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技术中的知识产权问题范文

一、问题的提出

2007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每年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国家，并且此后每年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呈递增趋势。近年来，我国通过采用可再生能源技术来减轻二氧化碳排放量、改善环境。相关调查显示，截至2014年，中国清洁能源投资总额在全世界排名第二，其中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所占比重最大。尽管投资力度大，但我国自身发明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还是远不如发达国家先进，因此进行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成为中国发展有实力的可再生能源行业的重要方法。然而，中外的许多专家都担心知识产权会成为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给中国的最重要障碍。例如，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存在普遍的知识产权盗用现象以及不可靠的知识产权强制实施规定，这是在中国发展清洁能源技术事业、进行技术转移的重要障碍，因为美国每年在中国由于伪造和剽窃带来的商业损失依旧保持着不能接受之高。而来自中国的专家以及政府官员则认为，工业化发达国家过度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这使得对于中国来说，获取他们的技术太过于昂贵，这种高花费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无法承受的。虽然中外专家的认识不同，但他们都表达了对技术转移中知识产权问题的担心。这一问题不仅关乎可再生能源转移方进行技术转移的信心，更关乎到中国进行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发展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前景，因此研究这一问题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二、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中的知识产权问题概述

（一）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关系为了讨论技术和技术转移，首先必须明确技术和技术转移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是如何界定的。传统意义上对“技术”的理解仅仅包括在能源生产过程中涉及的机械装置。笔者认为，对“技术”这一概念不应只是狭义地理解为在能源生产过程中设计的机械装置，还应该包括各种无形的、知识型的资产，例如生产机械装置以及有效使用机械装置所必须的知识等，即和此项技术相关的知识产权。不难看出，可再生能源技术与知识产权的关系密不可分。举例来说，在风力发电过程中，电力公司不但需要像转轮和发电机那样的有形资产，也需要如怎样维护、修理以及改进这些有形资产的知识；不但需要数据收集系统，也需要一种怎样有效解释和分析他们所收集的数据的能力。

（二）投资中的技术转移技术转移是投资的一种基本形式。技术转移通过国际贸易、共同研究、许可、跨国公司的跨国活动等方式有组织地发生在各种各样需求体之间。在进行技术转移之前，投资者会考虑到将它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投入到某一特定市场的预期风险和收益，如果这项技术转移的风险程度在他们可接受的范围内，并有可能取得一个满意的收益，他们才会把资金投入到这项技术转移中。

三、风险因素

（一）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改革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多数发达国家认为，知识产权会成为向中国进行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的主要障碍，他们认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不健全，这给中国企业进行知识产权“剽窃”提供了很大的制度漏洞，他们甚至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实施管理体制大多数是无效的、没有威慑力的。然而，自20世纪以来，为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政府先后推动了两次重要的知识产权法律改革。以合同法和专利法为代表的两套改革为中国更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奠定了基础，相应地降低了再生能源技术转移的法律风险。首先是合同法。20世纪初，为加入WTO，中国必须使其国内的知识产权立法达到国际最低标准以便在2001年加入WTO时符合TPIPS要求下的义务。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改革，其主要标志是合同法。加入世贸组织前，我国没有一部专门规定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但在1999年，也就是在中国签署TPIPS的前两年，我国颁布了《合同法》，其中以专章规定了“技术合同”，并在其下设置了技术转移一节。它通过规定能够被转移的知识产权的形式而减轻了和技术转移相关的风险。例如，它列举了可以通过合同进行技术转移的知识产权类型，并规定这些合同必须以书面形式签订，详细规定了技术转移合同中转让双方的法律义务等。此外还必须提及的是专利法。自2000年开始，我国通过采取如增加研究经费、培养科研人才等一系列措施鼓励创新，创造各种条件为我国的创新人才及事业提供支持，使得知识型的经济行业获得了重要的发展，这其中就包含可再生能源行业。这一时期以专利法的修订为代表的法律改革反映了我国对经济知识型行业重视程度的增加，这进一步减轻了考虑将知识产权转移到中国市场的外国发明创新者的预期风险。专利法反映了我国为发展和保护知识产权而作出的努力，为减少与技术转移相关的风险做出了巨大贡献。首先，2008年专利法在之前确立的立法目的中增加了“提高创新能力”这一规定，表明对知识产权重视程度的增加。其次，将新颖性标准扩充至优先使用或是在外国已有的知识。这一新标准不仅拓宽了外国公司据此提出在中国注册的部分专利有抄袭他们的专利的诉讼渠道，而且要求中国法院在评价专利有效性时应考虑公开的知识或是其已经在中国外优先使用的情况。最后，它还扩大了被认为是非法行为的专利活动范围，即增加了提供销售拥有专利权的产品这一规定，给予中外知识产权提供了更大的保护。

（二）法律实施的可预测性通过上文分析我们看到，自2000年始，中国通过各种形式的立法措施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仅有完善的立法是远远不够的,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只有从这些法律的实施过程中，才可清晰地看到国外投资者的知识产权在中国面临的风险是否减小了。根据相关专家对我国近年来知识产权诉讼的调查数据，我国的知识产权诉讼机制已经日渐成熟，相关知识产权法律得到了有效实施。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法院判定的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已经变得可预知。虽然我国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中法院判定的损害赔偿金数额普遍较低，但这至少可以使可能涉及知识产权诉讼的公司将知识产权诉讼费用支出纳入到其财务开支中，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知识产权诉讼。其次，在中国的知识产权诉讼中，外国公司似乎比中国公司更具有优势，他们往往能够取得理想的诉讼结果。在一项调查中，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的原告是中国人的案件中，判定的损害赔偿金的平均值等于所主张的平均值的约5%。然而，在原告是外国人的案件中，判定的损害赔偿金的平均值等于所主张的平均值的约33%，比中国原告获得的赔偿金高出28个百分点。最后，近年来，外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在中国法院提出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诉讼，这反映了他们已经把法院视为一种有效的知识产权争端的解决机制。以上这些表现都意味着中国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实施卓有成效，外国公司在中国进行知识产权诉讼的可预知性增加，所面临的未知风险在逐步减小。

（三）吸收能力尽管我国已经努力改革和完善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以期为知识产权提供更好的保护，这大大降低了外国公司在向中国转移可再生能源技术中面临的法律风险，但是向中国转移可再生能源技术的风险程度还与我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吸收能力”密切相关。所谓吸收能力是指“一个公司辨别新的、外来信息的价值，吸收并将其运用到商业目的的能力”。一般来说，吸收能力越高，向中国转移可再生能源技术的风险就越大；吸收能力越低，则风险越小。就目前我国的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整体状况而言，大多数的可再生能源公司没有发达的吸收能力，还不能有效地将从外国公司掌握的知识产权技术转换成适销的产品或服务。虽然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行业规模很大，利用可再生能源创造的经济效益也非常可观，但是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行业所采用的技术并不如一些发达国家那样先进。这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国的知识产权创新密度较低，我国公司对发达国家精湛技术的吸收能力普遍薄弱，不能及时有效地将从发达国家相关渠道获取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转化为适销的产品或服务；另一方面，这些发达国家的每项可再生能源技术并不是孤立的，它们已经形成了发达的可再生能源技术网，各项技术之间相互补充支持，密不可分。可再生能源产品的生产并不像终极消费品那样简单，产品可再生能源的能量来源的生成、传输、配发、销售等各个环节都要求有一个复杂的过程，企业需要掌握一定的商业秘密，消费者更需要学习掌握使用该产品的相关知识。若缺乏自有互补技术的强大支持，仅取得部分可再生能源技术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公司不能必然地将此部分技术完全融入到运营中。从反面来看，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薄弱的吸收能力恰恰减轻了技术转移中的知识产权风险。

综上所述，我国在发展可再生能源、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做出了法律上的诸多努力，这些法律在实践中也能够有效实施，使得知识产权诉讼的结果具有可预测性，大大减轻了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中与法律相关的风险。而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行业普遍薄弱的吸收能力反过来也减轻了中国盗窃和反向制造外国可再生能源知识产权的风险。因此可以说，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的风险因素已经在逐步减小了。

四、收益因素

技术投资需要考虑的另一方面是收益因素，可预期的收益越大，表明可投资性越高。

（一）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前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与之伴随的是对能源的需求也日益增强。我国已经逐渐意识到可再生能源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通过各种政策文件以及立法措施逐渐加大对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支持力度。首先，“十一五”规划把高水平的能源消耗看作是从2001年到2005年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并要求“实施优惠的财政、税收和投资政策以及强制的市场份额政策，鼓励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增加可再生能源在主要能源中的比例。“十二五”规划要求增加可再生能源在主要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并且要求“重点发展新一代核能，从太阳能热能和光能热能产生的电力、风力技术和设备，智能电网以及生物能”。其次，国务院的中长期可再生能源发展计划也规定了各种可再生能源资源装备的安装资质。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也促进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它授权可再生电力的网络许可并且建立了电价补贴，以确保存在可再生电力的买方，鼓励可再生能源工程的优惠贷款，对可再生能源工程提供税收优惠，设立了研究、开发和展示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基金。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以及法律措施都表明我国已经把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到了国家经济战略的高度，对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支持力度之大也正表明了可再生能源行业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可再生能源行业竞价如前所述，我国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知识产权是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的障碍，重要原因是拥有可再生能源技术知识产权的外国公司控制着其技术的价格，以至于此价格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太高而难以支付。而笔者认为，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存在着充足的市场竞争，以致于完全垄断价格是不可能的。根据ITA报道的数据，在中国，没有一家外国公司垄断任何一类的可再生能源市场。例如，在风能市场，在2008年，“存在着超过80家的风力涡轮机发电机厂商和200个以上的风力开发商”，中国公司占据了超过75%的市场，中国公司也控制着太阳能和水电市场。在那些知识产权价格仍然很高的行业，有学者指出高成本很可能是由于不成熟的技术而不是知识产权溢价造成的。也有学者认为，即使存在着知识产权溢价，中国也已经能够以比别人低的成本来利用某些种类的技术，通过有效利用这些技术，能够促使相关知识产权价格降低。还有学者认为，阻碍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资金和管理而不是知识产权溢价。总之，笔者认为，今后越来越发达的技术市场将会解决可再生能源产品价格高昂这一问题。

（三）中外企业合作模式从长远来看，外国公司如与中国企业伙伴分享或共同开展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知识产权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因而外国公司不应为保护其知识产权不受侵权而故意不与中国公司交易。对知识产权转移障碍的争论是建立在知识产权完全来源于外国公司或完全转移到中国公司这一假定之上的，但是实际情况更为复杂，即存在着中外企业相互合作的关系。可再生能源行业要求有一个专业的、相互依赖的技术复合体和一个存在价值关系的企业环境，外国公司如果能够与中国伙伴分享或共同开发知识产权就能够创造价值关系，使合作双方都没有侵害知识产权的动机。中国公司可以帮助外国公司达到当地成分要求，促进双方的合作发展，达到共赢。笔者将此种合作关系当做一种收益因素。合作关系不仅能够创造有利可图的商业模型，而且降低了中国企业盗用外国合作伙伴知识产权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在合伙关系中，彼此之间的信任和信赖是合作共赢的关键，中国公司能够认识到盗用合作伙伴的知识产权能够危及这一关系，从而不利于自身的发展，这就降低了知识产权侵权的风险。此外，正如前文讨论的那样，许多中国公司还没有将剽窃的知识产权直接转换为适销产品和服务的吸收能力，他们必须依赖外国合伙方提供补充的技术。因此可以说，中国和外国企业在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的合作既能够使外国企业获得高额利润，又可降低其知识产权受侵害的可能性。

总体上来说，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未来可再生能源技术市场的成熟发展也必将使各市场主体之间相互竞价，从而解决知识产权价格高昂的问题，同时中外企业进行合作这一方式能够使双方共同赢利，大大降低外国企业相关知识产权被侵害的风险。这都表明进行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的可预期收益要远远高于其可能存在的风险。当前我国正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迫在眉睫，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我国可再生能源行业拥有广阔的前景，相关的法律政策扶持以及外国公司与中国公司合作的机制都能够为进行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投资提供充足的预期收益，知识产权并非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到中国的重要障碍。当然，本文所讨论的内容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为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的关系并不是静态的，而本文仅仅探讨了知识产权与技术转移在某一时间段内的关系。但是，无论在可再生能源行业中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的关系如何演变，可再生能源的价值值得继续关注。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吸收能力薄弱仍是当前我国公司存在的问题，今后中国公司必须通过自主开发等途径增强吸收能力，逐渐减小对外国可再生能源术的依赖程度。

作者：马高雅 单位：河南大学 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