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视域及内涵分析范文

一、20世纪文化研究的视域形成

谈及“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话题，不能回避的是如何理解这个命题里“文化”的具体内涵。我理解，当代社会的“文化”范畴已经远不是启蒙时期思想家所界定的与物质、自然相对应的精神形态和思想形态的“文化”，也不是仅仅表现为文本形态的文化。当代社会文化不仅具有崭新的内涵，而且在范畴、形态上都拥有了耳目一新的变化。讨论文化问题，特别是当代中国文化问题，若离开学术史则不知所云。但“文化”问题的确是20世纪国际学术界比较棘手的问题之一。“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和欧美学术界的问题，是意味深长的。这应该从两个社会所处的特殊发展阶段找寻原因。19世纪之前的欧美和中国社会未必没有出现“文化”问题，但是这个时期的文化问题是与社会问题例如贫富差距、妇女地位、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出现的，它的迫切性多少为社会问题所遮蔽。可以看出，那个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之前的黑格尔、康德的著作，之后尼采的著作，文化问题不在他们研究的中心。问题出现在19世纪向20世纪过渡时期。关于这个时期欧美社会的过渡，列宁所描述的欧洲社会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理论仍然有效，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带来的重大后果之一，是不同地区和文化之间的交往、碰撞空前频繁。语言、习俗、民族、国家、宗教、身份等属性被一举置放在交往的前台。所谓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成为19～20世纪之交欧美国家在扩张自己势力范围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在面对、反思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文化”成为学术界聚焦的中心。20世纪欧美一流哲学家思想家很少不思考文化问题，这是20世纪欧美哲学家思想家区别于19世纪同仁的重要特点。而19～20世纪之交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文化问题是被迫从另一个立场来触及的。欧美学术界面对“文化”的心态，是以强势文化拥有者来思考的，而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学术界则处在文化存亡危机意识之中。伴随着文化问题凸显出来的重大事件是第一、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事件、甲午海战失败、义和团运动、圆明园劫难、慈禧出走西安、失败等，直到1911年帝制结束、民国草创。一系列失败，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割地赔款，使得文化问题凸显出来。对于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来说，文化不是简单的文化身份，而是民族种族存亡问题。这个时期，伴随着中国学术界的，是种族、民族、政权等话题，表明这个时期对中国文化的关注高度，远非欧美可比。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史，“五四”期间大规模讨论“文化”问题，这一时期的基本倾向可大致归纳为西方派和国粹派对峙。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除去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20～30年生中西文化走向相互竞争的局面，大致是西方派稍胜；1949年到1978年，除了短暂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大部分时间里是苏制马克思主义理论、反传统文化和文化虚无主义交相占据上风，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没有得到真正理解和继承。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则可以描述为西方文化时期（1978～1989年）和逐渐回归中国传统文化时期（1990年代以来）两个阶段。不过，这个划分仅仅是粗略的、大致的，具体个案则可能千差万别，在港台地区则未必如此。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三点极为重要：一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关于文化的理论研究和文化实践一直处于激烈的政治思想交锋之中，并未作为纯粹的学术问题来研究；二是1989年后向传统文化回归究竟属于一种悲剧性转身、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还是国际政治的外力作用，尚待认真研究；三是2010年代中国经济实力提升加深了自1989年以来面向传统的回归，如果说，1989年后的回归多少带有点被动、不得已的因素，在策略上可以表述为“收回来”的意思，那么，2010年代的回归，则属于主动、强力回归，它的口号不仅包括阐扬中国文化，而且包括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虽然两次回归都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后者的意味更为深长。如何理解和处理好当代文化发展的中西关系，既避免文化民粹主义，又避免文化西方主义，是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20世纪西欧学术界仍然可以归纳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之间交换话语权。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与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为对应双方，围绕文化问题集中讨论，规模比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里维斯主义，面对通俗文化的潮流，扬起了英语文化的大旗，捍卫精英文化；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缘起英国的文化研究思潮，以文化政治视野重新审视精英主义文化观。前者是捍卫英语精英文化，后者是解构文化的精英传统，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深刻的转身。在西欧学术界，关于文化的研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西方学术界文化中心意识和危机意识并存，文化问题日益融汇到国家政治话语中，两者互渗。特别是美国、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大国，文化与国家政治话语形成了密切联系的网络。二是1968年夏季的暴动，导致对传统文化思维模式的深刻怀疑，直接导致了对思维、现实和政治结构的拆解，导致了后结构主义和一系列后现代主义文化行动的诞生。三是文化政治视野的凸显，冷战时期的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战略，渗透在东西方对峙的方方面面。1989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冷战结束，文化冲突走向前台，进入所谓后冷战阶段。一方面，福山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另一方面，赛义德、亨廷顿等学者提出了“未来文化冲突”的模式理论，对国际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方学术问题链始终在关注西方文化的终极价值和未来发展，在纠正以往的偏向中调整，而不是各领风骚数十年的彼此颠覆中前行。可见，20世纪至今，中国学术界和欧美学术界一个共同的走向，乃是文化与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相互裹挟，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文化形态。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文化，在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互涉中不仅拥有了综合性知识体系，而且具有了物质性和广泛的实践性。

二、文化政治与“当代中国文化”问题

研究这个问题的西方典型思路是“文化政治”视野。如何看待“当代中国文化”的内涵问题，既不属于一个单纯的文化建设问题，也不是一个脱离开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话语的单纯学术问题，而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问题。我理解，“文化政治”属于一个简单化的提法，它的实际内涵应该是把文化投放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学、艺术、国际交往、消费娱乐甚至军事战争中研究，从而进一步去丰富它的内涵。文化的研究，就是跨学科研究。詹姆斯•彼得拉斯在《20世纪末的文化帝国主义》里这样归纳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要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娱乐商品的出口是资本积累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也是其替代制造业出口在世界范围内获利的手段。在政治上，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作用在于将人们各自从他们的文化渊源和团结传统中离间出来，并代之以新闻媒介制造出来的、随着一场场宣传攻势变幻的‘需求’。在政治上的效果则是把人们从其传统的阶级和社会的圈子中分化出来，使得人和人之间产生隔阂。……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对青年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剥削……文化干涉(在最广泛意义上而言包括意识形态、思维、意识、社会行动)是将客观条件转变为有意识的政治干涉的关键环节。似乎有点荒谬的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制定者们看来比他们的对手更懂得政治实践中文化层面的重要性。”归纳起来，文化在美国国家政治手里，是一副服务于美利坚合众国的“混”牌，需要什么牌就变成什么牌，在经济、政治利益索取的过程中呼风唤雨，无往不胜。不过，“政治实践中文化层面”并不能有效地说明西方学术界的“文化政治”内涵。真正的奥秘乃是“文化实践的政治内涵”。国际学术界理解“文化政治”有两种视域，一是在一般意义上，认为文化即文化政治。赛义德说：“文化不但不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地，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互相角逐。”另一层视域，当下文化生产已经广泛渗透着政治内涵。文化工业作为后工业社会的一项主要生产方式，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柱产业，特别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支柱。文化生产不仅生产着消费品，还生产着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有人归纳说，“文化政治”不是指文化可能具有政治功能，也不是指文化革命作为政治革命的先导，而是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权力和斗争的场域，它既可以巩固社会控制，也可以使人们抵制与抗争这种政治——文化不再是普遍的观念性存在，而是物质实践、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文化政治把文化实用主义和战略地位倾向推进到前台，最大限度地削平了文化的深度模式。在上述意义上来讨论“当代中国文化”内涵问题，我们可以获得三个超越：一是超越文化的古今之争。所谓文化的古今之争，指的是古今文化的价值之争，孰优孰劣的问题。在实用主义观点看来，理论上说明古今文化的优劣问题，基本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实际应用过程中谁能发挥最大效益。二是超越中西之争。所谓中西之争是在近代中国打开面向世界的大门时涌现的一个命题，这个命题的内涵是——当中华文化面向优势文化时，是敞开胸怀接受还是闭关自守？中西之争的关键点是弱势文化仍不自知，一味争辩说自己祖宗强大无比。所谓中体西用，只是自我麻痹、自我欺骗。拿自己文化的过去时态与别人文化的现代时态相比较，在当今的文化政治角逐中毫无价值。三是超越“马与非马”之争，即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或非马克思主义立场。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争是个敏感的话题。所谓非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说，在中国大陆话语界基本上属于被禁锢的话题，如何理解“马与非马”问题？在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着“非马”空间？更实际点说，我们的全部文化理论和文化实践，是否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完全没有“非马”成分？实事求是地说，在我们的文化实践中，“非马”因素很多很复杂。例如，所谓“国学”大部分属于“非马”内容，目前见诸书肆的西学文献，也大部分属于“非马”。它们对于我们的文化建设是否具有价值？当然有。因此，不能以“马与非马”来区分权衡文化价值。在国家政治经济战略视野下，文化价值的体现方式不是“马与非马”式的，而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式的。说到底，一种文化的价值高低，取决于能否帮助国家在政治经济竞争中成功胜出。这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来说，是延续了20世纪初的传统。文化形态的标识与文化价值的先进性同样重要，关键点在于如何很好地处理好两者关系。在这个认识前提下，理解“当代中国文化”的内涵，便具有了开放的视域，便一举摆脱了种种禁锢。

三、如何看待“当代中国文化”的内涵

以现代性作为标志，从“五四”时期开始，中国文化开始了百年历程。一百年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民族精神的多方面体验，锻炼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形态。有些国外的学者、政治家认为，中国文化仍旧是儒教文化，他们因此构建了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儒教文化三个文化圈，认为在未来的冲突中更多地表现为宗教文化之间的冲突。这个貌似正确的学说，在亨廷顿的著作里作为支柱而出现，影响了欧美很多媒体的思想，也影响着政治家对中国问题的观点。它的错误在于：第一，中华文化从未表现出明显的宗教性，相反，却表现出相当强烈的世俗性。在这一点上，与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不同。其次，中华文化的本质是融合、兼容性，而不具有排他性。因此，在历史上，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总是和谐相处，存在着彼此兼容的关系。我这样说，并非拒绝儒学思想和它的精神层面的因素，甚至在构建当代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儒学思想及其精神发挥着重要功能，但是，无论如何，儒学距离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很远。亨廷顿的观点借助宗教的名义，有效地划分了三大文化圈，对于理解三大文化圈的特点是有价值的，然而，正是因为借助宗教的名义，使这个观点显得颇为怪异。当下有些国内学者提出了“国学”这个概念，认为弘扬“国学”即是弘扬中华文化。“国学”这个概念的内涵是什么？从言说这个概念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类学者：一是“五四”以来一些学者，他们专注于研究先秦到晚清的学术，主要包括经学、文学、史学、小学等，其中包括王国维、梁启超、钱玄同、钱穆等著名学者。他们的学术倾向主要是针对西方学说的，强调维护中华学术的正统地位。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大陆学术界渐次兴起、而后在1990年代后形成规模的新国学运动。1950年代以来，大陆中断了严格意义上的纯粹学术研究，1990年代后兴起的新国学，不是向民国时期国学的简单回归，也不是对海外国学的简单引进，例如，它与台湾学者的学术倾向不同，与民国时期国学研究的趣味也不一致，围绕它的学术对象，既有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有正在探索中的中国特色的学说、思想和流派，有的是主流意识形态，有的是非主流意识形态。新国学作为一种文化，与上述学说具有怎样的关系，值得认真研究。上述两种国学的内涵，既包括先进的文化，也包括一些落后的、愚昧的内容。以“国学”来统称中国文化，显然荫蔽了20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实践成就。还有的学者提出了“新儒学”的概念。所谓“新儒学”显然针对着传统“儒学”概念，但作为20世纪出现在中华文化中的一种现象，它具有当代意义。新儒学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学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也就是说，新儒学是在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传统儒学作出的一种应对和调整的姿态。所谓“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应对模式，可以说是对它的简略表述。上述三种对中国文化的表述，显然都不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内涵。而之所以出现这种表述模式，除了政治倾向外，更深远的原因在于对“文化”的当解。简而言之，当代意义上的“文化”观念，已经远不局限在古典意义上的含义，远不限于与物质生产、经济活动、上层建筑相对的精神、意识、艺术和传统文本形态，它广泛渗透在物质形态的文化生产和日常实践活动中。卢卡奇提出“物化”观念来描述物质生产过程中人文意识的渗透，列斐伏尔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来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杰姆逊结合后现代语境提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表现方式，这些应该成为界定当代中国文化内涵的理论基础。当代文化问题已经不止于文化传统形态（例如文本）本身，而走向了物质形态、日常生活形态，甚至生产活动本身。“当代中国文化”这一概念，必然包含着现代性进程以来的中国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生产、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成就，以及上述建设的深刻精神体验、心理感受、价值标准、人生信念和审美习惯，涵盖着当代中国人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日常生活本身。在这里，“当代中国文化”实际上成为一种“中国生活方式”，一种中国式看待世界的眼光、一种中国立场、一种中国趣味。只有浸润在当代中国生活中，才能感受并形成这种中国态度。

四、“当代中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

最后，我们必然要回答这个问题——“当代中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我们致力于发展和繁荣的文化价值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下全部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我们时代的主流文化。而“当代中国文化”则更为宽泛，其中主要的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还包括引进的国外文化（例如好莱坞电影、游戏娱乐等文化工业产品、西方学术文化等），以及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有具有时代性的儒学思想，还有道家学说、法墨农兵等家学说，以及不同时期和阶段的民间文化。文化存在有物质形态、精神形态、文本形态和实践形态，我们不可能把全部文化存在形态作价值取向评估，而只能局限在其中一部分，例如精神形态的文化和文本形态的文化范围。在精神文化形态和文本文化形态范围内，我们以“上线标准”进行评估，鼓励支持“有益”、“健康”的文化发展；而在物质文化形态、实践文化形态则采取“底线标准”评估，禁止有害的文化产品。至于价值导向“无害的”、“消费性的”文化产品，则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取向与多样化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是应该专门研究的问题，而大力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流的文化，推动其他健康的价值形态文化共同繁荣、共同发展，是当代中国文化工作者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