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启蒙到马克思主义启蒙范文

摘要：

马克思主义是对“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启蒙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先后进入中国，并曾经共同为反对封建主义而相互合作，后来两种思想逐渐开始走向对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与自由主义思潮相互交织、相互辩论乃至相互斗争的过程。对启蒙思想由早期的认同到后来的扬弃，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不断与启蒙思想的论争中实现了对启蒙思想的超越，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

关键词：

启蒙精神；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扬弃

在20世纪的中国，对于中国社会进程影响最大的理论应该就是马克思主义以及曾在人类历史上起过伟大进步作用、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启蒙思想。回顾两种思想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在欧洲是当启蒙思想取得了巨大成就后，在其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与欧洲不同的是，在20世纪初，启蒙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先后传入中国，并曾经为反对封建主义而在孙中山先生的推进下相互协作，但随后在合作中又不断产生冲突，并最终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两种对立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与在启蒙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自由主义思潮相互交织、相互合作、相互斗争的过程。20世纪初期在中国率先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们，既有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邓演达等国民党人，也有、陈独秀等共产党人，他们无一不是先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接着在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尽管国民党人没有完成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但是却影响了陈独秀、和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批实践者和最终完成者，实现了从自由主义启蒙到马克思主义启蒙的转变。

一、启蒙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化土壤

要考察一种思想就必须到其特定的文化土壤中去分析，要全面而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也必须首先将其放到它的文化土壤中去。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中期产生于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社会运动中的。当时的社会正是资产阶级思想占据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时候，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深入人心，但是事实上却是高喊着这些口号的资本家们带给了工人阶级贫穷和繁重的劳动。过着奴隶般生活的工人阶级对这些口号开始提出质疑，即使在资产阶级内部，如圣西门、傅里叶、欧文等也对这些口号掩盖下的血腥剥削产生了不满，对工人阶级报以同情，提出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条件下，对启蒙思想的思想原则从认同到怀疑，最终转变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揭示人类解放的前途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他无意否定启蒙思想的进步性，但是却在启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加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社会理想。杜维明认为：“启蒙心态从18世纪以来，是人类文明史到现在为止最有影响力的一种心态，科学主义、物质主义、进步主义，我们现在熟悉的话语，都和启蒙有密切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从启蒙发展出来的。”①许多学者认为要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到它的广泛的文化背景中去追寻它的思想基础。英国学者伯尔基在《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中第一句话就说到：“马克思主义根本上属于欧洲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主流传统，因此，进入马克思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核心———的最佳途径是研究它在这一母体中的起源”①。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创立离不开他们对世界文化精髓的借鉴与吸收，离不开启蒙运动以来对人类产生巨大变革的先进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年轻时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对启蒙思想充满期待与向往，随着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进一步了解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充分认识，才逐步向共产主义思想转变。可以说，没有启蒙思想作为他们的思想基础，离开了启蒙文化的沃土，就很难出现马克思主义。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是在扬弃了启蒙思想以后才逐步走向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立场的，只有深入理解这一思想基础，才能真正对马克思主义做出全面而科学的理解。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②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扬弃启蒙思想的过程

既然马克思主义是对“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这就使得各个国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必须首先完成对启蒙思想的扬弃。一个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并没有启蒙思想的基础，虽然在稍早一些时候，启蒙思想已经传入中国，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但是远没有达到能够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的程度。两种思想几乎是同时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正如高放先生所说：“欧洲与中国历史上都有两种启蒙运动，即自由主义的启蒙与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这两种启蒙在欧洲历史上是先后衔接的，在我国历史上自‘五四’运动以来则是并列发展的。在我国，这两种启蒙的发展都历经曲折的过程。当今，我们要重新启蒙，重新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还必须以宽广的胸怀和深邃的眼光，吸收古今中外各种文明的精华，得到更加丰富多彩的新启蒙。”③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启蒙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到新文化运动达到高潮。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延续，也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反对封建文化的一次大碰撞，它动摇了封建思想的正统地位，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为后来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奠定了文化基础。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中国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救亡图存，思想启蒙的任务成为次要的矛盾。所以，新文化运动虽然担负了启蒙的任务，但并没有完成启蒙的最终使命。由于资产阶级文化精英们脱离了人民大众，他们提出的民主要求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真正找到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的有效途径，因而新文化运动没有转化为全民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最终只是成为少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宣传话题。由于启蒙思想并没有真正成为中国的文化土壤，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缺少了相应的思想基础，这一点尽管不能成为从根本上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因素，但也为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也使得一些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容易出现一些偏差。

但是，毕竟中国的现状要求那些爱国志士要寻找救国之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精英们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引导下，经过不懈追求，终于建立了中华民国，为启蒙思想融入中国文化土壤建立了政治基础。然而，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不仅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尊严没有实际获得，期盼中的民主政治更是演变成军阀纷争，民族、民权、民生几乎成为空话。这使得孙中山先生和许多国民党精英深感失落，进而试图开始寻找新的道路。在此背景下，他们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以期通过宣传马克思主义为苦难深重的中国寻找新的出路。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使得人们对于西方社会包含的种种矛盾和冲突看得更加清楚，那么对于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学说，就自然进入孙中山的视野。在孙中山率先表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后，在新文化运动前后，朱执信、戴季陶、胡汉民等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1906年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中首先介绍马克思主义，接着他先后撰文介绍《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胡汉民也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戴季陶则用马克思主义中关于工人运动的相关理论来解释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用阶级斗争学说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各种冲突。他们力图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结合起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可行性，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结合，这些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遗憾的是，由于本身的阶级立场，他们并没有真正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几乎同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等人在对启蒙思想失望之余迅速对其进行了扬弃，并真正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陈独秀、等人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早传播启蒙思想的代表。他们在对启蒙思想进行了全面认识以及对中国国情和世界潮流进行全面分析后，不但迅速扬弃了启蒙思想，而且开始在中国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尽管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并没有达到预期，但毕竟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并在中国掀起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浪潮。在孙中山先生经过许多挫折最终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后，在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人的共同推动下，一场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迅速与自由主义的启蒙运动并驾齐驱。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必须不断地解决与启蒙思想的关系———既要不断消除启蒙思想的影响以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同时也要不断汲取启蒙精神中的合理因素。高放先生指出：“既然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继承了18世纪启蒙学者们优秀成果的更彻底、更进一步的发展，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当然就是比18世纪的启蒙运动更彻底、更进一步的启蒙运动。”①

三、在扬弃启蒙思想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主要完成者，的思想发展轨迹同样也是在不断扬弃启蒙思想的过程中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的。学生时期的也和陈独秀等人一样，曾经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当作解救中国的最佳良药，对它充满憧憬。是通过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书籍和文章接触到西方民主思想的，他自学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政治方面的著作，包括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亚当•斯密的《原富》以及斯宾塞、穆勒和达尔文等人的著作，比较系统地掌握了启蒙思想家们的民主思想，确立了“天斌人权”、“主权在民”、分权制衡等民主观念。从来就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而不会盲目信仰的人。尽管他在这一时期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但他并不是一股脑地接受，而是有自己的分析与怀疑。他认为：“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有之，其惟仙境。”②尤其是在深入中国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后，他结合中国现实分析了民国政府暴露的种种弊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有了明确的认识，指出资本主义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只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主义不存在什么代表全体人民的普遍民主。在批判封建专制的同时曾寄希望于资产阶级民主，但很快就由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憧憬转为了失望，为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基础。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深知重视社会实际远比死读书更能够解决中国问题。因此，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运动，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自己的认识，提出新的问题，这使他比别人更能够在实践中评判各种理论的优劣。十月革命后，更加积极地投入为救国救民寻求真理的社会运动当中，并将刚刚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来分析中国社会实际问题。逐渐地，他从最初对十月革命的怀疑到后来开始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而得出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的结论。从那时起，他已经能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但他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将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正是由于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不断努力，最终扬弃了启蒙思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并结合中国实践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全面超越了启蒙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一）“实事求是”思想对理性精神的扬弃理性精神早在古希腊文明时期就已经开始孕育，到文艺复兴时期被发扬光大，并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而成熟，成为西方精神文化和价值体系的核心。理性精神强调尊重理性、尊重科学，是启蒙思想的基本要求。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要受到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者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①中国的历史传统中虽不乏重视理性的思想，但如果从总体上评价，中国文化中似乎缺少真正成熟的科学理性精神。这也使得我国近代没有实现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这也为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带来一些障碍。费孝通先生指出：“我们与西方相比，缺了‘文艺复兴’的一段，缺乏个人对理性的重视，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补课，这决定着人的素质。”②马克思主义要实现中国化进程，理性精神是其重要的思想基础。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文化土壤，也决定是否能够科学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事实上，由于理性精神的匮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刚刚传入中国并在实践中指导中国革命的时候，就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经验主义一度成为党内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常态，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作为当时党内少数能够理性对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作用的领导人之一，他在革命实践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并坚持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他不仅深入考察了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而且也考察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实际状况，并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能照搬照抄书本，不能简单借鉴苏联的经验，中国应当按照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革命道路，体现了彻底的理性精神。曾回忆：“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史》，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中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的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③1920年3月，他在写给周世钊的信中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调查，及研究”④。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他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实现了第一次飞跃，同时也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进程中对启蒙思想的核心内容———理性精神的扬弃。“实事求是”思想既继承了科学理性精神，又扬弃了其中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因阶级局限性造成的不科学因素，形成了高度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从而在中国革命中科学地指导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追求真理、运用真理，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本的思想路线。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在扬弃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基础上的创造性成果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做出了正确分析，认为其社会性质是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国革命的道路要分成两步走，首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此基础上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既然革命的性质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资产阶级性质的启蒙思想作为反对封建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仍然具有其进步作用，而不能将其简单地抛弃。仍然坚持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做出合理运用。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要解除这种束缚，“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显然，“发展个性”和“个性解放”是属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政治诉求。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新”，就在于它不能仅仅简单地重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既不能简单复制西方民主制度的形式，也不能直接照搬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是在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基础上重新赋予它新的内容。因此，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其它任何已有的社会形态都不能简单包容的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①“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②可见，在认识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扬弃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基本原则，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结合中国实际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上虽然仍属于资产阶级革命，但其领导权必须由无产阶级来承担，并由各个阶级的政党联合组建民主政府，用民主集中制代替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并强调这一民主政府服务的宗旨是为保障全体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其目标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这无疑是在扬弃启蒙思想的基础上，对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创造性认识成果。

（三）“为人民服务”思想是最彻底的人道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成熟于启蒙运动时期，作为资产阶级的又一重要思想，它提倡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对于世界的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把人道主义的内涵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在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运动中起到了伟大的号召作用。也使得后世的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形成了以人道主义为核心价值的政治思想体系。作为启蒙思想的最重要内容，20世纪初期，人道主义也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打着人道主义旗号的欧美列强，却在中国犯下了反人道主义的累累罪行，在中国他们显然是在执行着另外一套标准。他们既没有平等地对待中国以及中国人，也没有对中国和中国人展现他们的所谓“博爱”，而是对中国人民残酷地掠夺压榨，制造“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歧视性标示，以及臭名昭著的歧视华人法案。身处这样的时代，又不断深入到实际中调查研究，对于西方人道主义的虚伪性看得非常透彻。因此，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他明确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伟大思想。“为人民服务”是基于对中国革命实践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所提出的，这一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为谁服务，代表谁的利益的问题。在中央警备团举办的张思德追悼会上的演讲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③在这以后，多次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1944年10月，在面对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时指出：“三心二意不行，半心半意也不行，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④。1945年4月，他在《两个中国之命运》中说：“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⑤。他在《论联合政府》中也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⑥

党的七大把“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写入了党章。新中国建立后，“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被写入了宪法，成为新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定义务。“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澄清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当中的一个最大的模糊：既然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就必须要首先明确关怀哪些人、爱护哪些人、尊重哪些人的问题；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就必须解决要以哪些人为本、哪些人为中心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尊重人、关怀人。与资产阶级思想中模糊的抽象的“人”不同，明确提出“为人民服务”，这里的人民又是指谁呢？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明确地指出：“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①，从而将人道主义思想中的许多模糊概念落到了实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真正的彻底的“人道主义”。总之，陈独秀、和等中国共产党人对启蒙思想由早期的认同到后来的扬弃，使得自身完成了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又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不断与启蒙思想的论争中实现了对启蒙思想的超越，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而这一次飞跃，实际上是在中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使中国在思维方式、指导思想以及文化方向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及，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下了根基，为以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

作者：王庆江 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