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产业发展的战略分析范文

一、智能产业特征与发展前景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制造业逐渐从传统的生产要素捆绑中解放出来，知识经济改变了传统的物质生产向智能技术研发重心转变。全球经济竞争发展为高端智能产业的主力军比拼，起步较早的发达国家，凭借着雄厚的资金技术首先进入智能产业时代，促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发展智能产业队伍。智能制造业高收益显著高于低端加工生产制造。如今发达国家智能产业的发展高度已不再是单一凭借技术优势，而是技术、知识、管理制度和人才相较量的综合创新能力。长期作为发达国家附属的“造物车间”，降低了发展国家制造业产业的自身抗风险能力，极易被国际贸易环境改变所波及，更难以保证经济可持续性增长。当前的智能制造业也属于新兴产业范畴，代表性特点是规模较小与尚未完善成熟的产品和市场，其产业链是由产品研发，生产和管理等多环节紧扣的连续性过程，代表性的产学研集于一身的管理模式，而智能制造的产品种类包括实体、软件系统和智能管理服务平台。总体智能制造的具有扩张性的发展趋势，存在更多的发展空间容纳新兴产业的扩充。具体而言，初具规模的智能产业的生产覆盖面应包括产品、生产系统和企业整体的智能化为特征。产品的智能化体现为将数据控技术与信息化处理技术注入产品中，产品市场价值则由其智能技术水平高低所决定。目前智能化在产业生产中的运用基本以生产线系统的IT控制、生产程序人工预设系统，数据采集和实时生产监控可达到高效的定制生产功能。适用于客户需求为导向的个性化产品需求的快速批量生产。“互联+”产业模式也让制造商原有生产模式从B2C向C2B转变；让企业高层统筹者将管理目标设定在协调内部部门间的控制、管理、生产环节高效交接同时，更加注重延伸产业链、设计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产品、流通销售环节与工业物联网相对接。从强调对生产资料与生产要素主动控制权向资源动态需求变动生产理念转换，进而促进了产业间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二、加快我国产业“智能化”转变的重要性

如何维护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是攸关我国传统制造业企业生存的课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农业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基础，为工业的起步贡献了必要的资本积累，随着改革开放脚步的悄然而至，中国制造业紧抓机遇成功得搭上了高速疾驰的全球制造业列车，承接跨国公司的加工生产外包项目，从此“中国制造”便成为了全球价值链中的一部分。由于前期发展过度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为大量国外品牌贴牌生产而迅速占领了国际市场份额。显然，产量与价格优势并不能为中国制造立足全球市场长久之策，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和品牌的双引擎就不具备在国际市场上单打独斗实力。从“世界工厂”的日不落帝国的崛起再到美国、日本、德国等制造业帝国的相互轮替的制造业发展史表明，虽工业革命促发生产力空前上升，但工业化所造成环境污染的问题又摆在了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壁垒重重不得不让这些“先行者”重新思考探索解决之策，唯有将产业发展重心转向发展智能产业成为众家之选。同时也指明了依赖传统加工制造为主线的制造业必须摆脱密集劳动力模式禁锢，突破传统模式思路，才能迎接未来智能化产业比拼较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低端加工制造的产业主体格局有所改变，许多跨国公司把其研究机构设立在我国，如运输设备、信息技术、生物制药等产业为主要领域，但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并非掌控在我国制造产中，需逐步提高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作用。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制造业既存“智力”不足的软肋，又患有自主知识的根基不牢的弊病，务必审慎防范知识经济控制权下的产业转移陷阱。产业转移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发达国家为了降低机会成本而交换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等政策优待的条件，让发展中国家成为产业转移的最大收益者，但这实际上是发达国家进行产业战略布局调整的策略。随着时间推移，机会成本日益加大，演变成发展中国家过渡依赖西方自主知识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被抑制，且自主知识研发基础薄弱，甚至付出环境资源破坏和财富流失的惨痛代价，安全风险存在易使我国制造业陷于外国知识产权控制。故此做好我国人才资源的挖掘、培养、投入等工作都将成为未来智能制造道路上势必补齐的短板，追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软实力上的差别。

三、美国、日本、德国智能产业发展概况对比分析

我国智能产业发展仍存在许多制约因素，虽现阶段是继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四大工业用品生产国，但相对比之下，生产规模较小不及美国与日本的四分之一；工业增加值率低，其中产品的加工生产的附加值占比低，仅为美国的25.12%和日本的29.32%；而劳动生产率更是落后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分别为前三者的5.01%、4.22%和5.89%。若以垂直分工视角分析，我国制造业位于国际分工的底层。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工业大国拥有机械设备精细制造能力，密集丰富的资源要素投入，外加金融市场资金支持。这种分工位置对号入座的只能是劳动密集型生产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密集型的智能制造却占据分工金字塔结构的顶端，并具备长期性和高附加值的特征。上个世纪70年起进入美、日、德三国制造业腾飞的黄金期，三国不尽相同的发展模式是由自身相对优势出发，美国沿着以研发和生产为主线，加大对进出口的政策扶持，符合产业发展生命周期模型的特征；日本发展模式更似燕行形态理论模型，大力提升国内生产能力，意在增加出口贸易激发本国制造业生产潜能；德国则依托于产业集群效应，构建产业间共生互补的良性循环模式，供应更多具有多样性高科技产品。当制造业发展后半期时，美国、日本和德国大量向外转移低端生产加工线，国内呈现制造业“空壳化”现象，国内主营资本操控的虚拟经济。然而金融危机后虚拟经济泡沫破裂，使高失业率，低迷贸易额量等经济衰退征兆频出，要求发达国家回归实体经济重振计划提上议程，并取得一定客观效果。美、日、德的重振规划中都突出了智能制造产业的独特地位，美国一直是智能制造技术的全球领导者，熟悉的人工智能、控制论、物联网等都起源于太平洋东岸。美国颁布许多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政策，把制造业中心放在智能制造平台搭建上，借助“再工业化”进程推动对外贸易，拉动就业率增加。日本智能产品拥有高精准、人性化特点，如机器人技术就领先于全球。但国内经济在金融危机受肆虐受挫后一蹶不振，在调整产业发展方向时，日本政府有针对性地对市场培育、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等进行了政策扶持。特别是应对去“产业空心化”时，则凸显以智能制造业为主调方向，试图以赢取知识经济竞赛得以重返全球市场原有位置。虽然德国仍需面对未逝去的欧洲债务危机余波影响和适应国家政权的频繁更替的不利环境，经济依然保持高增长态势原因在于，制造业被奉为德国经济的增长源，只有科学技术在产业转型进一步得到释放，才可保证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作用。美、日、德在传统制造业向智能产业转换上成功经验，为我国成功实现智能制造产业道路点亮了引航灯。

四、经验启示

美、日、德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凭借智能产业发展强势回归实体经济的战略规划，值得我国对智能产业初步探索的经验学习与借鉴。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产业空心化”无疑给金融风险创造了爆发经济危机的机会，同时告诫我们扎实实体经济发展基础的必要性，未来知识经济迅猛发展中，制造业应被给予更多的重视，特别是产能过剩老旧工业区成为亟待转型升级的目标区。另一方面，加快智能产业发展步伐，提高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增加产品附加值来提升产业获益水平，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再工业化过程，我国的智能制造不是简单制造业重振，而是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使制造业和服务业相结合的智能化高端发展。从参与主体而言，企业应着重增强研发技术开发，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将智力高效转换输出，凭借技术优势逐步进入世界智能产品市场行列。而我国政府应为智能产业提供资金支持、政策倾斜等有利环境，大力培育社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新风潮。在当下经济发展放缓时，人才的作用尤显突出，我国智力市场的潜力巨大，注重“智力库”的培养，减少与国外竞争者的时间差，有效借助智力资源促发智能化的变革。故此，发展智能产业是我国制造业改造的必经之路，只有企业、政府等多重主体的共同作用下，才能朝着定点目标前进，得以攀登全球制造产业链的新高峰。

作者：雷心恬 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