一定要警觉“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的教训;正是如此积重难返的反腐败考量,习近平总书记才信心满满:坚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坚持以解决突出问题为切入口,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正是全党和人民寄予的深切厚望,习近平总书记才正气在胸、掷地有声:“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五)推进系统工程:依靠人民群众夯实反腐败基础。世界上的权力运行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在笼子里,另一种在笼子外。有人将这两种权力运行模式生动的比喻为麦当劳模式和食堂大师傅模式。麦当劳模式的最大特点是程序化,服务员只有收钱和出货的职责,没有给多给少的权力,这意味着权力没有操作的空间;食堂大师傅模式与麦当劳相似,但其手里掌握的勺子却存在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也就是勺子里是肉还是菜、是多还是少,决定于大师傅的好恶与亲疏。发达国家的权力已经实现了麦当劳化,发展中国家的权力尚处于食堂大师傅的状态。所以,新一届党中央紧紧盯住权力在笼子里还是在笼子外的操作问题,力推中国社会的权力运行机制由食堂大师傅模式进入麦当劳模式。一是从上至下作出表率。中央政治局率先出台了“八项规定”:“从自己做起,从现在改起,端正行为,自觉把党性修养正一正、把党员义务理一理、把党纪国法紧一紧”;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解决“四风”问题;《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取消和下放了300多项国务院行政审批权力,将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十八大至今,从“落马”的省部级官员数量之多、频率之高、被查处的密度和速度来看,印证的就是习近平反腐败的决心“:我们党严肃查处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严重违纪问题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向全党全社会表明,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

二是抓党风带动民风。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明确要求,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商注册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废止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和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改进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面对司法腐败放出狠话:以“最坚决的意志”“最坚决的行动”“坚决清除害群之马”:决不允许对群众的报警求助置之不理,决不允许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决不允许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合法权益,决不允许执法犯法造成冤假错案。抓党风带动民风,就是领导干部“要从小事做起,从具体事情抓起,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有利于百姓的事再小也要做,危害百姓的事再小也要除。对拖欠群众钱款、克扣群众财物、侵占群众利益等问题要开展专项治理,属实的都要立即加以解决。”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2013年,中央国家机关会议费同比减少52%、“三公”经费支出减少35%,31个省区市本级公务接待费用减少26%。正可谓: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

三是有序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推进反腐败系统工程建设,就要认真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里就是改革的重点。为此,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就决定设立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领域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律检查体制改革6个推进小组,有针对性的推进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建设,力促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体人民。四是严格整肃政治纪律。最快速提升民气、民心的做法是反腐;冲破官僚、权贵的特殊利益也只有反腐。所以中央严格整肃政治纪律:妻子儿女在国外定居的“裸官”一律不许提拔任用;对提拔使用干部出现腐败问题“零容忍”,且要一案双查、倒追责任当事人;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必须法制化、公开化和透明化;“三公”经费的压缩每年必须达到5%以上,达不到的必须接受人大代表的质询。以不让“裸官”为官的杀手锏为例:公众对“裸官”并不陌生,陌生的是为何我们拿不出让“裸官”不得不着衣上岸的有效办法。央行2011年6月公布《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报告称,到目前,我国外逃的各种“裸官”已达18000人,卷款达8000亿元。不让“裸官”为官,甚至可以借鉴前苏联惩治“裸官”以叛国罪论处的办法,必将会将“裸官”的钱与人双双追回;以惩戒地方政府的债务为例:不是政府的债务都是无力偿还的,但是其中最大的、最不透明的和最没有商业头脑的借款人就是地方政府。欠债的官员请用职务偿还债务,必将会让官员警惕政绩的悬崖;以“三公”经费必须压缩5%为例,2014年甘肃省提出的只减不增、重庆市提出的不超2013年规模、青海省提出的继续保持零增长的指标,均在当地的“两会”上受到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严厉质询。

联合国对107个国家的反腐败状况调查后得出结论:一个国家人均收入在265美元至1000美元阶段,是这个国家社会剧烈的变革阶段,也是社会经济、思想状态变化最大的阶段,我国目前正处在这一阶段。我国理论界的研究也在证实:当今共产主义信仰的缺失,主要是共产主义价值观遇到了现代价值观的挑战,即马克思主义政党解决了共产党革命这个问题,但没有解决好共产党执政这个问题。共产党执政的问题需要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来作回答。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对如此复杂、艰巨、繁重的反腐败重任,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就迫切需要更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作者:李想单位:大庆市工商银行办公室

反腐败体系建设的发展责任编辑:田老师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