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自由主义文学分析范文

梁实秋身处的时代，中国社会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当时的文艺处于政治背景和时代环境的夹缝之中，必然要受到它们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无法摆脱的，文艺作为社会生活的产物，自然要反映政治和时代的诉求，至少主流文艺是担负着这样的职责与使命的。而梁实秋的自由主义文学观是从人道主义出发，融合了文人内心雍容典雅的美好理想，对美好人性的一种召唤，从本质上说，也是在解决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困境，而且不失为一剂良方，力求为文学发展寻找到一片纯粹的天空，可以净化和改良人性。只是这剂方子来得很慢，无法及时追赶和抚慰人们救亡图存、寻找新发展道路的焦灼内心。因此，梁实秋的文学观在当时并不能得到客观评价也在情理之中，撇开政治因素，也应当看到其自由主义文学观的独特而深远的价值，

一、政治与文艺关系的思想渊源

无论在何种历史阶段和政治文化背景之下，文学与政治历来是密不可分的，人们谈论文学的时候，其实都是将其置身在一种特定的社会和文化氛围里，特定的政治背景之下来谈论。而关于这两者之间关系的探宄，从来都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文学作为一种人类精神和文明的成果，它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纯粹的“文学”这样的说法，它被集中概括为“人文”，包括了政治和文学两个部分，它在无形之中甚至成为了一种衡量中国古代文人的准绳。文人在参与文艺活动的同时自然也就背负上了家国天下的重任，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并无明确区分。这主要是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经世致用”的方法论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的感召，因为儒家从一开始便把一切都置于政治理想之下，人生的修养之资都旨在达成和服务于政治，对文学的评价和审美也因此带上了政治的眼光和色彩。首先，儒家文化强调“文以载道”，这就说明了文艺同时还具有教化的政治功能，文艺与政治是并行的，互为补充构成维持社会秩序的两条轨道。儒家一直强调经世致用，具有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引导和感召人们积极投身于现世生活，这似乎成为了当时士大夫的人生理想和信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里，成为了指导和形成他们人格与个性的最重要的理念。自然，这种影响也集中体现在文学创作上，使得他们的文学创作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李泽厚在《美学四讲》里谈到，文学是一种特定社会氛围的生活积淀，是时代、问题和力量的具体呈现，也就是说，它是时代和社会的结晶，是对它们的髙度总结和概括。童庆炳指出，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宄的是文艺和其他革命工作的关系，在当时的语境下，文艺完全没有被当作独立的个体，它和整个革命工作是连为一体的，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甚至可以理解为是党所领导的另外一支军队。从中国现、当代史可以发现，每次国内的政治运动都以文艺作为突破口，通过对某种文艺思潮的批判或者追随从而表达自己的政治观，文艺似乎成为了政治的代言。毫无疑问，文艺在政治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即使文艺有其独立、向人类精神生活纵深挖掘的部分，在不同的历史进程阶段，文艺难免受制于政治，并呈现出时代特色。包括曹雪芹的“凄凉之雾遍被华林”，托尔斯泰的“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折磨和苦难，卡夫卡的可怖的异化人生，都是一种特定社会氛围的生活积淀，将一种特定“氛围”渗入到了作品里。从古至今，文艺与政治都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

二、梁实秋的自由主义文学观

与传统儒家文化一脉相承，20世纪中国文学上空也始终笼罩着悬壶济世的氛围，拥有明确的政治导向，文学发展之根本目的是要救社会于水火，救人民于涂炭。其发端可以追溯到梁启超称之为文学革命宣言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国之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透过梁启超的这番话，可以看到，文学革命其实是担负着救亡图存的重要使命，在于启蒙人的心智，促进人的觉醒，文学革命与社会改良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整体，文学革命也是一种变革社会的方法与手段，它甚至是政治的一部分。此时的社会正在经历剧烈的变革与动荡，文学也自然被当作了“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工具。这种巨大的使命感和压迫感使得文学承载了太多不该承载的东西。因而，对文学的态度和观点也不由自主地出现了偏颇，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站在文学的角度去评判和分析文学现象，而是带着社会和时代的“有色”眼镜去看待，包括对于梁实秋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想更是如此。梁实秋在留美学习期间广泛地接触到了西方现代文明，尤其是对自由主义的提倡和崇拜唤醒了他的个人意识，这也是他自由主义文学观的根本来源。他的文学观不单纯只是一种在文学领域内的文艺思想，从本质上看更是一种解救和改良社会的根本思想。在他看来，自由和法制是能够拯救整个民族的，文学只是实现它们的一个载体。因此，他极力推崇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价值观，认为应“赞成各种主义的信仰者都有充分的出版言论自由。”w他对西方现代自由主义有一种切身的体认，认为就中国当前的情境而言，思想自由也是不可少之一端，他在《副刊与我》中公开声明，国家是需要统一和团结的，但是思想却不必要统一。由此可以看到他思想中理智与自由的部分。但是，梁实秋深受中国古典主义和文学思想的熏陶，在他的身上又流淌着自己民族的精神与传统，这也使他形成了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不同理解，他的自由主义是古典的、节制的，带着中庸和平和的理想气质。作为白璧德教授的研究生，其老师白壁德所倡导的是这样的人文主义．？以传统古典主义补救现代文明给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在于重构社会秩序。梁实秋自然深受其老师的影响，当时的社会现状更是令他意识到，我们的社会和时代需要这样一种古典的回归，需要通过自我人格的塑造来改良中国社会，他自诩“古典头脑，浪漫心肠”。一方面受到西方自由思想的感召，一方面骨子里又受到中国古典精神的滋养，怀有理性主义原则。因而，他又说，“我向往民主，可是不喜欢暴行；我崇拜英雄，可是不喜欢专制独裁；我酷爱自由，可是不喜欢违法乱纪。”［2］由于受到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也形成了梁实秋在面对政治制度、文学观等精神向度上独特的视角以及内部的冲突与矛盾。在文学上，他的内心一直坚守着这样的理想，他认为作家应该是独立的，并且只遵从于自己的内心，只向着真善美而书写，只听从文学的感召，而不应该受到别的什么影响。他也一直在忠实地践行着这种文学理想，他的散文深受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他的雅舍笔法源于西方ESSAY（随笔），而文章中谈吐的气度，正如他晚年曾不无感触地说：“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大概就是儒道释三教合流的产物。”处处透露出深受华夏文明滋养的中国文人雍容之气，潇洒而沉迈，大有自然通透的气质。他批评左翼，批评“苏俄的文艺政策”和“唯物史观”，而他是主张“文学的性质在于普遍的永久的人性之描写，并无所谓‘阶级性’的。”［3］梁实秋历来反对文艺的阶级性而主张人性论，这也是他文艺观的核心。本着“即以人的自主独立为中心，以理性节制来调节制衡人的内心及人与外部之间的各种矛盾，使人在纵欲与灭欲、情感与理性之间获得一种平衡，从而达到和谐适度的中庸境界，实现社会与人的和谐发展”［4］这样的价值观与文学观，梁实秋在面对五四时期特殊的社会问题时，采取的是一种理性平和的态度，对社会改良之路拥有一种更加广阔和深远的视角，认为改良社会的真正良方在于人性的古典回归，并不仅仅在于人对自身生存状况的关注与对传统的盲目排斥，在他那里，当时的社会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解决当下的困境，而应当上升到对普遍人性的思考，文学在这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提倡文学是最基本人性的表现，“文学的根本性质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一成不变的，换言之，人的根本情感不变，人性不变”。在他那里，人性是构成文学以及其他一切的根本，文学创作要表现人性，社会现状也是人性的综合和浓缩，只有人性得到了真正的改良，整个社会才能朝着人道主义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处在一种低级的饱受困扰的状态，他一直怀有鲜明的人本主义精神。在他看来，“文学不能救国，更不能御侮，但健全的文学能陶冶健全的性格，使人养成正视人生之态度。”［6］对于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的揸击与交流，他既看到了其中应该学习的部分，也抱有一种客观理智的态度，而没有盲目崇洋，这和当时一味提倡推翻自己本国文化、学习西方文化与制度的潮流构成了矛盾，他似乎走在一条与主流思想和文学相悖而行的道路上。

三、文学与政治关系探究

在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观点表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从属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的，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相互独立的艺术，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本雅明也提出“艺术政治化”的主张，他们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作家都是一定阶级的一员。因此，一定要站在一定阶级的立场上写作。卢那察尔斯基也认为“任何作家都是政治家”。“马克思文艺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都将政治和文艺的关系视为重要议题，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关系是不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要适应物质发展的阶段，生产方式决定着精神世界，在马克思文艺理论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平等的、影响是相互的。”［7］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还有一种极端的看法即“远离论”，高行健认为“文学要超越政治的干扰，回到对人及生存困境的见证，首先要脱离意识形态，没有主义，回到个人。”在梁实秋身处的年代，我们应该看到政治对文艺的过多介入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甚至可以说政治对文艺有一种统率作用，文学失去了为自己发声的权力，而仅仅只是从属于政治，文学不代表自己，而是代表政治。当时出现了这样的情形，由于政治的介入，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钳制了文学发展，许多知识分子受到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以及浪漫主义的影响，纷纷提出了“文艺自由论”的口号，认为“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艺术虽然不是‘至上’，然而绝不是‘至下’的东西，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恕的冒渎。”［8］强烈表明了文艺坚决不能妥协与从属于政治的文学立场，也就是说文学与政治是根本对立的关系。昆德拉也提出他选择以作家的身份参与政治，远离政治中心的漩涡，对政治坚持着一种“诗意的对抗”。到现代，可以看到很多文学作品实际上已经呈现出一种“去政治化”的倾向，诗人食指对余秀华的诗歌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一个诗人，对人类的命运、对祖国的未来考虑都不考虑，把农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对小康生活的向往，统统忘得一干二净，评论界把她捧红是什么意思？”他认为余秀华诗歌丧失了正统诗歌规训中所包含的公共性与家国情怀，食指所认为的家国情怀，其中包含着一种政治立场，认为文学应当为政治“发声”。对此也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文学是否一定需要与大时代、大叙事紧密相连？文学的本质是否一定要在这样的大时代描写中才能得到体现？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时期，文学与政治的联系也并不相同，但文学总是不能脱离政治而单独存在。正如鲁迅批评“超时代”文学家的那句话“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即使政治没有以强势的姿态介入文学，但它已经渗入到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里，渗入到我们的生活里。正所谓一部文学作品的产生本身已经包含了独特的历史语境，而这些都以政治环境作为它们的生存土壤。梁实秋的自由主义文学观正说明了这一点，当时中华民族处于危亡关头，梁实秋一直执着于恢复中西传统的健全的人文精神，倡导一种和谐而全面的人性，以一种中西结合的古典审美原则以及现代文明的眼光来看待人性的转变以及社会的进步，这种眼光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甚至从人类文明的眼光来看，都是一种远见卓识。他企图以这样的价值观念来建构和影响中国的现代化文学，倡导文学应当远离政治，文学应当听从作家内心的召唤，然而，当时中国文学传统的贯性和社会的巨大矛盾给了他当头一棒；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看，他的文学观也在为中国社会找到一条真正的改良道路，而且是更深层次上的思考与指引，只是这条道路需要漫长而艰辛的等待与积累，对当时亟待解决的社会矛盾来说，颇有“远水不解近渴”的意味。50这使得文学政治化和工具化的倾向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然选择，梁实秋对自由主义文学思想的坚守也就成为了一种历史时空上的错位。应该说，文学与政治上的亲密关系是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所形成的，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面对梁实秋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想，也应当持有客观公正的评价，看到其在改良人性和致力于文学发展上的远见卓识，看到其背后蕴藏的深刻价值。

作者：田诗琪 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