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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的自然主义论文

2015/03/01 阅读:

一、生物遗传的决定性

作为科学时代的产物,自然主义文学与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当科学技术得到广泛的运用,并从客体世界渗入到人的主体世界后,科学与文学便纠缠在了一起。在整个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过程中,进化论为其提供了方便而有说服力的材料,遗传观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它是一种决定论的世界观,是左拉“卢贡•马克尔家族”系列中的重要概念,正如左拉在《实验小说论》中所说的:“人的生理条件,人这架机器如何运转、如何思想、如何热爱,怎样从激情发展到疯狂,这些现象都是由与遗传有关的生理器官控制的。”人的性格、感情和行为难免受到生理的、遗传的因素影响,因此,他在《帕斯卡尔医生》中为我们形象地展现了五代遗传谱系,并将所有重要人物都在谱系树上联系起来。而在当代中国,进化论、遗传学等思想学说以科学、科普和文学艺术的形式传入,深深地影响着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们,在张扬自我、主张权利的时代新气象的感召下,他们急切地表达着自己的新观念、新思想,注目于自然主义的浩瀚海洋。王安忆找到了这种“新”的皈依,她以客观的态度和科学实证的方法来观察、分析自然史和社会史,在寻找人生命运的道路上,她深刻感受到了科学的“艺术”魅力“,遗传和进化”像路标一样出现在前方。

陈思和在《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中谈及左拉对于自然主义文学发展的贡献时曾指出:“王安忆近期的小说有点左拉。”对此,王安忆不仅表示认同,而且承认自己的确感到了遗传对人有重要影响。遗传已经成为她小说创作中一种重要观念,作为一门科学学说而非民俗传统被反复诠释。《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就是一个有关遗传与驯化相抗争的故事。妮妮从被领养开始,就被自然主义遗传观所笼罩。夫妻俩在抱养婴儿前,就性别选择颇有一番理论,最终好姆妈决定领养女孩。因为她想到,领来的孩子没有血缘关系,全凭感情来维系,男小孩养得再大也是别人的血脉,相比较而言,小女孩从血脉上不具备那么强的继承性,且更容易产生感情,于是她想象中的孩子便有了性别。正是出于血缘继承性上的特点,妮妮的性别就此被确认。然而,妮妮并没有按照好姆妈的意愿成长,可爱的妮妮在一天天长大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与好姆妈的家风不协调,不仅一派粗相,还一派“穷相”。从幼儿园偷糖果开始,好姆妈和小妹阿姨就试图通过教导和训斥改变她,可是她依然还是偷,偷文具、偷钱、偷衣服,虽然每次这样的行为都会招来父母的批评甚至暴力,但偷窃已经成为了妮妮一种类似本能的习惯,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日益强烈。这一切都让好姆妈感到又困惑又憎恨,新的生活环境没能改变遗传所带来的影响。最后只得将她送至几千里之外的甘肃,继续接受驯化,至于结果如何,我们无从知晓。在妮妮的故事里,遗传好比一个隐性的主人公无处不在,好姆妈和谢伯伯窥见了“自然”的惯性力量,却无法挣脱,它控制着妮妮,也捉弄着周围的其他成年人。《叔叔的故事》是王安忆另一部表现其遗传观念的代表作,是一个企图逃离生物决定论的故事。在一个偏僻小镇上“,右派”作家叔叔与一位无名女子结婚了。随后,儿子大宝的出生,对其人生实施了两次“侵略”,最终使叔叔在试图摆脱自然之力的过程中走向失败。大宝对叔叔的第一次“侵略”是从他妈妈的分娩开始的,男性婴儿的降生虽然让叔叔有了后代,也预示着他的生命从此得以繁衍,但他却并不高兴,在其隐秘的内心深处盼望妻子生一个像是“他梦中的爱人”一样的女孩,而当他得知落地的婴儿是个男孩时,不免生出一份失恋的心情,对那个男性婴儿产生了生分和敌意,以至于固执地认为儿子就是“侵入者”,不仅侵入了他的私域,而且还赶走了他幻想中的、尚未出世的女儿,他怀疑自己与这个男婴之间的关系。叔叔对父亲与儿子的血缘纽带非常麻木,回到省城后,他和大宝的关系曾一度中断。但是大宝却在病好后来投奔父亲。他的到来是对叔叔人生的第二次“侵略”,在认出大宝的那一瞬间叔叔就感觉到自己的好日子到头了,他以逃避、冷战的方式来疏离与儿子的关系。

在他的眼中,这个孩子便是他过去生活的象征,他无法挣脱自己内心对那段过往的介怀,也无法容忍这个儿子,这便直接在大宝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父亲的种子,缺乏父爱和家庭呵护的他决定杀死自己的父亲,就在悲惨一幕上演的瞬间叔叔看到了这孩子的瘦脸,他觉得儿子非常丑陋。让他更惊讶的是,“这丑陋却是他熟悉的,刻骨铭心的熟悉,他好像看见了这丑陋的面孔后自己的影子。”叔叔对大宝从出生时的排斥,到成年后的疏离,一直企图摆脱生物决定论这种自然法力的束缚。他甚至简单地想通过离婚的方式,来砍断彼此间的这一根缆绳,但是,无论如何努力,这条绳是砍不断的,因为它就是生殖遗传。对于好姆妈、叔叔们而言,遗传是一种难以接受、近乎残酷的科学真实,无法摆脱的进化论剥夺了人的高等灵性和神性光辉,将其“降低”到了动物的层次。王安忆在作品中强调着“自然法力”的深刻性,以生理心理的自然规律支撑着主人公的行动,维系着故事的进展,好似一张无法挣脱的网,人们在与自然之力抗争的过程中,终将无处可逃。

二、客体环境的影响性

自然主义非常重视遗传的问题,强调它对人类智力与情感发展的影响。然而,自然主义文学塑造的真实的人是社会、时代、环境的产物,他们同样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左拉在《论小说》中曾对环境的重要性做过生动的论述,在他看来,动物学家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昆虫的本体及形态,往往会对它所寄生的植物进行研究,而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同样受到环境的影响,个体在孤立的思维或者心理当中的成长是存在缺陷的,人们只有在包括所处城市、省份等环境中才能变得完整,因此,为了更好地展现人的特性,小说家也不能脱离对环境的表现。正如任何一种植物存在的本质性决定因素取决于种子质地,而其能否真正长成却取决于土壤、气候等环境因素一样,生命体的存在虽有赖于生理物质机能,但它的发展变化却取决于环境。当然,这种环境既包括社会、时代等外部因素,也包括心理、生理所特指的内部环境,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的生存空间。作为现实生活的观察者,自然主义作家们毫不吝啬地表现着人在环境、社会制约下所产生的生理命定性。《欲的追逐》中的萨卡尔,为了重新得到一份可观的嫁妆和地产,受着“向上爬的这个基本上是现时代的欲望的推动”,出卖了自己,与被人奸污而怀孕的勒内结婚;《娜娜》中的娜娜渴望正常的婚姻生活,喜爱孩子,但是生活环境的驱使、污浊社会的引诱,决定了她以色相情欲与人交换社会地位和生存方式……可见,外部环境对人的命运呈现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而事实上,更具自在性与自然态的心理环境同样制约着对人的诠释。在爱玛身上,福楼拜将因为原始情欲得不到满足、对贵族生活的向往难以实现、对平庸婚姻生活极度失望的女主人公偷情后的心理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玛蒂尔德身上,莫泊桑将其借项链前的“郁闷”、“不安”、“忧愁”和借项链后的“高兴”“、激动”、“狂热”刻画得活灵活现;而到了左拉的笔下,他更将主人公们直接放到了“实验室”中、“手术台”上,对他们进行耐心精细的心理剖析。自此,人不再只是单纯的社会个体,通过心理环境的突显才能将他们呈现得更全面、更真实。

王安忆非常推崇自然主义文学通过个体生存空间的展现来表现人物的方法,在她的作品中,环境也成为了人物形象呈现的重要支撑,她让笔下的主人公们穿行于上海和乡村小镇,以此为背景来续写命运既定的生活。与此同时,作家还擅长通过现实环境的虚拟,心理环境的突显,来发掘人内心世界中最基本的欲望。这便是处于人类心理结构底层的“自然之欲”,作为存在于个体人格结构和心理世界中的一种控制性因素,它在本性上超越了文明理性和自由意志的控制,表现出一定的决定论色彩。“三恋”便是展现这种“自然之欲”的作品。实际上,“性爱”题材在新时期很多作家的文本中都有出现,与莫言、苏童等男性作家对性爱过程的直接展露不同,王安忆在老生常谈的故事材料里,应用的却是新的视点与方法。她像自然主义文学家一样,为读者举起了心理世界的放大镜与显微镜。和左拉给玛德兰•费拉和戴蕾斯•拉甘等女性做心理解剖类似,她通过对各种政治、历史、文化因素的屏蔽以及复杂人际关系的回避来设计故事情节,以便揭露人物微观的心理世界,并试图在显微镜里看人生。《小城之恋》便是一个典型的范例,这是一篇专门探讨性爱的萌发、性意识觉醒、性欲望实现、性爱与仇恨交织的小说。作家在探讨性爱问题时,抛去了时代背景的限制,通过人物心理环境的剖析,展现了人的自然本性。主人公“她”出场时14岁“,他”18岁,他们勤于练功,常常是他帮她开胯,她帮他顶腿。随着年龄渐长,她的身体性别特征越来越明显,丰硕到无法再丰硕的地步,而他的身高不再长一分,心却是成熟男人的心了。这时,他再帮她开胯,心中开始产生一种无法克服的骚乱。他下狠劲有意弄痛她,她便发出了尖叫和怒骂,而她怒骂的语言是男性粗话,带有性的色彩,这些粗话启发了他的性想像,于是,他们用这种粗话互相咒骂。此后,他们不再说话,成为了仇人。后来,因为团里演出需要,他请她帮助排练托举,却使他们因身体接触产生的热望于无意识中又一次萌发了。终于,两人身体的再次接触产生了性欲望的冲动,他们在晚上偷偷地一次次出去幽会,体会到紧张而匆忙的性的快乐,直到她生下了孩子他们的故事才最终结束。整篇作品中,作者选取了一对未经文明启蒙的青春男女,应该说,这是一对自然之子。小说把两性的性爱置于不受时代背景等外在因素限制的场景中,通过对主人公害羞、渴望、快乐、羞耻、仇恨、罪恶感、冷淡、痛苦、眷恋等心理景观的展现,揭示出性爱神秘而巨大的自然力量。当然,与传统文学的心理揣摩或者旧文学中的心理描写不同,这种心理分析是理性严谨的,在表现心理世界的本真性的同时,还展露了这个世界无限的丰富和可能。王安忆喜欢通过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表现来构筑她的人性世界,这与自然主义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具象化了的场景和小说中的人物一起,共同构成一个精神的世界,服务于作家探索生存状态、探索人性奥秘的理性目的。

三、生活呈现的真实性

真实性是自然主义的最高品格。左拉在《论小说》中谈道:“真实感就是如实地感受自然,如实地表现自然。在忠于生活的基础上,使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的环境里生活,给读者提供人类生活的一个片断,这便是自然主义小说的一切。”他要求作家像“社会的摄影师”、“真实的工匠”一样,如实地感受并表现自然。在文本创作实践中,左拉强调对客观事实的尊重,对自然与社会的如实反映,他不仅将中资产阶级骇人听闻的淫荡生活、上层社会中达官贵人的道德败坏一一加以暴露,还以被压迫者作为描写对象,忠实地再现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悲惨处境。与资产阶级贵族相比,平民阶层在身心发展的自然状态上明显更少修饰与变形,自然主义作家在表现他们时也更为方便。而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来看,也一直伴同着对平民阶层的关注。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各种文学思潮和流派的涌入,杂合着科学精神与实业主义观念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广泛盛行。生活在一个科学时代“,具有神力的超人和英雄在一项项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之后,渐渐隐去了他们的身影。世界变得很清晰、明了,艺术也一步步走向写实。真实的限制也越来越严格,一丁点儿微小的差异也瞒不过我们的眼睛”。于王安忆她而言,普通平民是最自然、原始、质朴的存在,与处于非自然本真状态的个体相比,处于自然本真状态的他们显然更具诱惑力和典型性。因此,为了更好地体现她小说创作的自然主义艺术魅力,也为了更好地体现她对文学真实性的追求,保姆、农民、船工、手工艺人等民众成为了其小说中的主人公。创作于世纪之交的《富萍》便是王安忆上述思想的结晶。一个叫富萍的苏北女孩因婚约关系偶然来到上海,她将“吃力气饭”这一非常质朴的劳动价值观作为衡量心目中理想丈夫的标准,但在与李天华接触的过程中,她却发现未婚夫并不符合其要求,因为“他不是个吃力气饭的人”。

本应是一次暂时的小住,而富萍却滞留不归,并且辜负众望,毁约逃婚。作者让她来到了一个叫“梅家桥”的棚户区,看起来很木讷的乡下姑娘,到了这个地方,心境格外的安谧,她于是找到了尊严与归宿,变得勤劳、朴素、不卑不亢,不但很快就学会了糊纸盒子,并成了一个由孤儿寡母组成的家庭里的新成员,成为大都市中的一名新移民。正如富萍自己说的,她“是要靠劳动在城市中生活下去”。这种坚韧的精神是王安忆所崇尚的,作为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外来人,想在城市立足扎根,只能靠双手来实现自身的价值。作家还为我们塑造了充斥在弄堂里的保姆老妈子和苏州河沿岸的船队及棚户区居民两组形象。保姆可以说是上海这座城市最为典型的一种外来者,作品中她们是由“奶奶”、“吕凤仙”、“阿菊阿姨”等人组成的群体。奶奶是一位老保姆,虽然身份低微,却有着乐观坚强的品格和勤快能干的品质。吕凤仙虽然为人有点刻薄,但做事却是一把好手。除此以外,还有一群苏州河沿岸的船队及棚户区居民,舅妈就是其中的代表。她和舅舅以在苏州河上摇垃圾船为生,靠着这份工作扎根在上海,日子过得还不坏,并把一个家操持得有序温馨。舅妈有奶奶和吕凤仙的聪明能干,却比她们多了一份实诚质朴,虽然,在生活态度和处事方法上她们略有不同,但顽强与坚韧的精神却是她们之间的共通之处。

凭借着对生命的独特领悟,王安忆孜孜不倦地叙写着保姆、船工和手艺人等普通人的生存故事,或许在别人眼里他们的劳苦营生略显低贱,但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吃苦耐劳精神却诠释着更为丰富的人生意义。展示他们的衣食住行、写尽他们“为衣食而衣食”的过程,这是王安忆的自然主义。当然,自然主义的真实性不仅体现在作家对人物的选择上,还体现在作家描写生活细节的精确性上,它提倡对现实生活准确无误的书写,对具体事物照相机式的记录,通过类似于科学家实验报告式的精确细节展露为读者提供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生活画面。王安忆是一位对生活有着深厚感情的作家,她对细节描写也特别钟情,无论是城市上空的鸽子、闪着路灯的甫道、弄堂墙上的月影、夹竹桃的粉红落花,还是雕花木纹盒子、咖啡、香水、旗袍、流行报刊、各色小吃甚至人们耳边嘴旁的飞短流长,这些裹挟着都市精致生活体悟的物象统统进入其小说世界,细密的文字背后呈现出别样的风情。严峰曾说“:王安忆表现很多细节,比如说她经常写一些很世俗的东西,比如说日常的物件,她可以写到细到左拉的那个程度。”的确,她一直以来都执着于作品中细节的描写,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流逝》中端丽做红烧蛋的情形:沙锅里飘出肉的香味,十分谗人。可是,肉却缩小了,端丽惶惑地看着它们,不晓得该如何阻止它们继续小下去……咪咪(端丽的女儿)全神贯注地看着手里的鸡蛋,她轻轻地敲了几下,翘起小手指头,小心的揭着,像是怕把它揭痛似的,神情很严肃,端丽在剥好的光滑的鸡蛋上浅浅划了三刀,放进肉锅,对边上神情关注的咪咪解释:“这样,味道才能烧进去”,肉煮好,连同干菜、鸡蛋、有大半沙锅。端丽找了一个样式好看的小碟子,先在底下铺上一层干菜,然后放上几块方方正正的肉、一只蛋,送到隔壁房间去。

在这个用生动形象的文字与浓郁温情构建的小说世界里,普通市民生活被呈现得平常而又鲜活。这种在平凡的柴米油盐中日复一日地结结实实生存下去的力量,是芸芸众生顽强生命力的再现。以科学研究的精神来观察、记录、利用人性资料,是一个富有自然主义精神的作家应该做的,也是王安忆一直以来渴望企及的目标。她将真实性置于对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人的历史过程的审美把握之中,通过真实的人和人的真实实现了自己的审美追求。在世界文学史上,自然主义以其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占据着一席之地。虽然明确标榜“自然主义文学”的流派并未在中国文坛出现,但它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却渗透到了中国文学发展过程的不同潮流之中,对当代作家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他们或多或少“从西方现代思想文化中,找到超越传统文化惯性的各种有益的参照系,以激活本土文化传统的现代嬗变”,王安忆固然也从中汲取了营养,基于历史、时代、个人的原因,她不自觉地踏入了自然主义文学的天地,其作品对生物遗传决定性、客体环境影响性以及生活真实性的呈现,明显表现出与左拉穿越时空的“道同”。

作者:皮进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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