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软实力研究状况及分析范文

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以来，文化软实力一词在文化领域和新闻报道中不断出现，日益引起理论界和政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在借鉴西方软实力理论和中国文化力理论的过程中，中国学者对文化软实力也积极开展研究，关于文化软实力的解读和分析文章以及研究性著作不断涌现，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2004年5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皋艳在导师张步仁的指导下，以《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软权力建设》为题目完成了学位论文。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检索工具，匹配“精确”选项，以“文化软实力”为检索词，以“篇名”为检索项，对2004年1月至2011年5月的研究论文进行初级检索，共命中183篇。这些论文的篇数按年度分布的状况表明，国内对文化软实力的研究论文呈逐年增长的趋势，文化软实力成为在文化领域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在此主要回顾中国学界关于文化软实力研究的成果，对相关情况作一简要梳理分析和总结。

一、目前研究的基本特点

1.多重视角的研究。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2000年以来关于文化软实力问题的研究呈现多视角的特点。①从软实力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如软实力与国家的强大；论国际政治中的中国软实力三要素；论软实力与中国外交；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困境及对策等②从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方面进行研究，如“软实力”的含义及对我国的启示；传统文化:中国文化软实力之源等③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现状进行研究，如中国软实力现状分析；中国软实力资源及其局限等④对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路径进行研究，如尊重文化多元、坚持文化自觉、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加强共同理想建设、提升文化软实力；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提高国家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提升我国软实力的重要战略；全球汉语热: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提升中国软实力的路径；话语权视角下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等。此外，还有从中外文化软实力建设对比、文化软实力建设与意识形态安全、文化软实力与文化产业等角度进行研究。

2.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问题就是在当代中国的背景下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感召力问题，就是当代中国文化对内如何凝聚人心，对外如何树立形象问题。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问题是一项长期、系统而又艰巨的工程，牵扯到多个学科和专业，也涉及到文化力、国家硬实力等概念和问题。从目前的文献研究资料看，一方面，研究的范围已经涉及到了哲学、文化学、政治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管理学以及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和专业，多个学科的学者都将软实力理论引入到各自的研究领域中。正是在这些多学科和专业的联合攻关、相互启发和相互印证的交叉综合研究中，使得目前的文化软实力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其中不乏理论创新。

3.从对西方语境中软实力概念的解读到构建中国语境中的软实力概念。文化软实力概念的由来是与西方软实力理论和中国文化力理论紧密相关的。中国一直重视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文化软实力概念提出之前，我国学者是从“力”的角度认识文化的作用的，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冷战结束以后，软实力理论成为美国学界的主流话语。软实力（或译为软力量、软权力、软国力）理论最早是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中提出。在软实力理论中，约瑟夫•奈视文化为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源泉。他指出：国家软力量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践哲学价值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2]几乎所有的中国学者都肯定了文化是一国软实力不可或缺的重要来源。学者们对奈提出的概念理解上有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既有学科的差异，也有研究角度的不同，还有一些善意的提醒。如: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庞中英认为，将“SOFTPOWER”译成“软权力”或“软权势”更合适。这样能比较更贴切地反映奈分析美国霸权衰落及其权力重构时的原意。在我国“软力量”概念非常广泛，如，认为“不仅有国家的‘软力量’，包括一个城市或是一个企业，也有‘软力量’的问题。[3]庞中英认为，“现在有很多人对奈的‘软力量’的概念没有理解透，看法有点片面，好象认为‘软力量’只有文化。其实在西方人看来，软力量的核心包括:和平、民主、人权，这些基本价值;还有意识形态、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文化。”[3]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鹏程认为我们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上使用文化“软力量”这个概念的，所以在文化软实力建设这个问题上，应从中国文化的意义上强调“文化自觉”。由此可引申出文化“软力量”有三层内涵:文化吸引力、文化亲和力和文化规制力。在研究西方文化软实力理论的探讨和研究中，中国学界结合软实力问题、结合中国的社会背景对中国话语背景下的文化软实力问题作出了理论探讨。就文化软实力的概念与内涵来说，国内学界还没有形成定论,研究还需要继续深入下去。在继续研究西方文化软实力相关理论的同时,必须进一步结合中国的国际关系与民族文化的实际来探讨文化软实力,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并就文化软实力的内涵进行更为细致的解析。

4.研究的不平衡性和局限性。从目前掌握的文献看，研究的不平衡性和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一是研究的成果多为学术论文，研究专著较少，高水平的研究著作更少；二是研究多集中在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内涵，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性、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意义，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路径和措施，中国文化软实力评估等方面；三是实用性的研究多集中在从软实力的角度谈部门、行业、地区的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十分牵强，缺乏理论到实践的逻辑推理。对一些基础性的、理论性的关键问题涉及较少，如：马列经典作家对文化的认识问题；中国文化软实力存在问题背后的深层根源问题；文化软实力的提出时文化自身发展的产物，还是文化以外事物发展的要求问题；西方语境中文化软实力概念和中国语境中文化软实力概念的差异性问题；文化软实力的特点问题等等。

二、目前研究的主要方面和主要观点

目前国内关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研究，主要围绕文化软实力概念与内涵，文化软实力提出的背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路径等方面的问题进行。

1.关于文化软实力概念与内涵的认识。文化软实力这个概念内在包含着“力”“、实力”“、软实力”“、文化力”“、文化软实力”五个递进的关系。（1）西方学者提出文化软实力概念及其关注点。软实力（SoftPower）,又译为软权力、软力量等,这一概念提出于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全球战略问题研究专家约瑟夫•奈在《软实力》（SoftPower）一文中,首次将国家实力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认为软实力是硬实力的基础,也是硬实力的动力。“软实力”是用以指称相对于国家、民族、边界、领土等“硬权力”而言的文化、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国民凝聚力和国际机制等,也就是指意图通过吸引力、感召力、同化力来影响、说服别人相信和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等,从而获得理想结果的能力[4]。1999年,约瑟夫•奈又在《软实力的挑战》（TheChallengeofSoftPower）一文中对软实力作出较为完整、系统的定义。2004年,约瑟夫•奈的新著《软实力—————国际政治中的制胜之道》（SoftPow-er—————TheMeanstoSuccessinWorldPolitics）则对软实力给予更为简明的定义“: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这种吸引力来自一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这一概念得到学界广泛的认同。从1999到2006年约瑟夫•奈对软实力定义也做了几次修改。（2）中国学界对文化软实力的认识及其关注点。我国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看法,如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教授认为软实力是通过道义主导赢得朋友、影响他人的一种能力,他说“:中国人经常说‘以德服人’,实际上就是指赢得人家的心,而不是单纯使用蛮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指出“:一个国家是存在两种实力的,一种是硬实力,一种是软实力。硬实力通常是指国家的GDP、硬件设施等,而文化、制度、传媒等被称为软实力,软实力是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基础设施等硬实力而言的,是指一个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感召力的因素。”总之定义非常多,上述观点也存在一些片面和不足,而全面科学论述文化软实力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5]

2.关于文化软实力提出的背景的认识。

（1）软实力理论既是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也是冷战后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的产物。软实力理论是在相互依存理论前提下对国际关系核心理论“权力论”所做的补充和发展。“权力论”虽然没有把国家实力明确地划分为“软实力”和“硬实力”，但已经部分涉及到软实力问题。美国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认为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质量和政府质量等“无形权力”也决定着国家的实力。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克莱因提出所谓的“克莱因公式”:国家力量一「（人口+领土）+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意图+贯彻国家战略的意志），其中“贯彻国家战略的意志”属于一种软实力因素。20世纪70年代，相互依存理论进入发展兴盛时期。约瑟夫•奈等深人研究了作为“现代国际体系根本特征”的相互依存问题，提出在国际社会不同角色之间互动的影响和制约关系中，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导致一国对外依存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从而影响国家间权力的分配。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进一步加强，国家实力中“无形权力”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从而成为软实力理论的重要思想源泉。

（2）全球化导致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主体和实际内容发生深刻变化，使软实力理论应运而生。全球化导致民族国家在当今国际关系中的角色发生变化。虽然国家间关系仍是国际关系的核心，但是民族国家所承担的核心功能出现了调整。除国际组织等超国家主体外，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政党、媒体甚至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国家与非国家主体、超国家主体结成紧密的多元关系，国家之间相互影响的手段也发生变化。尤其是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价值观念、文化、宗教等意识形态找到了跨越国界、相互渗透的新的工具和载体。上述变化使文化、价值观、信息、多边机制以及网络媒体等因素日益重要，直接导致软实力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也使软实力理论应运而生。冷战结束后，美国维护和强化其全球霸主地位的战略需要为软实力理论的传播提供了土壤。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被认为是西方阵营长期“和平演变”和渗透的结果，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通过软实力的运用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美国在文化价值观、发展模式、民主政治以及国际规则制定等方面的影响力极大地得到加强。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争相提升软实力，尤其是欧美大国充分利用各自在软实力资源方面的优势，争取在未来国际格局的塑造中占据主动。

3.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意义与价值。

对此，,可以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进行概括。从国内方面来看,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意义与价值包括:第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利于进一步整合民族精神,强化国家的向心力与凝聚力。第二,不断发展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以文化创意、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动漫等为代表的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扩展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还可以拓宽就业渠道，有效应对国际经济危机。第三，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可以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与保障。第四，提高一国的国际地位。一国软国力的提高实际上就是别的国家如何认识它。当人们认为它是代表正义、代表进步潮流、代表先进的发展方向的时候，它对别的国家就有吸引力了，它自然就有了国际动员能力。在国际上对一个国家的认识如何，也是能否有效提高其国际地位和国际动员能力的基础。当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被国际社会肯定时，其国际地位与动员能力就会上升。第五，在国际上能消除国外的抵抗意志，使对方认同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和政策目标，达到不战而胜。衡量一国“软力量”的强弱，取决于一国的国民文化水平、自身权威公认度、文化底蕴等是否处于强势。软硬力量相辅相成地发展，两者相互联系并且相互辅助转化:硬力量的强大，将有助于扩大“软力量”的影响并促进“软力量”作用的发挥。“软力量”的影响和作用将有助于硬力量的实现，或者给硬力量营造其发挥作用的氛围。第六，能提升一国的综合国力。任何一个国家的实力都是综合性的，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乘积。综合国力不是硬实力和软实力之和，两者都是综合国力的因数，其中任何一个为零的时候，综合国力就等于零。我国面临的最重大问题是社会发展不平衡、两极分化、腐败导致的社会不公正问题。如果不解决社会公正问题，我国要提高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增强国际动员能力都将是困难的。第七，它的发展更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华文明历经5000年的历史沧桑而血脉不断，这足已说明它具有强盛的生命力。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属于世界，其影响力是世界性的。另外，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民间文化可谓根深叶茂、多彩多姿，这不但丰富了我国文化资源，也突出了我国文化特色。这一切都使中国文化产生了恒久魅力。从国际方面来看，不断发展文化软实力的意义和价值包括:第一，这是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需要。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不仅是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也有助于塑造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与国际亲和力。第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利于在国际交往中扩大影响，展现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的独特魅力。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宣传教育功能）和产业属性（消费娱乐功能），文化及其产品内在地蕴含了生产主体的思想观念，其输出和消费的过程，无疑也是最直接的传播、辐射一定的价值观念和制度文化的过程。[6]因此，必须通过各种手段，利用各种国际交往的场合，积极加强民族文化的介绍和传播工作，宣传、展现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的独特魅力，让世界了解中国。

4.关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现状。

衡量一国“软力量”的强弱，取决于一国的国民文化水平、自身权威公认度、文化底蕴等是否强势。中国在“软力量”上具有先天优势。在世界历史上，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是唯一用同一种文字记载历史且持续长达五千年之久的文明。虽然在最近的一百多年里，在西方文明的扩张进程中，中华文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以及国际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表明，中华文明依然是一种比较强势的文明。重视国家“软力量”的发展，是中国在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转变的特征之一，是中国在对过去接近30年的发展经验总结的结果。一个国家的”软力量”应该包括它自己的特色，但更主要的是应该顺应世界潮流。所以，中国“软力量”的核心还是要与世界同步，把世界普世的理念、价值观作为它的基础，然后辅以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成分。从“软力量”本身来看，它有着自身的特点。其弱点是作用间接而缓慢，其优点是能消除对方的抵抗意志，使对方认同自己的基本价值和政策目标，达到不战而胜。衡量一国“软力量”的强弱，取决于一国的国民文化水平、自身权威公认度、文化底蕴等是否强势。我国还是在“软力量”的发展和运用上存在诸多不足:一是国民对“软力量”的作用认识不足，对“软力量”的侵入和对国家的影响警惕不够，过分关注娱乐消遣类信息，并不加识别地一味叫好，直接或间接扩大了国外“软力量”对我国的影响力。二是我国还属于发展中国家，所以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容乐观，还有待于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我国“软力量”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三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不够，未能充分利用以发挥其所具有的潜在影响作用。四是媒体的国际影响力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在宣传能力方面制约了“软力量”发展。五是民族的和极具特色的民间艺术力量，可以传播中华民族精神的东西，其作用还未充分发挥。六是在文学和艺术创作方面，还没有可影响世界的大师级作品出现。七是国人对西方文化包括一些学说、理论、制度和模式过分膜拜，“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崇洋媚外、自卑自轻思想严重，这直接影响到我国的“软力量”建设，甚至增大我国被国外软力量征服的可能性。八是媒体对国内问题的平衡性报道过少，要么叫好要么指责。一些媒体大话、空话和套话过多，硬性报道指标过多，严重影响媒体自身的公信力和对民众的影响力。凡此种种不足，造成了我国现在在国际舆论中的处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格局中的垄断地位没有改变，对我国“西化”和“分化”的立场以及“妖魔化”的报道手段没有改变，虽然我国在西方的声音有所增强，但影响力仍十分有限。

5.关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路径。

《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认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一是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二是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提高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三是提高文化传播能力，不断扩大我国文化的影响力；四是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支持文化建设，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7]王利涛等提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基本构想：一是在思想层面上促进文化身份建构；二是在制度层面上推动体制创新发展；三是在器物层面上培育文化产业精品。[8]罗建波认为，及时确立文化核心价值理念，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和基础；良好的文化形象，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应有的外在展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推动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增强文化传播能力，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9]关于如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研究与探讨是国内学者讨论最多的问题。虽然对此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各有侧重。但是综合起来，主要还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继续解放思想，充分认识文化力量对社会发展和国际影响的巨大作用，全面发挥文化的社会功能；第二，以“文化强国”为目标，从战略高度制定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第三，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第四、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近代革命文化，普遍提升国民文化素质；第五，充分保障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注重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构建公益文化大国形象；第六，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不断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第七，增强文化创新能力，激发全社会文化创造活力；第八，提高文化传播能力，积极推进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影响力和吸引力。

三、研究的不足和缺陷

虽然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而言，文化软实力的研究还跟不上国内文化建设的实践，对文化软实力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概念界定不明确，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形成共识。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正式提出以来，学界投入很大的热情进行研究和探讨，尤其是在应用研究和战略对策方面。同时，一些学者也指出了当前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翟泰丰认为，文化软实力是涉及当今世界综合国力激烈竞争的战略性、全局性的重要而又崭新的课题，学术争论纷呈。专家学者应共同加强涉及增强文化软实力建设与发展的四个方面的学术界定的研究，即：文化软实力的文化范畴界定、文化软实力的实力范畴界定、在硬软实力内在关系中文化软实力地位的界定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点的界定。[10]北京大学中国软实力课题组认为，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文化软实力”这个概念以来，“文化软实力”概念出现于报纸、电视、广播、网络以及各种文章之中，但直到现在，这个叫响全球的概念，仅仅是一个满天飞的口号，并没有获得任何实质的内涵、外延或构成、功能定位。他们指出“，时至现在，也没有对‘文化软实力’进行专门探讨的文章或著作，因而，‘文化软实力’还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11]应当承认，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概念一经提出，就成为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等多学科概念，每一学科的研究都有其合理性，但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实践，迫切要求学术界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形成凝聚力。目前的研究虽然大多涉及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关系，但都只是从对应关系而不是从具体的辩证关系来进行的研究。一般来说，辩证关系不是矛盾双方简单的二项式，而是以一定的中介为桥梁建构起来的三要素的整合。离开了中介的制约作用的二项式，只能是抽象的公式。实践证明，中介的制约作用，使辩证关系具有具体的历史性。

2.文化软实力基础理论研究不足。贾海涛认为，目前我国理论界对文化软实力的基础研究才刚刚起步。理论界和整个社会更热衷于所谓应用研究，而对基础理论研究热情不高，有限的基础理论研究也多是重复前人或别人的观点，创新较少。事实上，如果对基本概念的内涵、本质和理论体系的特征在认识上存在着不足和较大的分歧，不仅会造成理论体系的混乱，对于应用研究和相关决策、政策的制定也必然造成较大的消极影响。只有在搞清楚什么是文化软实力及其资源，认清怎样建设、开发和发挥文化软实力等问题，才能搞清楚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强弱（优势和劣势）以及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关键，进而才能明白我们文化建设需要构建怎样的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制定出一个理想而切实可行的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文化软实力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国内学者不仅在文化软实力概念界定和主要资源及其构成要素等方面远未形成共识，文化与软实力及综合国力的关系还需进一步理清；由于文化软实力基础理论研究的不足，影响了探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的应用研究，系统和科学的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对策措施尚未形成；研究国家文化软实力多从国内背景出发，国外发展文化软实力的有益经验对我国的借鉴和启示很少涉及。

3.目前的研究是一种对象意识式的研究，而非自我意识式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把国家及其文化软实力只是作为外在的对象。由于抛开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载体，不讨论由谁来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问题，那么所谓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过是一句空话。目前的研究从多种力的综合来看待国家文化软实力，但长于空间角度的分析而短于时间角度的分析。由于忽略了历时态的视角，国家文化软实力中每一要素的动态以及整体系统的动态就未被揭示，那么要素的形成和整体的建构就会在我们研究的视野之外。

4.目前的研究虽然都从美国学者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出发，但忽略了我们研究软实力的目的。由于目的不明，对我国文化软实力现状的评析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思路也就不容易搞清楚。

5.虽然都看到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不足及其带来的影响，虽然都在探索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但由于缺乏原因的分析，举措的有效性就值得质疑。譬如，几乎所有的探索怎样发展的文章都涉及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却未见更有效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