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范文

一、通过教育改革，促进了“效法泰西”的中西文化交流

李提摩太是一名社会改革家，他在中国经历了多年的文化研究，并根据自己的深刻亲身经历和实践，加上自己的感悟才提出了教育改革的建议。最开始，它在东北进行传教活动，是当地城乡的现状、交通的闭塞、民生的艰难等现象引起了他的感触，从而产生了社会改革的意识。在他到中国之后没多久，就参与了赈济灾荒的社会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他向山东巡抚丁宝桢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例如启动修筑铁路等公共工程以预防将来灾荒的发生，并为衣食无着的灾民提供生计；大规模向满洲和其他粮价低的地方移民；以及向没有遭灾的省份征收赈灾款。通过这些改革，能够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改善他们的生活。另外，在赈灾实践的过程中，他还做了很多社会调查，并对关系民生的社会改革进行了进一步的思索和探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促进了社会改革思想的初步形成。后来，在与张之洞的几次交往过程中，李提摩太还提出了一些中肯而又切合实际的改革意见，对我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深刻影响。李提摩太的改革不仅涉及了工业、商业和农业，同时还涉及了交通运输和外交等多个方面，尤其是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最多，也最为深刻。

他的很多文化教育改革的思想都具有中西方文化融合的特色，对于促进中西教育交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他在1886年时编写了一本名为《现代教育》的小册子，在这个小册子中他对中国一些教育方面提出了改革的建议，不过当时受到了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否定。后来在1895年与李鸿章的再次会面中，他又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是对所有秀才实施外国式教育；二是遣一百名翰林、十名皇室亲贵去国外考察学习；三是定期在北京举办讲座，讲解当今世界的主题和重大事件。这三个建议受到了李鸿章的赞赏。后来在与张之洞的会见中，他提出中国要进行彻底的改革一定要以教育为基础。李提摩太在1899年又一次到达北京，其主要目的是游说政要，推动新式教育，并根据中国当时的教育状况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例如设立新学部，以专责成；国家每年至少要拨银一兆两以办新学校；以及朝廷应督促各地绅商富户筹集银两，补公款之不足等。总的来说，李提摩太的教育改革思想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将教育作为改革的根本，通过新式教育来培养优秀人才，而兴办新式大学是培养新式人才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要将科技作为一个关键因素，通过对西方先进技术成果的利用来对中国人进行教育，从而造就出一批新式人才。二是在新式学堂中要采用全新的教育内容，要对那些陈旧腐化的科举制度进行摒弃，并且对于《四书》、《五经》等圣贤的经典著作也要采用吸取精华弃其糟粕的观念。与此同时，他一方面主张“广学”、“博学”、“实学”和“专学”，另一方面还提出在学生的培养中要各按所志，务专一门，始可各明其理，各精其业，方免多不胜读，而蹈涉猎不精之弊，从而培养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学生。

二、通过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研读，促进中西文化对话和交流

在最初来到中国的时候，李提摩太的传教活动受到了重重阻碍。李提摩太认为要想找到适合中国的传教方式，就必须要对中国人、中国的文化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在当时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中，西方人总是否定中国文化，认为中国社会腐朽不堪，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反感。但是李提摩太却并非如此，他一方面不赞成其他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敌视态度，认为每个民族中都存在着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对本民族文明的自豪感和优越感，以及对其他民族文明的不屑和歧视，另一方面他也反对中国士大夫排斥异域文化的倾向，认为这是一种故步自封的做法，观念过于陈旧和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是没有地域之分、没有中西之分的，认为中西文化各有所长，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我们应该择善而从。由此可以看出，与其他传教士相比，李提摩太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并没有否定中国文化，而是以开阔的胸襟面对中国文化，主张中西文化互相学习和融合。除此之外，李提摩太还提出传教士应该精通中国文化，并通过每三年一次的与中国语言、历史、法政、艺术、礼仪等相关的考试制度，来加强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与此同时，传教士还要与未信主的中国人和睦相处。

李提摩太在一些文化细节上也非常注意，例如，他在到中国之后就改穿中国服装，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学中国儒生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号叫蓉若，在平时还会练习中国书法，可见他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此同时，李提摩太还对理雅各博士翻译的中国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并提出基督教的很多思想与儒教具有相通之处，而《圣经》主旨则与孔孟之道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例如《圣经》中“爱人如己”与儒家的“仁”其实是同样的道理。在中国变法改革的宣扬中，他始终坚持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食天”“、民为邦本”等作为其观点的基本依据。李提摩太不仅仅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同时也深刻认识到中国文化中存在的保守、落后等问题。他指出中国知识分子不求实学，将时间都浪费在时文试帖之中，并认为这是儒教造成的缺陷。李提摩太指出，基督教能弥补儒教的不足，认为，如果儒教能够对自己的不足之处进行改正，那么就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在今后获得更好、更长久的发展。除此之外，李提摩太还非常喜欢中国《金刚经》等佛教著作，认为其中有很多与基督教相似的思想，他几乎每天都腾出一定的时间来潜心研读和抄写经文，通过这种方式使佛教与基督教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后来，当李提摩太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表达方式有了熟悉的了解之后，他开始尝试使用中文来进行创作，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其中《教义问答》就在当时广为传播。另外，李提摩太还对中国佛教祈祷中的音乐合奏有一定的接触，还翻译了《西游记》和《天使天国》，在翻译的文本中，他把玄奘描绘成一个耶稣基督式的人物，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西传以及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交流。

总的来说，李提摩太在中国度过了他人生中的45个年头，大半生的岁月，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他不仅参与了宗教、政治，同时还参与了赈灾、教育等多个领域。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传教士团体在近代中国的活动，不仅把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价值观念传播给中国人，诱发了近代中国人寻求变革的意识，同时也将中国的一些优秀思想和观念转化为西方文化符号，传播到了西方，从而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沟通。

作者：柯惠娟 单位：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