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探讨范文

【摘要】《腊尔山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研究》是一部研究苗族巴岱仪式祭祀与苗族传统音乐文化的著作，以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的历史变迁为脉络，从分析其产生的缘由音乐的特征中探讨苗族巴岱仪式音乐蕴含的文化内涵，对研究地方文化和民族音乐学学科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是根据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的发展现状，将其分为地域性——原生层、区域性——次深层和整体性——再生层的三部分进行解剖，并以纵横双视角的研究角度来解读全书。

【关键词】仪式音乐；腊尔山；音乐文化；苗族文化

在当下，音乐文化是民族音乐学科中研究的重点之一，仪式音乐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彰显了一个民族的“民族性”身份。作者通过对仪式音乐表演的观察，来探寻音乐的特征、形式、内容等挖掘背后的文化意义，采用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以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对巴岱仪式音乐的特点、文化变迁的路径、演变的影响以及音乐文化的特征进行详细的论述。

一、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的研究现状

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是从宗教祭祀仪式中演变而来的民间音乐，反映了苗族人民的生活、民俗、宗教信仰等，承载了苗族的历史文化变迁，是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少数民族艺术文化开始逐渐受到重视，苗族巴岱仪式音乐作为湘西地区的代表性民间音乐之一，受当地政府的重点关注，还成立了民族研究所，以便宣传少数民族文化及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苗族巴岱祭祀仪式的研究主要是文本的整理与收集为主。到了21世纪后，在西方一些新思潮和方法论的影响下，专家学者们开始对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的文本搜集、音乐活动的调查转移到了研究音乐文化上，将民俗学、宗教学、音乐学、人类学等学科运用于苗族巴岱仪式文化的研究中，对于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的研究无论是从方法论、切入点还是文化语境层面上均体现了跨学科的特点。以陆群、熊晓辉、魏育鲲、石寿贵等学者为代表，开启了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研究的新方向，用“祭祀仪式”来表述巴岱音乐的概念，展现了浓郁的地方民族志特色。主要是以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的源流和音乐形态、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流程、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的文化以及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的保护与传承、巴岱仪式音乐的综合性研究五个方面来研究。如熊晓辉的《腊尔山苗族“巴岱”祭祀仪式的兴起与传承》，陆群的《腊尔山苗族“巴岱”原始宗教“中心表现形态”的分径与混合》《苗族婚礼仪式中的“巴岱”身份考察》以及《苗族宗教仪式中的迷征现象考察——以“巴岱”过去仪式为例》，焦立峰的《苗族巴岱信仰中的道教文化因子初探——以腊尔山台地“巴代扎”宗教活动为例》等，但这些研究多为期刊论文，鲜少有针对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的专著与集成，熊晓辉教授针对现状撰写了《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研究》一书。熊晓辉教授的《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研究》是一部研究苗族巴岱祭祀仪式音乐文化较为全面、系统的著作。书中分析了在文化多元化的大环境下，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研究呈现出的多元状态以及在当代社会转型背景下的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的发展是怎样的。他采用共时与历时的研究思路，从非遗物质文化视野上运用音乐人类学的理论对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进行个案描述和理论分析，从苗族传统历史文化背景、巴岱仪式音乐的文化生态环境、形成与变迁以及巴岱仪式音乐表达的方式和特点上进行分层研究，挖掘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的重要意义。

二、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研究内容的层次

熊晓辉教授的《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研究》是根据著名人类学家梅里亚姆（AlanMerriam）提出的“音乐文化”的概念，对巴岱仪式音乐文化进行研究的著作，采用了田野工作和案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巴岱仪式音乐与其所处的文化环境，为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全书共分为十二个部分，从文化层的角度上看，可以将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研究分为三个层次：地域性——民间音乐文化层（原生层）、区域性——次生音乐文化层（次生层）、整体性——再生性杂糅音乐文化层（再生层）。

（一）地域性——民间音乐文化层（原生层）

一般是指有关“前现代”背景下形成的，同一条边境两侧呈定居状态的跨界族群传统民间音乐文化的研究[1]，但在这里指《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研究》书中早期腊尔山地区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的风格和特点。熊晓辉教授在书中先是从苗族传统文化上来分析了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的习俗和仪式祭祀内容的风格特点，熊晓辉教授在《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研究》中介绍到腊尔山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西北部，地势险且偏僻，又处于楚国境界受到楚巫文化的影响，有“喜巫崇鬼”的习俗，因此在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祭祀内容上大多为祭祖先和鬼神，具有浓郁的巫性特征，从当今的苗族巴岱仪式祭祀的程序中仍然可见，如巴岱在举行祭祀仪式前，主人家要在神案下叩拜祖先、神灵，许下大愿，[2]保留了原始祭祀仪式风貌。其次，从苗族巴岱仪式音乐从体裁上看，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是苗族社会演化汇集成的一种反映苗族特质的民族传统文化，是苗族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将生活、娱乐、劳作等融入自己的歌曲、说唱、戏曲、器乐与舞蹈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虽然在当下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苗族社会的内部结构发生了一定变化，但从苗族巴岱仪式音乐中仍然可以看见保持着原生型的文化状态。可以看到腊尔山地区苗族的人民的风俗习惯间接的影响到了苗族把岱仪式音乐的风格，体现了原始宗教音乐的地域性——原生层音乐文化。

（二）区域性——次生音乐文化层（次生层）

即因传统的国家政治、宗教、经济等横向传播交流影响而形成的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的研究。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是属于原始宗教音乐，但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本质上不变而内部结构上有所变化，所以将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划分为区域性——次深层的文化。熊晓辉教授在《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的文化研究》中提到，宗教作为一种跨民族、跨地域的文化现象，其发展过程必须同时借助横向传播和纵向传承两种不同途径。根据两种途径，熊晓辉教授先从巴岱仪式音乐的类系上分析了苗族仪式音乐发展的变化。苗族的歌曲经历了从对自然崇拜到祖先神灵的崇拜，苗族仪式音乐内容大多为古歌、祭祀歌、酒歌、椎牛巫歌、丧歌等与苗族原始宗教信仰有关的，而早期的苗族社会缺乏对大自然的科学认识，认为“万物有灵”，祈求的是自然界的庇护，所以判断出苗族的仪式歌曲是在出现有祖先的祭祀活动后才产生的，这也说明苗族巴岱祭祀仪式音乐是受传统宗教祭祀仪式而形成的。另外，熊晓辉教授在书中介绍，苗族的巴岱仪式歌舞与楚巫文化、耕猎文化、歌乐文化息息相关。另外，熊晓辉教授在分析巴岱仪式音乐手诀和巴岱仪式音乐的精段中提到，巴岱信仰被分为“巴代雄”和“巴代扎”两个支系，由于受到不同宗教文化的影响，祭祀仪式已经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异。巴代雄是以苗族原始宗教文化为祭祀对象，而巴代扎是以巫、苗、道、儒、佛等多元的宗教文化为祭祀对象[2]。两者在祭祀仪式、内容、形式、风格上有明显不同，也说明了苗族巴岱仪式音乐在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传统的国家政治、人为宗教、经济等横向传播的影响已经逐渐与其他文化合流，在保留自身传统原始宗教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展现了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区域性——次深层文化。

（三）整体性——再生性杂糅音乐文化层（再生层）

指现代——后现代背景下，受到现代民族国家上层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因素或外来的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互融现象的影响而形成的杂糅音乐文化的研究[3]。但在这里可以看作是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在当今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发展以及对新环境的适应。熊晓辉教授在《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研究》书里关于巴岱仪式音乐传承的形式与特点中提到，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的主要传承形式其一是社会传承，熊晓辉教授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由苗族原始宗教、巫教、道教、佛教综合影响及自我调适、融合其他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结果，具有与现实生活重合的原发性特点。[2]其二，家庭传承，靠父辈口耳相传并且传男不传女。其三，个人传承，通过传承人的师徒传承。前三种都是传统的传承形式，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苗族的巴岱仪式音乐传承发生了改变，受民族政策的影响，从社会、家庭、个人传承逐渐转变为学校传承，在传承的内容和形式上都融入了苗族音乐文化。其次，熊晓辉教授在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生态环境适应与苗族文化发展创新举措中谈到，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作为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着苗族人民的民俗生活、宗教思想、审美情趣和民族心理等文化生态现象，又是族群身份的象征，在以往的非遗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的措施中，往往是靠政府的扶持来培养传承人，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播，也从单一的保护手段提升到文化创意的层面上，以文化旅游业与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的方式来传播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例如，将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的“古老化”“椎牛歌”“椎猪歌”“傩愿戏”等转化为文化旅游业的素材，发展腊尔山本土文化创意产业，带动腊尔山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由此，反映出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的整体性——再生层文化。

三、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的纵横双维视角研究

任何一种音乐文本的生发过程都是经过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的纵向的传承（濡化）与横向互动（涵化）的坐标体系相互交集生发而成的一种音乐文本[4]。关于此观点，熊晓辉教授在《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研究》中也说到：“就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研究方法的创新来说，必须注意到原始宗教区别于自然宗教的一个重要特点，即认为宗教作为一种跨民族、跨地域存在的文化现象，其发展过程必须借助横向传播与纵向传承两个途径”。[2]熊晓辉教授既回望历史，以历史的角度对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文化研究给予梳理和观照，又着眼共时角度的多元景观，进行动静态研究，完善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的理论框架，将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放在历史文化语境下，通过大量历史文献收集以及田野实地考察，对历史发展中的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的形成进行梳理，苗族巴岱仪式音乐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巴代雄”与“巴代扎”两种支系，而造成苗族巴岱仪式音乐产生差别的主要原因是受中央王朝“改土归流”政策的影响，汉文化的大量渗入，逐渐实现了苗族“巴岱”原生性文化与儒、佛、道文化的混融，[2]具有一定人为音乐文化特征和性质。在谈到腊尔山苗族仪式音乐文化的变迁时，熊晓辉教授分别从苗族人民的原始宗教信仰的崇拜对象、苗族人民的迁移以及清王朝时实施的“改土归流”政策对苗族仪式音乐文化的影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的变化等进行历史梳理。根据史料记载，苗族的巫鬼文化经历了从最初的自然崇拜到对自己信仰的祖先神灵的崇拜，腊尔山处于“蛮楚”地区，盛行原始的巫术巫风，因此苗族文化中蕴含了浓郁的巫文化因子，音乐上也带有巫性特征，又受秦汉至开元时期的战争与迁移的影响，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的内容大多是在反映着苗族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是其族群历史文化的表征。再到清朝时期的“改土归流”政策下，汉文化的融入使得苗族巴岱仪式程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体现了苗、汉文化的认同等。从这一系列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熊晓辉教授对巴岱仪式音乐文化历时维度的把握，采用的是历史的文本与口头文本相结合的方式，在增加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纵深研究的同时，又可以将读者带入动态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来了解巴岱仪式音乐文化。就方法论而言，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研究是“定点与多点”“静态与动态”“解释与理解”等方法的综合性研究。熊晓辉教授运用民族音乐学“研究文化环境中的音乐”这一方法原则，为了避免陷入纯粹的语言学研究框架对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进行整体、全方位的研究，以历时与共时结合的研究思路和宏观与微观的角度考察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的起源与嬗变。先是把巴岱仪式音乐文化放在历史的动态环境语境下对巴岱仪式音乐的传统文化、生态生成等进行整理，分析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的文化的变迁路径，后又利用巴岱仪式音乐符号为线索在定点与多点的共时性层面上展开研究。从巴岱仪式音乐的传承的形式与特点上看，熊晓辉教授从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的形式中，掌握巴岱仪式音乐发生的根源，并利用传承的特点来挖掘出苗族巴岱仪式音乐原始的仪式原型，认为腊尔山巴岱仪式音乐的传承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要了解这一音乐文化风貌，必须要着眼于它的历史背景。从它所处的本体语境空间，以及所展示的音乐行为的整体环境和文化意义着手。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在流行和发展过程中是由于生态环境维护的缺陷以及地域的交通不便和民族与地域的文化差异造成了传播的困难。其次，苗族巴岱仪式音乐自发产生于苗族原始社会并遗存于现代社会的各种原始宗教形式中，在发展过程中受周边汉族和土家族的音乐文化影响，是融入了儒、道、释、巫的“多元一体”苗族民间宗教音乐，具有跨民族和地区的原始宗教文化现象。熊晓辉教授将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与其支系的音乐和土家族梯玛仪式音乐进行比较，了解到苗族巴岱仪式音乐与土家族梯玛仪式音乐虽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都受到其宗教的影响，在宗教教化信义上趋向统一。从以上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当下社会的急剧变化使音乐生存于多重复杂的关系网之中，巴岱仪式音乐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巴岱仪式音乐与仪式信仰的关系、巴岱仪式音乐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关系等，都是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形成、变迁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多维度的去观察对各种与之产生互动关系的事项进行动态考察，才能更好地了解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拓宽苗族音乐文化传承途径与保护方式。

四、结语

《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研究》主要是采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同时借鉴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方法论进行研究，从客观上梳理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的脉络。其中的创新之处是，熊晓辉教授把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的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将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看作独立的研究对象。另一种则是把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看作是一个研究视角或研究的范式，从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形态中做深入的文化阐释。腊尔山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研究的新思想和观念为民族音乐的研究提供了更多新思路，引导更多学者对民族民间音乐艺术历史的构建的关注与反思。

作者：邹宗容 单位：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