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语言学发展论文范文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口特征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的具有农村户籍的外出打工的流动人口。他们与老一代(1980年前出生)农民工不同，一般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受农村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较少，向往现代城市文明生活方式，倾向于在城市或沿海发达地区生活和工作。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劳动技能提高较快，企业容易接纳，职业层次比老一代农民工有明显提高。从农民工留城抑或回乡的意愿来说，一部分人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一部分人从小就跟随外出打工的父母在城市生活学习，因此，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具备返乡务农的劳动技能，无法与父辈们一样，乐于接受返乡的现实;他们有着比父辈更为强烈的城市融入渴求，希望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地位，享受市民权利。从城市归属感来说，他们成年后即离开农村，没有乡村生活的深深眷恋，但在城市，由于户籍制度改革的迟缓，缺少一种可以长期生活下去的可靠保障，使他们徘徊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既融不了城，又返不了乡，成为城市的边缘人。我们调查也证明了这种人口特征。瑏瑥(见表1)另外，从在宁波居住时间看，1年及以下占17.75%，2－3年占36.12%，4－5年占24.73%，6－7年占13.20%，8－10年以上占4.86%。10年以上的占3.34%。从掌握农活的技能看，熟练的占8.04%，一般的占18.51%，基本不会的占69.20%，一点都不会的占4.25%。从身份认同看，认为城里人的占18.97%，认为乡村人的占34.60%，认为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乡村人的占27.92%，认为既是城里人又是乡村人的占18.51%，所以，从城市身份认同看，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已在城里生活工作，但从身份特征上还认为自己是一个农村人。

二、农民工城市语言生态环境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文化差异的最直接表现方式，语言已成为使用者的身份标签。瑏瑦新生代农民工的语言一端连着原农村居住地，一端又与迁入地城市密切关联，语言生态环境如何将直接影响他们的城市融入。大多数农民工离开熟悉的乡村社会，进入陌生的城市，人际交往变得更为复杂，以往生活经历中积累起来的语言资源和语言使用习惯难以满足沟通的需要，迫使他们改变原属地的语言惯习，学习使用流入地的主流语言或方言。根据我们对以流入地居留时间长短为分类标准的考察中，发现农民工的语言同化大致会经历一个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自觉运用这样一个过程。农民工在适应城市语言生态环境的起始阶段，流入地的主流语言和方言使用是被动的和消极的，因为不如此就无法在城市立足和生存;在中期阶段，在环境的压力下，农民工原有的语言习惯慢慢放弃，新的语言习惯逐步掌握，并以流入地语言使用为主，兼带原有方言;在最后阶段，农民工熟练地掌握了当地的主流语言和方言并在平常交际中自觉使用，其原属地的语言意识和习惯已经基本淡化。从社会语言学意义上讲，语言具有身份特征。人们一般通过语言交流获得职业、生活、文化等方面的信息，但在日常语境中，人们通常会十分在意语言使用者的身份，从而使交际话题、言语基调(包括语气、情态、称呼)受到影响。

不同语言的使用会泄露使用者的身份信息，使用外来方言意味着是外地人身份。因此，外来流动人口的地方方言主要在有地缘关系的人群内部使用，如对外交际使用，容易使本地居民产生歧义和误解。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外来方言的地方属性和身份表征，是社会排斥歧视现象产生的根源之一。使用普通话可以较好地掩盖乡音，避免母语方言中隐性信息泄露;同时，普通话容易使交流双方地位趋于平等，其身份被对方认同。瑏瑨语言的地域性特征对作为外来者的农民工语言生态环境是不利的，除非你能熟练地说普通话或当地方言。我们的调查表明，大多数农民工认为，在工作场所，能讲标准普通话当然最好(占8.50%)，不会讲，也尽可能地使用掺有浓重地方方言的普通话或宁波方言(二者占80.88%)，使用母语方言加手势的最差(占10.62%)。在消费场所，农民工一般很少使用单纯的母语方言进行交流和询问，尽可能使用标准或不标准的普通话(约占90%)。在有可能与当地居民结交朋友时，使用普通话和宁波方言的相对较高(约占85%)。在家庭内部成年成员交流时，绝大多数人使用母语方言，而使用普通话和宁波方言的较少;但父母与子女间交流时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使用普通话(包括不大标准的普通话)的达64.95%，使用母语方言或宁波方言的仅为28.07%和6.98%。虽然农民工在与本地居民交流时尽可能使用普通话或宁波方言，但实际上能真正听懂宁波话的人不到40%，“听不懂”和“小部分听懂”宁波话的占大多数。由此表明农民工的语言同化之路还很长。宁波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语言环境现状和语言使用场景变化表明:第一，农民工语言使用呈现典型的以普通话为第一语言的多语码共存现象。他们根据不同的语言场景和交际对象进行语码转换，在以沟通为目的的外部语言交往中，普通话在语言地位发挥了强势作用，宁波方言的使用比重明显也高于母语方言。这主要是一方面为了便于交流和沟通，获得外部资源，另一方面是尽可能地掩饰自己原来的出生地，这是由普通话和当地方言的强势语言生态环境造成的。使用当地强势语言，便于寻找工作和获得职业，更主要地是为了维系工作沟通，长期语言障碍就可能被企业解雇，最终难以在城市生活下去。所以，外来人口的语言同化是一个必然发生的过程，只能适应，不能违背。第二，在家庭内部，新生代农民工面对隔代亲人使用语言也存在显著区别。随同父母来城市的子女一般在当地学校上学，学校都使用普通话进行教育，为了培养子女的城市语言能力，父母在与子女交流时，普通话便上升为主要语言，较少使用宁波方言和母语方言。这一情况表明，比老一辈更高文化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了使整个家庭更快地融入城市，并在当地定居下来，必须改变原有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习惯，这对下一代显得更为重要。也就是说，社会生活环境决定了人们的语言使用方式。第三，在城市语言态度方面，新生代农民工(N=659)对普通话表示喜欢的占76.18%，无所谓的占20.03%，不喜欢的占3.79%。对宁波方言，喜欢的占12.44%，无所谓的占57.21%，不喜欢的占30.35%。这表明原属地语言的改变虽然对外来流动人口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转变过程，但这个转变与自己的生活工作息息相关，可能获得比不转变要多得多的收益，因此，这种转变具有功利性特征。这种功利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普通话是一种广泛使用的语言，具有交流的便利性、易理解性，能更深刻地掌握对方语言所表达的含义，使交流变得更为默契。二是使用当地方言，能显示人群关系的亲密性，获得好感和同情，便于扩展社会关系网络。三是当外来人口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难题时，通过语言联络，能获得当地人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使面临的困难得到及时地和较好地解决。第四，在城市语言功能评价方面，新生代农民工(N=286)认为普通话和宁波方言有用处的占90%以上;认为母语方言有用处的约占70%，没有用处的约占30%。首先，农民工对普通话的选择行为与其对普通话功能的高度评价及情感态度的喜欢程度是相匹配的。其次，农民工在宁波方言和母语方言的情感态度及语言功能评价方面出现错位现象，一方面农民工情感上并不认同宁波方言，但却对宁波方言的功能给予较高评价，这与其主动学习宁波方言，并在外部沟通中逐步提高宁波方言使用比例保持一致性;另一方面农民工虽然情感上倾向认同母语方言，但同时又清醒地认识到母语方言在流入地处于弱势地位，使用的范围较小，不利于广泛的社会交际活动。再次，农民工的语言情感态度和现实功能之间的博弈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他们的尴尬处境和欲罢不能的城市融入困境。

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语言同化进程

一般来说，在语言交往圈中使用主流语言的人群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方面具有强势地位，使用非主流语言的外来者处于弱势地位。因而，新生代农民工要获得市民待遇，实现向上社会流动，必须改变原有的语言形式和结构，熟练地使用当地社会的主流语言，但农民工城市语言同化过程不是整齐有序、一蹴而就的，需要经历曲折、复杂、反复的磨练过程。

1．农民工城市语言同化形式根据上述分析，当前城市语言生态环境下，农民工的语言使用形式概括地说有以下四种:①在内群体和家庭中使用方言，与外群体交往中尝试使用普通话或当地方言;②交替使用普通话、老家方言和当地方言;③逐渐放弃老家方言，采用普通话或当地方言;④完全使用普通话进行社会交往。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划分，实际的情况还要复杂许多。第一，语言转换与人的交往圈有关。大多数农民工初至宁波社会交往圈较小，主要与亲戚、朋友、老乡交往。根据我们对宁波外来农民工经常接触人群的调查表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主要局限于血缘、地缘和业缘，对外交往的比较少。所以，语言作为交际工具，既起因于地缘、血缘，也与经常使用同一种语言密切关联，人的关系越亲近，语言的近似度越高。第二，农民工的语言使用形式转换是交替进行的。根据调查，目前能熟练和比较熟练地讲宁波方言的人占比达30.02%，偶尔讲几句的占36.46%，比刚来宁波时根本不熟悉、不会讲到逐步会讲一点有了明显提高，并且当前使用宁波方言人数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说明农民工在流入地城市环境中，语言使用形式发生了明显转移。但这一转换过程是反复的、曲折的、交替的，不是直线进行的。夏历(2007)和刘玉屏(2007)的社会调查也证明了这一事实。第三，不同类型的农民工语言转换的形式是复杂多样的。由于受教育年限的不同，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民工语言转换较快，可能实现一次性转换，反之则转换较慢，需要多次的转换。我们的调查表明，宁波新生代农民工中高中以上文化的能讲宁波话的比例比初中及以下文化的比例高30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文化的人又高出40个百分点。从对家乡的依恋感讲，乡情感强烈的人，转换速度相对慢一点;乡情相对淡薄的人转换速度快一点，说明恋乡情结也对语言同化有着直接的影响。第四，农民工语言转换还表现为“显性同化”和“隐性同化”两种形式。“显性同化”形式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强迫自己使用普通话和当地方言，虽然能说得比较流利，但在语言使用的心理情感上并没有完全认同;“隐性同化”形式是指不但嘴上说，在语言态度和心理情感认同方面都给予了接纳，并能自觉地使用，这是语言同化的高级阶段。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使用者在内心深处对流入地语言的心理、情感、态度方面的感受度不同。

2．农民工语言同化进程第一，农民工语言同化是一个积极的适应过程。在文化观念和心理情感上认同流入地城市，是外来移民言语使用结构发生变化的首要条件。黄亚平、刘晓宁(2008)的研究表明，语言的相似度越高，文化的认同度也就愈高，使用共同的语言可以将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联接在一起，城市新移民即使在异地他乡也能得到一种归属感和心理慰藉。瑏瑩农民工的语言同化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人对环境选择的结果。人们的职业获得、市民待遇、文化教育、政治地位等方面的权利平等，以及市民群体对城市外来流入者刻板印象消除和关系和谐，需要农民工主动积极地去争取。要实现这一目标，农民工必须使用当地市民群众听得懂、理解得了的语言形式，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增强言辞表达能力和意境理解能力，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包括较好的职业机会、工资收入、社会地位、关系网络等。第二，农民工语言同化与流入地文化适应过程密切相联。Berry，Phinney，＆Sam(2006)认为，移民个体与主流社会的个体或集体的交互过程，也是各种文化的互动和适应过程。瑐瑠移民在流入地的社会生活中，一般会对源文化和主流文化进行态度调整和模式适应的选择。著名社会学家Berry(1993)将移民文化适应的模式区分为四种，即整合型、同化型、分离型和边缘型。瑐瑡语言同化作为文化融入的一部分，农民工一般经历从会听到会说并能完全领会当地语境的渐次演进过程，其模式也大致可以分为:被动接受型(语言环境压力下的被动使用)、主动倾向型(积极适应和使用当地强势语言)、内外分离型(家庭、朋友与外群体使用两种语言以上进行交流)、孤独抗拒型(仍然使用来源地方言)四种，并依据农民工的文化程度、社交网络变迁和文化适应状况，交互替代、逐渐转化。第三，农民工城市语言同化是一个由浅入深、逐步演化的过程。一是农民工由原属地单一方言语码使用逐渐转为多语码共同使用(母语方言、普通话、迁入地方言)。二是农民工语言使用具有“二重性”，社交场合主要使用普通话或当地方言，家庭内部和同乡之间的交流则以母语方言为主，依据场合不同会自觉做出语码选择或转换，呈现内外分异与趋高避低的特点。三是母语方言逐渐弱化，甚至异化，普通话和流入地方言逐渐固化，“双重方言”人数明显增加。四是言语交际策略做出了一定调整，并向流入地言语习惯靠拢，呈现出与流入地城市语言同化的趋势，甚至原有语言被彻底遗忘，新的语言成为唯一使用语言。第四，农民工语言同化是一个漫长的再社会化过程。随着农民工居住年限的增加，新的语言库不断扩充、语码选择模式渐次变更，言语交际策略适时调整。瑐瑢一般来说，移民的语库扩充主要表现在言语使用者自觉趋同使用普通话和流入地方言，并以此作为人群交流的首要工具。我们对宁波新生代农民工语言同化的专项调查(N=286)发现，随着城市语言生态环境变化，农民工的语库不断扩充，语言种类日益丰富。来宁波前，农民工语库中一般只有母语方言和普通话两种语言资源(一种的占52.45.%，两种的占44.76%，三种的占2.79%)。来宁波后，语库中不仅有母语方言、普通话，而且增加了宁波方言、其他地区方言，甚至英语。说明语言同化过程增加了农民工的语言资源和运用能力。新生代农民工语言使用趋同与当地方言或普通话时，不仅与当地人实现了信息互换，而且有利于在语言感知上追寻“我是谁”，从而加快了他们的城市社会融入进程。

3．农民工语言同化的方法和路径语言同化的现实情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语言资源具有充分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可以促进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合。农民工不但需要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方式、交往方式等方面与城市社会相适应，还需要改变原有的语言特征、交际方式和交流习惯，完成农民工语言的再社会化。语言同化的方法和路径是:第一，积极营造和谐的语言生态环境和加强农民工语言能力培训。一是对农民工的浓重方言口音应包容和接纳，流入地居民不能因他们说外地话对其嘲笑歧视。二是流入地政府在免费对农民工进行劳动技能培训时也提供必要的普通话讲说能力培训。如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在开展普通话培训时，开设写作培训课，提高农民工的文字表达能力，开展读书演讲、朗诵比赛等活动以提高口语表达能力。第二，进行广泛的语言实践，深刻地领会语言意境。在生养的家乡，农民工能准确、灵敏、流利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但在城市，处在陌生环境，在与当地人交流时往往会显得很紧张，甚至缺乏自信;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不能流利自如地运用普通话和当地方言造成的。解决这一问题，农民工一方面需要通过语言教育获得语言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地在现实语言环境进行锻炼，并在实践中领会当地方言的真实语义。第三，在表达方式上，农民工应从主观上排斥当地语言，到心理情感上认同当地语言，从讨厌使用当地语言，到积极主动地使用当地语言，从而在语言生活上自觉融入城市社会。

四、简单结语

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的意愿是语言同化的内在驱动力，城市的生活工作需要是外部驱动力，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促使农民工语言同化进程不断发展;当然，由于农民工个体受成长环境、教育背景、生活社区、职业特点、迁移方式等因素影响，他们在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等方面会产生很大差异，因而其语言同化过程既有普遍性特征又有个体性特征，而且其语言同化的深浅程度也是参差不齐的。总之，语言同化不但提高了农民工的语言能力，也改善了他们的城市生活环境。第一，语言同化使农民工能在平等、友好、互利的基础上与城市居民进行交往，有利于消除因言语隔阂、理解歧义而产生的群体歧视和排斥现象，促进社会关系融合。第二，语言同化能使农民工获得更广泛的经济信息，为进一步缩小职业差别、收入差别，改善城市生活质量提供了必要条件。第三，语言同化有利于促进农民工的城市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为真正成为城里人奠定基础。第四，语言同化使农民工子女能从小适应城市生活环境，为今后留城市工作并代际延续，进而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提供必要支撑。

作者：黎红单位：宁波大红鹰学院人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