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公民语言能力研究范文

中原城市的发展使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人口大量流动，各种语言频繁接触，城市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环境结构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作为一种宝贵的社会资源，语言不仅为社会成员使用，产生重要的社会价值，还能灵敏地发现社会问题，及时反映社会动态。为全面了解中原城市化进程中公民语言生态状况，了解城市发展过程中公民的语言使用能力、语言变异以及使用者的语言行为和语言态度，“中原城市化进程中公民语言能力问题及对策研究”于2011年8月立项，项目组成员从2011年10月至2012年3月，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的方式，历经样卷设计、调查培训、实地调查和数据汇总等阶段，进行了较为翔实细致的调研工作。从中原城市群包含的18个地级市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郑州、洛阳、新乡、平顶山4个地市，共发放问卷2000份，回收问卷1878份，有效问卷1797份，有效率89.85%。河南是全国人口大省，2010年底常住人口9405万，其中城镇人口3651万，占总人口的38.8%;农村人口5754万，占总人口的61.2%。河南境内的方言主要包括中原官话和晋语，黄河以南及以北的部分地区都属于中原官话区，只有黄河以北的新乡、鹤壁、焦作、安阳等属于晋语或晋语与中原官话的过渡区(表1)。针对河南方言的具体状况，本次调研的样本最终确定为郑州、洛阳、新乡、平顶山四地。

(一)中原城市公民语言使用状况

1.公民语言变化状况

语言是一个逐渐演变的动态系统，随着中原城市化水平大幅度快速提升，城乡之间联系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外出求学、就业等途径融入城市，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移民杂居使得人们交流范围日益扩大，交流程度日益加深，方言区原有的语言现状受到巨大的冲击和改变。调查数据(表2)显示，2011年河南能用普通话进行交流的人数比例达到65.80%，比2000年上升23.69%。虽然有18.3%的人选择了“会说一些”，但经过调查人员进一步确认，这部分人大多只具备“听”的能力，在“说”上并不具备基本的交际能力，课题组没有把这部分人纳入会使用普通话的比例中。90.21%的人依然使用本地方言作为交际语言，虽出现了5.8%的小幅下降，但方言势力和影响还是比较顽固。河南是全国散居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但少数民族占全省总人口的比例仅为1.36%，多数人都在杂居、移民、通婚中被汉化，只有小部分的少数民族公民还会说本民族的语言，而且人数还在逐年递减。数据表明，在城市化进程中，河南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成效显著，会用普通话进行交流的公民比例大幅提升，公民运用普通话交际的语言能力已经基本具备。人口流动日趋活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迁移成为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最显著的人口现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21亿人，占全国人口总量的16.5%。④河南是劳务输出大省，大批农民涌向城市，城乡之间联系日益紧密，表3的数据显示，农村群体的语言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普通话水平比2000年上升了22个百分点。但由于诸多因素，城乡使用普通话的人数比例还存在13.64%的差距，普通话推广普及工作必须向农村拓展、延伸，从而全面提升农村群体的语言能力，实现劳动力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顺利对接。普通话水平与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成正比关系，与年龄则呈反比关系，与行业、职业的性质和要求有密切关系，呈现出较大的不均衡性。全面提升公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关键在于公民能否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看到推普工作成绩斐然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公民语言能力存在着薄弱环节，应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加强。公民语言能力是社会发展的晴雨表，体现的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文化发展水平，代表社会整体的文化层次，是社会发展力和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河南的普通话水平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图1的对比数据⑤显示，河南的普通话使用率不仅低于北方的河北，而且低于处于南方方言区的江苏，甚至低于少数民族较多的广西，数据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河南的普通话水平与周边各省存在很大的差距，其主要原因:一是方言情结。中原地区长期以来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正是由于这一特殊的地理文化优势，许多人还固守着传统的语言习惯，不愿改变自己的方言乡音。二是缺乏主动。普通话与河南方言都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在历史上北方官话区曾长期以河南方言为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词汇和语法系统;推普以及城市化进程也使河南话逐步向普通话靠拢，一些重要的乡音特征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全国各地的人基本上都能听懂河南方言，交流上的无障碍让许多人缺乏使用普通话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导致河南普通话使用比例略低于其他各省。

2.公民语言的习得状况

儿童在0～5岁处于大脑高速发育的时期，对语言信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极高的热情，能快速地摄入语言信息并与之发生生化反应。(屈社明，2003)如果此时习得的第一语言是普通话，则有利于提高我国语言规范化的整体水平。普通话作为最先习得语言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教授语言的一方是以普通话为主要的交际语言，也就是家庭成员中父母必须有一方以普通话作为与孩子交流的语言;二是家庭中有意识地培养孩子说普通话的能力。儿童语言习得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最重要的是语言环境的影响。社会的进步、经济的繁荣、人口的流动使更多的人认识到普通话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从小营造普通话环境，已经成为许多家庭很普遍的现象，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平时几乎不说普通话，但是在与幼小的孙辈们交流时也尽量使用普通话。因此与2000年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结果对比，无论城镇还是农村，最先说普通话的比例都有显著提高，城镇提高了11.49%，农村提高了6.5%;说本地方言的比例则大幅下降，城镇下降了28.85%，农村下降了12.90%。这说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已经成为推广普通话的强大动力，伴随大量外来人口，普通话、外地方言同本地方言相互碰撞，使得原来封闭的语言环境受到强有力的冲击。不同年龄组的数据显示，年龄越小，最先习得普通话的比例越高;年龄越大;最先习得普通话的比例越低，其中变化显著的是18～29岁年龄组，比2000年上升了9.70%，这与他们从小就有学习普通话的语言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其他年龄段的变化不甚明显。习得语言中出现明显的双语现象，城镇占15.42%，农村占5.92%。有些国家的孩子从小就学两种不同的语言，在中国同时学习方言和普通话并不冲突，0～5岁是孩子学习语言的最佳年龄，可以同时掌握方言和普通话两种不同的发音系统。根据年龄段数据的分布可以看出，年龄越小，双语习得的比例越高，18～29岁双语习得的比例达到23.35%。习得语言中出现双语现象说明语言环境的复杂性，也说明语言学习途径的多样性，除了父母(长辈)是最先习得语言的教授者，当今社会广播、电视、电影、周围接触人群等也是影响语言学习的因素。

(二)中原城市公民语言能力状况

1.公民语言的能力现状

由图2、图3可见，公务员、知识分子、学生和受教育程度在本科以上的群体选择使用普通话的能力大于本地方言，而工人、农民、进城务工者和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的群体使用本地方言的能力则大于普通话，这说明在不同的群体中选择何种语言跟他们的身份、地位、职业、受教育程度都有密切的关系。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公民语言应用能力的提升有了客观和内在的双重动力，双语和多语能力成为衡量人才的标志之一。国际地位的提升、对外贸易的增多、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对外语的学习，同时也表现出浓厚的外语学习兴趣。城市化进程中公民的外语能力怎样呢?问卷以简单的英语生活对话为题进行调查:(1)Hello，Iamgladtoseeyou!(2)Whatisyourname?(3)IsthisZHENGZHOU?Thankyou!Thankyou，verymuch!外语能力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学生(95.19%)，知识分子(84.30%)，公务员(79.35%)。第二语言的习得不同于母语的习得，必须依赖后天的教育和学习，受教育程度高，使用外语的能力显著就高(见图3)，高职位高学历的群体在外语能力上明显占据优势。数据中农民、进城务工者也具备一定的外语能力，中原是对外劳务输出的重要地区，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者开始重视外语学习，体现了中原农民已脱离传统封闭的农耕生活，不断用知识武装自己，以一种崭新的姿态迎接并适应社会变革的需求。

2.公民语言的交际状况

语言是重要的交际工具，数据显示，有74.8%的人在日常生活交流中既使用普通话，又使用方言，属于双语使用者。为了适应不同的言语交际场合，达到有效交流沟通的目的，人们会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根据交际内容、交际对象和交际空间的转换选择不同的语码进行交际，这也凸显了普通话和方言所体现的不同的社会价值和文化内涵。普通话是民族共同语，赋予知识、素质、文明的内涵;方言是地方母语，在情感表达、逻辑思维上更胜一筹。由于语境的不同，人们在不同的交际情景中使用不同的语用策略，从本次对中原城市的语言使用调查结果可知，城镇和农村两种语码交替使用者都占有一定比例，在家庭、集贸市场这些非正式场合，与家人、朋友交流喜欢用家乡话，在一些正规场合(单位、公共场合)对陌生人和同事则使用普通话，呈现出普通话和家乡话交叉并用的局面，使用场合和使用功能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和分工(见图4)。根据与交际对象的情感关系、身份地位的差别，人们会选择和转换不同的语码，在正式场合或是陌生人之间，普通话使用频率较高，顺序依次为陌生人之间(67.47%)→公共场合(61.68%)→工作单位(51.11%)→集贸市场(26.68%)→朋友之间(20.72%)→家庭(12.54%);在非正式场合或是亲戚朋友之间，方言使用频率高，顺序依次为:在家庭(83.13%)→朋友之间(76.35%)→集贸市场(73.46%)→工作单位(61.25%)→公共场合(45.34%)→陌生人之间(35.62%)，呈现出普通话和家乡话交替使用的局面。由此可见，社交场合的语言选用、语码转换显示了公民交际能力和对话语适应能力的提升。双语多语能力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便利与和谐，在交际过程中，人们只有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灵活地选择表达方式，才能更好地实现交际目的。随着国家对中原崛起战略的实施，河南与其他地区的交流日益加深与扩大，语码转换现象也日趋频繁，不同语码的使用和选择说明了人们交际能力的提升。

3.交际语言自评状况

交际语言能力是公民语言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公民的必备能力。语言能力是交际能力的基础，但是有了语言能力并不一定具备交际能力，还需具备语用策略、背景知识、文化素养等，只有这样才可以从一系列范围不定的可能性中进行可协商的语言选择，以便最大限度地接近交际需要达到的最满意的点(Verschueren，2000)。图5显示，每个行业在语言交际能力上都存在一定的障碍，公务员、知识分子、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较强，有交流障碍的人数为16.5%;农民、工人语言交际能力相对较弱，有交流障碍的占21.6%，另外每个群体中都有超过30%的人认为自己在交流上存在一定的障碍。图5与表3相对比，普通话程度高的群体人际交际水平明显偏高，恰恰说明语言表达能力与普通话水平、受教育程度成正比关系。沟通和交流能力大多是通过后天学习和实践锻炼得到提高的，普通话与方言相比不仅具有无法比拟的实用价值，还能提高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能力———交际表达能力，让更多的人具有文明和谐的交流素养，这也是城市化进程中公民文化意识提升的一个重要表现。

(三)中原城市公民语言态度状况

语言态度是指个人对某种语言或方言的价值评价和行为倾向(游汝杰、邹嘉彦，2004)。人们对于某种语言变体(语言或方言)的态度，反映该语言变体的社会地位以及使用该种语言变体的人在人们心中的固有看法(王德春，1995)。作为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在各年龄组都是占据绝对的重要位置，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几种语言，可见在这一点上人们的语言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而18～29岁年轻人对普通话的认可更是高达79.56%，认为说普通话的人优雅大方、魅力自信、文化程度高，普通话更适合正式场合跟上司、同事、陌生人交流。外语的重要性排在第二，超过本地方言，对于外语的评价和认可，大多是从实用或功利的角度出发。随着留学、出国、四六级考试、考研、托福、雅思等各种英语等级考试的要求，整个社会对外语的热情也持续升温。旅游、外贸经济和科学文化的推动和发展，让英语的地位越来越高，外语的使用价值和社会地位的理性评价，多取决于这种语言在使用中带给人们的社会价值。60岁以上的群体在情感态度上还是偏爱本地方言，占到38.05%，这跟他们成长的语言环境、文化传统乃至个人生活经历都有密切的关系，口耳相传，世代相承，乡音难改，亲情难断。外地方言所占比例不高，但也有一定的认可度，说明一些强势的外地方言，随着经济和文化的渗透，也会对本地语言产生一定冲击，比如粤方言、上海话等。

语言态度影响人们对语言的应用，包括语言的选择、教学、规范、规划和发展等(劲松，1999)。根据不同年龄对不同语言的认可度可以看出，年轻人在语言选择上功能因素大于情感因素，由于普通话和外语在升学、就业和主流社会中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显性威望，所以都能理性地认识到学习使用普通话、外语对自身的重要意义。而年龄偏大的人则以情感因素为前提，最先习得的母语方言和长期的方言情结所产生的语言忠诚，在短时间内是很难被改变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语言对经济的促进作用，68.49%的人认为有作用，只有4.22%的人认为没有。人们的语言认知态度，说明人们语言意识和语言能力都在不断地进步和提高。语言本身是一种人力资本，是在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具有同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语言技巧同其他技巧一样，可以看成是个人和社会通过投资能够获利的经济资源(Marschak，1965)。人们意识到，城市化进程中语言的经济价值一方面体现在个人价值上，语言能力的培养是个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体现在社会价值上，一个国家公民语言能力的整体提高，可以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公民语言能力提高了，国家语言能力才能提高，才能增强国家软实力，增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语言态度决定了语言行为，语言行为是语言态度的外在表现。表7数据显示，50.90%的被调查者表现出提升自身语言能力的强烈愿望，30岁以下的人群更是高达74.82%。城市化进程中许多人会面临职业、身份、地位、环境的变迁，只有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语言能力，才能快速地适应新的群体和新的语言环境。语言是群体成员身份和社会认同的一个显著标志，表7说明了大多数人希望通过语言的调整和提升，提高语言交际能力，减少交际障碍，提高认知安全，满足归属感或个性的需要，找到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事关中原经济社会的发展，事关科技进步和公民素质提高，对于展现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促进中原崛起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城市化进程离不开语言文字的参与，公民语言文字能力是加强城市文化建设的现实和必然要求，要建成一个高品位的现代化城市群，必须全面提升公民的语言素养，加强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否则城市化进程就将成为一纸空谈。从本项目的调查结果来看，中原城市化进程十年间，公民语言能力得到了广泛重视和快速提高，主要表现在:

(一)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缩短了城乡之间的差距

城市化建设让更多的人通过求学、就业、做生意等途径融入城市，人们交流范围扩大、交流程度加深，方言区原有的语言状况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和提高。2000年调查结果显示，河南城镇与农村使用普通话比例分别是52.79%和36.62%，相差16.17%。本次调查中分别是72.64%和58.98%，仅相差13.64%，说明方言区人们的语言正在逐渐由方言到地方普通话进而向标准普通话靠拢。但语言忠诚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特征，同样也维系着一个群体的人际情感，方言乡音的认同和语言能力的提升所形成的矛盾还是推普的工作重点。

(二)双语多语的使用成为公民语言能力提升的重要表现

双语多语的使用是文化融合、文明程度提高过程中一种有效的交际策略。普通话、本地方言、外语等多种语言的选择，并不是随意、机械的语码转换，而是为了适应不同的交际目的和动机而采取的有效调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语码转换这种语言现象将会越来越普遍，尤其在会话交际中表现非常明显。语码转换作为一种具备多种不同交际功能的语用策略，要求说话人能够随着交际内容、交际对象、交际语境的不同，灵活地选择、调整、运用、传达相互间的信息，进行有效的人际沟通。

(三)具有和谐交际的意识，用科学的交际范式进行有效交际

语言是交际工具，但绝不仅仅是交际工具，它还是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的角度看，公民语言能力的提升可以保证交际各方交流的一致性，从而提高交际效率，进而提高生产效能，促进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从文化现象的角度看，语言能力是人类族群认同的重要标志，语言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才能更好地传承、弘扬并发展国家和民族文化，提升国家的软实力(文化竞争力和影响力)，进而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具有和谐交际的意识，用科学的交际范式进行有效交际，才能不断适应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本文作者：王生龙、王劲松单位：新乡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