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老舍平民生活意识特点范文

关纪新在《别样惨淡的“人之初”》中指出：“假如我们回眸一下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前期以至于中期，便会发现，在有成就的作家当中，其多数人都来自于社会的中上层家庭，像老舍这样出身于城市底层的作家，并不多见。老舍除了出身寒门，同时又是出身于少数民族，他，是直接从一位满族母亲那里获取了人生基础教育的，这就更可谓只此一例了”1实际上，关纪新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即出身寒门的特殊生活体验对一个作家创作的意义。当然，出身寒门与作家创作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老舍在寒门生活基础上形成的贯穿其文学作品中的平民意识却是极其独特的，堪称“只此一例”。他对底层人民生活的关照视角与态度，异于五四新文学以来的其他作家，他细致入微地写出了“人在贫困境地中的遭际”，不止体现出了他对穷人的平等关照与真诚对话，并在此基础上还呈现出对人与境地之间张力关系的哲学探寻。

“五四”新文学以来，相当多的作家关注社会底层人民生活，塑造了大量的“穷人”形象。在这些作品中，对穷人的认识与塑造，大致有两个系列：启蒙与民粹。在启蒙思想占主导的作品中，作家们致力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他们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以人的解放为目标，致力于国民性的揭露与批判，主张决不在思想意识上迁就大众。面对整个世界的黑暗、愚昧与荒唐，作家们往往在精神上自觉地与之拉开距离，保持着独立与清醒，并以知识的优势和道德的义愤对其予以嘲弄、讽刺和批判。穷人则由于精神的孱弱与知识的匮乏成为国民劣根性的承载者，即“庸众”与“看客”，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在民粹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作品中，作家通常强调底层民众虽然在物质上是贫困的，但是在精神上却是道德高尚、灵魂神圣的。在这个角度上，穷人往往被看作是中国的“脊梁”与中华民族的希望。

很多人认为老舍的平民意识是上述两大系列的综合，即既批判穷人身上的缺点也赞美他们的优点。在作品表象上看起来似乎如此，但是从本质上看，老舍的平民意识与上述两系列作品中的平民意识是不同的。老舍的平民意识是一个相当丰富复杂的体系构成，本文仅先从与上述两系列作品中的部分区别谈一下老舍平民意识特点之一。上述两个系列作品中的穷人形象先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存在后作为人存在，作家与其所塑造的穷人形象之间的关系，多是自上而下的对穷人进行俯视与解剖。而老舍笔下的穷人形象则是活生生的人与文化符号的同构存在，老舍与他笔下的穷人形象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对话血肉相融的。简而言之，老舍的平民意识特点之一就是在他的作品中写出的是“人在贫困境地中的遭际”。

“贫困境地中”的“人”

在老舍的作品中，老舍时刻注意到一点：穷人，首先是人，因其生活在“贫困境地”中，所以成为穷人。在这些穷人身上，有着人的一切质素，并不因为是穷人，就在身上先打上了一个“阶级的烙印”。这些穷人，和其他经济阶层的人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人，只是在经济上，他们是一无所有的。他们不是某个阶级或者某个团体的“形象大使”，他们不是在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相似体，他们有着属于个人的不同的性格脾气、生活经历、职业以及道德修养，并不因为是穷人，就千人一面，也不因为是穷人就格外的伟大高尚或者愚昧可怜。

这些穷人们有着各自的生活与职业，他们有洋车夫、巡警、艺人、缝穷的、手艺人、学徒、小商贩、暗娼、算命的、农民等等，可以说囊括了整个底层社会的形形色色的行当。同样的职业中，他们也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与性格脾气。比如，同样是洋车夫，祥子是好强、执著而自私的、小崔是善良而单纯的，时时“心中有点发糊涂”；张二爱“穷嚼”、“喝俩铜子的猫尿能把全院的人说晕了”；二强子则喝酒打老婆，还爱摆“穷架子”；王四，爱占小便宜儿……同样是手艺人，棚匠刘师傅一身武艺，耿直火爆；花儿匠老王是“穷不是，还好吹两句”，爱装文明人，装派头，“为了三个钱的油，两个大的醋，他能闹得翻江倒海”，裱糊匠的“我”是聪明而规矩的，剃头的孙七是好胜好辩论而善良正直的。

这些穷人们，他们有的有着善良朴实的品性，比如常二爷的耿直要强，四大妈的热心直率，丁二爷的善良仗义等等。老舍对穷人们是真心同情与热爱的，他可以在再细小不过的细节儿里发现人性的光辉。同时，这种发自内心的同情与热爱，并没有蒙上老舍先生的眼睛，他爱他们他同情他们他时时刻刻揪心着他们的遭遇，但是他也并不因此就只看到他们的可敬可怜而看不到他们的可悲可恨。老舍先生写出了善良美好富于牺牲精神的穷人形象，也看到了在穷人中还有着“淘坏”的泥点们。比如，《柳家大院》里的二妞就爱“钻天觅缝地给她嫂子小鞋穿”“乱造谣给嫂子使坏”是个“狗着有钱的，往高处爬”的典范。即使在同一个人身上，老舍也清醒且清楚地看到他们人性善恶的每个方面。比如，老舍在祥子身上发现了“不敢正视现实、自欺欺人的幻想、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个人奋斗道路破灭以后的苟且忍让”2，在树华农场的工人身上看到了“舍着脸去迎奉谄媚”的无原则性，在长顺、孙七身上看到了好说大话而懦于行动的敷衍、得过且过的一面。

老舍写出了穷人——人的本真面貌，这些穷人形象，具有作为个体人的唯一性，不可重复性和不可替代性。这和“老舍一直恪守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坚持从这一社会的实际出发，确定人物行为，刻画人物性格，表现人物思想，安排人物结局。他要他笔下的人物老老实实地在自己的生活轨道上行事，按照自己的性格逻辑发展”3的写作姿态有重要关系，同时，也与老舍先生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老舍先生出身寒门，他来自他们那个阶层，他对他们有着其他作家很难产生的那种切身体验和兄弟手足般的亲情，他书写着他们，也是写着自己的悲苦童年，写着自己身边亲人的身影。他不止用笔书写他们，他是在用情、用泪和血来书写他们。他爱他们，如同王朔在《我看老舍》中所言，他“对北京小市民太热爱。他也没法儿不这样，那些人没一个外人，都是亲戚里道街里街坊的。”他爱他们爱得如此深沉，如同苏雪林所说“他口角边尝尝挂着讥嘲的笑意，眼里却蕴着两眶热泪”。也唯其如此，才能把穷人当作和作家自身一样的人来写，才能和穷人进行平等的对话。

“人在贫困境地中的遭际”与境地之间的张力关系

在关注穷人的作品中，有相当多的作品把穷人与贫困境地之间的关系简单化，即简单的理解为贫困境地生成了穷人的某种高尚或者卑下的品性，或者忽略贫困境地与穷人生存状况之间的关系，把某些品性看作是穷人的原罪。在这些作品中，要么穷人是主体，贫困境地成为主体的背景，或者主体相对的客体；要么，贫困境地成为主体，穷人成为没有选择能力的被决定的客体。海德格尔说“主体和客体并不对应着此在和世界”，他认为主客体关系成为一个不祥的哲学前提。老舍在他的作品中打破了这种穷人与贫困境地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他充满了仁慈与同情地描绘了穷人的生存与生存的贫困境地，穷人与贫困境地之间形成了一种极具张力的主体间性的关系。

1、贫困境地对人性的放大凸现

穷人是人因在坠入贫困境地中而成，贫困的境地让人的生存变得分外纯粹，消解了很多温情脉脉的面纱，把生存的本质赤裸袒露出来。贫困是一种非正常的社会状况，也可以说是社会罪恶的体现。这种非正常状态必然会影响并扭曲了穷人的生活。比如，贫困境地让爱情成为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祥子爱小福子，在祥子的眼里，“她是个最美的女子，美在骨头里”“她美，她年轻，她要强，她勤俭”“假若祥子想再娶，她是个理想的人”但是，祥子“可是负不起养着她两个弟弟和一个醉爸爸的责任！”，“爱与不爱，穷人得在金钱上决定，‘情种’只生在大富之家。”4此外，二强子逼女的扭曲的亲情，马得胜和孙占元非常态的友情，《月牙儿》里的“我”因为饿“不在为谁负着什么道德责任”等等，无不是在贫困境地催生出的产物。

诚然，贫困的境地已经造成了穷人生存方方面面的危机，让人类最宝贵的爱情、亲情、友情扭曲变形，生存之食色欲望替代了一切。但是，贫困的境地也让某些美好品德凸现并历久弥坚。比如，在《四世同堂》中，小崔太太在当了小孙太太后生了儿子凯，四大妈“用块脏的出奇的毛巾兜着”五个鸡蛋送了来，她高声声明“五个蛋，丢透了人喽！”。五个鸡蛋在平时不算什么，用五个鸡蛋贺喜，的确是非常丢人的行为。但是“马老太太被感动得几乎落了泪”，因为“五个鸡蛋，在这年月，上哪儿找去呢！”因为在“这年月”，北平是一座“无粮之城”，“面粉厂里已鸦雀无声，粮店的大笸箩底子朝了天，打烧饼的熄了灶，卖馄饨与面条的歇了工。”5人们只能按照粮证领一点马粪一样的“共和面”勉强充饥，在这种情况下，四大妈却贡献出了五个鸡蛋，这不是太平年月人人都能吃到的普通鸡蛋，而是灾荒年里五个能够救命的鸡蛋。四大妈并没有留为己用，而是坦然地奉献出来，这奉献的不是鸡蛋，而是活命的机会。同样，小福子“为教弟弟吃饱，她得卖了自己的肉”，为了养活家人，小福子付出了自己的青春、清白、尊严、爱情和生命，这又是何等的无私啊。

贫困的境地对人的生活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影响到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这种影响不是决定性因素，穷人身上的朴素美德或者愚昧污点，都是人所共有的，而非穷人这个群落所独具的。但是，穷人身上的朴素美德或者愚昧污点却格外的引人注意。贫困境地让人变得更加赤裸，把更多的人性的美好与污垢全部显露出来，因其没有面纱的遮挡而变得触目惊心。但这依然不能说明贫困境地决定了人性的善与恶。贫困是社会的非正常的状态，是社会不公正的恶果，是应该被批判的，怎么可以成为美德产生的源泉。老舍注意到了决定作用与放大作用之间的区别，穷人不是天生就是光荣或者罪恶的，他们都首先是人，有着人的各种选择的自由，选择荣光或者耻辱。与其说是贫困境地造就了他们的这些品质，不如说是贫困境地放大或者强化了这些品质。因此，贫困境地不能够造就人的美好或者污浊，只能是孵化这一切的温床，美好与污浊是人在贫困境地中主动选择的结果。老舍不是哲学家，但是“他的生涯特别充满悲剧性，感觉特别敏锐，尤其是对于他的族群的不幸。WalterRaleigh说的一句话特别适合我们的这位作家：‘认真感受，笑着思考。’”6老舍正是在作品中进行着哲学家所进行的人在贫困境地中的自由选择的存在主义的哲学探讨。

2、人在贫困境地中的自由选择

老舍先生写出了贫困境地对人的扭曲与锤炼，并不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并不是来说明贫困境地既有好处也有坏处。而是写出了贫困境地与人之间的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指出人在贫困境地中可以做出自由选择，而不是被贫困境地所决定。

老舍写出了人的“被抛状态”。海德格尔认为人的被抛状态是此在人是未经自己同意，未被征询而无缘无故的被抛掷在世，切不得不在世，茫然无据地承担着自身的存在。在老舍笔下的穷人，无不是处在这种“被抛状态”。比如，《我这一辈子》里的“我”“直到如今,我还是不能明白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所不能明白的事也就是当时教我差点儿疯了的事，我的妻跟人家跑了”，“我再说一遍，到如今我还不能明白那到底是怎回事”。祥子总是处于“一切任人摆布，他自己既像个旧的，又像是个新的，一个什么摆设，什么奇怪的东西”的状态中，“随着大家乱转，可不知道自己作的是什么”。而大杂院里的姑娘们，一切贫而不难看的姑娘，“像花草似的，只要稍微有点香气或颜色，就被人挑到市上去卖掉。”7

但是，即使如此，老舍并没有简单的认为，人的贫困处境决定了人的存在，相反，老舍在试图说明“人是他选择的总和”。很多作家认为，贫困的境地剥夺了人选择的自由，只能被动的被境地支配。而老舍在试图说明“自由是选择的自由，而不是不选择的自由。不选择，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不选择”。那怕是“在没有公道的世界里，穷人仗着狠心维持个人自由，那很小很小的一点自由”比如，祥子，是自动的选择了“不选择。”他拒绝了曹先生的好意，走上了一条末路。处境并不能限制自由，因为人的处境仍然可以由人选择，而不是固定不变。另外，即使一个处境本身不由人选择，但它对一个人来说具有什么意义，却取决于人自己的选择。如同雅斯贝斯所说：“人的本质不是不变的，而是一个过程；他不仅是一个现存的生命，在其发展过程中，他还有意志自由，能够主宰自己的行动，这使他有可能按自己的愿望塑造自身。”8

穷人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虽然这自由选择“可能在屈从或不安中进行的，它可以是一种逃避，它可以在自欺中得以实现。”“我们可以自我选择为逃遁的，不可把握的，犹豫不决地等等，我们甚至能选择不进行自我选择”9。这种选择“不选择”与“无法选择”之间的细致区别，彰显出老舍对穷人的生存状况以及心理状况的关照。

这种平民意识的生成源泉是多元的，其最初渊薮则是发端于他的穷人出身与他对穷人的最无私的关爱。有人问舒乙，能不能用几句简短的话把老舍的特质说出来，舒乙想出了五句话，其中一句就是“他是穷人”。王富仁也说过：“老舍也是一个平民作家，但他又不仅仅是平民作家，并且还是一个贫民作家”10。正是因为他是一个穷苦出身的作家，他在贫困境地里浸泡过，他知道贫困境地里的人生的百般滋味。同时，老舍对人类充满关爱，对社会底层人民的悲惨遭遇充满了人道主义关怀，人们总是能从他那里找到从别的作家那里几乎很难找到的温存和宽厚。茅盾读过《赵子曰》后曾经指出：“在老舍先生嬉笑怒骂的笔墨后面，我感到了他对于生活的态度，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祖国的热爱和热望。”11所以，他才能写出如此精彩的“人在贫困境地中的遭际”。

客观而言，一直到今天，我们还不能完全抛除知识精英高高在上对芸芸众生的俯视姿态以及概念化公式化的想象，以至于艾未未在他的博客里愤怒地提出："今天我们又说城里人和乡下人、本地人和外地人，这是非常简单的划分方法。这种简单的概念是非常反人性的。"老舍先生在几十年前就一针见血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唯其如此，他才能写出以"人在贫困境地中的遭际"为主旨的富有存在主义意味的探讨人之生存的伟大作品，而非几个概念化公式化的关乎穷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