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出版与中西文化论文范文

一、马六甲时期英华书院的印刷出版

由上述可知，米怜一行甫抵马六甲，即创办《察世俗》。印刷所成立后，更是积极开展印刷出版。马六甲时期英华书院的出版品主要有：1.中英文报纸期刊。1815年8月创刊的《察世俗》是米怜主持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月刊报纸，被誉为“中国近代杂志的第一种”、“中国近代报业的开山鼻祖”[6]。其编务由米怜全盘负责，所刊载的文章也多出自他之手，封面书“博汉者纂”，“博汉者”即米怜的笔名，马礼逊、麦都思和梁发给最后几期写了稿[7]。《察世俗》至少出版到1822年2月至3月，因米怜去世而停刊。《察世俗》在中文印刷、出版、新闻、传教以至中外文化关系等方面，都有极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对中西文化的交流，而且在中国近代报刊发展史也占有重要地位。在清廷禁止传教士在华公开布道的情况下，《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可以说是新教传教士开展文字传教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天下新闻》（TheUniversalGazette）是英华书院印刷所出版的另一份中文刊物，由英华书院院长吉德（SamuelKidd,1799-1843）在1828年创办并编辑[1]。它的出版资金是由两名英国商人马治平（CharlesMarjoribanks,1794-1833）和马地臣（JamesMatheson,1796-1878）提供的，因而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一份完全宗教性的刊物了，所载内容有中外新闻、欧洲科学、历史、宗教与伦理等[2]。该刊的式样也突破了过去的书本式而改为散张，并用活字印刷，实际上是最早采用中文铅活字排版、机械化印刷的中文杂志。但该刊仅维持了一年，1829年底，由于吉德夫人身体欠佳，吉德偕夫人移居新加坡，在那儿小住后返回英国，《天下新闻》亦因此遭遇停刊[3]。《天下新闻》共出版4期，4期的发行量超过4250份，每期约有1000份上下[4]。对于英华书院与中文报刊之间的关系，卓南生曾经指出：“如果我们查阅教会早期报刊创刊人的履历，就可以知道他们几乎都出身英华书院或与该院有某种密切的关系。”

《印中搜闻》（TheIndo-ChineseGleaner）[6]是英华书院印刷所出版的一份英文季刊，它创刊于1817年5月，由米怜编辑，他同时也是重要的撰稿人。《印中搜闻》是一份宗教性刊物，目的在于“促进印度各传教会的合作，促进基督教互助、互爱美德的实施”[7]。《印中搜闻》出版到1822年6月停刊，持续近六年时间。它所刊载的大量有关中国的报导，加深了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白瑞华认为马礼逊和米怜既把《印中搜闻》看成实现恒河外方传教计划的工具，也把它看成一个有关汉学的重要刊物[8]，实非臆说。2.宗教类书籍。一是《圣经》中文直译本。马礼逊在翻译中文《圣经》的过程中，边翻译边出版，但由于清政府严厉禁止出版宗教书刊，所以有些就被马礼逊送到英华书院印刷所出版。1817年，马礼逊将译毕的《新约》在马六甲出版，题名为《我等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1823年，包括《旧约》和《新约》的全套《圣经》中译本以木板雕刻方式在英华书院印刷所全部刊印完毕，题名为《神天圣书》，达21卷[9]。二是劝教书，如马礼逊的《古时如氐亚国历代略传》、《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问答浅注耶稣教法》、《年中每日早晚祈祷叙式》、《神天道碎集传》、《古圣奉神天启示道家训》；米怜的《救世者言行真史记》、《崇真实弃假谎略说》、《进小门走窄路解论》、《幼学浅解问答》、《祈祷真法注解》、《诸国异神论》、《圣书节注十二训》、《圣书节解》等。三是圣史、传教史及传教士回忆录，像米怜的《古今圣史记集》、《新教传教会在华第一个十年回顾》（ARetrospectofthefirsttenyearsoftheProtestantMissiontoChina）、马礼逊的《米怜回忆录》（MemoirsofRev.WilliamMilne,1824）、柯大卫（DavidCollie,？-1828）的《圣史简本》（AnAbridgmentofSacredHistory）等。《新教传教会在华第一个十年回顾》是米怜根据马礼逊的手稿写成，包括许多关于新教传教士在华最初活动的珍贵史料[1]。3.世俗类书籍。涉及语言学、历史、地理、伦理等，内容极为丰富。语言学方面，法国汉学家马若瑟（JosephdePremare,1666-1736）的《汉语札记》（NotitiaLingaeSinicae,1728）[2]1831年由英华书院印刷所出版。马若瑟与宋君荣(AntoineGaubil,1689-1759)、钱德明（Jean-JosephMarie,1718-1793）并称法国早期汉学三大家。他1698年来华后，“即专心于两点，质言之，传布教务，精研汉文是也”[3]。经过30年辛劳，著成《汉语札记》。这是一本研究汉语的专著，被法国著名汉学家雷慕沙（JeanPierreAbelRémusat,1788-1832）认为是“若瑟著述中之最重要而堪注意之著述，亦为欧洲人所据此类著述中之最佳者”[4]。方豪认为：“其书于汉字之构造及性质，论列颇详，举例一万三千余则，为西人研究我国文字之鼻祖”[5]。日本著名学者石田干之助称它“是一部最先将中国语言的性质与其构造，正确地传之于欧洲人的专书”[6]。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该书长期没有出版，而是以手抄本在西欧学者中流传。直到1831年才由英华书院印刷所公开出版。甫发行，即引起广泛注意。《中国丛报》（TheChineseReposito⁃ry）刊载的评论文章指出：“作为汉语的研究者，没有一个外国人可以超过马若瑟。他的著作不是一部简单的语法书或修辞学著作。他摈弃了拉丁语法的模式，建构起一套全新的汉语分析框架。”[7]1847年，裨詹姆（JamesGrangerBridgman,1820-1850）又将其从拉丁文译成英文在广州出版，于是影响更大，成为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的必读书之一。此外，像马礼逊的《中文会话与凡例》（DialoguesandDe⁃tachedSentencesintheChineseLanguage;withafreeandverbaltranslationinEnglish）也是为了帮助外国人学习中文而出版的。米怜的《张远两友相论》是公认的第一部公开发行的传教士中文小说，1819年在英华书院印刷所出版。它模仿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写法，以张与远两个好朋友的系列答疑对话，来阐释基督教教义，迎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与审美习惯，闪现着作者对中国文化、民间习俗的观察与思考。同时，其中融入了西方的思想观念、小说技巧与语言表达方式,带给读者独特的审美体验。该书的流传跨越了整个19世纪，版本众多，并经多次改写、修订，受到中国中下层读者喜爱，并为传教士一致推崇。以它为成本，出现了许多仿作。传教士中文小说由此大行其道，为中国传统小说创作同时带来了危机与契机，对中国小说由古代到近现代的过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8]。由于采用对话形式，内容也是西方人极为熟悉的，很适宜作为中文学习的入门读物。一位名叫弗利欧（Phlio）的作者极力推崇《张远两友相论》：“这些对话以简明的风格写成，包含了大量普通人经常使用的词汇。我之所以在学习之初就选择此书，是因为据我所知，没有一本书比它所含的词汇更为丰富了。我会与老师一起将它研读两三遍，学习之余，还请老师把它抄在空白的簿子上，栏与栏之间间隔开来，一页或许能写两栏以上。”[9]郭实猎也提到1829年3月他在曼谷时，一个非常贫穷的人去拜访他，说自己罪孽深重，经常冒犯上帝，但自从读了米怜的《张远两友相论》后，感觉从书中受益匪浅[10]。据裨治文1833年10月统计，当时这本书的单行本发行数已达5万册，遍及中国沿海、蒙古、琉球[1]。直到1907年，这本书仍然被看作是用中文著述的最有价值的基督教书籍之一[2]。而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韩南（PatrickHanan,1927-2014）最新统计，《张远两友相论》至少有30个版本[3]。足见此书影响之大。

历史方面，以麦都思（WalterHenryMedhurst,1796-1857）的《东西史记和合》（ComparativeChro⁃nology）最为著名。其摘要最初刊载于《天下新闻》，1829年在巴达维亚出版单行本，1829和1833在马六甲又两次重印。《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从1833年8月1日创刊起，分11次转载了《东西史记和合》。从麦都思自定的英文书名看，《东西史记和合》属于编年体史书，它也是一部东西历史共时性对照的史书，将东西历史上同一时期不同地区历史过程中的一些稳定单位的时间，进行对比叙述。当然，这里的“东史”并非今天意义上的东方史，而是特指中国史；“西史”主要是指古代西方历史和英国王朝史。所以，该书“确可被认作中文著作中比较叙述中西历史的首次尝试”[4]。全书分上下两栏，列出中西历史大事，东史为“汉土帝王历代”，起于盘古开天地；下栏西史为“西天古传历记”与盘古相对应的是关于亚当的故事。与夏商周相对的西史记述，大多是《圣经》等传说中的故事，与东史秦朝和西汉相对应的是埃及的托勒米王朝。《东西史记和合》的记述有详有略，而关于耶稣的诞生和基督教与佛教，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述。用比较的历史方法，来考察中国和西方历史发展的演变，《东西史记和合》可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尝试。这种对比分析，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历史阐述的狭隘性，将中西历史发展放到了更广阔的背景下，改变了欧洲史学中的孤立主义倾向，扩大了中国学者的历史视野，有助于全面地认识西方和东方。《东西史记和合》不仅是19世纪面世的第一部中西比较的编年体史书，可能也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中西比较历史的著述。地理方面，出版有《全地万国纪略》（SketchoftheWorld）和《地理便童略传》（GeographyCate⁃chism）。《全地万国纪略》由米怜执笔撰写，在1820至1821年间，分11回在《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连载，主要内容介绍了地球的欧、亚、美、非四个大板块，介绍了许多国家的情况，包括京城、人口、人种、政治制度、物产和语言的不同。各国详略殊异，略者不足一行，详者如美国则多达17行。还专辟一回，论述美洲发现经过，多达50多行。1822年又以单册印行。

《地理便童略传》为麦都思所著，初在《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上连载。《地理便童略传》介绍了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埃及、德国、英国、美国等的疆界、范围、物产、人口、宗教等。该文还有4幅地图，即世界地图，中国、亚洲和欧洲地图各一幅。1819年作为小册子单独出版，成为教会学校的教科书[5]。《地理便童略传》是晚清新教传教士所编写的第一部面世的汉文地理学通论，该书不仅介绍了世界自然地理的一般知识，而且注意介绍西方的人文地理,特别是首次为中国人带来了西方君主立宪、两院制度和三权分立的观点。这些汉文地理学著述，事实上对中国人开始了一场关于“世界意识”的新的启蒙[6]。还有就是汉语经典西译的出版。1828年，英华书院印刷所出版了柯大卫的一本名为《中国经典》的书，一般被称之为《四书》的著作。这可能是《四书》最早的英译本。柯大卫为英国传教士，1822年奉伦敦传教会之派到达马六甲布道站，随马礼逊学习中文。1824年开始担任英华书院校长直至去世。1828年也就是他去世的那一年，由他翻译的这本《四书》由英华书院印刷所出版。柯氏坦言其从事翻译经典的目的是“获得一些关于中国语言的知识”，便于英华书院的中国学生掌握英语，藉此“引导他们认真反思其至圣先师教诲中的致命错误”，进而皈依基督教[1]。由于此前英语世界儒家典籍翻译极为匮乏[2]，因此该译本在英语世界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美国著名汉学家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1812-1897）在撰写《中国总论》（TheMiddleKingdom）时，所用的就是柯大卫译本[3]。据学者统计，1842年以前，传教士出版中文书籍共147种，英华书院印刷出版的即达47种[4]。

二、香港时期英华书院的印刷出版活动

1843年英华书院迁往香港，更名为英华神学院，随迁至港的印刷所设在英华神学院内，仍积极从事出版工作。王韬初到香港，即观察到英华书院不仅“教以西国语言文字，造就人才，以供国家用”，还“兼有机器活字版排印书籍”[5]，并注意到印刷所拥有印工七至八人[6]。尤其1856年英华书院停止教学活动，专事出版。据统计，此时期其出版品超过70余种[7]。现择其要者简介如下：1.中文期刊。香港时期英华书院出版的最重要的中文期刊是《遐迩贯珍》（TheChineseSerial），创刊于1853年9月3日，为鸦片战争后香港出版的第一个中文期刊，它由马礼逊教育会（MorrisonEd⁃ucationSociety）出资。第一任主编是麦都思，次年就转交给香港殖民政府官员、也是麦都思的女婿奚礼尔（CharlesBattenHiller,-1856）负责，1855年起由理雅各主持，翌年5月停刊。《遐迩贯珍》虽由传教士主办，但实际上是新闻性刊物。《遐迩贯珍》以传播西方文明为重点，目的是在赢得中国人对外国人及西方文明尤其是英国好感的同时，不失时机地进行宗教渗透。因此，《遐迩贯珍》在内容上以西方近代文明及时政要闻为主，其次才是宗教。《遐迩贯珍》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宣传和介绍，涉猎极其广泛，囊括政治学、历史学、文学、地质及地理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生物学等领域，可谓19世纪中叶介绍西学最集中、最有影响的中文刊物。反映时事政治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是《遐迩贯珍》的另一重要内容。该刊设有新闻专栏“近日杂报”，并发表新闻评论。其刊载的新闻信息量大，内容丰富，覆盖西方各国、中国大陆以及香港，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宗教、军事、教育文化等。该刊发表的一些有关中国内政的报道，敢说敢言，保留了历史真相。如对太平天国、小刀会以及其他会党起义的报道，公正客观，至今为史学界所重视。以研究中国新闻史而享誉海内外的新加坡著名学者卓南生即指出：“《遐迩贯珍》所载内容，前半部分主要是介绍西洋文明的长篇文章，后半部分是新闻。所谓西洋文明的介绍，从倾向看，最初是以政治、历史为中心，后来则把重点转为西洋医学、地理与化学等知识性文章。”

在新闻业务上，《遐迩贯珍》也做出不少开创性的贡献，它是我国近代第一个以时事政治为主的刊物。在新闻编辑上，它以新闻标题简明扼要来反映新闻内容，是我国近代报刊在新闻编辑业务上的一个飞跃。《遐迩贯珍》也是我国最早刊载新闻图片的中文报刊，有科普插图及为配合新闻报道而绘制的插图[2]。总之，不管是在编辑内容、版式设计、商业经营，还是在新闻报道方面，《遐迩贯珍》对后来的华文报刊均产生过重要影响。2.宗教类书籍。香港时期的出版品中，宗教书刊仍占相当比重。《圣经》的第四个中译本，也就是“委办本”（Delegates’Version）就是在英华神学院印制的。为适应鸦片战争后基督教在华传教的新局面，1843年8月22日至9月4日，英美传教士裨治文（ElijahColemanBridgman，1801-1861）、文惠廉（WilliamJonesBoone,1839-1891）、施敦力（JohnStronach,1810-?）、克陛存（MichaelSimpsonCulbert⁃son,1819-1862）、理雅各、麦都思及米怜之子美魏茶（WilliamCharlesMilne,1815-1863）等十二人在香港开会，组成“委办译本委员会”，决定翻译出版新的《圣经》中译本。但是在翻译过程中，发生了译名争执：一是对宇宙主宰God究竟应该译为“神”或“上帝”，在英美传教士之间无法达成一致；二是浸礼会和其它差会对Baptism如何汉译也存在不同意见。面对争执不休的局面，浸礼会传教士首先退出翻译委员会，接着公理会传教士也退出。留下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和理雅各，在王韬等中国学者的协助下，1852年出版《新约全书》，1853年《旧约全书》亦告完成，1854年由英华神学院印刷所出版。这个中译本被称为“委办本”或“代表本”。因有中国学者参加，翻译文笔比以前都“大见进步”，其出色的译文风格赢得了高度赞誉[3]。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委办本”《圣经》译本“牺牲了许多准确的地方，所用的名辞近乎中国哲学上的说法，而少合基督教义的见解”[4]。尽管如此，该译本后来还是多次再版重印，直到20世纪20年代依然流行。除《圣经》外，还印行大量与传教有关的宗教小册子。3.世俗类书籍。世俗类书籍以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籍》（TheChineseClassics）影响最大，该书首版就是在香港英华神学院印刷所印制的。理雅各是伦敦传教会传教士，1839年7月奉派来华，1840年1月抵马六甲英华书院学习中文。同年伊云士校长(Rev.JohnEvans)去世，理雅各接任为英华书院校长。1843年英华书院迁往香港后，仍由理雅各担任校长。他热心对华传教事业，写出了18种汉文新教布教书籍。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从1861年到1886年的25年间，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出，共计28卷。当然，在这一翻译过程中，理雅各也得到了其他传教士如湛约瀚（JohnChalmers,1825-1899）、麦高温（JohnMacgowan,?-1922）、合信（BenjaminHobson,1816-1873）以及华人王韬、黄胜等的协助。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对中国典籍也曾多有译述，但都只译片断，且因汉语不精，或对于儒学经义钻研不透，或请学养浅陋的华人合译，译文往往辞句粗劣，语义欠通，谬误百出。而理雅各的《中国经典》是倾注其几十年心血并得到中国学者的帮助才得以完成，陆续出版后，在西方引起了轰动，使欧美人士得以了解东方文明和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民族伦理道德。理雅各的英译本直到今天仍被公认为标准译本。理雅各所以在汉学研究方面有这样的成就，恰如卓南生所说，“与他长期主持英华书院的事业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这么说，理雅各在中国文学方面的学术成就，是他从1840年接任英华书院院长开始，到该书院关闭为止主持该书院院政的同时，发奋研究的结果”[1]。

此外，英华神学院印刷所还曾出版教科书，像《智环启蒙塾课初步》（GraduatedReading）。该书为理雅各为英华书院编译的一部教科书，它由24篇200课构成，中英文对照，上段为英文，下段为中文，内容涉及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和西方的基础知识。1859年香港官学把该书作为标准教材，1862年、1864年分别在广州、香港重版。1859、1864年再版，再版时删除了英文对照部分的中文版。此书后被列为香港公办学校所采用的教科书[2]。1873年在上海也出版了删除英文对照部分的中文版。该书在汉语新语词的创制方面也有一定贡献。理雅各在翻译该书时，除借自其他传教士的汉译西书的语词外，还创制一些新语词。像“公侯院”（houseoflords）、“百姓院”（houseofcommons）、“水蒸”（steam）、“陪审”（jury）、“老人院”（almshouse）、“福音教师”（Preachersofthegospel）等。虽然这些新语词“有些被后来的新译词所替代，有些在原词形的基础上发生了变化，在现代汉语中已看不到了。但这些新词语的研究，对于理清现代汉语词汇的源流演变，揭示近代中日间词汇交流的过程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3]。此书不仅在香港影响极大，在日本也流播甚广。据日本学者尾佐竹蒙研究，《智环启蒙塾课》于1860年经长崎传入日本，1862年就开始出现了删除英文部分的汉文翻刻版[4]。从1862年起到明治初期，日本出版的《智环启蒙塾课》各种版本多达十余种。从用途来看，可分为英语教科书用和启蒙书用两类。作为英语教科书用的《智环启蒙塾课》，主要有1862年江户开物社翻刻的中英对译版和1870年由广岛洋学所翻刻的删除了中文对译部分的英文版。而作为启蒙书用的《智环启蒙塾课》，分为汉文版和日文版，两者均将英文部分删除。总之，《智环启蒙塾课》在日本各地被翻译或翻刻，被许多小学采用为教科书，对日本文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日本学者小泽三朗即指出：《智环启蒙塾课》作为“西洋新知识的入门书”及“小百科辞典”，对引进西学具有启导的作用[5]。增田涉也指出：“此书作为西洋知识入门的启蒙书，或作为英语教科书，对明治初年为我国开发新文化立下的媒介之功，必须给予高度评价。”[6]除《智环启蒙塾课》外，英华神书院的其他出版品也极为日本学界重视。陈湛颐指出：“英华书院所出版的部分书籍和报刊，在幕末时曾为专门负责翻译的机构‘蕃书调所’所重印，在日本知识界中广泛流传，因此，历次使节团：包括1860年、1862年、1867年以至1872年的使节团访港时，不少团员都慕名前赴这所学校参观。”[7]采购英华神学院出版品是他们接踵而往的主要目的。

三、英华书院与中文铅活字印刷术的引介与推广

英华书院在引介近代西方印刷术方面也发挥过重要作用，这就是铅活字的研制与推广。马礼逊初抵中国时，对中国的木刻版印极为欣赏。1813年，与马礼逊友情甚笃的东印度公司职员、正回英国休假的斯当东（GeorgeThomasStaunton,1737-1801），特意给他寄来一位叫休斯（Hughes）的印刷工研制的中文铅字样本与价格时，他没有任何回应[8]。1814年7月，为印刷马礼逊的《华英字典》（ADic⁃tionaryoftheChineseLanguage,inThreeParts），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印工汤姆司（PeterPerringThoms,1790-1855）来华，成立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TheHonorableEastIndiaCompany’sPressinMacau）。由于《华英字典》需采用中英文夹排，马礼逊提出印刷时中英文都采用金属活字，这样每面可以一次印成，印好拆版后的活字亦可以重复使用，不但美观，而且也降低印刷成本。经汤姆司尝试后，发现中英文都以金属活字印刷的效果的确比雕版和活字并用要好得多，遂由其负责制成铸模用以制造活字柱体，柱体上面再以人工逐字雕刻成中文活字，汉字高度、大小以配合英文活字，从而铸成了中国境内最早的一套中文铅活字[1]。但马礼逊对木刻板印的看法没有因此改变。1816年2月，在一封信中，他仍强调板刻印刷的优点[2]。1817年，马礼逊出版英文著作《中国大观》（AViewofChina,forPhilo⁃logicalPurposes），坚持认为活字绝对无法与中国人的木刻板印相提并论[3]。很可能基于马礼逊的这种识见，马六甲传教基地初期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及其他中文出版品均采用木刻板印。但是，马礼逊对木刻板印的欣赏并没有坚持到底，1820年代中期，他已改变了对木刻板印的态度，转而认为铸造活字才是根本之道[4]。1824年，马礼逊利用回国休假的机会，呼吁为增进欧洲对中国的了解，必须改善中文印刷，英国应成为第一个铸造出中文活字的国家[5]。他的呼吁虽未使英国造字工厂从事铸造中文活字，但却吸引一位英国青年毕生从事中文铅活字的研制，他就是戴尔（旧译“台约尔”，SamuelDyer,1804-1843）。戴尔出生在伦敦附近的格林威治，1820年全家迁往帕丁顿（Paddington）。1822年萌生成为律师念头，进入内殿（theInnerTemple），接着又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Hall）学习法律、数学等课程。1823年7月，他突然致信其父，表达了要成为海外传教士的强烈愿望。1824年6月23日，戴尔向伦敦传教会提出请求，获得允准，同年夏进入高斯坡神学院（theSeminaryatGosport）学习神学和中文，后又进入马礼逊创办于伦敦的语言传习所（LanguageInstitute）研习中文。在此期间，受马礼逊呼吁之影响，戴尔开始注意中文活字问题。通过仔细计算，他发现马礼逊中文《圣经》包含3600个不同的字，其中《新约》大约2600个[6]。

1827年，戴尔被按立为牧师后东来，他到达的第一站是槟榔屿。在那里除继续学习中文、传教布道外，从1828年初开始，致力于完善中文金属活字，“先由他的的中文教师在槟榔屿写好字样，再送到马六甲由那里的刻工上版照刻，送回槟榔屿检查后，再运到伦敦铸版锯字，然后送回槟榔屿”。戴尔的这次试验共刻了55块版片，一直到1831年3月这批铅活字才回到他的手中[7]。但具体多少字，现今已无法得知。戴尔认为，要铸造活字，首先要确定一副中文活字究竟要包括多少个字。这次他扩大了计算范围，既包括《劝世文》、《灵魂篇》、《新增圣书节解》等宗教性书籍，也包括《三国》、《朱子》、《国语》、《西游》等世俗类书籍，共计14种。通过两年多的逐日计算，戴尔得出这14种中文著作所使用的汉字为3000个，其中的常用字约1200个，而一副完备的中文活字的数目是13000至14000个[8]。同时，戴尔经过前揭铸版造字的试验，认为只有按照欧洲的传统方法，即“字范-字模-活字”，才可视需要随时铸出活字，他说：“字范是永久性的基础，只要一副字范便可以供应马六甲、广州、英国或任何地方的任何活字需要。”[1]1833年6、7月间，戴尔以1827年马六甲木刻印刷的中文圣经宋体大字为蓝本，雇佣数名中国工匠开始打造字范。但最初进度很慢，导致成本很高，戴尔难以承担，他遂发传单向南洋、印度和广州的外国人募捐到100镑，并致信伦敦传教会总部对其计划予以资助，保证用400镑便能刻铸3000个钢模。伦敦传教会总部被其计划打动，不仅资助100镑，而且把戴尔的铸字计划向英国民众公布，致使戴尔两年间收到英国各地寄来的捐款达200余镑[2]。在经费问题得以解决后，戴尔便开始刻制钢模。1834年9月间，戴尔排印一部名为《耶稣登山宝训》的小册子，这是以戴尔的中文活字印刷的第一部出版品。1835年初，戴尔报道说他正生产四副活字，除一副自用，其中两副分别为伦敦传教会的巴达维亚布道站和美部会的新加坡布道站订购[3]。

1835年9月，戴尔根据伦敦传教会总部要求再度来到马六甲，负责英华书院印刷出版，继续进行活字的研制。鉴于法国人勒格朗（MarcellinLegrand）打造中文字范的成就，为与其竞争，伦敦传教会要求戴尔打造大小各一副活字。收到总部要求后，戴尔尝试性的打造出一些小的字范。1839年，戴尔陪同生病的妻子回英国，顺道巴黎参观了勒格朗用钢模刻制的中文字范与字模。1841年，戴尔夫妇再度离英东来，1842年3月被派往新加坡布道站，与施敦力兄弟（AlexanderandJohnStronach）等一起从事铸字印刷，且以铸造小字模为主。1843年7月，戴尔与施敦力兄弟被派往香港。此时已完成大字1540个，小字却只有300余字。戴尔于1843年10月24日病逝后，施敦力兄弟决定继承戴尔的遗志。1846年，施敦力兄弟离开香港前往厦门，当时完成的大小字范已累积到3891个[4]。1847年，香港布道站雇用美国人柯理（RichardCole）继续戴尔的工作，他是一位熟练的印工兼活字雕工，因而铸字的速度加快，1850年时大小两副活字都已完成约4500字，1857年时达到5584字。这两副活字字体清晰文雅，社会需求量很大，小字尤为报纸及出版家所欢迎。因其制售于香港，又称为“香港字”。由戴尔等研制的中文铅活字，从1850年代初起成为中文印刷市场上最主要的活字。各传教会、俄国、法国、新加坡政府、太平天国、两广总督、上海道台、清廷总理衙门等，都先后购买过英华书院铸造的中文铅活字，或全套活字铜模，“他奋斗十余年的中文活字志业，确已深深影响此后一百五十年间中文印刷出版传播的方式”[5]。华花圣经书房和墨海书馆的中文活字，有些就是从香港英华书院购进的。1871年，王韬和黄胜在香港购进英华书院印字局全部排印设备和活字，筹建中华印务总局，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世界上第一家华资中文日报——《循环日报》。至此，铅印技术在中国迅速发展。

作者：谭树林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