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对现实主义电影的启示范文

摘要：2018年凭借真人故事改编的影片《我不是药神》上映，实现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该片的成功主要归功于电影题材对社会新闻的艺术性再创造，同时影片对于其人物形象的塑造、叙事模式与策略的完美融合和对矛盾冲突的把握都有其独到之处。“药神”的崛起，为我国当下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与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对电影行业的蓬勃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关键词：人物形象；叙事策略；矛盾；现实性

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

影片中对卖药小队的塑造各有千秋，但对主人公程勇的塑造可以直接表达与深化电影主题，特别是前后形象的转变，从一个自私窝囊趋利的小商贩变成了一个无私无畏的大英雄。这种形象的“进化”伴随着观众感情的深入。《我不是药神》塑造的英雄人物就是我们身边平凡的小人物，他不会呼风唤雨，相反，他有血有肉，会自私会趋利。正是这种贴近生活的形象，当他转变为普度众生的“药神”时，才会给观众和社会带来震撼心灵的冲击。

（一）窝囊的市侩小民

《我不是药神》第一阶段对程勇的刻画着重表现他窝囊的一面，衣衫不整一脸颓废，房租交不上，神油卖不出去。医院里是半身不遂吃饭还要有人喂的父亲，婚姻上面临离婚和孩子抚养权丧失的风险，这就是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开始的处境。影片接下来讲程勇与妻子关于孩子抚养权的谈判，商谈之中程勇欲动手打女人，女人说：“打吧！这些年你打的还少吗？”一句话把程勇的窝囊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后来他出手打了律师，还失手推了妻子，此时看来程勇好像“威风凛凛”。但后来到警察局之后，程勇没有了刚刚打人的嚣张气势。面对找他算账的小舅子，程勇畏缩地躲在墙角。这一幕导演用一个全景镜头把程勇放在画面的中间，表现了程勇面对生活时的渺小，画面的割裂感也很强，至此，一个窝囊的主人公形象就塑造完毕。

（二）自私趋利的商人形象

影片一开始就对程勇趋利的形象有所塑造。在生活的压力下，程勇冒着犯法的风险答应吕受益前去印度买药，此次买药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赚钱给父亲交医药费和改善窘迫的生活，这里体现了程勇趋利的性格特点。正如他给印度药厂的人所说那样：命就是钱。此时他的脑海中已经被金钱充斥着。后来，在卖药小队的帮助下，程勇顺利拿到格列宁中国权。他靠特效药的低买高卖，迅速赚到一大笔钱。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卖假药最高被判无期，他犹豫并且放弃了。他把渠道卖给假药贩子张长林，同时被卖掉的还有万千慢粒白血病人的希望和信赖。在一个雨夜，程勇在酒桌上宣布从此不卖药了，起初大家都以为是酒后失言。直到被逼问时程勇脱口而出：那他妈关我什么事啊，我就是个卖神油的，我管得了那么多人吗？至此，一个趋利自私的市侩商人形象塑造完成。

（三）醒悟的英雄形象

在得知吕受益病重后，程勇的心有些动摇。到后来吕受益为了不拖累家人选择自杀，程勇才如梦初醒。他这时明白因为他的放弃，众生陷入涂炭。在走廊上，程勇看见的是之前受过他恩惠的患者们。全程手持拍摄走过漫长的走廊，窒息感让人崩溃。患者们目光冷漠的看着程勇，他之前受到的尊重荡然一空。后来程勇召集原班人马重新卖药，此时程勇的形象向着责任感而转变。程勇的出发点从单纯为了赚钱转变为想要为绝症患者考虑未来，此时的程勇要价只卖500，自己赔上成本只为救人。

（四）无私且疯狂的药神

最后一次转变是黄毛被夺去生命也是程勇封神之时。吕受益的自杀使程勇产生愧疚感，而黄毛的离去却让程勇彻底陷入疯狂。在警局他大声质问曹斌：“他才20岁，他就想活命，他有什么罪？”这时，被逼到墙角的是曹斌，和影片开始因打人被逼到墙角的程勇形成对比，突出此时程勇高大的形象。他再次决定卖药，不料此时印度仿制药厂被查封，程勇只能从市场上2000元一瓶收购格列宁，可他仍然卖给患者500元，并且，此时他把卖药范围扩大到全国。在他把孩子的抚养权交给前妻之后，他彻底成为了一心只为患者的“疯狂”的药神。后来东窗事发，程勇被抓。在法庭上，程勇没有为自己辩解一句，而是继续为万千吃不起天价药的慢粒白血病患者发声。因考虑到程勇走私假药是为了救人而非盈利，程勇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在被押送到监狱的路上，所有被他帮助过的患者都来看他，只是此时他们的眼中满是敬畏和希望。程勇在人群中看到了思慧，老刘甚至看到了吕受益和黄毛。这是影片的升华部分，程勇因帮助人成为药神，可以跨时空与死去的人相视。至此，一个无私高大的英雄形象塑造完毕。

（五）小结

简单来说，对程勇的塑造分了四个阶段：第一、二阶段勾勒出一个自私趋利的市侩小民形象；第三、四阶段变成了无私与伟大。影片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人物形象刻画的非常饱满，有阴暗和光明对立，这样的人物更像一个现实中的人。当今，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是我国电影市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中对人物形象的再造起到关键性作用。《我不是药神》的塑造极为成功，主题表达清晰。通过对底层人物的刻画，通过对程勇前后转变的挖掘，将镜头对准城市的边缘，这样的现实主义电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二、叙事策略

（一）社会真实事件的再加工

导演文牧野在采访中表示，他认为好电影有三个标准：娱乐性、社会性和灵魂性。《我不是药神》就是对社会热点的艺术性加工。首先，影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人物原型陆勇因吃不起天价药转而购买印度仿制药，并且为病友代购。后来被抓，在病友联名信的保证下，陆勇被无罪释放。这件事就促使导演把镜头对准了慢粒白血病人这个群体，根据“陆勇案”进行艺术加工，用电影来反应相关社会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后来，李克强总理就抗癌药做出批示，降低抗癌药生产进口税，实行国家统一购买。这是《我不是药神》另类的成功，也是现实主义电影最后所要实现的追求与目的。在当下流量盛行的时代，制作者们更倾向于把资金投入到风险低收益大的IP市场背景下，而现实题材的可发展性较小。《我不是药神》之前就有一些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但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但是《我不是药神》从关乎民计民生的社会问题出发，提出问题并试着解决问题。在现实主义电影本土化的过程中，聚焦慢粒白血病患者群体，刻画底层人面对天价药的无奈，引起观众共鸣，这也是《我不是药神》可以成功的原因所在。

（二）线性叙事结构

线性结构就是根据时间线，追求故事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影片以程勇的转变为核心，以三次印度之行为叙事线索，把程勇的目的以及转变的契机都穿插在印度购药途中。第一次去印度为了父亲的医药费和妻子对孩子抚养权的争抢促使陈勇走私药物，目的是盈利；第二次去印度是为了救吕受益的命，但最后还是晚了一步；第三次去印度是为了救万千患者的命，这次不为盈利只为完成对自己的救赎，同时帮助买不起药的患者，让他们看到生的希望。这种单一的叙事结构，大大满足了观众对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要求，同时让观众直面现实的真实与残酷，更易引起观众的共鸣。线性叙事，强调因果相连的戏剧冲突以及圆满的大结局。《我不是药神》用这种起承转合清晰明了的叙事结构，使观众无需费脑就可以对剧情的发展一目了然，用一种娱乐性、商业性、艺术性的镜头语言，把一个社会热点问题抛向观众的对立面，从而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这就是现实主义商业电影所需要做到的，在盈利与传播意义之间的平衡。

（三）叙事风格

叙事风格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影片前半部分的风格偏诙谐搞笑，比如程勇售卖效用不大的印度神油，在印度走私时在甲板上和人爆笑的对话等。再到后来程勇赚到钱后，用钱让酒吧男大秀钢管舞，这些都是影片笑点所在。但是这些笑点不是单纯为了搞笑而搞笑，而是为了用搞笑的语言表达对社会各个阶层中的各种问题的深刻讽刺。影片进入后半部分，叙事风格变得正向。比如曹斌面对法律与道德的纠结；老奶奶哭着说的一番话：“谁家还能没个病人，你能保证你一辈子不生病吗？”这些话就像一根刺扎到观众的心底，包括假药贩子张长林被抓后，最终也没有暴露程勇的踪迹。张长林犀利的话语：“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吕受益的自杀、黄毛的车祸离世为影片笼罩上一层悲怆之感，以及最后千人送行，无不在悲伤之下传递出一种正向的情感。

三、影片的“矛盾”情与法的矛盾

贯穿影片始终，情与法一直存在并且处于抗衡状态。首先来看，最大的矛盾在于主人公程勇。在道德与法律的双重夹逼之下，程勇也经历了心理上的巨大挣扎。在第一次用走私格列宁赚到钱之后，程勇创办了自己的工厂，并且每个月有几十万的利润。此时家人已经过上了更好的生活，程勇也已经成为了他以前最想成为的人。可面对黄毛与吕受益的现状时，从程勇缓缓吐出的烟圈来看，他的心里并不平静。直到最后面对吕受益的自杀，程勇决定继续卖药，并且是无利润售卖。在黄毛死后，他更是从印度市场上以2000元购进格列宁，但仍然以500一瓶赔钱售卖。这一行为背后诠释了其心中秉承的道义，事实上，每个人都是凡人。在面对道义与法律的选择时，往往会犹豫、会挣扎、会逃避、会退缩。正如同程勇所说：“我管不了所有人，我不是药神。”但是在生与死、法与情之中，面对慢粒白血病患者的困境与挣扎，程勇毅然选择了自我牺牲，此时的程勇就是所有病人眼中的“神”。同时，面对挣扎的不止有程勇，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曹斌。曹斌作为警察，代表的是法律。法律保护医药专利，禁止走私贩卖假药。曹斌作为执法者，自然要维护诺瓦公司的专利权不受侵害，更要维护法律神圣不受侵犯。但当一位老人拉着他的手告诉他：“我不想死，我想活着。你能保证你一辈子不生病吗？”曹斌还是陷入了一个矛盾的境地，矛盾的仍然是道义与法律、同情心与法律。在洗手间，他望着镜子中的自己。此时现实的曹斌是法律的守护者，但镜子中的他却是道义的化身，最终他还是望向镜子中的自己，放走了那些患者。曹斌依照法律，抓捕程勇，会损害万千慢粒白血病人的生存之路；放走程勇，又会触犯法律。最终在法庭上，镜头多次对准曹斌，他的纠结、焦虑、矛盾充斥在人性与原则之间。

四、影片的现实性

回顾《我不是药神》，其精髓与核心在于从小人物出发，以平民的视角讲述挣扎在底层人民的现状，为的是推动现实社会中医药方面的改革。看完《我不是药神》，观众大多会流泪。但泪目过后，观众不免陷入沉思。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医药领域，聚焦社会弱势群体所面临的生活困境，这就是影片想要达到的效果，这也是所有现实题材电影的最终目的。《我不是药神》的成功，在于对现实明暗话题的多维度剖析，以调动观众心中对医疗设施不完善、社会法制与道德的冲突点和人性的自私与冷漠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尤其是电影中：“我不想死，我想活着”“他才二十岁他就想活命，他有什么罪？”“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这些直达灵魂深处对人性的拷问，《我不是药神》就是把人性最脆弱与不堪的一面剖开给我们看，最大限度呈现了无奈的真实性，构建了一个挣扎与矛盾的场域。同时构筑了一个远远超出影片本身的价值王国，扩大了叙事的张力，以求和观众甚至和社会达到灵魂深处的共鸣，增加了影片作为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人文关怀与思想深度。而在基于对现实热点题材的改编上，《我不是药神》挖掘了更深度且更具类型化的表达技巧，这些技巧也为当下国产现实主义电影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无独有偶，现实主义电影在观影群众中一直处于很高的话题讨论度，如《红海行动》等电影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如此看来，聚焦于热点话题并对其进行艺术加工的影片会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电影发展的趋势。因为这些电影可以更好地调动观众的情绪，引发大众对社会的思考。而对于影视工作者来说，想要创作出脍炙人口的现实主义作品，不仅要深入观察社会中的现象，聚焦社会问题，并且要挖掘出社会问题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有深度且值得大众回味的电影。

五、结语

《我不是药神》从生活中的事着手，将新闻事件转化为影视作品，紧扣社会民生痛点，将目光对准城市边缘弱势群体。作为一部现象级的现实主义电影作品，《我不是药神》有着明晰深刻的主题表达、完整的叙事模式、饱满丰富的人物形象和带有社会现实性的矛盾挣扎。通过这些完成了对社会底层人物的刻画，呈现出不同以往现实主义电影中的人物形象，边缘弱势群体更能引起大众的同情，从而引发对医疗保障这一民生民计的讨论。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中，《我不是药神》为现实主义电影提供了一个优秀且值得借鉴的电影范本。

作者：付文静 单位：河南师范大学