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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论文范文

学校教育论文

学校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迫使教育装备不断更新换代,一些只关注商业运作的企业借用新技术作为卖点不断刺激学校源源不断地把新产品倾入到教育市场。一些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让教育向着误区大步前进。他们片面地认为教育就仅仅是以知识传授为主,因此研发的产品均基于知识化教育。但懂教育的人都知道,传授知识不是教育的根本,不是教育的唯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对于知识的记忆会越来越少。而教育真正的作用是启发智慧,智慧与知识是不同的概念。学校要通过教育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观察能力,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与修养。显然,企业在进行教育装备产品研发与生产时,并没有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总是片面地以提高考试成绩、激发学习兴趣为口号,销售没有实际教学效果的产品。这些企业虽然将最先进的技术传入学校,却忽视了教育教学本质,因为他们不懂教育,所以开发的产品很难满足教学实际需求。例如,大家所熟知的电子白板、触控一体机以及电子抢答器,使用不当就会挤压学生思考的空间和时间,影响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一些学校在LED大屏的使用中也存在误区。国家有关部门调查结果表明,蓝光会使人眼底产生白斑,因此LED大屏不适宜在室内使用,更不能用于教学。“云”也是现在非常火的概念,被广泛应用于教育领域。虽然很多地区的学校都一股脑地向着“云”行进,但真正利用“云”成功改善和提升教学效果的却少之又少。学校为此花了很多的钱,却不能让校长、教师、学生以及家长都感到满意,这也使得教育装备工作陷入“恶性循环”的困境。所以,教育装备需要资金,但绝不是有了资金就能发展好的,它还需要教育装备人的正确指导。教育装备人大都来源于教师,是教育队伍的一部分,既懂教育又懂技术,能将学校的实际需求和企业的先进技术有机融合,让教育收获真正的发展。

二、教育装备部门的努力方向

1.制定各级“教育装备准入制度”通过规范产品生产标准,严格筛查企业资质,剔除不符合装备条件的企业,净化教育装备市场。以学生桌椅为例,准入制度应对桌椅的价格、材质、形状、功用等做出限定,保证学校不管采购哪家企业的产品都能让学生在舒适、健康的环境中学习。具体来说,桌椅标准应因地制宜,以当地经济条件和学生体质条件为参考,规范合理的价格区间和高度标准,保证桌椅既便宜又适用。桌椅还应兼具抑菌和矫正坐姿的作用,更要将搬动时的安全性因素考虑进去,方便学生安全使用。这些因素同样适用于未来教室建设,未来教室就要做到无尘、无菌、无影,让师生都能告别“职业病”,减少粉尘可以有效保护教师的嗓子,改善光源则可以保护学生的眼睛。

2.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教育装备科研队伍教育装备的发展还是取决于人的作用,为解决教育实际问题,提升教育质量,教育装备部门可以组织相关教师建立起教育装备科研队伍,寻找和发现学校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将问题归类研究,并找到解决方法,最后交由公司研制生产出相应的教育装备产品。我校教师张士峰制作的教具曾荣获全国优秀自制教具评选活动一等奖,他制作的教具比很多专业教具生产厂商的产品都实用,但因为制作工艺的局限,在精细度和美观性方面还有所欠缺。如果将张士峰老师的教具制作理念介绍给教具生产商,让两者合作,并申请专利,投入生产,最后大规模应用,则可以在促进教育教学的同时推动企业的发展。

3.适时更新观念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教育装备的概念不断扩大,从仪器到装备,再到办学条件,甚至扩展到办学环境。教育装备部门应以EducationFacility(教育设施)为工作范畴,关注更多的内容。例如,学校食堂的墙壁也是教育设施的一部分。我校将在食堂“穹顶”作画并照相留念的机会奖励给成绩进步200名的艺术生,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还倡导成立教育建筑学学科,因为往往搞建筑人的不懂教育,搞教育的人不研究建筑,所以有些楼房外观虽然漂亮,但很不实用。我校就自己设计了一幢楼,将阅览室“搬到”教学楼中,开辟出2000多平方米的空间供师生阅读使用。

4.把钱用在刀刃上,真正促进学校发展很多学校都建有录播教室,且不止一间,但往往都闲置在那里,或者单纯地利用录播教室控制教学过程,这恰恰是录播最不重要的功能。我校在改造时,将教室的一面墙都设计成单面玻璃,让教师、家长可以随时看到教室内的教学情况。

三、结束语

学校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学校的教育氛围主要是指在校园里,以学生的课外活动作为主要内容,学生作为参与的主体,弘扬校园精神为主的一种精神文化。它主要包括一些体现学生思想、行为特征的文体活动,这些课外活动都充分体现了校园的精神和风气。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独特的教育氛围,包括校园景观、建筑物等。首先是创造美丽的自然环境,注意文化长廊的建设,宣传橱窗、黑板报、广播和健康的标语,这些自然环境不仅给予学生情感的享受,也会内化为学生的内在要求。其次,在精神环境风貌上,对于后进生而言要教育成人,然后是教书,这就要求学校不应该只把教育与升学率挂钩,更应该与育人挂钩。再次,在制度文化建设上,不断完善学校传统和规章制度规范学生的行为,也要增强初中生自我教育、管理能力。

2.加强师德修养,提高教师素质。

一个教师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了学生的成长,教师素质高,教学方法也就会更好。教师的专业化也在不断要求教师提高自身素质,提高教师的责任意识,如果后进生能够受到有责任感的老师的指导帮助,树立正确的态度,就会很有希望转化为一个好学生。教师应该具备广博的知识,不仅对于自己所教学科精通,对于教育学、心理学也要有一定了解,教师知识水平越丰富,在处理后进生的教育问题上也会更加得心应手。如果一个教师知识渊博,也一定会是学生模仿的榜样,这些对于后进生的转化会有很大的作用。同时教师应该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教师职业和其他职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教师承担着育人的工作,既要公平地处理学生之间的问题,还要处理好老师之间、老师与家长间的关系。一个职业道德高尚的老师是一个热爱教学岗位、热爱学生、有责任心的人,面对学生的后进,他会主动关心学生,一视同仁,公平公正,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3.发挥班集体转化后进生的作用。

(1)发挥班内任课教师的作用。任课老师要形成合力来对后进生产生影响,任课老师不仅要维护教师的形象,在后进生的转化中,还要采取集体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把班级内的后进生分配到各个任课老师身上,每个老师可以负责1~3名学生。这些任课教师可以协助班主任老师转化后进生,他们对后进生生活中、学习中的困惑进行解答和教育,可以进行个别化的指导,提高效率。(2)发挥班集体的积极作用。班级是后进生学习、生活的主要环境,良好、团结的班集体是转化后进生的最佳环境。初中后进生生活在和谐的班集体中,会感受到老师、同学善意的帮助和关心,这些会使后进生产生愧疚感,有助于他们对于不良学习和生活习惯的改正,这种无形的力量又是后进生转化的内在的力量;相反,不良的班级环境,后进生受到老师、同学的排挤和冷落,无心学习,更无法取得进步,很多后进生会开始逃学、厌学,甚至辍学。(3)发挥学生骨干的作用。第一,作为帮助者的优秀生和班干部是班级的骨干,是团结班级学生的主要力量,在转化后进生的工作中同样需要教师、家长和同学。第二,通过“二帮一”来发挥作用,因为“二帮一”的关系是平等的同学和朋友的关系,大家容易了解、沟通和信任,不会给后进生造成地位上的压力,不会产生逆反心理,这些都弥补了家长和老师直接帮助的不足。第三,通过“二帮一”活动,不仅帮助后进生认识到通过同学的帮助可以转化为好学生,也加强了同学间的相互了解,增进班级的团结。

4.鼓励后进生参与到班级管理和活动中。

学校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问卷调查法:此套问卷总共设计31道题,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主要有课程设置和全面发展方面的情况,具体指思想品德课和音、体、美课的课程设置情况,以及体育设施及利用情况;学校的校风和同伴间的影响情况;教师的师德状况;补课状况等等。统计方法:采取信息技术的方法。

二、调查结果及分析

(一)课程设置和全面发展方面从调查统计上来的数据看,思想品德课、体育课、音乐课、美术课都有被学校或语、数、外等课占用,时上时不上或课程内容有删减的情况,小学的情况要比初中严重;在初中音乐课、美术课相对来说要比体育课和思想品德课严重。众所周知,我国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等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对人最基本的要求。同时提出个性的、自由的、充分的发展,包括每个人的特性和潜在能力的发展。社会的不同领域需要具有不同才能、特长的人才,同时也尊重每个人存在的独特性。因此,我国的教育目的在强调全体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等方面发展的同时,激励每个人才能、特长的积极发展,寓一般于特殊之中。为实现我国的教育目的就要实施全面发展教育,全面发展教育包括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等五个组成部分。1.素质教育得不到落实。从我国目前的教育现状来看,素质教育已经喊了很多年,人们也知道素质教育的推行和实施对未成年人的成长,特别是对他们的全面发展、实现教育目的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我国目前的招生考试制度中,高(中)考仍然是选拔人才的唯一方式,升学考试考的内容被学校、老师、家长重视,而不考的内容则往往被人们忽略。音、体、美这样的学科在升学考试中是不在其列的,在非艺术类和体育专业的考试中是不考的,在我国的中小学教育中往往被人们称为副科,不受人们重视。尽管实施课改以来,国家重视未成年人的全面发展,课程标准当中对艺体课和思想品德课提出了具体要求,教材内容也做了相应的调整,课程表上明确安排了,并规定了每学期的具体课时量,但在具体落实的时候,往往出现偏差。一旦学校有大型活动、比赛或其它主科任务完不成,缺少课时的时候,这些所谓的副科就要给它们让路、被排挤。即使按课表上课,教学内容也往往由于授课人思想上的不重视,而导致被删减,同时教师上课的质量也大打折扣。有些未成年人想发展自己的个性特长,而学校教育又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这时,他们只能自己去寻找门路,于是课外特长班便应运而生。根据调查,在学校各种文艺演出的人才中初中占33.56%,小学有60%来自校外特长班的培养。2.初中体育和思想品德课的课程设置情况和落实情况好于音乐、美术。这与中考考试科目的设定有密切的关系。过去,中考体育每年也都考,但只是作为参考,不计入总分,学校和家长的重视程度较低,因此,对体育课的课程设置情况曾经出现过不完全按照课程表授课的情况,体育活动也存在有时上有时不上的情况。近年来,锦州市中考不但加试体育,而且占总分的分值逐年增高,由最初的30分升至60分。分值的提高引起了校方的重视,同时也使得学校体育课的设置和落实逐渐走向正轨。初中和小学相比,体育课被占用或改上其它课的比例没有小学高,而是逐渐像其它学科那样受到同样的对待。另外,由于中考考试科目当中思想品德课是必考的科目,在孩子们平时的学习中也一直计入总成绩来反映孩子在校的总体学习状况,普遍受到校方的重视。因此,在初中思想品德课被随意占用的情况总体上好于音美。这更加充分说明了考试指挥棒的巨大威力。3.学校体育设施的设置及利用情况,同样存在着一些问题。学校体育设施的设置是学校从事正常体育教学的工具,要搞好体育教学离不开必要的体育设施,否则体育课将无法正常进行。因此,学校体育设施的设置反映了学校体育教学的开展情况。从下表我们不难看出,锦州市中小学体育设施的设置及利用情况很不尽如人意,小学的情况要比初中稍差,有些设施虽然有,但利用率很低。这反映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学校的财力投入问题,二是领导者以及体育教师的教育指导思想问题。从学校现有的体育设施利用情况来看,我市中小学“有时利用,有时不利用或从不用”的比率也不低。由此看出,锦州市体育课和体育活动课的教学质量和体育教师的教学态度存在问题,体育教学形式化的问题仍然不可低估,这与当今社会人们的浮躁心理有密切关系,需要不断地研究。调查表二:体育设施的设置及利用情况由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目前在锦州市仍然存在着和我国教育目的不相吻合的现象,仍然存在着把全面发展教育与未成年人个性特长发展割裂开来的因素,问题不少,应当引起重视。

(二)校风和同伴间的影响情况未成年人的发展环境是在社会大环境的背景下个人直接接触到的周围的具体环境。其中包括与同学、朋友的社会交往。未成年人正是模仿性、可塑性极强的时期,同伴之间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成人社会中的许多不良因素影响着未成年人,比如金钱交易、享乐主义和腐败之风等等。过去被人们称之为净土的校园现在也受到了极大的侵袭,使得学校的同龄伙伴之间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用金钱让同学作业或代罚作业、请客、攀比、贿赂别人现象等等,从我们调查上来的数据可以窥见一般。表四的统计数据表明:学校乱收费、乱订资料、摊派教辅材料、考前露题、考中抄袭不管、成绩评定不真实等问题无论在小学还是在中学都有市场,都占有一定的比例。从调查问卷中我们设计的“你班设立的图书角里的书不让学生看,只供检查使用或偶尔让看”一题有个别人选择,说明我们的学校教育中还存在着弄虚作假、浮躁、不务实、形式主义的歪风。《教育学》告诉我们:校风是校内大多数人的一种习惯势力,它是影响学校师生一个极其重要因素。校风是在长期工作、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一经出现,则将成为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校风中的学风和教风是中心,培养和形成良好的校风,关键在领导的作风。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与学校领导的作风是息息相关的,一所学校的校风无不打上学校领导者思想的烙印。常言说得好,“一位好校长带一所好学校”,学校的教风、学风的形成需要学校一把手校长苦心经营,精心打造,否则将成为一盘散沙。学校领导的自身素质、人格魅力、道德修养、能力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校的校风。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校不可能游离于社会大环境,校长要在复杂的社会中把学校办好,需要具备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这需要上级领导部门进行仔细深入地研究。

(三)师德状况1.从“备、上、批、辅、考”教学工作五大环节来看,存在一定问题。调查结果显示:中小学教师上课时“在教室内或外接听手机”的现象或多或少都有,小学占31%、初中占16.78%;老师上课时,对“成绩好的同学提问多,成绩差的同学很少提问”或“只提问成绩好的同学,从来不提问成绩差的同学”,小学占6.6%,初中占7.78%;“教师上课时,有时讲课,有时让学生自习”一项,小学、初中分别有13人、有1人选,分别占28.89%和0.67%;选择“教师批改作业不及时或很少批改”的小学生只有1人,初中生分别为6人和5人;教师对学生成绩考核当中,“考前露题、考中抄袭不管、成绩评定不真实”等现象在小学与初中都有;个别教师“向学生索要礼物”的现象也大有人在。从这一系列问题中,我们深刻地感觉到:出现上述问题不是偶然的,与教师的价值取向、教师的自身修养、教师的思想和道德素养、对教育事业的态度都有密切关系。具体表现为师德中的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师爱、教师的责任心、事业心、教师的功利思想、浮躁心理以及教育教学的态度等等。2.从教师的教育教学方法来看,违反教育原则和教育法律的问题仍大量存在。调查结果显示:教师对学生体罚、变相体罚或辱骂的现象和讽刺、挖苦学生现象在中小学都存在,而且后者要比前者的比例高出很多。从我们的抽样调查看,前者即体罚,小学有5人,占11.11%,初中有28人,占调查总数的18.8%;后者即心罚,小学14人,占31%,初中有46人,占30.87%。究其原因,体罚是国家有法律约束的,像《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都有明确规定:“教师不得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而关于心罚问题,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因此,老师们遇到具体问题时,心罚比体罚使用的频率高一些,也许是个原因。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教师出现上述问题主要是没有把学生当作独立的人来看待,没有尊重学生的人格和自尊心,缺少师生之间民主平等的意识,认为教师具有绝对的权威,一句话:缺少现代教育观念,严重违背了教育原则,给未成年人的身心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四)补课状况眼下,校外补课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此次调查我们对补课的原因、内容、时间、费用、态度和补课的对象等方面问题进行了解,情况如下:1.从原因上看。未成年人因为想“提高自己和发展特长”,参加课外补课学习的比例相对于“课内没学好,课外补”和“提前学习,怕跟不上”的比例要高出一筹,说明中小学生参加补课,一部分是真正的补课,一部分是培训、学习,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补课。带有想“提高自己和发展特长”参加课外补课学习,其目的主要表现:一方面可能是家长们存在着拔苗助长的心理、攀比心理和怕落在别人后面的心理在作怪;另一方面可能是家长希望孩子将来有些特长,成人后有一些兴趣爱好。就孩子而言,如果孩子对某些特长学习感兴趣,本人又具备相应的天赋,今后可以向专业方面发展,这样的所谓补课是可以理解的。家长或孩子参加补课的出发点是多种多样的,导致未成年人在补习内容上主要是“兴趣特长和文化课知识学习”两方面,而且在小学生当中参加这两方面内容补习的比例相差无几,在初中生中,“文化课知识学习”的比例明显高于“兴趣特长”的比例。具体分析,一方面主要是小学生的学习任务较轻,有更充足的时间发展孩子的特长,而学校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又无法满足家长及孩子的需求和愿望,因此,未成年人到校外参加培训学习成为必然;另一方面,未成年人进入初中阶段,校内的学习任务较紧,没有更多的时间参加特长培训,转而对文化课的学习要求较重、内容也较深、较难,有些在课内吃不消或者想减轻课内学习压力的学生,就要参加文化课的补习。2.从补课时间和费用上看。下表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寒暑假、双休日、放学后孩子参加补课的情况,以及每月家庭为孩子补课的消费状况,费用从100~400元以上各不相等,所占比例也是有多有少。3.从未成年人对补课的态度和对象来看。未成年人“不愿意参加或者说不清”的比例都在30%以下,说明目前大多数未成年人对补课还是赞同和认可的。究其原因,在我国当下的社会现实中,大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而且我国的法定假日比90年代初期高出一倍,未成年人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如何让未成年人把闲暇时间利用起来,不至于因为闲而出现一些问题,成为家长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参加各种培训,发展特长,学习文化课知识成为意愿。从“你觉得有偿补课对你产生的影响”一项调查中,无论小学生还是初中生,选择“丰富了业余生活”的比例是最高的,分别为48.88%和47.65%,这充分证明了以上的分析。从教师在补课中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学校的老师有无下列行为的:推荐、暗示、要求未成年人必须参加补课的”,小学占有“下列行为”的91.3%、4.3%。初中占有“下列行为”的74.5%、9.8%、4.9%。而且补课的教师绝大多数来自于校外。由此看来,未成年人对补课班的选择,教师从中起了很大作用。中小学存在差异,说明随着年级的增高,未成年人受老师等外界因素影响的作用在降低,他们的独立性、自主性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在提高。这与未成年人自身生理、心理发展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

三、对策与建议

(一)改革中高考考试内容,发挥考试指挥棒威力勿庸置疑,当今社会,中、高考仍然是我国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尽管今年锦州市的中考首次实行推荐上高中1%的政策,但作为大多数未成年人来说,考试仍然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因此,考试考什么学科,每科考什么内容仍然对中小学的教育教学工作起着导向、指挥的作用。这是现实,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只有在中考中考音、体、美等课程,并计入总分,课表中所设置的这类科目才有被重视的可能,才不会出现所谓的小三门“有时上、有时不上,有时改上语、数、外”等本文前面调查所出现的种种现象,全面发展教育才有真正落实的可能,学生个性特长的培养和训练才有可能在校内实现,逐渐减少孩子在校外参加特长班的比例。对于有特长天赋的孩子,学校可成立课外活动小组,把这类孩子集中在一起加以培养,为学校的各种社会活动演出及文艺汇演提供人才。当然,这需要学校给课外活动小组集中训练的指导老师提供必要的物质待遇。同时,上级政府要加大对学校的资金投入,学校要加强对薄弱学科的资金倾斜。

(二)科学选拔学校领导,加强学校领导素质建设学校领导的选拔,涉及到学校全局的发展,尤其是校风的形成。在选拔领导时,一定要注重对领导本人的政治、思想、道德、业务素质和管理能力的考核。上级人事部门在考核干部时要任人唯贤,不要任人唯亲,要选拔那些政治素养好、思想水平高、作风正派、廉洁奉公的,选拔那些懂教育、懂管理,具有一定实践经验和协调能力的科学管理人才担任学校的一把手。好车需要车头带,好学校需要好校长带。领导者的作风会带动一所学校好的学风和教风。因此,上级主管部门在对学校一把手的使用上一定要谨慎从事,把好关、站好岗,这是决定一所学校兴衰的大事,是学校形成良好校风的关键。

(三)加强师德建设,严肃师德考核师德即教师的职业道德。教师的职业道德水准的高低对未成年人的成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劳动的示范性、创造性要求教师要给学生作出表率,掌握教育机智。因此,加强师德建设,严肃师德考核显得尤为重要。1.国家要加大对师范教育的投资力度。从初、高中毕业生中选拔优秀的毕业生到师范院校,国家要给予费用上的优待。2.国家要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吸引德、才兼备的优秀师范毕业生到教育第一线任教,要把《教育法》落到实处。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教师的待遇有了很大改进,但是还有很大差距,许多小学教师的工资收入远比不上饭店服务员,极大挫伤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热忱,直接影响了教师的职业向心力。因此,只有教师的待遇提高了,师德建设问题才有保证,以下建议才有实现的可能。3.加强对教师职业行为的监督,实行无记名的电话举报制度。教育局专门设立相应部门加以管理,增加透明度。4.严把入门关。对新参加工作的教师要进行跟踪调查,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如果确实不适合做教师工作的,要清除教师队伍。5.严把考核关。对那些在学生中造成恶劣影响的、道德素养低下的教师,要通过学校的相关制度处理。6.对教师中普遍存在的师德问题,要量化考核细则,加强监督检查。7.要净化社会风气。当前,随着国家反腐力度的加大,尽管面临的挑战很大,但毕竟国家已经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们期待着社会风气有较大的变化。

(四)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体验教育现在的在校未成年人大多数是90后00后出生的,他们几乎都是独生子女,对金钱的使用总体上比较自由,很多孩子对家长上班挣钱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学校有必要对孩子进行体验教育,利用假期或者社会实践活动时间参观家长的一日工作,体验和感受家长劳动报酬获得的情况。如果有条件,可以是一个星期或更长时间,从而让孩子珍惜对金钱的使用,让未成年人认识到金钱的来之不易。

学校教育论文范文第4篇

当前,为了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北京市实施了“名校带多校”策略,学校的办学规模得以迅速扩展。以北京市第一○一中学(以下简称“一○一中学”)为例,学校现在的工作半径是:往北55公里,往西10公里,往南还有5公里;学校有132个班、6000名学生。以前我们强调,中小学校长要尽可能多地认识学生,那么按现在这个规模就很难做到。此外,文化冲突现象在所难免,而这一问题却很少有人关注和讨论。一○一中学有68年的历史,它的精神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追求的是卓越。然而,学校的新校区、分校却刚刚起步。地域的特点、生源的差距、校区的境界都会带来文化冲突,工作起来感觉压力倍增,而这些问题单靠一所学校很难解决。而这些所谓“被带”的学校,笔者个人觉得其自身都有存在的价值。比如,在笔者主持的海淀区校长基地中,一○一中学所带的五六所学校确实相对比较薄弱,但实际上,这些学校中的每所学校都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它们的办学经验都值得学习,都应当贡献出来。因此,学校的办学规模到底应该多大才合适确实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现实中,教师工作的边界在无节制地扩大,而学校却缺乏有效的激励手段。目前,学校执行的绩效工资方案的参照标准即教师的工作量还是2000年北京市规定的。新课程改革以来,教师的工作量增加太多,比如,要教授两个班的课、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然后要承担各种选修课,而且选修课还是动态变化的;承担研学、承担社会实践;各种课程开发、课题研究、学生社团、竞赛指导……一个教师的工作量到底是多少?工作量大幅增加了,而工资却没有变化。教师的工作边界扩大了,就需要有激励机制,但学校在职称上似乎无法激励。现在中小学开始评正高职称,这说明中小学教师劳动的复杂程度应该跟大学一样。那么,研究生毕业后工作五年自然应该就可以评中级职称,但目前所限定的75%的中高级职称比例使得一批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工作七八年都评不上中级职称。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从哪儿来?这些都是学校管理的基础问题。转型最怕注意力分散,顶层设计就显得格外重要。顶层设计是政府的责任,如果政府把改变一所学校的重任全部交给校长,学校的压力感就会非常沉重,因为很多时候,对改革方向的把握、配套机制的建设、相关政策的制定,都不是基层学校靠一己热情和能力能办到的。因此,政府应该把该做的、该管的事情做好和管好。教育转型对治理能力的挑战,不能只落到学校。如果顶层设计不科学的话,就势必会带来混乱。比如考试改革,它起着导向作用,要科学稳妥、慎之又慎。如2014年的中考,有四五千个学生物理考满分,高中还怎么选拔学生?高中的定位怎么体现?又如,2014年的中考语文考连环画,这种形式是不是适合于初中这个学段?这想要传达怎样的改革信号?笔者认为,顶层设计应当关注更宏观的问题,如果在这些专业问题上管得过多、过细,难免会误入官僚主义的歧途。如果顶层设计出现偏差和混乱,那么,改革和发展就会遭受损失。

二、我们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我们要建立立足于校本改革方案的思维方式。当前,基础教育变革越来越趋向于学校,而学校的改革和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自主决策和主动创新。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注意两点。首先,我们是具体的实践者,设计任何方案都不能流于表面。现在是三山五岳的概念、五湖四海的观点,我们在其中穿越,任何一种观点对我们都可能有影响。其次,我们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能靠别人给我们提供标准。我们不能看新树了谁的典型,然后就都去学习,就照着人家的模式去做。我们得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去感悟、去设计。因此,我们倡导主动创新、实事求是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外部环境变了,学校是不是就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向别人学习,但对方的手法是不是能学得到,怎么学习?前者说的是战略,战略很重要,是做自己;后者讲的是策略,每个学校要有自己独特的策略,而且节奏的把握也非常重要。像一零○一中学,我们并不认为所有的科目都要实行走班教学;从我们的现实出发,四万平方米、四千学生,我们的大班额没法走班。所以,我们既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贪吃冒进,更不能随波逐流。现在谈论改革,我们就需要思考:学校原有的培养模式还有没有生命力?我们有很多的经验,但从目前来看,新的形势显然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经验值。现在,高中招生大幅度的名额分配和高考科目改革的现状,需要我们掌握一点辩证法,弄清楚变与不变的关系,既要看到需要改变的地方,同时也要看到必须坚持的东西。改革是一种完善,是要改掉不好的做法和行为模式,而好的原则和目标则要保持住,要守住根本。笔者的体会是:教育改革的思路是不立不破,首先要立,不能上来先破,破了以后立什么呢?立的思路是基层真实的教育活动。教育改革是学校自己的事,不是别人的事,同时我们也要在世界的坐标中去寻找自己的定位。我们看到,教育界有很多的新举措,那么这些举措是进步、是发展,还是充其量仅仅是一种变化?这些举措是不是有价值?有的时候,我们容易为一些旧问题反复折腾,而我们都知道教育是最经不起折腾的。我们必须要有独立的思考和清醒的判断。

三、一○一中学如何开展教育创新?

学校教育论文范文第5篇

那么实际数量有多少?据笔者考证,在民国元年到民国十年间,布西地区的学校数量经历了一番变化。民国元年,布西地区“高等小学一处,初等小学八所,成立有年”,[当地行政主管因经费困难,计划将8所初等小学归并为4所。民国三年,布西地区有高等小学1处,初等小学8所。对于这番变化,有学者认为“1914年上述归并改建的小学重又分离,恢复为原来的8所小学”。有学者认为“从档案中所见新式学校的分布情况来看,在西布特哈地区不同时期新式学堂的数量和学校名称是不同的。从数量上看,档案上记载民国元年西布特哈地区开办两所小学及八旗小学归并为4所小学,但从民国三年有9所小学的沿革情况看,民国元年的归并措施未能加以实施”。也有学者认为“从现有材料看,民国元年所计划归并的学校,并未按原计划实行,或许计划被合并的学校保留下来了,或者本来计划甲校归并到乙校,但实际上乙校却归并到甲校,实际情况如何,尚需进一步考证”。

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实际上,民国元年的学校归并措施只是停留在计划阶段,最后胎死腹中,未能实行。民国二年西布特哈总管宜铿额呈请上级整顿学务,其呈文道:“本属原设初高等小学一所,续设四乡初等小学八所……且开办以来三年之久。”从中可以看出,民国元年的归并措施未能实行。至于为何没能实行,实际上,档案材料已经给出了明确答案,那就是上级部门没有批准当地的归并计划。民国元年“署理西布特哈总管事物协领庄善声报开办高等小学及八旗小学归并设立情形”的呈文,最终没有得到上级部门的批准,否则民国二年西布特哈总管宜铿额又何至于再次呈请:“内仍截去四校,以明年一月起统归四校。”上级部门认为布西地区的教育经费足以维持现状,“岂能遽议停办,以失民国教育”。且八所小学分布零散,“彼此相距数百里,儿童往返不便,更无合并之可言……所请停办四校之处,碍难照准”。虽然前后两次的归并申请都未能获批,归并无法实施,但是“整顿”仍在进行。民国元年,在布西地区的8所初等小学中,谟鼎和乌珠小学都曾停办。乌珠小学停办一学期,谟鼎小学停办一学年。至于民国元年谟鼎和乌珠小学停办的原因,正如总管宜铿额所说,是办学经费短缺所至。查阅历史档案,发现民国元年布西地区的许多小学面临经费短缺的问题。比如,特科国民学校1911年学校入款267.1元,第二年经费是134.6元。在教员、在校学生、仆役、校舍均维持不变的情况下,经费骤减,办学肯定会遇到较大困难。

和礼国民学校1911年学校入款上期为127.829元,下期为132.400元,合计260.229元。次年即民国元年上期为26.221元,下期为132.426,合计158.647元。可以看出,民国元年上学期,和礼国民学校的办学经费是异常短缺的,学校勉强维持开办,下学期经费恢复正常。乌珠国民学校民国元年上学期停办。推测原因,其情况和和礼国民学校应该是相仿的。在上学期学校遇到经费问题无法维持时只能停办。下学期经费恢复正常后照旧办学。谟鼎国民学校民国元年停办,情况应该也是这样。至1916年,8所初级小学合并为6所。1915年当地行政主管因当地经济落后,经费短缺,拟将“博能学校学生归于谟鼎学校为一处,履新学校学生归于乌珠学校为一处,将所裁两校薪水每月二十九元六角二分添各校,稍示补助”。1916年春,8所初级小学合并为6所。根据1922年的统计,布西地区有学校8所,即布西高等小学(位于尼尔基)、和礼国民学校(位于和礼屯,或称霍日里屯)、特科国民学校(位于登特科屯)、谟鼎国民学校(位于谟尔鼎屯,或称墨尔丁屯)、卓尔国民学校(位于绰尔哈屯,今甘南县东阳镇境)、乌珠国民学校(位于小尔图屯,或称小尔土屯、乌尔科屯)①、阿伦国民学校(位于吉木伦屯,今阿荣旗境内)、第一私立国民学校(位于凯河屯)。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同时结合各方数据②,布西地区的学校截至“九一八”事变前,公立学校共计有7所,私立学校1所,即第一私立国民学校,共8所学校。这可以在时任布西设治局教育局局长于兴章的报告中得到证明,他说:“初高学校仅止八处,迄未扩充。”

从布西全境地图中可以看出,布西全境分为五区,第一区有布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第二区有卓尔国民学校;第三区有和礼、特科、谟鼎国民学校、第一私立国民学校;第四区有乌珠国民学校,第五区有阿伦国民学校。从学校地区分布情况来看,分布不尽合理。第四区面积广大,村屯星罗棋布,人口众多。据1914年的统计,第四区(旧时的镶红、正蓝旗)总人口约2400人。但是,仅有一所学校,即位于乌尔科屯的乌珠国民学校,招生量有限。1914年上期,在校生5人,中期和下期18人。第五区、第二区同样人口众多。1914年第五区(旧时的镶蓝旗)总人口1307人,第二区(旧时的正红旗、镶白旗)约2500人,也各有一所国民学校。第一与第三区除第一私立国民学校、和礼国民学校位处偏僻之外,其他几所分布较为集中,相距不远,特科国民学校距局署十四里,乌珠国民学校距局署三十里,谟鼎国民学校距局署二十里。关于在校学生数量,基本呈曲线发展态势。1914年,布西地区学生总数235名。1918年学生数为215人,又据《达斡尔族资料集》“黑龙江省西布特哈境内所有学校统计表”中的表述,截至1921年1月,布西地区7所公立学校外加第一私立国民学校,总计学生人数156人。1923年在校生205名学生,1924年246名学生,1925年在校生共265名。③。

二、教学情况、师资和办学经费

1.教学情况布西地区的公立学校均采用上级部门指定的教材进行教学,民国前采用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民国后采用共和国甲种教科书。从民国二年的统计来看,西布特哈的初等小学每周教授28钟点,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唱歌、图画;高等小学每周教授36钟点,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唱歌、图画、历史、地理、理科。从民国八年的统计来看,初等小学每周教授28至29个钟点,开设课程,主体不变,有一些学校如谟鼎和特科国民学校加了手工课,主课是国文和算术,国文每周授课14个钟点,算术每周6个钟点。高等小学第一级教授32个钟点,开设课程除上述9种之外,还要加上手工课。主课依然是国文和算术,国文每周授课10个钟点,算术4个钟点,其次为历史和体操,各3个钟点,其余学科每周两个钟点。第二级教授38个钟点。课程与第一级相同,国文每周授课20个钟点。④

2.师资队伍关于小学师资,民国教育部曾有如下几条规定:“第26条,凡充小学教员者须受有许可状;第27条规定,受许可状者必须在师范学校或教育总长指定之学校毕业,或经小学教员检定委员会检定合格者;第28条规定,遇有特别事情,小学教员不敷时,得以未受许可状者代用为小学付教员。”此后,国民学校令虽屡有改动,但这几条规定没有变。民国初期,从接受的专业培训角度来讲,布西地区的教员基本是合格的。据1914年的统计,布西高小校长刘雨霖系黑龙江省师范毕业,教员王笃系吉林师范毕业。其他初等小学教员大多系布西籍满蒙师范毕业生。然而这样的师资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初等小学教员均系本籍人,“教授纯操达呼尔语,以致设学七年,成绩绝少”。汉文教材用达斡尔语来讲授,教与学都会遇到困难,而且不利于学生升学。省府下令,“将各乡小学教员调城考验,务以汉文较深、熟通汉语、洞悉教育方法暨学务情形者方准留充,否则一律撤换,另聘合格教员前往接替,并将月薪酌量增加,以资养赡”。“如学生届毕业之期,不能毕业,寻常视察,学生仍不通习汉语,即将该教员分别惩处,以昭儆戒”。当时的布特哈总管依令进行了考核奖惩,不过改观不大。1916年西布特哈总管说:“四乡八校教员文理通顺者甚少,每月薪水八元,均以过薄又皆纷纷求去。”如果说这时的师资差强人意的话,那么之后几年师资又差了很多。按照1919年的统计,布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有教员3人,校长韩恒达系绥化教员讲习科毕业、北京法政毕业,教员金德芳系东三省陆军小学毕业,讲授第一、第二两级国文和历史,另一位教员系黑龙江省农业学校肄业,教授第一和第二两级算术、音乐、手工、理科。两位教员均非师范毕业,却都能讲授主课。特科国民学校的唯一教员肄业于黑龙江省第一中学,乌珠国民学校的唯一教员卒业于讷河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师资情况更为不堪。谟鼎和和礼国民学校情况好一些,教员均系讷河县立师范讲习所毕业。布西地区对教师的监管是有欠缺的。1914年,布西地区“劝学员及视学员系属一人,在文案兼差,并未照章设置”。劝学、视学系属一人,就是自己监管自己,监管是不到位的。而且视学员身兼多职,不能专注于教育监管。相形之下,地理相邻的嫩江县在教师监管这方面做得强一些,他们制定出了相对详细的教员考核奖惩标准:“所授各科,以全体能解者为甲等,三分之二者为乙等,三分之一者为丙等;学生肄业全体无缺席者为甲等,缺席至三分之一者为乙等,缺席至半数者为丙等。以上两项甲等酌给教员奖励金,丙等教员分别记过撤换。每月仍由县视学随时考核列榜通知。”

3.办学经费在教育经费方面,布西地区长期处于“盈少亏多”、捉襟见肘的局面。前文言及,民国初年出于经费短缺原因,布西地区屡次向上级部门要求撤并学校,并最终于1916年撤并了两所学校。布西地区的教育经费主要由晌捐和杂捐两部分组成。据1919年“黑龙江省西布特哈全境学务晌捐数表”记载,西布特哈四乡全境有熟田九千晌,每年抽收学费二角,每年共收学费1800元。粮商山货捐2133元,合计地方捐收入4113元。学校支出:布西高小该年支出1341元,每所公立初等小学该年支出234元,6所合计支出1404元,合计支出2745元,劝学所每年支出1368元。1925年时,教育经费为4848元。1928年,布西地区教育经费出现较大缺口。1927年黑龙江省教育厅鉴于学校教员薪资微薄,生活入不敷出,人才外流的情形,将原定教员薪俸标准加以调整,以促进教育发展。布西地区表示难以照办。布西地区“学费奇绌,恒苦入不敷出,若遵令遽按薪俸标准支配,更属无法筹措”。但又不得不于万分困难之中设法增筹。“拟由已裁实业费项下将排木船捐酌为拨归,并将牛马头及熟地捐,每头晌加三分,计共增大洋一千零六十八元,以之分别支配,虽未能与薪俸标准相符,然尚足维持目前”。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29年,截至1929年6月,教育经费亏缺1539.072元。经费短缺原因:(1)熟地晌收入减少。上文提到“西布特哈四乡全境有熟田九千晌,每年抽收学费二角,每年共收学费1800元”。1929年六月布西地区晌捐为133.263元,合计一年可征收约1600元,比以往少了二百元。①(2)上级部门对杂捐增收限制较严。上文提及布西地区为增加教员薪俸,拟增收牛马船排等捐。但黑龙江省财政厅没有批准。布西地区只能再次呈请增加捐款。“仍拟加收牛马晌捐,虽人民担负稍重,然较实业费尚减征一倍。至于船排等捐,每只多仅六角,少则三角。收此区区之尤,无病于商民,祗期集腋成裘,俾以暂维过渡”。(3)学田学林开垦培植不利。布西地区有上级划拨学田三千晌,学林五十万里,但到1925年仍未开垦培植。

三、教学效果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布西地区的入学率很低。据调查表统计,布西地区未入学的适龄儿童是523人,已入学的是126人,入学率为20%。造成入学率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由于教育条件差,办学成效不明显。另一方面是家长和基层官员对教育的必要性认识不清,“查布署学生尽系达呼尔子弟,每年劝招学生,虽经责成各旗员办理,多半视为具文。即或严饬各区按户催送,依然奉行故事。而于劝令子弟入校之必要,尤茫然不解甚或阻碍转多”。此外,布西地区各学校常常不能使学生如期毕业。从表1可以看出,1916-1919年间,布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按民国教育法令,高等小学学制三年)升学人数仅为8人,较之1914年大量减少。1914-1919年,毕业人数仅为24人。初等小学的情况也不理想,存在大量学生不能如期毕业的问题。以和礼国民学校为例。从表2可以看出,和礼初等小学从1915-1919年5年间,只有7名学生毕业。学生不能如期毕业,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师资力量薄弱之外,学生素质差、没有养成良好学习习惯也是原因之一。“高等小学教员本拟照章授课,化其性质。而学生等任意妄为,不受教育。教员等功课稍勤,即行散学。如教员何之超因催学生早起上课,该学生控词逕面总管,以致教员辞职”。嫩江县也有不少达斡尔族学生,“第二国民小学各生均系达呼尔人,对于管教上自较汉人为难”。办学成效不突出,举一事为例。1917年,环球尊孔会医院进行医生招考,布西地区送不出合格考生:“现在学生资格,虽有一二稍通文理者,至应考医学则皆不能。”民国时期,布西地区的学校教育是落后的,在黑龙江省处于下游水平。

四、结语及几点启示

1.教育经费不足成为制约西布特哈地区学校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布西地区“学费奇绌,恒苦入不敷出”,长期勉强维持而已。从1907年兴办学校开始,到民国建立前夕,布西地区已有一所高小,8所初等小学。然而直至1931年,学校数量仍然仅为8所,与此相应,该地区学生数量也只是略有增长。20余年时间过去了,当地的经济与人口都有发展,而教育规模仍然在原地踏步。同时,教育经费不足也是调整学校不合理分布格局的主要障碍。不仅如此,由于教育经费不足,当地也留不住优秀教员。如前文所言,“四乡八校教员文理通顺者甚少,每月薪水八元,均以过薄又皆纷纷求去”。上级部门要求增加教员工资,布西地区表示无法照办。民国时期,县级教育经费均由县政府自筹。布西地区作为当时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所能征收的田赋和捐税是有限的,能用于教育方面的经费则更少,这直接导致布西地区教育发展停滞不前。

2.发展民族地区初等教育应因地制宜。民国时期同化思想盛行。教育部门不顾民族地区的民族特点,把汉化教育模式移植到民族地区。教员和学生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是汉语文水平,“国文”课程是课程中的主课,占到初等小学课时数的一半。设置的课程无民族语文课程,教员无须是双语兼通人才。这种作法的后果便是导致教育的“水土不服”,突出表现就是学生入学积极性不高,基层官员办学无热情。布西地区作为东北少数民族地区长期未接触汉文化,骤然使之接受大量外来文化,必然导致“消化不良”,教学效果不佳。“有效利用民族语言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是发展民族教育的基本保障”。

学校教育论文范文第6篇

(一)开发乡土教材所谓乡土教材,是指由民族地方具有一定民间文化专长和社会影响力的人组成编写教材领导小组,在具体分析本地区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之基础上,针对当地特定的学生群体,在国家教育目标指导下编制和实施的教材体系。乡土教材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本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将乡土教材引入学校课程,对学生理解和掌握本土文化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在中央苗族调查组的关心和帮助下,通过培训学习掌握了苗族语言文字的干部,用苗族文字收集整理了大量的苗族民间文字资料。改革开放后,贵州苗族地区的苗族干部和苗族文化工作者为了普及苗族文化,用苗族文字进行书面创作,编写整理了许多苗族书籍和教材。其中苗族书籍有《张秀梅之歌》、《苗族酒歌》、《苗族古歌古词》、《开亲歌》、《噶百福歌》、《情歌》、《生命知识》、《植物栽培》、《理词》、《豆纽》、《十路酒歌》、《十二路苗族大歌》、《神词》、《施秉民族文学集》、《苗族理歌理词》等。改革开放至二十世纪末公开出版的黔东苗文教材和工具书累计12种481,000册,其中《六年制苗汉双语文教学课本》l~7册,苗语《语文》l~3册,《数学》l~2册,《自然》l册,计30万册,黔东苗文扫盲课本2种,《苗文学习》l~4册,累计印发154,000册,《苗汉词典》、《汉苗词典》、《苗语俗语小词典》、《苗语语法》、《黔东苗语基础知识》等工具书共计27,000册。此外,黔东南各县(市)也自编自印了许多乡土教材,如凯里市自印自编的《小学苗文课本》、《苗语语音》、《苗汉词汇》,台江县自印自编的《生词生字苗汉对译教学参考书》,施秉县自印自编的《苗语课本》、《六年制小学苗汉语文课本》(第一、二册)、《读苗文》、《苗文助读》、《苗文课本》等等。利用乡土教材进行苗族传统文化教育,可以增进苗族青少年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有利于苗族文化主体的自觉生成。

(二)引进民间艺人进课堂民间艺人进课堂,就是将苗族民间熟知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民间艺人邀请到学校,对学校中的苗族教师和学生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地传授和讲解苗族的历史与文化,让苗族传统文化进学校、进课堂、进学生大脑,真正发挥学校教育在传承和发展苗族传统文化中的作用。例如2002年8月,台江县人民政府决定从当年新学期开始,在全县中小学开展“苗族文化走进音体美课堂”活动,内容包括唱苗歌、跳苗舞、学苗绣等,使苗族传统文化教育深入学校。[4]利用学校教育传承和发展苗族传统文化,可以为广大青少年学生提供学习和领会苗族传统文化的平台和机会,增强苗族青少年学生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程度和自豪感。与此同时,苗族地区的学校还可以组织学生走出校门,深入苗族村寨向民间艺人请教学习,形成民间艺人与学校教育互动的局面,共同促进苗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二、苗族地区学校教育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对策

我国苗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不能忽视当地的民族传统文化,不能脱离对本土文化的宣传和普及,苗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应当担当起保护、传承和发展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但从目前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现状来看,除了一部分民族类院校有民俗学理论教学外,几乎所有中小学课程均未涉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教学内容,这是导致我国苗族传统文化逐渐淡出人们生活视界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见在我国苗族地区,要传承和发展苗族传统文化,必须发挥学校教育在培养苗族文化主体中的主导性作用。

(一)利用校本课程培养苗族文化主体

教育人类学认为,学校课程是文化中筛选出来的精品,被列入课程的文化就有可能被传承和发展,是教育文化功能的具体化。校本课程即学校课程,是由某类学校或某级学校的全体教师、部分教师或个别教师根据国家指定的教育目的,在分析校内外环境的基础上,针对本校、本年级或本班级特定的学生群体,编制、实施和评价的课程。开发校本课程是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现行的教育体系中,不同时期的中小学教材都是由国家或省市区统一编写的,教材内容主要反映社会主流文化意识。课程内容疏离学生实际、实用性不强。为了改变这一现状,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为了迎合经济发展,特别是文化旅游业发展的需要,编写了一些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介绍性文章。在校本教材的编写过程中,由于采编人员缺乏相关的民族文化基础知识,他们往往把各种民族文化张冠李戴,混为一谈,抹消了各少数民族文化应有的特色。更有甚者,为了营造浓厚的民族文化氛围,故意加入一些非本民族的神秘文化事项,从而贬低了民族文化的特征。我国苗族地区校本课程的编写要以本地区本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点,在此基础上将内容的选取范围适当扩展到其他民族的语言、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宗教信仰等,凸显课程内容的民族特色。我国苗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己本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如丧葬文化、婚姻文化、节日文化、信仰文化等,这些文化集中反映了苗族人民的历史传统、思想观念、价值体系、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心理特质和宗教信仰等,是苗族地区开发校本课程可资利用的重要素材。例如台江县的《苗族古歌》、《苗族姊妹节》、《反排木鼓舞》等六个项目已被列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正是我们研发课本教材的蓝本。从2003年起,黔东南地区教育部门还逐步完善了民族文化保护教育体系,将民族文化教育纳入大、中(职校)、小学教育网络,列为学生素质教育考察内容,让民族文化不“断层”。《苗人的灵魂:台江苗族文化空间》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丛书之一,已于2005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教师作为实施教育任务的主体,是开发校本课程的参与者、研究者和执行者。在开发校本过程中,教师精心选择和组织课程内容是其重要环节。我国苗族地区的校本研发应坚持以下原则:第一,各类教材应明确显示文化的多元性;第二,消除对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偏见与歧视;第三,承认并允许其他民族文化的价值,改变用社会主流文化的标准判断非主流文化的传统。第四,重视隐性课程的开发。隐性课程是那种教师不一定教而所有学生却都在学的课程,包括对不同种族、民族、性别、宗教信仰、文化的容忍与并存的理解。这种课程被称为“不教之课”。因此,我国苗族地区的学校教师应当根据当地苗族传统文化的具体实际,针对当地苗族学生的经历、兴趣、爱好、学习风格和发展需要等,鼓励教师开发校本课程,把具有苗族鲜明特色的各种传统文化有体系地、恰当地渗透到教材中去,突出校本课程的民族性特点,剔除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中的民族偏见和歧视,在课程设置与教材编写中反映苗族的文化内容。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将苗族民歌、苗鼓、芦笙舞等融入到音乐课程中;将苗族服饰、芦笙制品、苗族图案、刺绣图案、民间工艺品等的制作编入美术课程中。教师可以在历史、地理、社会等学科教学过程中向学生讲解苗族历史、社会风俗、宗教信仰等相关内容;可以在语文课、思想品德课教学过程中向学生宣传苗族的丧葬习俗和婚礼文化,有意识地渗透苗族的孝道观念、民族团结精神以及重情感厚礼仪的传统美德;可以在教科书中设计专门的“民族传统文化”章节,便于将苗族传统文化中的相关内容如舞蹈、音乐、节日、诗歌等集中起来呈现给学生。同时,教师也可以对教材中的教学内容进行重新整合,设置有关苗族传统文化的专门课外辅助课程。例如贵州省台江县从2003年起,每所小学都在五、六年级增设民族歌舞等课程,着重抓好反排木鼓舞的学习和推广工作,让苗族传统文化代代相传。将校本课程融入学校教学过程,不仅丰富课程内容,满足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需要,而且还能够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当前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正处于急剧转型期,加强苗族地区校本课程的研发,利用校本课程培养苗族文化主体,对传承和发展苗族传统文化具有划时代意义。

(二)利用双语教学培养苗族文化主体

语言是人类进行信息储存、文化传播和思想交流的工具,是人类存在的精神家园和文化之根,是民族的传承密码,它承载着文化的命脉,保证民族文化代代相传。母语是一个人最先听到和最先学到的语言,一个人从小到大都离不开母语,人们对自己民族的语言有着特殊的感情。斯大林曾经指出:“为什么要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呢?这是因为千百万人民群众只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才能在文化、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获得极大的进步。”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具有文化功能,人们学习和使用自己本民族语言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和继承本民族文化的过程。“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在《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已有明确规定,在少数民族教育中,因地制宜地搞好民族语文教学是正确贯彻党的民族语文政策的具体体现。”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苗族语文的试行推广和双语教学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贵州省1981开始恢复推行苗族、布依族、侗族的文字,于1984至1985年达到高潮时期,1986年伊始上述少数民族文字的推广和使用便出现衰微之势。因此,要搞好苗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工作,首先应当在汉语文教学中高度重视对苗族语言文字的宣传和教育,切实地贯彻苗汉双语教学,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受到本民族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促进苗族文化主体的形成。

(三)利用学校教育宣传手段拓展苗族文化主体

利用学校教育平台宣扬苗族传统文化,引起公众和媒体对苗族文化的关注与重视,可以激发苗族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唤醒苗族文化主体传承和发展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意识。苗族人民文化自觉的形成,是传承和发展苗族传统文化的内在动力。因此,利用学校教育平台宣传苗族文化,是我国苗族地区学校教育传承和发展苗族文化的重要举措。利用学校教育传承和发展苗族传统文化,我们需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其一,让校园文化体现苗族文化特色。我们既可以在图书馆、教室、会议室、餐厅等的装饰上体现苗族传统文化的特征,也可以在学校形象标识体系如校标、校徽、校旗、校训、校内指示牌、教职工名片、学生校服、办公用品、文化宣传材料等方面凸显苗族传统文化的个性。营造多元的校园文化氛围,让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中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其二,让教学活动体现苗族文化内容。在教学活动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课堂教学间歇时间,让学生讲述有关家乡的风俗习惯,表演地方性民族歌舞,组织学生开展有关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活动等。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渗透苗族传统文化,既有助于学生学习和了解本民族传统文化知识,增强学生对苗族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尊重,同时又能够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热爱地方文化的情感,不断提升学生的民族文化视野,增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审美能力,拓展传承和发展苗族传统文化的主体范围。其三,利用学校教育创造推广和使用苗族语言文字的人文环境。要传承和发展苗族传统文化,必须大力推广和使用苗族语言文字。因此,在我国苗族地区,学校要积极鼓励苗族文字创作,用苗族文字书写各种资料书籍,做好苗族地区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的各种读物和工具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开展苗族语文广播,使苗族语言文字的使用真正落到实处。

学校教育论文范文第7篇

1.目的明确,宽严适度,避免惩罚副作用在洛克看来,惩罚是为了使孩子养成坚忍的品质,能够顺从理性的指导,克制自己的欲望,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使孩子能够从教如流、从善如流,进而遵循父母和导师的意志,朝着成为绅士的目标前进。洛克认为“大凡不能克制自己的嗜欲,不知听从理智的指导而摒绝目前的快乐或痛苦的纠缠的人,他就缺乏一种德行与努力的真正原则,就有流于一无所能的危险。”自我克制的习惯是孩子未来的能力和幸福的真正基础,所以做父母的应该极力设法使孩子养成这一习惯,这就需要用惩罚来抑制其行为中的偏颇与不羁。在实施惩罚时,洛克还讲求宽严适度,“如果他们因为管教太严,精神过于颓唐,他们便失去他们的活力与勤奋”,这种情况是较之放荡不拘更坏的。“假如管教到了极度严酷的地步,也可以治好目前任性的毛病,但是接着来的常是更恶劣更危险的心情颓废的毛病。”这种儿童虽不吵闹,也不烦扰,但是无论对于孩子还是他人,终生终世都是没有用处的。为使孩子及早开窍,能够减少极度惩罚带来的负面影响,避免使其变得驯良死板,洛克还提出了一些“软办法”。比如,在惩罚的过程中辅之以说理,说理时措辞应该与他们的年龄和认知特点相契合,尽量简练、明白、易懂;态度应镇定、平和,使他们觉着你对其惩罚是合理的。可借助规则的约束力量,规则应尽量少,所规定的行为需在孩子的能力范围之内,且对规定的行为要多加练习,待一项规则所对应的习惯养成之后再做下一个规定,这就避免了因规则的繁复、不恰当,孩子因混乱触犯规则而引起的不必要惩罚。再者,假如孩子沉溺于某件你不想让他做的事情,像游戏,那么你就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强迫他去游戏,把游戏当成任务分配给他,用不着严厉的惩罚,儿童自然会对其失去兴趣,甚至表示厌恶,从而戒掉。

2.尊重在前,慎用体罚和斥责,讲究策略洛克认为,“不只是吩咐儿童去做事,一旦他们没做,或者做的不如我们的意,即加一顿鞭打,就可了事的。这还需要小心注意和观察,并且还应细细考察儿童的性情,仔细衡量他们所犯的过失,才能够加以惩罚的。”[2]80可见,惩罚孩子应该针对孩子所犯错的具体情况,不应不分青红皂白,即使是一样的错误导致了一样的结果,由于孩子是出于不一样的动机、不一样的心理动态,惩罚方式也应该是不同的。体罚,如鞭笞,作为一种极其严厉的惩罚方式,可能引起孩子对应做事情的厌恶,使孩子失去活力,好处并不多,洛克说,惩罚应该尽量避免,鞭挞尤其不可多用。但是有一种过失儿童是应受鞭笞的,那就是顽梗,也就是反抗,在这种情况下,洛克主张“在可能范围内把鞭挞所给的羞辱作为惩罚的最大部分,不是痛苦,唯有使他们由于做错了事和被打而感到害羞,才是真正的德行上的制裁”。此外,在体罚时,还要讲究策略,“儿童第一次应该受到鞭笞的痛苦的时候,非等完全达到目的之后不可中止。”实行体罚要彻底,使孩子能够知错,从心理上予以屈服,从意志上变得顺从,否则,因顾惜孩子,而打得不彻底,尽早松手,只会使孩子更加倔强和傲气。对于谁来打的问题,洛克不主张由父母亲自去打,“鞭笞的命令应由父母发出,鞭笞的时候父母也应该在场监视,但是鞭笞,最好由别人直接去执行”,这样父母的威信可以保持,儿童又可把因痛苦所生的怨恨转移到鞭笞者身上了。关于什么时候执行鞭笞的问题,为避免感情用事,洛克建议先给双方些许反思时间,然后再去实行。在什么场合打的问题,洛克说家里有专门管束孩子的地点,也就是说应该背着外人私下里执行,这是因为“父母不宣扬子女的过错,则子女对于自己的名誉就愈看重,他们觉着自己是有名誉的人,因而更会小心地去维持别人对于自己的好评;若是你当众宣布他们的过失,使其无地自容,他们便会失望,而制裁他们的工具也就没有了,他们愈是觉得自己的名誉已经受了打击,则他们设法维持别人的好评的心思也就愈加淡薄”。对于斥责,洛克认为“斥责过多,尤其是盛怒呵斥,结果也是同样不好的。万一有时不能不责备几句,则话语也应当严肃、和蔼而又庄重,只消说明他们的过失究竟有些什么不好或者为什么不合适,不可匆匆骂他几句了事”。

3.重视榜样,以身作则,做出表率洛克认为儿童都是爱模仿别人的,因此,“你不愿意他去效仿的事,你自己便绝不能在他面前去做。倘若某件事情,你认为他做了是一件过错,你自己却不当心做了,那么,他一定会以你的榜样为护身符,他有了这道护身符,那时你再想用正当的方法去改正他的错误就不容易了。假如他看见你自己做了某件事情,一旦他做了你又去加以惩罚,你的严厉是因为爱护他、望他改过的意思,但他是不会知道的,他一定以为你是倚仗父亲的地位,无理专横,自己有自由,有快乐,却毫无理由地不许做儿子的人去获取自由和寻求快乐”。为了不消解惩罚的作用,做父母和导师的必须克制自己的性情,时时检点自己,“如果导师任情任性,那么教训儿童克制感情便是白费力气的;自己如果行为邪恶,举止无礼,则儿童的行为邪恶,举止无礼,也就无法改正,坏榜样比良好的规则更容易被采纳”。在洛克看来,榜样的力量是最简明、最容易而又最有效的方法,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洛克主张家庭教育在选择导师时要多花点心思,并且他认为仆人的行为习惯通常是不好的,要尽量少使孩子与仆人等行为存在不良隐患的人接触。“父亲应以身作则,教导儿童尊重导师,导师也应以身作则,使儿童做他希望他做的事情”。由此也看出洛克对榜样的力量是极其重视的,这与其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哲学观是分不开的,他假定人生来是张白纸,儿童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儿童理智较弱,不分良莠,经常与行为不良的人在一起,很容易受影响,这也是洛克不主张学校教育的主要原因。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孩子面前树立起榜样,使其按照榜样规范自己的行为,能够更好地实现惩罚的效果。

二、洛克教育惩罚思想对学校教育惩罚的启示

洛克的教育惩罚思想产生于十七八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适用对象是家庭教育,现把情境迁移至21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学校教育,因当时的家庭和现在的学校都是教育的主要场所,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教育在微观上,尤其是教育管理方式上都持有相对大的独立性,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1.正确认识教育惩罚的合理性,树立教育者权威,维护教师教育惩罚的权利洛克认为教育惩罚是合理且正当的,对于孩子良好习惯的养成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强调在实施教育惩罚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教育者权威地位的树立,主张儿童应受教育者绝对权利的约束,“务使敬畏父母之心变得自然”,适当地对孩子的错误进行惩罚,有利于抑制孩子的欲望使其服从理性,使其养成坚忍的心智,父母是有权利惩罚孩子的。马卡连柯曾指出:“如果学校没有惩罚就必然使一部分学生失去保障。解决这一难题的措施就是惩罚。”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也提到“学校没有纪律犹如磨盘没有水”,严格的纪律是必须的,这里的纪律包括对学生的惩罚。鉴于教育惩罚的教育意义,教师也是有必要对违纪学生实施惩罚的,并且自古以来教育惩罚都在教育管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教师权威的树立是教育惩罚起作用的前提和保障。然而,当下教师惩罚学生的权利逐渐被吞噬,教师的权威地位也在逐渐消解,且不说教师对学生的体罚,严厉的批评也是要不得的,动辄就有家长找到学校,告发教师惩罚不当,甚至直接把教师和学校告上法庭。教师不再敢实行教育惩罚的职权,惩罚也因而不能发挥其教育意义,惩罚的合理性遭到质疑且大有全盘否定之势。为了重塑教师的形象,维护教师的权威,保障教师教育惩罚的权利,发挥教育惩罚的教育意义,一方面,媒体对教师教育惩罚不当的事例要公正真实地报道,不要只为了追求新闻效果而不顾社会良知地夸大其辞,玷污教师形象,造成家长、社会对教师的怀疑。在此基础上,还要对教师惩罚的合理做法予以宣传,让公众看到惩罚的教育性、有效性。另一方面,国家应该出台政策依法保障教师教育惩罚的权利,教育研究者应加强对教育惩罚的研究,并密切与国家立法部门合作,使国家政策条文更加明晰可行,使教师在实施惩罚时有据可依。而当前尽管《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提出“严禁教师对学生进行体罚和变相体罚”,但对体罚与变相体罚没有明确的界定和说明,使教师和公众对两者与正当、合理的惩罚相混淆,从而导致了一系列教学事故,这也是造成当下教师谈惩罚而色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教育研究者还应加强对教育理论的研究,认识到年幼的学生是理智发育不完全的,因此也是“不完整的主体”,不能遵从理智行事,要想使其做对的事情、养成良好的习惯,成人的规范、约束、管教乃至惩罚是有必要的,以防止夸大学生主体性,把学生高高架在教师头顶,使教师对其束手无策。作为家长应该与学校针对教育惩罚的作用达成共识,不要盲目听信媒体宣传而因噎废食夸大教育惩罚的危害,教育惩罚只要运用恰当其教育作用是能够体现出来的,并且大部分教师还是能够恰当运用的。家长应该相信教师能够运用好教育惩罚以促进孩子的成长,而不是伤害学生。最根本的是,教师要树立正确的学生观、惩罚观,不断增强理论知识和实践智慧,使运用惩罚时更加恰当,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使公众信服。

2.了解惩罚的作用机制,注意实施惩罚的艺术性和科学性,发挥惩罚的教育性洛克不但承认教育惩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且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在惩罚儿童时应该注意的事项,比如说在时间上要及早,注意先紧后松;重视惩罚作用发挥的内部心理机制,注意惩罚之后的帮扶;在惩罚时要目的明确,注意把握惩罚的场合和程度;惩罚不等于体罚、斥责和侮辱,在惩罚过程中要体现出对孩子的尊重和爱等等。洛克教育惩罚的一些具体策略无不彰显着其教育智慧,也给当下学校教育的教师们以诸多启迪。当前学校在实施教育惩罚时,往往不注重学生的年龄及个性等特点,实施惩罚简单粗暴,忽视学生心理动态,致使惩罚的教育效果不佳。那么,怎样才能收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呢?在惩罚的时间上要及早,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学生年龄小的时候教育惩罚的效果最明显。这就给幼儿和基础教育的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孩子年龄越小,理性越少,越需要教育者严加管教,利用惩罚的方式,可以通过教育者对孩子行为的态度,使孩子认识到行为的对错,进而对不良行为进行改正。科尔伯格的“三水平六阶段”理论中也提到“惩罚与服从”这一阶段是良好道德形成过程中所必要的,早期的惩罚可助孩子顺利地实现“他律”到“自律”的过渡。二是指在孩子错误行为初见端倪之时就应该予以惩罚,从集体的教育管理来说,根据“破窗理论”,在学校中假如一个学生表现出了不良行为,你不予以管制,过不了多久,其他孩子也会出现这种不良行为,时间拖得越长越难以管制。对于孩子自身来说,及早管制也有利于不良习惯的改正,等到其不良习惯根深蒂固时再去加以管制,就像已经长歪了的老树再想去扶正,是件很难的事情。在对学生进行惩罚时,教师应该明确惩罚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认识到错误并且加以改正。因此,教师在惩罚学生时,应该从思想入手,标本兼治。教师应该留心对学生思想动态的观察,对于无心做错了事情并且在对其进行惩罚之前就认识到错误的学生,应该减轻惩罚。对于故意犯错,却在教师的教导之后依然不知悔改的学生,要不惜对其进行严厉惩罚,甚至是体罚,在惩罚时辅之以说教,直到其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并且能够承担错误的后果。洛克也认为对儿童实施严厉惩罚,像鞭笞的目的“不单是因为痛苦,而是因为知道自己不该犯错,并且融化在真挚的悲悔里面,方才可以停止”。所以对学生所犯不同的错误,惩罚的方式和程度也应该有所不同,很显然,在教师们所认为最难把握的惩罚的程度的论述上,洛克认为惩罚要彻底,即达到惩罚的目的,不可过早松手,也不可因个人主观的愤怒和偏见而过重地惩罚学生。既然教育者惩罚学生是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成长,那么在惩罚的过程中就应该充分体现教育性,体现出对孩子的尊重和爱。俗话说“责之深,爱之切”,事实也是这样的,所有正当合理的惩罚都是以爱为目的的,都体现着教育者对被教育者的期望和信任,倘使一个学生在教育者看来是没有任何希望的,无论实行怎样的教育方式都不会使其进步,惩罚对于他来说也就失去了意义,教师也不会再对其实施惩罚。教师在惩罚学生时应该告诉学生犯错误就要接受惩罚,承担责任,这是自然且正常的,犯错误受惩罚并不是件可耻的事情,可耻的是犯了错误不知道悔改,惩罚是对事不对人,不涉及人格的,使学生对惩罚有正确的态度。教师要在理智状态下惩罚学生,避免过于愤怒而引起惩罚失当,跟犯错学生沟通时要心平气和,要将惩罚中蕴含的爱与期待体现在语言中,唤起学生知错悔改的心向。惩罚的教育性还体现在教师对学生惩罚后的帮扶上,不应该惩罚后就撒手不管,应进一步教给学生怎样做是正确的,并帮助学生提防不良行为的发生,促使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此外,尊重还体现在实施惩罚的地点,虽然当众惩罚学生能够起到杀鸡儆猴的目的,但是有损学生人格,尤其是针对偷窃等关涉人格的不良行为时或者是惩罚对象仅为极个别学生时,应当格外慎重。此外,洛克也提到了制定规则有助于惩罚的实施,目前学校都有校纪和班规,但教师在利用校纪和班规对学生实施惩罚时也要讲究技术和艺术。首先所有规则都必须为学生甚至家长所熟知和认同;其次,规则要具有弹性,尤其是班规,比如说针对上课迟到行为,不能只有一个处罚方式,如帮助值日生打扫当日卫生,可以有多种处罚方式供学生去选择,学生也可以自己申请采用规则外他种处罚方式,经老师同学同意后方可使用;最后,利用规则对学生惩罚时要公正、公开、公平,不能依据老师的喜恶和学生学习成绩的好坏有差别对待。

学校教育论文范文第8篇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关系必然反映在两者的规模上,也就是说,学校教育的规模会对社会教育的规模产生影响,反之亦然。所以,本文选取了民国时期的学校数量及社会教育数量作为变量来反映两者的关系。文中涉及的数据来源于1934年版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及1948年版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其中包括1912—1945年社会教育组织、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及小学校的数量。1928年以前部分年份数据缺失,本文事先利用最小平方法得到其估计值,最终得到1912—1945年完整的时间序列,并利用Eviews7.2对所选取的数据进行处理。

(二)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首先,我们考虑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是否存在着相关关系。运用计量软件Eviews7.2,对社会教育组织(SJZZ)、学校教育(XXZZ)、高等学校(GDXX)、中等学校(ZDXX)及小学校(XXX)的时间序列进行相关性检验,得到它们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具体到各层面,社会教育与中等学校及小学校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小学校与中等学校、高等学校三者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其中,高等学校与中等学校的相关性高于高等学校与小学校相关性,但小于中等学校与小学校的相关性。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教育与小学校的相关系数一样,这主要是因为小学校的数量在学校教育中占了非常大的比例,小学校数量几乎等于学校教育总量。虽然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但它们之间具体相关关系的得出,需要对它们建立合适的回归方程。具体步骤为:第一,检验原时间序列的平稳性。采用ADF(AugmentedDickey-Fuller)方法对小学校、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及社会教育组织,4个变量的原时间序列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在1%、5%、10%三个显著水平下全部包含单位根(见表2),表明原时间序列均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第二,检验一阶差分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对4个变量的原时间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并进行ADF检验,结果显示在1%、5%、10%三个显著水平下都是平稳的序列(见表2),即4个变量都是I(1)过程(即一阶单整),可进一步对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

(三)模型的建立及协整关系检验首先,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并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来确定VAR模型的最佳滞后期,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在LR、FPE、AIC、SC、HQ等5个评价最佳滞后期的指标中,有4个显示最佳滞后期数为3,据此建立VAR(3)模型并对序列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首先计算回归方程的迹值,然后与不存在协整关系、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和存在两个协整关系等假设前提下的迹值比较,如果回归方程的迹值大于假设条件下的临界值时,那么就拒绝其前提假设;反之,则接受其前提假设。Johansen协整关系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可知,在显著性水平5%下只拒绝了4个变量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假设,也就是说在5%的水平下有且只有一个协整关系,对于最大特征值的统计量检验也得出相同结论。进行回归分析后结果得到表5所示结果,据此可以写出社会教育与其他变量的协整方程。这个方程是长期均衡方程,u^t是误差修正项。从所估计的方程中可以看出,中等学校和小学校对社会教育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由于中小学的数量庞大,分布较广所致。由上文可知,学校主要为社会教育提供师资和场地,因此其规模越大,能够为社会教育提供的资源就越多,就越能促进社会教育发展。在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不变的情况下,小学校增加1%,则社会教育组织约增加78.5%。在高等学习和小学校不变的情况下,中等学校增加1%,则社会教育组织约增加267%。高等教育则对社会教育有很强的抑制作用。这可能是高等学校的建立需要太多的资源从而挤占了社会教育的资源所致。在中等学校和小学不变的情况下,高等学校增加1%,社会教育将减少22823.35%。不过由于小学数量大大超过中学的数量,所以虽然其增加比率较小,但从总量来看,其对社会教育产生的作用比中学产生的作用要大。而高等教育由于总体规模不大,其对社会教育的总体影响也不大。

(四)Granger因果检验根据Johansen协整检验可知,社会教育组织、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校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并没有得出4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因此需要进一步对变量社会教育组织、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校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选择由VAR(3)模型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得到表6结果。根据检验结果,在5%的显著水平上,小学校是中等学校变化的原因,中等学校也是小学校变化的原因。小学校是社会教育变化的原因,但社会教育不是小学校变化的原因。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学校教育对社会教育具有较大的影响,其中又以小学校对社会教育的影响较大,是社会教育的Granger原因。社会教育对学校教育具有较弱的影响,不是学校教育的Granger原因。这与上述相关系数的检验结果相呼应,也符合两者关系动态变化的事实,即虽然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具有互补性依赖,但是双方依赖的强度是不一样的,社会教育显然更加依赖于学校教育。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对资源决定权控制的集中和资源对组织的重要性共同决定了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程度[4]。社会教育向提供学校教育提供的某些资源并不是关键或必须的,如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等等。而有些资源对学校教育来说可以从很多渠道获得,如研究材料的来源和验证的场地、就业和实习机会等等。社会教育仅是社会活动中的极小部分,对学校教育的发展不能起决定性的影响作用。而学校教育则是社会教育存在的基础,学校教育提供的理论来源、师资、场地和设备等等,都是社会教育所必须拥有的。其中最重要的师资,绝大部分都是由学校培养或直接提供。因此,社会教育对学校教育的依赖程度,要远高于学校教育对社会教育的依赖程度。也就说学校教育对社会教育的影响要远大于社会教育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其中又以小学校对社会教育的影响最大,这是由两者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社会教育的一大任务是要对失学成人开展补习教育。而这些失学成人之所以失学,主要原因便是小学教育不发达,义务教育没有得到切实的实行。从这个角度看,两者应该是一种竞争关系,即小学校的发展会抑制社会教育的发展,但是上述协整方程的结果告诉我们小学对社会教育具有促进作用。而且小学校与社会教育历年的发展过程告诉我们,两者之间也不是一直呈现反向变动的趋势。如图1所示小学校与社会教育的相对规模变化呈现4个比较明显的阶段:1912—1928年,1928—1936年,1936—1940年,1940—1949年。在4个阶段中,只有第一阶段和第四阶段符合小学校对社会教育具有抑制作用的竞争性特征,即呈现负相关。但在第二和第三阶段,小学校表现出对社会教育具有促进作用的特征,即呈现正相关。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动态关系变化可知[3],在弱共生阶段,即在1912—1928年和1940—1949年两个时期,小学校对社会教育表现出抑制性,而在强共生阶段,即1928—1936年和1936—1940年两个时期,小学校对社会教育表现出促进作用。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社会教育对学校教育特别是小学校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小学校是社会教育的Granger原因,而社会教育不是小学校的Granger原因,双方的竞争性与共生性关系的变化趋势,解释了两者的相对规模变化趋势。

二、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