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异同分析范文

摘要：文章首先对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然后对当代私营经济的发展过程进行了阐述；最后从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与当代私营经济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这两个方面对二者进行了对比分析。

关键词：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私营经济；比较研究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完成基本实现小康社会这一发展目标，现进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2017年10月18日，中共报告中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后的新发展目标，即：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伟大的历史目标，就要加强对国家经济、政治、科技、人才、文化、军事等综合要素的建设，而其中发展经济是主要基础。虽然目前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体量已具备较大规模，但是经济质量仍有待提高。2017年，中国人均GDP在世界排名中占第74位。作为改革开放的主要获益者，私营经济为中国经济40年来快速与稳定增长提供了最重要的动力源泉，未来也将持续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经济质量的提升提供支撑，甚至成为改变世界经济的主力。因此，研究当代私营经济的发展历程和未来发展前景，并将其与“前身”，即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异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

1.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形成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最早在明朝中后期就已出现萌芽。然而，萌芽很微弱，发展也极为缓慢。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将中国国门打开，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使中国资本主义丧失了独立发展的机会，同时也对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经济造成冲击，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逐渐形成一股包括中央权贵、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民间工商人士在内的，以学习和运用西方先进技术为共识，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宗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的政治力量，即洋务派。在洋务派的主张下，一批近代化军事工业企业得以创办，用于生产大炮、水雷等新式武器。这批近代化军事工业企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诞生。此时，中国有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在中国沿海地区创办了近代第一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甲午战争中，由洋务派历时6年组建的北洋舰队不敌日本联合舰队，最终全军覆没，至此洋务运动宣告失败。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但其动摇了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轻商”的传统，直接催化了近代企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诞生。在甲午战争后，1898年7月，在维新运动“”期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鼓励科技创新的专利法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903年9月，清政府首次设立商部，负责管理商务和铁路矿务等事务，并且陆续制定了《商律》《公司律》《奖励公司章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等规章制度，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在制度方面奠定了基础。在这有利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快速增长，1901年至1911年期间，我国新建设的厂矿和新增资本，已超过过去30年总量的2倍。其中，纯粹商办厂矿占资本总额达60%。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除了小部分由手工业作坊主或工场主购买机器设备转化而来，大部分是由官僚、地主和商人于1895年后投资创办企业而产生。因此，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形成的时期。

2.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1911年10月，由革命党人发动的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得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被划上了休止符，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终于被推翻。革命党在南京组建临时政府，并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亚洲的首个民主共和国，即中华民国于1912年1月宣告成立。在这段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剧变，南京临时政府实施鼓励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促使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壮大。例如，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第二章第六条提到“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从法律上明确资本主义关系的合法地位，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存和发展。以孙中山为领袖的革命党人发动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为了通过推动中国工商实业的发展，最终实现振兴中华民族的目标。在中华民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地位获得显著提高，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尤其是在基于爱国热情而发起的群众性洋货抵制运动开展之后，中国人民反对外国资本的渗透，国货受到追捧，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大。由于南京临时政府面临经费匮乏并且筹措无望的困难，与此同时，革命党人内部政见不一，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得不到践行，于是他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让位于袁世凯。袁世凯将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开启了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北洋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依然比较宽松，辛亥革命之后实业救国的理念已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主导思想，创办新式企业所带来的利润也吸引着更多的官僚、地主和商人投身其中。1912年至1916年间，在当时一些经常参与内阁活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影响下，北洋政府相继颁布了《公司条例》《商人条例》等80多项章程制度，尽管这些规章条例未必得到贯彻执行，但资本主义的合法地位得以保留，民族工商业在这一时期仍能获得发展空间。1914年8月至1918年11月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引燃战火并波及至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暂缓，商品输入大量减少，结果使得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产品市场获得了扩大规模的机会。1928年12月，北伐战争结束，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从1928年至1936年，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发展的最后一段时期。

3.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式微与消亡

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又将重心重新转移到中国市场，纷纷扩大投资，增强对中国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控制。除此之外，1936年后，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逐渐加大对国民经济的控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存环境受到外国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双重打压，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已大不如从前。1937年，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虽有部分迁往后方，但大部分由于受到严重打击而毁灭。1945年，抗战结束，国民政府以接管被统治区为由，间接兼并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而国共内战也随之到来。到20世纪40年代末，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处在灭亡的边缘。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解决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新中国的发展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为达到这一目标，社会形态就得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资本主义经济就得被改造成社会主义经济。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虽有消极的一面，但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就需要慎重考虑改造措施和方法，不能简单地采用没收的方式。1953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带领调查组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调查后，撰写出《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公私合营最有利于将私有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企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有可能被改造成为国营工业的管理或技术干部。党中央基于该报告提出的解决方案，制定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具体的做法就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1957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已被改造完毕，从此民族资产阶级消失在中国历史的洪流之中，剥削阶级不再存在于中国的国土之上。从1861年洋务运动开始，到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结束这近百年的时间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硝烟登上历史舞台、在外国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夹缝中生长、在抗日战争中遭受沉重打击，最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淹没于历史长河这一段艰难而曲折的过程。

二、当代私营经济发展过程

1.当代中国私营经济的新生

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1957年至1978年期间，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除了零星的城镇个体经济，经济形式仅有公有制经济一种。然而这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的情况下，实行单一公有制经济体制与社会经济的客观发展规律不相符。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有较大比重，现代化水平较低，科学技术水平普遍不高，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全国东、中、西各地区生产力水平分布不均衡。为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状况，使全国人民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中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中国开始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此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至今已延续40年，并将长期坚持。确定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后，首先发展起来的是个体经济。1981年7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规定中明确了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强调了个体经济是现有经济形式的必要补充，并提出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对于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扩大就业等都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个体经济的迅速成长，个体经济中经营良好的商家就会萌生雇佣员工、扩大经营的想法。然而，私营经济的恢复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个体经济蓬勃发展到产生雇佣帮手的需求，再到实现恢复私营经济，总共经历了6年的时间。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开，会上指出私营经济虽然存在雇佣劳动关系，但其必然受到公有制经济的影响，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一样，也是现有经济形式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会上强调在保护私营经济合法利益的同时，还要加强对私营经济的引导和监督。1988年6月，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至此，当代中国私营经济才重获新生。私营经济之所以在当代产生，究其根本，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因此，在我国社会生产力整体水平较低并且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就必须采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同经济成分和经济方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只有这样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2.当代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现状

从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定了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对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不再有争议。20世纪90年代，我国私营经济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我国逐步建立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期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市场空缺等待着私营经济来填补。与此同时，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革释放出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私营经济的发展。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6579.4万户，私营企业2726.3万户，合计占全部市场主体的94.8%，从业人员3.41亿人。私营经济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占比超过50%；GDP、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均超过60%；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占比超过70%；吸纳城镇就业超过了80%；对新增就业贡献的占比超过90%。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快速发展，私营经济的作用日益凸显，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虽然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私营经济的发展势头迅猛，但是仍面临着不小的挑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主要采用的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其基本特征是依靠增加生产要素量的投入来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实现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具有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成本较高、资源消耗较大、污染环境等明显缺陷。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需要付出压缩劳动力和资源的价格以及破坏环境的代价。私营经济的发展必须顺应改革潮流，私营企业的转型升级已迫在眉睫，那些不能把握住时代脉搏、实现产业转型的私营企业将被历史淘汰出局。

3.当代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前景和发展目标

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到“新常态”，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并于同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对“新常态”作了系统阐述。他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1]2014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首提“新常态”。“新常态”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与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基本告别，高速增长的势头开始放缓，经济发展的环境和条件正发生着变化。进入经济新常态以后，我国私营经济面临着经济发展的新环境和时代赋予的新要求。2015年10月，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鲜明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提出后，为私营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201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中提到“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这是首次提出要支持私营企业发展，是对私营企业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建设所作出贡献的充分肯定。此外，报告还提到“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打破行政性垄断”“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以及“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等重要论述，为我国私营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指导意见和前进方向，中国私营经济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迈入新的发展阶段。2018年9月，在辽宁考察期间强调，“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始终关心支持爱护民营企业。我们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保护民营经济发展”。同时，还强调，“民营企业也要进一步弘扬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抓住主业，心无旁骛，力争做出更多的一流产品，发展一流的产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作出新的贡献”。的讲话，为私营企业家带来了“定心丸”，再一次肯定了私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及其光明的发展前景，并为私营企业的发展指引了前进目标和方向。

三、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与当代私营经济的比较分析

对于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当代私营经济，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是现今许多研究者关注的课题。根据大部分研究者的观点，“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当代私营经济”并不是等同的概念，两者之间虽有相似的地方，但也存在极为显著的不同之处，不能混淆，更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分析“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当代私营经济”的异同，有助于我们厘清为什么在现阶段仍需要发展私营经济，以及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它所发挥出来的不可小觑的作用。

1.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与当代私营经济的相似之处

近展民族工商业的资本与当展私营经济的资本，从本质上来说，均属于私有资本，即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这是二者之间的相似点。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与当代私营经济，都是在依靠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凭借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来获取产品利润，最终用于企业主的消费或扩大再生产上。在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当展私营经济这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和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对待这种具有私有资本性质的资本都采取了限制与利用的方式。新中国成立后，在主席指示下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以最终消灭私人资本为目标，因此，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制定的政策主要以限制为主；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从对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一基本国情的正确判断出发，以引导规范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为目标，因而更侧重于从利用的角度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但是邓小平也明确指出对私有资本要有限制，不允许新型资产阶级的出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上邪路了”[2]。与邓小平，尽管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但都明确地提出，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须坚定不移，这是发展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当代私营经济的重要基石。

2.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与当代私营经济的不同之处

（1）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当代私营经济则产生于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其先进性，能够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排挤，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未能有机会获得充分的发展，生长势头较为薄弱。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民族工商业的主要特征就是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以及对资源的占有和对环境的破坏都会对社会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的新中国现代化建设时期，公有制主体地位已得到确立，而当代私营经济由于处于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具有新的规定性，使私营经济能够充分体现出其优点。此时的私营企业与其他公有制企业一样，均位于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国家在微观层面上对私营企业的生产销售、经营管理不作直接控制，但是国家制定的宏观政策、中长期发展规划、各类经济杠杆、法律法规都对私营企业有着必要的约束力，使私营经济能够与公有制经济一起在国民经济运行系统中和谐共生、良好运转。改革开放政策使得私营经济获得重生，从最初的占国民经济中极为微小的比例到后来逐渐起到对国民经济的有益补充作用，再到如今私营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补充部分，私营经济在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当代私营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并将不断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

（2）发展过程和获得结果不同。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之所以积累财富、进行扩张，都是基于对无产者劳动成果的掠夺，是通过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获得的。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工商业主与雇佣工人的关系紧张，企业的管理体制机制难以做到“以人为本”，劳动环境较为恶劣，这些都反映出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特征，其发展结果是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当代私营经济的发展背景与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大为不同，它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新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已消灭了剥削阶级，私营企业家与其雇佣工人具有同等的政治地位，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劳动者，国家既保护企业主的利益，同时也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工人不再由失去土地的雇佣农转变而来，而大多是原本就拥有土地经营权的农民，他们在向非农业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国家和社会都积极提供帮助和支持，使他们能够通过技能培训等获得就业机会。当代私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不但为私营企业主带来财富的增加，也提高了雇员的收入，并且有利于增加国家税收、提高就业率、促进城乡交流以及繁荣市场。当代私营经济的生产活动不仅追求企业效益的提升，同时还兼顾考虑全社会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点，是当代私营经济与近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家企业具有显著区别的地方。一些私营企业家在创办企业过程中，其经营企业的目的已超越了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在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影响和引导下，逐渐建立起通过创建民族品牌以实业振兴中华的使命感，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具有长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11-10.

[2]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作者：邹美美 单位：同济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