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都文化对中国文化贡献综述范文

五度为都的福州，是福建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域，自古以来就是福建的首府，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有着独具地域特征的文化模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二千二百多年的建城史，形成自己相对稳定的形态。福州以历代福建省首府的特殊历史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对全省的引领和辐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所形成的以福州为核心地区的独具地域特色的闽都文化，其外延文化所及已远远超出福州十邑。从历史上看，闽都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主要在两个历史时期。一个是在宋代，开闽学先河，承理学南传、成理学重镇。另一个是在近代，禁烟拉开中国近代史序幕，《瀛环志略》迎来中国社会启蒙时代，《天演论》开启中华民族心智，从闽都走出大批救国救世的民族精英和文化巨匠，成为引领中国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文化先驱，进而推动中国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本文就此作粗浅探析。

一、闽都文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区域文化

中国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地域广阔，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和历史发展过程，孕育出不同的区域文化，进而形成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区域文化既反映一个区域特定的历史文化，也张扬着一个区域的人文精神。考古界认定:黄帝代表着黄河文明的中心，形成酋邦王国;北方出现以燕山地区的红山文化为代表的文明中心，那里发现大型的坛、庙、冢和金字塔式的巨型建筑;东方出现以河姆渡为代表的文明中心，包括萧山跨湖桥文化遗址出现的中华第一舟;西南方出现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巴蜀文明中心;东南方出现以昙石山文化为代表的七闽文明中心，作为先秦七闽部落的联盟，闽方国有着自己光辉灿烂的文明。

(一)闽族文化模式———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壳

丘头和昙石山的贝丘文化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是由多区域多元文化构成的一个整体，它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区域为主体，其周边又有许多与之相联系的文化圈。东南沿海地区，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出现了以壳丘头文化(5500－6500年)和昙石山文化(4000－5500年)为代表的、独具海洋特征的闽族文化圈，这里是闽文化的摇篮，也是福州文化的源头。“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1］福州属亚热带———热带潮湿季风气候，雨量充沛，海岸线较长，海边岛屿港湾交叉，陆上沙网如织，山地丘陵连绵纵横。特殊的地理自然环境，决定了福州远古先民从山林、海洋中获取生活资源，并逐渐形成以壳丘头文化和昙石山“贝丘文化”为代表的福州地域海洋特征的史前文化。由于海坛岛四周环海，福州盆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地理环境，限制了壳丘头文化和昙石山文化与内陆其他新石器时代地区的文化交流，地处沿海的壳丘头和昙石山闽族先民只能选择以海洋为主的向外发展。作为闽文化发源地的壳丘头文化和昙石山文化，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这种关系首先表现在生产工具和生活器具的发展变化上，尤其是陶器的组合和形态最为明显。他们的生产工具都以小型石锛为主，器形极为相似，区别的只是前者打磨粗糙，制作不精;后者通体磨光，制作精细。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利用海生牡蛎制作生产工具，这种称为贝耜或贝铲的生产工具，无论是器物形态还是制作技法，都如出一辙。他们都属“贝丘文化”，成为商周以后发展起来的闽越文化的主要渊源，壳丘头文化和昙石山文化先民是商周时代闽族人的直系祖先。他们建立的闽方国臣属于商周，并承担着朝贡、觐见、供隶、执役的义务。《周礼》载:“司隶，掌五隶之法”、“掌帅四翟之隶”，所属“闽隶掌役畜，养鸟，而阜蕃教扰之”［2］。这里说的是司寇下属的司隶，掌管四翟五隶，分别根据各方国选送的奴隶的技艺专长，为王朝服役执事。其中闽隶负责豢养牲畜和鸟，并教鸟听懂人的语言，使之供人使唤。这里清楚表明闽方国与周王朝的臣属关系。《尚书》记载，西周时闽方国向周王朝进贡，他们“沿于江、海，达于淮、泗”［3］。先秦时代，海洋交通条件极差，人们靠的是“刳木为舟”，但他们仍能沿江出海北上，经过山东半岛进入长江，再经淮河、泗水到达中原王都。说明闽族已有非常丰富的航海经验。

(二)闽越族文化模式———融闽、越两族的兼具

内陆性和海洋性的文化昙石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遗骸，从体质人类学研究来看当属南亚型的蒙古人种和澳大利亚型的尼格罗人种的混合。这就是闽族人的祖先。《春秋集览》云:“越人居闽地，故并称闽越地。”朱维干《闽越的建国及北迁》中也说:“闽是福建的土著，越则是由会稽南来的客族。”［4］“闽”最早见于《周礼》的《夏官》、《秋官》，其中就有关于“七闽”的记载。这就是说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闽作为一个方国，已出现于中国东南方。“闽”的存在比“越”更早，只是闽中封闭，所以见诸史书上的记载比较缺乏。闽越文化虽以闽越两族文化为主体，但也渗入他族文化。公元前590－前560年，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共王，已“抚有蛮夷，奄征南海”［5］。此时楚国势力就已渐入闽中，也带来了楚族文化。春秋时期，吴欲争霸中原，必先征服越国，以除后方威胁;越欲北进中原，亦必先征服吴才无障碍，因而吴越战争不断。公元前544年(吴王余祭四年，周景王元年)，吴与楚战，为免后患，派兵伐越。公元前510年(周敬王十年，吴王阖闾五年)“夏，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6］。两次吴伐越的战争，吴军侵占了越国很多地方，迫使部分于越族人逃入七闽，与闽族人相处。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在越国夫椒之地打败越王勾践的军队，重兵围困越都会稽，勾践被迫“请为臣，妻为妾”。越国败亡，大批于越族(越族的另一支)人南逃入闽。福州于山就因于越人聚居而得名。公元前334年，越王勾践六世孙无疆出兵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7］勾践子孙纷纷流落海滨之地，其中一支进入福建境内，他们为闽族带来了越族文化。战国末期，出现了以无诸为首领的闽越贵族，在闽中建立的闽越国;以摇为首领的于越贵族，在原属闽族的东瓯(浙南瓯江)地区，建立的东瓯(东海)国;以织为首领的于越贵族，在闽、粤、赣交界之处建立的南海国。“楚威王灭越，今浙、闽之地尽属楚，两广亦隶焉。”［8］随着楚国势力深入闽中，也不断渗入楚族文化。今天闽侯庄边山就出土有战国楚墓遗址。越王勾践七世孙无诸在闽中发展势力，自立为闽越王，在福州北郊新店修筑小土城，统治闽中之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去无诸及摇的王位，皆封为君长。当陈胜、吴广起义时，无诸率闽越军起兵反秦。闽越兵攻析、郦，战蓝田，入武关。秦亡后，楚汉战争爆发，无诸又率兵辅佐刘邦击败项羽，为汉王朝的建立作出贡献。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刘邦“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9］。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复封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今温州)。无诸与汉廷保持和睦关系，吸收中原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闽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无诸及其后裔统治九十二年，使闽越文化在福州地区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从春秋战国到汉武帝时期，形成了闽越族人创造出的闽越文化。不论是闽族还是越族，他们都是滨海民族，都与海洋发生密切的关系。于越族发祥于浙江流域和杭州湾一带，闽族发祥于闽江流域和闽江口福州湾一带。《山海经》载:“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10］闽方国向周王朝进贡，他们“沿于江、海，达于淮、泗”［11］。而闽在海中的地域环境，造就了“闽越悍”［12］的海洋性格，故能佐汉击楚建功立业。《越绝书》载:越王勾践曾派“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13］，从南路海道北上进攻齐国琅琊。越国有强大的海军，一种称为大翼的战舰能载乘“战士二十六人，棹(手)五十人，舳舻(手)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各)四人，吏、仆、射长各一人”，连同船长“凡九十一人”［14］。可见闽方国和越国都是海上强国。闽越两族相融的闽越文化是一种体现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的文化，体现兼具内陆性和海洋性的文化特征，是福建历史文化发展的一座高峰。越人入闽，带来先进的经济技术、政治组织和强大的军事力量，打破了闽族几千年封闭的局面，以习相近最终融合、改造了闽族和闽方国社会，创造出战国末年至西汉初期百余年闽越国崛起、鼎盛的局面。闽越文化是我国秦汉时期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文化，从衡量文化内涵的重要标志陶器来看，闽越文化与先秦闽族文化有明显的传承关系，而与秦汉时期的中原文化以及周边百越民族其他分支却有明显的区别，但还是能从中寻觅到中原文化、百越民族其他分支文化的元素。在这些文化元素的背后，我们看到秦汉时期的闽越国，具有相对富庶的闽越族经济、桀骜不驯的闽越族性格，并开始张扬着与中原主流文化不协调的声音，试图恢复战国末年的闽越国辖地，于是开始了北击东瓯、南击南粤的复兴运动，新一轮的开疆拓土融合了周边其他族群文化，进而成为东南强国。战争在破坏社会的同时，也推动着文明的进步。由于与汉廷的分庭抗礼，闽越国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终结了它的历史使命。

(三)闽都文化模式———融闽越、中原文化为一体的包容性的创新文化

闽都文化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是一种以闽越文化与中原文化为主体，融合、吸纳其他区域、其他族群乃至海外文化的模式。这种模式的提出，是基于与其他文化模式相比较的而言。如与山东齐鲁文化、山西三晋文化、江浙吴越文化、广东岭南文化、河北燕赵文化、湖北荆楚文化、四川巴蜀文化等地域文化相比较而言。闽都文化模式的产生、发展、形成上自秦汉下至近代。如上所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闽越国，设闽中郡;废无诸王号，降为君长，同时开始加强对闽中思想与文化的控制。秦末无诸率闽越军佐汉击楚，汉高祖刘邦“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无诸后裔郢和余善先后叛汉，汉武帝派军入闽中，闽越国亡。鉴于“闽越悍”［15］且“数反复”［16］，于是，汉廷就把大量闽越族人迁徙到今天浙江北部和安徽、江西等境内，又把中原罪犯流放到闽中来，客观上起到促进各民族的融合和闽越族的汉化。后来，一部分躲避迁徙逃进深山的闽越族人，又返回故土重建家园。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汉廷将它立为冶县，隶属会稽郡。冶县是汉朝在福建推行郡县制建立的第一个县份，县治在福州。后汉建安八年(203)，冶县被析为侯官(今福州)、建安(今建瓯)、汉兴(今浦城)、南平、建平(今建阳)五县。汉之后有东吴开发福建、西晋“永嘉南渡”，“中原板荡，衣冠入闽”，再后来几朝末代皇族入闽、元朝蒙古族人、色目人入闽、清朝满族人入闽，以及从唐代的“海夷日窟”、“市井十洲人”到近代的“五口通商”。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给福州带来了中原文化和族别、域别及海外文化，最后融合成多姿多彩的闽都文化。史书记载，自汉以后，闽越人与入闽中原人有三次大融合。第一次是西晋末年，即永嘉二年(308)，中州板荡，“衣冠南渡，八姓入闽”，即林、黄、陈、郑、詹、邱、何、胡八姓士族南迁入闽，其中相当部分安家在福州地区。第二次是唐末跟随王审知兄弟入闽，史称“十八姓从王”，但据新编《固始县志》记载却有三十四姓入闽，仅随王审知部将张睦入闽的就有二十四姓。第三次是北宋末年至南宋，随着全国政治中心的南移，中原人纷纷南下。这三次中原人的大规模入闽，不仅史书上有记载，而且在许多姓氏的族谱中也可以找到佐证。三次中原人民与闽都人民的大融合，大量传入中原文化，从而推动了福州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福州地区的开发起了重大作用。到了南宋，闽越人与汉族人已经完全同化了。因此说，闽都文化是由多元文化元素组成的，既有闽族文化又有闽越族文化;既有汉族文化又有蒙古族文化、满族文化、畲族文化;既有中原文化又有西域文化、海外文化。闽都文化之所以冠之以“闽都”，乃历史上福州五度为都(闽越王都、闽国国都、南宋行都、南明行都、闽变国都)，而且是历代福建的首府，福州为全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起到辐射作用。东晋太元十九年(394)晋安郡太守陶夔(陶渊明叔父)撰《闽中记》、唐大中五年(851)林谞编《闽中记》、北宋庆历三年(1043)林世程撰《重修闽中记》、南宋淳熙六年(1179)知州梁克家撰《三山志》、明万历四十年(1612)王应山撰《闽都记》、清代出现了里人何求的《闽都别记》。“闽都”之称古已有之。

二、闽都文化丰富发展了中国文化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是宋代儒家思想的重要学派之一，它与湖南周敦颐的“濂学”、河南程颢、程颐的“洛学”、陕西张载的“关学”并称为宋代四大学派。南宋朱熹成理学之集大成者，而闽学作为朱熹的学说思想，也发展成为中国主流文化，其思想影响所及宋之后的各个朝代，朱熹与孔子、孟子齐名于世。这里不能不提到闽都文化。

(一)开闽学先河

自隋朝创立开科取士以来，唐宋科举大兴，但当时一般读书人，都是为应对科考而读书做文章。《宋史》记载:“时学者沉溺于雕琢之文，所谓知天尽性之说，皆指为迂阔而莫之讲。”［17］由于当时闽中学者沉溺于文章词句的雕琢，追求词章的文彩，对孔孟知天尽性之说，都认为是迂阔之谈，所以对此漠不关心，更没人去研究。何谓知天尽性之说，讲的是宇宙论和心性论，通俗地说就是做学问要深入到人的本性和宇宙的本性，认识人性发展和宇宙发展的总规律，正如康熙皇帝赐给武夷山考亭书院匾额“学达性天”的题字，即说朱熹学说达到人的本性、自然本性、宇宙总规律。面对当时闽人这种轻浮华丽的学习风气，福州人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四人立志于闽中传扬孔孟学说。他们有着共同崇高的理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厚的学术功力和创新精神及高尚德行。他们对儒学研究甚有成绩，便专心致志地在福州开始传扬儒家大道之说。所谓大道，即儒家所说的道统，就是伏羲、神农、黄帝、孔子、孟子以来形成的中国文化传统，代表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当时那些听到此事的人都觉得他们迂腐可笑，不合时适，不可理解。但他们坚持向人们传授儒家学统，渐渐地来接受儒学道统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一扫当时脱离社会现实、呆板无生机的学风，为闽中士人带来一股经世致用文化的清新空气。他们的学术主张开启闽学先河，《宋史》载:“四人者始相与倡道于海滨……谓之‘四先生’。”［18］早在北宋嘉佑三年(1058)经翰林学士欧阳修举荐，陈烈被“召为国子直讲，皆不拜”［19］，“与胡瑗、周敦颐开宋朝理学之始”。全祖望评价说:“安定(胡瑗)、泰山(孙复)并起之时，闽中四先生亦讲学于海上，其所得虽未能底于粹深，然而略见大体矣，是固安定、泰山之亚也。”［20］充分肯定“海滨四先生”在闽中首倡理学的历史功绩。四先生孜孜讲道，不久名闻天下，远近来受学者络绎不绝。其中，陈襄弟子达一千多人，郑穆门人亦达千数，周希孟弟子七百余人，从陈烈学习者亦常数百人。他们“以兴学养士为先务，以明经笃行为首选”，精研五经，明礼重义，强调“好学以尽心，诚心以尽物，推物以尽理，明理以尽性，和性以尽神”［21］。“海滨四先生”中，陈襄更是受到后世学者的推崇。陈襄(1017－1080)福州人，因居福州南通古灵乡，又称古灵先生。他是一位活跃在北宋仁宗、神宗政坛上的学者型官员，官至尚书都省事。全祖望说:“宋仁之世，安定先生起于南，泰山先生起于北，天下之士从者如云，而正学至此造端矣。闽海古灵先生于安定稍后，其孜孜讲道，则与之相埒。安定之门，先后至一千七百余弟子，泰山弗逮也，而古灵亦过千人。”“古灵所得虽逊之，然其倡道之功，则固安定、泰山之亚，较之程、张，为前茅焉。”［22］由此可见，福州“海滨四先生”在闽中倡导理学的贡献，在二程和张载之前，亦早于朱熹半个多世纪。更为后人称赞的是陈襄的经筵论荐三十三公半台辅。《宋史》载:“在经筵时，神宗顾之甚厚，尝访人材之可用者。”［23］于是陈襄便作《熙宁经筵论荐司马光等三十三人章稿》。陈襄推荐的33人包括司马光、韩维、吕公著、苏颂、苏轼、苏辙、王安国、曾巩、郑侠、孙觉、李常、范纯仁、孙洙、王存、顾临、林希、李师中、傅尧俞、刘挚、胡瑗、程颢、程颐、刘载、薛昌朝、张载、孙文仲、吴贲、吴恕、林英、孙奕、林旦、邹何、唐坰等。其中除林希一人以外，其余均成为了当时的硕学名臣，其中有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书画家、天文学家、药物学家、哲学家……这些人为宋代的中国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此，陈襄辩人识才善荐之名，被世人广为传颂。

(二)承理学南传

大唐盛世之后，便进入了五代十国的动荡和战乱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失序，给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带来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数十年间，战火不息，生灵涂炭。此时的闽越古地，虽然关山重重，交通闭塞，却成为中原人避乱苟安之地，更是文人士大夫理想的“世外桃源”。所以，大理学家邵雍当时就说:“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南方地气至矣。”［24］北宋王朝建立后，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亟需重建社会伦理秩序，于是以纲常伦理和名分等级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文明的复兴，成为迫切的现实需要。北宋时，中原虽然相对稳定，但北宋王朝就像一直到不了满盈的月亮，西北有西夏，北方有辽国、金国，都对宋朝虎视眈眈，宋太祖常常夜不能寐，惦记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25］。国家需要凝聚力量，需要一种统一的思想。宋太祖赵匡胤不仅自己手不释卷，而且要求臣下都要积极读书，懂的治国之道。宋太祖还竭力褒扬孔子和儒学。这些对宋初儒家文明的复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一批学者提出要恢复孔子儒家思想。在“宋初三先生”的孙复、胡瑗并起之时，“闽中四先生亦讲学于海上”。之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在北方着手建立新儒学，即濂、洛、关三学派。但到了1126年，金国大军南下，虏走徽、钦二帝北去，北宋王朝结束。南宋迁都临安，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金国虽拥有长江以北的广阔领域，南宋只有长江以南的区域，但文化落后的金国承担不了发展儒学的历史重任。新儒学又岌岌可危，儒家道统再次面临覆亡的险境。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存续复兴的地理坐标南移成为必然，张载所说的“为往圣继绝学”［26］历史地选择了福建。福建背山面海，成了躲避战乱的世外“桃花源”，许多文化人来到福建。“海滨四先生”开闽学先河，福建历史地承担起理学南传的重任。杨时(1053－1135)、罗从彦、李侗(1093－1163)、朱熹(1130－1200)四先贤，承传周敦颐(1017－1073)、张载(1020－1077)及二程(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的理学，最终，朱熹集其大成，而为“闽学”，闽中便成为“道南理窟”。朱熹为之慨叹曰:“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地之中?”［27］这个“中”，即天下的中心、文化的中心。

(三)成理学重镇

在“海滨四先生”孜孜传授儒学大道，开闽学先河的基础上，朱熹传承濂、洛、关理学三学派学说，克服了儒家经典学究化、泥古不化、脱离实际的自身问题，朱熹集大成而为闽学，建立起新儒学体系。从中国文化史和儒学学术史来看，朱熹主要师承洛学，为二程四传弟子，但他为学素来博览而归简约，所以他在总结濂、洛、关理学三学派学说的同时，也十分关注“海滨四先生”的学术主张。朱熹著有《揭示古灵先生劝谕文》［28］，还撰有《陈氏家谱旧序》，其中称陈襄“厥后王为海内文宗，奉公为教子令范，天下已任。擅著作之奇才者，非古灵先生欤!”［29］朱熹对于陈襄在福建的儒学地位和影响给予以高度的评价。杨时也赞誉陈襄说:“国家庆历中，诏天下郡县立学，是时，陈先生襄以经术德行为一时儒宗。”［30］在“海滨四先生”的倡导下，理学在闽中逐步发扬光大，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开始认真学习和研究儒家经典学说。福州自古为八闽首府，文化精英荟萃之地，尤其北宋“海滨四先生”闽学之先贤，倡导儒学用功最力，书院多达21所，朱熹称“福州之学，在东南最盛”［31］。《宋史•地理志》指出福建人“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32］。宋代福建科举热潮名扬全国，文教繁荣，人才辈出，据《宋代学子的艰难门槛:科举的社会历史》［33］统计，宋代共取进士28933名，福建进士占7144人(其中北宋2600人、南宋4544人)，高居全国第一，占全国进士总数的24．7%，近乎1/4。各州府情况:福州2799人(北宋550人、南宋2249人)，建宁1318人(北宋809人、南宋509人)，兴化1026人(北宋468人、南宋558人)，泉州926人(北宋344人、南宋582人)，南剑州532人(北宋216人、南宋315人、时代未明1人)，漳州268人(北宋83人、南宋185人)，邵武195人(北宋107人、南宋88人)，汀州180人(北宋23人、南宋39人、时代未明18人)。同时，《宋史》中列福建人60多位，居全国第一。《宋元学案》91学案中17个说的是福建，而91学案中的52个则最初始于福建学者，由此看出福建学者及其学生们的学术贡献占60%以上。朱熹十次来福州讲学，历闽中数县，讲学扬道。朱熹和他的学生在福州地区办过许多理学书院，如福州紫阳讲堂、福州竹林书院、福州贤场书院、福州高峰书院、福州濂江书院、福州龙津书院、长乐龙峰书院、罗源文公书院、闽县吟翠书院、连江丹阳书院、闽清梅溪书院等。作为闽都，几百年来，福州一直是全国理学重镇。朱熹弟子“及门受业四百四十二人”［34］，最著者为黄榦，据《宋史》载:“黄榦字直卿，福州闽县人。……因命受业朱熹。……熹与榦书曰:‘吾道益孤矣，所望于贤者不轻。’后遂以其子妻榦。”［35］黄榦，福州人，既是朱熹最杰出、最信赖的学生，又是他的女婿，且在临终前选定为自己的传人。在认识论上，黄榦的格物致知、诚心正意理论;在方法论上，黄榦的理一分殊理论都源于朱熹。黄榦作为朱熹的传人，还不遗余力地维护朱子及其学说的正统地位，宣传朱子的思想。他认为:“自周以来，传道之责、得道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传斯道彰明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朱熹)而始著。……先生出，而至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量豁然，如大明中天。”［36］朱熹去世后，黄榦孜孜不倦地讲学授徒，培养理学人才，《宋史》载:“榦遂归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编礼著书，日不暇给……朝夕往来，质疑请益如熹时。”［37］由此福州成为传播理学的重镇。

三、闽都文化成就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文化先驱

文化不是虚无空泛的，往往是以杰出人物的品格和业绩为标志。福州地处东南一隅，闽都文化为近代中国社会孕育出了林则徐、严复为代表的一批民族精英，推动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演出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活剧，他们为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成为引领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文化先驱。

(一)放眼世界，开启民主革命天幕

1957年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们的民主革命，是革前三张皮的命。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38］把林则徐放在“中国民主革命先驱”的历史位置。林则徐(1785－1850)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嘉庆三年(1798)，林则徐中秀才，后就读于福建著名的鳌峰书院，受教于著名学者郑光策和陈寿祺，在家庭和老师的影响下，在闽都文化的熏陶下，开始注意经世致用之学。嘉庆九年(1804)中举。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官至一品，曾任江苏巡抚、两广、湖广、陕甘、云贵总督，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第一位带头反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民族英雄，1839年6月3日，把收缴的英美商人的200多万斤鸦片，在广州虎门当众销毁。向世界表明中国人民对鸦片烟毒的深恶痛绝，表明中国人民反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坚强决心，促使当时很多中国人开始觉醒，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序幕，推动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1858年马克思在其所著鸦片贸易专论里充分肯定了林则徐的禁烟壮举。时任英国驻广州领事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任英国驻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的包令，于1852年12月14日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上宣读他一篇论文，题目叫做《钦差大臣林则徐的生平及著述》，文中说林则徐是“中国政治家中最卓越的人物”。“在中国，可以说林则徐是该国人民的缩影……那个庞大帝国的舆论，集中表现在这个人身上，他是中国一位理想的爱国志士。他是圣人，而且是万圣之圣。他把自己智慧同传统的智慧结合了起来。”［39］在现代中国转型的过程中，林则徐最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被称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当中华大地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时，他已清楚的认识到，在中国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世界，他打破了以“天朝”自居的妄自尊大和闭关锁国的保守思想，开始积极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设立编译馆，翻译外文书报、律例、军事技术等著作，先后辑有《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等，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开创了中国近代研究西方文明的风气，为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产生和向现代社会转型打下基础。因此，评价林则徐为民主革命的先驱。林则徐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思想家，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开拓者，他走在同时代人的前列。是一个超越国界、民族、阶级和意识形态的无可争议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一生勤奋治学，几乎涉及中国文化的所有方面，从他所遗的奏稿、公牍、日记、书札、文钞、诗钞等辑成的《林则徐集》，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中国优秀文化的集大成者。

(二)破冰醒世，推动维新变法图强

美国总统克林顿说:“从我在华盛顿特区所住的白宫往窗外眺望，我们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高耸入云。这是一座很高的方尖碑，但就在这个大碑邻近有块小石碑，上面刻着:米利坚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这些话并非出自美国人，而是由福建巡抚徐继畬所写，1853年中国政府将它勒石为碑作为礼物赠送给我国。”克林顿又说:“我十分感谢这份来自中国的礼物。它直探我们作为人的内心愿望:拥有生存、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也有不受国家干预的言论、异议、结社和信仰等自由。这些就是我们美国220年前赖以立国的核心理念。这些就是引导我们横跨美洲大陆登上世界舞台的理念。这些就是美国人今天仍然珍惜的理念。”［40］徐继畲(1795－1869)山西五台人，道光十六年(1836)，任福建延建邵道。鸦片战争爆发后，为加强海防，徐继畬调闽东南沿海任汀漳龙道道台。1843年被任命为福建布政使，移驻厦门。1845年福建巡抚，两年后正式任命该职。1851年春，徐继畬因福州“神光寺案”，在“驱夷”的策略上与林则徐等人发生矛盾，被刚继位的咸丰皇帝认为对“夷人”的态度过于软弱，于1851年春被免去了福建巡抚之职。在福建任巡抚多年，面对西方列强的海上侵略，使他不得不思考中国面临的海权问题乃至国家之命运，意识到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于是，在广为搜集材料，采寻西人杂说，参阅魏源《海国图志》基础上，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完成《瀛环志略》初稿，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初刻于福建巡抚署(今福州市津泰路25号，鼓楼区政府址)，正式定名为《瀛环志略》。《瀛环志略》曰:“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之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41］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刊出的《瀛环志略》中，作为朝廷封疆大员的徐继畬，对“不僭位号”、“不传子孙”、“推举之法”、“天下为公”、“公器付之公论”的共和体制竟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其见识与胆略在当时确属罕见。这不啻是对当时居绝对统治地位的皇权神授、万世一系、“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将国家、臣民视为一姓之私的“皇权神圣”观念的挑战，更具重要意义的是，这标志着无论经历何等痛苦，中国人的“世界观”即将开始改变。无论前行的道路何等艰难，一个启蒙的时代已经来临。徐继畲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开放、海权意识和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其程度都大大超越了同时代的官员和思想家，这与他的博学多闻和在福建担任多年巡抚的经历有所关系。在福建巡抚多年任期间，徐继畲留下八十余件有关台湾事务的奏折，内容集中在台湾粮价、刑案、造船经费、驻台官兵俸饷、官员升迁、防备英国人对台野心等几个方面。并以中国人的海洋经验与西方海洋知识互相印证，重新“发现”解读中国海洋史，反映徐继畲海洋意识的感悟和觉醒。这些都表现在其对世界格局的冷静考察与判断，以及以稳妥方式处理福州洋人入城事件等涉外活动等方面。19世纪下半叶，我国的许多思想家都从他的著作中受到启迪。《瀛环志略》作为变革维新的思想先声，它对推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甚至日本明治维新都起到积极的作用。曾国藩也曾深受徐继畲的影响，他在南京专门修建了三间大房子，摆上巨大的地球模型，以《瀛环志略》为导读来了解美国。康有为在读了《瀛环志略》之后才“知万国之故，地理之理”。梁启超在读《瀛环志略》后“始知五大洲各国”。可以说徐继畲所产生的时代影响，起到打破社会坚冰，唤醒国人世界意识，推动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推动中国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去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的积极作用。

(三)思想启蒙，促进中华民族觉醒

在总结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历史时，他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42］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1866年，严复考入福建船政后学堂学习驾驶专业。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从英国留学回来以后，他留心比较了中西学的不同，得出西学优于中学的结论在于:“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43］前者指西方的哲学和自然科学，后者指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简言之，即科学与民主。他的这一认识触到了问题的实质和时代的脉博。严复作为近代中国卓越的启蒙思想家，他以启蒙思想，促进民族觉醒为特点，为维新变法，为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为推动中国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转型，做了重要的思想发动和文化准备。中国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之路，是从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开始的。而中国人真正了解西方国家，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是从严复开始的。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先是在器物层面，即在西方的“船坚炮利”的启示下，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其次是在制度层面，即主张学习和效仿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来取代已经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第三是在文化层面，即学习西方的政治思想理论，当时人称之为“西方文明之学术”，如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穆勒、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学说和比较先进的进化论思想、自由思想、民主思想、天赋人权观念等，促进中华民族觉醒，来引领中国社会的改造。在中国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严复以他的爱国热忱，传播资产阶级政治学说，进行民主主义思想启蒙，这既是历史的呼唤，也是历史造就了这位思想家。当经历1840年和1854年两次鸦片战争后，许多中国人仍然处于麻木状态，幻想着“同治中兴”。当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惨败并被迫签订亡国的《马关条约》，才使沉睡的国人有所惊醒。

严复受到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强烈震撼，投身到变法维新运动中去，他著书立说，要求变革救亡。一部《天演论》彻底颠覆了国人的历史观、社会观和文化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揭示、唤醒了民族救亡图存的激情。严复认为:“全球云蒸，五洲趾错，物竞之风潮甚大，优者必胜，劣者必僵。”［44］贫穷落后的中国，面对进步发达的西方列强，遭遇到亡国灭种的危机，只有变法图强，才能使中华民族得以生存。所以他说:“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45］严复进而认为要救民族于危亡，就必须唤醒民众，除开民智外，更重要的是让民众意识到自己是天下的主人，是国家的主人，这就需要民主政治，他说:“民主之制，乃民智最深民德最优时事。且既为民主，亦无转为君主之势。由君主转民主可，由民主而转为君主不可。”［46］同时，严复对中西文化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关系、中华民族与世界潮流关系、国家权力与人民地位关系、社会主体现代化与社会客体现代化关系、渐进式改革与国家振兴关系等问题都有深刻的阐述。严复作为一位深邃的思想家，他自诩:“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无不深受严复思想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严复的思想启蒙，就没有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不会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在中国现代化的漫长历程中，严复已成为一座高耸于中华大地的里程碑。在中国文化史上，严复已成为继朱熹之后的又一座思想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