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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传播学论文范文

乡村传播学论文

乡村传播学论文范文第1篇

大众传媒与西南边疆地区发展的研究

西南边疆地区的发展,离不开大众传媒的推动作用。近年来,这一方面的研究侧重考察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的实际情况,关注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播媒介在产业化、集团化进程中的新进展。研究方法除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外,调查统计、内容分析、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成为民族新闻学重要的研究方法,并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报业的发展方式,阴卫芝在《关于少数民族自治地区报业发展的思考》中提出:“一、以强做大,尽量提高地区报纸在本地的影响;二、用渐进渗透的方式,逐渐走出地域传播的局限;三、利用互联网集聚人气,为成立报团做准备;四、开发新型的报道模式。”

②而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媒介经济的发展,周建民以新疆地区的媒介为例,指出“影响新疆媒介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地理条件造成人口居住分散,使得传播成本加大,信息严重滞后;本来就绝对数量较少的受众,由于行政、民族等原因被分割成几块;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古老的人际传播以及受教育程度对媒介市场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经济欠发达是影响媒介经济发展的基础因素;媒介自身的因素也影响其发展。”他同时提出对策及出路。③郭建斌的博士论文《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则首次用“民族志”研究方法,进行了一次有关传播社会学研究的尝试。作者选择位于中国云南省西北部的独龙族主要聚居地——独龙江作为研究个案,通过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结合相关研究资料,对“中国社会转型期大众传播媒介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样一个问题进行了回答。他指出:“在独龙江这样的少数民族社区,电视机还是一种稀有品,其拥有和使用受到极大限制,拥有和使用电视成了一种十分突出的‘象征资本’意义。这种由电视带来的‘象征资本’在发挥作用的同时,或是与原有的权利系统实现有效地‘嫁接’,或是促使乡村社会的权利发生转移。这种变化发生在政府的基层组织身上,使传统的农村基层组织获得了一种新的权利,几乎已经瘫痪了多年的农村基层组织有了电视后似乎重新在村民心目中获得了地位;发生在家庭内部,一是使权利从老年人转到青年人,二是男性在这其中拥有较大权利。”

④相关的研究论文还有:周德仓《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背景下的藏汉双语传播》(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单晓红《报纸传播中的云南少数民族形象》(载《大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刘红《大众传媒在构建新疆和谐社会中的作用》(载《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6期)、阿斯买•尼亚孜、金玉萍《新疆民文党报传播效果调查分析》(载《当代传播》2004年第1期)等。

民族新闻理论、信息传播、媒介

素养等与西南少数民族发展的研究关于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和谐稳定关系的研究,学界还从民族新闻的特殊规律、民族新闻的发展趋向、网络对民族文化关系的影响、媒介素养等方向进行了广泛而较为深入的探讨。

徐利提出,民族新闻的受众绝对数量不大,但意义重大。他认为,民族新闻的特殊规律包括:“民族新闻要受到民族政策和新闻政策的双重影响;民族新闻应具有民族特色;民族新闻的内容包罗万象,不是像某类新闻,如政治新闻、娱乐新闻等涉及某一领域,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都有民族新闻的题材。少数民族受众关系到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边防的稳固,不仅要大力发展,更应采取慎重认真的态度。”⑤陈峻俊指出,民族新闻的发展趋向包括:“一、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统一起来;二、更加注重发展和稳定的报道;三、强调民族特色与跨文化传播的针对性;四、强调民族新闻要向经济领域倾斜。”

⑥《传播与民族发展——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张宇丹主编,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作为1992年云南大学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合作的课题,有针对性的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的要素进行探讨,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信息传播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通过调查发现,少数民族地区的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信息化程度较低,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信息化程度也有悬殊。因此,该研究提出了“媒介教育”的构想,并详细加以论证,主张充分利用传媒手段达到提高人口素质的目的,最终完成社会发展目标。《现代信息传播与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肖迎,《社会主义论坛》,2005年第8期)则以云南省福贡县赤恒底村为研究个案,详细探讨了在信息社会的大背景下,如何开发和保护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传播手段来记录和保存民族传统文化,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实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可持续发展。

《网络传播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建构》(庄晓东,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将网络媒介及其激发的社会文化变迁置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建构的理论背景下考量,从三个不同的向度——作为媒介使用者的少数民族族群成员及相关社会文化变迁,虚拟世界的真实文化话语建构,民族地区政治博弈、经济发展和现代性变化的过程中网络传播的现代性效能——展开了较为细致和全面的分析。同时,这项研究也期望通过多元化教育途径,努力建构云南少数民族的现代网络媒介素养。

周竟红在《网络信息与民族关系》一文中提出,“网络信息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了解和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但是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远离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人口较少,于是在文化交流中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结构,即汉族文化以其特有的强势形成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少数民族文化的地域特点限制了其在传统媒体条件下的外部传播。网络民族信息对现实的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调整来说利弊互现,不同民族间信息的交流与传播是民族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信息的闭塞或非完整性信息交流会直接引发民族关系的失调,也会限制民族的进步与发展。”

⑦徐晓华利用近一年的调查统计,通过调查的数据,推翻了目前学界对于农村传播的一些主观臆判。其中,最主要的发现是:大量的民族地区农民家庭入不敷出,经济情况总体较差;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族地区农村的电视、电话的拥有率很高,农民人均看电视的时间高于全国平均数约1小时。虽然看电视的时间长,但是七成以上的农民在种植业、养殖业活动中从没有借助过媒介。这说明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大众媒介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对该地区的经济起到“提振”作用。在《媒介素养与少数民族发展》(徐晓华,四川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中,徐晓华从媒介素养角度探讨传播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提出了少数民族媒介素养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政府、媒体、少数民族。在这三方之中,政府负有主导、协调媒介素养教育的任务;大众媒介在考虑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应有社会责任感;而少数民族农民则应主动增强利用大众媒介的意识与能力。最后,他提出以建立和完善统一的“民族地区农村信息服务体系”为依托,初步构建我国少数民族媒介素养的教育体系。

相关的论文还有:李成连《民族新闻理论构架的形成与发展》(载《中国记者》1999年第10期)、白凯文《中国民族新闻教育的兴起与发展》(载《民族教育研究》1999年第2期)、沈广彩《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媒介素养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载《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7期)、黄新宇《少数民族地区亲子关系中的媒介接触差异研究——基于广西两所师范类高校中的大学生与其父辈的调查》(载《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林晓华《少数民族媒介素养教育体系的构建》(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2期)、喻健《地方民族高校新闻专业课程设置特点分析》(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等。

综上所述,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关系研究目前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并显现出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潜力。概括地讲,这些著作主要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来考察信息传播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影响,成为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为今后更深入的研究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立足于滇桂两省区边疆地区,从横(与发达地区的对比)纵(历史沿革)两个方面,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系统考察边疆地区信息传播的生态环境、信息传播的内容、及信息传播对内对外(国外)效果和影响等问题的著作还没有出现。为此,学界可从这方面着手,通过调查和研究,以期对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参与和谐社会构建提供借鉴与启示。

今后研究方向的探讨

1.拓宽视野,调整角度

近代中国饱受侵略,因而传统边疆史研究主体往往以受害者视角而发言,如反侵略研究。但随着中国的崛起,在进行传统边疆史研究的同时,不再就中国而谈中国,以全球化的视野,以信息传播角度切入边疆和谐稳定研究,期待通过边境地区信息传播,提升中国的“软力量”,塑造中国不是该地区的挑战者而是建设者这一新形象,本命题期望这是一个突破。

从“信息传播与边疆地区和谐稳定”角度来审视边疆地区稳定与发展,是把传播学的理论资源用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一个大胆尝试。一方面着眼于学界所言的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民族化”,另一方面为目前实证研究相对缺乏的中国传播学提供一些数据,更重要的是要为民族地区信息传播效率的提高,以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利用信息传播进行跨越式的发展提供一条可能的途径。

除了以上我们所提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角度之外,加强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方式与社会和谐稳定建设涉及的新闻学、民族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等多学科领域,因此,我们只有运用多学科的方法进行立体的多维透视,才能得出准确科学的结论。今后对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和谐稳定关系研究,学者们还得在研究方法上推陈出新,除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外,调查统计、内容分析、民族志等大量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都可以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方法。

2.深度研究,重点挖掘

边疆史传统命题以边疆管理、边患、边界问题等为常,而方向上又以西藏、蒙疆为重。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有其独特的地缘优势及特点,梳理历史上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的状况、特点,考察传媒的力量打破该地区封闭、狭隘、守成的历史发展过程,对这个过程的研究将有可能更全面、准确、完整理解边疆地区社会文明发展横向向度复杂和多元的历史互动,深化对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全球化、国际化、现代化的理论思考。此为该命题另一突破。

乡村传播学论文范文第2篇

近年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数量快速增长、跨学科应用特点显著,但少有实际应用之实;理论硕果颇丰但多移植国外成果;研究方法多以定性研究为主,少有本土化创新。未来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应继续拓宽学科视野、适时创新研究方法,并在确保理论来源多元化的同时,着手构建中国本土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从而摆脱传统的文化中心路径,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繁荣。

关键词:

跨文化传播;跨学科应用;理论多元;本土化创新

由于传统的全球化自欧洲开辟,经美国发扬光大,形成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和以西学东渐为主的文化传播秩序,但随着欧美主流价值观在全球日渐水土不服,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努力从东方文化中汲取营养,东学西渐开始呈现新态势。“球土化”的大趋势迫切需要运用全球化思维和本土化行动达到一种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再平衡。而在此过程中,如何以一种非对抗、非妥协的平等姿态来面对不同文化及其传播,跨文化传播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发展迅速,其中有价值之作不少,很值得总结、梳理和研究,以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跨文化传播在国内外的发展

“跨文化传播”一词始于霍尔的《无声的语言》(TheSilentLanguage)。20世纪70年代,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广泛展开,并伴有大批理论、著作陆续问世,有代表性的如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和斯卓特贝克(KluckholnandStrodtbeck)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荷兰心理学家、管理学家霍夫斯泰德(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和美国人类学家、跨文化研究学者霍尔(Hall)的高低语境理论,以及美国传播学者萨默瓦与波特(SamovarandPorter)合编的《跨文化导读》(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AReader)和孔登与尤谢夫(CondonandYourself)的《跨文化传播概论》(Introductionto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等。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国外如火如荼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开始引入国内,从而充分表现出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向更深层次的文化领域的扩展和延伸。直到20世纪90年代,国内尚无关于跨文化传播学的专门学术刊物,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成果主要散见于传播学和外语类学术刊物。近年来,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发展迅速,尤其在2005到2010年间,国内各出版社相继推出了新闻学与传播学译丛系列,如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翻译版”,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媒介与社会译书”系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欧洲新闻传播学名著译丛”等。此外,国内学者关世杰、贾玉新、胡文仲、单波、吴予敏、孙英春等也相继有各自领域的专著出版。需要特别提到的是,跨文化传播研究自其诞生以来,就受到语言学、传播学、文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关注,各学科均以自身视角分析和阐释跨文化传播概念,但至今未对跨文化传播给予统一的普遍认可的定义。国内学者孙英春将跨文化传播概括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际交往与互动行为;其二,信息的编码、译码由来自不同语境的个体或群体进行的传播;其三,由于参与传播双方的符号系统差异而成为的一种符号交换过程[1]2。作者认为,萨摩瓦对于跨文化传播的定义较为简明地概括了以上三个方面:跨文化传播包括那些来自文化概念和符号系统完全不同的人们之间的互动,这种不同足以导致整个沟通活动发生改变[2]。基于以上萨摩瓦的跨文化传播定义以及国内学者徐明华对国内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本文将跨文化传播在我国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1990—1995年,以引入西方跨文化传播学为主的借鉴和初创期;(2)1996—1999年,西方跨文化传播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提升和拓展期;(3)2000—2011年,以横向拓展和学科交叉为主的深化期[3];(4)2011—2015年,学科交叉和应用性研究的继续深化期以及理论研究的瓶颈期。本文对近五年跨文化传播研究在我国的发展及有关问题,作初步的梳理与反思。

二、近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特点与存在问题

(一)近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特点

1.研究数量快速增长,学科间拓展进一步深化从知网输入关键词“跨文化传播”,可得近十年的相关研究论文数量的变化:2005年77篇,2006年140篇,2007年164篇,2008年219篇,2009年255篇,2010年269篇,2011年328篇,2012年348篇,2013年426篇,2014年449篇,2015年421篇。根据图1和图2,在近十年跨文化传播研究数量的变化中,近五年的研究数量迅猛增长。尤其2012到2013年正值各学科横向交叉和深入拓展时期,呈现出迅速增长的态势直到2014年达到最高点。以上变化主要源于近五年跨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呈现出进一步的跨学科性质,各领域纷纷以跨文化传播为视角,探究解决本学科的实际问题。跨文化传播研究起初的发展就离不开文化人类学、语言学(外语类)、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支撑。随着国内各学科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跨学科研究也进一步深化,其学科交叉拓展到语言学(汉语类)、文学、教育学、经济学、民族宗教学等。跨文化传播研究于这些学科是一种新的视角,是应对学科发展和把握时代脉搏的新武器。如在语言学领域,由于全球化的脚步无时无刻都在加速,文化的东学西渐也开始呈现新态势,汉语作为东方文化跨文化传播的首要窗口,以孔子学院作为语言推广机构与新媒体传播的交叉研究越来越多。程晔(2015)指出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语言推广机构应借鉴网络传播中社交媒体的传播理念,形成全球规模的跨文化传播网络,实现从“内容提供”到“网络枢纽”的定位转变[4]。在文学领域,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的文学已不再是以作者为中心的语言生产过程,而是一个经典化和解经典化的过程。国内学者张雯(2014)指出,一部作品在进入读者视野之前就早已经跨入了经典化的范畴,即出版、翻译、学术评论,选入教科书等权威工具书,再加上读者的参与和二次解读。跨文化传播视域中的文学经典形成过程不是作者依赖作品自身而进行单调传播的个体性行为,而是以自身为中心,以网状轨迹相互影响、相互辉映的过程[5]。与此同时,跨文化传播也开始在经济学领域崭露头角。胥琳佳(2014)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文化折扣的内涵,并在文化折扣的基础上提出文化增值的概念,探索跨文化传播中的价值流变问题。他指出:当文化产品在异域获得的传播效果和价值不小于其在本土获得的传播效果和价值时,就是文化增值,而自身所处社会文化的需求,国际话语体系的制定以及对国外市场的吸引都可引起文化增值[6]。而在教育领域,刘婷(2015)基于MOOC新型在线课程教育模式,从教育学和传播学视角对新媒体教学在跨文化传播方式上的创新进行分析与思考,并提出跨文化传播理念上的创新:“接触区”,即文化交往中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在接触区中越来越呈现出相互交织、相互认同的协商图式[7]。由此可见,近五年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不仅数量猛增,而且跨学科趋势也在进一步增强。

2.以应用性研究为主,注重解决实际问题跨文化传播研究在进一步深化拓展各学科联系与发展的同时,也十分注重相关的应用性研究。近年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涉及的应用领域主要包括影视传播、语言文化、文学翻译、品牌广告、网络与新媒体、文化产品、民族特色文化、传播伦理等广泛领域。已有成果注重各领域内实际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对探讨跨文化传播策略和传播能力的探讨。如图3所示,仅从研究数量的变化看,近年来的跨文化传播应用性研究多集中在网络新媒体、电影、文学和翻译领域。翻译领域的相关研究增速较快,网络新媒体、电影和文学增速较缓,三者看似不约而同地在2012年进入发展平稳期:网络新媒体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只是处于平稳起步状态,而电影、文学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却已进入高峰后的停滞期和瓶颈期。对应用研究的内容而言,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不仅只限于理论上的思辨和推理,还更加注重实用价值和实践意义。该类研究多以文化为视角,分析中国电影现状,参照好莱坞电影标准,借鉴优秀华语电影成功经验,从国家宏观的文化政策、高科技的电影制作与影像表达、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叙事方式、具有普世价值的特色传播内容、分级电影和分众市场等来探究华语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策略。文学领域和翻译领域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经常相互穿插,多集中在语言层面,即探究国内外经典文学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翻译策略的运用,或是宏观角度探讨文学经典在包括翻译在内的整个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存在问题与解决办法,如上文提到的张雯(2014),首次将文学经典的跨文化传播看作一个各方面和谐统一又动态选择的过程。她指出文学经典是各种权力聚集、争夺的力场,考察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与解经典化过程,以及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对文学经典的接受方式与阅读态度。这也是该领域跨文化传播应用研究的典范。

3.相关理论研究成果颇丰,引发学界新思考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科拓展与应用离不开对其自身理论的探究和进一步解读。近年有关跨文化传播自身理论的研究成果颇丰,集中在早期的荷兰心理学家、管理学家霍夫斯泰德(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美国人类学家、跨文化研究学者霍尔(Hall)的高低语境理论和编码解码理论,俄国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的外位性理论,美国社会学家帕克(Park)的边缘人理论,美国学者多德(Dodd)和卡西米尔(F.L.Casmir)的第三方文化构建理论,加拿大跨文化心理学家贝利(Berry)的文化适应理论及其双维度跨文化适应策略模型和美国华裔学者汀图美(Ting-Toomey)面子协商理论。国内学者简圣宇(2012)论述了巴赫金的外位性理论对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思考。该理论从哲学角度强调文化传播的“外位性”,即强调不同主体之间异质共存的重要性。由于各种文化主体的独特性和唯一性,世界文化作为诸文化主体的共同存在,是处于平等对话中的多中心集合体,而外位性则用于在集合体中以客观视角的自我返视[8]。单波(2014)基于帕克的边缘人理论,指出边缘人经验具有双向价值:一方面,他们自身受到不同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过程,恰恰反映着文明的进程及其之于人的意义;另一方面,他们在与新的社会产生互动关系与文化融合过程中,又缓慢但有效地改变着旧的社会秩序与文化模式,实现新文化的平稳交流或更替。他还强调边缘人经验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重要性,但其不恰当运用可能导致过度边缘化而忽略跨文化传播中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因此应避免文化中心与边缘研究的二元对立[9]。杨红燕(2014)对卡西米尔(F.L.Casmir)的“第三文化”构建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因该理论是在肯定文化差异和相对性前提下的一种理想模式,缺乏补充描述性和实证性的方法予以证明,因此她在肯定该理论的同时,也对其实际构建的可能性提出质疑[10]。而学者毛艳枫(2014)则将第三方文化构建理论实际应用于探究江苏镇江城市形象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即构建赛珍珠文化的第三方文化空间,努力寻找两种文化的共同点,建立共通的语义空间,为来自不同文化的传播主体和客体之间构建双方文化协商和交流的缓冲地带[11]。事实上,单波也在其边缘人经验的研究中提到一项夏威夷混血居民的研究,研究发现边缘人群已经逐渐产生了一种既与当地主流群体融合又保持距离的新文化模式,但其内在又存在差异。因此,以上两项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第三文化在某些领域能够建构的可能。另外,万婧(2014)分析了汀图美的面子协商理论在外事活动上的应用。她指出在自我的面子和他人的面子之外,还有一种双方共有的面子,要根据双方不同文化特点寻找有效的面子协商策略和平衡方式,努力消减文化间的传播障碍,促进中西方跨文化传播[12]。该文中提到的面子协商策略和平衡方式与上文提到的第三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处。基于以上的梳理总结,关于跨文化传播理论自身的研究可简单归结为:由于文化价值维度和高低语境上的差异,必然存在跨文化编码解过程的文化折扣、文化误读甚至文化增值的现象。若要减轻该种跨文化传播困境,应基于跨文化双维度适应理论,以平等对话的外位性视角,努力构建第三方文化,积极寻求“面子—协商”模式,有效实现跨文化传播。此类研究从根源上均反映了跨文化传播的“辩证路径”和“过程路径”,即不仅要承认文化的差异,还要在思考和行动的过程中融合不同文化的元素,同时将传统的文化中心路径转移到以交流过程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对跨文化传播本质、跨文化传播伦理观以及文化与传播的关系等问题予以重新思考。

4.特色文化与具体个案研究异军突起在影视广告和文学语言领域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发展缓慢的同时,特色文化与具体个案的研究则异军突起。如民族舞蹈、武术武技、民间艺术、太极拳、乒乓球、乡村旅游等中国特色文化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比如,在探究民族传统体育跨文化传播发展的具体路径方面,马波(2015)指出文化差异不可消除,需尊重其“实然”存在以支撑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跨文化传播的基本态度;文化误读可以避免,构建多元文化交往平台是实现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跨文化传播的必由之路;文化自戕必须重视,文化价值书写是实现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跨文化传播的当务之急;文化整合势在必行,按照受众品位进行文化整合是实现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跨文化传播的战略选择[13]。在该研究中,马波从文化视角分析了文化差异、文化误读、文化自戕、文化整合的内在关系及其与当前民族传统体育的跨文化传播现状的关系,其宏观战略适用于各类文化视角下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还有诸如任锋(2014)的太极拳跨文化传播研究,王安妮(2014)的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研究,何清新(2013)的广西跨境民间艺术跨文化传播研究等丰富了我国特色文化与具体个案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5.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备受关注在我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的同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形象的误读却屡见不鲜,因此关于如何塑造良好国家形象、提高国家软实力,成为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国家形象问题在传播学视域下可追溯至李普曼(WalterLipmann)提出的“拟态环境”与“刻板印象”,如何在西方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中提高国家形象,减轻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是有关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研究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在近年的相关研究中,黄静(2015)基于马莱茨克模式,即大众传播的场模式,从传播者、传播讯息、传播媒介以及接受者四个维度,较为全面地提出了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其内容包括明晰编码目标,准确定位国家形象;坚持与时俱进,树立新的编码理念;调整编码讯息,提高内容针对性;注重编码主体多元和媒介多元;跟进译码反馈,完善形象危机预警机制与快速反应机制[14]。以上具体传播策略的提出进一步完善了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的相关研究成果。6.网络新媒体和传播伦理问题将成新宠从图3可看出,网络新媒体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在近年来的发展并未显著增加,但作者认为,该类研究只是处于平稳起步状态,未来将与该领域内的伦理问题成为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新宠。跨文化传播中网络新媒体的运用有助于丰富传播内容、渠道和形式,扩大传播范围,提高传播的交互性和开放性。但国内学者孙宜君(2013)指出,在新媒体语境下确实存在着如信息传播失衡、文化霸权、种族主义偏见、文化认同危机等诸多传播伦理困境与失范现象[15]。同样,孙英春(2013)也指出,网络新媒体在保障不同民众平等获取信息的同时,应注意传播过程中引起的数字鸿沟和数字文化鸿沟问题。为此,她提出了跨文化传播伦理建构的基本原则,即公正平等、自由自律、尊重互敬、宽容共存四条原则[16]。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网络新媒体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将在争议中受到更多的关注。

(二)跨文化传播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1.应用性研究大都着眼宏观,未真正做到“跨学科应用”从“跨学科应用”特点来看,近年跨文化传播研究在注重跨学科应用研究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导致了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自2014年囿于瓶颈而无法继续深入发展。首先,由于跨学科应用尚处于探索阶段,所以相当一部分研究的“跨学科”特点只是将跨文化传播学科作为一种视角切入到其他学科和领域,缺乏相关理论支撑,多有跨学科应用之名,少有跨学科应用之实。其次,应用性研究多偏重宏观方向性问题的解决,实际应用效果不佳。其中民族体育、民族舞蹈、民间艺术、太极拳、武术武技等民族特色文化和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等影视领域的跨文化传播应用探究尤为明显。

2.相关理论的研究多移植国外成果,较为集中,无新突破从理论成果方面来看,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内容颇为广范,但理论观点却少有创新,主要源于相关理论大都移植西方(美国居多)已有学术成果,且较为集中,无新突破,多集中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霍尔的高低语境理论和编码解码理论,贝利的跨文化适应理论,巴赫金外位性理论,汀图美的面子协商理论,多德和卡西米尔第三方文化构建理论。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理论中有些成果已不再适用当前的跨文化传播发展现状。如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维度理论和霍尔的高低语境理论,运用传统的主位客位研究方法,基于各个国家的数据来源,比较划分文化间不同背景不同维度的异同程度,其科学态度和实证精神值得肯定。然而,文化本身是动态发展的,尤其伴随近年来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球土化”背景下的文化间的交流和互动继续深化,霍夫斯泰德和霍尔基于当时文化静止状态下得出的理论未必符合当前的跨文化发展现状,自不必说基于相关理论研究的科学性了。总之,就目前所及的国内跨文化传播理论成果来看,多为对国外理论的大量移植和全方位照搬,还不能出现符合国内文化发展现状的理论创新与突破。

3.以思辨式定性研究为主,缺乏量化分析,少有本土化创新从研究方法角度来看,近年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大都以思辨式定性研究为主,缺乏实地考察和控制实验法的运用,缺少对传播效果和跨文化传播中影响要素的量化分析,偶见国外前沿研究方法和国内本土创新性研究方法的运用,但整体来看,要真正实现研究方法上的本土化创新依然任重道远。国内学者冯广圣(2014)尝试运用了民族志研究方法,通过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在乡村旅游的跨文化的建构与生产中对广西东南部L村村民的社区认同进行调查研究,指出村民的社区认同呈现中心化与边缘化并存的悖论[17]。姚曦(2014)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探究并发现国际品牌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跨文化传播意识、文化冲突的强度、文化融合的主动性、消费者认知、不可控因素和文化选择的前瞻性等6个主范畴及其影响方式和作用路径。扎根理论整体来看是一种较为科学的定性研究方法,在研究设计和资料收集方式上采用定性的分析手段,但在资料分析的过程中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通过重复的随机资料的对比和编码,寻找各个概念范畴的内在联系,从而构建基于实践的理论[18]。研究方法的选用对于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应用性和普遍适用性至关重要。两人的研究某种意义上可视为近年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方法本土化创新的初步尝试,但依然处于探索阶段。因此,若要突破现有研究的理论桎梏和方法单一,还应结合国内研究现状和条件,以定量分析来确保定性资料的科学性,以定性方法来提供定量分析的具体内容,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创新。

三、对未来跨文化传播发展的展望

近年来,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在西方理论引进和学科交叉创新与实践应用探究等方面进行了多层次、多视角的思考,较之以往有了很大提升。尤其是在结合各学科的前沿发展和西方理论成果之下,探究国内各学科领域的跨文化传播途径、提高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应用性研究,丰富了我国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成果。但需要指出的是,此类研究引进西方理论尚且不足,基于国内实际的理论构建实属不够,应用性研究缺乏科学创新的研究方法,大都着眼宏观策略的探究,缺少微观的实证研究,这也是近年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虽在发展但后劲不足的原因。有鉴于此,未来我国的跨文化传播发展应朝着以下几个方面发展:首先,跨文化传播学科需在当今“万物皆媒”的传播学视角下,基于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现状和其他学科前沿,建构自身的跨文化传播学科体系。虽然美国的传播学发展位于世界先列,国内传播界很有必要关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相关理论成果。如果仅囿于美国学者的第三方文化构建、面子协商、跨文化适应等理论,可能导致我国跨文化传播相关理论及其应用研究的零散化和有关缺失。未来的跨文化传播研究需确保其理论来源的多元化的同时,要把着眼点放在构建属于中国土生土长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上。其次,跨文化传播本身就是一项跨学科研究,未来的跨文化传播研究需继续拓宽研究的学术视野,继续推进学科间的横向拓展与纵向延伸。结合传播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前沿成就,特别关注理论间的衔接性和通约性,使跨文化传播不只成为一种现象、一个视角,而能够为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求得新的突破口,并真正凸显学科交叉的应用价值。然后,跨文化传播研究在网络新媒体传播备受宠爱的时代背景下,在传播形式上,不仅应注重国家组织层面的大众传播,而且也还应充分发挥人际传播的优势以增强传播效果。在传播内容上,不仅应积极选择能够传达中国特色的文化形态或具体实物以吸引国外受众,也要更多关注新媒体时代下跨文化传播伦理研究等问题。再次,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科学性、客观性取决于研究方法的科学选用和适时创新。在确保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大分析方法有机结合并借鉴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方法的同时,也要不断实现研究方法的适时创新,实现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成功移植。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文化本身是抽象的、动态发展的,而跨文化传播研究又多以文化为视角,相关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较难衡量。因此,本领域的研究方法就显得更为重要,今后能否取得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我国跨文化传播乃至全球跨文化传播及其研究是否得以推进。最后,近年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已有成果对文化与传播的关系的探讨,较为集中地反映了跨文化传播新路径,即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建构了以平等交流与共享互动的“过程路径”和“辩证路径”,摆脱传统的文化中心路径。两条路径是对跨文化传播本质的重新定位,必将会在宏观方向上成为指导本学科未来相关研究的主要理论支撑。未来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也大都将以文化为视角,以文化间的彼此理解和共存共荣为目的,弱化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色彩,使跨文化传播真正体现其全人类共同发展繁荣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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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传播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是最典型的解释性研究方法,得益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推动。传播的民族志(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是从文化人类学及社会语言学中演化而来的传播学的一门新分支,在此,阐释者试图理解的是某一文化或群体成员所采用的传播方式。总体说来,民族志研究方法虽然已经受到包括新闻传播学界的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民族志研究方法未来有何转变,目前还没有一下定论,不过一部“好”的民族志应该有如下特点:首先,它应该通过描写田野工作环境,解说日常生活的意义,关注微观过程来暗示人类学者“曾身历其境”;其次,它应该通过对异乡他族的文化和语言进行跨越界限的翻译,显示民族志作者的语言功底,并表现他对土著文化的意义和主体性的掌握;第三,它应该赋予文化以整体观的意义。[关键词]民族志文化人类学传播民族志研究方法Abstract:ethnographyisthemosttypicalexplanativeresearchmethod,anditwasbenefitedbythepromotionfromcultureanthropologyresearch.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isanewbranchofcommunicationevolvedfromcultureanthropologyandsociallinguisticstudy.Theauthortriedtounderstandthecommunicationmethodadaptedbyacertaincultureofgroupmembers.Generallyspeaking,althoughethnographyresearchmethodhasbeenfocusedbyscholarsfrom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study,itstilldidnothaveanychanges.Althoughthereisnotacleardefinition,butaniceethnographyshouldcontainfollowingcharacteristics:first,itshoulddescribethefieldworkingenvironment,explainthemeaningofdailylife,focusonmicroprocesstohintanthropologyresearcherthattheyhavebeentherebythemselves.Second,itshouldshowthelinguisticabilityofethnographywritersbytranslatingthelanguageandcultureofanothernationandexpressedhismeaningtonativecultureandhiscontrollingtothemainbody.Third,itshouldendowcultureameaningofintegration.Keywords:Ethnography,CultureAnthropology,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ResearchMethod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1]大概是最典型的解释性研究方法。其中ethno意指“一个民族”、“一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2];而graphy是绘图、画像的意思,所以,Ethnography的意涵便是“人类画像”,并且是一种同一族群当中人们“方向或生活”画像。也就是说,民族志研究是在描述一个种族或一个团体中的人的生活方式,并解析其与文化中的人、事、时、地、物各因素之交互影响过程。研究者必须“长时间参与”或以“一对一的访谈”方式搜集数据。重视他们原本的真面目,叙述他们如何行动、如何交互作用、如何建构意义、如何加以诠释等问题。其目的在发现他们的信念、价值、观点和动机等,而且要从团体中的成员观点,来了解这些信念和价值如何发展和改变。Wolcott分析民族志而发现民族志中心要素有如下几方面的内容:1.作者使用描述并具有高层次的细节;2.作者非正式的叙说故事,宛如一个说书者;3.作者探究角色的文化事件及团体中的行为;4.作者描述每一个人日常生活;5.全面的格式是描述的、分析的和解释的;6.文章包含问题。[3]要提醒的是,民族志研究重视结构的动态过程之整体分析,而非游离的个别事实,是一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间的互动性研究,研究者需要实地参与、观察、纪录、描述,这有助于了解社会过程的内容及形式,也与化约式的实证主义研究切入点不同。所以有学者认为,综合而言,民族志研究是一项产品,也是一个过程[4]。就产品而言,它是研究的产物,典型的以一本书长度呈现;就过程而言,它是在团体中长期的观察,经研究者日复一日地观察人们的生活或与团体成员进行一对一的访谈,研究行为的意图和文化共享团体的互动关系。文化人类学催动的民族志研究谈到民族志时,我们必须谈文化人类学家们。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民族志研究方法才这样广受关注。在20世纪初,里弗斯(Rivers)对民族志的初步论述已经有了一定的思考,他说:“强化的研究工作,必须对研究的规模有所限定,还必须使研究深化。其最典型的做法是让(人类学者)在某个社区或四至五百人的社群中生活一年以上,同时研究他们的生活和文化所有方面。在此社区或社群中,研究者能够对当地的所有人有所认识,能够研究当地生活习俗具体的体察,能够用当地话来进行调查,而超越一般的印象。”[5]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BronislawKasparMalinovski,1884-1942)对民族志研究方法更具有示范性的作用。他在西太平洋中的一群平坦的珊瑚岛——“特洛布里安德”(Trobriand)进行了为期两年(1915-6,1917-8)的田野调查。马氏常问一些十分无聊的问题,比如“你们在栽种的时候是把种子的芽端向上还是向下掩埋?”或者,“你们放棺材时是把它竖放还是倒放?”马氏显然不只令当地人不安,而且还令住在当地的其它白种人(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不安。为什么他问这么多细节?更“无聊”的是,马先生还满热衷于观察人们的言谈举止,而且常参与特洛布里安德人的生产和社会实践、观看当地的仪式,他常和当地人去打鱼、下田、参加巫术的表演。有时马先生还当场把看到的事件画成图表,展示它们的组织。[6]不过,也许此时,马氏对他的调查研究方法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如他写道:“我看土著的生活离我自己的生活很远,对我来说没什么意思,他们的生活好像狗的生活一样无聊。不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得出一个结论,我想我在做的事是令人荣耀的……我对他们的生活和语言很了解,如果我能把这些东西‘记载’下来的话,就会拥有很有价值的材料。我必须用心实现我的雄心,必须把语言和记录的材料搜集、整理出来,找寻研究当地妇女生活、社会表象等等方面的方法……”[7]他在1922年出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oftheWesternPacific)一书中,马氏归纳了民族志方法的三条原则,即:“首先,学者理所当然必须怀有科学的目标,明了现代民族志的价值与准则;其次,他应当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主要是指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无须白人介入;最后,他得使用一些特殊的方法来搜索、处理和核实他的证据”[8]。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调查经验告诉我们,要达到民族志田野工作的目标,有三条路径:1.部落组织及其文化构成必须以翔实明确的大纲记录下来。这一大纲必须以具体的、统计性资料的方式提供。2.这一框架应以实际生活的不可测度方面以及行为来充实。这方面的资料必须通过精细的观察,以某种民族志日记的形式来收集,而这只有密切接触土著人的生活才有可能。3.应当提供对民族志陈述、特殊叙事、典型说法、风俗项目和巫术程式的汇集,作为语言材料集成和土著人精神的资料。[9]多娜尔·卡堡(DonalCarbaugh)和萨莉·海斯廷斯(SallyHastings)把民族志研究归纳为四个阶段:[10]第一个阶段是确立研究主题及其基本取向。在此,研究者要评估自己对于文化及其表现形式所做的假设。例如,从事传播的民族志研究的学者,首先要确定传播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并且值得进行人种志的研究,并且确定该项研究应该聚焦于传播当中哪些方面。比方说,他们会进一步假设衣服是意义最主要的表达方式之一,因此也是一种传播的形式。第二个阶段是确定所观察的行为的层次和种类。在上述的例子中,研究者应当确定衣服的穿着方式是最主要的研究对象。下一步,研究者应对其所研究的具体文化现象进行理论化。在此,应该在文化本身所处的特殊语境内对具体的行为进行读解。例如,当你发现许多青少年爱穿肥大的裤子,你就会把它理解为群体内从众和接受意识的一种符号。最后一个阶段,研究者回头再看看他所运用的整体性的理论框架,用具体的个案来检验它。例如,研究者可以得出结论,肥大的裤子提供了又一个例子,证明文化群体中的成员会用穿着来建立一种共同的联系。民族志作为研究方法的弹性民族志方法研究资料搜集的途径相当丰富。常用的方法有参与观察、无结构性的访问和文件分析等,文件包括会议纪录、课表、日记、书信等;其它可用照片、录音(影)带,以纪录参与者的语言、交谈、行动和姿态等。因此民族志方法的数据来源包括说、问、视、听、感觉方面的,以搜集一般被认为是“主观的”、“印象的”、“轶事记录”的数据。马凌诺斯基曾主张民族志的调查必须包容三大类的素材:第一类是有关制度(institutions)和风俗的整貌概观,他通过所谓的“具体证据的统计法”加以研究。研究这一类素材的目的,在于建构一系列的图表,用以使研究者更方便进入社会中与习俗有关的活动。这种图表包含两个内容,它一方面概述社会活动的元素,另一方面指明这些元素之间的关系。图表的基础是当地人讲述的情况和人类学者的观察。第二类资料则是对观察到的社会行动的现实情况的记录,马林诺夫斯基把后者称为“日常生活的非思索性素材”。它实际上指的就是人类学者的民族志田野工作笔记,或者是人类学者对被研究者的实际行为与理想规范的比较观察。第二类是第一类资料的补充,因为第一类资料局限于对人们认识中的制度、风俗与活动。第三类素材是一系列的民族志说明,以及对被研究社区的人们的叙说风格、典型的口语表述、民俗、巫术模式等的说明。马氏把这一类东西当成对被研究的“土著”的思维方式的描述。马林诺夫斯基强调,这三方面素材的搜集,有助于证明文化对活动的影响和个人对规则的操纵,以及这两个不可分隔的方面在被研究者思维中的位置。[11]民族志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质化研究,具有质化研究的许多特征,如搜集数据以软件数据为主,详细地记述人、地、物或谈话的内容,而不以统计的程序来处理。研究的主题不是操作变项,或验证假设、回答问题,而是探讨问题在脉络中的复杂性。从研究对象本身的架构来了解行为,外在的因素是次要的,质的研究者多用参与观察、深度访问等方法,先进入研究对象的世界,系统地纪录所看到的、所听到的,然后加以分析,并以其它的数据如学校的记事、纪录、校刊、照片等来补充,因此研究方法上是相当有弹性的。[12]如威利斯(Willis)整整花费三年时间,完成《向劳工学习:劳动阶级青年如何得到劳动阶级工作》(LearningtoLabor:HowworkingClassKidsGetWorkingClassJobs,1977)一书,专门关注逃学的劳动阶级青年。威利斯集中焦点研究一群大约有十二个男孩子的团体,而且他们都“不喜欢念书”、出身自劳动阶级、彼此关系密切、在他们学校中具有叛逆的文化色彩。威利斯采取参与观察、小组讨论、非正式面谈、日记等研究方法,可以将研究主体当作一个团体,可以视为各自独立的个体。威利斯从他们再两年就要毕业时岔入,从整个在校最後一年的时间,再跟随他们进入社会工作的前六个月时间。他的一部份研究方法,就是和这些男孩一起进入他们的班级及工作场所;当男孩在校读书时,威利斯访谈他们的父母、中学老师、高中老师、就业辅导员;当男孩们进入社会工作时,他则访谈他们的领班、经理、管理员。另外,威利斯找到其它五组年轻人群体作为对照组,分别是从同个学校、其他学校、混合不同阶级和学术的群体选取出来。整个研究也对该城镇和当地情况进行详尽了解。《向劳工学习》除了告诉我们书中的研究主体之外,也分析他们学校中的训练和控制结构、以及意识形态系统,了解这些主体的建构过程。这种方式和陪某个家庭一起看电视,也许一同相处一个半小时,基本上是非常不同的操作方式。[13]传播的民族志研究传播的民族志(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是从文化人类学及社会语言学中演化而来的传播学的一门新分支,在此,阐释者试图理解的是某一文化或群体成员所采用的传播方式。德尔·海默思(DellHymes)被誉为该学派的创始人[14],他认为传播民族志学包含了两大特征:其一,它让我们注意到需要新鲜的第一手资料,需要直接考察语言在情境背景中的使用,以揭示适合于语言活动的模式,这些模式在单独的对语法、对人格、对宗教、对亲属关系及其他类似物的研究中是无法被揭示的。其二,它必须把一个社区(community)作为语境(context),把传播习惯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这样,任何特定的传播渠道及符码(code)的使用都是作为社区成员所依赖的共享资源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的。为了进一步指导民族志传播学的实践,海默思还提出了一个SPEAKING框架,用来考察和分析一个语言社区所采用的语言模式。SPEAKING是由八个英语词汇的首字母组合而成,而这八个词是海默思归纳出来的调查研究者在从事民族志传播学研究中应该关注的八个方面。它们是:1、背景(S,setting),包括物质的和心理的;2、人物(P,people),指的是参与者;3、目的(E,ends);4、行动次序(A,actsequences);5、基调(K,key);6、工具(I,instrumentality),指传播渠道;7、规范(N,norms),包括行动规范和解释规范;8、类型(G,genre),指传播的种类。[15]盖瑞·菲利浦森(GerryPhilipsen)归纳了传播的民族志研究的四条假设。第一是同一文化群体的成员创造了共享的意义。他们所采用的符码具有一定程度的共性。第二,任何一个文化群体内的传播者必须协调他们之间的行为。换言之,传播行为必须具有一定的秩序或者休系。第三,对单个的群体来说,意义和行为具有特殊性。换言之,它们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第四,不同群体的行为和符码模式各不相同。不仅如此,每个群体在理解特定符码和行为时所采用的方式也不同。[16]菲利浦森在对芝加哥南部一个叫做Teamsterville的工人阶级语言社区进行长期的考察后发现,那儿的人在进行说服他人的传播活动中,人们相互之间最重要的传播手段——谈话——并不是在所有的场景或语言社区中都会起同等的作用,或者具备同等的价值。比如在该语言社区,普通成年男子相互之间多通过谈话来进行沟通、理解与说服,因为他们之间的地位相近。不过,对于那些地位低于他们的人,如妇女、孩子以及一些从贫困地区来的经济地位不如他们的人,他们则较少采用谈话方式来进行说服,相反,他们更多地是通过一些动作之类的非语言传播方式来传递信息或命令。而对于那些地位高于他们的人,如自己的上司或从一些富裕地区来的经济地位高的人,他们也同样很少直接通过谈话来进行说服,较多的是通过第三者来传递相关的说服信息。该研究说明,同样的传播实践在不同的场景、对不同的群体意义并不完全相同,而这种意义上的差异可以说明传播实践所具有的独特性。[17]哈默斯利和阿特金森认为,民族志研究“只是一种社会研究的方法——尽管是一种不平常的方法。这种方法利用了广泛的信息资源。民族志学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参与人们的生活,他们观察发生了什么事情,倾听人们说了些什么,并且提出问题,实际上,他们是在收集一切可以收集到的数据来解释他们所关心的问题。”[18]采用传播的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学者们往往得花上一年甚至是数载的时间,追踪一个选定的观察群体,同他们一起生活。例如,和他们一起看电视,讨论节目内容,讨论他们看电视的方式,以及电视在家庭中的作用等等。研究者将以尽可以在不干扰甚至尽可以不让对方觉察的情况下,记录研究对象的一言一行。这些采访的记录副本是以后进行分析的原始数据,并往往在公布的研究成果中会附带摘录。霍格特的《文化的用途》就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早期的民族志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民族志的研究将目光聚集于电视受众,成为一种典型的受众研究。布伦斯登(CharlotteBrunsdon)和莫利(DavidMorley)在1978年在早期对英国电视新闻杂志节目《举国上下》(Nationwide)的研究有一定的代表性。[19]1975年至1979年,莫利完成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项目——“举国上下”的电视观众研究。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检验受众对电视讯息特定的诠释和其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依据霍尔的观点,莫利通过“举国上下”的电视观众研究试图证明:意义产生的过程,有赖于电视讯息和观众的社会结构。莫利把研究分成两个步骤进行:首先,为了勾画出主导性阅读的“首选”意义是如何受提供者所使用的编码、习俗以及节目中的声音、图像的影响,在夏洛特·布伦斯登的协助下,他根据霍尔的编译模型,对抽样的文本进行了分析。第二,一旦确定了喜欢阅读的文本,他就向被试验者播放这些录像带,并让他们对观看的节目进行讨论,这两个部分的目的是为了证实阅读的变化有它的社会基础。通过研究,莫利发现,多数电视观众对“举国上下”电视节目的解读证实了霍尔模式的假设,即阶级立场决定解读。比如文科大学生和师范院校学生组,其解码处于“支配立场”和“协商立场”之间,而店员组则为“对立立场”。但是也有一些观众组的解读无法用霍尔模式解释,例如黑人继续教育群体和工会管事都使用了对抗性的思维方式,认为“举国上下”节目对工人阶级持有偏见。黑人学生非常内向,认为节目与他们关心的事情不相干;而工会管事则积极地评论,以工人阶级激进的眼光看待该节目。同样,在那些采取支配性方式的观众中,也有很大差异。如中产阶级的银行经理组与工人阶级的学徒组,他们的解码立场都处于“支配立场”,这种完全一致性的解码立场出人意料之外。莫利对此的解释是:受众的解码立场虽然由社会和阶级背景的结构性因素决定,但这种决定不是直截了当的。莫利认为银行经理组之所以采用“支配立场”来解读是与他们的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正好和“举国上下”电视话语的保守立场不谋而合;而学徒组也采用了“支配立场”进行解读,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受到毫无批判、全盘接受的“民粹主义”思维的支配。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的博士论文《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约翰逊在印度进行了两个村庄的民族志研究(一个离那个小镇较近,另一个相对遥远),他采用了适合田野情况和本主题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这种方法能让他深入地洞察乡村的生活。他的研究探讨的是印度乡村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电视在不断变化的景观中所起的作用。它探究了村民们的生活并研究了电视对他们的抱负、理想、亲情和传统的影响。它试图了解电视在这些乡村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由于重视的是真实人物的生活和他们的意见而不是一连串的数字和资料,村庄是在它们与电视的正在演变的关系以及电视在社会变迁中所起的作用这样的语境下加以描述的。[20]1982年《人类学年鉴》发表马尔库思(GeorgeMarcus)和库什曼(DickCushman)名为“民族志作为文本”的文章,他们运用文学批评对故事的梗概(plot)、观点(pointofview)、性格化(characterization)、内容(content)和风格(style)的划分和分析法,对民族志的写作法进行全面的研究。他们作为一种现实主义的作品的民族志,具有如下九个方面的特点:1.叙述结构。传统民族志(现实主义民族志)中最典型的叙述结构的特点是“全观性”(totality),其写法是:先把文化或社会作横切面的切割,然后用功能关系的理论把它们联系起来。2.民族志作者在文本中的角色。为求客观,早期的民族志作者常不用第一人称来讲述,他们不说“我看见某人做了某事”,而是说“某人作了某事”。这种做法产生两种互相矛盾的效果:一方面作者让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使读者不知到在田野作业中人类学者的知识与他们获得知识的方法之间的关系。3.被研究者的共性。因为以前的人类学者十分关心把社会—文化当成整体的研究对象,所以研究者个人的性格和特色总是被压制或消除,好像他们只有集体的特同特点或民族性(nationalcharacter)。这一做法旨在彰显科学性和现实性,但也减少了民族志的可信度。4.田野作业经验的构成。为求研究成果权威性,现实主义民族志一开始就重视对田野作业的条件和经验作出交代。有时,为了使人觉得民族志很反映现实,人类学者故意说自己的研究有局限性等等或这在前言、后记、脚注中提及作者如何经历某事等等,他们大部分还喜欢制作一些图表、照片、地图,以便表现他们“去过调查地点”。不过,由于他们偏向把他们的作品看成“科学论述”,因此在书中田野工作者的经历所占的篇幅极少。5.日常生活情景。现实主义民族志作者对日常生活的情景十分重视,他们常花很大篇幅去描写某个事件。这种做法间接地表现人类学者与他们的被研究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它也是人类学者把自己的概念贯穿到描述中的途径。6.当地人的观念的表述。写游记的作家在描述文化的时候,会较直接地把自己的观感写出来。相比之下,人类学者不愿意说他们写的是自己的看法,而总是说某看法是被调查社区的人的想法。在马林诺夫斯基时代此做法的表现是主张当地人的观念即为功能的观念的看法。后来,弗思(RaymonFirth)十分强调“让当地人讲话”。到列维—斯特劳斯那里,“当地人的观点”成为他的思维结构论的一部分。7.具体素材的推知法。虽然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是在时空上十分局限的社会中展开的,但是人类学者总是强调把具体的事例推向具有理论意义的结论,对具体事例的描述停留在它们所能代表某种“典型性”(typicality)上,而并不进入所研究的具体事例的细节。这种做法不仅使作者从现实中分离出来,而且还使被研究的社区游离到理论的相关性之外,使民族志成为与作者和社区无关的论述。8.术语的润饰。在处理学术术语与描述的关系时,传统民族志作者用一些特别的术语来表现他们是“专家”以及与一般的作家的差异,同时又试图避免采用太多术语而使他们的描述显得不现实。因此,他们不得不在术语和描述之间找寻平衡点,但有时常常力不从心。9.被研究者的概念和言论的注解。民族志作者对被研究者所用的方言不一定有深入的了解,有的甚至并不掌握足够的词汇。在民族志中,作者往往避而不谈自己的语言能力。他们在文本中对被研究者用的概念加以注释,以体现自己的作品的“现实性”,但他们闭口不提自己对被研究者的语言掌握程度,这使人怀疑他们的解释是否符合实际。[21]与对现实主义民族志的重新思考同时,人类学界出现一股对民族志作出新实验的潮流。正如马尔库思和库什曼所言,这一潮流的基本特点有三:一是把人类学者和他们的田野作业的经历当作民族志实验的焦点和阐述的中心;二是对文本组织的有意识的组织和艺术性的讲究;三是把研究者当成文化的“翻译者”,对文化事象进行阐释。换言之,民族志实验不仅是关心人类学者的“自白”,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意识地对自身所处的文化场合和文化碰撞进行阐述。这种有意识的文化反映,以吉尔茨的解释人类学(interpretiveanthropology)为先导,并主要采用三种表述形式:(1)传达异文化的经验:个人、自我与情感;(2)叙说世界历史的政治经济过程:大体系里的可知社区;(3)人类学回归于文化批评。[22]“实验民族志”这一概念的出现,为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认识论的本体提出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那就是,人类学的描述(即民族志)到底是有关“真理”的探讨还是一种文学或“故事”的讲述?实验民族志作者和评论者认为,不仅民族志的描述的对象受制度的制约,民族志的写作本身也受各种社会—文化力量的影响。用实验民族志的提倡者克利福德(JamesClifford)的话说:“民族志的写作至少受如下六个方面的决定:(1)从场合上讲,民族志是社会场景的产物并创造社会意义;(2)从修辞角度看,民族志使用表述的惯例并为表述的惯例所利用;(3)从文体发生学看,民族志一般与小说和旅行记有差异;(4)从政治上讲,(民族志作者的)表述文化事实的权威是不平等分配的,而且不时受到反驳;(5)从历史的角度看,上述的惯例和制约因素是不断变化的。”[23]克利福德认为,由于民族志的创作受上述惯例的影响,因此它只是一种“部分真理”(partialtruth),或甚至是一种民族志故事(ethnographicfictions)。可以认为,实验民族志的产生的基础就是对民族志的“部分真理”的认识。实验民族志作者因为看到民族志受社会氛围的制约颇深,所以主张人类学者在进行社会—文化描述中主动地反映社会氛围,并主动地利用民族志表现人类学者对意识形态的批评和对文本艺术和诗学的讲究。传统的社会人类学者到远方去实施田野作业,为的是在那里寻找有关人类社会和文化的科学理解,而实验民族志作家却偏重视从远方文化中寻求本文化所缺少的文化形式;前者把非西方文化当成人类文化的基本形态(elementaryforms)加以研究,而后者则把它们当成西方文化的替代形态加以尊重;前者是一种分析(analysis),而后者重在“文化展示”(culturaldisplay)。因此,有人在民族志和实验民族志之间划一条分界线,把前者当成追求“科学”的人类学,把后者看成追求“艺术”的人类学。[24]总体说来,民族志研究方法虽然已经受到包括新闻传播学界的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这一研究方法尚无法解决长期以来十分困扰的人类学者的问题,[25]那就是:其一,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全部真实地反映社会—文化现实和真相?研究者集各种角色于一身,这种专业素养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具备的,而且研究者如何去除偏见和预设,摒除前概念、事先了解,以客观来解释主观的经验和感受,都有待继续研究。其二,反映了真实的现象以后又可以作什么?能不能建立一种具有通识性的理论体系?民族志重在观察自然的情境,浸润其中,忙于描述和分类,捕捉情境的立即性和瞬间性,容易忽视过去和未来的因素,而且偏于“小宇宙世界”的分析,昧于研究结果的脉络,陷于非历史和非结构的弊端。民族志研究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工作,研究者集观察者、访谈者、记录者、分析者的角色于一身,个人就是全部的研究工具,缺少团体的共同评价,研究结果多属地方化的个案研究,使用自己的参照架构,偶尔研究共同的研究主题,也大部分是内省的,这些特质都阻碍了理论的建立。民族志研究方法未来有何转变,目前还没有一下定论,不过一部“好”的民族志应该有如下特点:首先,它应该通过描写田野工作环境,解说日常生活的意义,关注微观过程来暗示人类学者“曾身历其境”;其次,它应该通过对异乡他族的文化和语言进行跨越界限的翻译,显示民族志作者的语言功底,并表现他对土著文化的意义和主体性的掌握;第三,它应该赋予文化以整体观的意义。[26]注释:[1]Ethnography国内学者有多种不同的译法,如“民族志学”、“民族志方法”、“田野志”、“人种志方法论”或者“民俗学方法论”。[2]陈向明著:《社会科学质的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公司2002年版,第33页。[3]Wolcott,F.(1997)EthnographyResearchinEducation.R.M.Jaeger(Ed)ComplementaryMethodforResearchinEducation.Washington,DC:AERApp.328.[4]Wolcott,F.(1997)EthnographyResearchinEducation.R.M.Jaeger(Ed)ComplementaryMethodforResearchinEducation.Washington,DC:AERApp.328.[5]H.Rivers,“ReportonanthropologicalresearchoursideAmerica”,ThePresentConditionandFutureNeedsoftheScienceofAnthropology,Washington,(1913)P6.[6]王铭铭文:远方文化的迷——民族志与实验民族志,《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第125-139页。[7]BronislowMalinowski,ADiaryintheStrictSenseoftheTerm,London(1967)pp.158-159.[8][英]马凌诺斯基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9][英]马凌诺斯基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10]转引自[美]斯蒂芬·李特约翰著:《人类传播理论》,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228页。[11]参见[英]马凌诺斯基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之引论部分。[12]rec.htps.tp.edu.tw/edumaker/3%AA%C0%B7|/91.03.20%ABU%A5%C1%BBx1.doc王碧晖文:俗民志研究。[13][澳]GraemeTurner著:《英国文化研究导论》,唐维敏译,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14]1964年,在《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Anthropologist)的一期特刊上,海默思指出,当时已存在的诸如“民族志语言学”(ethnolinguistics)及“社会语言学”(socioliguistics)等名称已经无法表达这一新领域的全部内涵,于是提出了“传播民族志学”这一新名称。[15]转引自常燕荣、蔡骐论文:民族志方法与传播研究,《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2005年第2期。[16][美]斯蒂芬·李特约翰著:《人类传播理论》,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17]蔡骐、常燕荣文:文化与传播——论民族志传播的理论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18]转引自[英]戴维·莫利著:《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史安斌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页。[19]D.Morley,The“Nationwide”Audience,London:BritishFilmInstitute,1980,p.111[20][美]柯克·约翰逊著:《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展明辉、张金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21]GeorgeMarcusandDickCushman,“Ethnographiesastexts”,AnnualReviewofAnthropology,1982.11:25-69,第30-7页。转引自王铭铭:远方文化的迷——民族志与实验民族志,《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第132-133页。[22]参见乔治·E·马尔库思,米开尔·M·J·费彻尔著:《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4、5章。[23]JamesClifford,“Introduction:Partialtruths”,JamesCliffordandGeorgeMarcueds.,WritingCulture,California,1986,p.6.[24]参见:RobertAunger,“Onethnography:Storytellingorscience”,CurrentAnthropology,Vol.36,No.1,1995。[25]王铭铭文:远方文化的迷——民族志与实验民族志,《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第138页。[26]乔治·E·马尔库思,米开尔·M·J·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7页。

乡村传播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互联网+时代;科技期刊;选题策划

引言

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当今社会进入了新媒体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业态都发生急剧的变化,对包括科技期刊在内的传统媒体的生存、转型、发展也带来巨大冲击。近几年,科技期刊也纷纷开始了数字化出版、互联网出版的探索,但是,无论出版形式、传播方式如何多样化,科技期刊都离不开其本质的生存问题,就是学术质量与办刊特色。只有保证了学术质量和办刊特色,科技期刊才能可持续发展。选题策划能充分体现科技期刊的办刊宗旨、是期刊办刊特色和学术质量的重要保证。选题策划是对期刊提出选题、实施选题和选题效果的总体考虑和设想,是期刊编辑出版的第一关,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一个有特色、有创新、有分量的选题,能充分体现科技期刊的办刊宗旨,是期刊办刊特色和学术质量的重要保证,而科技期刊竞争的核心正是办刊特色和学术质量,由此可见选题策划的重要性。《南方建筑》是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评价指标居于同类期刊前列,在“互联网+”时代下更加积极进行选题策划方面的探索,而且效果显著。《南方建筑》自2008年改版以来,就非常注重选题策划,每一期都精心按照选题策划确定相关主题,并有组织地组稿、约稿,彰显了办刊定位为具有较高学术性、研究型期刊,并且积累了一批优秀的作者和审稿专家。实践证明,《南方建筑》的办刊质量和影响因子有了实质的提高,自2012年起连续6年入选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并被美国EBSCO数据库收录,实现了刊物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本文通过研究《南方建筑》的选题策划,对“互联网+”时代下提升科技期刊的选题和策划能力提出建议。

1.选题策划的方法和途径

1.1结合行业(学科)重大科技成果开展选题策划科技期刊是学术交流的平台,是传播学科新成果的平台,是学科前沿研究的理论阵地,期刊的内容要充分体现前沿性、独创性、先进性,以其高质量的文章内容凸显期刊的学术价值,树立品牌效应。从这点出发,《南方建筑》编辑部每年的选题都会重点关注行业(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如近几年的美丽乡村建设和规划是各省市的重点项目,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和成果,编辑部于2014年第2期策划出版了“乡镇规划与建设”的主题,为促进美丽乡村建设和规划提供经验介绍,让读者能及时了解这方面的进展和成果。再如,为贯彻落实关于文化自信和“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等重要讲话精神,广东率先在全国开展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南方建筑》于2017年第6期策划出版了“南粤古驿道保护修复与活化利用”主题,为这件深入民心的大好事介绍经验和成果,期望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与研究。

1.2结合行业(学科)的重要学术会议开展选题策划各行业、各学科都有本行业、本学科的品牌学术会议、高端学术会议,有的每年一次,有的每两年一次。期刊可以利用自身发行量大、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读者数量多的优势,与行业(学科)的重要学术会议结合,进行选题策划,这样可以进行双向宣传;期刊可以在会议召开期间,将自己的纸质刊作为会议资料,现场发放;还可以挖掘和发展高端作者群;会议也可以借助期刊的选题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如每年一度的中国传统民居学术研讨会,是传统聚落与民居建筑文化研究方面的盛会,云集了国内、港澳台的民居研究人员。《南方建筑》每年的第1期都与此研讨会合作,策划“民居与传统建筑研究”的选题,已持续了六、七年之久,已成为该刊的品牌选题,积累了这方面的很多的优秀作者和优秀稿件。

1.3结合基金项目开展选题策划基金项目是国家科研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及省部级项目一般都具有较高的理论及应用水平。基金项目在立项之初,其创新性、研究水平、先进性就已经经过多轮的严格评审和验证。立项之后,在项目的进行过程中,每阶段性的科研成果或结项时的总结性科研成果,均可以是科技期刊的选题策划对象。项目组或课题组产生的科研成果代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较高水平。由项目负责人或研究骨干撰写的学术论文,具有质量较高、研究较前沿的特点,发表后可以获得较高的被引次数,也能提高期刊的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南方建筑》每年的第6期都是“纵向基金资助研究课题”的选题,提高了期刊的基金论文比,也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应。

1.4结合相关单位的重大事件开展选题科技期刊的主办单位(合办单位)或协办单位(理事单位),一般都是科研单位或者高等院校,是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科技成果也较为前沿且数量较多,因而主办单位等的重大事件,如成立周年庆等活动,是科技期刊的选题策划目标,一则可以有规模地组织一批高质量学术论文;二则既提高了主办方的知名度,也达到宣传期刊的目的。《南方建筑》于2009年第5期成果策划出版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三十周年”的主题;于2012年第5期成果策划出版了“华南建筑学科80周年”的主题。

1.5与业界知名学者合作策划选题学术带头人,在其研究领域(学科)有着高深的学术造诣,他们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代表了一定的研究高度,科技期刊可以向他们抛出橄榄枝,合作策划选题,他们的研究成果也需要以科技论文的形式刊登在科技期刊上进行宣传。双方合作,确定选题后,由他们出面再向国内外其他专家学者约稿,既有较高的约稿成功率,也保证了约稿文章的学术水平。论文质量有保证,也确保了选题的高端性、创新性、先进性。近些年来,《南方建筑》每年都会策划1-2期邀请学术带头人担任客座主编的选题,取得较好的社会效应。如“城乡风土建筑与再生”、“变化中的绿色建筑”“海绵城市”“新型城镇化——城市设计何去何从”“规划的理性化”“建筑策划教育与职业实践”等主题都是这种选题方式。

2.选题策划的重要性与意义

2.1成功的选题策划是组稿质量的重要保障组稿是选题得以实施的途径,也是保障期刊质量的手段,有了好的选题,并进行有质量的组稿,才能使得选题顺利实施。

2.2选题策划是落实办刊宗旨的重要手段每个科技期刊都有办刊宗旨,办刊宗旨是期刊的灵魂,不仅为期刊的发展指明方向,为编辑组稿、编稿提供依据,而且也使期刊葆有相对固定读者群的基础。而选题策划是落实办刊宗旨的重要手段。

2.3成功的选题策划,指引着期刊的发展方向成功的选题策划,避免了盲目性组稿和刊登稿件,增强了编辑部对每一期稿件的总体把控能力,有目的有方向的组稿,指引期刊的发展方向。

2.4成功的选题策划可以强化期刊的品牌特色选题策划可以让编辑部有意识地发展自身的品牌特色,有意识地组建和培养品牌栏目。结语选题策划的最终目的是,刊登符合期刊办刊方向和办刊宗旨的优秀论文,提升期刊的办刊质量,提高期刊的影响力和发行量。期刊编辑部也要强化自身的策划能力和业务能力,再好的选题,最后也要成功实施,才能转化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促进学术间的交流和发展,体现科技期刊的价值。科技期刊只有保证了办刊质量,聚焦“内容”,才能在“互联网+”时代下保持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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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传播学论文范文第5篇

一、泛喜马拉雅地区跨境民族的信息传播与文化认同

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副院长韩鸿教授首先发言,他围绕泛喜马拉雅地区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传播走向三个方面展开了讨论。他指出,泛喜马拉雅地区的跨国传播历史悠久,官方交流、僧侣互访、文化交流与融合是这一地区历史上往来的主要内容。该地区的地方性媒体如《喜马拉雅时报》、《拉达克新闻》等曾经打造了一个跨文化、跨地区的交流平台。但近60年来,该地区的跨境传播问题也较为明显,如主流媒体报道对立情绪较强,民间戾气很重,跨境民族之间的隔阂和误解有待进一步消减。建议秉持“寻求共识、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理念,基于“喜马拉雅共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在实践上加强各国媒体间的协作与合作,坚持新闻专业主义,以发展新闻学、建设新闻学、和平新闻学为实践方向,避免报道的消极偏见,倡导对冲突的非暴力回应,展开促进和平的新闻实践,通过新闻传播促进地区的发展和进步。同时也应利用和建立影像节平台(如喜马拉雅国际山地电影节和四川国际电影节等),以及双方合拍电视节目、纪录片等的方式构建泛喜马拉雅地区的交流平台。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副会长欧阳宏生教授对此予以肯定,并强调了基础性研究对泛喜马拉雅地区传播研究的重要意义。澳门大学传播系博士生DorjiWangchuk关注了在社交媒体时代不丹传播文化的变迁、选择和挑战。他首先指出了社会经济结构、亲属制度和社会化进程、佛教衍生的文化传统是影响传统不丹社会沟通交流的重要因素。Dorji博士接着指出,目前的不丹社会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交融的共同体,英语媒介教育、城市化和农村-城市移民教育以及社交媒体技术的影响是促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近年来陈旧的文化政策和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对不丹社会健康的沟通交流方式带来了挑战。他认为,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连贯和渐进的文化可持续发展政策,提高不丹人民的社交媒体使用素养是解决当下问题的关键所在。最后,他指出泛喜马拉雅地区的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要与本地区的社会、文化、种族、宗教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而不是照搬西方模式。

韩鸿教授对不丹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产生了兴趣,他追问Dorji博士有关不丹的微信的使用情况。Dorji博士回应称,在不丹已经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使用微信,在调研中发现尼泊尔藏人的微信使用比例更高,超过总人口数的一半。随后肖珺副主任发出追问,“您认为现在不丹的文化有着怎样的特质呢”?Dorji博士随后作出了回应,他认为不丹文化的特性主要是沿袭佛教传统而来的,但也受到了泛喜马拉雅地区各国文化的影响。众所周知,由于历史、文化、宗教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泛喜马拉雅地区各国,尤其是在中印、印巴之间存在着微妙关系,在一些危机事件中当事国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也存在着各种冲突甚至是对抗性关系。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尼泊尔留学生Sushank、印度留学生Bandana、中国学生徐婉钰分别就各自国家的主流媒体对洞朗事件的报道做了内容分析。Sushank和Bandana发现,尼、印媒体对中国政府在洞朗事件的形象塑造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尼比尔的主流媒体大多对中国政府在洞朗事件中的表现持积极或者较为客观的看法,而印度主流媒体的报道大多带有一些“情绪”,把中国塑造成一个有威胁的竞争者。这一议题引发了专家的热议。尼泊尔Dahal教授认为,尼泊尔各媒体之间对中国的态度也略有差异,这与其媒体所有权结构、记者编辑的受教育背景以及信息来源密切相关。DawaPenjor对Bandana的研究发出了追问:“你是否研究了印度社交媒体中的声音呢?”DawaPenjor补充道:“在洞朗事件中,印度媒体声称与中国的对抗是为了保护不丹的利益,并得到了不丹人民的支持,实际上,不丹人民并不十分清楚这件事,也没有觉得印度维护了不丹的利益。很多不丹网民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印度媒体的不满情绪。因此,我觉得很有必要考察一下印度社交媒体中的声音,而不仅仅是局限在主流媒体。”Bandana随后作出了回应,她表示非常赞同DawaPenjor的建议,认为社交媒体是印度媒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将社交媒体考虑到研究当中就不足以展现出印度社会对中国形象认知的全貌。

二、全球地方化过程中的区域传播与社会发展

与会学者主要从民族传播、中国藏区党媒的传播实践和传播与社会发展三个方面展开了探讨。在民族传播这个议题上,四川师范大学的庹继光教授从民族传播的概念入手分析了我国民族传播中“他者”言说与言说“他者”的传播现状。他认为,我国民族传播的对象是少数民族,但传播者是汉族,是一种以汉族主体意识和主体思想为本位的传播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少数民族是作为“他者化”和“对象化”考虑的。我们的传播往往是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以我们的观点去说服他们,这也就破坏了少数民族原有的信息文化结构。除此之外,“他者”言说的传播模式削弱了少数民族对外传播的效果。对此,庹继光教授建议民族传播中应尊重少数民族主体地位,“以我为主、自我言说”是保障少数民族群体在民族传播活动中拥有主体地位的关键,也是我国民族传播研究回归本位的要求。在中国藏区党媒的传播实践这个议题上,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詹恂副教授通过田野调查发现了藏区信息传播中存在的“官方”与“民间”两个圈层,指出了在移动互联网语境下中国藏区信息传播的复杂形势。她认为,在这一复杂的形势下,藏区党媒若想要保证话语权就应提高“两微一端”的传播力来增强其引导力。詹恂副教授梳理了藏区党媒八大微信公众号的发展现状,指出微信内容的传播要采用藏区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要注意贴近性,她以微信推文中的农牧区包虫病防治信息为例,分析了社交媒体如何在社会治理和地区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在传播与社会发展这个议题上,印度德里大学欧文夫人学院发展传播与拓展系的SaritaAnand副教授的发言以“消除地理边界:让人们参与到支持社会行为的活动中来”为题,梳理了勒纳、施拉姆、弗莱雷、罗杰斯等学者60年以来关于大众传播促进社会发展观点,通过对大众媒体传播策略的评估对比其对城市和乡村地区的不同影响。SaritaAnand副教授接着以田野调查的资料为依据,分析了电视节目的教化功能在促进健康行为、教育、性别平等和保护环境等发展议题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同时,她认为人际沟通在促进社区发展中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传播应被视为发展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让人们能够获得交流的途径,并以创新的方式来使用以提高生活质量。最后,SaritaAnand副教授分享了一个印度电视节目促进年轻女性发展的案例,强调了媒介作为一个中介物在促进地区和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泛喜马拉雅地区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泛喜马拉雅地区各国是否可以建构一个命运共同体呢?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的肖珺副教授首先论证了建构文化传播共同体的可能性。她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了“泛喜马拉雅地区”的多元学科研究价值,但同时也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跨文化传播的主题尚未被学界关注。她认为,相关研究应该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出发,探索该地区跨文化传播共同体构建的可能性,我们应以国别研究为起点,更多地探索各国内部细分文化、宗教历史和民族渊源,从理念、平台和内容生产三个维度建构地区跨文化共同体的共处空间。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语言与大众传播系系主任SudarshanDahal副教授的汇报以“‘一带一路’倡议与泛喜马拉雅地区命运共同体构建”为题,介绍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新兴大国提出的倡议将如何改变尼泊尔社会。Dahal教授首先从人口、收入、产业介绍以及交通状况和传媒现状等九个方面介绍了尼泊尔的社会发展现状,接着对比了中国的“一带一路”(theBeltandRoad)倡议和印度的“环线”(IndiaCircuit)倡议的异同。他认为,印度的“环线”倡议更加注重本土及文化发展,而“一带一路”倡议更加注重全球化,是一种共赢的发展路线。两者的共同之处则在于中印两国的这些举措都将促进尼泊尔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在谈及尼泊尔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社会文化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时,Dahal教授认为,泛喜马拉雅地区的人们应该了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让人民了解他们之间的社会文化和地缘政治的敏感性,以协调社会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他也特别强调了大众媒体作为催化剂在跨境民族的信息传播与文化认同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的毕研韬教授分析了我国对外传播中的“污名化”现象,从战略传播的角度指出在全球化2.0时代,信息传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恰如血液对人体一样重要,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他建议,以战略传播理论作为推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指引,创造性地改造“政府主导、民间辅助,精英主导、大众辅助”的模式以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在相关传播中应恪守“尊重科学,了解环境,善于倾听,揭示真相,持续回应,关系第一”的六项基本原则。欧阳宏生教授对此表示赞同,并补充道,我们构建泛喜马拉雅地区命运共同体需要有战略传播的思路,传播学的学者、业者更要高瞻远瞩,协同建构该地区的新型合作关系。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郭建斌教授从路学的角度探讨了这一议题。他受到了伊尼斯的著作《帝国与传播》的启发,把媒介的概念扩大化,将道路视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他的研究聚焦在中缅印边界的“大三角”地区,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梳理了自中国唐代到新中国成立以来,道路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在中缅印三国关系交往中所起到作用。肖珺副主任赞同了“路”,尤其是边境乡间小路在跨境民族传播中的作用,并发出追问:“跨境民族传播是否会出现跨文化的问题?”郭建斌教授随后作出了回应,他举了一个例子,由于地形的原因,缅甸边民经常跨境到中国边境县城置办物资,而不是选择路途更为遥远的本国集市,边境的概念在当地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他们就像一个国家的人,因此不会出现跨文化的问题。DawaPenjor随后补充道,面对这一地区方言的多样性,对路的研究除了重视史料之外,还应该特别强调口头传播的作用。郭建斌教授肯定了Dawa的提议,指出田野调查是在做此方面研究时所不能缺少的必要环节。随后毕研韬教授从传播学研究的本源出发,肯定了“路”研究的意义,尤其是在建构地区命运共同体中的价值。在这个议题上,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张学勤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从自己的实地调研经验出发,认为在空间平权时代,泛喜马拉雅地区的跨境民族文化传播应该摒弃现存的中心-边缘的传播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祛除边地思维、突出在地传播思维的平等模式。这种充分考虑到传播各方话语权的模式将对建构泛喜马拉雅地区命运共同体起到积极的作用。随后,韩鸿教授以他在尼泊尔调研时的亲身经历印证了这一观点。

四、泛喜马拉雅地区的跨境传播

与传媒协作学界唱罢,业界登场。在本场讨论中,有六名来自中国、尼泊尔和不丹的传媒业界专家就泛喜马拉雅地区的跨境传播与传媒协作这个议题作了汇报。西藏电视台副台长次旦扎西第一个发言,他围绕西藏电视台融媒体平台的发展情况、制播经验和西藏电视台对外传播的实践三个层面展开了探讨。他认为,在跨境传播方面既要加强与国内藏语卫视同行的交流与合作,又要从学界获取智力支持,以便提高西藏电视台对外传播的针对性和影响力。拉萨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张晓明认为,泛喜马拉雅地区的信息与文化传播已经走向纵深,现阶段亟待“提质增效”。他分析了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区域电视媒体对外传播发展进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如电视剧节目的“碎片化”特征明显,对外传播方式死板、欠灵活,节目策划缺乏新意,对境外受众的收视习惯、民族文化考虑的不够。对于这些问题,他提出了以下解决方案:第一,实现区域电视媒体联动;第二,打造区域视频节目品牌;第三,加强对外传播规律研讨,学会“全球地方化”思维。对于泛喜马拉雅地区的媒体跨境传播与协作,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王君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要尽快建立沟通交流的长效机制,以论坛、峰会或联盟等形式将其固定下来;第二加强彼此推介的力度,破除一切文明隔阂,共创繁荣发展的泛喜马拉雅地区传播新秩序。在媒体跨境传播与协作这个议题上,前不丹媒体基金会执行主任DawaPenjor先生肯定了DorjiWangchuk博士关于泛喜马拉雅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应与本地区的社会、文化、种族、宗教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观点。他认为应采取“以我为主”的传播策略,防止受制于西方的传播经验和刻板印象。Dawa先生从泛喜马拉雅地区现存的气候变化、跨国恐怖主义、移民、贫困、粮食、教育、医疗、能源和水安全等问题入手,审视了地区内各国的政治动态和媒体发展与交流现状,发现地区内的内部问题较之外部问题更为严重,如国家间的领土纠纷,媒体报道时的相互谴责和偏见性描述,文化交流与媒体合作总是处在一个“断开”的模式上。他认为,地区内各国应反思现行的政策,在一个共同愿景的前提下,寻求泛喜马拉雅地区的共识。对此,他提出了“政府-企业计划”、“人民-人民计划”和“媒体-媒体计划”三种跨境传播与传媒合作模式。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陈昌凤教授对Dawa先生所提出的的建议表示赞同,并强调了在跨境传播中掌握主动权的重要性。尼泊尔提达山电视台台长DambarShahu的汇报以“泛喜马拉雅地区的跨境交流和媒体合作”为题,首先从泛喜马拉雅地区跨境传播和文化交流的历史入手,分析了该地区跨境传播与传媒协作的目的(促进文化交流,商业合作,增强互信)、面临的挑战(媒体垄断,信任的重建,复杂的地理环境)以及合作的可能性(平面媒体,广播媒体,数字媒体)。对于如何提高区内各国媒体协作的质量,他给出了如下建议:第一,定期举办会议和讨论;第二,分享知识、受众反馈和传播经验;第三,采取多媒体协作的方式;第四,增进区内各国的沟通与互访;第五,重建信任,减少国家间的疑虑;第六,开展国家和媒体政策层面的讨论;第七,以文章、新闻和论文的方式发表研究与合作的成果。尼泊尔记者联合会会长GovindaAcharya先生的发言首先肯定了中尼两国建交60年以来在经济、商业、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但是在媒体合作与信息传播领域,他认为两国正处在一个不平衡的状态中。在信息传播方面,中国媒体的节目不断流入尼泊尔,但是鲜有尼泊尔的节目进入中国;在媒体交流方面,访问中国的尼泊尔记者人数不断增加,但访问尼泊尔的中国记者人数并没有相应增加。他进一步指出,这种不平衡的传播状态势必会阻碍两国媒体的交流与协作,对此,他认为未来应加强在传媒技术领域的交流,加强两国之间媒体工作人员的往来和民间的沟通。

五、泛喜马拉雅地区传播研究的未来走向

乡村传播学论文范文第6篇

一、对于“农村大学生”概念的界定

在本文所搜集到的文献中,对于“农村大学生”有明确界定的仅有两篇论文即《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农村大学生就业与构建和谐社会》和《农村大学生的就业困境及化解机制初探》。文章中明确提出“农村大学生”这一概念是特指那些在进入大学之前具有农村户口,就业之前生活主要依赖于有农村户口的家庭成员,大学毕业后其家庭主要成员仍然在农村生活的大学生。①其划分依据以我国仍然存在的户籍制度为标准,以户籍这一社会属性作为对大学生群体中农村大学生流动于城乡之间的特殊群体的划分。因此本文对于“农村大学生”的研究综述也采取上文中提到的概念,在此做出界定。

二、对于“农村大学生”研究方向以及研究方法的分析

在本文所搜集到的文献中,关于“农村大学生”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包括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教育社会学,在传播学方面基本上没有相关研究,只是在社会学领域研究中对于某些有关于乡村传播和大众媒介传播的影响有少量论述。

由于研究方向的限制,所涉及到的研究方法一方面为定性研究以及质的研究。比如在《来自农村的大学新生的适应教育—一项关于农村新生再社会化的质的研究》和《农村籍大学生大学生活适应调查》中明确指出所采用研究方法为“质的研究”,不同于国内目前通常所说的“定性研究”,它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各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②其具体研究工具是通过电子邮件对研究对象进行访谈。另一方面为通过实证研究进行实践调查,从而进行定量数据分析,其中涉及到农村大学生社会心理方面的研究还使用心理学中的量表进行统计,比如《来自城市与农村大学生精神卫生状况差异的调查研究》中采用心理学中的SCL-90量表对农村大学生的心理状况进行分析,《城乡大学生人生价值观差异的初步研究》中采用20世纪80年代末黄希庭教授修订过的“罗克奇价值观调查量表”对437名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行了调查研究。不同研究方法的使用为研究论述提供了不同角度的论证依据,对于“农村大学生”的研究更为全面,研究成果较有科学性和说服性。

三、对于“农村大学生”研究具体内容分类分析

在本文所搜集到的现有文献中对于“农村大学生”研究内容主要可以分为四类:农村大学生的社会化问题研究,农村大学生的适应性问题研究,农村大学生思想道德价值观教育以及就业教育问题研究,农村大学生的社会学人际关系研究。

1.农村大学生社会化问题研究

现有研究主要从描述农村大学生的社会化过程,分析其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和心理问题以及产生原因,以及解决对策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广东高校农村籍大学生社会化过程探讨》通过问卷调查对广东高校农村籍大学生社会化过程的基本状况进行了详细描述。《来自农村的大学新生的适应教育—一项关于农村新生再社会化的质的研究》中访谈描述了因城乡文化差异产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上,农村大学生社会角色转换过程中的困惑。《在校农村大学生再社会化问题研究》一文则提出了农村大学生社会化过程中存在问题,如心理素质不高,价值观念转变,行为方式适应等。③《利用校园隐性文化促进农村大学生社会化》中以城市视角,将农村大学生作为弱势群体,并没有与城市相比较,单方面承认不足,指出农村的在校大学生在经济状况(农村客观环境)、人格完整(心理适应)、自身能力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④

研究中大部分都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原因分析,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城乡二元结构差异以及城乡文化差异是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文化冲突、和谐校园与农村大学生社会化》中指出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城乡文化的不同,决定了农村大学生和城市大学生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使得农村文化与城市现代文化存在着显著差异。农村大学生社会化,本质上是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冲突、妥协、融合,并在被城市文化的改造过程中,艰难地,痛苦的接受现代城市文化的过程。⑤《社会转型对农村大学生社会化的影响》中提到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传统性的消解与现代性的生成之间的冲突对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使他们在依据社会规范指导自己行为时容易陷入困境。⑥《在校农村大学生再社会化问题研究》⑦指出农村大学生的再社会化多是由于社会文化急剧变迁或生活方式陡然改变引起的。

《广东高校农村籍大学生社会化过程探讨》一文还提出了网络社会化虚拟问题也是原因之一。⑧《社会转型对农村大学生社会化的影响》一文则提到了作为大众媒介的网络对农村大学生的社会化产生了许多积极和消极的影响。⑨《利用校园隐性文化促进农村大学生社会化》一文中提到校园隐形文化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对学生的知识、价值观、行为规范、情感等发生影响,应该充分利用校园隐性文化中的经济援助制度、心理辅导、社团、实践活动、校园网络等来帮助解决农村大学生在社会化过程中在经济、心理、能力等方面存在的问题。⑩

2.农村大学生的适应性问题研究

农村大学生适应性社会学心理层面的研究主要指出农村大学生在社会流动和对于社会学校生活适应的过程中首先是不适应的,确实存在并且出现了很多的心理问题,比如心理失衡,出现社交焦虑,产生消极的自我心理体验,自卑与自负以及逆反的心理障碍。造成心理健康的缺失,出现强烈的心理冲突。《和谐视角下农村大学生“自我意识”引导》中指出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城乡两极结构的存在以及农村素质教育落后等,会使农村大学生感到巨大的生活反差,加之本身正处在心理断乳期,很容易形成片面的自我认识、消极的自我体验以及自我调控的无助感,整个“自我意识”显现不良趋势。11《来自城市与农村大学生精神卫生状况差异的调查研究》中采用心理学中的SCL-90量表,发现来自城市和农村的大学生精神卫生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表现有明显的差异,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相比,在心理卫生方面存在着更大的心理问题的隐患。12《农村籍大学生的几种心理障碍及解决对策》中指出自卑与自负,逆反,心理调试与焦虑。13合肥工业大学杨娣硕士论文《我国农村大学生心理健康研究》14指出我国高校中农村大学生由于城市与乡村的差异造成心理的移位,由于心理适应的原因造成了农村大学生心理偏差,甚至是出现心理问题。将农村大学生的心理现状分为三个等级:健康型一一自强自立农村大学生,亚健康型—“问题”农村大学生,疾患型—心理疾病的农村大学生。

大部分研究在分析造成这些心理的原因之后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农村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缺失及其救援机制》15中指出建立必要的心理救援机制,包括心理疾病治疗,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教育等。《农村籍大学生在校心理特点分析及其教育对策》指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针对农村籍大学生心理特点做好教育引导工作,帮助他们克服困难。16

另外还有一部分研究是对农村大学生适应性生活状态进行了描述。《分层视野中的社会化分析—关于农村大学生生活方式转型的一种描述》通过访谈的方式描述了农村大学生的生活状态。把农村大学生看作是校园中的亚文化群体。《农村籍大学生大学生活适应调查》采取质的研究方法,通过对9位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在学习、生活及人际关系、情感世界、就业选择等方面的适应情况的电子邮件访谈,全面描述了他们进入大学后表现出的反差、苦恼、不解、焦灼、愤恨、不安情绪等种种不适应状况,涉及学习、生活、人际关系、情感、就业等各方面。《农村大学生生活适应状况调查及教育对策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从学习、生活、就业、心理等不适应方面进行描述。《农村大学生弱势群体现状、特征及对策研究—以重庆工学院农村大学生为例》中对于社会地位、权益维护、竞争能力、发展机遇、物质生活条件等一方面或多方面处于劣势(如经济拮据、心理脆弱等)的农村大学生弱势群体进行实证调查。采取小规模座谈,单独访谈,及小范围调查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对农村贫困大学生进行包括生活、学习、心理、人格、人际交往、压力状况和自我认识等方面进行了适应性描述。17

3.农村大学生思想道德价值观教育以及就业教育问题研究

农村大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培养对象,以及进行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除了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关注之外,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也得到了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在《关于农村大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调查报告》中,研究者使用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针对农村大学生的思想状况特征做了详细描述,指出农村大学生总体上都是理性健康向上的。18就业教育问题也是教育者尤其重视的一方面。首先作为从农村流入城市大学的农村大学生,其社会化的过程以及适应性生活大部分还是在校园中完成的,而毕业之后的就业就要真正的融入到城市社会中,甚至拥有城市户口,改变自身的社会身份,或者回归农村,重新熟悉以前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这些对于农村大学生来说都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化过程。所以研究者从就业心理层面进行研究。农村大学生的就业心理中同时存在着消极和积极的因素,如果要保证农村大学生的顺利就业,那么就要尽可能的降低消极因素。《关注农村大学生就业心理》中对农村大学生即将离校的心理状态的描述。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主体视角从学校教育出发,做出与城镇大学生的比较。目的是协调就业过程中农村大学生群体与城市大学生就业之间的矛盾和压力。19《农村籍大学生就业心理剖析》中也指出农村籍大学生的就业心理在国家和个人方面存在积极方面的因素,但是同时也表现出消极心理,比如自卑、功利、怨恨、攀比、听天由命等。消除农村籍大学生的消极就业心理,除了外部调适,更重要的是自我调适。20

4.农村大学生的社会学人际关系研究

这部分的研究视角有所转化,不再仅仅专注于城乡差异所造成的农村大学生的被动适应和社会化,而是把农村大学生看作是社会人际交往中的主体,并且把社会背景纯化为农村,研究角度转向了农村大学生流动的源头。《从社会资本理论看农民对农村大学生的“巴结”》就以人际关系网络以及社会资本功能理论对农民巴结农村大学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在由巴结关系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农村大学生群体具有异质性,成为丰富的社会资源,具有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转化的权利。所以农民试图分享资源,转化资本。农村大学生具有这种吸引力的原因是在城市社会接受高等教育,具有从乡村流入城市甚至流入上层社会,具有自由流动和改变社会身份的条件。21

当然农村大学生的社会环境不可能完全把城市和农村完全割裂开,所以在城市校园中与所处城市社会环境的人们进行交往,处理人际关系也是研究者关注的另一方面。《农村大学生人际关系初探》中就指出个人因素诸如个人性格、自信心、社交技能、生活环境差异和社会因素主要是城乡环境差异会导致一些农村大学生对人际关系的认识和态度不同,对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以及学习、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22《农村大学生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刍议》中则指出农村大学生缺乏自信,对人际交往的必要性缺乏认识,害怕交往挫折。23

六、对于“农村大学生”现有研究与实践的反思

在《农业教育传播》一书中有关于农业教育传播者的研究。对于不同农业教育传播者的现状和特征进行了分析,分类研究,普通,各类农业培训以及涉农经济组织。提出农业教育传播中的意见领袖包括政治精英乡村干部,经济精英:经济能人,文化精英。没有进行细分,更没有关注于农村大学生这个群体在农业教育传播中的作用。24但因为农村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属性有两点,一为其户籍身份属于农村户口,二为进入城市的原因考取大学,社会身份转变为大学生。相关的著作中对农村大学生的不同属性有所涉猎,比如《农村社会学》和《大学生社会学》分别涉及了农村大学生概念中的两个属性,但是在资料收集过程中均未发现对于农村大学生群体的关注。在农村社会学中的农村社会流动研究中只关注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大学生社会学中有关大学生社会化,校园文化影响,生活方式,人际交往以及家庭因素的相关研究中,也未关注农村大学生群体。

综上所述,对作为乡村传播中肩负着主要的传递信息作用的农村大学生的关注远远不够。大多情况下,采用的是不平等的视角,始终把农村大学生看作是被动的接受,适应的特殊弱势群体,是需要帮助和教育的对象。而农村大学生身上所特有的带有乡土特色的群体特征在研究中没有明显体现,甚至是被忽略。研究中的小部分参与了乡村传播视角的研究,主要以农村大学生的社会心理变化和原因和农民与回乡农村大学生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研究为主,对于农村大学生在城乡信息流动中所起的作用和位置,以及农村大学生作为信息传播过程中担负传者与受者双重身份的相关研究基本缺席。

乡村传播学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近年来,韩剧在中国风靡一时,其背后掩藏的流行文化也是甚嚣尘上,业界和学界对此相当的关注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现象,韩剧以传统儒家文化为外衣,其实大肆推行的是华丽包装起来的流行文化大肆泛滥的韩剧夹裹的流行文化最大程度地满足了观众快餐式审美的需求,也符合大众传播时代信息和文化机械化生产的历史语境_本文将从文本分析说起,以数据和事实解析韩剧流行文化的真实表达,以及阐述其大行其道的原因,最终对其意义表征进行批判,达到以此为鉴,提高我国影视剧制作水平的目的。

对于中国的绝大多数受众来说,他们没有机会去韩国,只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了解韩国文化。韩剧很大程度上承担起跨文化传播的重任。跨文化传播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交流;从传播学角度讲,信息的编、译码是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进行的交流就是跨文化传播。因为这样,韩剧的受众就会将其中的媒介真实当成是客观真实。论文百事通受众喜欢韩剧实际上是逃离现实,沉浸在韩剧’‘拟态环境”优于现实环境的快感中。实际上,深深陷入了所谓的“强势文化”的漩涡。

一、流行文化、传统文化博弈和触合

韩剧作为流行文化,其基本特征是风格变化多而快的文化产品,它是靠广告和各种大众媒体推波助澜而持续发生周期性变化的文化产品。韩剧的推广无所不用其极,除了传统的四大媒介,网络等还参加了选秀等一系列的策划事件,产品代言使明星在剧情中华美的形象得到了延伸。在韩国剧本创作过程是流水线式的,以集体创作为基础,而不是建立在某个人的智慧之上的。它具有独创性、创造性和主动选择性的一面,又有受控制、被宰制和被人为推广的另一面。

它可以作为人民大众进行物质和精神消费的手段,又可以作为他们表现其自身及社会身份的象征形式。韩剧中主角拥有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修养是普通大众所追求的,在后现代社会这些也是每一个社会个体的身份象征,存在价值所在。它既可以成为社会上层统治者和经营集团的品味、风格、身份的表现形式,并成为他们进一步宰制社会大众的手段,又可以成为广泛传播与人民大众的消费性产品。他进一步消除了传统的精英文化、精致文化或高雅文化同大众文化、群众文化或粗俗文化的区别和差异;当代流行文化的盛行和传播,使以往关于精英文化同流行文化、大众文化的差异成为过时现象。

韩剧中流行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消解了文化的阶层,即它把传统中关于文化的高级与低级、典雅与粗俗的定位作了否定。它不仅不是精致的文化,而且根本就不屑于做出这一区分,也根本不进行这种努力。韩剧中,积极乐观的灰姑娘总是在最终找到同甘共苦的骑士的同时,也以她的个人魅力能获得王子的仰慕和帮助。模糊了等级限制的美好感情超越了不同文化的阻隔,成为各个阶层受众的共同追求。

二、对于韩剧流行美学的批判

1、身体沉醉的流行文化

韩剧千篇一律的叙事手法,二男二女爱恨情仇的俗套剧情,单薄的非错即对的人物命运都是影视剧机械化制作的产物。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今文化产业的“瓶颈”局面,人才匿乏的状态。而“一招鲜吃遍天”的状况正是阿多诺在20世纪40年代批判的美国文化工业,他一再强调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和多样性,反对因商业和技术力量的干预而导致艺术的单一化和标准化。

韩剧中的流行文化体现为以都市生活为背景的都市文化。都市文化并不是单纯指都市中的文化或在都市中形成及存在的文化,而是指一整套制度、机构、网络、组织、人力资源、生活方式、都市精神及其它实际力量所组成的文化生命体。都市文化实际上就是文化工业的表征。韩剧不断改变娱乐的形势和派头,尽情地让受众得到身体沉醉的快感,只是让消费者画饼充饥,但都市文化的繁华和热闹却掩饰了他的空虚和阴谋。

视觉崇拜必然导致感官的享乐而忘了理性的思考。影视的意义仅剩下娱乐,娱乐本身就是在为社会辩护,消费者变得愚昧无知,一开始就顺从地放弃对一切作品的苛求,享乐意味着身心的放松,实际上是无能为力基础上的逃避。都市文化体现的是弱智化的文化工业。阿多诺曾经分析二‘.每一个自发地收听公共广播节目的公众,都会受到麦克风以及各种各样的电台设备中传出的有才干的人、竞赛者和选拔来的专业人员的控制和受他们的影响”。根据他的思想,媒介猛烈的宣传久而久之就会使大众自动放弃思想,变得麻木平庸,成为文化中的被奴役者。

韩剧用它的内容教育观众,促使观众直接用它去衡量现实,用他的价值观去教育观众接受他的价值标准,精心挑选它的内容在有限的镜头中轮番表现,塑造其成为代表民众思考的机构。这样做的后果是“抑制观众的主观创造能力”,从而导致“文化消费者的想象力和自发性渐渐萎缩”

2、文化工业

在文化产业中,表面上的个人选择实际上是处于被操纵的状态,消费者认为它被满足的这些需求都是社会预先规定的,它永远只是被规定需求的消费者,只是文化产业的对象,自由的个体审美趣味的消解乃是文化的一种真正倒退。

流行文化的商业性表现为它同许多商业的监护人、资助人和捐助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现代商业将其所赚取的部分利润再投资到文化事业中,形成当代都市文化对于商业的依赖性。在韩剧的制作上,制作者、赞助商、政府形成了互惠互利、互相依存的链条。为了获得国家的扶植和赞助商的青睐,韩剧的制作者采用了最保守的都市商品文化,直接为商业所控制的流行文化就是商业企业管辖并直接为商业利益服务的文化。他们直接为赚取商业利润而活动,这些商业活动不仅将大量文化及其产品商业化,直接将文化产品当成商品去贩卖和推销,并辅之以文化形式进行行销,将其商业化过程装扮成文化活动,使原本是纯商品的东西文化化。巴格迪坎曾犀利地指出:“新闻出版媒介的产品,其内容主要不是用来服务于买主即读者的,而是用来取悦于第三者即广告客户的。这种工具已经开始失去其作为一种公共机构的活力。当新闻的制作要排斥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人口时,它已经大大丧失了其作为民主机构的地位。而且如果叙述事件的新闻不联系真实的世界,那么它作为任何社会的一种重要势力的作用已开始衰弱。

文化产品作为一种精神消费,它对于消费者最大的实用价值是审美价值,文化产业商品的消费实质上是一种审美商品消费。审美属性与商品属性结合得越巧妙,消费就越成功。韩剧在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热播,其实就是一种成功的消费推广。韩剧成功地将文化产业的商品因素融化到审美包装中,使铜臭味十足的商品化操作仍能给予观众消费者巨大的审美满足。论文百事通

3、性别歧视:弱化女性的社会形象

韩剧导演不一定全是女性,但韩剧的受众绝大多数为女性。纯粹的爱情满足了她们的情感消费,韩剧为每一个有梦的女人编织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梦,它连释了心目中一切美好的理解。女性受众总是能把自己融入剧情中,与女主角一起经历喜怒哀乐,满足了很多“丑小鸭”式少女的梦想和愿望。

韩剧遵从“认同身份,而不是权力”的传媒卖点,将欧美肥皂剧中展开感情话题和家庭话题的可能性,和锁定女性观众收视群体基本法则,连同世俗人间的喜怒哀乐推到了极致。这是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女性集体的阴柔气质的叙事模式。而制造这样强大的心理暗示和安慰的正是那些居家的女性编剧,他们或许就是原来狂热的肥皂剧的追随者。

纵观各种类型韩剧中的形象,男主角大多是学历高、家事好、能力强的管理层,而女主角则处在社会底层,他们借助男主角的帮助才能获得成功,当然她们的价值最终要体现在贤良淑德,成全男主角的事业。即使女一号最终仍然没有获得女二号那样的社会地位,但她们获得了女二号期盼但未得到的爱情,那么韩剧无疑做出定论:女一号是成功的。

这样的女性形象警告现实生活中的女性观众:女性的本分是无私、忘我、为男性奉献,而不应该追求自主、独立。尤其是家庭伦理剧,女主角总是要承担全部的家务劳动,动辄受到众人要求放弃工作的威胁。这其实是在告诉女性观众:女强人会失掉幸福的家庭,单身是他们的命运及生存模式。它夸大了现实生活中婚姻的美满程度,舍弃了自我发掘。女性充当家庭主妇而不出去工作,没有独立的经济自主权,也谈不上其他的法律权力,在社会生活中长期处于缺席与沉默的状态,逐渐把男权秩序内化为自己的意识而丧失了自身全面发展的人权和个性,反过来却被男人讥笑为天生愚钝,精神低下。

4、扭曲的暴力美学

暴力美学是以美学的方式,诗意的画面,甚至幻想中的镜头来表现人性暴力面和暴力行为。观赏者本身往往惊叹于艺术化的表现形式,无法对内容产生任何的不适。在中国传统的意识中,英雄一直是暴力影视作品中的主角,他们德才兼备、忍让为先、后发制人。作品总体上充满浪漫气息,让观众产生一种浪漫、神圣、悲壮的崇高感。

被世界公认的“暴力美学”大师吴宇森深谙“暴力美学”的精髓,他将暴力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加以抒情式的摹写,在紧张激烈的动作场面中有意拉长时空,以超现实的方式重新排列组合,同时在气氛上极力加以铺垫和渲染,还常常喜欢酉己以古典音乐。

以亚洲文化为卖点的韩剧在唯美爱情主题下同样有暴力元素:穷人被富人藐视的社会暴力、长辈对晚辈呵斥的语言暴力、男尊女卑家庭里的行为暴力,这些往往成为衬托主角坚贞不屈的重要阻隔。情节单调,日常生活模式化,编剧只能通过人为制造障碍来表现正面角色。这样的“暴力美学”完全扭曲了原本的要义,年轻人之间好友斗狠,年长者飞扬跋启。亚洲文化背景下,如此动不动就拳脚相加是对儒家“礼仪文化”的最大讽刺。这样的陈词滥调像极了通俗小说里的伎俩。新晨

三、韩剧审美文化的缺陷对我国影视产业的借鉴

韩国电视剧对我国的文化领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不管是纯粹的精神文化还是包裹着商业运作的模式,都值得我们反思。很多专家学者对此也有很深刻的见解,他们大多认为我们应该学习韩剧的叙事方式,制作中的文化理念,以及将商业化运作嫁接到文化产业上来的手法。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韩剧跨文化传播中的负面影响,要以之为戒发展真正属于我们的文化产业。核心就是要从创作层面避免韩剧的审美疲劳,创作更多的优秀作品。在创作上,要认真研究本土受众的心理需求,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受众乐于接受的形式传播,真正做到了解受众心理基础上进行有效的传媒引导。中国当代的审美文化总体呈现出开放式、多元化结构。既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基调,又包容、吸收了西方的现代文化因素,形成当代中国人以传统文化精神为核心的开放式审美文化心理和审美观。以这种审美文化心理观念作为期待视野的当代中国传媒市场恰为我国的影视产业提供良好的生长土壤。

乡村传播学论文范文第8篇

地域化(或方言化)主持人,即电视台根据其最多收视人数所在地的文化背景打造的对象化节目中的主持人,他(她)必须深谙当地的语言与文化,为大多数受众的“自己人”。

一、地域化主持人产生的必要(然)性

现已进入窄播时代,受众已不再是公众而是分众,再加之地方电视台与央视竞争上天然的劣势(政策、资金、技术及人才),地方卫视台只有走频道专业化的道路,如海南的旅游卫视,浙江主打文化台,湖北主打公益台,不一而足。但问题在于,专业化并不是神丹妙药,如果没有自身的原创内容,竞争力也是无从谈起的。

在市场营销中,在销售产品前得确定一个USP(UniqueSalesPromotion),即卖点。同样,对电视节目来说,也得要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卖点,才能把节目卖给受众,再将受众卖给广告主,形成节目发展的良性循环。套用一句俗语来说,就是越是地域的,越是全国的(世界的),也是最有竞争力的。

北师大影视系主任于丹曾与新闻集团的一个副总交谈,对方说如果国内的节目是大、小土豆的话,那么他们带来的将是香蕉、苹果。①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内受众的很多需求尚在潜意识中,等待有人去开掘。所以地方电视台完全可以“靠山吃山”,以先进的节目创制理念打造出独我的节目。

从我国现行政策来说,节目创制的活动范围是很大(方言化节目做新闻节目,也可做综艺节目,谈话节目),只要主持人在语言的使用把握好一个度,必然会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好的注角。

我们知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语言的奇葩也是举不胜举,它们组成了中国话语的大花园。虽然全国都在推行普通话,但非主流语言也不能人为地扼杀掉。正如对广东人来说,没有哪一种语言会比粤语更亲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央视、广东卫视在当地的收视窘境。

对于各省市电视台(特别是地面台)的受众来说,他们不希望它们办得像央视的堂弟似的,他们需要的是接近性,这种地域性的欣赏趣味里,对语言的需求也是不言而喻的。

地域性节目的产生与促进不可避免,而操持地方言语的地域化主持人正好成了特定区域文化的传播者,也是在主持人模式化现实中冲出的一条生机之路,也才有最大可能达到喻国明教授所说的不可替代性,导引出必看性。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②

二、地域化节目主持人的可行性

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

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是操持者所在地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作为流传时间最长、使用频率最高的口头语言更是独树一帜的,具有独一的标识性。

这就要求我们的电视工作者不能无视这一文化载体的存在,并为对她的传承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而不是机械地理解《通用语言文字法》中第十二条:“广播电台、电视台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将普通话奉为唯一用语。正如媒体近年来大力呼吁拯救湖南“女书”一样,有意识地存留和运用地方语言,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

在另一方面,我国一些地域的常住居民一生中没离开过自己所在省、市,即便偶尔有国内游或出境游,他们最关注、感到最亲切的还是自己生活的物质、文化环境(即文化认同感)。因此,原汁原味的新闻、综艺节目会给人以“自己人”效应,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实现软性题材的强效传播。

地域化节目主持人正是充当了地域文化传播的使者,成为节目品牌的缔造者和名片。

我们看到,作为中国北方方言中独特一支的四川话在四川盆地具有的蓬勃的生命力。前几年风靡全国的渝剧《傻儿师长》系列、《山城棒棒军》等充分彰显了四川、重庆一带语言的异质性与活性。重庆电视台现在定期制作、播出的方言专题节目《雾都夜话》在当地收视率极高,这档节目用重庆话道家长里短,并张扬新风尚,用朴实的外壳展现原汁原味的新生活。

同样我们在北京电视台1998年3月5日开播的“元元说话”节目及后来的《第七日》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出主持人的平民化视角,讲实话,说直话,说一针见血的话,说老百姓的心里话。③

三、地域化节目主持人的素质要求

地域化节目既然要成为省市电视台独一无二的名片,必然要办出档次、办出特色,而节目主持人就不仅仅是一个镜头前照本宣科的符号,而应是活生生的,具有良好综合能力的人。

1、首要的是社会阅历丰富的人。

美国传播学者们对美国三大商业电视网(CBS、NBC、ABC)历任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年龄考察得出结论:43岁被称为是主持人的“黄金年龄”——成熟、稳重、权威和男性魅力,容易赢得人们的好感和信任。④这个判断是对新闻节目主持人的,同时,富有新闻工作经验的主持人有助于体现电台、电视台新闻的品格和特质。其实这都是在强调主持人的社会阅历。落实到地域化节目主持人,那就是:要有在当地较长时间的居留,深谙民众的普遍心理(如好恶、价值取向、生活习惯等)。——这是得到认可的第一前提。

2、人文化

针对当前节目主持人的一式化,平板化,倡导用人文精神支撑的主持人显现荧屏实在是大势所趋,再加之地域化节目在很大程度上是打“文化牌”,因而这一点也成为21世纪主持人的“新标高”之一(吴郁语)。

另一方面,地方电视台理应成为当地的主流媒体,既然是主流,不应是“沙漠中的布道者”,它期求的是相当的社会接触规模和人群覆盖密度。不能设想,一个不被市场所接受的、发行量和收视率极度萎缩的媒体可以称得上所谓的主流媒体。⑤

现实处境与前景展望在召唤人文化节目及其主持人。而有人文意识的主持人“一如既往地关注人的命运,关注人的生存情态,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⑥正如喻国明在谈及做学问时所说的,“最重要的是一种俯仰天地的境界,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大彻大悟的智慧。”⑦

试想想,以作学问的姿态去做节目,会做不好吗?

3、良好的职业素养

如果把地域化节目作为一个产品的话,那么其主持人就是生产线上的工人和监工,也就是不只负责节目的生产过程,还要参与产品的质量监督。而要做到这一点,主持人必需要有良好的职业素养,也是专业化程度高。

现在粗制滥造的节目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因此主持人必须要有“精益求精”的勇气与志向,从选题的策划、实施,播出控制及反馈,都应有主持人的关照。只好这样,地域化节目的质量才有保障,其可持续发展才有希望。

四、地域化节目主持人的主持类型

从实践中来说,地域化节目的类型可以多样化,如新闻节目、文艺节目和谈话节目等。

1、新闻类节目

以方言来主持新闻节目自有其特有的风味在里边,但并不是所有的新闻节目都适于这种方式。相对而言,地方新闻联播或政治新闻都不宜用方言,因为它有碍于其严肃性。

社会新闻节目(专题)、娱乐新闻节目及对农村广播节目比较适于用方言来主持。现在,凤凰卫视《媒体大拼盘》节目主打即为社会、娱乐新闻,其中,有一节为“我来说新闻”,每天由不同省份的人以当地方言来播新闻标题,这既是增强受众主动性所在,又可通过语言这种方式来了解中华之博大文化。但基于凤凰卫视的广播全球性,在语言上不可能走得更远,不同的方言成了节目的装饰。对于如湖南卫视《乡村发现》,如果李兵用湖南话广播的话,这个节目的对象性显然会更强,老百姓也会觉得更亲切。

2、文艺类节目

以方言来表现地域文化是最贴切不过,正如用安徽话来做黄梅戏的专题,用苏州话来串讲苏州评弹,用四川话来讲三峡风情。但这对文艺节目的内容有一定要求,即主题为所在地的文化活动、动态及人物、成绩等。其实对于流传于民间的一些文艺样式,我们开掘得不够,如陕西的秦腔,湖北的梆子戏等等,电视媒体理应给予它们以传播的舞台,让更多的人来关注它,爱护它,并发扬它。

3、TALKSHOW

对电视主持人来说,声音是他(她)的思想的载体,其重要性超过了他的外型。白岩松认为:中国的主持人分为两个阵营:一曰司仪型,一曰思想型。后者在实现着对社会个性化的观察,大致经历了从记者到主持人再到评论员(思想型主持人)的过程。⑧地域化节目主持人是思想者,他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他对问题或事件深遂的思考。就像那威在凤凰卫视作的个性化节目《说吧》一样,地域化节目主持人在脱口秀里可以找到充分发挥的舞台,他(她)凭借语言的利器独自说话,或者和嘉宾们说话,不断地把思想的火花通过口表述出来。在这样的谈话节目中,可以谈世间真情,可以谈国家大事,也可以谈社会热点。节目的内核在于能发他人不能发之言,发观众想发之言。

五、地域化节目需注意的问题

1、关于两个版本的制作

地域化节目虽然只在当地广播,但也不排除在卫视上播出,所以对制作版本有一定的要求,地方台可以在一月里选择一期制作成普通话版本,上星播出,主持人的解说配上普通话,对参与者的方言部分配上字幕。

2、语言的精炼

节目主持人在使用方言时要时刻提醒自己要以审美的姿态来使用口头语言,严防语言的粗鄙化,要着力发掘老百姓生活中常用的、鲜活的语言,力求在使用上“与时俱进”,在反映群众现实生活上做到切近时代脉搏。

3、节目数量及播出时间

地域化节目不宜过多,对除社会新闻可作日播外,其他的如脱口秀和综艺节目可作周播或月播计。

在时间安排上,晚间七点十分左右播出为宜,因为其时正是换台高峰期,地域化节目的接近性优势可以夺取观众的注意力。

4、自产与他产

要制作质量上乘的地域化节目,电视台没有一个好的团体是不太可能的,以主持人为主导的制作队伍应挑起大梁,至少生产一年总播出节目的八成左右,其余二成可由社会制作机构(公司)操作。另外,地方电视台可与市、区(县)文化局(馆)等文化部门密切联系,让其报送选题,联合制作具有浓郁地方风情的综艺节目。

前面提到的北京电视台《第七日》节目主持人元元“从小在北京四合院里长大,她特别喜欢北京,虽然空气脏了些。她没有去更大的电视台让更多观众知道她的想法。她享受跟老百姓的交流,愿意作个跟他们说说每周发生了些什么事的女孩子”⑨。其实对于大多数节目主持人来说,他们的大半生都是在一个城市里为老百姓服务,优秀的他们一不留神就成了某地的一张名片。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地域化节目的勃兴能够铸就金牌主持人,这无论对于主持人自己,还是对于地方电视台,这都该是多大的荣誉。

注释:

①于丹于2002年10月23日下午应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邀请所作讲座:《新闻类节目的采访与主持》)

②《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P69---72

③白谦诚、原默:《中国主持人20年》,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12,P53

④任玉清:《从克郎凯特、拉瑟看中国节目主持人的发展方向》,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12,P55

⑤喻国明:《中国媒介产业的现实发展与未来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1,P9

⑥吴郁:《21世纪主持人的新标高》,《现代传播》2001年第1期P77

⑦喻国明:《关于传播研究的若干断想》,《现代传播》2002.1,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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