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宗教文化遗产保护策略范文

【摘要】我国的乡村宗教文化遗产不仅数量大、分布广泛，而且由于受社会变迁与城镇建设的影响较小等原因，大多保留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但另一方面，对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程度较差、价值挖掘不够深入等问题也十分突出。湖北省黄袍山兰若寺便是我国乡村宗教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之一，本文运用历史法与SWOT分析法，对这座乡村小庙进行深入的探究与分析，进而尝试对黄袍山兰若寺的保护与发展提出针对性的策略，将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宗教文化遗产保护范式有所裨益。

【关键词】宗教文化遗产；乡村小庙；黄袍山兰若寺

2005年12月22日，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把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整体进行保护的首个文件，明确提出了构建科学有效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指导思想以及“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基本方针。[1]我国文化遗产中的宗教文化遗产具有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地域性尤为突出，使对宗教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法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其中对乡村地区的宗教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是宗教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更可以作为宗教文化遗产保护的典型。我国乡村的宗教文化遗产不仅数量大、分布广泛，而且由于受社会变迁与城镇建设的影响较小等原因，大多都保留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但另一方面，对其保护程度较差、价值挖掘不够深入等问题也十分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就坚定文化自信、保护文化遗产发表重要论述，他指出：“我们讲要坚定文化自信，不能只挂在口头上，而要落实到行动上。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完整交给后人”，“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保护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2]为我们保护与传承好宗教文化遗产提供了依据、指明了方向。因此，对乡村宗教文化遗产进行科学有效的保护既是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更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本文选取湖北省黄袍山兰若寺为研究对象，拟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一、黄袍山兰若寺概述

（一）黄袍山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兰若寺（亦称来佛寺）位于黄袍山望湖村高山湖西南，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就自然环境而言，黄袍山地处幕阜山脉中段，又名盘古大山、大盘山、仙圣山。《通城县志》云：“黄袍山，俗呼黄茅山，幽泉怪石。旧传有仙晒黄袍于此。”[3]《读史方舆纪要》第76卷也有记载：“大盘山，（通城）县东四十里。山岭萦纡广远，因名。”[4]黄袍山是湖北十大名山之一、湖北省生态自然保护区，主峰华罗寨海拔约1200多米，地形陡峭，风景秀丽。就人文环境而言，黄袍山处于湘、鄂、赣三省的交界处，地理位置优越，古今名人辈出，人文古迹众多。汉代，张良退隐于此，今黄袍山仍留存着其创办的“伐桂书院”、古道观等遗迹；唐初，黄袍山有父子两侍郎金同庆、金兴政，现存有幕阜书院、防御古监楼、夜窝台等遗迹；唐朝后期有地方乡绅张十万在华罗寨开山立寨，现存古兵寨遗址；北宋时期，方氏家族一门三尚书，现存方琼纪念馆、方琼墓地，另还有黄庭坚退隐黄袍山的“鲁直第”等；明朝有进士汪润田故居与刘塘湖故居；现代以来，更有元帅早期革命纪念馆（通城县苏维埃政府旧址）、湘鄂赣黄袍山革命烈士陵园、英雄母亲黄菊妈陵园等红色人文景观。此外，黄袍山佛道渊源深厚，不仅有兰若寺、福龙寺、白玉寺、普救寺、南台寺等佛教寺庙，还有良山道观、八仙道观、吴芮祈天台遗址等道教遗址。

（二）兰若寺概况

广泛查阅现存各县志，仅清同治五年（1866）《通城县志》第十九卷“庙宇”所载“巽宫汪坊图”[3]对兰若寺的所在方位作了简单的记述。该县志卷首的《图考》[3]将通城县疆域按照八卦的方位分为九宫，分别为乾宫、坤宫、巽宫、艮宫、震宫、兑宫、坎宫、离宫与中宫，“巽宫”指东南方位；在巽宫的大图中即画出了“汪坊”的方位，[3]第二卷“疆域”又记：“汪坊”“距城四十五里”（约23.895公里；清朝光绪以前沿袭隋唐制度，一里相当于现代的0.531公里）[3]。对当地历史、地理进一步考察，可以查证“汪坊”是指汪姓家族聚居的地区，即润田村（因明代出了汪姓进士汪润田而得名，明代又出进士汪宗翰）附近；“坊”和“图”都是清代县以下的行政区划名[6]6，该县志中另有佘坊图、油坊图等。时至今日，兰若寺仅存重建于明清时期的中寺，寺门正上方有一近代人所挂牌匾，上书“兰若寺”三个大字。又从当地居民及守庙人的口中得知，“兰若寺”正是这座寺庙的真实名字。在通城方言中，“兰”和“来”发音有相似之处，因而这座寺庙也有“来佛寺”之称。《永嘉证道歌》曰：“入深山，住兰若，岑崟幽邃长松下，优游静坐野僧家，阒寂安居实潇洒。”兰若是“阿兰若”的省称，梵文Aranya，为佛教名词，原意是森林，引申为“寂静处”“空闲处”“远离处”，即躲避人间热闹之地，可供修道者居住静修之用。由于深契佛理，我国多见以“兰若”为名的寺庙，如河南省扶沟县兰若寺、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兰若寺、山西省忻州市繁峙县兰若寺、大理兰若寺和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兰若寺等。

（三）庙内外石碑

黄袍山兰若寺现存的中寺，其室内墙壁被白石灰粉刷过，右侧的墙壁中嵌有一块石碑，碑文大体清晰，主要记载了同治七年（1868）当地有识之士出资重修该寺并记述功德的事。经辨认如下（文中“□”为未辨明字）：粤自汉明帝始立佛门，佛之由来久矣，吾境大盘山中，寺厥名兰若。崇祀佛祖，诸神无地不恩，无微不显，真所称佛中之龙象也。奈僧不克善，尽以变卖，凡我首士等援邀各助馀伐之。费公存管积，修整庙宇，装彩神光，兼之修造厢房两间。至咸丰七年丁巳年，价买土名水口硚上田种五斗，大小四坵。上寺门首西边日字塘水，长冲𡏉水荫注，又买方家葭土地坵田种五斗五升，大一坵。承中𡏉水荫注又买本寺门首枣树丘田种三斗，大小二丘。下寺门前塘水荫注，又屋右侧土名小椿树坵。下寺门首大椿树，坵田四斗，大一坵。承上寺西边塘水荫注，又金银冲泉水分派荫注共田□石七斗五升。其田实秋叁斗五升□。合契内载明秋随田完纳以及田地一并付寺供奉。香灯之资有僧等屡年腊月初八，迎接头目聚手盘欢而恭祝合堂。神圣千秋庶几神其有感佑福不浅矣。谨序日后不许私忘。计□头目于后。批典押。搃首黄谷魁所管契□。头首：夏位华、黄正□、吴浚源、夏福章、丁以和、黄清香、黄裘凡、续见堂、黄立文、夏安国、黄印初、黄介尔、黄升平、黄侠□、夏浴文、夏特吾、夏星照。同治七年戊辰年兴三月吉日。公□。在这块石碑下面倚靠着另一块独立石碑，由于时代久远和受风化的影响，磨损比较严重，但也有几十个清晰可辨的文字，最上端是“永古千秋”四个字，下边的文字经辨认应当是：“汉来庙宇维新□壮善，神之赫濯……因大盘山兰若寺先朝建立至……□年奈僧命□难以保守，□僧明……图图内会□派□头□损……庙宇穴□，栚一副上下前□左右……契内载明因而募化仁人解囊相助以保佛祖□香烟而神圣赐福无缰……目救后”，接着是写的是人名和钱数，有“黄燕居一千”“黄庆云一千”等，最左端落款为“道光丙午年季冬”。据此推断，记载的大概是道光丙午年即1846年冬募资修护这座寺庙并记述功德的事。在离该寺200米处山路边的一块巨石上，也竖立着一块石碑，该碑有明显断裂后修复的痕迹，碑中出现“兰若寺住持”“申甲年”“隆庆六年”等清晰字迹。经查证，隆庆皇帝为明朝第十二帝，隆庆六年为公元1572年，距1572年最近的甲申年是1584年，该碑大概是对明代重修兰若寺的有关事项及功德的记载[5]。

二、兰若寺的历史兴衰

汉武帝在位时，以开放之姿容纳八方之物。大汉使者张骞遣副使出使大夏经身毒（今印度国的一部分），又因黄袍山地处皇城之偏远，便由身毒人在此建设寺庙、宣扬佛教、施行教化，名为兰若寺，是华夏四海九州最早的佛教寺庙之一。沿黄袍山大盘山来佛寺侧的古道及山窝相继建起了上寺、中寺、下寺、观音（又称东庵，女性佛教信士集聚之地）等四寺，寺庙建筑面积宏大，信徒众多，香火旺盛。[7]唐宋时期，黄袍山兰若寺受到名人雅士的推崇。据传，唐朝臣相金兴政、北宋诗人黄庭坚和北宋抗金英雄方琼等历史名人为兰若寺书写过“佛源”“佛宗”“佛祖”等石刻，[7]但现已遗失。之后，兰若寺经历了中国佛教史最严重的四次法难，即“三武一宗”（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及后周世宗）的灭佛活动，兰若寺遭到严重破坏。北宋年间，兰若寺又经历一次重修，才得以恢复与继续发展。黄袍山兰若寺习武健身的历史久远，自汉到唐都有武僧的记载。黄袍山上一位夏姓村民这样说：“少林寺第34代弟子释延康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女儿的武术教练，也是我们湖北通城人，但他也许不知道，河南嵩山少林寺的武术中有一支派是源于黄袍山的兰若寺，作为少林武术发源地的通城人，我们今天却要去河南学习武术，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吧。”这些无不见证着兰若寺那段灿烂的岁月。[3]从北宋到清代，兰若寺逐渐损坏衰落，房屋损毁严重、土地大面积缩减，幸于明隆庆年间和清咸丰道光同治年几度重修。从庙内两块石碑，可见道光二十六年与同治七年当地士绅募资集地重修兰若寺之事，但兰若寺毕竟饱经风雨，难复当年。据守寺老人所言，近代以来的战争与动乱对寺庙造成一定损害。1958年，当地民众将寺庙中的木质佛像烧毁，将金属佛像熔化铸钢，最终只剩大殿上的三尊佛像，这一切对兰若寺造成近乎毁灭性伤害。[7]目前，兰若寺来客稀少、香火不盛，仅偶尔有零星游人前来瞻仰上香。保存相对较好的部分只有中寺，但中寺也有近一半房屋倒坍，另一部分于清朝后期重修，分上下两层，现存正殿一间，厨房、住室数间，屋顶有破漏。正殿长桌正中间供奉着一尊较大的佛像，两边左右分布着数尊小的佛像，都受风化影响，掉色、磨损痕迹明显，后侧的墙壁上悬挂着几块残破的红布，上面有模糊的字迹，写着“有求必应、西天如来佛祖、南无观音上士、上界玉皇大天尊”等文字，应是用来祈福的。更令人惋惜的是，兰若寺内已无僧人，暂由与它一墙相隔的一户当地村民顺带照看。黄袍山兰若寺不远处有多棵至少1500年以上树龄的红豆杉、银杏等古树，也许是古时的佛教信士们所植，这些古树也被称为“黄袍山活着的历史”。兰若寺左侧古道上行百余米，有一块由后人修补过的千年古佛石碑，在古道附近可见古石桥、古石埂、古石梯、古石道、古石洞等遗存，但古道边的古茶楼、古驿站、古街道、古客栈都已不见。[7]1985年，黄袍山兰若寺被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县委书记熊亚平、县长刘明灯等县领导在塘湖、黄袍调研，首次发出打造黄袍山国家3A景区强音，塘湖、黄袍多处景点启动建设（兰若寺列入规划）；同年，通城古装美女与美景摄影活动在润田大屋启动开拍（兰若寺纳入拍摄范围）。2018年4月，由政府招标、光合文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负责的黄袍山风景区PPP项目开工庆典隆重举行。开工庆典上，光合文旅董事长王明荣强调：“我们有决心把黄袍山建设成为通城县全域旅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成一个数据旅游、行业旅游的典范。”这一项目占地面积约17.32平方公里，投资2.65亿元，主体工程总建筑面积约44630平方米。建设了“一红一绿”景观带，“一红”为建设元帅广场，包括罗荣恒早期革命活动纪念馆、通城革命烈士陵园、通城革命博物馆、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等；“一绿”为建设大盘山公园，包括大盘山门楼、兰若寺、千年红豆杉等旅游景点，并配套建设了中心广场、康养中心等；建设种植灌溉、景观照明、给排水、供电、消防等景区基础设施及道路工程等。2019年6月，首届中国·湖北黄袍山（通城）全国自行车户外公开挑战赛在黄袍山风景区开赛，吸引了全国各地600多名选手参加。湖北咸宁通城县委书记熊亚平表示，将以此次自行车赛为契机，在黄袍山打造一条全国独一无二的专业自行车体验运动赛道，倡导“体育+旅游+扶贫+N”的模式，建设自行车运动小镇，使其成为全国有特色的乡村旅游目的地。黄袍山风景区的开发，使兰若寺的周边环境和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知名度也得到较大提高。

三、SWOT分析

（一）优势分析

黄袍山兰若寺作为我国典型的宗教文化遗产之一，不仅具有游赏娱乐、文化教育、慈善救济等方面的发展潜力，而且其自身所具优势也较为明显，具体可从文物本体和周边环境两方面进行分析。从文物本体来说，一方面，兰若寺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有很多珍贵的历史遗迹，值得我们去探究；另一方面，兰若寺未经充分的开发，不仅保证了其作为宗教文化历史映像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使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得到了较好的延续，而且给我们对兰若寺的探究留下了较大的空间。从周边环境来说，一方面，黄袍山本身的自然与人文地理条件得天独厚，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丰富、种类多样，有利于打造古色人文、红色文化、佛道宗教、绿色生态等多个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另一方面，近年来政府开始重视对黄袍山风景区整体的打造与建设，并且初具成效，兰若寺周边的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劣势分析

兰若寺地处偏远、破败严重，与辉煌时期相比十不存一，大大加重了保护与修缮的成本负担，再加之兰若寺距离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距离较远，对于兰若寺文化历史底蕴的宣传力度不足，难以形成较强的吸引力，充足稳定的客源得不到保障，更难吸引投资商与其他社会力量的资金投入。另外，兰若寺周边各景点的分布得较为散乱，各景点间的山路陡峭，交通薄弱，周边基础设施的开发不够完善，众多资源亟待进一步合理有效的整合。从另一层面来说，佛教文化内涵较为晦涩难懂，需要较长的接触与熏陶才能获得认同，佛教文化的认同群体缩减成为佛教文化遗产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8]。无独有偶，兰若寺所面临的修缮费用负担严重、多景点未形成整体优势、得不到广泛认同等问题也普遍存在于我国为数众多的乡村宗教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过程之中。

（三）外部机会

近年来，国家对保护宗教文化遗产的重视、政府政策的支持、消费者收入的增加、文化旅游消费群体数量的增加、文物保护技术的提高等都成为利于兰若寺保护与开发的外部机会。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积极推动宗教文化遗产资源普查，探索建立宗教文化遗产数据库、保护名录体系，探索设立宗教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专项资金，建立宗教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积极探索乡村振兴实际策略，开展乡村文化旅游节、乡村文化调研、文艺演出等形式的活动；经济的持续发展使人民的收入大幅提高，并更注重享受型与发展型消费的投入，消费结构不断改善，宗教文化旅游的需求有显著上升；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并扩展到文物修复、建筑复原等领域。

（四）面临威胁

现今兰若寺面临的最大威胁便是现有的保护力度不足、保护措施亟待完善，再加之近年来周围环境的巨大变化，其仍难脱离完全没落的可能。进一步分析原因，一方面是对于兰若寺背后的历史文化及经济价值挖掘得不够深入，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是受基础差、地形险峻等原因影响，开发难度大、成本高。其次，近现代以来，兰若寺本身僧人数量减少，与外界交流减少甚至基本断绝，使佛教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受到阻碍，进一步削减了以佛教文化为特色和主题的兰若寺的生命力。此外，宗教文化遗产具有本身的特殊性，必须把握好开发时的度，既要把宗教文化遗产展示好，又要防止造成“宗教热”；既要利用好宗教文化遗产资源，又要尊重宗教的“神圣性”，防止过度商业开发带来的庸俗化，坚决警惕“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现象[1]。

四、保护策略

（一）良好的社会背景是兰若寺保护的前提条件

通过对兰若寺所经历史变迁的研究不难看出，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统治阶级的态度、具体的文化宗教政策、社会总体政治经济状况等都对兰若寺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佛教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特殊意识形态，每当佛教的教义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时，佛教文化就得以兴盛，兰若寺常也得以发展；而在佛教的教义不能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时，佛教往往受到排斥，兰若寺的发展也会停滞甚至倒退。特别表现在，战乱和极端的政治环境造成了兰若寺的破坏与衰落，而稳定的政治环境及政府的重建与政策性倾斜等都促进着兰若寺的发展。因此，构建良好稳定的政治与社会生态、在政治与文化策略上重视对宗教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兰若寺保护的前提条件。当前，国家加强对宗教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探索与尝试、政府对于地方文化历史的尊重与传承以及新的文物与建筑保护技术的发展等都能成为兰若寺保护的良好契机。

（二）充分的价值挖掘是兰若寺发展的关键与基础

黄袍山兰若寺名声不显进而得不到发展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对其价值的挖掘不够充分，而实际保护与开发过程中，在保证良好社会背景与适宜政策环境的基础上，重点同时也是难点便是要发掘兰若寺自身的文化价值，赋予周边环境丰富的精神内涵。结合兰若寺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情况，当务之急便是指派专人对兰若寺进行看护、邀请相关方面的专家对兰若寺进行科学调研，充分发掘兰若寺的历史文化价值。同时，需要通过出版物、电视广告、特色活动开展、大型活动承办等多样化的、切实可行的、长久有效的手段对其进行展示和宣传，突出其作为一种文化历史载体与象征的地位，使其长久地延续和发展下去。[9]在保护与开发时，除了注重兰若寺自身的特色和蕴含价值，还要注意其与周边自然人文环境间的协调统一，注重在充分尊重与保护原有地方乡村特色的基础上，构建具有秩序性、场所性和完整性的整体空间格局景观。具体来说，可以加快构建以兰若寺为核心之一的特色乡村文化链，整合本乡村的各个地方性文化旅游资源，以提升乡村整体文化内涵、丰富参观者的文化体验。

（三）广泛发动社会力量是兰若寺保护与发展的有力保障

从上述碑文以及对其历史角度的研究可见：社会力量在兰若寺的建设、发展与维护过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这里的社会力量不仅包括当地的有识之士、文化与旅游方向的投资者，还包括佛教爱好者、邻近有影响的寺院、地方佛教协会等。新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力量具有数量大、资金多、选择性强等特点，并且已经渗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兰若寺的保护与发展过程中，充分发动社会力量不仅有利于获得充足的资金用于兰若寺的保护与周边基础设施的建设，还可以起到普及宣传兰若寺佛教文化特色的作用。此外，佛教同仁、地方佛教协会以及周边大型寺庙的慷慨援助，包括资财的施舍、佛法的传扬、佛教人才的培训等，都可以成为兰若寺得以迅速恢复、更好发展的坚实保障。

五、结语

宗教文化遗产诉说着地方、民族乃至整个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使其更好地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与文化意义。但现实情况是，我国的政府有关部门、社会组织以及相关学者大多将注意力放到大型寺庙的维护与提升上，乡村宗教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则往往出现明显的“缺位”。保护与传承好宗教文化遗产不仅要抓好大型寺庙这些重点以更好带动周边地区的遗产保护与发展，更要补齐乡村宗教文化遗产这块短板，以实现我国宗教文化遗产保护的全面发展。本文侧重于从理论层面对乡村宗教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进行探讨，还应注意在具体的乡村宗教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实践过程中检验与发展这些策略，为构建科学完整的中国特色乡村宗教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提供一些有效的实践路径。

作者：包钰 王莹 单位：安徽大学文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